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2019年，已有不少人开始从民宿行业离场。
在民宿圈，乡村民宿一直被从业者视为“正统”，城市民宿多少有点被“嫌弃”。“但其实它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在小猪短租工作的王珂告诉创业邦。
无论城市民宿还是乡村民宿，2018年起，身处其中的人开始感受到煎熬，直观感觉是，大量民宿主涌入，租金成本不断飙升，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突然袭来的疫情又给民宿主们敲了一记闷棍，有的人不知所措，想要快速找到出口逃离。
但有的民宿从业者没有那么悲观，他们认为某些地区民宿出现了过剩状态，在他们看来是行业发展的自然规律。
“不可能所有生意一直是供不应求状态，民宿发展到一个巅峰期后，进入了平稳期，也算不上下滑，就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做了。”民宿经营者章雷向创业邦表示，“整个消费市场没有萎缩，需求一直在变大，如果做得好是能够切到蛋糕的。”
疫情下停滞状态中民宿能否熬到复苏，更多考验的是“个人体质”。
章雷所在公司是浙江德清县三林村万鸟园景区运营方，这是个企业与政府合资运营的乡建项目。景区内有两栋名为“大湖原舍”的民宿，共26间客房，房价在600～1000元不等。
2月22日是章雷团队疫情后复工的第一天，虽然没有客人，章雷仍旧减缓了几分焦虑。
“我们预计至少要等两个月，可能要到5月份，疫情带来的影响才会有所缓解。”章雷对疫情影响预期并不乐观。这家开业只有一年多的民宿，整体投入超过千万，如今现金流只够维持两个月，团队还背着300多万元贷款。
除了浙江，章雷所在公司还在福建培田800多年的客家古村落里运营着另外两套民宿，目前处在停业状态。
章雷说，在多地乡村，民宿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当时章雷和团队在探讨一个问题，政府把大笔财政支出投入乡村振兴，但这些投入实际上已变成沉没成本。它改善了乡村环境，还能否发挥更大的经济价值？否则政府也不可能无底洞地投入下去。这是章雷和他的小伙伴成立大湖原舍的初衷。
于是，这支由大学教授、景观规划师、公益人士等角色组成的乡建团队，成员间达成共识，进军民宿行业。
但章雷认为这一行为有冒险之处。2019年大湖原舍整体入住率不到40%，所得收入为200万元，由于投入了大量自有资金进行外围配套建设，计算下来，平均一个月还亏了10万元。
除了住宿以外，章雷团队还为用户设计了划船、农耕、手工等体验项目，比如三林盛产桑蚕，消费者可自制桑蚕抱枕。依托当地白鹭景观，他们还设计了观鸟课程，定价在100多元。
近两年来，民宿行业整体入住率偏低，利润微薄，各家都在寻求突破，建立文旅小镇是另一条出路。
但想要做到理想状态不容易。一位曾参与过民宿集群建设的民宿品牌创始人向创业邦表示：“各民宿主之间如何分工，甚至谁家占去更有利的位置，这些问题时常产生纠纷，项目推进缓慢。”
疫情无疑会让身处其中的人更加艰难。
在城市，疫情发生后不少民宿主开始尝试长租，以此降低经营风险。
在北京工作的大奥歌于2015年进入民宿行业，巅峰时期兼职经营着20多家民宿，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2015年，大奥歌经营一间民宿月收入就高达1万多元，这几年营收每况愈下，2019年月收入降至3000多元。他陆续出手了几套房子，只留下了十来间。
2020年春节前，大奥歌的房间已全部预定完，本想开心过个年，结果陆续收到了退订信息。他索性在其中一套120平米的民宿里住了几天，那套房间的房价最高可达到1800多元。
”我总共损失了十几万。”大奥歌说。
他和几个民宿房东抱团自救，认为转长租可能是较好的出路。无奈春节前后，民宿入住率基本在90%以上，长租却是一年中淡季的时候。
