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强调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为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德育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广大教育工作者应牢固树立立德树人的理念，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积极开展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只有让广大青少年学生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未来，普遍认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才能在其心灵深处构筑强大的理想和道德支撑。应以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立足点，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中华民族共同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引导学生形成良好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这就要求我们既深入挖掘课堂教学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又努力抓住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等有利契机，吸收、借鉴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以发展的眼光开展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近年来，上海市以国家观念、国情意识、国家安全和国家自强等内容为重点，开展国家意识教育，引导学生树立“中国心”；以民族语言、民族历史、革命传统和人文传统等内容为重点，开展文化认同教育，帮助学生传承“民族魂”；以诚信守法、平等合作、勤奋自强等内容为重点，开展公民人格教育，培育学生做好“现代人”，把国家意识、文化认同、健全人格教育有机统一起来，取得了良好效果。
（翁铁慧作者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新转型的根本目的，意味着要避免把“社会建设”归结为“社会管理”，要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同时，鼓励和引导公民的社会实践，创造条件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机会、更强的能力来实现社会参与，其中既包括政治性的社会参与，亦即履行公民权利、行使公民义务，也包括非政治性的社会参与，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和私人之间的互助合作
上海市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新转型的根本目的”。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念与上海当前工作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根据上海实际对发展这个“硬道理”的进一步落实。
经济建设与“人类发展指数”
从人和物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我们要把人作为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人当然离不开物，经济发展当然是人的发展的基本条件；在物质资料高度匮乏的条件下，人的生存尚且困难，当然谈不上人的发展。改革开放使中国实现了总体小康，正奔向全面小康，一些地区已接近甚至达到了国际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用“人类发展”作为指标来衡量，我们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避免把“社会建设”归结为“社会管理”
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我们要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条件，包括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但我们也要防止把社会和谐尤其社会稳定与社会活力对立起来。
社会活力的核心是社会成员的活力，而作为社会生物的人，只有在正常的社会生活当中才可能真正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的根本特征是“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这样的自由个性的形成提供条件，而作为自由个性之社会条件的那种理想社会，也只有通过非理想条件下个人的社会实践，才可能逐步逼近。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新转型的根本目的，意味着要避免把“社会建设”归结为“社会管理”，要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同时，鼓励和引导公民的社会实践，创造条件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机会、更强的能力来实现社会参与，其中既包括政治性的社会参与，亦即履行公民权利、行使公民义务，也包括非政治性的社会参与，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和私人之间的互助合作。
文化建设、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
从人和自己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我们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人的发展的主体是每一个个体，而每个人对自己的发展有自己的理解。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另一方面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鼓励树立和实现踏实高尚的人生理想，使尽可能多的人有更好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精神文化条件过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舒适而有意义的人生。创新转型的一大任务是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新转型的根本目的”，意味着我们要通过文化建设，不仅使本市居民过上富裕、生态环境良好的物质生活，和谐、有活力的社会生活，而且过上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追求身心健康、真善美统一的人生理想。
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新转型的根本目的，高等教育承担着特殊使命。全社会各行业各单位都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工作目标，但相比之下，教育部门尤其是高等教育部门，有更大的责任把提高人的全面发展水平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学的核心功能是人才培养；大学的其他功能，大学的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工作，则是人才培养这个中心工作的推进动力和完成条件。与人的生存相比，人的发展是一个更高目标；与人的单方面发展相比，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更高目标。高等学校是人才集聚之地、知识创造之地，也往往是先进社会理想和美好生活方式率先孕育和培植的园地，理应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方面走在全社会前列，以更加卓有成效的创新人才培养、综合素质教育、科研教学管理和师生干群交往，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创新转型的根本目的作出应有贡献。
（童世骏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谈“校市互动”模式
——对北京高校产学研战略的思考
北京地区高校产学研衔接与转化的活动开展已近20年。从产学研衔接与转化的模式特征可以看出，北京各个高校无不遵循“校市互动”的发展战略，在北京市的城市定位中找到与之契合的联结点，把高校的学科建设、科研活动、产业实体融入首都的经济、文化、科技、金融活动的格局中，通过参与首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既提升了高校的综合竞争实力，又扩大了高校的知名度。对于北京地区的高校来说，实施“校市互动”的发展战略，有着非凡的意义。
