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秋，德国马赛港。阵阵汽笛声中，傅斯年登上了开往故国的轮船，作别7年的留学生涯。他一路穿越地中海、印度洋，看波滚浪涌，海天苍茫。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先锋、“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此时并不知道自己将栖身何方。
他本来准备受骋北大。然而，其时军阀混战，恐怖弥漫在北京城上空。“三一八”惨案后，北平军阀拟定名单通缉鲁迅和李大钊等五十余人，教授们纷纷出逃。鲁迅去了厦门大学，后转至中大。是年4月15日，奉系军阀进京后，恐怖气息更甚，报人邵飘萍被枪毙，李大钊被处绞刑。这样，受聘北大已成泡影。所幸另一个机缘正等待着他。所乘轮船抵达香港时，他接到一封来自中山大学的聘书。
中山大学的前身是国立广东大学。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孙中山意识到培养高级军事、政治、文化人才对取得国民革命最后成功的重要性，于是年1月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即此后名满天下的“黄埔军校”；10日后又下令创办国立广东大学，并将两校学生称为“武学生”和“文学生”。
1924年11月11日，北上前两天，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上，孙中山托人致训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一年之后，他病逝北京，学校更名中山大学作为纪念。创校早期，校长邹鲁、戴季陶等筚路蓝缕，筹经费、聘师资、建校园，成立文理法农工5科16系。1925年底，在“西山会议”上，邹鲁提出了“分共”的口号，导致国民党公开分裂，被撤销校长职务，学校陷入混乱。
1926年7月，在广州，蒋介石举行了北伐誓师大会。大军浩浩浩荡荡开出广州，一路势如破竹。在革命新气象中，中大整顿改革，改校长制为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戴季陶被任命为校务委员长，混乱局面得以终结。从北大出走的朱家骅就在此时来到中大，任校务委员。朱很想找一位“对新文学有创造力，并对治新史学负有时名的学者来主持国文系和史学系……”，他想到了傅斯年。
1926年12月傅斯年来到中大任文科学长和国文、史学两系主任。他帮助朱家骅筹划校务，处理各类繁杂事宜，还延聘了顾颉刚、吴梅、赵元任、丁山、罗常培、杨振声、何思源、商承祚、汪敬熙等著名学者担任教授。这些人大多留学归来，知识渊博，开了中大之风气。比如顾颉刚为中大开辟了民俗学领域，又与傅共同创建语言历史研究所。他们使用新材料，尝试新方法，试图探索出一门新的学科。
中大的师资队伍逐渐壮大，一时声名鹊起。而傅斯年聘人不重资历，只重才学，也传为学界佳话。
鲁迅是在1927年1月受邀到中大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他对当时的广州和中大满怀希望，“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鲁迅对于蔡元培崇尚自由的北大校风，对于“五四”，怀有特殊感情，因而以北大之风要求中大学生。他主张让学生有研究、活动和组织的自由。4月，国民党大举“清党”，从中大抓走几十个学生，他在自己召集的紧急会议上据理力争：“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都罢工罢市……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
尽管“五四”知识分子此时已经分裂成多个阵营，他们却仍在不同维度发扬“五四”精神；就像尽管傅斯年和鲁迅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他却仍是一位保持独立人格的谔谔之士。
1928年夏天，广州起义刚过去半年，白色恐怖盛行。中大一名学生陈槃被诬告为共产党而遭逮捕，傅斯年得知后，拿钱去公安局打点，让陈少受皮肉之苦，又请校长出面干涉，并亲自与公安局交涉，将陈营救出狱。
当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曾被傅炮轰的就有孔祥熙和宋子文。在他推动下，孔、宋被赶下台。目击者回忆，他在蒋介石面前痛贬孔祥熙时，蒋说，你既然信我，就应该相信我所用的人。傅激动地回应：委员长我是相信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现在，回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不禁感叹，抗日战争前的10年真是中大的黄金时代。尽管鲁迅在不足半年之后，因为对国民党的失望和人事纠纷离去，傅斯年与顾颉刚也分道扬镳，先后离开中大，他们还是为中大留下了丰厚的学术底蕴和坚实的学术建制基础，留下了崇尚独立的精神与追求自由的勇气。
那几年里，中大的规模、经费、师资等方面都在国内名列前茅。中大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是后来名扬天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先导；它的民俗学研究具开创性意义；它的蚕桑水稻良种培养获全球声誉；它在国内高校中首设天文台，最早模仿欧美大学实行学院制……
然而，因为抗战，中大几易其址，颠沛流离。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又开始了。1940年代最后几年，知识分子面临着两个政党、两块土地非此即彼的选择。随着北方战事的推进，国民党一路溃败，知识分子纷纷南下，犹豫观望。这其中包括陈寅恪。
