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强化党的建设和深化非公党建的特征，提出了乡村振兴中的整体党委动员机制和差别化动员模式。整体党委动员机制在横向上实现了对设有党组织的部门的动员全覆盖；在纵向上实现了从党中央到省市，再到基层的双重纵向动员；纵向的各层级部门之间、横向的不同性质的组织之间就乡村振兴协调合作、资源共享。差别化动员模式对党政部门采取的是无差别的政治化、行政式动员，对农民则是差别化的物质激励式动员。揭示了整体党委动员和差别化动员的效应，对中国学术界提出的压力型动员、运动式治理动员和技术动员等观点做出了回应。
【关键词】乡村振兴；政治动员；整体党委动员；差别化动员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项国家战略，其顺利实施需要动员党、政府、企业、社会和农民的广泛参与，这种动员也会打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烙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大力加强党内自身建设和对党政机关干部的政治建设，强调党员和干部要讲政治守规矩、要有政治担当；另一方面则加紧实施开展对非公企业、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大范围地在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建立党的组织。前者大大强化了党和国家对党员和党政机关干部的动员潜能，后者则提升了党对国家与社会的整合与动员能力。可以说，这两方面都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员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前者塑造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党委动员机制，后者则强化了乡村振兴战略中对党政部门和对农民的差别化动员模式。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学界对我国政治动员的特点与模式形成了一些共识性的观点，提出了三种代表性的政治动员模式：即基于压力型体制的压力型动员、基于运动式治理的运动式治理动员和基于技术治理的技术动员。
压力型体制是指为了实现赶超战略对基层政府部门规定各种任务和硬性的考核指标，用一票否决的方式对下级施加压力，并根据考核结果对下级进行奖惩的县乡管理体制[1]。与这种压力型体制相对应的是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压力型动员，压力型动员长于聚集资源完成党和国家的重要发展任务，但是存在基层压力过大、内在激励缺失、干群矛盾激化等问题[2]。
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非常规化的治理方式，“超越一般的行政组织结构和行政程序，把国家治理动力寄托在被动员起来的”党员、干部身上[3]。运动式治理是国家开展专项治理、集中整治的常用工具。与运动式治理相伴随的是运动式治理动员，在某种意义上说，运动式治理本身就是一种动员。运动式治理的动员主体一般为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运动式治理的动员对象“以体制内干部为主体，一般不涉及对群众的动员”[4]。运动式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党务系统的官僚化和政务系统的政治化，使得常规与运动作为双重治理机制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5]。
笔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整体党委动员机制与差别化动员模式充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色，那么整体党委动员与差别化动员在何种程度上改写了压力型动员、运动式治理动员和技术动员呢？本文以河南省S市为例，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党委动员机制和差别化动员模式的概念和特点进行阐释；厘清乡村振兴动员的运行逻辑。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学界提出的压力型体制、运动式治理、技术治理等观点做出相应的回应。
二、乡村振兴的动员机制：整体党委动员
动员机制是指动员的体系由哪些力量与因素构成，这些力量与因素间的基本关系如何。乡村振兴动员践行的是一种整体党委动员机制。
(一)整体政府动员还是整体党委动员
1.整体政府改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整体政府”的治理改革。“整体政府”改革针对新公共管理理念下的部门主义与公共服务碎片化问题，强调政府在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上的组织结构联合，这种联合一是指政府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协调与有机整合，二是指中央政府的适度集权，三是指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层面与非营利组织、企业或社区之间合作所形成的伙伴关系。整体政府既强调适度集中控制，也注重信息的传递和组织协调功能的发挥[8，9]。“整体政府”改革与我国近年来的政府机构改革有某些类似之处。2015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指出，要推进城市管理领域大部门制改革，实现机构综合设置[10]。我国一些学者运用整体政府的理论视角来分析我国公共服务中的政治动员问题。例如，有学者借用整体政府理论，结合某地公共服务供给政府组织化动员的案例，探讨如何运用整体政府治理模式以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11]。
但是，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是，我国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动员与社会整合中，中国共产党才是最重要的主体力量。在乡村振兴的动员中，既作为动员主体又作为动员客体的不仅仅是政府部门，更有党的部门，还有一些建有党组织的非公企业与社会组织。因此，如果仅从政府的角度出发，那么很多党的机构和建立了党组织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企业就无法被纳入政治动员的范畴。而事实上，上述部门和组织都在乡村振兴的动员之列，且积极响应了乡村振兴动员。笔者以为，从整体党委的角度去把握乡村振兴动员更符合我国的国情。
2.整体党委动员
