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三和青年”的丧与抵抗：做一天玩三天，一千块过一个月）
刚到深圳三和人力市场周围的城中村小巷子时，林凯玄兜兜转转数次，才终于鼓起勇气向一个旅店房东询价。房东上下打量他一通后，拒绝了。他看了一下周围的务工者，觉察出自己被拒绝的缘由，便立马去小商店买了一个水桶，在里面放了一些生活必需品，背上双肩包，再次走进那条小巷。这一次，终于有房东主动上前来打招呼。
就这样，林凯玄跟着房东上了楼，开启了他对“三和青年”的社会调查。出现在他眼前的房间，床板发霉，席子黏糊糊，还有蚂蚁、蟑螂、臭虫爬来爬去。空气中，汗臭夹杂着脚臭，再混合厕所里的尿骚味，令人作呕。这个“90后”男生的第一反应是拔脚就走，但想到自己的研究计划，经过一番心理斗争，还是决定留下来，过上了与“三和青年”同吃同住的日子。之后半年，为了和各类“三和青年”打成一片，他辗转了10个“三和青年”聚集的旅店，躺过15元一晚的床位，住过20元一晚的“棺材房”，也住过30元一晚的单间，还拿着硬纸板睡过大街。
“三和青年”是一群在深圳三和人力市场找工作的年轻农民工。他们居住在人才市场周围的城中村里，以“日结”（每天结算报酬的工作）为生，常常是“做一天玩三天”。这里有非常廉价的旅馆、网吧和杂货铺，许多人一天只吃一碗五块钱的面条，喝2元一大瓶的水，生存成本很低。与追求勤奋工作、品质生活的主流群体不同，“三和青年”过一天算一天，对身无分文、失去工作的状态没有多少不安，彼此之间经常以此调侃，甚至鄙视有稳定工作的人。“三和大神”则是“三和青年”的升级版，他们似乎是完全放弃了自己，随时可以睡倒在潮湿的巷子里。
“三和大神”出名，最早是因为NHK的一部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在这部拍摄于2018年的纪录片里，年轻的农民工在繁华都市里挣扎着。他们对“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早已失去希望，只能过一天是一天，只要不挨饿就坚决不干活。片中一个青年说的话——“一百块钱干十几个小时，我说了，宁愿饿死也不干”——被很多人视为是青年抵抗“工厂文化”的标志。
最近出版的《岂不怀归》是第一部针对“三和青年”的调查报告。两位学者，田丰和他的硕士研究生林凯玄，试图尽可能挣脱理论束缚，不带预设，以白描的手法还原真实的“三和青年”。这项研究没有申请任何科研经费，出版过程也是历经磨难。经过反复努力，虽然损失了一部分内容，这本书还是在成稿17个月以后出版了。出版至今两个月，《岂不怀归》已经加印两次，在当当、京东等网络图书平台上的销量都名列前茅。
还原真实的“三和青年”
还有吃饭，一块钱一包的零食、两块钱一碗的粉和瓶装水，成了林凯玄的主要食物。“三和青年”虽然兜里钱很少，但当同伴身无分文的时候，他们会拿出仅有的几块钱请对方吃饭。
林凯玄觉得，衡量“三和青年”是否信任他的标准就是，他们在“日结”回来以后主动请他吃饭。
“三和”的消费相当低廉。一块西瓜1元，一碗面5元，一瓶水2元，还有专卖二手衣物的摊贩，粗略估算，一个人一个月最低需要1200元花费。只要偶尔做做“日结”，活下来的确不是难事。那里又有热闹轻松的环境和包容的氛围，这会使人滋生惰性。“三和青年”与外界格格不入的地方也正在于此，他们的生活漫无目的，既不赚钱，也不返乡。不少人还会讥笑那些兢兢业业的务工青年，把流水线小工说成是“富士康奴隶”。
更能反映“三和青年”精神状态的是语言。“如大神、挂逼、叼毛、睡大街等，也有一些与工作和娱乐联系的词汇，如做法人、百家乐、有衣库等，如果不能深入三和青年群体之中，难以全面理解这些词汇的深刻含义。”林凯玄说。
林凯玄说，他在“三和青年”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出生在河南农村，家里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力耕作，劳作辛苦，吃住不好。小学升初中时，他也曾处在辍学边缘，在家人的鼓励和自己的努力下才继续学业，避免了外出务工的命运。大学期间，他做过与“日结”类似的暑期工，对在三和的生活，他的感受是“再辛苦，也觉得可以忍受”。
一直到调研结束，“三和青年”都不知道林凯玄的真实身份，“或许他们觉得一个来自北京的学生不可能做得那么彻底”。
“三和青年”的复杂成因
每一个“三和青年”背后，都有一个故乡，只是，即便再穷，他们都没有选择回到那里。书里没有对“三和青年”家乡的直接描述，读者只能在离家者的话语里看到一个个模糊的影子。
一些青年在提到家乡时，说自己在外面打工挣不到钱，回家十分丢脸，也不愿意面对家人催婚的压力。他们虽然人手一部手机，整日在手机上付费、休闲、抢“日结”，却很少主动与家人联系，更不会透露自己的现状。
