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中共中央在上海时期的财务负责人、在党内尊称其“红色管家”的熊瑾玎迎来80大寿，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周恩来亲自赶到熊瑾玎家为他祝寿。在那个年代，周恩来还专门亲书一份证明材料：“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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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瑾玎一听怔了一下，冲朱端绶说：“总理要来‘呷’我寿宴……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几位帮忙的工作人员虽然没有完全弄懂熊瑾玎、朱端绶夫妇的长沙乡音对话，但“总理要来”还是听得明明白白，赶紧准备开来。
“不做不行！”熊瑾玎话音未落，周恩来已健步走进了熊家小院，爽朗地笑着说：“熊老，当年在上海，你就是我们的‘熊老板’……今天‘熊老板’80大寿，怎么，不欢迎我这个‘店员’来祝寿啊？”
“欢迎，欢迎！”熊瑾玎连忙迎上去，颤抖着握住周恩来的手：“总理，我熊瑾玎怎么担当得起？”
“担当得起，担当得起！”周恩来轻轻地拍着熊瑾玎的手背，冲站在一旁的朱端绶说：“当年，‘老板娘’可是风姿绰约啊，如今，头上已有银发了！”
朱端绶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岁月不饶人啊！好在总理风采不减当年，我和瑾玎真为您身体康健高兴！”
说话间，一位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着两瓶绍兴花雕陈酒进来了，周恩来介绍：“这是小平同志送给我的，今天我特地转送给‘熊老板’，为‘熊老板’祝寿！”
熊瑾玎和朱端绶不知如何是好，周恩来微笑着说：“那个时候，小平同志可也是‘熊老板’那家店里的一名‘店员’啊！”
……
这年5月，“文革”的政治风暴卷起，细心的周恩来因担心熊瑾玎、朱端绶夫妇受到冲击，专门亲笔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根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前中共党员为六万多人，清党后只剩下了一万多人。
其时，全国正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而原新民学会会员、41岁的熊瑾玎却毅然放弃原来优渥的工作，潜赴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秋天，党中央机关从武汉秘密迁回上海。次年春天，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受周恩来委派到上海，名义上担任中央会计，实际上则是中央财务负责人。而且，这位财务负责人还要物色办公用房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场所。
熊瑾玎是长沙县五美（今江背镇）人，他在《自传初稿》中回忆，我首先以商人面貌出现，去找适当的房子，在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有一处可由一个肮脏的小巷子进出的房子，可供政治局开会办公之用。
当时，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中共六大后政治局办公机关旧址）的天蟾舞台，是“江北大亨”顾竹轩开办的一座戏院，每天观众人来人往，三教九流，熙熙攘攘，非常热闹。隔壁云南路447号有一排坐西朝东的两层街面房屋，与天蟾舞台建筑联为一体，三开间门面，二房东是从事西医的周生赉，在一层开了一家“生黎医院”。
这里特别符合地下党选址的特点。如果地下党机关所在地是固定人流，一旦其他地方的人过来就格外引人注意；而这里，各色人等都可以光顾，无论白天黑夜，人流如潮，是一道天然的“掩护屏障”。
熊瑾玎选择这里，颇有心机。他经过多次考察发现，进入“生黎医院”可直接上楼，其背后那条不引人注目的弄堂也有楼梯可通行，熊瑾玎认为，这是个险中求安的好地方，适合设立党的秘密机关。
这天，一名身着黑色西装的男子和身着灰色长衫的熊瑾玎并肩走在四马路街头，在天蟾舞台对面的街道上停下脚步。西装男子留着大胡子，挺拔的鼻梁上架着墨镜；熊瑾玎则戴着圆框眼镜，眉目温和，气质斯文。此时天蟾舞台正逢散场，出入口人流如织，熊瑾玎伸手指向租下的房间说：“就在这。”