校长陈序经与教授陈寅恪
王国维沉湖两年之后，梁启超辞世。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陈寅恪、赵元任应傅斯年之邀，任职于他所主持的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陈在那里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参与交易、整理15万斤清宫档案。
1930年代开始，陈寅恪辗转避难，身体每况愈下，双目渐渐失去光明。1948年12月15日，一架飞机冒险降落在北平南苑机场时，他与胡适一块登机飞往南京。此前，国民党为准备退守台湾，紧张组织“抢运学人”。陈寅恪出现在第一批名单之中，但国民党人陈雪屏几次请陈寅恪乘专机离去均遭拒绝。
陈寅恪在南京只停留一夜便匆匆离去。胡适与傅斯年去了台湾，而他则前往上海，前途未卜。那时，他也许并没有想到，他将在中大度过人生最后20年。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一家踏上“秋瑾”号客轮，向广州进发。等待着他们的是亲自在码头迎候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他还亲自将陈寅恪扶下船。陈寅恪一家人来到岭南大学。这所大学的前身是格致书院，创办于1884年，是一所私立教会大学。它被称为康乐园，地处广州南郊，依傍珠江，安静而美丽。1948年7、8月间，陈序经应岭大美国基金会之邀，执掌这所大学。在剧变的时局中，他延揽了一拨南下的知识分子，其中第一批学人多是北平的医学精英，正是他们，共同撑起了赫赫有名的中山医学院。
陈寅恪受到了陈序经的特别优待，成为薪水最高的教授。有一次他和太太唐筼闹矛盾，唐跑去香港，陈序经便寻踪觅去，找到唐下塌的旅馆，把她劝说回来。
如果不是陈序经，中大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将遭受更大的损害。其时，中大学术资源大量流失，如文学院的哲学系由系主系率领调入了北大，人类学系调入了中央民族学院，两年后语言学系又由王力调去北大……仅存文史外语3个系。所幸岭南大学并入中大，带来了陈恪寅、姜立夫这样的大师。
这一年，对中国高校影响最大的也许还不是院系调整，而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陈寅恪因为身体不好，又颇受学校保护，因此不必参加改造运动。
1953年秋，中国科学院组建历史研究所，时任院长郭沫若与副院长李四光致信请他出山。他从前的学生汪篯亲自带着信件从北京来到陈宅，劝他入京。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陈寅恪怒火冲天地说：你不是我的学生！
他在回复郭、李的信件中重提王国维的碑铭，重申他的人生信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提出担任所长的两项条件是：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以作挡箭牌。
助手黄萱问他：“如果中央答应你怎么办？”他正色说：“那我就去，我牺牲也可以。”教授洗玉清也劝他不必这样提，他又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铭时，就持学术自由的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1950年代，陈寅恪安心教书、做学问。他为历史系高年级学生讲授《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课程。对于这些课的内容，他早已滚瓜烂熟，但他仍重新备课，而不使讲课内容重复。早些年，他在清华教书时，刚结束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身体甚为虚弱。别人劝他休养生息，他当即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他坚持着从前说过的话，直到1958年夏天。
1957年4月，广州京剧团与中大教授欢聚，陈寅恪很尽兴，作诗3首，中文系3位名教授王季思、董每戡、詹安泰也吟诗唱和。然而数月之后，这几位学人的命运截然各异，友谊也一去不返。
詹安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衷学习马列，立誓3年不读线装书，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董每戡在“反右”前期的大鸣大放中被要求发言，他批评一些共产党员有两副面孔，被整成大右派，命运尤为悲惨。
当时，中大历史系有四大名教授：陈寅恪、刘节、梁方仲、岑仲勉。在1958年4月的大字报洪峰中，后三者开辟有“大字报专栏”。6月，郭沫若提出“厚今薄古”的口号，人们感到批陈的时机到来了，针对他的大字报骤然降临。陈寅恪被批为假权威、朽骨及毒瘤。尽管学校一直提醒历史系在批陈之前要谨慎，党委书记冯乃超事后登门道歉，肇事者下跪负荆请罪，仍未能减少陈寅恪的怒气。1958年7月他上书校长，愤怒地表示：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
“文革”前，陈寅恪一直受到中大领导的保护，并享有优渥待遇。当时学校的几辆轿车除了校领导外，他和姜立夫等少数教授也能使用。学校还专门为他修了一条白色小道。在历史风浪面前，学校也竭力让他免受打扰。陈毅、郭沫若、胡乔木、周扬等人视察南方时都去拜访过这位老教授，回答他的质问。
