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南通知名乡贤、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慰祖，利用回通参加南通中学建校110周年活动的间隙，在老院长汪开陪同下造访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深情回忆与市一院前身——南通州基督医院的渊源，赞叹市一院发展的巨大变化，希望医院大力发扬亲民淳和的优良传统，为家乡人民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吴慰祖是我国精细化工专家，1932年11月出生于南通县石港镇，1950年毕业于南通中学，195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研究所工作。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11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待人亲切是人民医院的优良传统”
吴慰祖院士与市一院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1999年和2003年，他曾先后两次来到市一院，分别探望生病住院的舅舅和表妹。吴院士的母亲是市一院老院长汪东来的二姐，他和汪开老院长是表兄弟。“1939年我7岁，当时从石港乡下随母亲到南通城里，在外祖父汪志培家中居住。外祖母体弱多病，经常请基督医院医生看病，所以汪家与南通州基督医院的医护人员比较熟悉。”
▲吴慰祖院士回忆基督医院细节
虽然年过八旬，吴院士依然精神矍铄，思维缜密，记忆力惊人。
“基督医院进门后右手边是挂号室和10多间门诊，左手边的四合院是住院部，都是平房。住院部旁边有个大的天水泥，用来接雨水，沉淀后作为生活饮用水。”吴院士回忆，“基督医院院长施保罗好像学过卫生管理，他也看内科门诊(保尔·斯莱特1903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莫兰市，1929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1934年任南通州基督医院院长，中文名施保罗——编者)。施保罗住的那幢楼，院子里有草地、绿植和树木，草坪上安置着打门球的设施，树上挂有供小鸟做窝的盒子，站在二楼的大平台上可以远眺。我到他家去过好几次，他的儿子比利与我年龄相仿，去了我就和比利一起玩耍。”汪开老院长插话说，施保罗居住的那幢楼，在后来的南通一中内，多年前作为危房拆除，在原址上建了校实验楼。
虽然时过境迁80年，但有关基督医院的细节，吴院士依然记忆犹新。
“我与基督医院的麦小姐也有过接触。曾两次随大人参加麦小姐组织的Party。记得一次活动上，我还参加过一个游戏，拿着一把小刀，上面放个胡桃，看谁跑得远而胡桃不掉下来。对获胜者，麦小姐还有小奖励。”吴院士提到的麦小姐，是美籍护士麦文果，1937年8月17日基督医院遭日军飞机轰炸，她在烈火中抢救伤员40余人，设立难民营保护了许多避难者，被誉为“南通的魏特琳”。
基督医院的美国医护人员受教会派遣来华时，都要集中进行语言培训，所以他们都会讲中文，有的还会说南通话，“医护人员比较亲民，态度亲切，医院比较接地气，平民百姓更喜欢来这里看病。”吴院士强调，“待人亲切是人民医院的优良传统!”
“汪家对我的人生道路影响至深”
▲陈建荣院长向吴慰祖院士赠送《院志》
从1939年至1950年，吴慰祖在外祖父家中生活12年，先后在南通城西的基督学校、世灯庵巷、河东街居住。吴院士介绍，“汪家人的爱国精神和乐善好施的家风，对我的人生道路影响至深。”
汪志培十三四岁从安徽来到南通，靠着吃苦耐劳和诚信友善的品格，逐渐打拼出一番事业。汪家在城里主要从事洋货生意，以洋油为主。与一般老百姓相比，家境比较殷实。
“当时，时常有安徽的亲戚过来投奔外祖父。我记得中午在外祖父家吃饭的，有时就有二三十号人，男人们围着桌子站着吃，女眷们就在厨房里吃。”对于这些穷苦亲戚和老乡，汪志培总是尽力相助，把他们安排在家中或外面居住。尽管负担比较重，“但吃饭每天‘一干两稀’还是有保证的。”
由于汪家的乐善好施，汪志培被推举为南通红十字会常务董事，后又担任南通基督红十字会副会长。“外祖父热心于慈善事业，他依靠的是自己和民间的力量。我从未见过他和日本人或者国民政府官员有过接触。”1937年8月17日南通州基督医院遭侵华日军飞机轰炸后，汪志培积极组织开展募捐、救济与善后工作，基督医院得以在1939年初重新开业。
▲吴慰祖院士在其表弟——汪开老院长的陪同下到访市一院