这里头，一个叫“广西酒鬼”的人的经历有一定的典型性。“酒鬼”结过婚，育有一儿一女，孩子由家中父亲照料。他初中就辍学外出打工，资助弟弟、妹妹上学。现在，弟弟和妹妹在深圳都有了稳定的工作，“酒鬼”却过得相当落魄。他曾因飞车抢劫被抓，虽说家里花了仅有的十几万把他“赎”了出来，但妻子从此远走高飞，乡里人也都知道了他的案底。来到“三和”以后，他除了在工地做“日结”，就是喝酒、赌博以排解内心郁结。他的弟弟、妹妹就住在三和人力市场附近，但他从来也不向他们求助，他说，“有钱、有工作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容易办，什么话都可以说，混得不好了，即使别人没有嘲笑你，也总感觉自己失败，没有脸见人。”他从不回家，也是怕父亲和孩子们看不起他，怕乡邻们说闲话。
田丰分析，“三和青年”是第二代农民工中产生的特有现象。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代人家庭负担更轻，至少不是全家人的经济支柱。他们中的很多人曾是留守儿童，家庭观念淡漠，对父母在情感上并不依赖。他们从小从网络上看到城市人生活的状态，对生活的期许更高，权利意识更强，对不公平也更敏感。一旦遭受不公，他们不会像父辈那样忍气吞声，而是主动维权，但又缺乏维权所需要的手段，这就使得他们采用一种新的抗争方式：在大城市里“混吃等死”。在书的前言部分，田丰写道：“在访谈中，三和青年经常说的一个道理就是：不想工作的原因是不愿意被剥削、被克扣、被歧视。”
田丰和林凯玄都认为，“三和青年”的成因是很复杂的，很难仅仅归结到青年个人身上，这背后凝结了经济社会制度、城市管理模式、代际文化差异等多方面因素。城市无法落脚，家乡也很难容纳他们，这些青年的归宿在哪里？“岂不怀归”，这个取自《诗经》的书名，表达的正是两位社会学学者的追问。
编者按：在深圳龙华的三和人力市场，有一群被称为“三和大神”的九零后、零零后农民工。他们依靠日结工作而生活，“干一天玩三天”，吃最便宜的面食，住十几元一晚的旅店，有钱就去网吧里待到天明，没钱就睡在大街上。
三和青年这种“得过且过”的生存状态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林凯玄，在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的指导下，去到当地田野调查，每天跟三和青年一起吃饭、住宿、去人才市场，白天观察，夜晚记录和整理。师生二人共同完成了《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一书，用白描式的研究手法，还原三和青年真实的生存状态，展现他们既无法融入城市、又不想回到农村的双重困境。
在田丰和林凯玄看来，三和青年“混吃等死”的表现，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反抗，他们期望获得有保障又自由的工作，但又没有能力实现。而深圳的经济社会环境为他们的低成本生存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尽管三和青年挣钱养家的压力小，却也面临着和一般打工者类似的困境——缺乏应对劳资纠纷的办法。由于经常被黑中介、黑工厂“坑”，跳楼成了一种逼不得已的表演和应对手段。以下内容摘自《岂不怀归》，该书已由新经典/海豚出版社于近日出版。
文|田丰林凯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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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别去，那是黑厂，我们去上网。”这是三和贴吧中流行的一句话，也是很多青年在经历过进“黑厂”、与“黑中介”打交道后总结的经验，还是“有经验”的三和青年对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的善意提醒。“黑厂”是很多青年选择不进厂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按照他们的描述，“黑厂”具有下列特征：管理严格，无福利保障，经常加班，无故克扣工时、工钱，不签订劳动合同，住宿环境和工作条件差。
一些人力公司以蒙骗的方式，夸大工厂的优越条件，就是为了招到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提成，至于务工者在工厂里究竟境遇如何，中介并不关心。务工者受骗后回到三和与中介理论显然于事无补，即便报警也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务工者若干次受骗后，为了能够维系生活、等待合适的工作而留在三和做日结，也就成了三和青年中的一员。
尽管三和青年与“黑中介”的关系变得紧张，在很多情况下却又逃不脱中介的掌控，毕竟中介公司掌握着就业资源。即使做临时工也必然受到人力公司的“压榨”，所以又有很多三和青年把挂逼的原因归咎于“黑中介”的压榨。
