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平缓，带来报复性消费的同时，似乎也带来了“报复性离婚”。截至目前，深圳各婚姻登记处仍实行预约登记制。
按照深圳全年来算，历年离婚总量一般不会超过同期结婚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在今年4月，深圳的离婚总量达到了结婚总量的84%。
2月14日，疫情期间，深圳市南山婚姻登记处仍有不少情侣在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但与此同时，有数据显示，4月以来，深圳预约离婚量激增，达结婚量八成多。
家住龙华的雷女士告诉记者，她与丈夫在2020年春节前夕已经达成了协议离婚的共识，奈何疫情突袭，原本去民政部门办理手续的计划一拖再拖，直到如今都没能完成。
但令雷女士困扰的是，没有提前预约就不能去办理合法离婚的手续，她担心双方提前谈好的协议可能存在变动的风险，“因为没有办理合法的手续，随时都可以反悔，心里特别不踏实，只希望这个情况可以早日解决。”
因疫情而强制实行的预约制给了情绪性离婚冷却下来的机会，但也可能成为离婚的导火索。
在几次搭腔无果后，杨芳决定去翻翻老公的手机，看看有什么秘密。结果这一看才知道，老公已经出轨10年了。
杨芳哭得梨花带雨，老公则明确表示自己要抽离这段关系。可几次三番下来，杨芳都发现老公会忍不住发信息给对方，“我是说了要断，但我没办法说一就是一。”
忍无可忍的杨芳预约了4月底办理离婚。前期看似平静的家庭生活，却在婚姻关系变质后，复苏了她强大的记忆力。杨芳清楚记得，2013年自己住院的时候，老公因为出差没来陪她，如今在她看来都是借口，“过去的这些记忆点，曾经以为是夫妻日常的种种，但其实我一直都记得。如果没有疫情的爆发，我会选择忍。”
预约办理当天，杨芳和丈夫前往婚姻登记处，排队时就已经哭得快要断气了，两人也一直在拉扯着。其实丈夫并不想离婚，“我承认我确实错了，可能那段关系让我有点成就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家庭。”原来，在丈夫看来，外面的人既然不催，自己没有必要去打破家庭的稳固感，“加上孩子的学业正是冲刺的时候，家里还有双方的老人要照顾，我也就是陪着她来一趟，哭够了她可能就会冷静下来。”
王雪和杨雷“去年12月底认识，1月就结婚了。”闪婚之初，两人是看上了彼此的优点，满心都只有对方最好的一面。
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两人不在一个地方，彼此的关系也颇为和缓，杨雷更表示，待到疫情稳定就去王雪所在的城市陪陪她。可等到3月初，两人过上了朝夕相处的生活后，彼此间矛盾激化，最后直接绷不住了，预约离婚。“她会反复陷入‘你是不爱我了吗’的死循环。”在两人来到婚姻登记处后，情绪逐渐回归理性，没有急于办理离婚，而是在婚姻辅导老师的介入下，尝试调和彼此矛盾。
事实上，愿意接受调解，并且能够调解成功的总归有限。情绪性离婚在这次疫情期间，可谓是频频上演。深圳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透露，曾遇到过一对夫妻来到现场办理离婚时，双方争执的根源是家里养的一只猫。
疫情期间，深圳各婚姻登记处均采取预约登记制，预约成功的市民需分时段进入。
查看过往婚姻登记数据会发现，4月本就是结婚预约的淡季，因此相较而言，离婚数量的上升就更为扎眼。
2020年4月，深圳结婚登记总量为4160+27（涉外）对，离婚量为3514+10（涉外）对。按照深圳全年来算，历年离婚总量不会超过结婚总量的三分之一，可在4月，深圳的离婚总量已经达到了结婚总量的84%。
疫情前，深圳大多婚姻登记处离婚的预约量为20对/天。但由于疫情发生后，严格实行预约登记制，仅靠预约量无法满足现场办理需求。此后，如福田、南山、龙岗等地的婚姻登记处都将离婚预约量调至20对以上，而对于一些急于办理的市民，婚姻登记处会视乎当天工作量来动态调整结、离婚业务的预约量。4月14日，深圳一婚姻登记处甚至出现了离婚量为结婚量2.5倍的情况。“预约量比年前多是肯定的，我们也视情况动态调整总量，加上本身4月结婚量就比较低，因此会开放一部分预约号给离婚业务。”
此外，记者从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获悉，疫情的出现也让一些本就存在的家庭问题越发突出，家暴现象更是多有发生。
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理事长孙亚华表示，在疫情期间，该社会组织进行社区服务时，
除了双方感情真正破裂，导致离婚预约激增的还不乏“政策性离婚”，即夫妻双方为了避税、获取优惠房贷利率等目的，通过“假离婚”来实现。
2019年11月11日，深圳“豪宅税”推出新的征收标准，同时满足住宅小区的容积率在1.0以上、单套建筑面积在144平方米以下的住房，满两年可免征增值税。对于一些想要购置第三套房产的家庭，“假离婚”是其中一种实现路径。