20世纪末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就在发生着关键性的改变，社会经济对知识和创新的依赖程度空前提高，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伴随着这个过程，高等教育逐渐走出象牙塔，从社会的边缘走到社会的中心，开始与社会各个层面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大学、政府和市场这三个以前互不影响独立运行的体制范畴，正日益合并到一起，形成相互交织、螺旋上升的交互关系，西方学者把这种关系称为“三重螺旋”，我们中国把这种关系称为“官、产、学、研相结合”。大学要将学校的发展和市场需求、政府战略需求结合起来。北京地区高等院校凭借地缘关系都积极介入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的产业链条，普遍采取了“校市互动”的策略来深化自身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内涵。各高校围绕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所开展的深化产学研的活动，受到了政府的支持。可以这么说，“校市互动”体现了“官、产、学、研”深度融合，已经成为北京地区高校显著的发展特征。
(雷世文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笔者认为以下四组“关键词”值得思考。
一、理念、制度与政策
制度和政策是价值维系和价值实现的根本途径，在理念明晰以后，把理念落实为制度和政策，才能让价值体系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但社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理念并非天然地与该社会的制度和政策之间完全相符。这是因为核心价值理念所调整的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关系，因此，它虽然源于实践，但又具有超越性，而且主要表现为对现实利益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才使其具有引领性，它才能成为社会之精神旗帜。制度和政策所调整的更多的是现实世界中的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现实性。在价值理念与制度和政策的关系上，存在两种情况：如果核心价值理念与制度和政策中渗透的价值相一致，核心价值理念就会得到强化；而如果核心价值理念与制度和政策中体现的价值相悖，不但核心价值无法在一个社会中真正生根，而且会强化社会中的价值冲突，最终造成价值紊乱和价值虚无主义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落地生根，根本出路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发展，社会公共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所谓人间之维，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一个化性起伪、惩恶扬善、求同存异的“化人”过程。人性有善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既要扬善，弘扬人的高贵，承认人性“天使”的一面；又要惩恶，遏制人的丑恶，承认人性“魔鬼”的一面。正如古人所讲：“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仅仅从扬善的角度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容易走向理想主义或形式主义的死胡同，还必须从惩恶的角度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毕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不仅意味着“善”政，也意味着“法”治。人群亦有异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既要尊重不同人群、不同文化的特点，体现价值的多样性、特殊性，又要承认不同人群的相通相似，不同文化的交集共融，体现价值的共有性、一般性。
三、精英、典型与大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赖于精英带头，典型示范和大众参与。精英是一个社会价值取向的风向标。古人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民主日昌、民智渐开、信息益畅的今天，社会精英可能无法发挥“草上之风”的强效，但也至为关键。如果一个社会的权力精英能够做到为政以德，“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那么勤政、廉洁、奉公、服务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精英能够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么诚信、责任的价值就会与利益、利润的价值并驾齐驱；如果一个社会的知识精英能够奉行“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只向真理低头”，那么批判意识、创新精神就会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精英阶层，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说一千，道一万，精英是关键，规范精英比教育大众更重要，如果精英不带头作表率，那么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会成为纸上谈兵、望梅止渴。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离不开典型的选树和宣传。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宣传，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典型人物的“非典型意义”问题。许多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常让人感动、震撼，他们在艰苦环境中抗争，即使自己和家人遭遇贫困和病痛的折磨，依然坚持用道德良心助人为乐、笑对生活。诚然，作为个体，其先进事迹彰显了人性的光辉、善良的力量和典型的意义，但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看，却可能反映了某种价值的缺失，某地政府的失职，社会公益的弱小和社会建设的薄弱等远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非典型意义”。二是典型人物的“非典型生活”问题。许多典型人物经过媒体宣传报道，成了社会公众人物，回应各类求助、应对各式媒体、参加各级颁奖、行走各地宣讲成了他们生活的主旋律，过上了一种“非典型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既要宣传典型，发挥榜样的力量，又要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大众是一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基准线。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建设偏离了大众的常识，那也意味着脱离了火热的生活和基层的实际。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须臾离不开大众的参与。只有贴近普罗大众的文化心理和生活常识，抛弃高、大、全的宏大叙事，抛弃理想主义乌托邦，抛弃功利主义的拍脑袋、瞎折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才有长久的生命力；只有树立与民众共建共享的心态，改变灌输教育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才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四、共识、分歧与对立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本质是价值共识建设，核心要处理好三大问题：一是要处理好“古今中外马”的问题。所谓“古今”就是如何处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问题，所谓“中外”就是处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问题，所谓“马”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二是要处理好“左中右”的问题。所谓“左中右”实质上就是价值排序问题，有的人认为自由优先，有的人认为秩序优先，有的人认为公平优先，有的人认为权利优先，诸如此类。“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这符合人的认知规律，也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价值分歧反映了多样化的价值诉求，是社会活力和进步的表现。对上述两类问题处理的关键是以共识战略代替整齐划一战略，以平等对话思维代替单向灌输思维，以团结和谐方式代替针锋相对方式。三是要处理好价值对立的问题。所谓价值对立，就是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分裂主义等极端价值观与共识价值观的冲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真正要反对、要斗争的应该是极端价值观，因为它们本身就缺乏包容性和人道性，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难以与其他价值体系和价值理念和谐共处，形成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方鼓吹“普世价值”别有深意，但不宜将其纳入价值对立的范畴，而应该纳入话语体系和价值实现途径竞争的范畴，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都是些大词、好词，问题关键在于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通过什么标准去评判，在价值实现途径和评判标准上存在差异和竞争，恰恰是人类文明多彩和魅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针对不同的价值体系，采取费孝通所提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乃为上策。（李定文）
