汪精卫原名汪兆铭，1883年出生于广东三水。早年投身革命，曾冒死刺杀清摄政王载沣，一举成名。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情，成为辛亥时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
1901年汪精卫18岁和二哥兆铉参加广东番禺府试分别获得第一名和第三名，受到学督朱祖谋的赏识，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聘为西席。
1904年，汪精卫参加广东选拔赴日留学考试，考取了留日法证速成官费生。在日期间读了很多民权思想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书籍，彻底地改变了他的思想有了变法求新的意识。毕业后两广总督岑春煊让他回国筹办广州政法学堂，遭到汪精卫拒绝不愿回国。因成为革命党，被逼与家庭与婚姻决绝了断。其未婚妻并未接受退婚，终身未嫁，孑守一生。
1905年夏，孙中山来日本聚集革命力量，七月中旬汪精卫拜会了孙中山。一番谈论，深深地打动了汪精卫。7月30日，孙中山邀请旅日华侨和留学生70多人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诸人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汪精卫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20日在赤坂区召开了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体现西方三权分立的精神。入会开始汪精卫就担任评议部部长，可见孙中山对汪精卫青睐有加。
康有为、梁启超成立了“保皇会”创办了《新民丛报》宣传他们的思想，同盟会成立后与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并筹办了《民报》作为阵地。汪精卫、章炳麟、陈天华、胡汉民、朱执信和宋教仁等都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
1907年，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准备“经营南洋，边陲起事”。汪精卫孤身带孙中山手书到南洋筹款，奔走南洋，筹款了相当可观的款项，组织了同盟会分会一百多处。在槟榔城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南洋巨富之女陈璧君。
1907年-1908年两年间，同盟会多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告终，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对于前途渺茫,意志消沉，同盟会也四分五裂。汪精卫决心与虏酋拼命，籍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多次阻拦，汪精卫扬言:如果谁要阻拦，就以陈天华为榜样，滔海自尽。为此汪精卫撰《釜薪观》，认为革命犹如做饭，需要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在《告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他们选择刺杀对象也是一波三折问题不断，初欲入粤杀李准，但是同盟会在这里又军事行动，为不打草惊蛇只好放弃了目标。后又决心杀端方，埋伏在车站却扑了个空，端方坐轮渡走的海路。最后决定去北京，汪精卫临行前，咬破手指，以血书赠胡汉民: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1909年12月汪精卫、陈璧君封入京，本打算炸庆亲王奕劻，可庆亲王出门戒备森严，没机会下手，只好作罢。又打算炸从欧洲考察回来的载洵和载涛，在前门车站等半天，红顶花翎太多分不清目标，又只得作罢。最后，他们决定擒贼先擒王，炸大清摄政王载沣(宣统帝薄仪的亲生父亲)！
摄政王每天上朝都从鼓楼大街经过，计划在鼓楼前的矮墙投掷铁罐炸弹，不巧又遇鼓楼大街翻修马路，载沣改变了上朝的路线，计划搁浅。最后确定在银锭桥埋炸药，刺杀载沣。第一次炸药都埋好了，电线却短了几尺，不得已收拾重来。因为发现桥上又行人，没顾得上的拿回炸药，就匆匆离开。清政府根据弹壳线索逮捕了黄复生，顺藤摸瓜之下抓住了汪精卫。
汪精卫入狱后，写下了数千言供词，叙述了被捕过程，揭露了清政府玩弄立宪之虚伪。在狱中写下了多首诗作，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极尽慷慨豪迈之情怀。
当时革命形式发展迅猛，清政府怕杀了汪精卫会因小失大，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也出面力保，希望能感化汪精卫。最后在肃亲王的大力斡旋下，汪精卫和黄复生被判永久监禁。
同盟会开始了积极营救行动，陈璧君花费巨金买通狱吏，给汪精卫捎去鸡蛋夹带亲笔所书“忍死须臾”，告诫汪精卫等待救兵到来，汪精卫喜出望外回血书“信到平安”。对于陈璧君的手书，思索后认为“冰如手书，留之不可，弃之不忍，乃咽而下之”。随后填了一首《金缕曲》送与陈璧君，表达忧国忧民的心理及对陈璧君的眷恋和感激。
1912年4月的一天，陈璧君和汪精卫在上海正式结婚，婚后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划向了另一个极端。
陈公博感叹道:汪精卫离开陈璧君干不了什么大事，但没有陈璧君也绝对坏不了大事。1912年，汪精卫提出六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抽鸦片”随后相约友人赴法留学。
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了，孙中山急电把汪精卫和陈璧君召回国内，劝说革命党人放下武器，提出三项条件与袁世凯议和，被袁世凯无视并武力镇压了这次革命。汪精卫见势不好，急匆匆逃回了法国。
