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byBùiThanhTamonUnsplash。每当谈起OPPO的畅销，外界的目光总会锁定在一个群体身上——小镇女青年。年龄在20—35岁之间，工作和生活在三四线以下城市与集镇，爱美爱买，收入不高，对文化消费内容要求普遍较低，喜欢OPPO手机是因为便宜且拍照好看……这是大众对小镇女青年的普遍印象。事实真是如此吗？
传播与性别研究学者李思磐通过对几位小镇女青年真实生活与想法的描述，为我们呈现了当代小镇女青年的坚守与迷茫、突破与困惑。这让我们意识到，当越来越多报告和研究将目光投向“小镇青年”这个标签化群体的时候，“小镇女青年”却未能被充分理解和分析。
在上海离市中心遥远的保税区上班一年半之后，四川女孩豆（此为化名，下同）决定回到老家的县城工作。
在上海时，尽管并非来往主城区，豆上下班仍然需要接近四个小时。这个城市对于大学毕业的她来说可能还不如在上海打工大半生的父母友善——因为都知道在上海，不可能有户口，不可能买房。
豆的老家在川西剑阁农村，是典型的人口流出地。回到县城后，25岁的豆认为相比起毕业之后在成都和上海的短暂工作，现在的生活更舒服：薪水比在上海高出一两千，但花钱的地方却减少很多。她住在亲戚家，姐姐、姐夫也早已在市里给父母买了养老的房子。如果要买房，县城三四千的房价并不会让她这样有稳定收入的人负债高企。她上班交通只需要五分钟，中午可以回家睡午觉。
县城已经与大城市物质生活差别不大，健身游泳俱乐部、美容中心都会在吃公家饭的白领们经过的路上发传单。当然，在文化生活上，不能奢望有经常开放特展的博物馆，安静的书吧和咖啡店，没有宠物店，餐馆也不可能有来自天南地北的“新奇一点的食物”；电影院的排片，也不会有她想看的《水形物语》。
电影《水形物语》海报
电影《前任3：再见前任》海报
电影《小时代4：灵魂尽头》海报
一、返乡者与进城者
按照中国官方的定义，青年是指14岁到35岁的群体。而作为互联网时代文化消费“增量”群体的“小镇青年”，通常是指工作和生活在三四线以下城市与集镇的年轻人，他们的年龄可能在20到35岁之间。所谓“小镇”，规模可能从地级市到乡镇，除了城市的经济与地理的规模，这个定义更意味着由更加本地的、熟人社会组成的城镇。
像豆这样的“小镇女青年”，可能是这些小城里的“主流社会”——在民营经济不发达的广大内陆地区，有稳定收入的“体面工作”大都在体制内；因此，非公有制和公共财政支持的地方工作会一概被称为“打工”。因为公务员的学历准入门槛，通常这些人可能都在省城或者外省读过大学，甚至曾经尝试在更重要的城市工作。与农村流动人口出门的“推拉理论”类似，把她们推回家乡的，是一二线城市高企的房价和生活开支，而拉力，则通常是她们在职场竞争中相对有利的地位和父母的期待。
江西九江31岁的女警察杨媛媛发现，小城里受过高等教育的适婚年龄女孩明显比同样条件的男生多，她将这归结为家庭对不同性别孩子的期待不同的结果：“上一辈的同事们都愿意自己在外省读大学的女儿回到自己身边，但如果是儿子就会支持他出去打拼。父母总是觉得女孩脆弱一点吧。”
返乡的知识女性比例大于男性。根据2010年第三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调查时30岁，目前已经将近40岁以下的人群中，女性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比同龄男性高4.5个百分点。
德国摄影师MichaelWolf在1997年拍摄的中国小镇女青年。当时显然时髦的穿着，在今日看来已颇有时代感。但小镇女青年面临的社会困境，也许与今日并无太大不同。
21岁的彭梅是江西萍乡的一名幼教老师，她代表的可能是另一类“小镇女青年”：本地的进城者。她的教育和就业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个地级市，但是通过初中毕业以后的职业培训，她在地级市遍地开花的商业幼教机构找到了工作。这很可能得益于中国近年来力推的二胎政策。
以彭梅的家庭背景和学历，在地级市想“吃公家饭”并不容易。商业幼教机构对每个幼儿收费超过一万元，彭梅的工资则是2000多元，加上晚间在轮滑俱乐部有一份兼职收入，彭梅的收入水平和地方事业单位相差无几。
相对于那些在大城市受过教育然后返乡的女孩，彭梅与报告中“小镇青年”的画像更加符合：她看电影并没有太挑剔的偏好，国产喜剧片和《战狼》这样的战争片是她能马上想起来的大片。她没有看外国原声影剧的习惯。
电影《战狼2》海报
彭梅上微博，主要看段子和美妆博主的内容，美妆是她的爱好，她也曾经用映客直播来播出自己的美妆过程。她在朋友圈展示幼儿园和轮滑俱乐部孩子们的生活、自己学习古筝的进展，与女孩们的结伴出游、聚会以及精致的妆容。总体而言，彭梅对于环境没有什么不满足。
对于彭梅和豆，互联网的意义并不相同：对于彭梅，互联网提供了和朋友互动更多元的途径，这些朋友多是她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而对于豆这样的返乡者来说，互联网弥补了她们的精神世界与居住地之间的落差。
