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说它古老，因为西欧早在文艺复兴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学校型外语教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的语法一翻译教学法；说它新兴，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文化因素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并开始实践将文化教学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去。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著名的外语教学法专家罗贝尔，加利松(RobertGalisson)首先提出将外语教学法更名为“外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法”，1985年后又创立了“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同一时期的法国语言教学专著和论文等也对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做了系统阐述。对法国在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方面的理论构建和教学实践(教学法)进行考察和解读，以期对我们的外语教学有所启示。
一、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从课堂教学方式方法到教学法的演进
直到20世纪70年代，外语教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教师如何在课堂上教外语”的层面上。无论是直接法、听说法，还是后来的视听法，教师都是通过声音或影像等辅助教学设施来训练学生的听说，使其达到听懂外语并运用外语进行表达的目的。“这种以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的教学思路发端于19世纪末，并一直在世界外语教学界拥有广泛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法国外语教学，不论是师资培训，还是常规教学，其主要内容就是语音、语法、拼写、词汇、讲解课文等。
外语教学是一个内涵深刻、外延广阔、相互关联的系统工程。其中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特定的和临时的”。这样，人们就把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的研究对象从以前的专注于课堂“如何教”扩展到“如何学”，以及“教”和“学”二者的关系问题上。这种思考的结果便产生了外语一文化教学法的雏形(见图1)。
这一图表形象而直观地反映了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语言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以往的课堂教学方式相比，教师开始由以教案和教材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早已准备好的课堂内容(语言文化)，他们可以对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教学效果等作出反应；教师也要对学生的个体情况、教材选用、课程进度、讲授方式方法等进行观察和反思。通过师生互动，促成教与学的良性循环。并且，教师还要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帮助其获得个性化的学习方式方法，最终要让学生运用适合自身特点和习惯的学习方式方法进行自主学习。这也正是当今社会所倡导的现代化学习方式。
二、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从教学法到教学法学的演进
正如教学法是对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的宏观思考那样，教学法学则是对教学法的宏观思考。它同样发端于法国，但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名为外国语言－文化教学法学。其创始人和积极推动者为罗贝尔加利松。
罗贝尔加利松是一位在法国和欧洲外语教学界享有盛誉的外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法专家，著作丰厚，如：(论思考型外语教师的培养)，(论外语教学法上的伦理道德)，
“根据罗贝尔，加利松的界定，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是一门主要面向外语教学第一线教师的学科，其宗旨是努力使外国语言一文化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进程实现最优化”。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利松坚持认为，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必须从观察教学实际情况出发，找出教学中的具体问题，通过教师个人和集体的思考讨论，形成自己的认识理论，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和办法，然后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的丰富多彩和错综复杂性决定了这一领域的所谓理论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而且是“特定的和临时的”，亦即是说，理论必须与动态的实际相结合。仅就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言，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从根本上揭示了理论与实际、理论与实践在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领域不应有天然的鸿沟；另一方面，它将激发外语教师重视科研。用罗贝尔，加利松的话说，一个外语教师完全有能力既是教学法专家，又是教学法学专家。
三、外国语言－文化教学理念在汉语教学中的体现