整体党委动员，是我国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的一种动员机制。在这种动员机制中，最重要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通过其设立的各个党组织对全国的党政部门和建有党组织的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等发起全面而又系统的动员，形成一种对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动员的局面。
(二)乡村振兴中的整体党委动员特点
本文以河南省S市为例，从三个方面剖析乡村振兴中的整体党委动员特点。
1.横向全覆盖动员
在横向上，乡村振兴中的整体党委动员实现了从河南省S市党委到S市的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到S市的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再到企业的全覆盖动员。
2018年6月5日，S市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推进会召开，会议强调：推进机关、学校、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各领域党建工作，以党的建设高质量保障乡村振兴的高质量[15]。会议阐释了以党为依托，实施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整合与动员的精神。这种整体党委动员的前提是党的建设，党的建设的广度与力度保证了整体党委动员的广度与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后的党建工作，使得这种广度与力度具备了政治基础与组织基础。
党政机关是乡村振兴整体党委动员的重点对象，对此我们不难理解。这里重点说一说社会组织和企业。2019年8月，S市妇联和R公司S市中心支公司合作，支持妇女创业就业、推进乡村振兴巾帼行动。S市团委则动员青年文明号集体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结对帮扶。2018年2月，S市农商银行召开了“普惠金融、振兴乡村”动员大会，会议指出：惠民工程“整村推进、批量授信”作为银行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入点，能有效解决农村资金发展不足问题，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有力举措[16]。S市供电公司把党建工作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让组织支部书记和党员骨干到定点扶贫村轮值，协助第一书记精准扶贫；让党员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认亲”，促进贫困户早脱贫[17]。S市还以党建为引领，在全市企业中开展“双联双助双促”(企业联村、专员联络，助脱贫攻坚、助乡村振兴，企业和村党组织相互促进)行动，开展党建活动，动员企业助力产业扶贫、乡村振兴[18]。
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些性质不同的组织机构能够在乡村振兴动员上凝聚起来，共同行动呢？是中国共产党。周雪光指出：“党务系统的组织结构特点恰恰是打破行政边界，统领各方(如政法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等)，打通官僚边界壁垒，以供统筹安排、政治动员之需。”[5]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都设有党组织，国有企业也设有党组织，非公的很多企业和社会组织也在非公党建的政策指引下建立党组织。这样一来，这些性质各异的组织机构就因在各自内部设立党组织而具有了共通性，并因此而被整合起来，积极响应党的乡村振兴动员。
从政党组织纪律的角度来讲，这种动员响应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的一种正常组织程序，即下级党组织响应上级党组织的号召。但是对于国家的发展建设而言，这种整体党委动员意义重大，它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党、政府、事业单位、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全面整合和在重大议题上的系统、全面动员。
2.双重纵向动员
在纵向上，乡村振兴中的整体党委动员以党的组织序列为主要依托，实现了从党中央到省市，再到基层的双重纵向动员。
这种纵向动员可以分为两条线索：一是以党委系统的层级序列为基础的从上至下纵向动员；二是以部门系统的层级序列为基础的从上至下纵向动员，二者共同构成双重纵向动员格局。例如，S市财政局(党委)一方面要响应和传达党中央、省委和S市委的乡村振兴动员号召；另一方面要回应国家财政部、省财政厅的乡村振兴动员，并对本部门进行动员，同时也要向下属的财政部门发出动员。财政部门系统的层级动员既是政府系列的动员，又是以党委为依托的动员，是在响应并执行党委的动员号召。正是有了这种对于党委系统和部门系统的双重纵向动员，才能更好实现从党中央到基层“无死角”的层层动员。
3.两个层面的协作动员
被动员起来的各部门和各领域，合作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动员，原本属于“三农”领域的战略动员，理应由涉农的部门承担起乡村振兴的重任，但是在中国的整体党委动员机制下，恰恰能够将这种部门性的战略任务全局化、系统化，即突破发展战略任务的部门局限，以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为纽带，实现全党全国的整体动员。
整体党委动员机制至少能够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动员两个方面的目标：一方面，既能以党的组织为纽带实现对各类性质组织的动员，又能强化党对乡村振兴动员的全面领导；另一方面，整体党委动员机制将不同性质、不同领域的组织和部门动员到乡村振兴战略任务中来，践行了党和国家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理念，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格局。如有些学者所言，实施精准扶贫以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已基本形成，这个治理体系中既有政府，也有企业、社会组织、慈善团体、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第三方机构[19]。
三、乡村振兴的动员模式：党政部门与农民的差别化动员