在笔者的访谈中，“返乡者”更倾向于不看电视，对院线的电影更有选择性和批判性，会通过网络追看英美原声剧集，也会专门为参与文化活动而旅行。
四川遂宁的教师阿狸喜欢看话剧和听戏，要看到好的表演，不得不搭上一小时的动车去成都。江西上饶的女孩吴颖曾经用周末到杭州看《蒋公的面子》，去上海、南京看演出。吴颖觉得在小城“精神上被孤立”。
话剧《蒋公的面子》海报
在江西传统工业城市新余工作的公司职员毛凯西认为文化生活“必须靠网络了”——看网上的英美剧，购买“物美价廉”的网课。
山东菏泽的公务员鲁一芙也是如此，她表示：“我的女性主义启蒙和政治方面的启蒙都是大学时通过电影开始的，没有网络不可能完成。”
这些希望去大城市或者通过互联网连接“外边世界”和更丰富精神生活的女性此前都曾经在大城市学习。
大城市里高知女性晚婚晚育、大龄单身的比例显然高于小城市。教育带来的职业地位和体制身份加强了高知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选择权，但不结婚对女性而言，更像是大城市陌生人社会和雄厚的物质和文化资本带来的特权。越小的城市对单身女性的包容性越差，不结婚几乎是不可能的，社交生活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给单身者介绍对象。
LGBT身份的阿狸从省城回到地级市，保持着单身，因为在教育界工作，更加不能出柜。“这种年龄未婚在农村简直是属于灾难，家里亲戚朋友十二万分地关心，村民更是喜欢偷偷议论或公开询问。”
另类身份无法高调，以致于自我定义为不婚主义者的毛凯西寄望于通过考研究生重返大城市。
杨媛媛意识到自己必须结婚的时候，已经二十六七岁了。周围朋友接连结婚生育，进入家庭生活。杨媛媛于是在28岁时迅速完成任务生下儿子。从此，她进入“很久没有看电影”，资讯接收集中在育儿公众号和App的生活。作为被期待生育二胎的一代人，她表示“不想再生”，认为女性被赋予事业与家庭双重负担：“二胎是性别不平等最大的体现。”
受访者们大多认为，很难说小城市比大城市性别更不平等，只是在正统而保守的单位氛围、近距离的亲友压力网络中，性别规范缺乏被讨论和批评的氛围，也少有改进的空间。在价值观上，小城的女青年，更多地需要依顺上一代；然而，网络又给她们机会，寻找远程的同盟与指导者。
互联网视频栏目《微在不懂爱》
互联网视频栏目《微在不懂爱》的编辑陆马球曾经告诉我，这档以个性鲜明、造型前卫的主持人开明谈性说爱的节目，主要的受众群体竟然是来自小城市的年轻女性。她们在后台的提问与讨论，让编辑一方面感受到她们对性的知识和观念的渴求，一方面又为她们所处环境灌输给她们的保守观念而吃惊。
二、重构社交舆论场的参与者
对于返乡女性，网络建构了一个比现实生活更重要的精神世界。然而不少研究报告仅仅注意到了女性的商品与服务消费者的身份，讨论移动互联网“女性垂直化”的产业结构，而没有对她们作为“产消者”（Prosumer）带来的资讯生产与消费的转型作分析。尽管，女性“产消者”拯救了新浪微博，让它从政治风险极高的舆论场，转变为话题更加安全，信息更加垂直、碎片化并且更容易商业变现的资讯平台。
根据微博数据中心提供的2014年到2016年微博用户发展报告，3年中，随着电商、购物和娱乐功能的完善，微博用户发展的过程就是女性用户增长的过程。截至2016年9月，微博活跃用户中，3年间女性用户从占比39.1%发展到44.5%；而在付费的微博会员用户中，女性则以61.9%的比例大大超过男性的38.1%。从2015年开始，女性就稳定地占据新浪付费会员的6成以上。与此对应的是，被打赏和付费阅读的人八成是男性。
女性作为付费者的崛起，是公共舆论转型的隐秘推动力。从2015年1月“周国平事件”开始，女性用户自发推动的舆情事件不断发生。周国平摘录20年前畅销书中的句子，却引发了数千条女性微博用户的冷嘲热讽。这让曾经主要读者为女性的周国平认为自己一定是遭遇了“水军”。
从2017年年底开始涨潮的中国“Metoo运动”，在2018年夏天抵达高峰。这场女性集体发声背后，是新的互联网政策环境、商业公司的市场策略调适。而女性藉由互联网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自我赋权。
出于对新浪微博上突然崛起的女权用户的好奇，笔者在去年用被访者驱动抽样方法对新浪女权用户进行了微博调查。在目前收到的334份有效回答中，虽然自我认同为“女权主义者”的微博用户居住一线、二线城市占比最多，分别为34.13%和23.65%，加起来超过半数，但在三四线城市、地级市、县城与乡镇居住的女性占比共计近1/3。
女权用户的年龄结构，18岁到22岁、23岁到30岁和31岁到40岁分别占29.04%、46.11%与17.66%，加起来是92.81%，18岁到30岁的人占75.15%。
企鹅智酷2018中国媒体消费趋势报告的数据表明，与新浪微博一样，资讯类App在过去两年以及未来的用户成长，仍然是以女性以及三四线城市用户为主。
由此可见，当“小镇”成为互联网下一个增量市场和利润洼地的时候，女性应该被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