一、当前舆论态势
新兴媒体的崛起突破了传统新闻传播的时空，打破了传统新闻传播格局，颠覆了传统新闻传播规律，刷新了传统新闻传播的理念。也使我们当前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挑战更为严峻。
（一）新兴媒体异军突起近两年，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发展速度十分惊人。目前，全国共有网站230万个，网民5.13亿，手机网民3.6亿，微博用户达2.5亿以上。一些网站的实力非常雄厚。我国已有39家互联网公司在香港和美国上市。其中，腾讯、百度的市值都在450亿美元左右，超过了招商银行、中信银行、贵州茅台、上海汽车等A股行业龙头。一些网站的融资能力极强。百度、搜狐、腾讯、新浪、网易等商业网站的发展极为迅速，成长经历不过10年左右，全部员工1000人左右，但盈利能力却都在百亿以上，远胜传统媒体。一些网站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媒体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受众群体的规模、数量。百度、搜狐、腾讯、新浪等商业网站，日点击量均过亿，其受众数量远超国内任何一家平面媒体。近年来，全国发生的所有新闻舆论事件的背后，都有这些新兴媒体的影子。
（三）西方大国推波助澜西方大国一直不愿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迅速崛起，他们利用强大的传媒优势，极力妖魔化中国。一些西方大国一方面利用各种传播渠道，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出版制度和新闻管理制度；插手我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培植“政治异见人士”，千方百计争夺舆论阵地、争夺受众、争夺人心。另一方面，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在我国周边地区，不断制造事端和摩擦。另外，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不断滋事，给我国设置障碍。
二、重视新兴媒体
社会舆论既可促进社会发展、造福人类，又可影响政治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新兴媒体的崛起，使社会舆论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
（一）影响事件走向一是能够改变事件的进程。司法审判，有着严格的程序和时限。从理论上讲，不管多大案件、多大冤情，也不管涉及什么人，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办事。但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有时必须进行变通。比如药家鑫案，在全国掀起了巨大的舆论狂潮。为了维护稳定，国新办直接出面，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做出判决。
二是能够异化事件的性质。按照法律，司法案件应该就事论事、直接客观。但有时因为媒体的介入，公众情绪的推动，形成的社会影响，会背离案件本身。比如，著名的“我爸是李刚”事件，本是一起典型的汽车肇事刑事案件。就是因为一句“我爸是李刚”的传言，迅速异化为一起“仇官”性质的新闻舆论事件。
三是能够影响司法的判决。从理论上讲，司法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但从客观现实来看，在特殊情况下，法律有时顶不住舆论的压力。最具典型性的，就是2009年5月10日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
四是能够推动制度的创新。制度，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在于社会公众普遍认可和共同遵守。如果媒体和公众，群起而质疑甚至攻击某项制度，那么，就很可能会动摇这项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甚至可能终结这项制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03年3月17日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开始只有广东《南方都市报》一家报道，随后，新浪、搜狐、人民、新华等网站跟进转载，形成了强大舆论场。最后，终结了国家实行20多年的收容政策。
（二）监督作用很强新闻媒体、特别是新兴媒体，对于负面事件具有很强的汇聚效应、放大效应和扩展效应。在年轻受众求新、求异、求奇等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借助新兴媒体双向互动、多向互动的传播优势，许多负面事件的新闻，很可能被无数网民迅速狂转、群体围观，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压力。近年来，在各类媒体的频繁曝光下，西方政要丑闻迭出，非常狼狈。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事件、法国总统萨科齐离婚结婚事件、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被指“买春”和滥用职权案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被指控性侵犯等事件，都是媒体曝光的重点。
在西方国家，许多反对党、在野党经营或支持的新闻媒体，常常与执政党对立，专门盯住政府找茬，时刻希望能够抓个“猛料”或“丑闻”，进行大肆炒作，其目的就是把执政党搞下台。这是西方政治互殴和媒体猎奇的必然结果。
而我国，在根本利益上，各级党委和政府与主流媒体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依然要谨言慎行，决不能率性而为。否则，可能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近年来，频频曝光的“网络反腐”、“局长日记”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三）足以颠覆政府网络传播，使动员社会力量更加容易、更加便利。有时，新兴媒体能够轻而易举地颠覆政府。从西亚北非动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互联网的强大社会动员力。
（四）诱发社会动荡近年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涉及整个国际社会，世界各国经济持续衰退，财产缩水、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等等，许多社会问题凸现，各种社会矛盾加剧，很多公众感情焦虑、情绪急躁。此时，互联网和手机相结合的即时通信、虚拟交友、多向互动等功能，让更多的人找到了倾诉感情、宣泄情绪的理想渠道。同时，也使社会动员变得更加迅速便利、成本更加低廉。诸多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借力，很容易诱发社会动荡。
近年来，伊朗、英国、巴黎骚乱以及华尔街抗议事件、西亚北非政局动荡等，显示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交网站的组织动员能力越来越大，令一向标榜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有苦难言。
三、认识新兴媒体
（二）从众性新闻传播存在明显的“首声效应”。在信息传播和信息接受这一社会认知过程中，第一次传播和接受的信息，对受众的作用最强、影响最大，大多数人都会相信和附和。人们对后续信息的接受，则具有很强的选择性，符合首声效应的就接受，不符合首声效应的就排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先声夺人”、“人云亦云”。另外，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个群体的作风和特点，会对群体中的个体产生巨大影响。在一个群体中，许多个体的个性会淡化或消失，其感情、思想、行为和作风等基本趋于一致。在网络上，特别是在某一个群体中，网民通常呈现出明显的从众性和跟风性，常常对某一种先行发布的观点齐声附和。即使有人发表不同见解，不是被挤到边缘，就是被一通乱砸、一阵乱骂，使其声音变得越来越弱，甚而“沉默不语”。
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谨记首声效应对于新闻传播效果的极端重要性。在特别事件发生后，要实事求是，先声夺人，争取信息发布的主动权。
