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恩怨:豪贤路的第一家族

在豪贤路,曾经有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绕不过去的家族——汪氏家族。

汪氏家族来自浙江山阴,第一个入粤的是汪伦秩(1709—1769),字攸五,号幼湖。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举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到广东长宁县当知县,到任才50天就去世了。他欠着官银数百两,家属无力偿还,因此无法返回山阴。知府知道后,感叹他是一位清官,代他偿还了欠银,资助汪家把汪伦秩遗体运回家乡安葬。

汪伦秩的三子汪炌(1756—1832),字明之,号青川,在清道光初年(1820~1832年)入幕广东按察使司,亦卒于斯。其遗著《史忆》曾在清咸丰年间及1932年在广州印行过。

豪贤路

汪炌的长子汪云是清道光二年(1822年)举人,选授浙江遂昌县训导兼掌教妙高书院,著有《周易述义》《枕上草诗集》等书。汪云的儿子汪琡(1824—1897),字玉叔,号省斋。清同治、光绪年间曾先后在广东东莞、三水、曲江、陆丰、英德等十几个县当过幕客,著有《省斋诗存》一卷。

山阴以盛产师爷而闻名,当地不少文人都以游幕为业,多属聘请,不受札委。汪炌的弟弟汪金鉴和另一位儿子汪鼎都在广东幕游。汪鼎(1791—1854),字禹九,清道光、咸丰年间在广东顺德、清远、信宜、南澳等地为幕,著有《雨韭庵笔记》二卷。清咸丰四年(1854年),汪鼎殁于广州,归葬无期,遂埋葬于广州小北门外狮毬冈(这个地方现在是哪里呢)。

汪瑔:汪族落户豪贤路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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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鼎的儿子汪瑔(1828—1891),字玉泉,号芙尘,又号谷庵、无闻子,从小随父亲到广东,没有参加过科考,因此没有任何功名。清光绪元年(1875年)落籍番禺捕属司,他是汪氏家族中第一个落籍广州的。

汪瑔落籍番禺后,其子汪兆铨和汪琡的儿子汪兆镛、汪兆铭等,均随之落籍番禺。汪兆镛的自订年谱记,他是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生于广州城北天官里寓舍,府君时客电白县幕”。由此可知,汪氏家族在落藉番禺之前,已久居天官里(今豪贤路西段)。

汪瑔的年谱

汪瑔在清咸丰年间曾为东莞知县五福幕客,后历任阳山、东莞、番禺三县及廉、琼、潮、高、肇庆五府,共计16年。至清同治七年(1868年),五福卒于官任,汪瑔才另择他幕。

同治十一年(1872年),汪瑔入布政使俊达幕。潮州遇上天灾,官府擅自动用库银两千两赈灾。按朝廷规定,动用库银五百两以上,须先经朝廷批准。俊达不知此事如何善后,问计于汪瑔,汪瑔帮他出了一个主意,税契不是正赋,可备非常时期之用,用税契填补库银之数,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达俊采纳了他的意见,朝廷果然没有追问,以后其他各县都效仿这个办法,为赈灾开源。

汪瑔

清光绪元年(1875年)刘坤一任两广总督,延汪瑔入幕,主理洋务和中外交涉。当时西风东渐,洋务大兴,刘坤一想办一所西学馆,让官员拟定《西学馆章程》,交由汪瑔复议。汪瑔写了一份《拟设西学馆课士议》,从馆舍的设立,中西教习的延聘,招生前的中英文考试,录取后学生的生活补助,到分班教学原则,用西文西语课试的利弊,甚至连兼习测量制造之学的课程内容和购置仪器、机器供学生观摩实习等,都逐一提出修改意见,显示出他对西方思想知识和制度方法,并不陌生,俱有独到的见解。

其后裕宽、曾国荃、张树声继任两广总督,都对汪瑔极为倚重,视为“国宝”。曾国荃曾劝汪瑔不妨学左宗棠,以幕客身份参与军机大事,但汪瑔却敬谢不敏,自称只是一介书生,学不了左宗棠。曾国荃调离广东时,对汪瑔赞扬备至:“斯可为师表矣。”这话他说了三遍。但汪瑔对自己颠沛的一生,却有颇为苍凉的描述:“瑔年十三,禁烟之事起,未几而烽尘澒洞,世事益以敝,生计日以艰,辞家远游,衣食奔走,其间居围城,历军垒,涉风涛,犯瘴疠,如此者二十余年。”

汪瑔在豪贤街的住宅名为“随山馆”,位置在豪贤街西端,紧邻天官里。汪瑔的著作亦多以随山馆为题,如《随山馆猥稿》《随山馆丛稿》《随山馆词稿》《随山馆词续稿》《随山馆尺牍》等。清光绪间,汪瑔还自刻《随山馆全集》七种三十一卷、杜隽的《小樊川诗钞》二卷、《四家奏议合钞》四种九卷。

豪贤路西端,昔日随山馆之地

张维屏高度评价汪瑔的诗:“清圆如春莺啭树,矫健如秋隼盘空。言情写景,妙出性灵;慨乱伤离,时露风骨。当此盛年,进而不已,他日必将于风骚壇坫中,高置一席也。”

文廷式也盛赞:“汪丈谷庵今之隐君子也,其立身行志,傲然不欺,出于儒家,而其退然自居,不欲为天下先,则又得之于道家,故其为诗也,称物芳而志弥洁,出辞婉而情弥深,渊乎有忧世之心而在言逾孙,泊乎有高世之慨而与物无争。”汪瑔一生无功名,以幕客终,其诗词亦往往寄托悲愁失意的情怀,如《扬州慢》所咏:

三月春深,一帆客到,

酒边愁听琵琶。

正临江小阁,糁一片扬花。

算回首,旗亭别后,

短衣长铗,多少年华!

