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之后，在距离浙江省肿瘤医院不到一公里的酒店里，59岁的陈福娣（化名）辗转难眠。四个月前，左腹疼痛难忍，CT显示肺部积液，身体残酷地提醒她——术后第三年肺癌复发。
妹妹来电。陈福娣急匆匆摁下通话键，即刻，长长的哭泣声吞没了整个房间的寂静。
第二次化疗，只身一人从仙居赶到杭州，连续几天8个小时的静脉输液，折磨得精神不振，含着泪呕吐又呕吐，发烧38.5摄氏度。
接到语音的是主管医生龚磊，回复的信息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后定格为十二个字：不要多想，好好休息，会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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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院外小旅馆，病人对医生说“孤独”
坐在钱报记者对面，刚做完化疗的陈福娣用虚弱的声音说出四个字：我很孤独。接着，是十几秒的沉默。
陈福娣最早在普陀山经商，1997年开始办企业，脑子活，人脉广，她很快将生意做到了香港。“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在香港住过最贵的酒店是15000块一个晚上……”
化疗到了第8天，因免疫力下降，她开始发烧。当天医院来了一个肺栓塞患者，情况危急，必须留院观察，但没有空余的床位。束手无策的龚磊找到陈福娣，不好意思地开了口，“如果你下午体温下得来，病床能先让出来吗？”。
陈福娣是个体贴的人，看到肺栓塞患者痛苦的神情、家属着急哭泣的模样、医生奔波抢救的忙碌之后，她同意了，她也想救那个病人的命。傍晚，体温降到38摄氏度以下的她，收拾好行李住进了医院旁的“癌症旅馆”。
漫漫长夜一个人，无助和恐惧放大到了极限，她最终向龚磊发出了诉说孤独的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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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磊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工作接近十年。他所在的肿瘤内科113病区有42张病床，有两个输液室常年用作化疗室，提供给另外40多位不住在医院却登记在册的“加床”病人。
输液室里，气氛总是压抑，偶尔传来叹息声、啜泣声。病人与病人紧挨着坐，输液架上七、八袋液体，8小时内，近2000ml的输液量滴入病人体内，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带来痛苦。
相比陈福娣患的非小细胞肺癌，有明确的分子靶向治疗靶点、治疗手段较多，陈虎的病情则更为棘手。抗癌四年，他有两个强大的对手：不断扩散的癌细胞和永远紧张的治疗费用。
“看病用钱比用纸还快，每每等检查，就好比等宣判一样，没有人能体会这种折磨。”陈虎说，他更害怕的是儿子将成为一个没有爸爸的人。
作为常年生活在癌症病人群体中的健康人，龚磊每隔几小时就会进入输液室、病房，观察和记录癌症病人的体征。
在他眼里，病人终其一生与癌症搏斗，没有奖杯和勋章，最好的结局只不过是和健康人一样，“我也能感受到他们那种挥之不去的苦楚”。陈福娣在深夜里的求助，让龚磊有一种说不出的迫切，我有使命感，我应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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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12字回复，让她一夜安睡
思维导图里，他标注了责任心、与时俱进、全程三个关键词。前两个，是对自我的要求，最后一个是他想做的：对癌症病人的全程管理。
这样的努力，有效果吗？
其实，现在的医疗环境很微妙。精明一些的人会问：这样的院外管理，不怕有医疗纠纷吗？龚磊说，我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我对患者都是有清晰的认识的，可以把握。
更朴素的说法是，“我不想患者在院外出事”。
他讲了个故事。在医学院读大二那年，疼爱他的外婆去世了。“外婆患有高血压，那年，她服了降压药之后，腿部肿胀，以为药没效果，把药停了。停药的第三天，吃完晚饭，外婆人突然就没了。如果当时能有医生告诉她，这是服用降压药后常见的副反应，可能悲剧就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