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MO独家对话《繁花》编剧——秦雯。
改不完的台词
然而，这次要合作的导演是王家卫，常规经验通通失灵。
很多神来之笔是在现场观察、感受出来的。比如汪小姐的框架眼镜造型，一开始剧本里并没有强调眼镜的脱戴时机，是导演发现眼镜对汪小姐人物塑造的重要性。从此，眼镜就像一个开关，帮助唐嫣从“27号汪小姐”切换到“虹口小汪”。
秦雯也有时候会担心自己写得不够精彩，把拍摄内容给到导演时，主动说，这场戏不够好，要不要再改改？直到拍摄的时候都因为不放心而追到了现场。但导演给对了镜头，演员的表演在最细微处也都是准确的。秦雯才明白，在看台词时，导演已经想到了台词与台词之间，人物要做出何种反应。
长在上海的囡囡
她偏爱复杂的人物，比如《叛逆者》中的陈默群，男主角林楠笙最初的导师，后来却投敌叛国。这种层次丰富的角色对演员来说有更多表演空间，观众看起来也有可咂摸的余地。《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陈俊生等也都不例外，不是一味讨喜，更像真实的人。
这次用最熟悉的上海话写剧本，她更是如鱼得水，其中最喜欢写、写起来最顺手的，就是“夜东京”四人组的戏。
小时候，她家在“大自鸣钟地区”，即如今的普陀区长寿路一带，父母常带她去去沪西工人文化宫和燎原电影院。外婆家在曹杨新村，上海最早有抽水马桶的工人新村，也就是阿宝还在当工人时住的地方。玲子、菱红等角色身上，有她最熟悉不过的妈妈、阿姨们的影子；她的爸爸在公交公司做零部件采购员，所以她从小就见到许多像三羊牌范总那样的江浙沪小老板。
那场因为一张珍珠耳环进货单引发的伤筋动骨的吵架，看似复杂的大段戏反而写的时候顺心顺手，因为那完全就是她小时候日常生活里能见到的人和事。
《繁花》也是这样的作品，90年代的上海风云变幻，人心扰动，人人都希望迎头撞上一个跃升的机会，“奋斗”是时代情绪关键词，当时人们的字典里没有”躺平”，很少“求稳”。秦雯觉得，也许正是因为社会氛围的急剧变化，《繁花》才显得格外珍贵。
积极乐观就像汪小姐创业后常说的那句：经常庆功，就能成功。这也是为何人们对剧中大大小小的人物普遍保留着一份共情，剧中角色都似扬帆之舟，有大小但是没有正反，比如梅萍——面对改革开放的浪潮她也敢放手一搏，这是时代的底色。
爱情剧，不限于爱
观众看《繁花》的时候，总爱讨论阿宝到底会和谁在一起；秦雯写《繁花》的时候，也经常问导演，阿宝到底爱谁？
秦雯想要表达的，在她看来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多少算近，多少算远？两个人之间要如何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距离？应该一直保持这个距离，还是适时靠近或拉远一点？这个命题，体现在阿宝与三个女人之间，也体现在陶陶和芳妹之间、阿宝也爷叔之间，爷叔和金花之间、金花与汪小姐之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绕得开这个话题，戏里戏外皆是。
《繁花》之前，在她的创作习惯里，一个男人总要和一个女人相爱，才算是美好的结局。这是创作的惯性，更是思维的惯性。但在爱情之外，一个人身上还有许多可以言说的东西。比如，剧中自己最喜欢的一场戏，是阿宝送李李回家，下车在普希金铜像旁停留，阿宝有一段独白：“我是在思南路长大的，附近的皋兰路、香山路，以前都是以作家命名，一个擅长写喜剧，一个擅长写悲剧，各有底色。我从小就是在悲喜之间进进出出。桃江路的底色是普希金，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一切都终将过去——”旁白说到这里结束，但字幕告诉我们，普希金的这句话还有下半句：“而那过去了的，都将成为美好的回忆。”
这是追求戏剧性、快节奏的电视剧少有的表达手段，是把自己当作影视工业一环的秦雯在过往剧本中从未写过的戏。不需要动用技巧制造看点和热搜，就是文学化的表达，有感而发。
秦雯在上海长大，在北京求学、工作近十年。2011年前后，秦雯做了妈妈，搬回上海，需要沟通工作就去北京出差。但她说，就算是在北京的那十年里，她心里也知道自己肯定是要回上海的。
甚至有时候会隐隐约约觉得，她的下一部戏，依然与上海有关。
COSMOX秦雯
COSMO：很多人都在说流媒体夺走了阅读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影像作品的写作者，你如何去看待阅读与观影观剧之间的关系？
秦雯：阅读能够直面自己真实的感受，因为平时我们很多时候不会那么真实，你完全真实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应对很多场面的。当阅读的时候，你是完全真实的，你知道自己被什么东西感动。
COSMO：电视剧《繁花》播出后，很多人重新拿起了金宇澄老师这本已经获奖无数的小说，去琢磨文字与影视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为本剧编剧，你最喜欢的台词是什么？
秦雯：导演做了一个《繁花》金句册，把《繁花》里精彩的桥段全部都拿出来，在拍摄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会反复去读。我最喜欢的是这句话，生有时，死有时。拆有时，造有时。斗有时，好有时。抱有时，不抱有时。静有时，烦有时。讲有时，闷有时。当然，还有汪小姐那句台词——经常庆功，就能成功！
COSMO：剧版《繁花》之后，你再次回看上海这座城市，有哪些不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