20世纪末期以来，汉语学习的热潮在全世界汹涌而起。法国作为欧盟多元语言文化政策的主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在汉语言文化教学方面更是一马当先，独树一帜。由于中西语言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在汉语教学实践中，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课程被置于特别突出的位置。在这方面，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NationaledesLanguesetCivili，sationsOrientales)的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非常值得我们探究和借鉴。
由表1可以看出，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中国文化课程构建的是一种中国观念文化知识体系，也就是要让学中文的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宗教情感和思维方式。东方语言学院一向有着语言教学紧密结合文化的历史传统，但如此丰富的中国文化课程从来没有削弱或者取代汉语语言教学的主体地位。语言与文化互为依托，相互促进，才能最大限度地达成现代外语教育的既定目标。
四、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启示
2外语教师不能满足于按照现有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来组织教学活动，更要与时俱进，既要学习、吸收外语教学理论，也要总结教学经验，包含师生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己探索出来的经验。外语教师既要广泛学习、借鉴中外的教学理念和主张，但又不能生搬硬套，只能借助这些理论通过反思去提炼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己的经验，从而形成适合具体教学环境的自己的理念，并不断更新、丰富自己的外语教学理念。
参考文献：
[1][2][3][4][5][7]傅荣，解读外国语言一一文化教学的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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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由“作文教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作文能力与作文训练”、“作文教学的途径”三部分构成，另含一个附论：“第二语言的作文问题。”这里介绍前三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对近年来美国的各种作文教学研究结论进行概述，围绕“阅读能否帮助发展作文能力”、“作文训练能否帮助发展作文能力”、“作文能力能否进行专门训练”、“学生中的优秀写作者与低能写作者之间的作文行为有何不同”和“学生中的优秀写作者与其作文本身有何特别不同的关系”等问题，采用“对比班”与“实验班”相比较的研究方法，得出了如下观点：
1.增加作文训练的次数只对初中一、二年级学生作文能力的发展有益，但对发展高年级学生的作文熟练程度帮助不大；
2.学生自发的课外兴趣阅读有助于作文能力的发展，增加课外阅读比增加经常性写作训练对帮助发展学生作文能力更有效；
3.在高中阶段，让学生多作一些说理性的、评价性的、鉴赏性的写作训练，有助于学生作文能力的迅速提高与发展；
4.学生作文技能中的表达方式和结构方式等因素是可以并且能够教会的，但其他因素教不会；
5.作文教师评改学生的作文草稿，即在学生作文的过程中给予及时反馈，对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确有效果，但教师在家里或办公室批改作文后再发给学生，则对发展学生的作文能力没有什么作用；
6.语法教学指导对于发展学生的作文能力毫无帮助；
第三部分，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写作教学的建议。这些建议，也可以说是写作教学的一些途径。具体内容为：
1.高水平的写作能力不能在短时期内形成；
2.发展写作能力的中心任务是使学生对读书达到入迷的程度，从而自发地去读大量课外读物；
3.写作教学要让学生由为自己而写作逐渐转化为读者而写作；
4.教师不应让学生迷信作文技巧之类的教条；
5.教师在作文课上布置作文并要求学生当堂完成，是错误的；
6.发展学生的写作能力不能排斥一定数量的纯粹写作练习；
10.教师的写作指导不应该专注于直接的形式教学，而应该代之以鼓励学生通过阅读获得形式的经验知识，给学生提供能够促进思想的清楚表达程序。
从以上述说可看出，这本作文教学论著尽管篇幅不大，但其含量颇大，几乎涉及了作文教学的各种问题，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鲜观点与训练途径（当然有些观点笔者不尽同意），与我国同类论著比较起来，它也表现出了显著的特点：
第一，它的研究角度与我们的不同。它研究写作教学，不仅研究写作的心理、写作的过程、写作的训练，还研究写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阅读与写作的关系，特别地还研究学生中的优秀写作者与低能写作者的区别。这样一来，研究作文教学的层次便有了深度，并能切中作文教学中的要害问题。
关键词：汉语教学汉语教学评价国外教育评价流派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既指的是在中国进行的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也指的是世界各地的汉语教学，还指对中国国内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我们把这种教学简单的称为“汉语教学”。[1]汉语教学评价虽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是已经成为评估和检测对汉语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效果、教学大纲制定、教材选择等的有效手段。作为教育评价的一个分支，教育评价既要遵循教育评价的一般规律，也有自身的学科特点。分析国外教育评价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对于丰富和深化我国汉语教学评价理论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提高汉语教学质量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国外教育评价的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是“描述时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美国经济的大衰退，也引起人们重新评价中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以及中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教育也提出了新的需求。社会各界纷纷要求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以便适应社会发展和满足学生需求。于是，在“进步教育协会”的指导下开始了这项为期8年的实验研究。”[3]“八年研究”结束时，以泰勒（RalphWTyler）为首的学院追踪研究组，对“八年研究”的结果进行了评价。1949年，泰勒正式出版了被奉为课程论圣经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总结了他在“八年研究”中的成果，正式提出教育评价的概念，使人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接受了采用教育评价方法来描述教育效果这一观点，其特征是对测验结果进行“描述”，并力求教育标准化。