1915年，袁世凯称帝回国参加第三次革命。
1917年，“护法运动”前夜，汪精卫再度回国。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被孙中山召回南方，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总理信徒”这时只是初露头角，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观音山总统府，这件事成全了两个人，永丰患难的蒋介石，随后随侍孙中山左右的汪精卫。都得到了孙中山的器重，登上了最高的政治舞台。
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这期间汪精卫自始至终都是拥护孙中山的决定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由汪精卫润色，其他文件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成为孙中山的文胆。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曹锟，逐薄仪，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汪精卫先行进京做好布置，孙中山率一行人则绕道天津。抵达北京后孙中山病情加重，1925年三月离世。汪精卫受命记录孙中山遗嘱，不久在国民政府改组选举中自己投自己，全票当选了国民政府主席兼落实委员会主席。在演讲中宣布主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同年廖仲恺被刺杀，胡汉民被逐出国。，汪精卫大权独揽。正当他暗自高兴时，蒋介石却趁机成为军事实力派，成为汪精卫的威胁。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召开一大四次会议，对汪精卫作出处分，开除党籍六个月，开除中央委员职务，并不得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任职。汪精卫做出反击，召开国民党二大，宣布接受一大宣言及总理遗嘱，接受联俄、联共、扶住工农，以纪律制裁西山会议派。
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造成恶劣影响汪精卫虽然不知情，但被迫引咎辞职出国就医。汪精卫出国后蒋介石很快独揽了军政大权。
1926年，北伐军攻克两湖和江西，左派认为定都武汉，蒋介石为自己计，力主定都南昌。扣留中委，形成第二中央。
1927年，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免去蒋介石所有职务，一致要求汪精卫销假复职。给了汪精卫东山再起的契机。汪精卫由法国归国，一方面奉武汉国民党政府为正统，另一方面与蒋介石秘密会晤疏通意见。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合发表了《告两党同志书》的联合宣言。陈独秀公开声称放弃了无产阶级政纲--无产阶级专政，汪精卫宣称“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宣言遭到蒋介石等人的责难，只能国民党，没有共治的可能。
汪精卫明白只有保持左派身份才能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在武汉以左派领袖高呼: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随即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武汉则靠不住了，汪精卫看到工农运动高涨，阶级斗争的开展动摇了汪精卫的政治根基和地位。汪精卫秘密召开了分共会议，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是为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汪精卫态度已经一致后宁汉合流，开始了国民党的权力斗争。宁汉加上西山会议派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汪精卫怏怏不乐回到武汉，拥唐生智与南京对抗，不久失败，南下广州，依靠粤系，形成宁粤对立的态势。中共发起的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南京方面指责汪精卫包庇共产党，汪精卫再次陷入困境，法国当局和蒋介石都劝汪精卫隐退赴欧。
在欧洲，汪精卫策划了由陈公博发动的改组派运动，并且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将反蒋牌聚齐起来，29年9月，张发奎通电反蒋，桂系、冯系、闫系将领通电响应，欢迎革命领袖汪精卫维护政权党权，汪精卫乘势归国。与蒋开战首失利，蒋系力量越发强大。张学良入关助蒋，以蒋介石的全面胜利告终。1931年1月，汪精卫颓然宣布解散改组派。五月在广州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和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又一次当上总经理国府主席，宁粤再次对峙。
日本侵华初期，汪精卫奉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公开为卖国辩解。亲日倾向越来越明显，日本开始拉拢汪精卫。
九一八事件爆发，东北沦陷，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要求东北军南撤。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宁粤和谈，广府取消，蒋介石下野。汪精卫离开广州去了上海。
