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在中国文化史上，散文家陈之藩和小说家金庸与剑桥大学有着奇妙的因缘：两人皆是剑桥大学的博士。更有意思的是，陈之藩是当了美国大学教授之后到剑桥读博士，金庸则在中国多所高校有教授之誉后才到剑桥读博士。在取得名副其实的博士学位时，一个是成就卓越的电机工程专家和散文家，一个则是名扬天下的报人和武侠小说家。两位杰出华人与剑桥大学的“博士因缘”，堪称别致的文化奥林匹克精神。
陈之藩：在聊天中探索真学问
本报记者李怀宇
1969年，在美国任教授的陈之藩获选到欧洲几个著名大学去访问，于是接洽剑桥大学，可惜该年剑桥大学的唯一名额已选妥。陈之藩不想到别的大学，索性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
一到剑桥大学，每个人都叫陈之藩为陈教授，并在他的屋子前钉上大牌子：“陈教授”。在那里，陈之藩写下了名著《剑河倒影》。他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找你爱找的朋友，聊你爱聊的天。看看水，看看云，任何事不做也无所谓。”
英国绅士的中国情怀
陈之藩在剑桥最爱做的事是聊天。读《剑河倒影》，仿佛是在旁听一部“聊天录”。陈之藩说，剑桥的传统，一天三顿饭，两次茶，大家正襟危坐穿着黑袍一块吃。每天同楼的人都可最少见三次，最多见五次面。“谁知哪一句闲谈在心天上映出灿烂的云霞；又谁知哪一个故事在脑海中掀起滔天的涛浪？我想剑桥的精神多半是靠这个共同吃饭与一块喝茶的基础上。这个基础是既博大又坚实的：因为一个圣人来了，也不会感觉委屈；一个饭桶来了，正可以安然地大填其饭桶。”
陈之藩聊天的对象都是博学之士，正合刘禹锡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和各门各类的人物的聊天，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在《风雨中谈到深夜》中，他写道：“很多有成就的剑桥人，对于在风雨中谈到深夜的学院生活，都有一种甜蜜的回忆。比如怀德海、罗素、吴尔夫、莫尔、凯因斯、富瑞，这些是在一室中聊过多少夜的一堆人。他们的行，全不相干，但他们却有一种相同的味道。甚至那种味道影响到他们的名著的书名。怀德海与罗素的书叫《数学原理》，莫尔的书叫《伦理原理》，吴尔夫的书叫《政治原理》，凯恩斯写《货币原理》，富瑞写的是《艺术原理》。不是一行，而味道如此相同，多半是因为晚上聊天彼此影响出来的。”
中英文化差别的微妙
同样妙的是，陈之藩整天东喝茶、西喝茶的，一位朋友劝他去打一下防肺病的针。他从未去打针。有一天，另一位朋友谈起凯恩斯小时的家就在打防肺病针的那座楼的斜对面。陈之藩立时就去打针了。陈之藩显然对凯恩斯这位不世出之天才的见解十分心折，在发怀古之幽思时，陈之藩更生怀乡之叹：“我常常想：我们中国如果有个剑桥，如果出个凯恩斯，也许生灵涂炭不至于到今天这步田地。因为没有真正人才的地方，所以没有真正人才出现；因为没有澄明清晰的见解，所以没有刚毅果敢的决策与作为。”
在聊天、演讲、读书之间，陈之藩提出的论文颇有创见，被推荐到学位会，作为哲学博士论文。毕业时，陈之藩想起生平敬重的：“适之先生逝世近十年，1971年的11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老童生的泪，流了一个下午。我想：适之先生如仍活着，才81岁啊。我若告诉他，‘硕士念了两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会比我自己还高兴的。”
在陈之藩拿到博士学位的四年之后，金耀基去了剑桥大学，写下了《剑桥语丝》。中国人写剑桥大学的《剑河倒影》与《剑桥语丝》，为文学史上的“双璧”。陈之藩是电机工程教授，金耀基是社会学教授，都是独具一格的“文体家”。多年后，两人在香港中文大学成了朋友。
回答这一问题，涉及到会计学科的边界问题。会计学科是否有一个既定的边界？会计学科边界是否能够扩张？如果扩张，方向在何处？应当如何把握会计学科边界扩张问题？笔者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以对会计学科研究有所启示。
一、从会计的价值谈起
传统的会计研究，是以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环境为研究对象，讨论会计的产生、发展以及其对环境的促进作用。如Littleton在《20世纪之前会计的演变》一书中，将主要研究目光锁定到意大利复式簿记产生的环境下，认为对复杂商业经济活动报告的需求，促生了复式簿记。遵从这一思路，大部分关于会计产生与发展的学术研究，都将会计定位在事后反映经济活动的角度。目前主要的会计准则制定者都持这一观点。比如，2006年我国新修订的会计准则第21条就明确规定：财务报告应当全面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又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概念结构公告对财务报告目标的讨论，也持类似观点：财务报告应当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对他们的决策有用的信息。同样，主流的财务会计教科书、绝大部分会计理论研究的著作，都从会计事后反映这一定位入手来介绍财务会计方法、讨论相应的会计理论问题。这种观点还通过大量的上市公司年报得以反复强化。在任意一份年报中，你都会发现其审计报告中有一个标准化的陈述“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报告主体某一时代的财务状况、某一期间的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
二、经济学达尔文主义：新的解释工具