第三阶段是“判断时期”，大约出现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零年。1963年，克龙巴赫在其题为《通过评价改进课程》的论文中，把教育评价的内涵阐述为：“为作出关于教育方案的决策，收集和使用信息。”1967年斯克里芬发表了《评价方法论》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包含描述与判断两个方面的评价模式。他们认为评价的依据不是方案制定者的预定目标，而是参与活动者的实际成效。评价者的思考应该从教育方案想干什么变成教育方案实际干了些什么。评价者不仅要运用测量手段去收集各种信息，还要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评判教育，追求教育多元化。这样，判断就成了第三代教育评价的标志。
第四阶段是“同构时期”，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今。第四代评价理论的创立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枯巴(EgongGuba)教授和维德比尔大学高等教育学院副教授林肯(YvonnaSessionLincoln)依据建构主义方法论，1989年他们出版了名为《第四代教育评价》的专著，针对前三代评价中存在的“浓厚的管理主义倾向”、“忽视价值多元性”和“过分强调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等缺点和不足，对评价的本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主要包括：心理构建论。教育评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心理构建，评价所表述的是评价者对评价对象的一种认识。评价结果也是其双方交互作用的“产物”。
价值协调论。教育评价是协调价值观的过程，在评价过程中，评价者与评价对象之间，在教育价值观上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观点将纠正传统评价理论价值是一致的、单一的观点，表现为价值系统的多元化。
评价结果认同论。评价结果不依赖于评价对象的状况与客观现实符合的程度，而是参与评价活动的人关于评价对象状况的不同意见交换、认同的结果。
二.国外教育评价的流派
（一）行为目标模式。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最初三十年，课程和测验都是以教科书为中心加以编制，测验内容只是要求学生记诵教材的知识内容，不能反映出学生的实际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泰勒（Tayler,R.W）主持了课程与评价的研究，正式提出了教育评价的概念。泰勒把评价理解为“评价过程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测量课程和教学方案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教育目标的过程。”行为目标模式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包括：确定目标、选择经验、组织经验、评价结果。即以目标为中心，通过具体的行为变化来判断教育目标实现的程度是泰勒教育评价的主旨。
（二）CIPP模式。它是由背景（Context）评价、输入(Input)评价、过程(Process)评价和成果(Procluct)评价这四种评价组成的一种综合评价模式。它由美国的塔弗尔比姆（Stufflebeam）1966年提出的，它以决策为中心，为决策的不同方面提供信息。背景评价形成计划决策，输入评价为组织决策服务，过程评价指导实施决策，成果评价为再循环评价效力。CIPP模式将目标纳入了评价体系中，使得这种评价更完整更科学。它同时重视形成性评价，时刻考虑为决策者提供信息，使得评价活动更具备实用性和方向性。
（三）目标游离模式。1967年美国的斯克里芬(M.Scriven)提出他认为，实际进行的教育活动除了收到预期效应外，还会产生各种“非预期效应”，或者叫“副效应”或“第二效应”。布卢姆也说过：“人们无法预料教学所产生的成果的全部范围。没有预料不到的成果，教学也就不成为一种艺术了。”[4]斯克里芬认为泰勒将评价限于衡量达到教育目标的程度是不全面的，因为很容易让人忽视非预期的效果。这种非预期效应的影响有时是重要的，而在目标评价中却得不到反映。他不提倡让把评价的目标告诉被评价者，使得评价者搜集有关方案的全部成果信息。
（三）应答模式。这一模式由斯塔克（Stake.R.E）提出。他认为，要使评价结果能真正产生效用，评价人必须和这一活动所有参与者的不断对话，通过正式访谈、描述分析等自然主义方法获得信息反馈，使活动结果能满足各种人的需要，他认为解决问题只能依靠那些接触问题的人，这样的调查毫无疑问可信度比较高。斯塔克还强调“多元现实性”，反映了参评人员一定的需要，具备一定的民主性。
（四）反对者模式。反对者模式（adversarymodel）是由美国学者欧文斯（Owens,T.）等人在上世纪70年代中叶提出的。该模式为了揭示方案正、反两方面长短得失，采取准法律过程评委会审议形式的评价模式。它主张让持不同意见的评价者一起参与教育活动和教育方案的谈判。这一评价的基本特点是充分反映了各类人员“多元的”价值认识，依靠人们直觉与经验进行评价。
反对者模式的另一种形式是由美国学者沃尔夫于1973年提出的司法模式。沃尔夫的司法模式由下述四个阶段组成：争论的提出、争论的选择、辩论的准备、听证。反对者模式有助于决策者全面的获得信息，有助于事先使得各种潜在的冲突意见达到一致。