原来，这是周恩来扮成商人来察看房子。两人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周恩来悄悄地对熊瑾玎说：“古人云：‘大隐隐于市’。这里闹中取静，好！”然后，周恩来摘下墨镜，提高嗓门故意大声说：“从今天开始，这个地方就要麻烦‘熊老板’费心照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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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瑾玎的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而周恩来却隐隐有些担忧：如此重要的秘密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打理，实在难以应付，加之熊瑾玎已是一把年纪，仍孑然一人，没有一位“老板娘”陪伴，这容易引起外人的无端猜疑……
一天，周恩来忙完公务，特地把在门口招呼生意的熊瑾玎叫了进去，说：“现在一切都好，为了从长计议，组织认为，‘熊老板’还缺个帮手。”
“恩来同志，这话怎么讲？”听周恩来这一说，熊瑾玎有些摸不着头脑。
“主要是两个方面需要，一是机关工作繁重，你不仅要吆喝生意，还要处理党内事务，一个人难以应付；二是‘熊老板’人到中年，却在上海独自一人，这正常吗？所以，组织决定为你物色一名‘老板娘’，对内是同志，对外假扮‘夫妻’……你不要有什么顾虑，这些都是为了给机关打掩护。”
“这……”熊瑾玎皱起眉头，有些为难。
“现在，革命正处于低潮期，敌人穷凶极恶，大肆抓捕我党同志，情况十分凶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谨慎才是，这里的党中央机关，更不容有半点闪失！”周恩来郑重地说：“‘熊老板’，这个事情不能拖，请你今天晚上仔细考虑一下‘老板娘’人选，明天就告诉我。”
“老板，好走！”送走周恩来，熊瑾玎陷入了沉思，他想来想去，想到了自己的学生、在湖南互济会工作的朱端绶。这一年，朱端绶虽只有20岁，却是已有3年党龄的“年轻老党员”了。
次日，熊瑾玎给周恩来汇报：“朱端绶是长沙县路口人，这个妹子曾经是我的学生，为人机智干练，我认为她非常适合做‘老板娘’这份工作。”
“好，就这样定了。”周恩来干脆地说。
不久，人们发现了“福兴布庄”年轻貌美的“老板娘”，益加觉得“熊老板”厉害，是个做大生意的人。
每天天一亮，“夫妻”俩就开门迎客，“福兴布庄”的生意越来越好，进出此地的人亦越来越多。“熊老板”负责开拓业务、应酬客户、联络接头，“老板娘”朱端绶则在商号坐庄，照顾生意的同时，担任放哨、显影、抄写中央文件、传送中央文件、整理文件等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随着中共六大后中央各部门逐渐健全，“福兴布庄”成了中共中央的中枢。国民党特务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李维汉、项英、彭湃、邓颖超、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在“福兴布庄”频繁开会、办公，重要指示和机密文件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发出。
不知不觉，已近中秋。入夜，一轮明月高悬头顶，银色光华如水般泻在“福兴布庄”的窗前。
就着月色，熊瑾玎在煤油灯下伏案写写画画，随着墨迹在笔尖流淌，仿佛心中有无数的话要向在另一个窗口赏月的“老板娘”朱端绶诉说。
日久生情，共同的革命志向和追求，使得熊瑾玎和朱端绶两颗心贴得更近。熊瑾玎鼓起勇气，拿着手书，哆嗦着轻扣朱端绶居住的房门。
似是早有心灵感应，吱呀一声，朱端绶拉开房门，请熊瑾玎进屋。就在这间狭小的房间里，熊瑾玎曾教朱端绶古文和诗词格律，而今天，他要在皎洁的月光见证下，将自己写的一首诗朗诵给朱端绶听。
“端绶，我……写了一首诗……给你。”平时能说会道的熊瑾玎，这个时候还是结巴了。看“老板娘”没有拒绝，熊瑾玎便深情地朗诵起来：“小小朱家子，超然思不群。操劳孟慎德，俊丽卓文君。一见情如故，相亲意更殷。同心今缔结，共度百年春。”
“同心今缔结，共度百年春。”朱端绶明白熊瑾玎的意思，这是要把她这个假“老板娘”变为真“老板娘”。“瑾玎，我……我知道了。”朱端绶羞涩地低着头，不敢看熊瑾玎，“我喜欢这首诗，谢谢你！”
说完，朱端绶就有送客的意思，熊瑾玎退了出去。仿若一个美好的愿景伸手可及，可“熊老板”和“老板娘”两人之间的那层窗户纸还完好无损。
一夜无话。
第二天是中秋节，傍晚时分，周恩来突然登门拜访，满面春风：“今天是个好日子，天下亲人团圆赏月”，周恩来指着正在爬升的月亮对身边的熊瑾玎和朱端绶说，“有情人终成眷属，你们结婚吧。我做月老，好不好？”