那么，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职业更替之间的内在规律是什么？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来自于他对自然界的观察。1950年，Alchian在题为“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理论”的论文中，尝试用达尔文的思想来解释企业生存的竞争与选择，由此确立了经济学达尔文思想。按照经济学达尔文思想，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就相当于是自然选择的过程；为了求得最大限度的生存机会，企业必须学习、选择最有效的方法或机制；尽管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方法是最有效的，但可以通过成功的企业都采纳的方法这一事实，来推断出这些方法至少都是适用当时经济环境的需要、有效的。
因此，可将这一思想应用到对会计产生、发展的解释上。我们无法像自然科学的实验环境那样，借助严密的实验设计来证明会计对企业成功运营的具体作用与贡献，但可以从所有企业都一定设有会计部门这一事实，推断出会计对企业生存是不可或缺的。很显然，如果将会计仅仅定位于一种事后反映报告主体的经济活动，将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所有组织――甚至包括佛教寺庙――都设有会计。
如果将经济学达尔文主义所应用的范围再扩大一点，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那么，同样可以观察到人类社会的竞争与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适者生存”的思想。比如，教师这个职业能够生存，因为它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人类在幼年、成长过程中，需要学习；教师的存在，能够极大地降低人类社会学习的成本。而某些特定内容（如长期盛行于计划经济环境下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或早期的无线电专业），因为我国经济环境在过去二十年的飞速发展，使得这些类型的专业不能适应环境的要求，从而被逐渐淘汰（如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或取代（如电子信息工程取代了无线电专业）。
基于社会学的达尔文思想，给会计研究提出的问题是：在人类社会初期，人类生存条件恶劣、物资极度短缺。早期人类的任何多余“动作”（包括所谓今天界定的白领职业），都有可能会导致小到个人、大到群体的毁灭。为什么早期人类要“刻木”、“结绳”，并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与数字？文字和数字对早期人类的作用，究竟在哪儿？它们与会计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待学者进一步的研究。
三、会计的价值：再认识
会计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每个组织都有会计存在？对那些非盈利组织而言，会计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既然会计存在于所有组织当中（小到家庭，大到国家乃至虚拟的联合国，除盈利性企业外，还包括非盈利的机构，甚至上海红十字会因为一张超额发票，都引起社会对该组织的非议），那么，可以推测认为，会计在人类社会初期就已经存在了。问题是：在人类社会初期，物资匮乏，每个人都面临生存压力，会计的生存空间又何在？
笔者的猜测是：会计是人类发明的、服务于信任的低成本工具。基本逻辑思路是：
――人类社会之初，生产能力极度低下；每个人都要竭尽全力，以求生存。
――早期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恶劣环境，迫使人们必须要“抱团取暖”，以共同抵御来自自然界的威胁。
――人们在相互交往中逐渐发现，人类彼此都是自利的经济人，都在设法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或者，争取最大的自我生存机会与空间，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由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成为群居的人所必须面对、且要设法解决的问题。
――由于缺乏充足的历史资料，也缺乏对人类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环境下的生存方式选择的具体体验与体会，我们无法具体考证早期人类社会究竟发明了多少种方法来解决信任问题。但可以想象、同时历史资料也表明，人类社会早期创设了多种方法，试图来解决信任问题，如用人（婚姻、血缘关系等）、用物、用组织内部牵制等。当然，会计一定是其中之一，并且是较早出现的方法。很多历史资料表明，在人类社会初期生产能力极度低下、社会供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人们发明文字、数字等现代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记录当时有限且宝贵的财产，从而达到人与人相互信任的目的。比如，史学家认为，早期两河流域发明文字，不是为了向后人彰显统治者的“丰功伟绩”，而是一种会计解决方案，用来记录神庙中的各项财产。