以上并没有把所有的教育评价流派列举出来，每一种流派都有其优势和劣势。关于教育评价流派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一下趋势：1、评价过程，由封闭转为开放。泰勒模式以目标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组合成一个封闭的系统。重过程轻结果。CIPP模式及应答模式将评价看做本身的一部分，呈开放式的网络。2、评价内容，由单一转为全面。早先的教育评价只评价学生的学力，最后发展到教学准备、信息输入、教学过程、教学结果、评价参与人员等各个方面。3、价值观念，由客体转为主体。泰勒模式中，目标成为统一的评价尺度，一直到目标游离模式和应答模式中把人的需求也纳入到评价模式中来，逐渐强调人在评价中的作用。4、评价手段，由测试到多样化。从最早推崇各种客观的、标准化的测量，发展到提倡观察、交谈等自然主义方法，为评价提供了可靠地依据。
三.汉语教学和国外教育评价理论
1、通过教学评价流派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教学评价流派理论为汉语教学评价提供了评价的规则和途径，决定了评价的评价范围和权重比例。对教育评价流派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解汉语教学教和学的内涵和外延，同时，教育评价流派不仅研究了教学目标，还对评价的背景、信息输入、评价的结果、参与评价者本身、评价目标和实际目标的差距、评价的方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理论对诊断汉语教学评价的重难点提供了一定的解释成因的理论依据。
众所周知，汉语教学特别是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不同的国家由于学生及语言环境等原因的不同，怎样制定一个比较全面能够在一个国家普遍运用的评价规则，就需要从教育评价流派中寻找到理论依据。
2、设置任何一种的汉语教学评价方式都或多或少会受到教育评价流派的影响。为了检验某种教学法的效果和学生学习的效果，新的语言测试评价法都会在新的教育评价流派的影响下出现。教育评价流派无论对汉语教学评价体系的总体设计、评价方案的制定、评价工具的编制、评价活动的展开都有宏观和微观的直接指导的意义。
在汉语教学的综合课中，我们可以充分运用泰勒模式，对学生进行生词学习的检测。课文教学就需要结合学生实际，紧扣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把教学目标也纳入评价体系，考虑该目标是否符合本国的学生要求，同时在教学目标和实际目标的对比中，要注重实际目标，培养学生的华语交际能力。
3、教育评价流派理论对学习客体、学习目标、学习内容、信息反馈、限制和避免参与评价者的主观评价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我们研究教材编写、课程设计、课堂教学等这些第二语言教学中极其重要的环节提供了一定的可行性操作方案。
在国内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研究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和国内火热场面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由于国外的语言环境和教师素质不同，一些国家还在一些基本理论上争论不休，比如普通话和闽南话之争、繁体字和简体字之争、不同课型怎么来上等。教育评价流派为我们怎么去评价这些国家的汉语教学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方案。比如作文教学目标的制定、听力课的信息反馈、评价学生的实际学习水平等。
如上所述，汉语教学评价是一门综合叉性学科，它的课程特点决定了教育评价流派是它的理论基础之一，深入具体的探讨教育评价流派会使汉语教学评价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从而提高汉语教学质量。
参考书目：
[1][5]杨翼：《汉语教学评价》，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2]胡玲翠许有《浅析国外教育评价发展的主要阶段及特点》，《校外教育·理论》2007年第6期
[3]吴艳《美国‘八年研究’初探》2002年教育史硕士论文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教学改革研究现状
就业理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认识深化和不断发展的过程，大致分为三类：传统就业理论、凯恩斯就业理论和现代就业理论。
（一）传统就业理论
传统就业理论以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为主要代表，他提出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传统理论认为，在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下，完全竞争市场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非自愿性”的真正失业。因此，传统就业理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干预要素市场调节，这种观点在现实世界显然很难成立。
（二）凯恩斯就业理论
经济学家凯恩斯从理论上否定了市场价格机制会自动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认为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使社会就业平衡经常处于一种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经济来拉动需求，以实现促进生产、提高就业的目的。
（三）现代就业理论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滞胀”现象引发了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的批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失业问题与30年代有较大不同，它主要不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量失业，而是一种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失业。为此，提出应实行积极的人力政策，重视对劳动力的再培训，完善就业服务，以及通过多种综合治理政策增加就业需求。
国内关于大学生就业的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大学生就业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展开：
（一）大学生就业特征研究
