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力波(1978-)，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陕西西安710119)。
内容提要：网络无政府主义是当前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威胁较大的网络社会思潮，其信奉者通过发布有害信息、制造非主流意识形态舆论、煽动群体性事件、抵制网络监管等方式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形成直接冲击，同时也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历史虚无主义、网络民粹主义、封建残余意识等错误思想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产生间接危害。长此以往，将导致人们对我们党产生疏离感，加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偏见，固化对政治权威的逆意思维，阻碍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为此，应从民生建设、基层民主建设、思想教育和法治建设等方面系统施策，综合治理网络无政府主义，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关键词：网络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互联网治理政治认同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无政府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及对策研究”(13CKS040)和第五批陕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高校新媒体平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策略研究”(陕高教宣[2016]25号)的阶段性成果。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主权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受其内部或外部敌对势力的侵蚀、破坏、消解和颠覆，从而确保主权国家的国民对本国政权具有高度的政治认同，以及该主权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相对统一的合法性认同。客观而言，“今天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就在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未能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①。当前，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任务仍十分艰巨，网络无政府主义是一种阻碍社会成员对政权政治认同的网络社会思潮，它“是一种以网络空间为基础生成、发展和传播的社会思潮，它继承了传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内核，认为凡是具有等级意义的权威集团或个人，都会对以言论自由为代表的个人自由产生巨大的危害，因此毫无存在的必要”②。网络无政府主义借助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威胁和破坏，如果任由其传播，不仅会削弱人们对我国国家政权的政治认同，也会在国际上对我国国家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一、网络无政府主义泛滥的原因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明显变化，网络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就是其中之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③网络无政府主义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表现如下。
二、网络无政府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直接冲击
网络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把我国的政治权威歪曲为破坏自由和导致社会不公的根源而加以彻底否定，同时抵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破坏政府对网络的监管，造成网络空间中的无政府状态，进而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主义行动。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攻击对象和攻击方式来分析。
1.网络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对象
(1)当代中国政府。近年来，一些人通过各种方式在网络上不断挑战我国政府的权威性，甚至上升到否定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并意图瓦解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例如，一些人在其网络言论中刻意使用和强调“天朝”一词，用这种在特殊历史语境中含有讽刺意味的词汇来指代当代中国政府。从意识形态操纵的角度来看，“天朝”一词反复出现会勾起人们的历史记忆，无形中诱导人们将存在于想象中的昏庸、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形象与现实中的中国政府画上等号，“这样就使一切论据和结论的真实意义顿失，而旁观者则因思路迷乱，被迫接受操纵者强加的结论”④。“天朝”一词的使用，表面上是偷换概念，实则是忽视和否定新中国与旧社会之间的本质区别，抹杀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进而对人们“四个自信”的树立形成冲击。
(2)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在网络舆论场中时不时会出现一些煽动群众与党对立的言论，尤其是一些“意见领袖”从不同角度对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进行否定，在其追随者中掀起一种盲目的、不加分析的与党和国家对抗的狂热情绪，而其自身则摆出一副“不畏强权的斗士”的姿态。同时，网络上也有不少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言论。一个典型的说法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传入我国的，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理论，因此就没有资格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些言论乍看起来与新儒家的态度异曲同工，但其实并没有任何学理上的系统分析，呈现出的只是碎片化、肤浅化、庸俗化的分析，其发布者既没有了解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反复实践中，最终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来龙去脉，也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孜孜不倦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和成果，更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重大价值。这些言论的发布者只是作为一种反政治权威的搅局者而存在。
2.网络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方式
(4)通过网络和新媒体煽动反政府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一些人频繁利用网络和新媒体以类似“快闪”的形式迅速串联、煽动围堵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其中一些甚至演化为打砸抢烧、冲击党政机关等恶性事件。与政府暴力对抗事件的频繁发生将直接影响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发起人和参与者在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激烈冲突中，由于愤怒、怨恨等心理的不断升级，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越来越深的敌意。同时，一些网民出于同情弱者的心理，也会支持看似相对弱势的一方，简单地将他们视为受害者，而忽略他们本身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与不合理诉求。此外，境外势力对这些事件进行刻意的歪曲解读甚至是遥控支持，也会削弱一部分网民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
