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和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人类的影响已经涉及远洋。即使在南极洲,企鹅远离任何农业但体内却检测到DDT,海岸线也被溢油污染,蓝鲸处于严重濒危状态。然而,物种和生态系统受到危害最严重的区域则还是在最靠近人类的海域。人类行为触发了海洋生态和气候的变化,同时人类行为也直接影响海洋生物的生存状况[3]。
1.2.2人类行为对病原体传播的间接影响海洋旅游业和贸易是影响动物感染流行性疾病的最主要的人为因素[5,11],人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加快了海洋病原生物的传播,尤其是在水产养殖业,例如双壳贝类的大批死亡就是由于人类无意间传播感染源而引起的。1995年,在澳大利亚的安克舍斯湾,疱疹病毒引起的沙丁鱼死亡以每天30km的速度传播,从3月到9月,覆盖了澳大利亚5000km的海岸线。有证据表明,引起这次灾难的原因是饲喂金枪鱼的沙丁鱼携带疱疹病毒,其第二次大规模的流行是在澳大利亚的斯宾塞湾,该地区也是以冷冻的沙丁鱼饲喂其他鱼类[21]。
1.2.3人类行为造成物种栖息地退化和污染人类行为造成物种栖息地退化和污染也是加快海洋疾病暴发一个重要原因。对水栖哺乳动物的研究表明,污染对哺乳动物的免疫系统造成一系列的不同程度的损害。但是关于栖息地退化对疾病的影响研究还很少,尤其是对无脊椎动物,到目前为止,已经证实的大部分数据都是珊瑚礁疾病暴发和寄生虫病的数据[3,5]。
2海洋疾病的危害
2.1海洋疾病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2.2海洋疾病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2.3海洋疾病对商业持续性发展的影响
海洋是人类21世纪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宝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气候变化以及人类行为引起的海洋疾病暴发已经从根本上影响了水产养殖业和以海洋为基础的旅游业,商业价值大幅度的降低,影响了海洋经济的发展。
2.3.2旅游业海洋旅游业在海洋产业中具有先导地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很大。珊瑚礁是海洋旅游业的亮点,他们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其生物的多样性,但是珊瑚礁也正在遭受各种疾病的影响,例如珊瑚的白化现象、黄带病和黑带病。世界保护监测中心(WCMC)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近20a来,有证据表明珊瑚疾病的暴发主要发生在全球变暖之后,这些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使珊瑚疾病进一步恶化,但是关于海洋温度的升高与珊瑚礁疾病暴发率升高的关系研究较少,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珊瑚礁的死亡不仅仅使得岩礁鱼类的栖息地丢失,而且也使依靠珊瑚礁为主的旅游业变得萧条,尤其对于一些贫困的国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
3小结与展望
1.地球气候系统会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
升高做出怎样的反应?
以往的海洋科学钻探研究已证实了过去1亿年地球气候的剧烈变化,所获得的数据能够判断过去的气候及环境状况,这对于人们理解近期气候变化和预测未来气候变化有重要帮助。但是,过去几十年北部高纬度地区的加速变暖导致北极海岸、格陵兰及南极西部地区的夏季海冰覆盖面积大幅减少,其变化速度比气候模型所预测的快得多,这说明现有模型可能低估了极地温度变化,高估了热带温度的变化。二氧化碳浓度和辐射力呈对数函数关系,二氧化碳浓度极小的变化就能引起气温变化,尤其二氧化碳最初的浓度很小时表现更加强烈。为了更好地揭示地球系统在过去全球变暖时期的变化行为,一个高水平的钻探是必需的,所获得的数据可以重现海洋表层及深海的温度、海洋环流、营养分布、海洋生产力及古二氧化碳水平。
2.深海生物群落的组成、起源和
生物化学机制是什么?
以往的钻探研究表明,地下生物圈分布范围广、数量大、基因多样性强,而且与陆地生物存在很大不同。深海钻探是了解深海生态系统的唯一方法,通过钻探数据人们能够测定深海微生物群落的基本组成、形成过程和分布范围。深海生物圈中的微生物群体会发生很多化学过程,其中包括硫酸还原作用、硝酸还原作用和碳氢化合物的生成过程,它们在矿物氧化和还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什么限制深海生物的生命?