2.个体特征。大学生对自身认识定位不足，在求职过程中存在着不成熟的心理特征。第一，攀高心理，有些大学生总是拿身边同学的就业标准来定位自己，在此心理下，即使某单位非常适合自身发展，但因与他人选择的单位做不必要的比较后，也会彷徨放弃。事后却又后悔不已，导致一些毕业生落聘。第二，自负心理，一些大学生认为自己是社会中的高层次人才，所从事的工作也应是社会中高层次的，不屑做“小事”，不愿从基层做起。这种不合理定位是造成不少大学生择业就业时“高不成、低不就”的心理诱因。第三，功利心理，许多大学生把追求优厚的薪金和福利待遇、就业发展机会、社会人文环境和生活水平较高的地区作为自己择业的首选目标，对县以下和西部地区则持漠视态度。在国家需要、发挥个人专长与获得高收入、高社会地位之间存在两难选择时会不知所措。
（二）大学生就业现状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对大学生就业的整体形势分析。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需求旺盛，从长远来看整体就业形势好，如屈百达（2004）通过对中美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指出美国的大学生就业己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近几年大学生失业与滞后状况加剧，越来越多的新毕业大学生不得不从事低层次简单劳动。相比之下，目前我国的大学生就业情况要好得多，不过某些学科、专业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也已出现就业难的苗头。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近年来随着高校本科毕业生普遍性就业难的问题日益浮出水面，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应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2.关于大学生就业的地区流向和行业流向的研究。宁小华（2002）指出，大学生就业的地区流向呈现出两个倾向：其一，在学校所在地就业的比例相对较高；其二，在北京、上海、广东以及东部发达地区就业的大学生比例高，而去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大学生相对比较少。另外，在行业流向上，大学生的就业单位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需要高学历层次的金融单位为主，国有单位依然是大学毕业生的主要吸纳单位。但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非国有单位就业已经逐渐成为今后的趋势。
3.关于大学生择业观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学生择业和择业期望值都比较高，而且他们的年龄较大，已经是成人，有些还存在婚姻、家庭问题，因此择业心态也更为复杂。还有学者指出，当今大学生择业观出现了趋于功利化的现象，许多人对功利标准的追求强于对事业发展和社会贡献的愿望，过分突出自我，片面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忽视对社会的贡献，注重经济效益，缺乏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三）大学生就业市场研究
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我国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变过去“统包统分”的分配体制为“由政府调控、市场导向、学校推荐，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由此确立了大学生就业市场。王春莉（2007）指出，大学生就业市场看“实力”不看“标签”，即用人单位越来越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他们在选用人才时不单要看学历和身份“标签”，更要求应聘者具备企业所需要的工作经验和能力。目前大学生就业市场存在主体发育不足、供求不平衡、工资机制不健全、运作不规范等问题，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以便更好的发挥市场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作用。
（四）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个人因素，由于自身学习周期的加长与教育投入成本的加大，学历层次的进一步提升，致使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就业期望值比较高，从而影响到个人就业。第二，学校因素，重视专业教育，忽视思想教育；忽视与用人单位的联系，缺乏必要的就业指导，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学校方面因素。第三，家庭因素，家庭价值观会对对大学生的择业观产生较大影响，一般来讲，家长文化程度愈高，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水平也愈高，反之亦然。第四，社会因素，社会因素主要是指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在促进就业或者人才流动方面所制定的方针政策，以及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对大学生就业所造成的影响。
（五）大学生就业政策建议研究
关于就业政策建议的研究一方面是基于问卷调查、个人访谈等实证研究，通过对部分地区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其影响因素，给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是基于理论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如纪军、杨鹰（2008）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出大学生就业难的几个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六）大学生自主创业研究
“以创业促就业”的大学生就业模式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大学生具有“心理素质趋于成熟；社会阅历丰富；拥有一定的启动资金；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等优势条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经验，高层次人才的创业将成为我国提高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能力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国外高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教学改革措施