动员模式是指动员的基本原则与方式，即开展动员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采取的基本手段。动员模式是动员机制的具体展开。乡村振兴采取的是党政部门与农民的差别化动员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加强党内自身建设和对党政机关干部的政治建设，要求党员和干部讲政治、有政治担当，强化党员、干部作为人民公仆的身份角色意识，强调党员、干部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职责意识。2017年2月1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20]。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21]。在这种政党建设理念与实践下，党员的身份意识和责任意识被激活和强化，党员和群众的关系在新时期群众路线的指引下被重新厘定。在乡村振兴中，党政干部被定位为为农民服务的公仆。因此，党政干部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就需要比农民承担更大、更多的责任。乡村振兴战略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对党政部门和对农民的差别化动员模式。
这里的对党政部门和对农民的差别化动员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在乡村振兴中，党和国家对党政部门干部与对农民在动员原则上有所不同，对于党政部门的干部，开展一视同仁的、无差别的动员，只要是党政干部，就应该将乡村振兴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看待，讲政治、有担当；对于农民，则区分一般农民和重点农民，对一般农民和重点农民开展差别化动员。其二，是指对党政部门干部与对农民在动员的基本手段上有所不同，对于党政部门的干部，主要运用政治化、行政式的动员手段；对于农民，主要运用物质化的激励手段。
(一)对党政部门无差别的政治化、行政式动员
对党政部门的无差别动员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
1.对党政部门无差别的政治化动员
这种动员强调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性，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政治任务。作为党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要讲政治，要响应党和国家的政治动员号召。例如，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S市就曾提出要“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22]。对于党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说，如果强调某项工作或任务是政治任务，那就应责无旁贷，努力担当，否则就有可能会被视为不讲政治。这与我国行政从属于政治，或者行政关系政治化的政治体制有关。当行政事务被政治化后，对该事物的态度就成为一个政治立场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这种行政关系的政治化倾向加强，这也就使得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政治性的动员在党政部门能够产生更明显的效果。
2.对党政部门无差别的行政式动员
行政式动员往往以下达工作任务的方式进行。有了上面的政治化动员的铺垫，这种行政式动员并不需要刻意以政治化的面目出现，只需要动用党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科层组织关系即可，即下级服从上级，下级完成上级交待的工作任务。但是，像乡村振兴这样的重大发展战略远非一般的日常行政任务可比，其政治性和超常规性使得这类行政任务被打上了浓厚的动员色彩。如前文所述，各个党政部门都有响应党和国家乡村振兴动员号召、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义务，而对下属部门和人员进行行政式动员，就是各个部门履行这种政治义务的最主要方式。S市在推进“厕所革命”的过程中，示范镇M镇就下发《关于开展农村改厕专项调查的通知》，要求各行政村成立专门组织，由主管领导挂帅，专管人员具体负责，层层宣传动员培训，把专项调查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
3.乡村振兴中的下乡驻村驻点动员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常常需要选派干部驻村驻点，帮助农民实施乡村振兴。下乡驻村驻点人员主要在党政部门中进行选派，平时工作表现不好的工作人员被选派的几率较小，被选中驻村的工作人员则体现了部门对其的认可。但是，由于被选派人员要下到乡村去面对艰苦的工作条件和艰巨的工作任务，因而有可能会产生一种矛盾心理状态。所以，这项下乡驻村工作也伴随着动员。在精准扶贫中，有些地方就曾提出了精准选派驻村干部的口号。由于是选派，下乡驻村驻点动员跟上述行政式动员相比，强制性的程度似乎要弱一些。但是，如果被选派上了而无故不去，那就会触及政治化动员的红线，即不讲政治。S市一般会选派三名政治素质过硬、作风扎实、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到帮扶村担任驻村队长和队员，进行驻村帮扶。在S市大峪镇林仙村驻村的第一书记积极帮助村里壮大集体经济，成立了村农业专业合作社[23]。
笔者认为，强调党员干部的政治担当以及对他们的无差别政治化动员，也是一种感化动员，即以党的群众路线和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去感化和带动普通民众，通过这种方式拉近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营造良好的动员效果。这是一种自上而下塑造动员共意的方法。
(二)对农民差别化的物质激励式动员
与对党政部门的无差别动员不同，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实施的是差别化的物质激励式动员。孙立平、晋军等人认为，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对民众实施组织化的动员，由于国家掌握了对被动员者而言至关重要的资源，可以把组织化动员看作是隐含的强制性命令[24]。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农民进行强制性命令动员已不再可行，以差别化的物质激励为主的动员成为农民动员的主导方式，且多以致富项目为依托。这种差别化则体现在对一般农民和精英农民的不同动员方式上面。
可以说，对农民的差别化动员一方面可以避免动员的扩大化和无序化，另一方面则可以实现对特定动员对象的精准动员，提高动员的效率。
1.对一般农民的面上动员和项目动员