（四）叛逆性虚拟社会对传统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存在明显的逆反心理，网络言论呈现出反传统、反主流、反权威的舆论特征。主要表现为对党的政策、政府规定、官方言论、主流观点、社会精英、富裕人群等，统统持逆反心理和怀疑态度，宁信其错，不信其对；宁信其坏，不信其好；一些有违社会公德的人和事，在网上不仅很少受到抵制，反而受到追捧。这种极端化的心理状态，在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的网民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近年来，许多被炒起来的网上舆论热点，有不少是有组织、有目的、精心策划、精心导演的。其中一些，具有明显的商业利益或政治意图，甚至出现了利益集团用“黑金”操控网站言论、影响政府决策、进行恶性商业竞争的现象。如果管理不力，黑恶势力、敌对势力、恐怖势力、分裂势力等，就有可能通过制造虚假的网络舆论来操纵民意，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对此必须高度重视。
（六）负面性在网上，常常是负面舆论占上风。主要原因有：一是负面新闻、负面事件、负面话题等，更容易诱发人们的好奇本能，引发人们的探究讨论。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发表批评性意见的意识要比发表赞扬性意见的意识更强。二是网上人群的特征所致。一些现实境遇不好的网民对社会有情绪、心态负面，往往戴着“有色眼镜”观察社会、解读现实，网上成为他们发泄不满的主要方式；还有一些网民，往往把批评作为展示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主要形式，甚至“为批评而批评”，这是网络舆论负面性特征形成的重要原因。三是负面舆论场一旦形成，就会自行强化。由于肯定性意见没有得到充分展示，加上大多数网民选择沉默，就造成了批评性意见一边倒的态势。这种负面舆论场又形成一种压力，进一步削弱了网民发表肯定性意见的意愿和勇气，使得正面舆论更加式微。四是由于网络舆论比传统媒体要宽松得多，网络媒体常常通过大量登载、炒作各种负面新闻来吸引眼球，提高网站点击率，这是网络舆论负面性形成的基础。
四、科学引导舆论
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在语言风格、传播特点、受众群体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各级领导干部要了解这些特点和差异，对症下药，积极运用新兴媒体，科学引导社会舆论。
（一）积极运用，寓管于用新兴媒体是传播技术发展的产物，是新生事物，我们必须积极面对、主动接受。应该积极运用新兴媒体，为我们的事业助力。
三是开办官方微博，服务群众。2011年12月12日，新浪网发布的《2011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显示，政务微博已近2万。其中，党政机构微博为9978个，发达的省份广东、浙江、福建、江苏位列前四位；政府官员微博达8354个，北京高居榜首。政务微博成为政府发布信息、了解民意、汇集民智和干群沟通互动的重要平台。其中公安系统的微博，占政务微博总数的1/3左右；前20位排名中，公安的政务微博就有15个。我们应积极总结各种政务微博的优势，使其作用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二）顺应形势，注重策略在新闻管理和舆论引导上，我们要适应形势发展和传媒出现的新变化，注重策略，讲究方法。
二是彻底打消侥幸心理。当前是信息时代，几乎无秘密可言，在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若不进行科学、有效地引导，6小时内就可能形成新闻热点，12小时内就可能传遍全国，24小时内就可能传遍全球。出现了问题，如果管理部门和领导干部心存侥幸，试图欺骗媒体，欺骗公众，哪怕是善意的谎言，也会陷入被动。特别事件发生后，最明智的做法是：积极主动地寻求媒体的支持与合作，立即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尽量降低损失，消除影响。面对媒体，一定要实事求是，如果有责任，就老老实实地认账，认真负责地处理，千方百计地纠正和补救，取得媒体和公众的谅解。否则，立即就会成为众矢之的，造成更大的被动。
三是建立快速反应机制。要运用好新兴媒体，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闻发布管理机制。各地各部门主要领导重视新闻工作是关键。应该把新闻发布工作纳入核心决策内容，事先统一新闻口径；让新闻发布人员旁听重要会议，理解领导的意图，熟悉有关情况。事发后，快，是核心和关键。一方面，要“快报事实，重报态度，多报举措，慎报原因”。另一方面，处理要快，决不能拖。事发后，要首先抢占舆论制高点，争取信息发布的主动权，形成强大的首声效应。决不能等到有了最终结果再报道，一定要边调查、边处理、边报道。
另外，在新兴媒体发布新闻、引导舆论，一定要讲究策略。比如，要用客观事实，说明我们的观点；要用讲故事的方法，赢得广大受众；要用新闻的形式，实现宣传的目的。
一要重视网络精英。各级党委政府，一方面应该注重争取这些“网络名人”和“意见领袖”，同时要着力培养我们自己的“网络名人”和“意见领袖”。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要特别讲究策略、注重方法。稍有不慎，就可能适得其反。开展这项工作，一定要小心谨慎，严防被人误解，招致恶意攻击。
二要依靠网民。新兴媒体的传播方式，可以说是一种返璞归真，是原始的“口口相传”传播模式的延伸、拓展和升级，借助现代高科技，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要想打赢这场新兴媒体的舆论战，仅靠新闻管理部门是远远不够的。最根本的方法，还是发动群众。只要扎实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我们就一定能够把握舆论传播的主动权。
（四）大力扶持新兴媒体在万众嘈杂、空前火爆的混合舆论场中，建设我们自己的、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新兴媒体，是夺取和掌握话语权、有效引导舆论的基础性工作。
一是培育骨干网站。目前，在我国除了新浪、搜狐、百度、腾讯、网易等少数商业网站外，在国际上知名的、有影响的新闻网站和社交网站，还少之又少。这是绝好机遇，又是严峻挑战。这一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提出要大力支持、建设人民网、新华网等重点网站。在网站建设上，我们既要培育新闻网站，又要培育商业网站；既要培育国有网站，又要培育民营网站；既要培育综合网站，又要培育专业网站。努力形成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特色突出、覆盖面广的新兴媒体发展格局。
中华五千年文明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中华五千年文明，深蕴着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积淀了中华民族深厚的精神底蕴，饱含着大量文化素材和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宝库，也是人类文明的巨大宝藏，是我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文化的再开发、再创新，将使得中国文化产业保持长久生命力。
精神生活需求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强劲推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乡居民物质财富不断增强，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生活需求变得日益强烈。
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将形成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文化消费总量将大幅提高，发展经济学理论及实践证明，当一国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追求个性化、时尚化和精神享受的文化消费需求将快速上升；文化消费形式将呈现多元化倾向，人们渴望高质量的国内外影视大片享受视觉盛宴，渴求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诉说幸福生活，期望形象逼真的动漫体验新技术成果，需要形式多样的休闲娱乐缓解压力；文化消费内容要求将越来越高，人们在文化消费中不仅注重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更加要求文化产品有深刻的积极向上的内涵，能陶冶情操，锻炼意志，净化心灵。
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多样化和高端化，客观上要求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多元化、高质化，这将强劲推动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创意创新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创意创新是文化产业化、产品化的转化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转化为满足社会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产品，需要通过创意创新来实现。
文化产品消费具有不同的层次，需要创意来衔接。高雅经典的文化产品和历史文化背景深厚、内容形式复杂的文化产品，常常曲高和寡，不易为大众理解和接受，需要有大众化的创意来进行转化；文化产品消费追求趣味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需要诙谐幽默的创意来表现；文化产品蕴含时尚特性，反映时代旋律，体现时代潮流，受文化环境和氛围影响，时而形成人们文化需求和实际文化消费错位，需要创意来引领。