（一）英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英国对大学生就业的研究一直走在国际前沿。他们研究得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形势是其中根本性的因素之一。个体影响因素方面，所学专业是影响大学生就业最重要的因素，且不同专业的就业差异非常显著。专业对进入工商企业及政府部门的影响不如对学术单位的影响大。其次，所就读的院校也会影响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如牛津、剑桥是英国传统的名牌大学，其大学生就业前景比其它大学好得多。大学生所获得的学位级别与其就业机会也有关系。再者，大学期间所学的学位课程实用性较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适应面就广。
（二）美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美国的大学生教育体现为多元化的培养目标，与培养目标多元化相对应，美国大学生培养模式也是多样化的，主要有专业式、协作式和以课程学习为主的教学式三种。专业式适用于培养教学科研型及其他高层次人才；协作式适合于应用型、开发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而教学式则适合于专业学位教育及研究生课程教育。三种模式相互补充，以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多样化需求。此外，由于现代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加之市场竞争加剧，使得大学同企业界、工商界的合作日益加强，美国一些高校改革大学生培养模式，把教学、科研与生产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工商界所需各类人才，毕业后直接进入其合作企业中就职，或与企业界建立教育联合体，合作培养研究生。斯坦福大学就是通过与市场、企业紧密协作，创造了“硅谷”奇迹，成为高科技时代大学与产业界合作的成功典范。
（三）日本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日本的大学也敏锐地意识到，在21世纪，人类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科学技术与人类之间的接口问题，单靠对科学的探索和高新技术的开发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人类社会普遍意义上的理解和人文社会科学新思想的支撑，因而探索并创造了一种打破文科和理科壁垒的跨学科教育，并在日本东京大学成立了社会工学研究生院。该院以“创造人类与科学技术协调发展的社会”为理念，以“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群”为研究对象，以“新的理学”、“新的工学”为特色，创设了新的专业与课程体系，着力于新领域开拓。总之，该院毕业生输送到社会中，已不仅仅限于谋取一个职位，而是能够通过其理念与研究方法，解决人类社会重大问题，为全球作贡献。
结论
1.屈百达，白瑞林.美中理工科研究生就业对比及其启示[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4（1）
2.宁小华.“极点”对大学生就业地区流向的影响[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2（8）
关键词外国教育思潮语文教育回顾反思
中国现当代语文教育是在一个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发展演进的，其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态势。在这些因素当中，外国教育理论思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外国教育思潮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其间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融合，交织着模仿与创造。语文教育的现展，既不同于西方的教育教学发展模式，又扬弃了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教学方式，凸显出自身的特点，其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从1904到1949年，我国语文教育深受日本、德国、美国等国教育理论思潮的影响，在课程教材教学上表现出一些崭新的特点，从传统迈入现代；建国后到“”前，我国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语文教育发生重要变革；改革开放以后，广泛学习借鉴多国教育经验，同时我国语文教师和研究者有了更多的创造。
历史证明，在人类历史迈入21世纪的今天，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不可能创造高质量的教育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接受外来影响与保持民族特色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学习外国教育经验的同时坚守自己的民族本位。回顾一百年来外国教育理论对中国语文教育影响的历史，探讨外国教育思潮对中国语文教育影响的方式、途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正确地处理借鉴与创造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前期外国教育思潮对语文教育的冲击
