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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与社会：混沌中的强弱势纠缠
进入“小镇”这一“乡域政治”的场景，我们发现作者所呈现给我们的几乎处处是理不清剪还乱的权力“倒置”图景：
农业结构调整让“政府”成了“包工头”，农业结构调整本来是基层组织积极引导农业经济转型的利民措施，但是当这一利民措施成为上级考核指标与各级领导的升迁挂钩，就转变为一项所有风险都须由政府来承担的行政“工程”，政府由引导者变成了“包工头”。诸如小镇的藠头种植：乡镇政府承包了所有花费，保证所有风险都由政府承担，在乡村干部多次动员，工作做足的前提下，藠头下种了，一年转眼而过，结果仍然延续“工程”的“宿命”：大部分的村庄颗粒无收。农民的反应很“合理”：一年的收成没有了，咱只有找“非”要咱种的“政府”，“政府”不解决就要闹到区里。小镇“政府”虽然认为责任不能全怪在自己，不愿意赔偿，但是又害怕问题闹大，只好赔偿了农民的全部损失，“赔了夫人又折兵”。积极行政的政府要为农民的不配合和所有风险兜底，这几乎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必然前提，效果好自然皆大欢喜，出现问题“政府”就是必然的“冤大头”，——政府因为强势和主动要为弱势和消极买单。
在小镇开发过程中，上述逻辑表现的尤为突出：
当前政策规定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是实际上村级组织根本没有能力在土地开发中集合全体村民意见，代表他们与开发商谈判，而单个农民与开发商谈判成本太高，所以乡镇政府进入成为了主导者，成为介于开发商和农民之间的真正主角。由此在各种经济开发的利益分配中由政府掌握主动，呈现出政府得大头、农民得中头，村庄得小头的利益分配格局[2]。农民可以对土地出让过程中自己利益没有得到最大化不满，但是只有找到合适的政策借口才能跟政府“耍赖”，政府适当让步之后就完全可以对“无理取闹”者置之不理，他们自然会散去。
石场老板和基层政府的土地纠纷故事中，尤其能够感受基层政府对“青皮”手段的运用。纠纷发生于一群合法经营的采石场业主与从事土地开发的区、镇政府之间。政府原来出于发展经济的角度支持采石，后来发现土地出让利益更大，采石破坏了开发区的生态环境，影响到土地出让，遂由原来的支持采石转为关闭石场，并屡次反复。最后政府下定决心真正执行时，石场老板感觉投资过大关闭又不合情理，政府也不愿意承担赔偿责任，遂致纠纷。石场老板们也知道依靠诉讼会失败，就联合起来通过上访来使问题扩大化，自然政府也是应对有方。当石场老板上访有理、有节，依据“规则”来进行时，政府进行了适当让步；当老板们一再反悔，希望分次满足自己的利益，并“撕破脸皮”上访时，政府变得强硬，凭借其背后的制度支撑，与老板们较劲，一方面不断地说服教育，表明早关闭有奖励，晚了就强行拆除，概不赔偿，另一方面分化精英集团，优厚精英代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最终得以瓦解老板联盟。
可见，基层政府在化解当下诸多内外矛盾时被逼从原来的“权力持有者”转换为“权力经营者”[3]角色，所谓的权力关系的“倒置”实际上并不存在，“倒置”言论只是某种理论谱系固化的思维模式下对角色和行为反差不理解的表现[2]（p.614）。当小镇的农民和政府官员已经直面现实生活，发展出新的权力运作方式，我们很多理论工作者还出于理论高度而断言权力关系出现“倒置”。事实上，诚如小镇作者所言，农民的权力并没有增强，只是基层的治理能力在减弱，由此而出现了新的权力格局和运作模式。
以宏大的“国家—社会”的结构性框架，很难真正呈现国家与社会混沌状态中强弱势纠缠人物的生动表演，只有以“事件—过程”的分析把国家与社会的实体转化为具体的官员，国家与社会才可以出现其具体的原型[6]。通过作者这种具体的安放回溯，底层政治的真实得以展现，很多停留在表层的宏大话语被最终解构，我们看到了国家与社会混沌状态中，底层政治所受的侵蚀与混乱，官不官、民不民，“礼崩乐坏”的准“丛林”境地[2]（p.629），国家政权建设的最终目标任重道远。
二、政权建设：发生中的权力文化网络重建
源于欧洲近代经验的国家政权建设概念，意指多中心的、割据性的权威体系逐渐转变为一个以现代国家组织为中心的权威结构过程。实际上，国家建设始终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化是围绕着国家建设这样一项主题展开的。传统上人们也总是倾向于用国家权力不断深入基层这个视角来解释建国后基层治理的变化，但是，上述理论对当下基层治理现状的解读总显得有些隔靴搔痒。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方法论上“事件—过程”分析策略的引入[7]，以及对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深入研究[8]，我们发现基层政权并未按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的规则治理乡村，基层在治理中凸现的是一种乡土性和地方性。张静则认为国家只注重目标和结果，并不特意阐发一种不同于地方的治理原则，一切由地方创造——这种做法使得基层政权除了利用国家合法化之外，并未真正共享一种治理原则[9](p.294)。无论如何阐释，当下基层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张力成为大家公认的一个事实。
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社会的治理经历了一个从基督教牧师权力的发展到围绕国家理性治理术的转变，之所以可以实现这种转变，源于西方社会的自主法律传统系统化推进，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知识和制度系统，治理的展开亦以此为基础。市民社会的逐步发育，型构了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治理的形式理性逻辑在这种两分的前提下得以推进[10]。传统的中国社会则处于一种“皇权不下县”的集权体制下，对于分散的小农而言，“天高皇帝远”是常态。为使权威渗透于乡土社会内部，在帝国的体制下形成了“士绅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基层秩序基础[11]。基层士绅多出身于乡土社会内，面对的也是一个熟人社会，管治方式绕不开“乡里乡亲”的面子，法律相对失效。乡村内部日常事务的处理成为地方士绅的“俗务”，官方甚至可以不去顾及这些琐事，国家与地方形成了一种相对分割的管辖权力。与国家体制若即若离的士绅阶层，主要依靠熟人社会中形成的威望来治理乡村，社会秩序主要由、家族条规、乡村规约等地方文化支撑，帝国既依靠这些文化网络，又让其处于自身合法性体系之下，塑造了一种国家与地方士绅社会的分合系统。
建国后，尤其在时期，以现代民族国家为指向的政权建设急速行进，旧有的权力文化网络被打破，直接的政治权力无孔不入，整个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20世纪的中国政治也从传统的权威主义系统转变为全能主义系统[12]。从空间上看，这一过程往往表现为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渗透和改造，原有的权力文化网络被拆解，新的以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权力文化网络强势伸张。但是，全能型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很难以相对简单的意识形态化权力文化网络支撑，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中政治体系的自我调整，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及其权力文化网络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乡镇政府逐渐成为国家在乡村的人并获得正式的体制化权力，正是在全能主义体制逐步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的。20世纪90年代村民自治的推行，是国家希望在现行体制下完善对乡村治理的新举措。有学者认为，村民自治是国家政权重建乡村社会的一种尝试，是国家有意识地利用、开发乡村传统资源，恢复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努力，冀望在其基础上重建政权合法性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整合[13]。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随着全能主义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的部分撤退，国家在农村的权力弱化，农村基层组织出现了大面积的瘫痪，在基层政治中出现了普遍的“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的现象，如税费收取中的软硬兼施，乡村诉讼案中的“炕上开庭”。在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时，学者们认为，基层官员通过对正式权力之外的民间权力资源的巧妙运用强化了国家权力，从而强化了国家政权在农村中的权力效用[14]。这些分析倾向于强调国家权力虽然受到削弱，却仍然在不断下沉中利用各种“文化网络”自我强化，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强国家—弱社会”的逻辑仍在推进之中。