1961年10月，时任华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召开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饱经折磨的知识分子看到了短暂的春天，陈寅恪的生活从此进一步改善。1962年他摔断了腿，陶铸前去探访，批给他3个护士，24小时照顾他。听到非议和不满时，陶说：如果你像陈寅恪这个样子，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3个护士。
就在陈摔断腿这一年，周恩来、陈毅提出为知识分子“摘帽”。知识分子再次有了期待。然而，对此毛泽东并未表态。事实上，他正在酝酿一轮更猛烈的运动——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光荣的刘节
1965年下半年，姚文元发表批判吴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久之后，批判牵出一个所谓的小集团“三家村”，揭发之风蔓延到了史学界各个领域。
在中山大学，刘节是最早受到批判的人之一。此后他共遭受六十多场批判，历尽各种屈辱。一次批斗结束后，红卫兵命令他爬出去。一片打骂声中，名教授爬出了大礼堂。
1966年6月，中大卷入“文革”，红卫兵涌向教授们的住所，西南区52号也不能幸免。他们赶走了陈寅恪的助手和护士，抄了他的家，殴打他的妻子。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从大字栏贴到树上、电线杆、房门、墙上、床边……
一次，陈听说他被称作“不学无术的反动学术权威”，他说：“我搞了一辈子学问，想不到落了个‘不学无术’的评语。不过，‘不学无术’的人怎么能成为学术权威呢？学术权威怎么会不学无术？简直不通，不通。”
最初，听到对他生活作风的诬蔑，他也尝试向工作队写信，要求派人调查，还他清白，但此信石沉大海。得不到回音后，他又以不要公费医疗来进行抗争。那时他还不知道，曾经保护过他的人，从陶铸到陈序经，也一个个被打翻在地。陶被隔离审查后，红卫兵们反复强迫陈寅恪交代个人历史、社会关系、反动思想等等。
1967年夏妻子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陈在凄苦之中写下对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寅恪挨批，曾经的学生刘节为其鸣不平：“科学是求真，无所谓厚今薄古”、“批判(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此前，当胡适的儿子与父亲划清界线，知识界斗胡之时，他也曾公开表示，“批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对“大跃进”，他的意见是：“什么人人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疯倒是真。”
年底的一天，造反派头目折磨完陈寅恪之后，又想把他装到箩筐里抬去礼堂接受群众批斗。唐筼上前阻止，被打倒在地。所幸刘节及时赶到，自愿替老师挨批斗。经过一番“喷气式”折磨，站在斗鬼台上的刘节被问及有什么感受。刘答道：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一次，陈听说北大教授翦伯赞不堪受辱而自杀，说，“翦伯赞死得不值。”他说每回批判他时，他就在心里背诵诗词，会开完时，诗词也背得差不多了。
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康乐园。在清华，他们结束了惨烈的武斗，在中大，他们占领了陈的房屋。1969年春节，陈寅恪搬出西南区52号。年底，他死于心力衰竭。19年前，在台湾，他的好友傅斯年在建设新校园的极度忙碌中死于脑溢血。8年后，他的学生刘节，则在“文革”结束后一年死于喉癌。
(参考书目：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走近中大》，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王富仁《谔谔之士》，王为松《傅斯年印象》，刘节《刘节日记》，黄仕忠《老中大的故事》，周策纵《五四运动》，吴定宇《中山大学校史》，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等。感谢吴定宇教授提供帮助)
中大部分名师
姜立夫(1890-1978)我国现代数学奠基人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时应聘到中山大学数学系任教授。他非常重视引进国外教材，为中大培养了许多数学家。逝世后，将留穗个人藏书全部赠送给了中大图书馆。
陈焕镛(1890-1971)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1927至1952年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授。刚到中大一个学期，即被邀请回此前的学校任教，在中大的极力挽留下他没有离开，并一干就是几十年。
梁伯强(1899-1968)我国著名病理学家、病理学奠基人之一。1932年受聘为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兼病理学研究所主任。任职中大期间，于1937-1938年和1948-1949年两度出任医学院院长。
王力(1900-1986)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曾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是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创始人。