2月初，深圳市政府推出“惠企16条”措施，其中提到将拿出超过30亿元为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随后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出台了贷款贴息的实施办法：对从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获得深圳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新增贷款，给予贴息支持。AI财经社计算过房抵经营贷，经营贷利率一般在3.9%～4.5%，以某区为例，若一切按照最高标准计算，那么贷款1000万元实际支付利息应为45万元，市政府补贴50%，再加上区政府补贴70%，即45万元/2×70%=15.75万元。粗略估算后，在理想情况下，贷款1000万元，贴息后的利率低至1.8%。同理可得，一部分投机客会选择“政策性离婚”来获得购房资格。
此外，除了买房，现场也不乏为了获得更高额的补助津贴而前来办理离婚的。陈女士和丈夫在2004年收养了一个孩子，如今孩子即将入读高中。面对较为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陈女士又待业在家，她便打算通过离婚来申请低保，如此一来孩子也能以低保户的身份获得学生服费资助、寄宿生生活补助、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等政府资助。而这类情况，其实也是“政策性离婚”的代表。
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透露，深圳的婚姻登记量和政策性挂钩密切，看似不太沾边的豪宅税调整，也导致多个区婚姻登记处工作量增加。“除了感情不合适之外，大多数都是为了政策性离婚。最高的婚姻登记个人记录能达到20多条，一页纸都打不下来，这样操作，离婚量很难不涨。”
2019年1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第1077条规定了离婚冷静期：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间届满后30日内的，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此事一出，立即登上了热搜。
作为承担了深圳市28%婚姻登记业务的机构，福田婚姻登记处从2月3日至5月1日累计办理业务4110宗，即便是五一放假当天也办理了87宗业务。一名一线婚姻登记处理人员向记者透露，在见证了太多冲动离婚的案例后，他认为设置离婚冷静期非常有必要——降低冲动离婚的同时，也杜绝了很大一部分频繁政策性离婚的发生。而对于网友提及家暴、遗弃等恶习的情形，即便是没有冷静期，也需要双方当事人都同意才能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如果实施暴力的人不愿意，另一方也不可能通过民政局来办理离婚，而冷静期的存在更能弥补政策漏洞。”
孙亚华不仅是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也是深圳市婚姻家庭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同时还是深圳市政协委员。对于民法典草案提及的离婚冷静期，他持反对意见，“冷静期可能更不冷静。”孙亚华指出，如果是因为家庭关系破裂需要离婚的，而婚姻中处于弱势一方以及孩子，在现行庇护政策缺乏的情况下，如果再设置冷静期对他们而言存在较大风险。
而对于打算“政策性离婚”的人，则会将之看做是增设障碍导致他们无法离婚，“目前的婚姻法和婚姻调处的方式来说，难以调解这种有较强目的性的离婚，反而可能会引发他们比较直接的反应，当他预期目的无法达到的情况下，他就会和民政部门纠缠。”与此同时他指出，不少“政策性离婚”对于夫妻双方而言都有“假戏真做”的可能，因为已经事实离婚了，夫妻双方内心会发生变化，最终导致曲终人散的局面。
龙静潇是福田婚姻登记处婚姻家庭咨询师，在一些预约了离婚办理的夫妻来到现场后，如果双方有意愿调解就会来到这里。疫情期间，她调解了多对夫妻的离婚诉求。疫情之下相处期间两个人的矛盾爆发，而产生离婚诉求的案例，在她看来比较好调解，“不要把疫情当成一种灾难，想想我们之前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可以正好通过这一次发现问题的节点来解决，以后的路也能走得更好。”
疫情下的离婚现象，更多的是一种两人间矛盾的集中爆发，其中不乏携手多年的夫妻，“孩子都很大了，两个人之间连亲密动作都没有了。”龙静潇建议，夫妻之间可以尝试在家中共同做做家务，加强互动，“因为疫情宅家发生矛盾，其实可以‘变废为宝’，大多数夫妻在情绪平复之后，都是听得进去的。”
福田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武薇同样认为婚姻辅导具有必要性，且应该提前介入，“所有的婚姻登记当事人，都不应该这么晚才去了解这个事儿。怎么去两性相处，进能进到哪、退能退到哪，都需要提前了解自己的底线。”她表示，在不少离婚案例中，都是因为两个人形成了一个相处模式，后续其中一方意识到自己太卑微，却也很难改变婚姻中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