探索深海中物理化学条件对生命的限制是海洋科学钻探的前沿领域。潜在的限制因素包括温度、压强、pH值、盐分、养分含量、碳、能量及含氧量等。海洋钻探可以揭示深海环境对生物生存的限制。此外,深海微生物群落中85%的基因序列更是属于未知,人们对其新陈代谢方式还不得而知。
4.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对环境变化
的敏感程度如何?
气候变化、海水表面温度上升、富营养化、缺氧、海水酸化和过度捕捞等都会影响海洋生态系统,这些环境压力在未来几十年内会导致更多的海洋生物灭绝。另外,由气候变化导致的物种迁移及种间的竞争会刺激物种进化,使物种出现新的适应特性。300万年前的上新世温度较现在略高,海平面和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也略高于现在,如果了解了那时生物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就能应用于现时状况。所以科学家需通过海洋钻探更好地量化环境变化对海洋生物圈的影响。
5.地幔的组成、结构及活动状态是怎样的?
6.俯冲带如何产生周期性的不稳定状态
及如何生成大陆地壳?
俯冲带是地球表面物质与地幔物质进行交换的主要地点,这里也是地震、火山常发地区。深海沟断层使海水渗入整个地壳,减少了地幔下部板块的地震速率,导致地幔释放大量的水和化合物,使地幔发生物理及化学性质的变化。地幔含有大量的各种类型的蛇纹岩,蛇纹岩拥有独特流变学特性,它可能控制俯冲带板块地震的产生。
7.什么机制控制地震、火山的发生?
地震可能与水合作用和洋壳的蛇纹岩化作用有关系,随之影响陆地构造和俯冲带的地震形成及碳的全球循环。物质流、地球化学的进化和地壳构造对火山喷发及山崩有重大影响。近期的测地学和地震学的数据显示,岩石圈板块边缘的张力滑动范围比以往研究所认为的要大得多。然而,板块滑动机制及板块边缘多种滑动类型出现的原因仍是一项研究空白。
关键词:全球古气候变化;树木年轮;冰芯;珊瑚
0引言
全球环境正面临一个十分严峻的形势。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危害、生物多样性锐减、荒漠化加剧等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为此,全球变化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研究课题。为了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需要对过去气候变化历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1古气候资料
2古气候变化
TAR之后的一些研究表明,由于使用特定替代资料、处理的具体统计方法或调节尺度以反映过去的温度,所以北半球多个世纪的变率大于TAR给出的变率。增加的变率意味着主要是在12-14世纪、17世纪和19世纪期间的气候更加凉爽,由于火山爆发或太阳活动,这些现象可能与自然强迫有关。例如,与目前的情况相比,各种温度重建意味着17世纪太阳活动的减少和火山灰活动的增加。一次重建揭示11世纪比TAR给出的温度略温暖一些,但仍处于TAR所引用的不确定性范围内。过去的一千年期间冰芯CO2的记录对自然气候变率带来另一种制约。北半球在工业化前从基于代用资料的温度重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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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经济学;减缓;适应性
一、导论气候变化经济学及经济政策是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领域,伴随着科学家们对气候变化认识加深和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大力推动,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目前气候变化经济学一般包括全球变暖、节能减排、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等内容。气候变化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在三个框架中进行的。一是收益一成本框架。气候变化政策成本即减少温室气体或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的机会成本。气候变化政策的收益指削减排放以降低气候变化风险以及在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方面所得收益。Cline(1992)和Stem(2007)认为富裕国家需支出其GDP的2%来采取行动。二是国际公共品框架。气候变暖源于跨国外部性效应的影响,但气候变化问题并不是传统外部性问题的一个简单拓展,一个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获利或受损,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弥补(Sandler&Hart-ley,2001)。因此,气候变化需要国际间有效合作。“京都议定书”就是国际合作的一项成果。三是博弈论框架。该框架主要用于国与国之间气候变化责任与义务的确定,强调每一个参与主体都是自利的,只有一个有效合作博弈才是对所有参与者有利的策略(Schelling,2005;Carraro&Siniscalco,1993)o
气候变化政策分为适应性气候政策和减缓性气候政策。前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适应气候的变化,后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减缓气候变化(Stern,2007)。减缓性政策研究较多的是碳税和限额,限额有助于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碳税则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价格的波动(Metcalf,2009;Ka-plow,2010);适应性政策主要是在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气候变化信息,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经济的地理分布等方面展开(Stern.2007)。
近年来国内直接针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有所增加,但集中在气候变化对敏感性行业的影响上(吕亚荣,2010;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2010;刘恩财等,2010),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以及相应思路(刘晨阳,2010;张丽宾等,2010)。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在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的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广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占GDP比重较大,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近50年来,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69℃,冬季气温上升趋势明显。1986年到2009年间,广西经历16个暖冬。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研究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希望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减少排放,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广西抓住机遇、实现经济和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气候变化对广西的主要影响
(一)气候变化影响广西农林业
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广西局部干旱和洪涝的频率有所增加,危害不断加大。气候变暖引起农作物发育期提前,暖冬现象加大了病虫害现象。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未来的影响虽有正面效应,但可能仍以负面为主。气候变暖以及降雨量分布变化引起的干旱和洪涝将减少甘蔗的产量、蚕桑生产的产量和使其质量下降,水稻和玉米也可能以减产为主。广西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化。土壤有机质分解加快,农作物病虫害出现的范围可能扩大,畜禽生产和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畜禽疫情发生风险加大。
随着全球变暖,亚热带、温带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未来广西大部分地区可能进入热带地区,部分地区林带下限上升,广西北部的林业种类将发生变化,广西动植物病虫害发生频率上升,分布变化显著。