詹安泰(1902-1967)我国著名古典文学学者、文学史家。1938年起，一共在中山大学教授28年，担任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室主任。日本学者对他有“南詹北夏(承焘)，一代词宗”的美誉。
陈心陶(1904-1977)中国寄生虫学奠基人之一。1949年秋，他从美国归来，途经香港时，香港某研究机关高薪聘请他进行蠕虫病研究，但他毅然回到了广州岭南大学医学院(后并入中山医学院)，为我国早期的血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刊记者李超整理)
“白天鹅”霍英东的中国梦
历史曾在这里烙下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伤疤。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沧桑洗礼，这个小岛上出现了中国第一家五星级涉外酒店
本刊记者李超
“租界”里的改革开放
一百五十多年前，去沙面是不需要过桥的。
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不久之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广州成了固定的通商口岸。全权负责在广州寻找租界区的哈里·帕克斯看上了位于珠江岔口白鹅潭畔的沙面。为了防止广州“暴民”威胁到租界区内外国人的安全，哈里·帕克斯主持开挖了一条宽40米、长1200百米的小涌，并在沿河筑起6英尺高的堤围，这才有了那条叫做沙基涌的人工河和两座跨河桥——英格兰桥和法兰西桥。
在沙面租界区，英国分得4/5的土地，法国分得1/5的土地，沙洲上的寮民(广东搭寮居住的穷民)被全部迁走，除了与洋人有特殊关系的买办外，普通的中国人不得迈进沙面半步。沙基涌隔断了广州与沙面，更隔断了中国与这个时代。
经历了无数次反抗、沦陷、收复，沙面在炮火和愤怒中压抑了整整120年。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中国随即开始了划时代的改革开放，福建省和广东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此刻，在英属殖民地香港，一个民族崛起的中国梦已经在一位香港富商心中酝酿了许久。这个出身贫苦的“资本家”就是霍英东，一个黑瘦的番禺人。改革开放那年，他已过花甲。
霍英东儿时也曾是寮民，一家七口人住在一条小船上，靠在广州和港澳之间运货维持生计。这个出身贫寒的少年凭借着勤劳和聪慧，一步步成为了亿万富豪。无论身份如何变化，霍英东始终有着中国情结。抗美援朝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霍英东硬是在香港组织起船队，为大陆运送大批钢铁、轮胎、汽油和药品等急需物资。此后，他一直顶着港英政府的压力，援助内地经济。因为这个原因，霍英东被港英政府举办的一切官方活动和慈善活动排斥在外，直到1997年英国撤出香港，他也没有获得大英帝国授勋。
霍英东早已切身体会了“租界”和“落后”的含义，这个酒店大亨渴望通过一个他有能力控制的企业，来推动国家的改革。
对外开放后，往来广州的客商日益增加，计划经济体制遗传下来的广州酒店业却仍然停留在“招待所中国”的阶段。由于宾馆奇缺，许多来广州投资的外商只能住在酒楼，撤掉桌子，直接铺床过夜。
几乎是在提出改革开放的同时，邓小平就说，要在全国几大城市建立几个国际水准的旅游饭店。霍英东是合作的第一个人选。
大陆早在1978年就通过香港新华社联系上了霍英东，希望他能带个头，与内地合作兴建一个旅游饭店。起初，霍英东希望捐赠半个宾馆、500个房间，但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副省长杨尚昆都认为“捐赠”有“要钱”之嫌。最终，双方选择了合资的形式。从1978年夏天向霍英东提出意向开始，经历了10个月无数次的会议和文书往来，国务院终于正式批准立项建造白天鹅宾馆。
霍英东常说：“人家看你是不是改革开放、有没有和国际接轨，首先看你的宾馆，过去，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宾馆和资本主义的宾馆连味道都不一样。”白天鹅宾馆的合资合同规定了15年的合作期，而后“白天鹅”的产权将归国家所有，在最初的一亿五千万至两亿港元的造价预算中，3/4的资金由霍方提供。霍英东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对他来说有些苛刻的条件。从诞生之日起，“白天鹅”就注定不是一笔赚钱生意，而是一个爱国商人的中国梦。
一个宾馆所能改变的
“白天鹅”的选址并非一开始就在沙面。广州市规划局起初给霍英东提供了三个地方：现在广州中国大酒店、广州花园酒店所在的位置，以及沙面。前面两块地方需要占用耕地，霍英东没有采纳，更重要的是，他清楚地知道沙面的过去——殖民地租界。正是因为英美商人对这块土地十分熟悉，霍英东才更加希望在这里建造一座高级酒店，他相信这样“能长民族志气”。
对于一个在屈辱和封闭中沉寂了一百多年的国度来说，在上面凭空建起一座足以令人自豪的现代化酒店谈何容易。“白天鹅”的建立，始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白天鹅”是霍英东“逼”出来的。在他眼中，困难不在于物资的匮乏。他去工厂参观时发现，自己上洗手间的间隙，工人就会把机器关掉休息；到农村参观，车队一过，农民就放下锄头什么都不干。施工单位效率低下，才是他最担心的，也是他最想改变的。