《小镇》则通过一些故事的深度叙述与分析给我们描摹了另一种图景，随着新世纪之初税费改革的深入，国家政权建设中“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似乎呈现出“弱国家—弱社会”的新逻辑。试看以下比较：税费改革前，“干部进了屋，数字一公布，大人吓得筛，小伢吓得哭，有钱就把钱，无钱就撮谷”；税费改革之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给钱就收，不给就走”[2]。作者认为场景内涵的改变，表明在这场权力博弈游戏中政府和村组织是被牵着鼻子走的，干部在面对一些“打不湿，晒不干”的“油抹布”时，陷入了一种权力运作失效的境地[2]。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意味着公共权力的去公共化过程，意味着公共权力治理权威的自动放弃或丧失[2]（p.101）。这种“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在这里并不是强化了国家权力，而是一种无奈的放弃。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税费改革使乡镇基层政府陷入了新时期正式权力与权力文化网络的双重困境。从正式权力的角度而言，基层由原来全能体制下的一级政府转变为服务体制下的一级机关，失去了“暴力”合法性的唯一根源；从权力文化网络的角度而言，税费改革中乡镇基层是承担道义责任的唯一载体，得不到任何同情，“自我矮化”是唯一的出路，有何可以支撑权力运作的文化网络资源可言？
过往的很多研究者都将政权建设被削弱的全盘责任归于基层政权，而乡镇政府在工作中面临的权力困境多被忽视，基层政府处于一种“失声”与“消失”的境地，这对于政权建设的正常发育是非常不利的。要理清乡镇的治理逻辑，就要去思考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境遇的真实性[2]（p.86）。
抱持此种姿态，我们对小镇“开发”中的种种作为就会有更清晰的认知。在以“土地征收”为主的开发过程中，各种不轨行为似乎来了一次总爆发：乡镇干部希望不断压低农民的补偿，自己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农民们也不甘示弱，他们以“种房”来赌开发——利益博弈的喧嚣仿佛成为唯一的声音，公共利益的牺牲成为必然，治理能力被削弱，围绕利益的非正式权力运作成为主流。对此，小镇作者提醒我们不仅要注意到底层政治迈向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世俗化过程，更要注意到其中政权建设的新内涵。
对此，我们可以认为新形势下政权建设过程中权力文化网络的重建正在发生，虽然灰色化肯定不应该成为其方向，但是对此的深入分析能够昭示出政权建设新的可能性。以往国家政权建设学说遮蔽了基层政权自身建构的治理逻辑，基层其实在不断的按照乡土社会的逻辑规则与自身的生存理念进行治理技术的重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适应底层政治环境中的生存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取消农业税并不能真正解决治理危机，只是提出了新形势下政权建设的新问题，同时也催生出政权建设的新方向和新思路。
总之，现代的科层体制在面对庞大而分散的小农时，要达到一体化的治理目标成本极高，目前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基层治理，不借用底层的权力文化网络资源就难以达成任何目标，但是，过于依赖底层，尤其是“蛮”和“横”的底层文化，也许就会使各种灰色势力有机可乘，并最终改变政权建设的方向。对此，国家如何应对？是听任乡镇及底层文化自我浮沉还是逐步将其引入更加规范的发展轨道？正在发生权力文化网络重建的小镇还会有什么样的故事？这些故事如何延续？仍然是值得我们记录和思考的问题。
余论：小镇的故事还会继续，基层政治的前途仍然在徘徊中前行，也许如苏力所言：历史究竟如何发展，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如何形成，这类问题对于身在此山中的愿意思考并且有一点反思能力的当代人来说，大约总有某种无能为力之感[15]。但作品对治理过程的具体描叙，无疑使研究者推进了对当下乡村治理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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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编制和人员是做好基层民政工作的基础，民政工作的重心在基层。为深入了解我州各乡镇民政机构编制人员情况，进一步加强民政基层基础工作，促进全州民政事业科学发展，州民政局组织专班赴全州各县市就各乡镇民政工作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及运行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采取听汇报、召开座谈会、填写表格和实地调研等形式进行。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州基层民政系统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及运行基本情况
民政机构设置情况为社会事全州共88个乡镇街道办事处。
其中男性120人，占55%女性98人，占45%从年龄层次上看，30岁以下的11人，占5%31岁至35岁的17人，占7.8%;36岁至40岁的29人，占13.3%;41岁至50岁的113人,务办公室78个,占88.6%独立的民政办公室10个,占11.4%乡镇街道办事处民政办行政编制数151专职民政工作人员218人。占51.8%;50岁以上的48人,占22%从学历层次上看，高中（中专）61人，占28%大专136人，占62.4%本科21人，占9.6%兼职民政工作者17人。长期以来，州民政工作者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宗旨，扎根基层，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履行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救灾减灾、优抚安置、基层政权建设和专项社会事务管理、慈善事业等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职能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存在主要问题
一）个别地方领导对民政工作认识不足
部分乡镇民政机构人员编制不到位。全州88个乡镇街道办
民政机构平均编制配备数为1.7实际平均配备2.5名专职民政干部，事处。个别县市在每个乡镇仅仅配备了1名民政专职干部，人手严重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政事业的发展。部分乡镇安排的民政工作人员年龄老化，有的长期兼职其他工作，精力分散。部分乡镇民政干部队伍不稳定，由于基层民政工作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业务性，人员更换频繁使得新上任的民政干部对民政法律、政策、业务知识掌握不够，影响了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和持续性。
二）紧张的人员编制配备已不适应新时期民政工作要求
全州乡镇专职民政工作人员218人，2乡镇民政干部人员配备与民政工作任务不对等。从调研数据来看。兼职民政工作人员17人，构成了州基层民政工作全部队伍。州国土面积2.4万平方公里，全州总人口390万。目前，全州共有城市低保对象55877人，农村低保对象20万人，城乡大病医疗救助对象18万多人，各类重点优抚对象16514人，城市和农村低保边缘困难群众还有数十万，常年因灾造成需救济的灾民也在50万人次左右，基层民政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特别是州属山区，交通不便，自然灾害频繁，众多的灾民、特困户以及优抚、伤残、鳏寡孤独等特殊困难群体需要得到及时的救助。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各项救助体系不断完善，民政工作担负着救灾救济、城乡低保、五保供养、基层政权建设、优待抚恤、双拥、收养、医疗救助、行政区划地名管理、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等多项民政工作。基层民政干部因人少事多，长期超负荷工作，身心疲惫，这些都影响了民政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三）民政干部年龄老化。
40岁以上的民政干部占73%大专以下学历的还占据一定比例，州民政工作者年龄呈老化趋势。总体上看年龄结构偏大。本科学历的不足10%整体素质不高导致一些民政干部在解释政策和执行政策上水平低下。如低保工作，村支部书记“一个人说了算”现象还存在人情保”懒汉保”等现象在个别地方突出，引起了村民上访，形成了不稳定因素。同时，基层民政干部学习新知识、适应新形势下的新业务、探索新的工作方法还存在一定的困难。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办公自动化、档案资料电子化迫在眉睫，要求基层民政干部必须熟悉微机操作，能及时准确录入、传送各种信息资料，适应办公自动化，实现资源共享。但目前，基层民政干部年龄普遍偏大，且有不少都是职函授学历，拥有计算机专业知识的更是少数，由于忙于日常事务等客观原因，组织民政助理员集中学习培训的机会很少，因此，许多老民政助理员的业务素质和新时期民政工作的要求有一定差距。
四）基层民政机构工作条件和办公设施与民政工作要求不适应
三、对策和建议
进一步理顺乡镇民政机构和人员编制一）高度重视民生工作。
二）强化民政干部队伍素质
201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河溶镇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4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委七届四次全会及人代会精神，抢抓河溶镇作为全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宜昌市统筹城乡发展试点镇机遇，先行先试，加快“四化”同步，重振沮漳古镇辉煌。