未来气候变化将使广西生态系统脆弱性进一步增加,主要造林树种和一些珍稀树种分布区缩小,森林病虫害的爆发范围扩大,森林火灾发生频率和受灾面积增加。广西境内湖泊将进一步萎缩,湿地资源减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二)气候变化影响广西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广西是海洋大省,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加剧,引发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海岸侵蚀,损害了滨海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态系统,降低了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海岸带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温升高、海水酸化使局部海域形成贫氧区,海洋渔业资源和珍稀濒危生物资源衰退。人类食用的水生动物绝大多数属于变温动物,水温升高能够明显地影响到动物的新陈代谢、生长速度、繁殖情况以及对于疾病和毒素的抵抗能力。气候变化使广西依托海洋的水产养殖业将受到较大影响,可用于水产养殖的海域萎缩,养殖品种减少。由于气温升高,海水蒸发速度加快,表层海水中的盐分不断增加,引起鱼类的生理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水产养殖业的种群和数量。
(三)气候变化影响广西的水资源分布
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广西水资源分布的变化。就全国来看,近20年来,北方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水资源总量明显减少,南方河流水资源总量略有增加。广西洪涝灾害更加频繁,但由于降水量分布不均,干旱灾害更加严重,极端气候现象明显增多。气候变化加大了水资源年内和年际变化,气候变暖使得中国西部地区的冰川融化加速,未来广西干旱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四]影响广西人的健康
气候变化对广西人健康的直接威胁包括由热应力引起的疾病和死亡、传染病(疟疾和登革热)、与水有关的疾病如腹泻和营养不良。气候变化会间接造成伤害甚至死亡,如泥石流、山洪爆发和热带气旋(强风)造成的结果。因日益恶化的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也可能是气候变化引起的。
三、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思路
(一)加大对气候变化问题科学研究的支持
(二)抓紧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
(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动减缓性行动
当前,全球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减缓性行动上,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随着北部湾经济区和“两区一带”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区正处于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投资规模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的加快,大的铝、锰等有色金属的冶炼厂的建设和扩能,能源消耗总量不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加大。如果只按传统常规技术的建设模式,一经投入,便有一个投资回报期技术和资金的锁定效应,将来大规模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因此,我国未来发展技术路径的选择,对国家乃至全球节能减排、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节能减排的历史潮流面前,不论从对全球负责的角度,还是从实现我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都必须积极探索节约发展、低碳发展之路,从法规制度、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技术创新等多个层面,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以实实在在的事实,展现广西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和魄力。
(四)把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放在突出位置
自气候变化问题提出来以后,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国际气候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减缓,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广西也在外在压力下把发展低碳经济、完成减排任务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中之重。实际上,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特点,减缓性气候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国际合作程度,哥本哈根、坎昆气候大会进展缓慢,“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至今没有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实质性内容并未落实,国际气候谈判越来越艰难。此外,根据斯特恩报告,即使全球停止排放,由于气候变化的惯性,十年内全球气温仍将上升0.5-1度,减缓性行动不能根除气候变化问题。而且,减缓性行动的不断推进需要适应性的行动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要考虑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以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政策建议
(一)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切实转变发展方式
广西应加快结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大力发展服务业,推进循环工业,改善农业效益,提高林业的固碳效果。具体来说,广西应综合利用财税、产业、金融政策,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的比例,降低工业比重。工业内部,应着力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体措施包括淘汰落后设备和产能,建立健全和完善节能、清洁生产、综合利用的各项机制,落实各级政府成立节能执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节能工作常态化、市场化等。同时,积极承接东部沿海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低能耗的产业必将向广西转移,如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新兴产业等。大力发展林业,提高固碳效果。
(二)加大财政资金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投入
(三)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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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政策;治理结构;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4
文献标识码A
1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地球气候正在发生着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重大变化。1861年以来的观测记录表明,全球平均地表温度逐渐升高,20世纪可能是过去1000年中增温最大的100年,其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增加了0.6±0.2℃,增幅最大的两个时期为1910-1945年和1976-2000年。伴随着气候变暖,气候的其它重要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例如,与过去的100年相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更加频繁、持久,并且强度增大;某些地区,如亚洲与非洲,干旱的频率和强度在最近数十年都有所增加[1]。
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第二部分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陆地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系统、人类健康、人类居住、农业、粮食保障、能源等各方面都有着显著影响[1]。