三和青年和“黑中介”之间的矛盾一直在积聚，这种矛盾虽然很少直接表露，却会在三和青年遭遇不可忍受的情况时迸发出来，比如没钱吃饭、身份证被骗的三和青年会不顾一切地与“黑中介”爆发冲突。据说，一家极为过分地克扣和欺骗三和青年的“黑中介”一度引发他们之间的肢体冲突。在众多三和青年的围观与声援下，中介公司的老板和员工毫无还手之力，藏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
二者之间的矛盾不会那么明显，有时还展露出温和的一面。有的青年通过“黑中介”大帅的通融，借钱买一双鞋才得以出去做日结，他们之间既潜藏着矛盾，又相互依存。
实际上，他们很难真正有什么手段和中介较劲，更多时候只停留在“口诛”阶段。一次，三和青年发现手中免费领取的书讲的是因果报应，便说笑道:“应该把这些书发给那些中介，他们太黑了，赚的钱太多，欺骗‘三和大神’要遭雷劈。”这虽是一句说笑，却显示出他们对“黑中介”既愤怒又无奈，常常私下谩骂和背后指责。
三和青年处于社会底层。在关系资源不足、维权能力弱小、正式途径难以妥善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把事情推向极端的发声方式，采取非正式的途径解决问题，比如说能够引起轰动的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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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三和人流涌动，数以千计的外来务工者聚集在各个人力公司大厅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在这个“繁忙”的时段，只见大批务工青年快速地聚集在一家人力公司门口，他们不是奔着良好工作条件和较高薪资待遇的岗位而来，而是被坐在三楼窗户外的一位青年所吸引。
一句“有人要跳楼了”，打破了无精打采的“正常”生活，他们纷纷走出彩票店、小超市和小巷子。不到10分钟，至少有三四百人在楼下仰头围观。此刻，跳楼青年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三和的焦点，了解一些内情的人也开始七嘴八舌地炫耀自己的谈资。
事件的起因是，跳楼青年通过一家中介(人力公司)的介绍，选择了一份工期为15天的临时工作，按照约定，做满工期就可以以最高小时工资标准结算薪资，回到三和与中介结算工钱。跳楼青年回来后，先不说工厂内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没有达到中介所夸大的标准，在工资结算方面也未按照所约定的最高小时工资标准发放。而中介给出的解释是，工厂给他们的工时工资就是这么少。可想而知，是中介克扣了工时，又在工资标准上欺负跳楼青年。
跳楼青年自然不肯吃亏，与中介理论，因为没有任何劳务合同或书面证明，也没有工厂内的工时记录，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跳楼青年被“黑”，而中介的蛮横无理更加剧了冲突。跳楼青年并不甘心，情急之下做出了跳楼的选择。他通过二楼的公厕爬到三楼，坐在一扇窗户外面，做出要跳楼的姿势以吸引市场管理者、中介和务工者的注意，目的显然是期待着有利于自己的处理结果出现。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他们对人对事的惯常态度，“唯恐天下不乱”又是他们热衷选择的行为方式。他们围在一起讨论工作时，常提及“黑中介”，跳楼事件则成了佐证“黑中介”不法行为的有力证明。当然，更多的是戏谑的语言，有的人说：“从三楼往下跳肯定摔不死，应该到中国银行大楼上去跳，那样动静才大。”
关于跳楼青年被带走后的处理结果，有人揣测说:“肯定要挂逼了，这又给三和增添了不好的事。他肯定会被送到救助站，如果有身份证的话可能还会被遣送回老家。”之后据协警等传出的消息说，对跳楼青年给予补偿之后教育一番，就直接放他走了。由于跳楼青年没有受到惩罚，又解决了被“黑中介”坑的问题，这件事情为其他人解决问题提供了参考，三和青年似乎找到了一种可供复制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也成了他们在无望时寻求救助的一种方法。
不久，三和就再次上演跳楼闹剧，这对于长久待在三和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稀奇，只是每一次发生都会给无聊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大家还亲切地称这些跳楼的人为“跳楼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