剩相逢无恙,青衫依旧天涯。

汪兆铨:十三中的开山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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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瑔之子汪兆铨(1859—1929),字莘伯,年少好学,与从弟汪兆镛少年时同在随山馆读书,19岁入海学堂读书,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举,当过广东陆路提督马维骐、水师提督李准的幕僚。不过,汪兆铨在历史上是以教育家著名,他当过海阳县儒学教谕,后来又先后被聘为菊坡精舍学长、广雅书院“总校”、广东学务公所议绅、广东高等学堂教务长、广东教育总会会长。是教忠学堂(广州市第13中学前身)的创办人之一。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汪兆铨与当过学海堂学长的吴道镕、当过越华书院山长的丁仁山,共同创办教忠学堂,其地借用广府学宫的孝弟祠。丁仁山担任首任监督,辛亥革命后,丁仁山离职而去,校长一职由汪兆铨接任。

十三中(原教忠中学)

1919年,广州市政当局扩筑文德路,教忠中学东边的校舍、操场以及附属小学都在征用范围之内。汪兆铨奔走呼吁,据理力争,终得政府同意在原广府学宫的贯道门建新校室和宿舍,在番山旁辟一操场,在贯道门的深柳书室旧址补建附属小学,还割让一些公地民房给教忠,开了赔修补建的先例。学校门口原在番山旁,出入不便,1926年在文德路旁开新校门。

汪兆铨执掌教忠中学16年之久,为这所学校的建设和教学倾注了大量心血。汪兆铨卒于1929年,有《惺默斋集》《苌楚轩诗集》传世。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纂《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在“教育先行传略”中,有汪兆铨条目。

汪兆镛:大隐于市的学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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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镛(1861—1939)是汪琡的儿子,字憬吾,晚号清溪渔隐。在随山馆长大,夙承家学,聪颖过人。清光绪十年(1884年)入学海堂专课肄业,是大学者陈澧的高足。次年举优贡生,以知县用。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岑春煊督粤时,延入幕府司奏章。岑春煊在官场上素有“居下则傲上,居上则凌下”的恶名,但对汪兆镛却青眼有加,保奏加四品顶戴,荐任湖南知县。但汪兆镛性情澹逸,精神所寄,多在经史、金石、书画、诗文,惟不愿做官。

汪兆镛

由于汪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加,随山馆渐渐显得逼仄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汪兆镛在豪贤街中段再买下一宅,自己一家搬去居住。汪兆镛为之感叹:“辛苦了几十年才可以自己住开,正如韩愈所说‘辛勤有此庐’啊!”(这种感叹,相信今天也有不少共鸣者)

辛亥革命后,汪兆镛以遗民自居,避隐澳门,以吟咏著述自适。1918年曾参与修纂《番禺县续志》。1939年7月28日病故于澳门。著有《稿本晋会要》《元广东遗民录》《三续碑传集》《微尚斋诗文集》《岭南画征略》等。

汪精卫:人尽皆知,就不必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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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铭(1883—1944)与汪兆镛是同父异母兄弟。字季新,笔名精卫,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汪兆铭的童年在随山馆启蒙。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在豪贤街去世,汪兆铭的生活只能依靠比他年长22岁的兄长汪兆镛。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汪兆铭、汪祖泽(汪兆镛长子)、汪宗洙(汪兆镛三子)、汪嵚(汪兆铨长子)及朱执信(汪兆铨的外甥)、古应芬、徐绍棨、胡毅生(胡汉民堂弟)等人,在豪贤街西庵书院组织群智社,集资购买各种新书刊,并相约各人都把自己家中的藏图取出,放在社中,以供传阅,互相切磋,互相策励。他们有一个愿望,就是出国留学,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

1902年,汪兆铭、朱执信等人在广州组织群智社。图为1904年群智社同人合影,后排左一古应芬、左二朱执信、左三汪兆铭

汪精卫,有名的靓仔

清宣统元年(1909年),汪精卫赴北京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被判终身监禁。他在狱中的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曾令无数革命志士涕泪横集,热血沸腾。

辛亥革命爆发后,汪精卫出狱,追随孙中山左右。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由汪精卫起草。但汪精卫标榜不愿做官,偕妻子陈璧君赴法国留学。朱执信在广东军政府担任总参议,负责收编民军,整顿地方。1915年,朱执信奉孙中山召请赴日本筹商讨袁军事,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12月受命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领导广东方面军事。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全大会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任中央宣传部长,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孙中山北上时,汪精卫是随行秘书。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时,受命记录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以孙中山继承人及国民党左派领袖自居,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1927年在武汉发动“分共”运动,终结了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由于汪精卫与蒋介石长期不和,导致国民党一再分裂,内战频仍。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投靠了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

汪氏家族:豪贤路上的第一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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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山馆早已荡然无存

清末民初,随山馆汪氏家族,是中国最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畸人名士,诗老通儒,代不乏人。向来岭南文人藏书,不过三代,但随山馆由汪瑔而至汪兆铨、汪兆镛,再传至其子,踵事增华,发扬光大。汪氏家族著述之丰,涉及之广,在史学、文学、戏曲、诗词、方志、书画、教育等领域学术地位之高,罕有伦比。在辛亥革命的大时代中,既出过汪精卫、朱执信这样的革命志士,也出过汪兆镛这种以遗民自居的独孤臣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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