2014年的奋斗目标是：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完成49亿元，增长22.5%；农产品加工产值完成27亿元，增长22.1%；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9亿元，增长27.5%；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实现20__万元，增长32.5%；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13221元，增长12%。
围绕上述目标，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深化“争高工程”，培植主导产业。继续实施招商引资“争高”工程。深入挖掘招商潜力，依托当阳发展环境，努力发展“飞地”经济。紧盯在谈项目，激活“双河”品牌。完善镇招商引资考核办法，加强对全体机关干部、镇直单位和村（居）负责人招商引资任务目标考核。全年力争新签约引进5个以上工业项目，其中投资过亿元项目2个，5000万元至1亿元项目3个。加大项目协调服务力度。督促宏尚服饰、润昌包装、楚源米业扩建项目、同成包装等在建项目加快建设进度，力争企业早日投产。实施骨干企业倍增计划。全力支持华利包装、中盈合成和豪展铝材等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全年确保新增规模企业6家，限上企业4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支持和鼓励在汉宜路、河淯路沿线发展“郭场火锅鸡”品牌农家乐，在武汉、宜昌、荆门等地发展郭场火锅鸡连锁店。鼓励发展“河溶牛杂早酒”和“河溶牛头”特色小吃连锁店和农产品连锁超市、物流配送、农民网店。
（二）统筹城乡一体，打造美丽乡村。强化规划引领。进一步完善《当阳市河溶镇城镇总体规划》，明确“中心集镇—副中心集镇—宜居生态村—中心村”四位一体的宜居点建设格局，加大投/:请记住我站域名/入，加快建设。启动实施前合、民新、民合等宜居村庄建设，不断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完善城镇功能。拓展城市骨架，启动环镇东路（南段）和溶新路（北段）建设。采取市场化方式建设美丽新镇，充分利用民间资本，梯次开发集镇；适时启动漳东农贸大市场和镇便民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开展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加强宣传力度，进一步规范集镇管理，培养集镇居民良好生活卫生习惯。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和绿化活动，完成造林任务700亩，义务植树8万株。加强村庄环境整治，认真完善、落实农村垃圾收集处理长效机制，改善镇村面貌。
（四）坚持统筹兼顾，发展社会事业。认真落实社会保障。深入推进就业援助与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全覆盖。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临时救济、医疗救助、教育救助、法律援助等体系，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全面落实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各项措施，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坚持不懈开展严打整治，高度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加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全力化解积案。进一步加强应急体系建设，提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按照“城乡一体、全域覆盖”的总体部署，在全镇19个村，1个社区推行网格化管理服务工作。推进基层民主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村（居）“两委”班子换届选举工作。深入推进“六五”普法。加强文化教育工作。稳步推进素质教育，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成果。引导鼓励开展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生活，提高群众文化素养。继续抓好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全面加强国防教育，支持各民兵连“两部一家”建设，扎实抓好民兵预备役人员调整工作，确保完成实装实弹演习。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长效机制，着力推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扎实开展食品药品安全整治，让群众吃上放心、安全食品。
（五）切实转变职能，加强政府建设。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各项规定，进一步转变干部作风，提升行政效能，切实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努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改革创新。加快推进全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宜昌市统筹城乡发展试点镇建设，按照上级统一要求，高标准完成“规定动作”，做到不抢跑、不掉队。加强与上级部门沟通与衔接，在“自选动作”上先行先试，勇当改革的领跑者、引路人，力争在小城镇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和农业产业化等方面取得突破。
廉洁从政。遵循“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严格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依法依规加强重点工程、专项资金和农村“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监管，规范权力运行，坚决纠正不正之风，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努力打造廉洁政府。
五、工作摆布要从督导落实向整体推动提升。决战之年更要有抓落实、抓提升、抓效果的决心、规划和办法，要继续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以制度的形式把“党政主导、部门参与”公安“三基”工程建设的良好局面稳固下来、持续下去，不断提升公安基层基础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细化目标任务，逐一明确责任领导、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实行跟进督导、跟踪问效、跟事问责，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按照孟部长对“三基”工程建设督导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改进和创新督导方式，通过专项督查、蹲点指导、对口帮扶、评比通报、活动竞赛等形式，进一步加大系统指导和明查暗访力度，提升督导实效。根据去年全市“三基”工程建设考评情况，划分一、二、三类地区，巩固第一类、提升第二类、狠抓第三类，推动全市“三基”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
六、示范带动要从树立典型向打造品牌提升。近年来，泉州市相继推出了晋江刑警大队、石狮市公
安局凤里派出所等一批“国字号”的公安品牌，有力推动了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发展进步。泉州是一个“品牌之都”，生动而极富成效的品牌实践也为公安工作和“三基”工程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为此，在“三基”工程建设中，要实施品牌战略，精心培养品牌，悉心经营品牌，充分发挥品牌的带动效应。各级公安机关、各业务部门要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基层情况，善于从基层生动鲜活的实践中发现闪光点，善于从基层最原始的素材中挖掘出深层次的内涵，并把这些闪光点和深层次内涵进行系统的研究梳理，与时代特征、先进元素结合起来，提炼成特色鲜明、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经验做法，真正把各个层次、各项工作中那些具有时代性、具有坚实群众基础、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先进典型树起来，进而完善、升华成品牌。同时，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把握好正确的宣传导向，把具有泉州公安特色的品牌宣传出去，大力营造争先创优、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形成立体式、全方位、大范围的舆论宣传声势，进一步提升品牌的影响力，为基层树立起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标杆和样本，充分激发队伍活力，促进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全面发展进步。
关键词：结构/制度，过程－事件，权力分析
在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或者说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方法是结构/制度的分析方法，即偏重于从社会结构与制度方面寻求对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或者认为农村社会的问题是国家权力渗透造成的，或者认为是国家政权建设的结果。这样的认识有一个前提，即国家是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国家可以对农村社会进行塑造和改变。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目睹了中国农村社会在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不能不承认国家力量的强大，它对农村社会形塑的影响是深远的。