(5)抵制和破坏我国政府对网络的监管和治理。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自身的网络进行着系统严密的监管和控制。近年“棱镜门”等事件的发生无不说明了西方国家对于网络的监管、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的常态化和制度化。然而，我国一些网民由于受到网络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极力反对、抵制甚至破坏政府对于网络的监管。与此同时，一些境外势力大肆在网络上散布攻击、污蔑、抹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内容，不断叫嚣要求中国完全放弃网络监管，并把中国政府对于网络的正常监管歪曲为侵犯言论自由的表现，甚至不断向我国网民发送包含意识形态攻击内容的电子邮件，提供突破中国政府网络防火墙设置的“翻墙”软件，试图破坏我国政府对网络的监管。
(6)政治性网络组织对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网民进行语言和暴力攻击。当前，网络上存在着一些反动势力和组织，它们教唆、利诱或者胁迫青少年网民接受其反党、反国家的极端主义政治观点和无政府主义行动取向。这些组织以贴吧为基地，逐渐聚集起一批以造谣抹黑政府为荣、以攻击爱国网民为乐的成员。这些组织在网络上对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网民进行语言上的攻击，曝光表达爱国思想的网民的个人信息；在现实中对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网民进行骚扰，甚至是暴力攻击。从较早的“朝阳公园约架”事件到“文登7·22”事件的出现，反映出这些组织的攻击行为已经从“线上”向“线下”蔓延，从网络空间向现实空间渗透。
三、网络无政府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间接危害
网络无政府主义具有易与其他挑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相附着、相融合的趋向和特点，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传播打开大门
邓小平指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⑦从历史的长视野来看，只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格局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威胁就会一直存在。比较而言，资产阶级自由化与网络无政府主义有相似之处，即二者都会对执政党、政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具有政治权威意味的对象发起挑战和否定。但不同于前者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后者在反对与否定党和政府的领导时，并不会提出要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然而，网络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政治权威，以及客观上加剧网络空间无政府状态的“搅局”行为，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传播打开大门。有些人在网络无政府主义影响下盲目地反权威，追求思想上所谓的绝对独立和自由，采取拒绝接受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极端态度，但实际上在不自觉的状态下，他们已经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传播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换言之，网络无政府主义对社会成员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破坏越大，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借以乘虚而入的空间也越大。
2.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扩散推波助澜
3.为网络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精神土壤
近年来，与网络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步，逐渐演化出了依托互联网的网络民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主要体现为：第一，网络民粹主义主张按照自己的理念改变政府。这一思潮虽然并没有网络无政府主义在反权威的道路上走得远，但其主张在现有条件下完全实现直接民主却更具迷惑性，容易得到草根阶层的响应和认同。第二，“与一般的民粹主义相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强调平民性，理所当然地非议或批判与之相对立的权威。当代的权威主要来自知识、权力和财富。于是，作为权威代表的专家、官员和富豪，便成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主要矛头所指”⑧。而政治家、专家往往又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者和倡导者。因此，在网络民粹主义极力质疑专家、官员权威性的情势下，主流意识形态也成了被嘲弄和攻击的目标。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反权威以及社会批判性等方面具有很大相似性。无政府主义所提供的这种反权威的造反精神，在近年不少国家和地区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草根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情绪化、非理性、对抗性乃至激烈的街头政治倾向。
4.加剧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破坏作用
多年来，我国在反封建方面成绩斐然。但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影响至今还有”⑨，部分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对于人们的影响依然十分顽固，主要表现为特权思想、个人崇拜、人治思维、平均主义等。当前，网络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加剧了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破坏作用，表现为一种“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合流”问题。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属于前现代的思想遗存，而网络无政府主义则带有一些后现代的思想特征，二者的合流聚焦于同法治理念的抵触和对抗之上。从历史角度来看，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产生的主要危害之一就在于对法治的践踏。而正如前文所述，网络无政府主义不仅会对代表国家法律尊严和权威的警察、法官等群体进行攻击，还会诱发人们采取种种手段破坏政府对于互联网的依法监管，甚至在现实中对他人进行暴力袭击。这些违法行为的频繁出现不仅会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中制造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对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产生冲击，也会直接对我国社会成员法治意识的树立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散播提供空间，并加剧其破坏作用。
四、网络无政府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深层破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⑩网络无政府主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持续攻击将诱发民众在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等层面的深刻变化，带来“塔西佗陷阱”(11)式的危险，这是其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更深层次的威胁。
1.使社会成员从心理上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疏离感