面对纷繁多样的文化产品，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挖掘文化深层内涵和整合现代元素的创意,可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地满足大众的精神和心理需要；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文化创意是解决人们“精神渴求”和“文化贫乏”矛盾的有效途径。要实现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文化产品创意,在创新中求发展。
成熟的商业模式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有序的产业链和成熟的商业模式。绝不能急功近利、一哄而上、粗制滥造，必须在注重文化底蕴和文化品位的前提下，按照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系统构筑文化产业链，探寻切实可行的商业模式。
文化产业有其独特的产业链，表现为上游的内容产业、中游的设计制作产业、下游的营销服务产业及其衍生产业。整个产业链围绕知识产权的形成、发展、保护、升值以及转化，通过知识产权的价值传递，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链。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一批由原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组建的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骨干文化企业发挥龙头作用，成为我国文化市场的主导力量，引领和带动文化产业向上下游延伸，获得整体发展；各种形式的中小文化企业、工作室等，在产业链上形成有效补充，组成有序的文化产业链，保障文化产业持续发展。
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需要成熟的商业模式作保障。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依靠引入商业模式来保持文化产业生存和发展极其重要。商业模式是企业创造利润的思维方式，文化产业突破传统文化体制局限，引入市场机制，改革创新商业模式，以“创意科技资本”为经营理念，以非凡的创意作为基点，通过科技手段将创意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文化产品，然后再依靠新型营销模式，拓展国内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产业链构建和延伸，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商业模式有效运作，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高新技术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达芬奇说:“艺术借助科技的翅膀才能高飞。”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科技的完美结合。世界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的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带来文化创新和传播领域的重大革命。
文化产业需要广泛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的文化生产和传播、营销模式，延伸产业链，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促进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数字出版、动漫和网络游戏、创意设计与新兴产业，建设大容量的数字文化资源库，推动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移动通讯的互动融合；利用技术进步加快技术设备更新，统一技术标准，建设先进安全的现代广播电视传输网络，促进网络整合，更好地利用和发挥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延伸文化产业链的平台功能；积极营造有利于集体和个人充分发挥创意和技艺的氛围，有效促进各种有影响力的不同文艺形式的作品相互改编和移植；充分发挥高新技术的支撑优势，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内容集成、加工、制作、传播生产平台和运作机制，推进文化产业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国际化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文化产业国际化过程中，一批国内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或注资海外文化企业，建立文化产品的国际营销网络，以多元化渠道进入国际文化市场；中小文化企业根据自身实力，以合作出口、积极参与国际性文化展销等方式，适当寻求国际合作，实现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文化企业要瞄准国际市场，通过区域差异开发符合文化产品进口国价值准则和精神需求的产品，分地区、分阶段占领国际市场。中国文化元素的区域本土化开发，将促进我国文化的国际化发展，从电视到电影、从漫画到游戏及其衍生产品均可全方位进军国际市场。
（刘志迎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安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负责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1942年5月,为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共中央邀请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分别于5月2日和23日两次到会发表讲话,就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文艺理论问题和文艺政策阐述了意见。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正式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两次谈话。《讲话》总结了“五四”以后我国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经验和基本文艺思想,对于当时渴望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而言,是非常及时的理论指导。许多作家正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走向农村,深入抗战第一线,创作出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我国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真正到来。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坚持我国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坚持文艺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过程,同时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廓清文艺工作中重大思想理论是非的过程。
又如,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洋为中用”、“批判地吸收”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也都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与各国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是我们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把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汲取过来,熔铸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之中,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保持我国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特色与汲取世界各国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绝不矛盾。正如鲁迅所说:“虽是西洋文明,我们能吸收时,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象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除了各国文化均有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之分,西方强国一直妄图“西化”、“分化”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它们利用我们对外开放之机,加紧各方面的渗透,而我们有的同志对此却丧失了应有的警惕,主张文化上也要无条件地与国际“接轨”,对宣扬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及腐朽生活方式的文艺作品津津乐道地进行推介。如果照此办理,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侵蚀就会在我国长驱直入,我国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会受到改变,民族特色就会丧失殆尽,变成西方殖民文化的附庸,我国则最终可能变成西方强国政治、经济上的附庸。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是深入群众、认识生活、抓住事物本质的需要