――任何一种方法，都存在效益与成本对比。那些最终能够经受生存检验、得以存活下来的方法，应当是成本效益比占优的方法。我们无法清楚、明确地给出每种方法的成本、效益情况，但从事后的生存状态可以推测：会计几乎存在于每一个组织中，这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据，表明会计作为一种信任机制，不仅成本效益比占优，且适应性广，能够适应不同规模、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企业的需求。
四、会计研究的边界
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个特征是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致。在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诞生之后，又衍生出多个二级学科如金融、财政、统计等。学科越来越细，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多。会计学科从早期主要是数学著作的一部分（如帕乔利的《算术、几何、比与比例集成》、斯蒂文的《数学惯例法》），逐渐独立出来，成为大学里一个专门学科；随着会计从业人数不断增加，会计学科的从业人口也在不断膨胀。但会计学科无论在研究上，还是教学上，以及会计毕业生未来工作取向上，有形或无形地都存在一个默认的边界。依照笔者的理解，从研究角度看，会计学科的界限至少应当有以下两个不同的判定标志。
二是研究方法。按照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的描述，任何一个常态科学，都有既定的研究范式和相应的研究方法；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的提出或一个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初期都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这时，一些新的课题也就不可能被认可是会计的内容。
按照这种讨论，目前大学里的很多会计学博士论文，都经常面临是否存在“跨界”的疑问；同样，在一些新兴的学术刊物上所刊发的论文，也有跨界的嫌疑。如BallandBrown（1968）研究会计信息的市场反应，就被美国会计学会会刊TheAccountingReview退稿，认为这不是会计的范畴；当时的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在刊登这篇论文以及其他一系列被当时主流会计学刊不认可的论文之后，从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美国非常重要的会计学术刊物；讨论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的关系以及资本市场能否有效识别会计信息质量等话题，也成为当时会计学界的主流话题。会计学科的边界扩大了。
在美国三大刊物中，第三本学术刊物是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这本刊物同样也扩大了会计学科的边界。
五、拓展会计边界，打造会计帝国
当年经济学理论发展相对成熟后，出现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按照张五常的介绍，早期萨缪尔森曾经说过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后；1955年，加里贝克尔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种族歧视的经济分析》，被认为是经济学“攻城掠地”的标志；此后，经济分析方法广泛用于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法律等领域。JournalofLawandEcnomics于1958年创立；1960年，Coase的“TheProblemofSocialCost”公开发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法律的架构，让经济学成为现代法学的基础之一。
总体而言，经济学“攻城掠地”、打造经济学帝国的方式主要包括：研究人的行为并提出若干关于人的行为的假设，它们可以用于几乎一切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科学最终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无法回避经济人等理论；采用可验证的研究范式，使得研究过程能够更加规范、科学，社会科学的争论也更集中。
过去的四十年，会计学研究深受“经济学帝国主义”影响，包括研究方法、研究话题、理论的应用等，无不体现了经济学的影响。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会计学很早就是输出者，会计学的基本理念早就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了。
按照本文的逻辑，会计的产生与人类寻找有效的信任工具有关，那么，可以进而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或变迁与会计联系起来，讨论会计在人类社会变迁中的角色与作用。是否可以大胆地假设：在远古人类族群社会，若给定其他条件相同，在导致少数几个族群更加发达、另外一些族群相对衰落的原因中，会计方法应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会计学与人类学相结合，就会出现一个诸如会计人类学的研究话题。