面上动员，即利用开群众大会、拉标语、贴横幅、张贴宣传画、发宣传册、广播等方式向农民宣讲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与精神。据笔者对S市M镇几个村庄的调查了解到，镇政府通过在村里定期召开会议、张贴宣传横幅、利用大屏幕和喇叭广播宣传乡村振兴战略，如张贴“脱贫底线3208元，全体村民要记清”“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等横幅和标语，召开村党员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传达党和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精神；J庄通过开群众大会做动员工作，每家都保证至少有一个人参会；Z村通过喇叭、LED显示屏、电视、广播等途径把党的政策传递给农民。这些动员方式均具有无差别动员的特点，工作人员一般不考虑动员对象的个体性和差异性，泛泛地对某地区的全体农民进行动员。这些动员属于面上动员，由于大多缺乏与动员对象的面对面深入沟通和互动，这些动员的效果难以保证。
项目动员，即当地方政府、企业或者精英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了合适的发展项目时，往往会以项目为依托动员一般农民加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带动农民致富或乡村发展。这种动员所依托的项目具体可以划分为如下几种情况：一是政府根据乡村振兴战略任务提出的发展项目；二是在乡村投资、创业的企业经济发展项目；三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开展的公益性项目。在乡村投资、创业的企业经济发展项目一般是以政府与精英农民，或者与企业合作的方式开展的。因为政府不便直接从事经济发展项目，所以项目需要精英农民或企业来承担。但在动员农民时，单凭企业或者精英农民还不够，一些农民对市场经济主体信心不足，政府出面能够增加农民对企业或精英农民的信任度，更放心地加入项目。因而，这类动员往往是政府与企业，或与精英农民组成混合主体⑤[25]，以经济发展项目为主要依托，以物质激励为主要导向，展开对农民的动员[26]。例如，S市农科院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帮助农民谋划富硒农业，动员农民参与到富硒项目中，指导农民发展富硒苹果、富硒小米、富硒花生和富硒红薯，使富硒产业成为村民脱贫的主要产业。
2.对精英农民的公关式动员
对于精英农民，党政部门则会作为重点动员对象进行公关式动员。精英农民，既包括留在农村的有见识、有能力、有资本的农民，也包括外出打工、经商有所成就返乡创业或投资的农民。乡村振兴要依靠人才与产业，精英农民既是乡村振兴中的人才，又能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还能够起到连通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作用。因此，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或驻村干部往往将动员精英农民作为乡村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他们既要动员留在农村的精英农民发展产业项目或扩大产业规模，以此带动更多的农民致富，也要动员进城的本地精英农民返乡创业或投资，造福乡里。
四、整体党委动员与差别化动员的效应
(一)对压力型动员、运动式治理动员与技术动员的突破
整体党委动员机制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治理机制，强化了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格局，避免了国家治理的碎片化。差别化动员模式则能规避政治参与爆炸的风险，也能提升动员的效率。整体党委动员机制与差别化动员模式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运用，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甚至消除压力型动员、运动式治理动员与技术动员的弊端，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1.以动员的整体性纾解压力型动员的动员压力
压力型动员机制将动员的压力层级传递，尤其是将各上级部门的压力层层传导给基层的做法，令基层党政部门不堪重负。整体党委动员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纾解压力型体制下动员的困局。有学者研究指出：“整体性治理图式，无论是在价值取向、治理策略还是在政府运作和问责机制等方面都实现了对压力型治理图式的超越。当下，援引整体性治理理论并予以本土化对于中国政府实现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7]
相比西方的整体政府治理机制，整体党委动员机制作为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治理机制，不仅实现了党和政府层面的治理整合，还将动员触角延伸到企事业组织、社会组织及社会民众，是名副其实的对国家的整体性动员。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员中，尽管上下级党政部门之间仍然有项目任务的分解和考核，但是在完成项目任务的过程中，纵向的各层级部门之间和横向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之间，可以就项目任务进行协调合作、资源共享，舒缓了将项目任务的压力单纯性地“压”到基层党政组织和基层干部身上的问题。
故而，在乡村振兴的整体党委动员与差别化动员中，大量的党政部门干部或专业人员被动员到农村驻村、驻点，甚至在村里担任第一书记，这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分担基层组织与基层干部的工作压力。据有关数据显示，精准扶贫战略中，我国派驻到贫困村的第一书记超过20万人，驻村扶贫干部超过100万人[28]。同时，由于纵向、横向的各方力量被动员到乡村基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能够得以改观：上面仍然是千条线，但是乡村基层不再是一根针，而是有很多根针。
2.以动员的制度化和对象的差别化降低动员的运动性
乡村振兴战略中整体党委动员的目的并不是“运动社会”，而是凝聚、整合各方面的力量以实现乡村社会的系统振兴，这也是整体性治理的精髓所在。在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建立党的组织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所以整体党委动员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动员机制。当建立党的组织的制度化过程完成后，整体党委动员发挥作用的方式就转化成为党组织的组织活动或组织生活。