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之快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农村社会同样也在经历这样一个变化，学者们把这样一个变化称之为市场转型或者是社会转型。这样一个转型是全面而深刻的，因此对我们研究方法的使用也提出了挑战。
一、结构/制度分析方法的局限
“结构/制度”分析方法一直是主流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向。涂尔干的“集体表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外在于我们的力量的存在，个体在其中是微不足道的。一直到帕森斯那里，更是把结构与功能发展到极致，虽然后来的冲突理论对此做出了批评，但它仍没有逃出结构/制度的框架，它只是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一些必要的修补。韦伯提出对社会行动的分析代表了社会学的另一个方向，但其后继者们并没有把对社会行动分析深入下去，而是走向了两个方向：一个是现象学的方向，这是一个极端，完全忽视了社会结构的限定因素；另一个方向就是后来的吉登斯所做的，他把行动的概念与结构结合起来，编织成了他的新结构主义理论。同时我们看到更多的学者强调的是韦伯的理性行动，典型代表就是交换理论。
具体到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证研究上，传统的研究多侧重于整体社会结构及其变动。、张仲礼（1991）在对传统社会进行结构研究时，都用“士绅阶层”这一概念来反映传统的社会结构，强调的是宏观的社会结构的特征。杜赞奇（1995）和黄宗智（2000a；2000b）的研究重点分析现代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渗透的过程，虽然杜赞奇提出了“文化的权力网络”的概念，但在其中我们也看不到行动者的影子，他们的研究也是在结构/制度框架下的。在这些研究中，重视的都是国家权力的实现，对于基层社会力量重视是不够的。
近些年的研究开始重视基层社会自身的力量，如张静（2000，2002）强调基层社会的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她把基层社会冲突的根源归之于基层政权。她的研究多是侧重于乡规民约、基层财税、乡村干部的地位分配等，并没有涉及到村民的权力，她自己也坦承她的研究是结构/制度的方法。王铭铭（1997）的研究更多的是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他采用历时性的描述方法，对一个村落的变动历史进行描述，从而揭示社会结构的变化。虽然他采用了个案研究方法，但他并没有探讨行动者在社会变动中的能动作用。这些研究虽然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基层社会自身，但这种研究更多的仍是探讨国家权力的实现，只是换了研究的角度，所以仍旧没有摆脱结构/制度框架的限定。
应该说这种结构/制度的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分析力，特别是对传统社会的分析，在社会结构变动不大的情况下，这种分析方法是强有力的，有助于我们对传统社会结构的认识。但结构/制度分析存在一种明显的滞后性，它总是在社会结构变动后才能对社会结构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再用这些得出的结论去认识新的正在变动的社会。因此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这种分析方法的效力就要大打折扣。
同时这样的研究侧重于宏观结构的角度，着眼于国家政治组织变革对基层社会的影响方面，“它将国家和农村社会假定为强制和反应的关系，国家为主动强权的自变方，而基层社会在其中的位置是被动（弱方）或反应性的因变方。这种视角强调了基层社会变动的外部影响力量，有助于我们观察到基层变化的大背景，但在解释上容易产生的问题是，过高地假定国家组织的控制，而忽略基层社会取外部因素为我所用的方面，特别是忽略基层社会以不同的方式——通常是顺应外部需要的方式和语言，建构自主性空间或防卫来自外部的“管辖权”竞争方面。事实上，由于这些活动的存在，很多外部的变迁，对于基层而言，不过是改装了旧现实的新形式。”（张静，2000：253）
张静也意识到这种分析框架作为分析工具引导思维有另一面的作用，即容易使事件成为“定义”意义上的真实（张静，2000：15）。为解决结构/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张静所采取的方法是通过对制度的重新定义试图对此框架有所突破，而且许多学者通过建立一系列新的概念体系来弥补其不足。以吉登斯为代表的新结构主义强调社会行动的弹性，充分考虑行动者的能动性和社会结构的结构化一面。但这种“社会行动的‘完成’观仍然是一种变相的结构观，只不过寄托在一种主客观的二元结构上面”（李猛，1996：28）。所以这样一种新结构主义也没有彻底摆脱结构主义的不足。
结构/制度分析往往从现实的材料中选择有利于说明的材料，而对于其他表面上看似无关的材料则予以舍弃，从而用这些材料重新建构了另一个世界。但现实生活是丰富而全面的，一些看似无用但却在乡土社会重复着的历史也许是打开社会隐秘的密匙。孙立平（2000）认为这样的分析方法具有静态性，他们所提供的只能是连续的断片。但问题是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市场转型期，农村社会同样处于这样一个背景下，农村社会的变化之大已经模糊了学者们的眼睛，用结构/制度分析方法去分析农村社会总有一种谜团。针对这种情况，孙立平提出了用一种动态的分析方法来取代这种静态的分析方法，这就是“过程-事件”的分析策略。
转贴于二、事件分析的策略
“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一大特点是针对“事件”的分析，真正把“事件”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把过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对其中的逻辑进行一种动态的解释，以期发现社会生活的隐秘。这种解释因而跳出了传统的因果关系的传统视野。他们认为，农村社会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并不是在类如“小社区－大社会”、“国家－社会”这样的结构中，而是通过许多偶然的事件特别是冲突性较强的事件才得以充分地展现或调动起来的（孙立平，2000；应星，2001：339）。
在孙立平那里，权力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即一种被拥有、被占有的物。应星（2001：393）甚至认为他的权力还带有极权主义理论的痕迹。它重视的仍是国家权力的实现，而对于农村或农民的行动对国家的影响我们几乎是找不到的。同时，“过程-事件”批判国家与社会二分法过于简单化了，但我们看到，它仍然没有跳出国家与社会这个大的框架，而只是更加重视国家与社会中的其他因素。应该说这种分析策略并没有摆脱李猛（1996：5）所说的“深度模式”的不足。而且在实际的农村生活中，农民的逻辑是不存在国家与社会这样的框架的，他们的生活可以说很简单，他们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但正因为这不符合学术框架的生活逻辑在我们的学术分析中却变得相当复杂，我们会感到无从下手，不知道把他们的做法归为哪种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分析框架却又显得过于简单化了。“过程-事件”分析方法试图进入行动者的隐密世界，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过程-事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只是停留在行动者层面上，并没有对行动者本身的思维逻辑进行解构。
三、权力分析的方法
谈到权力，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的权力观念进行简单的梳理，因为在福柯这里，权力完全是另一种形态。最早重视权力并对之进行分析的是马克思，他所提到的权力是社会层面的。他的权力观念是与阶级、物质资源的占有、压迫、斗争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权力不是某个人所有的，而是某个阶级所共同拥有的。
到了韦伯那里，权力就是不顾他人意志而实现自己意愿的机会。从他这个定义中我们看到了他对行动者的重视，但他更多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支配关系。后来的米尔斯的“权力精英”，阿伦特的“合法支配型”权力，帕森斯的权力体系，达尔的权力决策，卢克斯的多维权力等等，在这些权力概念中，我们看到的权力都具有相似性，即它们都是政治领域的权力，这种权力是被一部分人所拥有的。因此这样的权力概念对社会的分析范围受到了很大限制。
同时，福柯认为，权力是多形态的，既有国家机器自上而下的运作，也有自下面上的微观权力，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微观权力运作成为权力运作的主要形式。因此，在乡村社会研究中，应该重点分析微观权力及其权力运作中各种技术的使用。
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在这种与村民的“亲密”接触中，权力关系得以形成，国家意志得以贯彻。那位拒不交粮的老人，通过此事他自己对自己就形成了一种规训约束，他明白如果他再不交粮自己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其实就是一种权力的再生产过程，也是权力扩充的过程（福柯，1999：234），是从肉体的控制转向了知识（表现为话语权的争夺）的控制。通过这样一种权力的生产，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得以确立。