［本文系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0022109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郭道扬：《会计史研究：历史现时未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2］索科洛夫（前苏联）著、陈亚民等译：《会计发展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年版。
［3］张五常：《经济学帝国主义》，2005年3月3日，转引自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003bf.html~type=v5_one&
label=rela_nextarticle.
论文痛苦做饭快乐
想想是怎么开始学做菜的，还真得感谢人类学。
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会做菜，连牛肉汤得用腱子或肋条这样的部位，加骨头小火慢炖都不知道。胡乱煮出一锅肉老味涩的酱油汤，勉强吃掉，下厨的成果虽然不如人意，忙一顿饭下来，紧绷的神经却不知不觉的舒缓了。
从此每天下课买菜做菜便成为我留学生活的例行休闲。研究所里人人都有念不完的书与写不完的报告，为了纾解压力，有人跑步，有人练瑜伽，有人喝啤酒，有人上教堂，但对我来说，还真没有任何一种活动比洗菜切菜，淘米腌肉这样熟能生巧的机械性动作更能安抚焦虑。宿舍里的同学们偶尔进厨房泡咖啡热比萨，见我捧着一盆豆荚摘新鲜豌豆，大呼不可思议。他们怎知我盯着计算机老半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摘豌豆十分钟一大碗是多么有成就感！做菜的乐趣就在于它看得到摸得到，闻得到吃得到，而且有付出必有回馈。看着葱蒜辣椒劈劈啪啪的在油锅里弹跳释放香气，酒水注入沸腾弥漫于空气中，那种满足感是非常真切踏实的。
一段日子下来我读书略见头绪，时不时也懂得引用后结构或后殖民理论大师来弥补个人想法的疏漏与平庸，但心底最骄傲的成就却是做菜越来越得心应手。从纽约搬到西雅图继续攻读博士，难得一见的晴天，大有理由逃课去露天市场买菜，雨天则适合窝在家里念书炖汤。隔壁读社会学的食素嬉皮女生在院子里种了一堆瓜果香草，没事会送我一包新采的西红柿、迷迭香或熏衣草，我也会礼尚往来包素饺或榨豆浆回送给她。农历新年，我请美国同学来家里吃年夜饭，感恩节则招呼没家可归的台湾同学与其他外国学生一起来烤火鸡吃南瓜派，忙得不亦乐乎。
我找尽借口在家里大费周章做菜请客，席间身边的热血青年们个个畅谈满腔理想与对世界的不满，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操作、原住民的身分认同、森林的垦伐、性别的压抑、国族的兴衰我一方面欣喜自己的客厅变成文化小沙龙，一方面自惭热情不如他人，空读了一肚子书却没有半点行动力。想当初选择这个冷门的学科也是凭着一股对学术的理想与热情，走到论文的阶段却是写了又改，改了又删，迟迟交不出象样的篇章。
那也可以是我
2006年8月，我随新婚不久的老公Jim搬到波士顿，因为Jim很幸运地申请到奖学金，赴哈佛的肯尼迪学院进修一年。我们的计划是希望在他毕业之前我也能完成论文，所以携带的家当除了衣物以外几乎都是书本笔记，只求早日安顿下来即可专心写作。
我看木底金字的匾额上写着“TheCambridgeSchoolofCulinaryArts”（剑桥厨艺学校），烹饪学校呀！这种学校我只有听过，这还是头一回看见。一排玻璃窗后是好几间教室，眼前那间教室里十几个身穿白衣白帽的学生坐得规规矩矩地拚命抄笔记，一个戴高帽的讲师站在一张意大利地图前高谈阔论，可惜听不见他讲些什么。另一间教室的后方很清楚地可以看到是一间充满不锈钢器具的厨房，一群学生正在里面忙碌着。我忍不住站在窗口看了好久，那种感觉大概有点像临死的人看到光吧身后漆黑的长廊充满了现实的压力与苦恼，眼前的世界奇幻美好，似乎有无限的可能。
好不容易扭转回现实，折进巷子里走没几分钟，就见到了预约参观的红色木房子。中介人带我们爬到三楼顶层，门一开阳光唰的洒进来，四面都是窗户，木质地板，挑高的天花板上悬吊着老式的风扇。最不可思议的是厨房，大到可以在里头翻滚跑跳，开放式的设计有木质吧台，黑色皂石流理台，后面还有通风良好的储物间，小阳台对面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墟花园。我恨不得立刻搬进来！我已经开始盘算如何去善用那个宽敞明亮的老厨房，而且对巷口那间烹饪学校异常动心。那天傍晚，Jim去学校办点事，我一个人忍不住又晃到波特广场。站在剑桥厨艺学校的窗口，这回我看到厨房里有一个东方面孔的女孩，大概是个日本人，穿梭在一群白人之间，格外显眼，给我一股莫名的震撼。我心想：“那也可以是我呀！”
做个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我跑去书店里买了两本书，一本是已故电视名厨与食谱作者茱莉雅·柴尔德（JuliaChild）的口述传记《我在法国的岁月》（MyLifeinFrance），另一本是麦克·儒曼（MichaelRuhlman）的《大厨的造就》（TheMakingofaChef）。
那晚我睡不着，整夜啃读茱莉雅。原来这位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名厨一直到37岁才开始学做菜。在那之前她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秘书”，上世纪40年代初派驻斯里兰卡的时候认识她后来的老公保罗·柴尔德。1948年保罗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官员的身分驻派巴黎，茱莉雅随夫搬往法国，一下船就被法兰西美食深深震撼，随即申请进入蓝带厨艺学院（LeCordonBleu），从此夜以继日疯狂做菜。接下来的十年，她以厨师的坚忍热情与情报员的巨细靡遗完成了美国出版史上的巨著《精研法式烹饪艺术》（MasteringtheArtofFrenchCooking），全书逾七百页，每一则食谱都经过千锤百炼，解释详尽，让美国战后一代只会开罐头的妇女纷纷学起法国菜。茱莉雅搬回美国之后，在波士顿的公共电视台主持烹饪节目，以她一百八十多公分的巨人之姿，一口浑浊咕哝如男扮女装的口音，一股近乎搞笑的疯狂与真诚风靡全国。从那时开始一直到92岁，她就住在哈佛校园后面的尔文街3号，常在这附近的市场买菜。这是多么神奇的巧合！