汪志培育有三子二女，其中最小的是三子汪东来。1945年下半年，汪东来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遵父亲嘱咐回到南通州基督医院，跟随基督医院院长徐文启学习外科。1946年5月至1947年2月，汪东来在上海市立第三医院任住院医师。因父亲病情日益加重，1947年3月，汪东来夫妇携子汪开、女汪明回到南通，当时全家就住在基督医院宿舍平房里。“三舅为人率真，敢于仗义执言，看到有什么不对的事，他是要说的。他法文非常好，经常阅读法文医学期刊，有时还会给我们读上一段。”
汪东来在南通州基督医院学习工作期间，经常和小他12岁的吴慰祖交流时事看法。“三舅思想进步，多次给我讲法国戴高乐将军组织联合政府的故事。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赞同建立联合政府。”
“在三舅卧室隔壁的那面墙上，挂了一幅当时的全国地图。得知哪个地区解放了，三舅和我就用大头针别一个小红旗，标注在那里。”1947年考高中时，国民党当局教育部门出的作文题是《戡乱救国说》，“在这篇作文中，我表达了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立场，其实这就是三舅灌输给我的思想。”可能因为作文中的政治倾向，吴慰祖当年未能录取南通中学，在敬孺中学就读一学期后，他又考取南通中学，继续高中学业。
“我现在的责任就是传递好接力棒”
1939年到南通城后，吴慰祖在基督小学(崇英小学)读二年级，此后到跃龙桥小学就读三年，1943年到中心小学(现通师一附)读六年级。1944年到南通中学读中学。
“在通中时，教我化学的是刘石生老师，他是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教学水平高，对学生要求严格，很受同学们尊敬。当时我暗下决心，要像刘老师那样，考清华、上化学系!”1950年，吴慰祖赴上海参加高考选拔，同时被山东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已在山东大学报名注册的吴慰祖，看到清华大学张榜录取通知书后，“卷起铺盖，拎着箱子，继续北上”。后来清华大学化学系调整到北京大学，吴慰祖随之转入北大就读。因国家建设需要，本应1954年毕业的他们，于1953年提前毕业，加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军中。
▲吴慰祖院士与陈建荣院长、仲崇俊书记亲切交谈
进入大学后，因为学业繁重，再加之盘缠问题，吴慰祖在北京读书三年，期间从未回家。直到1953年参加工作后，他出差到广州，返程时经过上海，才与从南通赶过来的母亲见了一面。“当时我和母亲相拥而泣，母亲用手拍着我的背，久久不愿松开。”说到这里，吴院士的眼中闪着泪光。
吴院士自幼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蒙受屈辱的岁月，同时饱受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政府腐败、民不聊生的黑暗。
“南通沦陷后，日军规定老百姓经过城关时要向日本人鞠躬行礼，我宁可绕远道、走小路，也不愿意那样做!”“国民党反动派不顾老百姓死活，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我记得学校老师一发薪水就马上去买米，不然纸币立马就贬值了。当时，我外祖父还通过发行米票凭证的方式，千方百计保障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供应。”时代的跌宕起伏，让吴慰祖切身感悟到个人的前途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国家强盛才有个人的前途。
由于所从事工作保密性极高，吴慰祖很少有机会站在聚光灯下，科研成果不能写成论文发表，有的不便参与评奖，无法得到学术界认同。但他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恪守部队纪律规定，以甘当“无名英雄”而自豪。去年年底，86岁的吴慰祖退休。有关部门按照规定联系给他写院士自传，也被他婉言谢绝。
▲吴慰祖院士与医院有关人员合影
“誓言无声一辈子，有遗憾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吴院士表示，当时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国内无人涉足，工作环境和条件一穷二白，技术资料储备一无所有，而且无人辅导，无处进修，无法对外咨询，通过自己和团队的努力，能钻研一点成果出来，已经很高兴了;这些成果有几个能应用到国家事业中去，就更加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