所以在农村社会中发生的大量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不能仅仅用一系列新的概念进行简单的解释，而是应看到在这些策略背后权力的行使。用这样一种微观物理学的方式来观察农村社会，这并不是忽视大的社会结构变动的背景，而是让这些社会结构背景在这些微观技术层面得以显现。“任何一个现实、具体的权力关系都同时涉及制度、组织和这些制度组织交织在一起的日常生活以及作为这些场合中的实践活动的前提和产物的自我－主体型态……权力分析所能够探索的正是这些成为技术的权力运作方式，它虽然只是权力运作的冰山所露出的小小尖角，却使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话语的水面之下所隐藏的权力运作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李猛，1996：27）
在事件分析中运用权力分析的方法，就是要发现真正隐藏于行动者背后的深层奥秘。但目前我们对权力分析方法的运用却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对权力概念的理解存在分歧，还有就是对历史及文化因素的作用认识不足。福柯所强调的权力是一种分析工具，与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但在目前的研究中，却往往出现权力概念的混用，特别是他们用动态的权力分析来得出静态的权力结果，而这种转换缺乏有效的环节，因而说服力不够（萧瀚，2002）。同时权力分析往往忽视国家在权力运作中所持有的理念，对国家权力的理解较为狭隘。应该说国家也是一个行动者，而且是一个更加理性化的行动者。
目前权力分析作品缺乏对历史的联系与社会背景资料的分析。权力分析侧重于微观权力的运作，对历史及社会背景的强调似乎有结构化之嫌，应该说有意避开结构主义的影响，保持这样一种自觉是必要的，但也不应该走向现象学的极端，不应该忽视历史及文化的影响。虽然在福柯那里历史是有断裂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及社会文化背景都对当地民众的生活及他们的思维产生影响，而他们的权力技术的采用也跳不出这个大背景。这样讲，似乎有结构化之嫌，但实际上，结构是处于流变之中的，但社会文化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布洛克，转引自王铭铭，1997：8）。因此，在实际的研究中并不能一概抹杀历史的延续及地区文化传承的意义及影响。
我们的研究应该去发现那“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命颤动”（应星，2001：342）。权力分析完全打破了原有框架的约束，国家、社会等概念只是用来分析的工具，而不是限定分析的框架。在具体的分析中注重处理好微观权力与传统权力概念的差异，相信权力分析的方法会对发掘社会生活的隐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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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1997，《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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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2001，《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北京：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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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社区管理
一、社区及社区管理
1.社区及社区管理的概念。“社区Community”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伙伴关系。首先将Community译为中文的“社区”者,是20世纪30年代以为首的燕京大学学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社区”一般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管理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会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社区管理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力推进社区管理,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面向新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2.社区的功能分析。社区工作在不断满足社会需求的进程中所发挥的基本功能有五个方面:一是自治功能。主要是社区组织和社区成员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加强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管理和服务;二是整合功能。体现在通过对社会利益的调整和社区资源的整合,满足社区成员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融洽社区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亲和力和归属感;三是服务功能。主要是为社区居民各方面的生活需求提供服务和资源,包括生活服务、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咨询服务等;四是保障功能。具体指在通过挖掘社区资源和实行社会互助,协助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的具体事务;五是监督功能。主要体现在社区居民对社区自身日常工作的监督和对政府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的监督,监督的目的是为了增强社区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自我约束力,促进政府部门工作的务实、规范、廉洁、高效,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服务。
二、当今社区管理中的问题分析
1.社区自治难以实现,社区管理混同于基层政权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管理体制变化不大,这已成为阻碍社区发展的一大因素。一些城市在强调管理重心、管理权力下移时,不是强化社区的社会职能,而是片面地扩大街道编制,扩展社区组织的政府职能,使政府在社区管理中仍然担当“包办代替”的角色,造成社区的社会职能不是强化,而是萎缩、弱化,使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难于开展,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无法实现真正的社区自治。政府的理想角色应是“主导者、组织者、指导者和参与者”,应该主要做好管理规划、组织协调、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和教育培训等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了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当前政府部门却过多地干预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性一直没能得到落实。居民委员会本该首先对居民负责,现实中却是首先对政府负责。
2.居民社区观念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薄弱、社区归属感差。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由政府控制单位、单位管理社会成员的体制及观念,影响了居民对所居住社区管理的参与。社区提供居民参与的渠道和机制并不健全,社区居民对所居住区的社区环境、社区治安以及其他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有参与的愿望,但没有参与的渠道。与此同时,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缺乏利益保障和实际诉求的动力。居民的参与是建立在对社区共同利益的追求上,社区居民利益的维护需要组织和制度上的保障。再加之社区和社区管理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社区管理的内涵、范畴及为什么要搞社区管理等问题,广大群众并不了解熟悉。许多社区居民仍把社区管理工作完全看作是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事,依赖心理和领受意识强,对社区的管理工作不关心甚至不配合,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参与社区具体事务的运作,尤其是社区内所出现的临时性活动,例如文化娱乐性活动,很少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这样就制约了社区管理全面地、纵深地发展。