1932年1月，蒋、汪在杭州秘密会谈，联袂进入南京。汪精卫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主军，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表面上是军政分立，然而蒋介石并不甘心军不干政，军事部、财政部、教育部的实权都掌握在蒋系人马手中；汪精卫也不甘示弱，铁道、实业等实权部门都在汪系掌握之中。
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当天，日本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大批军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陆续开到上海，27日，日本领事馆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人节节退让。1月28日，驻沪的十九路军在日军的挑衅下忍无可忍，奋起抵抗。蔡廷锴、蒋光鼐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打得日军三易主帅，日军死伤过万。
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却畏敌如虎，30日宣布迁都洛阳。汪精卫为迁都辩解说，政府是为了避免战祸，还要求各民众团体自动取消抗日名义，“以杜强邻之借口”，而且要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无意开衅。在淞沪抗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汪精卫却大泼冷水，说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而且组织上也幼稚不完备。言下之意，抵抗一定是会失败的。
汪精卫虽然口口声声说要有抵抗，可是实际上他在对日交涉上从来没有过任何抵抗，有的只是妥协投降。淞沪抗战后，在国民政府的退让下“中日停战会议”于3月10日在上海领事馆举行，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次长郭泰祺。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而日本在上述地区可以驻扎军队。消息传出，上海各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反对国民政府出卖上海，上海民众到郭泰祺的住所严词诘问，郭泰祺态度傲慢之至，激起了民众的无比愤怒，遂痛殴郭泰祺。汪精卫听说此事，电令上海市长张群：迅即查明下手凶徒，递解归案，严加讯办，如系出自不法团体指使，当即将该团体解散，并严究主名，以儆效尤。汪精卫的对日对内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由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抛出明显包庇日本的对“九·一八”事变的《国际调查书》时，汪精卫竟说“依赖国联并不错误”，“调查团报告书之观察，明白公允”。而在调查书里面明白地宣称“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犯中国，而是为了对付“赤色危险”，同时主张东北脱离中国管辖，设立“满洲自治”政府，由国际共管来代替日本的独占。调查书出笼，全国舆论哗然，冯玉祥、李烈钧、柏文蔚等群起指责，民众痛心疾首。
1932年5月，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讲《抗日与剿共》：抗日必先剿共，如诸葛武侯要出兵中原，必先平定南蛮。抗日只能问尽力与否，至于胜败利钝，始不能逆料的。剿共则要有最大决心。
1933年5月，黄郛根据蒋介石的委托，派代表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撤出在非武装地带内的驻军，非武装地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协定意味着国民政府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辽、吉、黑、热四省的合法性，并使得华北无屏障。在签订协议时，汪精卫就为黄郛撑腰：“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其冲。”事后，汪精卫为《塘沽停战协定》辩解道：有人说以前是不抵抗而丧失国土，现在则是由抵抗而丧失领土；以中国现在的国力，一开始就应该知道抵抗是不能得到胜利的。抵抗只是求得心安罢了。言下之意，抵抗是徒劳的，议和完全正确！
汪精卫的亲日倾向更浓了，对日事无大小，必躬亲之！1935年取消了抵制日货的法令，写了份与虎谋皮的《关于中日外交方针的报告》。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各中委齐集第一会议厅的门前摄影。蒋介石借口身体不适未参加，汪精卫站在正中的位置摄影。镁光灯刚刚闪动，记者群中猛然冲出一个青年，拔出手枪，向汪连连射击，汪中三弹应声倒地。枪声响后，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相继从礼堂内奔出，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汪妻陈璧君见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疑心此事是蒋所策划，第二天闯入蒋办公室哭闹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也不知道是不是手下人干的，一时十分尴尬。