运动式治理的动员对象是党政干部，一般不动员群众，而整体党委动员与差别化动员并非如此。整体党委动员通过设在基层的党组织而实现对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动员，不再只是动员党政干部。而差别化动员则在整体党委动员的基础上作出动员等差划分，即区分党政干部和一般民众。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对党政部门进行无差别的政治化、行政式动员，对农民则采取差别化的物质激励式动员；对一般农民开展面上动员，对重点农民开展公关式动员。这种动员模式区别党政部门的公职人员和农民，进而区别一般农民和农民中的重点对象。党政干部因其身份，理应在动员中有更多的政治担当，因此对其动员不但强调政治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对一般民众虽也动员，却给他们留下了相应的自主选择空间。
这种整体党委动员与差别化动员相结合的动员模式，一方面突破了运动式治理动员中只动员党政干部的局限性，能达成整体治理的效果；另一方面又能够提升动员的制度化水平，并将动员重心放在党政部门的公职人员和精英农民身上，降低了动员的运动性，避免因动员的扩大化而造成的政治参与爆炸⑥[29]问题。
3.以动员的政治价值导向淡化技术动员的技术化色彩
无论是整体党委动员还是差别化动员，都在强化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担当以及政治价值在国家治理、政治动员与社会整合中的核心地位与灵魂作用。强调党员干部的政治担当以及对他们的无差别政治化动员，可对冲政治动员过度技术化的倾向。
作为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兴起的动员方式，政治动员中出现技术化、量化、标准化等倾向是一种现代化意义上的社会进步。问题在于这种倾向的过度化，当技术以价值无涉的面目得以合理化的趋势逐渐稀释和弱化了政治动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使得政治动员不再能够担当动员的政治任务时，这类动员就变成了过度技术化的动员。过度技术化动员以技术手段和技术目标替代政治手段和目标，强调可操作性的、可分解的、可量化的、易评价的技术手段和技术任务在动员中的地位和作用。过度技术化动员中“政治动员的意味是较弱的，我们从中看不到意识形态宣传的成分”[30]。过度技术化的政治动员往往会使得动员成为脱离了政治价值导向的纯技术操作，这种没有灵魂的纯技术操作也许会给我们留下一些漂亮的、数量化的动员成绩单，但最终只会使政治动员的目标落空[31]。
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员中仍然少不了可操作性的、可分解的、可量化的、易评价的技术手段和技术任务，但是整体党委动员和差别化动员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使命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这种政治动员的过度技术化色彩。有学者说，河南某县将党建嵌入县域治理，推动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工具性价值到目的性价值的转型[32]。这就说明，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形塑能够回应技术动员政治价值缺失的问题。
(二)整体党委动员与差别化动员衍生的问题
1.动员的泛政治化问题
整体党委动员强化了党对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民众的整合和动员能力，但是也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政党、国家与社会的界线，使得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独立性弱化。
乡村振兴整体党委动员和差别化动员中动员任务的政治化和对党政部门、党政干部的政治强化要求，使得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的政治化色彩浓郁。
2.动员党政部门与动员社会的不平衡问题
整体党委动员相比压力型动员，在动员社会方面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乡村振兴动员仍然存在着动员党政部门与动员社会间的差别⑦[33]。这种差别化动员模式对于唤醒农民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助益不大。乡村振兴战略这种动员模式背后的逻辑是精英和民众的二元划分思维，即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寄托在精英阶层身上，而普通民众只是被精英阶层所带领、所设计、所规划的对象⑧[34]。普通民众是乡村的主人，但是他们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动员，因而他们也很难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主体。
3.党政干部的动员倦怠问题
在对党政部门的无差别政治化、行政式动员中，党的机关和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需要对乡村振兴动员无条件地响应。这就使得党政部门的公职人员在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回应更多的动员要求，承担的乡村振兴动员性任务也更重。他们经常需要打破自己的日常工作常规去应对一些动员性的工作任务，例如下乡驻村。从党和国家的角度看，党政部门的公职人员是人民公仆，理应有更多的政治担当，为人民做奉献。从这些公职人员的角度看：一方面，乡村振兴是政治任务，对于乡村振兴的动员他们无法推辞；可是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多、过频的超常规动员性任务也会令一些公职人员压力过载，甚至心生动员倦怠。
整体党委动员机制和差别化动员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色彩。从动员的角度看，整体党委动员机制和差别化动员模式优化了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格局，释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社会整合潜能，提升了政治动员的效率，化解了此前的压力型动员、运动式治理动员和技术动员的一些矛盾，使政治动员在新时代产生了强大的动员效力。但是，整体党委动员机制和差别化动员模式也衍生了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些新问题。
参考文献：
[1]荣敬本．“压力型体制”研究的回顾[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6)：1-3.