三、完善和发展我国社区管理的对策
3.完善社区管理中人才管理机制。社区管理的实践需要大批有志于从事社区工作的人才,因而要努力造就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为和谐社区管理提供专业人才支撑。可以通过公开招聘、组织下派、部分条件较好的居委会干部留用等形式,择优录用、加强培训,配足配强社区工作人员,积极调整优化队伍结构。进一步健全社区工作者持证上岗制度,逐步建立起应聘持证、择优上岗的用人机制,推动社区工作者队伍年轻化、知识化、职业化。要切实改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工作条件和社区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建议适当提高社区专职工作者待遇,进一步规范、细化社区工作者培训、考核、评价、奖惩、辞退等制度。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管理,通过以自愿报名为基础,以项目招募和活动招募为主要方式的志愿者社会化招募机制,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志愿者组织网络,使之成为推进和谐社区管理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参考文献
[1]李武艳.公共选择与转型中的城市社区治理[D].南京农业大学.2004
[2]郑也夫.城市社会学[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3]韦克难.论社区自治[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8)
关键词村民自治民主国家市民社会
本文无意对所有村民自治研究作出概述，而只是试图分析其中关系到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内容，并试图通过对村民自治这一“标本”的解剖，提炼出某种理论资源；通过对当前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两大视野进行区分，对当前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发展、新趋势进行探讨和展望。
一、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视野
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视野，指研究主要集中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运行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内容和形式，并以此为出发点，讨论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持这种视野的研究又因其对“民主”理解的不同侧重，大致分为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偏重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实质内容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作用，即认为村民自治的民主是对村庄场域内的公共资源的一种支配方式，而国家政治民主是对国家场域内的政治资源的一种支配方式，两者是同质的；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建设民主的试验点和突破口，把建设民主的试验点和突破口放在农村，可以大大降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成本和风险，既可以推动民主进程，又可以保持全国的政治稳定。他们以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两票制”选举试点工作的成功为例，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开始由村民自治向更高层次的民主建设——基层政权建设迈进”。
后一种观点认为，村民自治的民主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示范意义主要是形式上的，村民自治产生的原因是农村的承包制突破体制的国家外壳时，国家急于以一种替代性组织填补国家治理真空；村民自治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形成民主价值，作为“草根民主”的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是有限度的“，村民自治的形式示范效应远远大于其实质性”；“村民自治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在民主进程中，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并通过形式化民主训练民众，使民众得以运用民主方式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不断赋予民主以真实内容”；“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来说，一方面必须重视为民主创造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更不可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民主形式实践，通过在民主形式实践中建立民主规则和程序，训练民众，为民主创造内在的条件，逐步实现由形式化民主到实体性民主的转换。这便是村民自治给我们的启示。”这可以看作是对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的一个总结。
上述两类观点，前者认为村民自治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有实质性价值，将社会民主(自治)和政治民主相等同，把作为“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与作为主要政治体制的政治民主相等同，研究视野从村庄所代表的社会范畴不自觉地转到了某种意义上与之相平行的国家这一政治范畴；后者则始终将视野限定于村民自治的社会范畴，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揭示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形式上的示范意义。当然，前者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从法律条文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三个“自我”、四个“民主”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正式法律文本对村民自治的性质概括和定位。
有些研究者没有区分这四个“民主”的程序和形式上的意义，以及三个“自我”所代表的村民自治的实质上的内涵，从而把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混为一谈。从实际执行情况看，村民自治机构既是群众自治的组织，又充当着国家在农村的“人”的角色，这使村民自治的社会独立空间和政治体制内的民主的末梢不能从实际上分别开来，容易使人只看到两者形式上的共同点而没有看到其实质上的区别。罗伯特·达尔给政治民主的定位是：“在最低水平上，民主理论关心的是普通公民借以对领导行使相对强的控制的过程”④，而“独立的社会组织在一个民主制中是非常值得需要的东西，至少在大型民主制中是如此”⑤。达尔这里前半句说的是政治民主，后半句说的是独立社会组织对政治民主的作用，但独立社会组织内部也可以有民主形式，社会空间内的民主形式使社会组织的运作更公平有效，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对政治民主的影响和推进只是形式的或外部的，而不是实质的与内部的。
二、“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村民自治
运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于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始于邓正来和景跃进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创刊号上发表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该文引发了一系列以“市民社会”为话语的研究。持“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者把国家与社会视为某种意义上的两个平行体。正如邓正来所说，这些研究者是想寻找一个与国家的体制外对话的模式。
科勒尔(Kelliher)发现，在非组织的、个体分散的中国农村，国家能够影响社会的原因，在于两者结构上的同一性而非社会独立的组织化③。持“政治民主”视野的研究者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在从“政治民主”的视角观察和分析村民自治出现困惑时，有研究者渐渐转换了视野，从寻找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治民主体制的“同”，转而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异”，试图找出促进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另一途径。他们除了承认国家对村民自治的介入和巨大影响外，还看到了村庄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与国家进行着一种独立的对话和博弈。“农村的经济改革不仅突破了这一结构性外壳，而且使亿万农民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家的体制性权力上收至乡镇，在乡镇一下便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利益主体组成的，同时也有公共事务、公共权力、群己的界限，有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博弈，也就有了民主的原始动机”④。这里说的“民主”是社会民主而不是政治民主。当然，“政治民主”视野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视野有内在的联系，因为民主可以看作是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方式，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