文艺工作者为什么必须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这本来是早已解决的老问题和常识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最大力量决不是其他，只能是人民。人民生活中存在着的自然形态的、粗糙的然而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是一切文艺尤其是社会主义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中国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线，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改革、建设形式，去感受时代心脏的跳动，特别是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战士的喜怒哀乐，才能与改革和建设事业，与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强烈的共鸣，所谓的“灵感”才会在喷涌的激情中欢呼着活跃起来。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真正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这一基本原则，才能进一步提高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自觉性。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还是改造世界观的需要
对文艺为什么服务和如何服务，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从来都是明确的。但有的作家艺术家甚至是党员作家艺术家为什么对党的“二为”方针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反而对写阴暗的、灰色的、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以及十分庸俗、低级乃至黄色的东西分外热心呢？对轻视实践、远离群众的创作生活洋洋自得呢？这是他们的世界观在作梗。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进一步提高历史责任感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深刻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在科学分析新形势新任务的基础上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要以战略的意识、世界的眼光、创新的思维，进一步发展文化生产力，着力增强文化凝聚力，积极提高文化传播力，不断提高我国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进一步发展文化生产力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文化生产力指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它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文化软实力，包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关键要突破不合时宜的文化观念的束缚，努力培育、引导和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和文化消费能力，激发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一要注重文化的传承。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变革与发展，都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的。传统文化为全民族传承着共同的思维方式、传统风俗和精神遗产，形成全民族认同的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和精神家园。离开文化传统，乃至割断文化血脉，文化发展就会失去基础。要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中华民族文化，充分认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充分尊重和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始终坚守民族文化立场，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全面认识、深入挖掘和科学梳理，大力建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更好地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民族生命力、激发民族创造力、铸造民族凝聚力，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成为新时代鼓舞人们前进的精神力量。
二要注重文化的吸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互相借鉴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要正确对待和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以更加理性、科学的态度进行文化反思、比较、展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做到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包容的心态、自信的心理、开阔的视野对待外来文化，广泛吸纳融汇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及其发展经验，在博采众长、兼纳百家之精华中不断赋予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生机与活力，不断增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
着力增强文化凝聚力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文化是民族生命力、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具有引领社会、教育人民、凝聚人心的作用。文化凝聚力，指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增强国家亲和力和影响力，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过程，也是全民族文明素质提升的过程。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只有当文化资源内化为民众的信仰，转化为民众的文明素质，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文化软实力。
积极提高文化传播力
第一，积极适应文化生产、传播等手段的变革，推动文化与科技创新互相融合、相互促进、互为支撑、协力前行。重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鼓励创作格调健康的网络文化产品，运用先进技术增强文化产品的吸引力、感染力，不断创新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大力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使互联网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新阵地、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使之成为提升我国文化传播力的新引擎。