[2]赵全军．压力型动员：改革后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之道[J]．云南社会科学，2008(4)：72-76.
[3]唐皇凤．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J]．开放时代，2007(3)：115-129.
[4]叶敏．从政治运动到运动式治理———改革前后的动员政治及其理论解读[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75-81.
[5]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6]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改革30年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104-127.
[7]王雨磊．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动员[J]．中国行政管理，2017(2)：56-60.
[8]曾维和．当代西方“整体政府”改革：组织创新及方法[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20-27.
[9]蔡立辉，龚鸣．整体政府：分割模式的一场管理革命[J]．学术研究，2010(5)：33-42，159.
[10]袁国礼．习近平主持深改组会：推进城市管理领域大部门制改革[N]．京华时报，2015-11-10(01).
[11]温顺生．整体政府视角下的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以广西东巴大会战的组织化动员运行为例[C]∥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11年年会暨“加强行政管理研究，推动政府体制改革”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11：18.
[12]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J]．学术月刊，2007(8)：13-20.
[13]中国统计年鉴199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136.
[1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08(05).
[16]赵传杰，张蓓蓓．乡村振兴我们在路上[N]．济源日报，2018-02-27(10).
[18]谷太磊，成富营，李惠．创新扶贫模式凝聚强大合力[N]．河南经济报，2019-11-02(08).
[19]邢成举，李小云．精准扶贫与新型地方政府形塑[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26-33.
[20]习近平．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7-02-14(01).
[2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大会作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22]郑海波．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安排部署我市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工作[N]．济源日报，2017-10-27(01).
[23]谷太磊，常继玲．扶贫路上的追梦人[N]．河南经济报，2019-11-02(08).
[24]孙立平，晋军，何江穗，等．动员与参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68.
[25]邓万春．从能力到主体：社会动员研究的话语转向[J]．理论导刊，2009(1)：61-63，66.
[26]李珂．乡村精英：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国家与民众的有机勾连[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99-105.
[27]曾凡军．整体性治理：一种压力型治理的超越与替代图式[J]．江汉论坛，2013(2)：21-25.
[28]王亚华，舒全峰．第一书记扶贫与农村领导力供给[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1)：82-87，128.
[29]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4-5.
[30]唐贤兴．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对“运动式治理”的一个解释[J]．学习与探索，2009(3)：59-65.
[31]邓万春，王鹤．表达与实践：技术治理下的一致与背离———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逻辑[J]．江汉学术，2017(4)：12-17.
[32]贺海波，夏柱智．党建嵌入治理：一种新的县域发展机制———以河南W县党建实践为例[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90-98.
[33]刘成良．行政动员与社会动员：基层社会治理的双层动员结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37-145，160.
[34]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M]．张有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8.
注释：
⑥政治参与爆炸的观点来自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他认为超出了政治制度化水平的、速度过快、规模过大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会导致政治动荡和骚乱。
⑦刘成良认为，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能力与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发展不均衡，从而造成政府压力过大，责任过重，而群众的积极性无法调动。
⑧凯蒂·加德纳和大卫·刘易斯指出，把精英制定的发展规划强加给社区而不让社区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做法会遭遇失败，只有来自草根的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