“白天鹅”试开业那天，原本计划招待的只有两桌四菜一汤，结果来参加开业酒席的人临时增加到21桌九菜一汤，霍英东亲自督阵，整个“白天鹅”的工作人员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终于做到了令客人满意。
那场晚宴结束后，霍英东做了一个演讲。他对下属说：“中国人只要体制改变了，只要不再‘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外国人办得到的事情中国人也办得到。‘白天鹅’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不要你们做一个赚钱的酒店，而是要你们做一间好的酒店，做一间能够在改革开放里面起到窗口作用的酒店。”
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霍英东在“白天鹅”宾馆提出了“三自方针”：自己设计、自己建造、自己管理。“白天鹅”从成立开始，从始至终都没有请过一个外籍管理人员。当时，大陆几乎没有人具备经营和管理大型酒店的经验和能力，霍英东对忧心忡忡的管理人员说：“要我把全国的总经理送到国外培训，我没有办法，但你们可以到世界上最好的酒店去吃去住，把人家的东西学过来。”他每年都让自己的儿子和儿媳亲自陪酒店经理到世界各地住最好的酒店、吃最好的餐厅，并且把“白天鹅”一百多位部门级别以上的主管送到东南亚培训。所有费用，都是霍英东自掏腰包，没动用过“白天鹅”的一分钱。
“白天鹅”刚刚开门营业的时候，霍英东主张“四门大开”，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当时很多国内的管理人员都反对，他们担心会造成“白天鹅”的混乱，影响到外国客人。在霍英东的坚持下，“白天鹅”对所有公众开放。开业那天，果然有很多人涌进了宾馆，大堂的鞋子捡了几框，洗手间每天用纸两百卷。对于好奇的市民来说，“白天鹅”是一个新鲜的“景点”。面对这样的场面，有些管理人员一度打算在沙基涌的桥头卖门票，但霍英东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说服“白天鹅”的员工：“我搞这个宾馆，就是要让中国的老白姓来看看，今后的生活会变好，‘白天鹅’地处沙面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租界，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如果再建个宾馆，不让老百姓进来，说不过去。”“白天鹅”从开业之日起，就没有出入限制，这对刚从政治年代走出的中国来说，难以想象。
今天，“白天鹅”已经真正成了一个著名景点和城市地标，很多到广州的人都会专门去“白天鹅”拍照留念。在那个特殊年代，霍英东所冲破、所改变的体制和思想枷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已经变得稀松平常。“一个酒店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改变”，霍英东的梦想变为了现实。
“白天鹅”见证的时代和人
在将近30年的历程中，“白天鹅”招待过世界上无数的宾客，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它的另外一个缔造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来到“白天鹅”，没有戒严和封场。在宾馆28层的总统套房俯瞰珠江景色时，老人兴奋地说：“‘白天鹅’好！比美国的还要好！”邓小平再次到“白天鹅”吃的是西餐，他问当时负责随行招待的彭树挺：“牛肉是哪里的？”“法国。”“面包是哪里的？”“法国。”邓小平在“白天鹅”买了一些面包带到上海。不久之后，中央做出了继续开放沿海14个城市的决定。
“白天鹅”在1985年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接纳为首个中国的成员。霍英东曾在另一位国际酒店大亨希尔顿面前指着自己的员工说：“Local！Localpeople(本地人)。”他感到自豪和满足，因为自己见证和推动了这个时代，更证明了中国人所能到达的高度。
今天的沙面，充满宁静与祥和。在这个眺望珠江的美丽小岛上，拍摄婚纱照的年轻人在风格各异的欧陆建筑前甜蜜拥抱，微风抚下的落叶静静地躺在石砖地上，旁边是林荫间偶然落下的阳光。沙面深处，紧靠江边的地方，白天鹅宾馆和那些古松一道，默默见证着时代的沧桑巨变。
霍英东先生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他留在“白天鹅”、留在沙面、留在广州、留在中国的观念与精神，已经超越了时空。
(参考书目：雷铎《光荣与求索霍英东之梦与白天鹅之路》。感谢白天鹅宾馆副总经理彭树挺先生和营运部谢绍地女士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广州五星级酒店一览
广州东方宾馆：开业于1961年，东邻越秀山、西依流花湖，与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锦汉展览中心隔路相望。广州历史最悠久的五星级酒店。
广州中国大酒店：于1984年开业，坐落于风景怡人的越秀公园与流花湖公园的环抱中。中国内地首批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之一，也是广州唯一由国际管理集团管理的五星级酒店。
广州花园酒店：于1984年开业，位于地理位置极为优越的广州市环市东路繁盛商业区之心脏地带。中国内地首批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之一，白金五星级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