气候变化政策涉及到一国的能源政策、产业政策、环境政策、自然保护政策等多个方面,影响到产业发展、能源、环境、贸易、科技、外交等诸多领域。同时也对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前景影响重大。一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现实的减缓CO2排放的技术措施主要在于提高能源的生产、转换、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水平,以及发展不排和少排CO2的替代能源技术,这些措施从根本上符合中国长远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2]。良好的气候变化政策可以从最大程度上保障经济发展目标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协调和统一。
气候变化政策是国家的国际环境政策和环境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政策制定、进行环境外交的重要标志。我国不但是最早签署该国际公约的国家之一,更是在该公约原则下所制定的《京都议定书》的积极倡导者和响应者,在美国宣布退出该议定书之后,在俄罗斯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之际,于2002年宣布加入《京都议定书》,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谈判中,始终坚持代表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态度积极、务实[3]。
2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我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有着一贯的策略。中国的气候变化策略可以概括为7个方面:①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参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活动;③推动履约进程,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④加强宣传,提高中国形象;⑤以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措施为基础,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积极的贡献;⑥提高公众保护全球气候的意识,建立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⑦加强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活动的能力[2]。中国已经将气候变化问题提升到了一个较高的高度,并在策略上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中央政府把气候变化政策视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部分,特别是视为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政策的一部分。可以认为,我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气候变化当作一个孤立的问题对待,而是把它作为整个发展战略中的组成部分。这种角度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问题,即对其重要性的定位不清晰,进而导致缺乏明确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政策。
第三,重视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研究。1978年世界气候大会召开之后,世界上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开始活跃。尽管我国的气象学和气候学研究基础较好,但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相对滞后,1987年中国国家气候委员会的成立,以及1990年中国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的成立,大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气候变化研究[4]。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积极推动该领域的科学研究,体现在经费的支持和国际合作的广泛开展上。
第四,我国把气候变化问题作为环境外交的重要部分。气候变化是全球环境问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由于其全球性特征,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方可实现减缓目标。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方面较为积极[5],强调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希望藉此树立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积极负责的国际形象。
第五,诉诸公众,把温室气体减排的方向定位于“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一方面,这表明政府重视公众参与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忽略以下事实:减排的主要责任应在那些温室气体排放大户,即耗能企业。对于企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应负的责任,在现行的政策中尚缺乏明确规定。
综上可见,我国目前的气候变化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定位,即:气候变化问题首先是一个国际问题,是一个自外而内的问题,而应对气候变化首先是为了配合各国的努力,其次才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除履约和科学研究之外,在涉及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方面缺乏明确而有作为政策。此外,强调气候变化政策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有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性,但这样也会导致一种倾向,即有可能忽略气候变化政策的独特性。由于气候变化政策在减缓和适应两方面的不明确,政策与实施行动之间缺乏具体的联系,从而影响了政策的可操作性。概括起来,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注重了全球范围环境与发展的公平性以及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致性,但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前瞻性。
3中国气候变化的管理体制
3.1中国气候变化决策和管理机构
在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已经建立了一系列专门的机构和组织以应对气候变化,并通过十多年的谈判锻炼了一批既掌握国内政策又了解世界情况的队伍。
早在1990年,中国政府就在当时的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下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担任组长,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原国家气象局。1998年,在中央政府机关机构改革过程中,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由当时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任组长。200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新一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正式成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担任新一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组长,一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担任常务副组长,外交部副部长、科学技术部副部长、中国气象局局长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协调小组的成员单位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海洋局和中国民航总局均派出有关负责人担任协调小组成员,并指定了各部门的联络员。除商务部派出一位部长助理外,小组成员均由部级和副部级官员担任。