他们想到了与中介合作，但很快发现此路不通。一方面，民宿主大多数是二房东，中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中介平台并不重视民宿主；另一方面，如果房子让像自如这样的长租品牌来收，价格会被压低，民宿主不能接受，另外疫情期间小区封闭，客户也无法上门看房。
为了尽快脱手，民宿主们把价格降到最低，基本上是以成本价转出。“市场价在6000元的房子，我们4500元就租出去了，因为前期投入了很多装修和家具成本，事实上仍旧是亏损，即便亏损大家也想把房子租出去，放在手里风险太大。”大奥歌说。
如今大奥歌手里的房间处理得只剩下3套。他认为，至少在今年6月之前，民宿生意都会受到疫情的影响。
在发现了朋友圈这个有效渠道后，大奥歌把几个城市的民宿主集合起来，大家形成互助，已经完成转租的民宿主帮助其他民宿主转租房源，不仅可解其他民宿主燃眉之急，提供帮助的人也将获得一定比例佣金。
而那些回本周期动辄5~8年，甚至更久的乡村民宿，民宿主开始考虑预售。
章雷也在筹划预售，以往他们预售可在朋友圈消化一半，剩余房间会挂到联联周边游等平台上。
章雷打算先拿一个渠道来尝试，他担心预售平台精准度不尽如人意，不敢贸然铺太多渠道，毕竟游客整体还处于观望状态。
章雷认为，在两个月之内能够解决问题的，要么靠政府财政补贴或减免，要么通过银行贷款。不过对于乡村文旅从业者，如果没有土地指标，很难找到合适的抵押物进行银行融资。
“银行承认的抵押物基本上只有土地，房子都不认。”章雷说，“我们现在所有贷款都是投资人拿自己城市里的房产进行抵押。”
目前德清等地方政府已出台了民宿救市政策，疫情期间，消费者在民宿住宿可免去景区门票。章雷表示，门票成本在游客旅游支出中通常占比不高，目前大部分景区都采取了类似措施，因此这一救市政策对于拉动民宿消费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民宿的恢复，还是要靠整个大市场，当大家都愿意出游的时候，门票恢复收费也没有太大影响。”章雷说。
小猪公关部负责人黄伟对创业邦说，民宿房东抗风险能力普遍较弱，很多城市民宿房东面临房客退订损失、房屋租金、疫情时期特殊监管政策等压力，中小规模经营者或将陆续退出民宿市场，这对平台房源供给和业务都将产生较长周期的负面影响，经营者信心恢复也是个漫长的过程。
“疫情结束后我可能只会留一套房子，甚至一套也不做了。”大奥歌说。疫情结束后旅游业一定会迎来报复性消费，但大奥歌依然觉得，民宿已经不是一门好生意了。
最近几年井喷式发展的民宿行业一直游走在身份模糊、证件不完备的灰色地带，这也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大奥歌认为，用户选择城市民宿主要是对厨房和洗衣机有需求，如果可以拿到整栋楼房物业，就可按照民宿标准进行装修，这是更好的选择。
拥有民宿品牌花筑的旅悦集团CEO张强认为，民宿行业正在经历升级变革，相比传统的单体民宿客栈，花筑更倡导“民宿酒店”这一概念，此次疫情下，传统单体民宿的弊端充分暴露，品牌化、标准化才是未来住宿行业大趋势。
以花筑为代表的民宿酒店正顺应这一趋势，将民宿的情怀、特色与连锁酒店的统一安全管理服务相融合，既保留民宿的清新文艺，又兼具酒店的精致舒适。
不少城市民宿品牌这几年频获资本青睐，不过据大奥歌了解，它们活得并不好。“不少民宿品牌在拿房源时并不便宜，加上装修、运营成本高，这些民宿房间在价格上并不具备竞争力，目前消费者还是倾向于选择更具性价比的房源。”
千里走单骑创始人李一兵曾对创业邦表示，“你做一家两家好做，一旦超过五家，你就要有财务监督体制，体系化运作，包括运营、市场、中后台管理等部门。而一旦涉及公司行为，成本会迅速增加，原来有20%左右的利润可能就下降到10%~12%。”
疫情之下民宿集体遭遇停滞，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行业加速洗牌的时机。
“做好民宿房源翻新和升级工作，为行业起势做好准备，民宿行业将迎来提质升级，整体抗风险能力也会大幅提升。”黄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