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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14
这么一个无聊的谣，为什么非要造。
事情的起因，是作为短视频播主的猫一杯，2月份的时候发了个视频，表示自己在巴黎捡到了一本国内小学生丢弃的寒假作业，她替那位学生写完，并且千里迢迢送回了国内。
作为一个娱乐视频博主，猫一杯的这个视频本身延续了她自己的风格，挺精准的聚焦了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过的“假期作业焦虑”，所以很快成了爆款。
但是这个视频从播出一开始就引发了质疑——怎么就这么巧呢？一个中国小学生在巴黎丢了一本全是中国字的作业，就被中国播主捡到了，还全程录视频记录了下来。
这个小学生真的存在吗？还是播主为了制造噱头现编的？
为了说明视频的真实性，猫一杯起初拿了很多证据，比如小学生的舅舅、老师出来现身说法。
后来她又拍了一个视频，说这件事就是真的，已经联系上了小学生的母亲，只不过因为隐私，不方便让人家出来上镜云云。
而猫一杯自己也发了一个视频，承认自己造假了。
这一切，到底所图为何呢？
那是某天的一个下午，我无聊中刷某音的短视频，无意间被推流看到了她录得一个视频，聊的的都是家长里短的琐事，可是她幽默的表达和略显疯魔的表演确实让人看了非常上瘾。
于是就点开一个视频又一个视频的刷了下去。
不知不觉间，半下午居然就这样过去了！
更重要的是，我发觉一件事——一转眼，我居然已经想不起她拍的那些视频中任何一部的内容是什么了。
除了她那句魔性的“债见（再见）”之外，她的那么多视频，对刷完过后的我来说都是看了等于没看，别说观有所得、甚至连半点记忆的痕迹都没有留下。
我觉得，猫一杯的这种短视频可以被称为“文化辣条”。
可是，正如现实中的零食需要加入食品添加剂才能变得好吃一样，猫一杯的这种短视频也有很多“添加剂”——
就像橘子味汽水味道浓郁恰恰说明里面没有果汁一样，这一定是脚本手造出来的。猫一杯的那些视频，一定存在着大量的虚构。
而被证明子虚乌有的“秦朗巴黎丢作业”这事儿，更像是你在厨房里看到的一只蟑螂，只是猫一杯海量虚构中被不幸较了真的那冰山一角。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作为一个“文化零食”的生产者，猫一杯有她的公司要运营，定期要完成拍摄视频的任务。没有八卦也要硬努，你让她能怎么做呢？
幻想她拍的视频没有脚本，这事儿其实就跟幻想零食生产商不给零食加入添加剂一样可笑。
何况辣条是不是有营养、瓜子是不是能吃饱、这事儿对吃零食的人来说，真的有那么重要么？
橘子味汽水里没有橘子、红烧牛肉味方便面里没有牛肉，“生活”短视频里也没有生活。
刷短视频的受众虽然不愿承认，但我们正在这样被一个又一个这种几分钟的“文化辣条”麻醉、愚弄着。
猫一杯的道歉，甚至哪怕如很多人所愿“退网”，也不会改变这种趋势。
而且说实在的，她远非做的最过分的那些播主。
我想起了“赫胥黎的警告”，这是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最后一章节的题目。
波兹曼在这本1985年出版的专著中提到了一个问题——传媒方式本身对受众影响远远大于传媒所表达的内容。
印刷品时代，文字占主导的位置传媒方式可以培训人变得深刻、有逻辑感。因为文字是需要人通过主动阅读之后才能被理解的，阅读本身就是一个思维训练与对受众筛选的过程。
所以印刷品时代的媒体传播了真理和智慧，破除了迷信和陋习，甚至创造了近现代社会。
可是以图片、音频乃至视频作为主导的“电视时代”不是这样的，图片和视频天生带有更强烈的冲击里，它的表达是感性而去逻辑化，甚至大多数时候，越是碎片、虚构、极端甚至无逻辑的信息，反而越容易通过这些媒介传播。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我觉得就是希特勒的崛起。
希特勒的演讲在战前德国通过广播广为传播。其实，他的那些主张，如果用文字表达出来，很多人一眼就能看明白它们只是一些疯狂而极端的呓语。可是一旦这些主张通过录音和影像来表达，化作高声的口号、夸张的表情、坚定的语气。它们却具有了一种骑兵冲击一般撼天动地、摄人心魄的征服里。
而这种特质，反而是那些在报纸时代更容易说服受众的温和、理性主张所不具有的，因为这些主张一旦通过视频影像来表达，就变得逻辑链太长，而且没有那么吸引人了。
这个道理就像现如今那些表情夸张、主张极端、表现搞怪的短视频，往往更容易成为流量爆款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希特勒利用了“新媒体”，而是新媒体“涌现（emergence）”出了希特勒，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而为了说明电视时代的思维碎片化。波兹曼则举例说，电视台的主持人在播报新闻时，经常会使用“好……现在”这样的口头禅来承上启下。
波兹曼说，这就是视频媒介有利于高度碎片化使然。
波兹曼认为，媒介从文字向视频图像的转变，会让人们逐渐丧失印刷品时代那种通过阅读求真、求实、求逻辑、求有益于思考的习惯，自此之后，传媒只为了给大众提供娱乐，且也只服务于娱乐价值。只要电视（视频）拍的好看，观众不在乎片子有什么逻辑性、不在乎能从中得到什么——甚至不在乎其反映的东西到底是现实中的实际景象，还是一种虚拟的景观。
这就是“娱乐至死”。
我想，在猫一杯这次翻车当中，我们隐约看到了波兹曼的这种担忧正在实现。我们沉迷于媒体，却早已忘了媒体的目的是什么。
在那本书的结尾，波兹曼说了一个“赫胥黎的警告”，其实也是他自己的。
波兹曼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
一种是奥威尔式的——他在《1984》和《动物庄园》中描述了一种反乌托邦，那里的文化与言论一起，因为威权的精神控制、思想禁区与迫害而窒息。
这种反乌托邦，人们很容易想见，波兹曼认为，他所身处的社会已经对其加以了提防。
可是与之相比，还有另外一种不被警惕的文化反乌托邦，波兹曼认为，它正在威胁当时的美国社会。它是“赫胥黎式”的。
这个“反乌托邦”是阿道司·赫胥黎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为我们构建的——在那个世界里，文化因为过度的媚众、肤浅、追求刺激、而成为一场滑稽戏。
在赫胥黎的预言中，并没有“老大哥”钳制任何人的思想，人们只是在仿若毒瘾的娱乐中变得肤浅而浮躁，最终丧失了深度思考乃至自由意志的能力。
于是波兹曼说：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而无聊的琐事，如果文化生活仅仅被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真实的公共话题让位给了幼稚、虚假的俚俗八卦。如果公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波兹曼的这个“赫胥黎警告”，是说给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听的，但我想时至今日，它仍有它的意义。
猫一杯造的这个无聊的谣，让我真的笑不出来。
因为它说明我们的受众，正深陷一场短视频时代的“群体性无聊”当中。
我们正在短视频“文化辣条”为我们编织的傻乐之网中，走向浅薄与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