枪手孙凤鸣是受抗日志士王亚樵指派暗杀蒋介石的，因蒋为出场，临时决定刺杀汪精卫，孙凤鸣受重伤后送医死亡。一颗子弹卡在汪精卫脊柱骨头上无法取出，医生预计汪精卫还能活十年。几天后汪精卫被解除行政院院长职务，汪系骨干都被赶出行政院，汪精卫感到大权已失，带伤匆匆去了欧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汪精卫对此十分惊恐，到处散布失败论调，他组织“低调俱乐部”、“艺文研究会”、“日本问题研究会”等组织，一边继续散布亡国论，一边积极从事与日本方面的接洽、投降活动。汪精卫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对蒋介石的准备抗战的主张汪精卫等持怀疑态度。
1937年底，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对外发表讲话，表示愿与中方交涉和谈。汪精卫唯恐“错失良机”，即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外交部长王宠惠商量，主张接受。但汪精卫没有决定权，于是要孔祥熙签字想造成既成事实，然后逼迫蒋介石承认。孔因为没有蒋介石面诺,不敢贸然行事。汪对此很不满，责备孔祥熙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反正国防最高会议大家都会同意，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的。“孔祥熙回道:“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汪精卫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怏怏而去。
在汪的周围聚集着一批人，他们对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十分反感。他们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周佛海组织的这批人在“前途未可乐观”的低调下组织了一个小团体。不要小看这个团体，里面可都是些名人:顾祝同、熊式辉、陶希圣、胡适、朱绍良、梅思平、高宗武等等。胡适还为这个团体取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低调俱乐部”的核心分子周佛海、陶希圣便向汪精卫、蒋介石献策:在思想文化战线建立一个与中共相对抗的“灰色文化团体”。汪精卫求之不得，而蒋介石此时虽已承认国共合作，但他并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也表示采纳。
1938年初，一一个披上灰色的伪装、执行反共媚日任务的文化团体一一“艺文研究会”在武汉成立。“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艺文研究会”根据蒋介石的面命，受汪精卫的指导,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它的活动经费则由蒋介石手谕军需署，从“军事特别支出”项目内，每月拨500万元。“艺文研究会”先后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就这样，“低调俱乐部”戴上了“艺文研究会”的华丽桂冠。
“艺文研究会”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用优厚的经费，通过付稿酬，送津贴，拉拢文化界人士。谁反共卖力，谁拿到的钱就越多。为了扩大影响，“艺文研究会’还资助一些人在各地办一些小报，开设国际编译社。主编樊仲云、朱朴、张百高、胡兰成等后来都成了汪系舆论干将。“艺文研究会”宣传的是所谓的“科学和理性”,就是要大家相信中国的科学不发达、武器不科学,因此大家不要为感情所驱使去抗战抗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艺文研究会”让汪精卫集团在组织上进一步得到扩大，而他们的“亡国论”更加甚嚣尘上,汪精卫明目张胆地反对抗日。他在武昌的一个训练班上发表演讲说:“打败仗要和，打胜仗也好和，到底总是要和”。
“艺文研究会”成立后，汪精卫和周佛海密议在汉口设立一个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的机关一一“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任主任，以便策进“和平运动”。
此时,汪精卫集团更显得倍受振奋。汪精卫同日本签订了“重光堂密约”密约是汪精卫集团的一份卖身契。他叛逃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投入日本帝国主义怀抱，同中国人民为敌，成为中国头号汉奸。
梅思平、高宗武在重光堂会谈之后,即返回香港。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从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汇报。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梅思平等人，连开了七八次会，讨论是否接受“密约”问题，急于当“第一夫人”的陈璧君极力主张接受。汪精卫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接受“密约”。派梅思平到上海向日本人做了答复，决定出逃。
汪精卫选择逃离重庆的路线，一是由重庆直飞香港，二是经昆明赴河内。由于汪身份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这样做有很大的冒险性。因而选择了经昆明赴河内这条路线。为避人耳目他们决定分散出逃:周佛海以视察宣传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汪精卫托词去昆明讲演离开重庆，陈公博自成都飞往昆明。陈璧君的远房侄辈陈春圃打前站先走。29日汪精卫一干等人，乘包机从昆明抵达河内。