1998年“国家与社会关系”课题组“中国乡村制度：历史与现实”学术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对“国家与社会”视野形成共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试行十周年之际，《中国书评》5月号刊发了该次会议综述和对徐勇教授专著《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主题书评。张小劲在《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再思考》一文中指出：“研究村民自治有两个视角是应当给予特别重视的，其中之一是所谓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研究视角，其二是社区内部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的视角”。景跃进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是消除‘乡政村治’内在紧张的根本出路”，村民自治研究“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政府行政管理的合理/合法性(抽象到理论高度，也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②。其实，早在1997年王旭就指出：村民自治制度实现了“国家与农民权力相互增强的绩效”“，从长远来看，一种相对和平而有序的民主化转型过程是可能的，而国家的专制性权力在这过程中最终将被消解，其基础结构性权力则得以保持甚至加强！”
持“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者认为，解体以后，“国家仍试图改造农民传统的生活理念却无力安排村民的一切政治经济生活”，国家介入基层社会的成本过大，没有必要。
而另一方面村庄借国家的力量合法地扩大自己的利益空间和与国家对话的实力：“村庄正在利用非均质的国家来塑造村庄的边界与整合村庄的利益。国家进退与村庄建构是同步的，村庄最终是与非均质国家一起完成自我定位和自我构造”。
由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视野主要注重国家与社会间的利益权衡关系，而国家在“利益权衡中的绝对优势决定了‘国家’可以随时作出是否及多大程度上介入‘基层社会’的抉择，国家一贯的利益取向也决定了并不因为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的大小而改变‘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性质”，这样“，国家与社会”的视野也就回到了前述“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困境。
三、村民自治研究的新进展
萧楼、王小军认为，在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中，“关键路径在以往的个案中总是未被深入探究”，因此提出了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以权力问题为核心，以权力运行空间为背景，以正式或非正式政治组织为对象的村民自治研究框架，强调要着力从个案中考察村庄与国家的复杂的权力博弈：“国家在不断地塑造着村庄，一如村庄在不断地塑造着国家”；“国家独占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的局面已经打破，村庄最终与非均质国家一起完成自我定位和自我构造。”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并没有突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权衡的窠臼。
其三，村级集体资产、农村财政体制等因素。
挖掘自身优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全面实现小康乡镇
我们界牌镇位于天长市东面高邮湖畔，与江苏省菱塘回族乡毗邻。距县城25公里。三面环水，水资源非常丰富。全镇共有11个行政村，其中南尖村是全市唯一的回民村，136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5294人。辖区内总面积63.66平方公里，其中可耕地面积达3万亩，可水产养殖面积1.3万多亩。全乡境内有5个自然形成的小湖泊和2个人工小水库，总蓄水面积1800亩，容量500万立方米。
全镇水资源丰富，具有浓郁的江南特色，土质肥沃，尤其是水资源在全市28个乡镇中条件得天独厚，适应鱼、虾、蟹、田螺等各类水产养殖以及粮食、制种、蔬菜、花卉等多种农作物生长。
近年来，围绕市委、市政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进程，我们利用自身优势，水陆一起来，搞两栖作战，党委政府主要起到了引导、组织、协调、服务的作用，以专业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建设为重点，以增加农民收入，村级集体积累和乡级财政收入为目的，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巩固乡镇机构改革成果，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产业化进程，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确保了我镇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积极探索，不断深化乡镇机构改革。
乡镇一级机关要继续按照依法行政、精简、效能的要求，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大力推进政务公开，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和办事程序，增强为“三农”服务的意识，做好政府该做的事。要积极稳妥地开展区划调整工作，通过科学合理地调整乡镇区划，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提高乡镇行政管理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积极推进事业职能运作模式创新、所有制形式创新和法人治理结构创新。对于那些承担社会公益职能，必须由国家举办的事业单位要坚决稳住，政府要在人力、财力、物力上予以重点保障；对那些可由市场配置资源、社会力量承担的经营性事业单位，要坚决放开，促使其与财政脱钩，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决不能再走全部由政府包揽的老路。通过机构改革，我觉得我们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1、创新了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加快了政府职能转变步伐
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理顺职责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机关、事业机构运行体系，加快了政府职能转变步伐，促进了机关作风转变，提高了行政效率。一是机构交叉重叠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部门职能界定明晰、工作职责明确。二是实现了精兵简政，提高了工作效率。经过了精简机构、精简人员、竞争上岗磨练，乡镇机关干部执政为民的责任意识、上下一致的服务意识、只争朝夕的效率意识明显增强，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蔚然成风。三是乡镇工作节奏明显加快，行政效能明显提高。改革后，乡镇行政机关和事业站所减人不减事，一个萝卜一个坑，有的一人身兼数职，每人每岗都有明确的职责、严格的考核，容不得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从而加快了工作节奏，提高了工作效能。
2、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有效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成果
有调查材料显示，我国目前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但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占了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1％，乡镇平均每68个农民就要供养一名机关干部或事业人员，农民负担由此可见一斑。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乡镇减少支出超过20万元。减轻农民负担、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3、调整优化了干部队伍，激发增强了乡镇发展活力