接下来几天在争取屋顶老房子的同时，我废寝忘餐啃读《大厨的造就》。作者麦克·儒曼本是个记者，由于对专业烹饪的训练过程非常好奇，说服了美国最高厨艺殿堂——美国餐饮学院（TheCulinaryInstituteofAmerica，简称CIA）校长让他入校学习，同时写书。这本书从他入学的第一天写起，历经刀工训练，酱汁烹调，冷厨，烘焙，与学校附设的餐厅实习儒曼的文笔生动流畅，写到大厨们严苛的标准令人胆颤，看到学生们的技术由笨拙日臻精湛也让我动容。我尤其欣赏儒曼对自己学习过程中言行思考转化的反省，从一个只是来观察教学的记者逐渐变成一个注重细节、速度与纪律，而且不怕辛苦也绝不迟到早退的厨师。整本书道尽了厨艺养成的辛苦与专业厨房特有的伦理文化，从第一人称的田野调查角度写出，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人类学民族志。
我的脑子里电光石火一声巨响：厨艺专业是一种特有的文化，厨师是跨国的民族，日新月异的餐饮事业是对当代厨艺文明的冲击与挑战。我找到我的方向了！我要进厨艺学校学做菜，并贡献此生研究餐饮文化！
那整个礼拜我在精神亢奋与连续失眠导致的体力虚脱中度过，毕竟要放弃已达论文阶段的博士研究不是小事，但说实在我对自己的研究题目已经丧失了兴趣，看身边毕了业的同学找助理教授工作四处碰壁也让我意志颓丧。但最重要的是我从来没有在别处感受过像烹饪这样强大的吸引力。
[关键词]生态位；破坏性创新战略；赶超战略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企业如何实现赶超战略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实现技术跨越，一些学者提出了二次创新的思路。但是，科技更新速度的加快、专利保护的加强，以及发达国家中企业创新能力的领先性使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企业通过二次创新实现跨越的难度越来越大。与已存在的实力强大的在位企业相比，后发企业资源基础薄弱。以企业资源基础大小来解释企业可持续优势和相互间竞争能力差异的RBV学派无法就后发企业现有的资源条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出合理有效的策略。而组织生态学中里奇理论（nichetheory）为后发企业的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即在位企业的强大和后发企业的弱小只是一种相对状态，对后发企业而言，正确的战略选择将改变“强者恒强”的模式，使“强弱易势”成为行业发展的态势。
二、组织生态学中生态位理论的回顾
Hannan和Freeman（1977年）运用了英国生物学家J.Grinnell提出的生态位（niche）的概念描述了资源与组织发展的关系。Hannan&Freeman指出企业生态位是企业在战略环境中占据的多维资源空间。这个概念对环境资源空间特性与企业特质之间互动的客观关系予以描述，是企业与环境动态匹配（适应）后所处的客观状态，呈现出企业与环境之间实现的共生共存的均衡状态。企业种群占据特定资源空间形成基础生态位，由于彼此竞争，种群内的每个企业实际只占据基础生态位的一部分，这就构成了每个企业的现实生态位。
三、基于生态学视角下后发企业的赶超战略的选择
（一）后发企业的赶超战略的成功案例
在战略环境中占据有限生态位宽度的后发企业相对于在位企业而言处于明显弱势。竞争加剧使得生态位的争夺日趋激烈，在位企业在动荡过程中既可能失去已有的竞争优势，而这些竞争优势得以存在的生态环境也可能不复存在。技术升级换代与商业模式的革新，导致新的市场体系与盈利渠道的出现，这些生态环境的变化为许多后发企业创造了重要的跨越机会，技术变革将最终引发生态空间布局变化，促成后发企业居上取代在位企业获得生态空间优势地位。我们将这些成功案例归纳如下表1所示，这些后发企业的成立、发展、壮大并超越在位大企业，成为各个行业内屡见不鲜的常态。
针对特定环境下后发企业如何在规模、人才、资本等大多数资源条件远落后于在位大企业的情况下能够迅速崛起并获得市场竞争优势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一直落后于实践的发展。Zhengzhou（2002）认为：尽管当前大部分企业都曾属于其行业中的后发者，但对他们处于后发地位时的研究远不如当他们成为行业领先者时所做的那么多。
一些学者对后发企业战略地位与竞争优势的获取进行了初步研究。哈佛大学的AmarVBhide教授经过广泛调研与长期分析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在新老企业替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于在位企业而言，后发企业中的管理者能够敏感、及时的攫取市场机会，并组织“相对贫乏”的资源进行大胆创新尝试（AmarVBhide，1996）。Bhide的研究成果代表了自熊彼特以来的企业家学派理论，倾向于将一些难以解释的诸如企业增长、产业演进、技术创新等问题统统归结到企业家个人特质上去，这种解释合理且逻辑缜密，但在说服力上尚存在局限性。事实上，许多有代表性的理论认为企业家精神中许多关键点并不在现有学者研究范畴内。鲍默尔提出“海森伯格原则①适用于企业家行为”，即如果对某一企业家的行为与特质描述过于细致，“那么这种行为与特质就不再富有企业家精神。”
