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经历了许多曲折，终于走到了一起。在这个舞台上，拉开了大革命的序幕。合作的前三年，堪称两党的蜜月期——
大革命战火轰轰烈烈，两次东征消灭了陈炯明的势力，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两党携手北伐，革命力量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
在中共的帮助下，国民党省、市一级的地方党部日渐健全，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省市级党部负责人，得到了实质的锻炼。
英才辈出的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创立，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然而，正如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时预感的，党内两派“因主义而生误会，因误会而生怀疑，因怀疑而暗潮……恐兆将来分裂，发生不良结果。”即使是在蜜月期，种种因主义而生的隔阂，也使两党摩擦不断。
如何处理这些摩擦？在中共内部不止一次地讨论过，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都担心树敌太多，孤立自己，而主张以退让求团结。甚至，他们在党内提出取缔“机会主义做官热”，限令已经当了县长的共产党人立即辞职，几度拱手让出了军权、政权。
随着共产党和工农阶级的壮大，由谁来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也不止一次地提出过。但陈独秀总觉得“无产阶级还很弱小”，不足以担起国民革命的重任。他曾经发文表白说，“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权的事”，共产党应首先帮助国民党赢得“二月革命”，再进行“十月革命”。
即便是在“中山舰事件”后，中共中央仍委曲求全，接受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整理党务案”中，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人辞职，更使得蒋介石一手控制了军政大权。
涌动的暗潮，最终在1927年演变成了血腥屠杀。3月间，在蒋介石控制的江西地区，爆发了一连串针对共产党的暴力事件。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紧要关头。
本来，陈独秀已经动了罐破水洒的念头，在蒋介石抵达上海的当天上午，准备了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他称“这个斗争比暴动意义更大”。
在中共中央的摇摆中，蒋介石率先动手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上海血流成河，宣告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合作的破裂。
随后，政局骤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南京另立政府，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势不两立。
中共“五大”便在这腥风血雨中召开了。1927年4月27日，82名代表冒着白色恐怖汇聚汉口，代表全国5.8万名党员共商对策。汪精卫应邀列席了大会。
大会第二天，传来李大钊在京被杀的消息，可谓当时严峻形势的真实写照。这时候，全党上下最焦虑的问题无疑是：如何正确认识复杂的局势，如何挽救革命。但是，据李立三回忆：五次大会中，国际代表的报告主要是反对“西北学说”，也就是中国革命要不要往西北发展的问题。
代表们茫然地看着犹太人鲍罗廷和共产国际新派来的印度人罗易为了中国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很多代表一头雾水，压根对什么“西北学说”闻所未闻。
陈独秀在会上做了6个小时的报告，却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瞿秋白虽然在会上分发了针对陈独秀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着重论述了领导权问题、农民土地、武装斗争问题。但李立三回忆说：“这本小册子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的严重注意，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没能挽救过来。”
这是最后的战斗
中共“五大”召开后不到一个月，长沙又发生了“马日事变”。至6月10日，湖南已是人头滚滚，流血千里，万余人被杀。
消息传至武汉，几乎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以往的宣传，已经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湖南是全国农运最成熟的地区，有400万组织起来的农民，5000多支枪，何以毫无还手之力？
用湖南农运领导人柳直荀的话说：“当时的共产党，只是一个太平时代的党，没有斗争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因此事变临头，手忙脚乱，一切计划全归失败”。中共湖南省委一度决定调长沙附近10余万农民向长沙进军，但在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下，又中途改变计划，下令撤退。结果，棋差一招，满盘皆输，竟被对方以一个团的兵力给击破了。
至此，武汉已经成为一个孤岛。
情急危殆，陈独秀却在检讨湖南农运中的“过火”行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还把斯大林让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建立军队”的紧急指示，私下给汪精卫看，幻想依靠汪精卫来挽救革命。他哪想到，紧急指示反而给汪精卫提供了“分共”的借口。
“黑云压城城欲摧”，曾经在口耳相译间促成了国共合作的张太雷，终于擦亮了双眼。这一次，他站在了起义将士的最前列。
6月初，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6月6日，张太雷还在《向导》发表了《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提醒战友：“暴风雨来了，我们要随时准备应变。”同月，中共湖南省委也提出了“上山”主张。
蔡和森起草了一份关于两湖问题的决议案，核心是“以进攻对付进攻，以暴动对付暴动，以政变对付政变”，要求武装农民，封锁和包围长沙。但这个决议草案却迟迟未获中共中央批准。
开始，陈独秀想退出国民党，“这意味着放弃一切”，遭到共产国际反对。摇摆之中，中共中央自行解散了工会纠察队，通过了《对国民党关系方面退却的纲领》，为了拉拢国民党左派，简直是一退再退，退到了墙角。
还是毛泽东一语点醒梦中人。他说：“今日不保存武力，则明日事变我们即无办法。”陈独秀终于决定“上山”，却为时已晚。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常委会改组，陈独秀长叹一声，挂冠而去。他说：“共产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了。”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叶挺的第十一军和贺龙的新十二军，在周恩来、谭平山、朱德等人的领导下，准备在南昌发起暴动；毛泽东也去了湖南，准备湘南暴动；张太雷奔赴广州，组织武装起义。
起义的烽火在各地点燃。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地领导战争和创立军队。秋收时节，由毛泽东率领的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工农，举着镰刀斧头，向平浏直进。
12月11日凌晨3点半，广州起义爆发。天亮前，起义军已占领了珠江北岸大部分市区。下午，得知敌军正向总指挥部扑来，张太雷急忙同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乘一辆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
汽车行至惠爱西路，前面突然出现了一群穿便衣拿枪的人，缺乏经验的警卫和司机还以为是赤卫队员，没有防备。最终，张太雷不幸身中三弹，喋血在广州街头。
张太雷是中共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瞿秋白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写道：“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源泉！”
据统计，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在“清党”名义下的共产党人多达2.6万余人，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幸而，在血与火中转变的，不仅仅是张太雷，共产党人已经看清：“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其结果是，“自愿地放弃了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毛泽东语）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失败的大革命，亦是中国共产党人认清革命目标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