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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农业社会经常会出现由马尔萨斯陷阱所导致的人口负增长。但工业社会后期和后工业社会的人口负增长，则既不同于农业社会的人口负增长，也不同于工业革命初期的人口负增长。科技革命不仅会改变社会生产方式，而且会基由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引发社会组织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尤其是婚育方式的变革。这就是说，后工业社会发生的人口负增长和智能社会发生的人口负增长，是趋势性人口负增长，一经形成，就成为结构化力量，并以路径依赖的方式推动社会继续转型。
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了工业社会对农业社会的替代——粮食和肉类的剩余，推动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并使新创造的就业岗位的收益高于农业部门的就业收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完成了后工业社会对工业社会的替代——工业制造业商品的规模性剩余——促使工业劳动力向服务业部门转移，也使新创造的就业岗位的收益高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就业收入。这两次劳动力的大转移，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都基于科技革命创造的新就业岗位的总量及其质量高于被替代的就业岗位，也即在长期趋势上使就业需求侧总量的增加逐步消解了供给侧的压力。尽管人口转型所引发的劳动力人口、劳动参与人口拐点早于人口总量的拐点而出现，但科技进步却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这在很大程度上补足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发生的由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而造成的物质资料的短缺问题。
同时，人工智能向前发展的另外一个必然结果，是女性就业竞争力的提升。在漫长的渔猎社会和农业社会，体力都赋予男性以更多就业优越性。在工业社会，女性借助于机械化而获得了一定的就业平等性。在后工业社会，女性进一步扩展了就业渠道。而“人+人工智能”所形成的“合成社会”的来临，才真正更为显著地增强了男女两性的平等性。这个趋势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就显示出来了，并将在强人工智能阶段表现得更为强劲。自媒体抓住这一时代变革的前奏，开始热烈讨论无性别差异的硅基生命对碳基生命的替代问题。借助于人工智能的赋能，女性的就业潜质与市场竞争力被前所未有地焕发出来。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高、收益越稳定、职业生涯的发展前景越广阔，则其为生育付出的成本就越高，其生育完第一个孩子后再次生育的边际生育意愿就越低。这使总和生育率主要取决于25—39岁之间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初婚年龄越大，高龄生育的可能性就越小。但中国的初婚年龄已大大推迟。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推迟到27.95岁，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推迟到29.38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实施了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但40—49岁年龄段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却大大低于25—39岁年龄段育龄妇女的生育率。生育率降低的趋势，使奶奶辈女性人口数量多于妈妈辈女性人口数量，也使妈妈辈女性人口数量多于女儿辈女性人口数量。此种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最近几年的结婚对数，就在波动中处于下降趋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