PankajGhemawat则利用博弈论建立了二阶段决策模型，论证了非连续技术在后发企业赶超过程中扮演的角色（PankajGhemawat，1994）。基于客户端小型交换机（PBX）市场上后发企业英特康公司对行业龙头AT&T公司的追赶与替代这一事实，Ghemawat在SCP范式下构建了在产品代际创新时企业的决策模型。他的研究表明：①产品创新导致的代际变化使后发企业获得超越机会；②低成本战略在很多条件下是后发企业赖以取胜的重要武器，因此后发企业乐于投资成本削减型创新，而在位企业却往往相反；③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存在使在位大企业的创新意愿落后于后发企业。Ghemawat的结论印证了熊彼特（1942）的著名观点，持续的技术进步会削弱在位企业对领先采用过渡性技术的积极性，也与Fudenberg和Tirole（1986）的基于激烈竞争创新假设上的经典伯川德模型的结论一致。
此外，DAGarvin（1993）从组织学习角度，Burgelman（1991）从组织适应角度，分别论证了后发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理。但这些理论无法较好的解释为什么领先的在位企业在资源占优条件下反而落败。而组织生态学却为后发企业赶超战略获得成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三）组织生态学中后发企业赶超战略成功的理论研究
价值。
四、后发企业的破坏性创新战略
根据Christensen（1992，1994，1997，2003）等人的研究，破坏性创新是一种非持续的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创新，初始时通过向新兴客户或低端客户提供低价便利等独特的价值得以进入非主流市场。随着产品性能的改善，它逐渐向主流市场扩散，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并最终成为新的市场技术主导。破坏性创新颠覆了行业传统竞争规则，破坏了在位企业的竞争优势基础，建立了新的客户价值结构，是后发企业实现赶超的有效
战略。
从生态学理论来看，破坏性创新战略的本质是后发企业适应现有资源环境，实现生态位的分离获得部分资源，继而通过性能提高，而最终侵占竞争对手的生态位的一种错位战略。
这种破坏性创新战略的错位方式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低端破坏的生态位分离
低端破坏是指在原有生态位环境中，对处于价值网中最底端、最无利可图、服务要求最低的市场发起攻击性破坏。例如20世纪30年代，平价超市的出现对百货公司的破坏，当平价超市利用低端破坏向百货公司发起进攻时，不断吞噬零售业市场份额时，百货公司发现自己处于降价与否的两难抉择中：如果自己随之降价并为节约成本而减少服务时，则对购物氛围要求较高的顾客会大量流失；如果不随之降价，则实惠偏好型的顾客又会大量流失。最后，百货公司通常的选择是放弃被攻击产品，将更多的货架空间转向获利率更高的化妆品或流行的服装产品，这种转移虽然暂时保持了百货公司的盈利水平，但也为下一次的低端破坏留下了空间。
这种破坏性创新战略从本质来看只是革新了行业传统的商业模式，并没有开辟新的市场，其通过低成本策略吸引了在位企业看来最不具影响力的客户，进而不断壮大客户规模。低端破坏不只是单纯的成本压缩，而是在对消费者价值偏好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消费者没有额外效用的组件或功能的减少来降低成本，并将这部分节约的收益让渡给消费者，提高消费者总效用，从而获得客户资源，实现生态位的分离。
（二）新市场破坏的生态位分离
新市场破坏创新的主要任务不是直接与主流产品进行竞争，而是努力扩大自己产品的异质性，争取潜在的消费群体。Christensen认为新市场破坏虽然在初期并不与主流产品发生激烈竞争，但随着创新产品性能的改进，其最终足以让顾客脱离原有价值结构，进入这个起初从最不挑剔的市场层级发展起来的新的价值网络。破坏性创新不会主动侵犯主流市场的生态位，而是使客户脱离这个主流市场而进入新市场的生态位，因为这些顾客会发现新产品要比旧产品更加便利。
（三）混合破坏的生态位分离
第三种生态位分离的方式是混合式破坏。这种破坏性创新战略是低端破坏与新市场破坏的综合体，事实上，Christensen认为大部分的破坏性创新都带有混合特质。比如，西南航空公司实际上是通过混合性破坏获得高速增长的。它最初以不乘坐飞机的顾客作为目标对象--也就是以前经常使用小汽车或公共汽车的人群，但西南航空公司同时又从主要航空公司的价值网中的低端市场拉拢了大量客户。嘉信理财公司也是一个混合型破坏者。它采用了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从全程服务商（收费较高）那里掠夺了部分客户，但是它又通过吸引那些过去的非股票投资者――比如学生，开始购买和交易股票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
五、小结
[注释]
①海森伯格原则又称测不准原理也叫不确定原理，是海森伯格在1927年首先提出的。起初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反映粒子轨迹无法进行精确测量与描述，观测者本身的介入有可能改变观测的结果。后被引入社会学领域，用来指代那些难以观察或深入测度的事件。
②彼得德鲁克（1985）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其正式提出了小生位的概念。
[参考文献]
[1]彭璧玉.生态学视角的组织死亡理论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5（8）.
[2]彭璧玉.资源分割与产业组织的演化[J].学术研究，2007（2）.
[3]彭璧玉.生态学视角的产业组织设立理论研究[J].学术研究，2007（3）.
[4]胡晓军，杨锡怀.基于生态学的企业竞争要素及策略研究[J].环境保护科学，2007，33（6）.