汪精卫叛国投敌蒋介石对他软硬兼施。军统奉命刺杀汪精卫，不料曾仲鸣做了替死鬼，汪精卫又逃过一劫。汪精卫公布了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记录，泼了蒋介石一身脏水。犹如一发冷炮，打得蒋介石暴跳如雷。蒋骂道:“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他急忙赖账，并大造舆论,说这是捏造污蔑。又命戴笠再组织三个暗杀组，日夜兼程，开赴河内。
汪精卫在地下室里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连续两次向日本驻河内领事馆求救，日本领事馆答应马上与日本政府联系并让汪精卫耐心等待。
4月25日夜晚，汪精卫收拾细软，越南当局出动警察，自汪宅至码头沿途严密保护,汪氏一伙慌慌张张离开了越南。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汪精卫一伙在东京等待了10天，对于日本政府的决定却蒙在鼓里。6月10日,他才接到通知去拜访平沼,以后又同海相米内，特别是在汪与板垣的两次会谈中，了解到日方的某些真实意图，使他失望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没有一兵一卒，只能听凭日本的摆布。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
汪精卫卖国集团一面大造“和平运动”的舆论,一面招兵买马，只要能赞成其卖国主张的人，都被视为“同志”，来者不拒，悉数搜罗。先来附汪投敌的有赵尊岳、岑德广、傅式说等人。汪精卫集团在上海设立了各种招兵买马的“驿站”，其中有威海卫路“太阳公寓”的“招贤馆”，亚尔培路20号的“财政经济研究所”，愚园路的“经济资料室”。
他们对重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地下组织也进行拉拢、收买。通过岑德广、傅式说等人游说,不少人投入了汪精卫集团。汪精卫集团还网罗汉奸到上海来参加和平运动”。被网罗来的有康有为大弟子徐勤的儿子徐良;曾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甘肃省政府主席等职的刘郁芳;曾任北平卫戍司令的鲍文樾;曾任东北军骑兵司令的郑大章;曾任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的参谋长的杨揆一;曾任北洋军阀靳云鹏部师长、国民党军师长的刘培绪等人。
汪精卫又命刘培绪去北平，打起“中国在乡军人协会”的旗帜，采取“征求会员”的方式招募了2000多名国民党散兵游勇带往上海。汪精卫依靠这些人在江湾镇成立了“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汪精卫自任团长，培养汪伪军骨干力量。
汪氏集团在为世人舍弃的情况下，却以特工打天下。
汪伪特工组织的始作俑者和主要头目是李士群、丁默邮。李、丁二人都是共产党的叛徒，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加入国民党，后发现日本势大投靠日本，做了汉奸。招兵买马，收买和招纳了一批地痞流氓，租界巡捕“十弟兄”，国民党特务、党棍，作为骨干。汪精卫到上海后，全盘接纳了丁、李的特工组织。
丁默郟、李士群汉奸特务组织便选定沪西极司菲尔路76号为新的剿穴，这便是后来上海人一提到便无不谈虎色变的汪伪特务魔窟。
76号开张后，丁、李一伙肆无忌惮地迫害抗日爱国志士,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流血惨案。76号始终与血腥、黑暗、毒辣、卑劣相联系。76号以残忍的恐怖手段，使汪的活动充满了血腥味。丁、李一伙还越出政治暗杀的轨道，在上海滩大干绑票、栽赃陷害以及烟、赌、毒的勾当，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
汪精卫集团网罗了只有一个光棍的中国社会党领袖江亢虎，另一个是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诸青来。再一个是中国青年党第二流角色的赵毓松。汪精卫议“多党政治”装饰门面。“无党无派”人士有袁世凯的女婿杨毓诱,另一个是曾为孙传芳办过教育的赵正平。这批封建余孽、无行文人、洋场恶少、党棍政客，用来拼凑他们的中央政治会议的班底，召开了汪记“国民党六大”,汪伪群奸粉墨登场,汪伪政权终于在跌跌撞撞中正式建立。他积极配合日军“清乡”，推行“奴化教育”，开展“东亚联盟运动”，实行了一整套反动政策，甘当日寇鹰犬，鱼肉人民。
同王克敏、梁鸿志达成《决定事项》,拉了王、梁入伙。汪精卫同日本人签订了卖国的《日汪密约》，但高、陶的“叛变”却将之曝于光天化日之下。
多汪精卫多年枪伤突然复发，颓然倒下。西医手术不成功，陈璧君只好求助中医,刘一帖留下膏药一帖，谁知仍然是空欢喜一场。“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汪精卫病情恶化赴日就医，做削骨去毒手术，在进行手术的前半个小时，被院方更改为了实验性手术方案。术后以加强护理为由，拒绝陈璧君及其子女探视。因为脊柱骨渐渐变形，连头都抬不起来。日本医生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用一个特制的钢圈，套住汪的下颌,将他的头颅凌空吊起来，用机械的方法，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就像投环自尽一般。
汪精卫就这样,在病榻上待了3个月，直到1944年11月11日，汪精卫终于在无尽的痛苦中死去。12日遗体运回南京，经过汉奸们悼念后，埋于梅花山麓。陈璧君担心其日后被毁棺鞭尸，建造墓室是，加入五吨碎钢掺入混凝土，浇灌成厚厚的墓壳。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此墓。其棺木和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
汪精卫是不折不扣的投机分子和个人野心家，背叛了国家和人民，背负汉奸骂名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