长期以来，乡镇机构设置过多过滥、领导职数设置过多过滥、财政供养人员过多过滥，已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在全市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镇发展的快慢，直接决定全市发展的快慢。本次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调整机构设置、优化人员队伍的基础上，建立充满活力的乡镇行政、事业管理运行体系，使得乡镇行政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得到优化整合，使得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活力得到全面激发。乡镇新一届党政领导班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更强了，干部群众抢抓机遇、团结拼博的干劲更足了，乡镇统筹协调、快速发展的势头更猛了。
二、强化村民自治，进一步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村级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而农村村级民主法制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以什么组织形式为基础，针对哪些事务，由谁来主导。但在国家《村委会组织法》修改之前，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村民自治组织没有摆脱政府附属的性质，国家仍可直接具体管理、控制自治组织的活动。在这种体制下搞民主法制建设的首要目的当然是保障和维护这种体制。1998年修订了《村委会组织法》，把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领导"关系改为"指导"关系，政府不再干预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彻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自治组织民主决定自治范围内的各项事务。这一修改肯定了广大农民的自治实践，为推动新型的村民自治提供了政治体制上的条件和法律上的保障。至此，村级民主法制建设的切入点和基本途径就找到了，即建立于村民自治这一基础，其核心问题是建立自治性质的民主组织形式，主体是全体村民，重点是关于自治的制度建设，主要任务是农村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民主化和法制化，主要目标是扩大农民的直接民利，为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根据这些情况，评价一个村的村民自治搞得是否成功，不是只看其制定了多少规章制度，关键要看它对农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这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否巩固了农村改革的成果、稳定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维护了农民的利益、理顺了农村的生产关系、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其次，是否巩固了农村家庭承包制度、保障了农民的经营自、保证了农民的市场主体的权利、分散了农民的市场风险、深化了农村的社会化服务；第三，是否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改革提供了宽松的环境、鼓励农民为发展农村生产力创造新模式、促进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建好一个“桥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发展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协合等的市场主体，成为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一个重要的任务。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村的体制创新。造成新的市场主体，一靠市场，二靠政策。靠市场就是靠利益机制。只要有利可图，农民就会在技术，信息产品销售等方面自发地合作起来。而靠政策就是要为其健康发展提供更宽松的环境。进一步鼓励农民和企业创新农业经营机制。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正是有效地把这些组织融入到这个阵营里最好时机。也是政府和农民沟通、协商的“桥梁”性组织，它们都是代表农民的利益的，而在我国正是缺乏这样一个好的“桥梁”。为此，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农业产业化的各个行业都融会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来，不断壮大行业发展的队伍，开创出一条形之效的，真正有内容的合作经济组织与大市场的对接之路。
四、从当前乡镇角度看存在的几个问题
1、乡级财政基础薄弱，运行极度困难。
在财政运行方面，由于受地理区域限制，我镇乡镇企业发展还不十分令人满意，农业基础设施还相对落后，历年陈欠债务给乡镇带来了非常大的负担；乡镇机构改革后政府机构虽然得到了精简，但是文教口仍然存在人员过多、人头费用基数大，加之近年来逐步提高工资、补贴，乡镇财政刚性支出不断增加。而另一方面，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涉农收费，农业税逐步降低以致全面取消，对乡镇财力影响很大。乡镇财政赤字增多，有的乡镇负债重重，工资不能及时发放，县市补贴长期拖欠，难以维持正常运转。
2、优化乡镇资源配置，避免重复建设与投入。
强化功能，推动改革。本着“少花钱、多办事，重管理、求实效”的原则，提高项目建设质量，提高资金投入效益，克服过去项目建设中重建设、轻管理的倾向，实现运行效益最大化。以体系建设推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切实解决现行管理体制存在的层次过多、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等问题，积极探索提高体系运转效能和支撑能力的新方法、新途径，合理调整管理机构和职能，理顺相互关系，提高运行效率。
3、建立和完善与村民自治相配套的法律制度
一、坚持以人才工作为核心,人才瓶颈制约正初步得以突破
二、坚持严格规范治理,依法行政进程有了明显加快
三、坚持统筹兼顾重点突破,各项工作围绕*发展有序开展
在抓好重点突破的同时,努力把各项工作置于构建**的大局中来思考、来部署、来安排。一是广开就业渠道,有效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矛盾。坚持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吸引人才、用好人才和维护社会*稳定紧密结合,采取腾出岗位公然招考、出台引进人才办法公然引进、组织现场招聘会搭建就业平台、择业指导咨询提供职业导航、开展人事给予倾力帮助、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等多种措施,有效促进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公然招考录(聘用)高校毕业生2009人,通过人才市场推荐就业和引导自谋职业实现就业2375人。二是强化帮扶责任,有效解决企业干部实际困难。为实现企业干部“零上访”、“零赴省”、“零进京”这一目标,层层签订《企业干部解困维稳帮扶工作目标责任书》、做到责任到部分、责任到人头;加大政策宣传和思想疏导力度,深进企业、深进企业干部家庭宣讲政策、排解矛盾、做到政策宣传到家、走访慰问到家、困难解决到家、心里话儿说到家;坚持重点稳控,对企业干部维稳重点人实行“定领导、定科室、定职员、定措施、定时限、定责任、包稳控”和“六定一包”责任制,采取“一对一”、“一
四、加强队伍建设,切实提升治理水平
五、加强*集中制,切实增进班子团结
个人的聪明和气力究竟有限。工作中,我十分注重团结,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团结。十分注重发挥全局干部职工整体气力和作用。在班子中,我认真坚持*集中制原则,从不搞个人说了算。无论是局党组会、局长办公会、局务会研究各项事项,还是出台一项大的政策或规定,事前均充分预备,深进调研,广泛听取班子成员及干部职工的意见建议,尽力做到科学决策,*决策,开门纳谏,集思广益,以*的作风、务实的态度,增强了班子和队伍的团结,促进了机关*。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年。团结和带领全局干部职工，紧密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照书记提出的严格遵循政策法规，做到科学规范有序；全面推行阳光人事，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人事人才工作理念，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构建大交通、培育大产业、争取大政策、促进大和谐”和“五个突破”工作中心，按照“突出三个重点、把握三个热点、破解三个难点、打造三个亮点”工作思路，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公务员管理、人事制度改革、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人才队伍建设、人才市场化配置、机构编制管理和企业干部解困维稳等诸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效。现将一年以来本人履职情况述职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