[5]郭政.后发企业破坏性创新的机理与路径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07.
[6]王志玮.企业外部知识网络嵌入性对破坏性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0.
[7]Christensen，C.M.TheInnovator'sDilemma：WhenNewTechnologiesCauseGreatFirmstoFail[M].Boston，MA: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1997.
[8]Christensen，ClaytonM.&Overdorf，Michael.MeetingtheChallengeofDisruptiveChange[J].HarvardBusinessReview，2000，78（2）:66-76.
[9]Christensen，ClaytonM..WhyGreatCompaniesLoseTheirWay[J].AcrosstheBoard，Oct1998，35（9）:36-41.
[10]Christensen，ClaytonM.;Raynor，MichaelE.;Anthony，ScottD..SixKeystoCreatingNew-GrowthBusinesses[J].HarvardManagementUpdate，2003，8（1）：3.
LatecomerFirms'DestructiveInnovationStrategy
BasedontheNicheTheory
GuoZheng1,2，JiDan3
（1.SchoolofManagement，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2.ShanghaiAcademyofQualityManagement，Shanghai200050，China；3.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200030，China）
发展新闻学是在发展中国家力图打破美、英发达国家对国际传播的垄断，建立新的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0年出版了著名的《马克布赖德报告》，公开谴责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垄断世界的文化泛滥，并于同年通过了一项关于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决议。
遗憾的是，进人二十一世纪，发展传播学和发展新闻学的研究缺乏标志性的成果，没有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
这些问题出现的背景是，中国的市场环境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区别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也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工业化和现代化尚未完成，西方国家所走过的上百年市场经济的进程在中国被极大压缩。互联网、手机等数字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又导致信息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在中国同时展开。改革也进人了深层次的阶段，阶层区隔、贫富差别、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等深层次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人们的价值取向渐趋多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伦理道德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5.企业。
6.消费者。
“我回携程，
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
就是要和大家一起体验二次创业的艰辛、激情和成功的。”
风雨“携程”
2012年，梁建章重新回归携程时说道：“我回携程，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就是要和大家一起体验二次创业的艰辛，激情和成功的。”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创始人，梁建章对携程的那份深情。同时，还可以体会到他创业时的那份艰辛和苦楚。不过，无论怎样，他都愿意与携程风雨同舟。
少年时的梁建章极富电脑天才，13岁就会用电脑写诗，是中国最早接触电脑的小学生之一，随后参加青少年程序竞赛，获奖如同探囊取物，这使他与电脑结下了不解之缘。15岁，完成初中学业的梁建章考入复旦少年班，半年后就读于复旦计算机本科。复旦没毕业，就考入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读完了学士、硕士。那一年梁建章20岁。
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梁建章在回国时看到这样的景象，就意识到，“在中国，机会比美国多得多，尤其是创业”。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他申请到客服服务部工作。虽然离开研发部会使得利益有所损失，但是他并不后悔。梁建章说道：“如果还在研发部门就不可能调回中国”。
他的这份工作，可以有机会深入接触到国内软件和电子商务方面的企业。这个时候的他一直在寻觅机会，想亲身投入到创业的浪潮中，去试一试身手。梁建章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当你真正觉得你在这行业比其他任何人做得都好时，机会就有了。”
1998年，互联网在中国悄然兴起。梁建章觉得机会到了，于是他毅然决然的离开甲骨文公司，自立门户创建携程旅行网。
谈到为什么选择进军旅游行业时，他说道：“一是出于对国内旅游市场的预期，还有就是直觉。”就是在这种既没有调研又不熟悉的情况下，凭着直觉就进入旅游行业。最后，他竟然还取得了成功。携程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梁建章的敏锐直觉，另一方面要归功于当时国内旅游行业的兴盛。
公司初建，梁建章觉得携程的架构应该是设计、配送和支付。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梁建章开始组建他的创业团队。后来，沈南鹏、季琦和范敏成了他的合伙人。团队分工非常明确，各居其位，各司其职，至此，携程的团队构建完成，即将杨帆起航。
这个时期，互联网行业正处于时期。梁建章很容易就吸收到了风险投资。之后的发展可谓顺风顺水。他说道：“创业往往看一个机会，但热情若超越机会就是泡沫，而机会再加上热情，就是创业的最好契机。”