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是中国政府关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跨部门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讨论涉及气候变化领域的重大问题、协调各部门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活动、组织对外谈判、对涉及气候变化的一般性跨部门问题进行决策。对重大问题或各部门有较大分歧的问题,报国务院决策,以指导对外谈判和国内履约工作。根据协调小组的分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负责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对策的总体协调工作,外交部牵头负责有关气候变化的对外谈判工作,中国气象局牵头负责有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工作,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指导。
3.2研究机构
气候变化的研究机构在揭示气候变化机制、分析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提出科学的适应和响应措施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气候变化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科研机构中,以中国科学院、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院、国家气候中心、中国林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主体。中科院系统中又以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遥感应用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大气物理研究所、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海洋研究所、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地球化学研究所、水土保持研究所、地球环境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机构为主。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都有气候变化方向的研究机构和人员。
高等院校也是我国气候变化研究方面主要力量的一部分,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兰州大学等院校于此方面开展了较多研究。
其中,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是较早进入气候变化研究的单位,早期在大气环流模型研究方面有世界公认的成绩,近年来,在东亚季风、水文循环和气候分析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国家气象局及其所属科研机构在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的数次评估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科院植物所领导的气候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好评;清华大学主持的气候变化国家报告是我国气候变化研究中的一份重要文献。此外,中科院地理所关于碳循环研究的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网络现已成为国际通量观测网络的一部分。
3.3国内学会及国际组织的中国委员会
3.4中国气候变化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综上可见,中国气候变化的治理结构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一套较为全面、有效的治理系统。但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4.1缺乏明确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
3.4.2科学研究对决策的支持能力不足
尽管我国已经开始重视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但就现阶段而言,研究能力还存在着不足之处。
其次,气候变化的社会科学方面研究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多侧重于自然科学方面,从政策、管理等角度入手的研究不够。气候变化问题是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复合型问题,还需要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政策、管理等角度入手进行研究。
再次,科学咨询能力不足。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气候变化科学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往往会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实现科学研究为政策制定、实施提供依据。例如美国,气候变化研究已带有一定的“科学政治化”色彩[6]。而在我国,在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上,由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尚未非常充分,社会科学层面上的研究正在起步,因此,基于科学研究上的政策咨询还非常薄弱。
我国一方面需要加强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也更需要把科学研究转化为政策制定和外交谈判的支持力量。
3.4.3公众参与欠缺
4改进管理体制的政策建议
气候变化的政策和管理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类型。消极的气候变化政策和管理常常具有应对性质,通常是在外来压力下,才采取临时的应对策略,因而不具备主动性;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与管理基于大量的科学研究,预先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强调国家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主动,反映了一个国家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自身需求,因而有着很强的主动性和前瞻性。选择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气候变化治理,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和权衡,不同的态度也关联到参与国际事务时的国家利益。
针对我国气候变化治理结构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在协调的职能上,赋予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充分的决策权;在现有的组织架构下,将其改为国家气候变化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气候变化方面重大政策,并在政策实施中协调部门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
(2)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各部门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以及在执行气候变化政策的具体责任;
(3)结合“十一五”计划的能效目标,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计划,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特点,发展出有创新性的政策和做法;
(4)在领导小组下,成立针对气候变化的咨询委员会(包括中国气候委员会),为政策制定和外交谈判提供及时的政策建议。委员会成员可由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专家组成;
(6)发挥事业单位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气候变化方面,加强宣传,加强公民教育与培训。
致谢:本研究是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6年“中国环境执政能力”核心工作组基础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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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ProactiveClimateChangePolicy
QIYeMALi
(InstituteofPublicPolicyandCenterforIndustrialDevelopmentandEnvironmentalGovernance
SchoolofPublicPolicyandManagement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