在网络无政府主义者对党的不断攻击中，一些网民开始从心理上、情感上对党疏远和抵触，产生了党与自身是异己关系的想法，他们意识不到或者不承认自己当前所享受的改革开放的种种成果是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奋斗取得的。一些网民将党意象化为高高在上的、有着自身特殊利益的统治集团，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在抨击一些社会问题时总是倾向于将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党的责任。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与事实相悖的。如果任由这种排斥和疏远中国共产党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况发展下去，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发生动摇。
2.加深社会成员对中国共产党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偏见
事实上，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在我国部分社会成员中存在着对中国共产党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偏见，如将党的领导干部臆想为具有官僚主义作风甚至贪污腐败行为的官老爷，将党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歪曲为愚民政策等。这些偏见借助网络渠道不断扩散，被越来越多的人群所接触，其中一些人就可能对此信以为真，进而对党和政府产生负面情绪。网络无政府主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持续攻击，无疑会从网络文化的层面上扩大或者加深我国部分社会成员对于党的种种刻板印象。由此，他们不会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身边千千万万奉公守法、甘于奉献的共产党员的存在，而只会使用一些刻板印象代替现实中共产党员的真正面貌，从而无法对党及其实践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这种日渐加深的偏见也会使他们对于国家政权的认同感不断削弱。
3.使社会成员中存在的针对政治权威的逆意思维不断固化
4.阻碍社会成员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在意识形态的冲突和较量中，最根本的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较量。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受到网络无政府主义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极大冲击：其一，网络无政府主义在网络空间制造的思想混乱和行为失范，为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乘虚而入打开了通道；其二，网络无政府主义使得我国一些社会成员的反权威、反主流的意识和情绪越来越强，从思想和行为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弘扬的“和谐”“法治”“爱国”等内容带来直接挑战。“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价值观既是个体的选择倾向，又是个体态度、观念的深层结构，它主宰了个体对外在世界感知和反应的倾向，因此是重要的个体社会心理过程和特征；与此同时，价值观还是群体认同的重要根据——共享的符号系统，因此又是重要的群体社会心理现象。”(12)因而，价值观决定了人们对于什么是“值得的”判断，从而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我们的社会成员在网络无政府主义的干扰下形成不了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那么就相应地无法形成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和行为认同。
五、加强网络无政府主义治理的对策
任何社会思潮都离不开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支撑，网络无政府主义虽自西方传入，但其在我国传播的主因还应从我国自身实际中寻找。因此，必须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安全和新闻舆论宣传等思想的指导，加强对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结合我国的发展大势，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系统施策。
1.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使民生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协同并进
2.推动中国特色基层民主建设，在疏导中化解反权威负能量
3.全方位开展系统教育，提升网民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自觉意识
4.坚持网络治理法治化方向，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注释：
①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
②刘力波：《网络无政府主义的意涵及发生探源》，《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
④[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下)，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29页。
⑤[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5页。
⑥“沉默的螺旋”理论最早由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简单说来，就是面对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人们感到自己的意见属于“多数”的时候，就会倾向于更加大胆地表达这种意见。反之，如果人们感觉自己的意见属于“少数”，就可能会为了防止被大家“孤立”而保持“沉默”。保持沉默的人会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观点不为他人所接受，由此更倾向于保持沉默。这样的循环，最终就形成了一方越来越敢于放声表达，而另一方则越来越趋于沉默的螺旋式过程。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7页。
⑧陶文昭：《互联网上的民粹主义思潮》，《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⑨《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77页。
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5页。
(11)“塔西佗陷阱”是由古罗马历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提出的一个理论，即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由于人们不信任政府、不支持政府，将引发一系列信任危机和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
(12)杨宜音：《社会心理领域的价值观研究述要》，《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15)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6页。
(16)《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9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6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55页。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6页。
参考文献：
[1]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王永贵等：《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3]张骥等：《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4]杨嵘均：《论网络虚拟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策略》，《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