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发生了深刻变革，一系列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发生，如语文单独设科、白话文的引入、国语科的设立、单元型教材的产生等。这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也是外国教育理论思潮对语文教育产生深刻影响的时代。外国教育理论思潮以多种方式传入我国，对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概括而言，20世纪前期对语文教育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赫尔巴特教育学说、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等理论。它们在不同时期对语文教育产生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从1904年到1920年代，以赫尔巴特教育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理论对我国语文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从1920年代末到建国前，美欧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对我国语文教育影响甚大。当然，它们之间的区分不是泾渭分明的，在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传入我国之后，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依然对我国产生着影响，只不过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更大。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对西方教育理论的学习更加广泛和深入。新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对西方教育思潮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德先生”和“赛先生”日益为人们所熟知。《新青年》《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刊物大力译介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理论，对教育界人士起到了启发和引导作用。“自学辅导主义”、“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都是在此时期传入我国的。、陶行知、刘半农等留学欧美的学者回国后大力鼓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教育学说，用西方的观点、视角来审视中国的教育现实，提出改进的方法并进行实践。孟禄、杜威更是直接到中国讲学，宣扬实用主义教育理论。20年代归国留学生廖世承、陈鹤琴、俞子夷、艾伟等积极开展汉语、汉字教育实验研究，为汉语言教学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引进外国理论的初期，我国现代教育理论尚处于起步阶段，模仿、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许多改革者抱着变革旧教育的信念和虚心学习的态度，大胆改革旧有的教材教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草创时期的粗疏，改革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在引进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之后，语文教学重视教学程序的设计，重视对课文的分析，却忽视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宝贵经验――诵读，致使教学质量下降。当时有研究者指出，“旧时读书背诵，并非不好，其不好之点，乃在只能背诵而不能理解。至于已经有理解，而不能背诵，则还是不能受用”[1]，可谓切中肯綮。
外国教育思潮传入中国以后，有一个吸收、融合、改造的过程，正是在这种碰撞、对话的过程中，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从传统迈入现代。
二、20世纪后期外国教育思潮对语文教育的影响
建国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我国语文教育受到了苏联教育理论思潮的全面影响。1950年，苏联教育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上下）在我国翻译出版，全国掀起了学习热潮。凯洛夫《教育学》强调传统的教育方法和课堂教学的五环节结构，突出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和正常教学秩序的建立，对建国初期稳定学校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国的教学指导文件也学习苏联，由“标准”改称“大纲”。
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课程，语文教学受到苏联教育教学理论的极大影响，教学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按固定环节授课，强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这一时期，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苏联文学教育著作，这对于我国的文学作品教学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受苏联语言、文学分科教学的影响，我国于1956年进行了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编制了汉语、文学教学大纲和教材，进行了为期两年多的实验，由于政治的干预，这场实验仓促结束。之后，我国语文教学又恢复使用合科教材。1963年，苏联教学专家普希金听了北京师范大学实习生所上的《红领巾》一课，提出了改进意见，这些意见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后来形成“《红领巾》教学法”。这一教学法重视师生谈话，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苏联语文教育理论对我国语文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我国形成了强调固定教学程序、重视基础知识传授和文学作品分析的传统。