在梁建章的带领下，携程正在不断地向前发展。2000年，携程的员工不足100人，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5000多人；2002年，携程的营业额就已高达10亿元人民币，其净利润更是远远大于传统的旅游企业。携程如此好的发展态势，使得梁建章信心十足，也使得携程来了一次华丽的转身。
走上发展快车道的携程，通过不断的兼并重组，正在不断扩展着自身的规模和业务范围。携程先是收购了当时最大的酒店预定中心――现代运通；随后又切入机票预订领域，并购机票公司北京海岸；2008年又将华程西南旅行社收入囊中，正式进军自助游市场。携程成了名副其实的行业整合者。
在进行一系列的并购后，梁建章开始考虑建立携程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大公司历练多年的梁建章，将先进的管理理念带给了携程。通过他的努力，携程建立起来一整套高效简洁的公司制度。其构建的酒店销售网络、机票销售体系以及互联网+呼叫中心的远程服务模式，更是让携程愈加成熟和完善。
在员工眼中，梁建章一直是个聪明、理性、不爱说话、有着前瞻思维、喜欢开快车的带头人。上市后，梁建章也没有丝毫的改变，惟一的改变就是他觉得身上的压力更大了。“从前是为几个股东打工，现在是给几十万名投资者打工。”他这样说道。
梁建章把自己对于互联网企业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公司文化和管理理念，一同注入到了携程的血液当中，从而铸就了携程的灵魂。这个时候的携程，已经变得牢不可破、坚不可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梁建章选择离开，去完成他的下一个目标。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觉得携程已经长大成“人”，不再需要呵护和关爱，只有接受不断地磨砺，才会变得愈加强大。
这句话表现了他二次回归的心态。相信在他的引领下，携程会开启一个新纪元。祝福梁建章，祝福携程！
人口学者
要想解答这个疑问，可能要追溯到2007年。这一年，他辞去了CEO的职位，并远赴美国，去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师从美国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EdwardLazear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和创业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学习期间，他曾提出：“一个国家人口结构老化后，其创业和创新活力会随之衰退”的观点。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他还前往北美、日本等地进行调研。
在准备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他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透过纪录片，梁建章才意识到：经济学家们也许看完就明白问题的所在，但对一般公众而言，这远远不够。“农村人口、资源、城市化、交通等方面的问题，确实需要坐下来花几个小时来讨论。所以，觉得还是得写本书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就这样，他和北大教授李建新合作，两人分别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论述人口问题和生育政策改革的迫切性。
经过的五年的努力，《中国人真的太多了吗？》这本书在排除万难之后，终于问世了。梁建章在书中说道：“中国不是人太多了，而是未来孩子太少了。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将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为了证明他的人口问题论断，他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2010年，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位开办服装企业的老同学。当问起企业发展前景时，他说中国的人口走向实在令人沮丧。找不到年轻工人还是小事，问题是现在他做的是10岁左右少男少女的服装，但这却是一个夕阳产业。青少年的数量每年迅速减少。如果计划生育政策的修改还在讨论，他过几年就要改做中老年服装了。”
这次经历，使梁建章更加坚定了自己写这样一本书的信念。近年来，人们普遍的认识是中国的人口数量太多，却忽略了人口结构的变化。然而，人口结构的变化才是导致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讲到这里，梁建章人口学者的身份已经毋庸置疑。虽然他是一家互联网企业的老板，但是他却做了一些不符合他身份的事情。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事情，才彰显了他的情怀。
“去携”之争
携程作为中国领先的在线旅行服务公司，业务包括：酒店预订、机票预订、度假预订、商旅管理、特惠商户及旅游资讯等内容。去哪儿是中国领先的旅游搜索引擎，为消费者提供机票、酒店、度假产品的实时搜索，并提供旅游产品团购以及其他旅游信息服务。
从介绍中不难看出，这两家公司属于行业内的同质公司。既然是同质公司，那么竞争就在所难免。事实上，两家公司的竞争一直存在着。携程是国内最早的旅行服务公司，通过多年的经营，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主导者。去哪儿网作为后起之秀，不甘落后，想方设法地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于是，一场你争我夺的较量就开始了。
早在2006年，两家公司就因为“价格战”引发的纠纷而一度对簿公堂。虽然这场纷争以携程的胜利结束，但是两家公司间的恩怨纠葛却没有就此停止。
在一段时期内，尽管两家公司也有合作，然而竞争才是它们的主题。2014年9月，携程方面表示，因去哪儿网涉嫌通过技术手段，给予其“马甲”商更多的露出和优先排序，携程已主动将酒店产品从去哪儿网下线。去哪儿网则表示，已经将携程在去哪儿网上的产品全部下线。
“下架门”的背后，是两家公司在争夺酒店资源方面的博弈。对于在线旅游公司来说，酒店是最核心以及利润最丰厚的一块领域。无论携程还是去哪儿网，都将酒店业务视为自身业务的重心。庄辰超表示：“未来酒店将是重点。”同时，去哪儿网开始加大直签酒店的力度。最新的数据显示，去哪儿网已经直签接近20万家酒店。
此外，去哪儿还加大了酒店直销的促销力度，到2014年8月，去哪儿网PC端和无线端返现相加金额已达到了1亿元。此次营销，使得去哪儿网的订单量大幅增加。
去哪儿网在酒店业务的布局，引起了携程的警惕。自2012年，梁建章重新回归携程之后，携程就加大了在无线端及酒店业务的布局力度。在抢占酒店资源的同时，携程还频繁收购同业、并进军邮轮业务，以图增加在行业内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