第二，进一步拓展传播渠道，提高传播效率，丰富传播手段，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打造一流的主流媒体，增强影响力、加强舆论引导，使文化传播触动心灵深处，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主流舆论力量，做到善于运用现代文化传播方式和手段，推动更多富有时代气息、体现时代要求、反映现代中华文化的文化标识、文化符号和文化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第三，高度重视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建设、运用、管理，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积极探索和发展文化传播新的形式、新的方法、新的品种、新的区域，加快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变，完善和落实鼓励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政策措施，搭建健康向上精神文化产品的有效平台，参加国际文化话语权的多面博弈，不断拓展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渠道，进一步扩大我国文化传播范围，做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高举自己的文化旗帜，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使之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着力提升文化产品的创造力、表现力，提升文化安全和文化管理能力，不断提高我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黄建军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一年一度，美国国务院发表国别人权报告，对除美国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评判和责难，俨然站在世界人权领域的“道义高地”，充当世界“人权法官”。
当今世界，究竟谁在践踏人权？围绕这个问题，有太多被扭曲的事实、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道义。
战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
人类行为中，没有比战争对人权的侵害程度更烈、规模更大的了。战端一开，兵连祸接；战火所及，生灵涂炭。
在无法彻底根除战争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战争作出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什么是正义战争，什么是非正义战争？国际社会迄今达成的最一致的观点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而反抗外敌入侵的战争是正义的。
美国独立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因为那是美国人民在本土进行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战争。二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奋起反击的战争也是正义战争，因为那是为了打败发动战争的法西斯势力。新世纪开始，美国为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而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得到世界许多国家和人民的理解和同情，因为毕竟是藏身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策划了“9·11”事件，使美国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但是，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海外用兵进行的大都是侵略战争。这些战火不在美国本土燃烧，死伤的没有一个美国平民，却给别国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从1945年到1990年，美国对外进行的较大规模战争和军事干预有124次，年均2.8次；从1991年到2003年，美国进行了40多次海外战争或军事干预，年均4次。
60多年来，美国是世界上对外用兵最多的国家，是一个几乎天天都在别国打仗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迷信和滥用武力、热衷于向外输出战争的国家，却在扮演世界“人权法官”的角色！
战争“附带损害”：对平民生命权的践踏
美国对外用兵，经常打着“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推翻暴政”、“推动民主”、“为自由而战”等等旗号，连军事行动的代号也取得振振有词，如“正义事业”、“支持民主”、“恢复希望”等等。美军把战争造成的平民伤亡，轻描淡写地称为军事行动的“附带损害”，最多也就表示一下“遗憾”。
人的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无情的战争机器践踏的正是这种最基本的人权。
刚刚过去和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究竟有多少平民死亡？美国对此讳莫如深。伊拉克人权部2009年发布的报告说，2004年1月至2008年10月，共有85694名伊拉克人丧生。总部设在英国的“伊拉克尸体计数”组织称，自美军入侵伊拉克以来，共有12．2万名平民丧生。世界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2006年公布的抽样调查报告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造成65.5万伊拉克人死亡。英国调查机构ORB2007年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伊拉克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120万之众。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问题研究所一项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年中，两场战争中有12.5万名伊拉克平民、1.17万名阿富汗平民、3.56万名巴基斯坦人因战争死亡，还有350万伊拉克平民、300万阿富汗平民、100万巴基斯坦平民沦为流离失所的难民。
这些冰冷的统计数字远远反映不出战争造成灾难的全貌。它不包括国家的满目疮痍、物资的严重匮乏、基础设施的破坏、生活条件的恶化，不包括破碎的家庭、伤残的亲人、寡妇和孤儿、畸形的新生儿，不包括人们的眼泪、痛苦、悲伤、孤独、恐惧、绝望、愤怒和仇恨……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每每以“推翻暴政”、“结束种族清洗”为名进行的战争和军事干预，与其所称的“暴政”、“种族清洗”相比，究竟谁造成的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更甚？
“治外法权”：对“国别人权”的嘲弄
2012年3月11日，月黑风高之夜，驻扎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的美国大兵幽灵般潜进两个村庄，疯狂开枪射杀睡梦中的平民，17名阿富汗人瞬间命丧黄泉，其中包括3名妇女和9名儿童。这一暴行，究竟是一名美国士兵所为，还是一群美国士兵所干，这在西方媒体屏蔽真相的强大能力面前，恐怕是很难澄清了；而因享有“治外法权”被送回本国受审的那名美国大兵，则将因旷日持久的司法程序而逍遥度日，最终能否受到公正审判也在未定之天。
类似惨案举不胜举。越战期间，美军曾杀死越南一个村庄的数百人，最后只判1名士兵有罪，并在关押3年后释放。自2010年1月以来，驻阿富汗美军第二步兵师第五作战旅的5名士兵组成“杀人小组”，实施了至少3起谋杀，肆意杀害阿富汗平民，行凶后毁尸灭迹。有人说，美国版的“治外法权”就是一个“杀人牌照”。
更具对比意义和讽刺意味的是：1989年，美军入侵巴拿马，把这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总统诺列加抓捕回美国进行审判，理由是诺列加触犯了美国法律；而美国士兵在别国滥杀无辜，却以“治外法权”为保护，不受别国法律惩处。
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列强利用“治外法权”侵犯殖民地国家人权的事情司空见惯。时代发展到今天，美国仍在沿用这种做法，一方面高喊“保护人权”，一方面却在“治外法权”掩护下放肆侵害别国和平居民的人权。
战争和杀戮，绝不可能给一个国家带去人权水平的提升，相反，它只会激起仇恨与暴力的恶性循环。这已被一些国家反复上演的“人体炸弹”、自杀性袭击、暴力浪潮、治安恶化、社会动乱等情景所证实。
一个对外用兵最多的国家，一个杀人最多的国家，却在年复一年地对别国人权状况指指点点——话虽然刺耳，但事实就是如此。美国是凭借着西方话语体系对国际舆论的垄断，而站在用无数谎言堆砌的“人权高地”上的，谎言一旦被驱散，“高地”就会坍塌，暴露出深埋地下的累累白骨，揭开世界人权领域的真相。被颠倒的道义，应该把它颠倒过来！（郭纪）
Who：
谁来发展中国科技？
Where：
在哪里发展中国科技？
需要指出的是，在科技发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发展科技一定要清醒认识到核心科技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与一个国家经济命脉密切关联的核心科技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则往往受制于人。
When：
什么时候发展中国科技？
尽管中国古代有璀璨的技术发明，但中国的现代科学却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现代的科技在中国的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和水土不服的问题。西方国家是科技发展引发工业革命，进而带来经济的崛起和繁荣。中国恰恰相反，近代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失掉了原有的自信。于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和要求，先把经济发展起来赶上去再说。等到稍有富足时，才想起科技这块短板。