我国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有深刻的教训和经验。汉语、分科教学实验是在政治的主导下开始的，又在政治的影响下结束。分科教学实验虽然没有进行下去，但是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学习他国教育经验，必须注意本民族的国情和汉语言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语文教育界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吸收、借鉴了多国语文教育的经验。同时，我们更加注重对传统的继承，将对外国教育理论的借鉴与对传统的继承结合起来。布鲁纳的结构学习理论、奥苏伯尔的意义学习理论、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等传入我国并得到充分应用，对语文教育也产生重要了影响。例如，语文“目标教学派”就是在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经过多年探索，在语文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反响[3]。如果说“五四”时期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批判多于继承，那么这一时期则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继承传统语文教育的精华。改革开放初期的语文教学，首先是一种“回归”，它回到“”之前所确立的语文“工具说”，回到“双基”教学。众多的语文教师和研究者进行了丰富多彩的创造，提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理论。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能够广泛吸取世界各国母语教育的有益经验。洪宗礼老师主持进行了“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4]，对世界多个国家的母语课程与教材进行研究，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有力地推进了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
三、思考与启示
我们要正确地对待外国的教育经验，用开放的胸怀了解外国教育理论思潮，同时要结合本国实际加以改造，重视本国教师的创造。
1.立足本土，有选择地予以吸收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具有悠久灿烂的文明，拥有丰富的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这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汉语言具有自身的特点，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特色。对于别国的教育理论不能全盘照搬，必须坚持辩证的观点，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回顾现当代语文教育史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思潮对我国语文教育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当前语文课程教学理论与实践就有外国理论影响的痕迹。我们应该正视这种影响，只要这种理论是合理的，不管是中国固有的，还是取自外国的，都应该坚持。
20世纪初期引进的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学法”，对于改变传统语文教学单一的教学方式、明确教学程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杜威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儿童的经验和兴趣，重视教育与生活的联系，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当代语文教育界提出的“三主”理论、“语文教学要与生活相联系”等观点，可以说与进步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某种内在联系。建国初期，“《红领巾》教学法”的推广，对于我们运用谈话法、合理分析文学作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们应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教育理论的精华，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作出改造，有选择地予以吸收。
2.科学甄别，重视实验和本国教师的创造
借鉴外国教育理论和经验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在引进这些理论时首先要进行甄别、筛选，因为并非所有外国理论都适合于中国，应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考察分析。
在道尔顿制介绍到中国以后，教育家舒新城、孙Z工等人率先在中国公学和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进行“道尔顿制”教学实验，经过多年实验，他们坦承这种教学方法存在不足[5]。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语文教育家廖世承、艾伟等进行的汉字教学实验，对我们认识汉语学习的特点有很大的帮助。通过教育实验，发现外国教育理论的优点与不足，对其适切性作出客观评价，是这些教育家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学习借鉴外国教育理论思潮要防止偏颇，比如只借鉴某国的教育经验，而对其他国家有价值的教育理论视而不见。要多了解一些教育理论思潮，在综合比较中选择适合于我国的教育理论，综合考虑国情、教育制度、社会情况等因素。在外国教育理论思潮对我国教育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本国教师的实践创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于漪、钱梦龙、魏书生、宁鸿彬等教师在借鉴他国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理论。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语文教学效果比较好的时期，往往是我们对外国教育理论加以改进、融合进我国教育经验的时期。学习外国教育理论应该立足于本国语言实际，吸收外国教育思潮中合理的成分，在实践中创造发展，以推动语文教育理论的科学化、民族化和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顾黄初，李杏保.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3]张正君.当代语文教学流派概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柳士镇，洪宗礼.外国语文教材译介[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