但投资科技往往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大，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的主要精力，总是放在创造和利用各种投资或投机的机会，不愿放弃任何一个现实中赚大钱的机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量资本往往投资在股市、房市等存在巨大投资和投机空间的地方。试想，如果各个企业老总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炒房、快速赚钱的时候，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如何才能提高呢？如果政府的主要精力是短期内发展经济，期望短期见到效果时，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又如何能得到提升呢？这也许是中国快速发展时期难以避免的现象，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市场条件越来越完善，短期内获取超额回报的投机机会和空间越来越少，大量的资本是否会转移到科技投资呢？我们拭目以待。
What：
什么是中国科技？
在中国，科学和技术往往不分家。这样导致国内很多科研院所往往用管理技术（甚至工程）的方法管理科学，以科学的名义指导技术发展。现实中确实存在着科学技术化（科学研究越来越注重实用化）和技术科学化（从事技术研发也开始以发表论文作为成绩或考核依据）的问题。因此对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有助于辨别二者不同属性，进而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管理。
Why：
为什么要发展中国科技？
发展科技一般不外乎这么三个理由：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解决现实问题；经济利益的驱动。在中国发展科技，出发点往往是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和解决现实问题。在中国讨论科技课题时，往往考虑未来能带来什么收益或市场，或者能解决现实什么问题。当然对于技术来讲，这样的要求无可厚非、并不奇怪。但对于基础研究来说，中国发展科技究竟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还是为了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从目前来说，我们的重点仍然放在如何在世界科学界占有一个重要位置，就是说，我们还远没有达到满足人类的好奇心、主导发展和解决全人类共同难题的阶段。
近年来，我国在某些领域已经开始参加一些国际科学计划，分担部分全人类研究的份额，如承担1%的基因组测序、参与国际核聚变研究（ITER）等，这是值得高兴并应该受到鼓励的。
How：
如何发展中国科技？
发展科技一般需要科技共同体来进行自律和自我管理。但在中国，科技发展往往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不仅管理科技人员的规模、职称分级、工资标准，而且通过各类科研项目的立项、检查、评比、验收、考核，进行直接或间接调控。毋庸置疑，发展科技是各级政府的应尽义务，但应严格局限在宏观管理和服务上，对具体项目和内部管理，应放手让科技共同体内部来实现。中国当前的问题是政府参与和管理过多过细。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科技共同体一直没有有效形成，这就像一个婴儿长期受到呵护而没有独立生活能力一样。越是这样，政府越不放心。但是长此以往，科技共同体就越发无法形成。
理想的模式是对于基础类或公益类研究，政府应提供足够的支持力度。除了一定数量的竞争性经费和项目外，应确保每一位从事基础类或公益类研究的研究人员，都能得到一定数量的“保底”研究经费，让他们相对安心地工作，同时通过少量的、必要的竞争性经费和项目，保证国家需求目标的实现。对于与市场有密切关联的技术研发，政府应鼓励其与企业建立联盟，政府仅提供一定的启动基金、周转资金、竞争前共性技术的研发补贴。
（袁志彬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高考是中国社会比较真实的一面镜子。它把全国的大多数人都直接或间接卷入，而且向全社会的渗透比较均匀。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实际上是以高考为中心，向两端发散的。而中国社会阶层的演变及人们从下层向上一层运动，高考都是最关键的枢纽。
高考是对公平原则执行最严格，但也是从最初设计就含有不公平因素的超级社会系统。它包含了中国人对公平的向往，和对在现阶段无法完全实现公平的无奈。高考的录取工作不断堵塞以权谋私的渠道，而且效果斐然。但“关系”的钻营也很顽强，它在规则的边缘像挤牙膏一样寻找机会。
高考被置于绝对舆论监督之下，对高考制度的利弊争论也是中国各种讨论中最充分的。高考的弊端很清楚，但真正改掉它们，却面临可能导致更多弊端的困境。一些初衷善良的改革设想因在执行中被扭曲而难以为继，并使新改革措施的出台更加艰难。
中国的高校这些年大规模扩招，初高中教育变化很大，学前教育和课外教育十分繁荣。但就是高考这个“纲”变不了，一些小的修改从未动摇它的本性。高考对整个国家的复杂性有很强的表现力。你无法简单说高考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们似乎是在各种弊端之间选了一个相对最不坏的。我们都认为高考应当改，但经历了或听说了种种曲折之后，大多数人又认为高考的基本精神是应当坚持的。
高考本身是相对公平的竞争规则，而且不断得到完善。但高考规则的运行环境遇到了社会其他变化的侵蚀。中国的基础教育在分化，城乡的不同出身以及家长不同的钱权能力，对不同考生应试准备质量的影响越来越大。高考公平不断在制度上受到保障，但实际却被渐渐打了折扣。很显然，在整个社会的公平得不到改善时，单独保障高考的公平有难度。社会的不公平会从不同侧面围攻高考，从而使农村孩子和穷困家庭的孩子一流大学入学率不断降低。
然而尽管高考有种种问题，但高考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对国家和社会综合进步的促进都有目共睹。高考对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应不应当保持下去的问题，讨论的方向只能是它应当怎样改。人类社会的自我治理总是充满艰难，对中国这样竞争激烈的人口大国来说，高考究竟在扮演什么性质的角色，或许最终从历史学的角度，而非社会学的角度才能看得更清楚些。对中国这个国家大概也是一样，我们对它的各种问题争论不休，但对它的总体评价只有在更高的、历史的角度上才会更加公允。
（摘自2012年6月8日《环球时报》）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首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观念的变革。思想决定行动，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唯有转变思想观念、更新发展理念，才能确保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要求切实转化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转方式、调结构以深化改革为动力，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和全过程，涉及体制的重新建构、机制的彻底转换、政策的重新选择、利益的重新分配，需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义无反顾、百折不挠的决心和勇气，勇于改革，敢于创新，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以思想的大解放推动改革的大突破、经济的大发展。统一思想才能统一行动，凝聚共识才能凝聚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要求全社会进一步解放思想，弘扬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践行公正、包容、责任、诚信的价值取向，摆脱习惯思维束缚，凝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共识，把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要求转化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又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其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变革主体的首创精神，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形成全民参与、一呼百应的良好社会氛围。列宁曾经指出：“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广大人民群众既是创新转型的重要参与者，又是直接受益者。市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确定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号召全体市民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支持、参与、监督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各项工作。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坚信，只要全社会凝聚共识，坚定信心，共维时艰，砥砺奋进，一定能够破解前进中的任何困难，率先走出一条具有特大城市特点的科学发展之路，努力开创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