熊瑾玎和朱端绶没想到周恩来会如此直截了当地捅破了隔在两人心间的窗户纸，偷偷地互相看了一眼对方，脸上漾着羞怯而幸福的笑容。“行了，就这么说定了！”周恩来笑道：“我看，咱们这事儿，今天就办！新郎官，还不去准备酒席，立三、小平他们几位已在路上，要来喝喜酒啊！”
熊瑾玎喜滋滋地搓着手，赶紧去订酒席。
月亮从东边的屋顶悄悄地露出了笑脸，月色将上海四马路映得斑驳陆离，光晕由深而浅，似有若无。举头望月，月是圆的，圆得像个银盘，天空一片明净；低头看月，月是散的，散得似那碎玉，大地一片柔和。
四马路陶乐春饭店二楼，熊瑾玎和朱端绶婚礼正在进行。周恩来端起酒杯，作为主婚人致祝词，李立三、李维汉、彭湃、杨殷、邓小平、陈云、关向应、陈赓等中共领导人和同志们纷纷向新郎新娘敬酒，祝福他们永结同心、白头偕老。末了，一贯活跃的陈赓还不忘幽默一把：“我看，最主要的是早生贵子！”
从这天起，熊瑾玎和朱端绶从一对为革命工作而装扮的“假夫妻”变成了情真意切的“真夫妻”。也是从这天起，熊瑾玎在党内被誉为“红色老板”或“红色管家”，而朱端绶则被尊称为“红色老板娘”。
显然，熊瑾玎和朱端绶对两人的结合很是满意。后来，朱端绶在《自传》中回忆：“瑾玎对我一往情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曾来做我的工作。同瑾玎一起‘生活’了3个月，我看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真心实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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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并叛变，周恩来截获这一情报后，果断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等机关火速转移，熊瑾玎和朱端绶迅即退租搬离。据房东回忆，“福兴布庄”搬迁后的第三天，国民党特务机关就派人前来抓捕，结果当然是“扑了个空”。
1932年9月，湘鄂西苏区斗争失败，熊瑾玎和朱端绶潜回上海，并开了一家酒店借以掩护身份。此刻，临时中央分配熊瑾玎负责内部交通，朱端绶因有孕在身，暂时看守机关内务。熊瑾玎把在湖南老家的大儿子熊侃文叫到上海，帮助经营酒店。
1933年4月8日清晨，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特务和法国巡捕破门闯入向志德家，将在家的5人一一捆绑，押上囚车。敌人还在理发店周围布下暗探，恰巧，熊瑾玎打扮成医师去给向志德送生活费，中了埋伏，被特务逮个正着。
1934年初，上海党组织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朱端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手里没有钱，自己和两个女儿都饿得骨瘦如柴。而饱受牢狱之苦的熊瑾玎患有肺病需要营养，监狱里的向志德一家和邓中夏的妻子李英（夏明）等同志也需要时常送些日用品和饭菜。
朱端绶把父亲和妹妹朱慧从长沙老家接到上海，又向老乡借了些钱，在法租界开了一个小酒店。在长沙县路口镇朱端绶纪念馆里，有一组蜡像生动地展示了“红色老板娘”朱端绶的风采：只见朱端绶站在柜台里，手拨算盘，而朱慧却穿梭在食客之间，传递茶水和菜肴……
姐妹俩起早贪黑，除想方设法卖酒外，还做一些猪头肉、卤猪肠、盐水花生米等下酒菜。“辛辛苦苦地忙碌一天，只能赚到一两块钱。家里有3个大人和两个孩子，监狱里还有6位同志”，朱端绶每个星期送两次饭菜和书报给熊瑾玎，每月去看关在监狱的难友，送些食品和日用品，日子过得清苦而忙碌。朱端绶在《自传》中写道：“我虽然受了这些苦，我是心甘情愿，因为我革命。”
经过长达4年多的官司后，熊瑾玎被反动当局判处8年徒刑。1936年，朱慧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熊瑾玎、朱端绶夫妇在上海的工作和表现。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派毛泽民、钱希钧夫妇前往上海，设法营救熊瑾玎。饱尝4年零5个月铁窗之苦的熊瑾玎终于获释出狱，旋即被派往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的总经理，并负责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财务工作。
说来也巧，负责监视《新华日报》的国民党团长竟是熊瑾玎与前妻所生的三儿子熊笑三。周恩来获悉后，立马派朱端绶去做统战工作。
在认识熊瑾玎之前，朱端绶就认识熊笑三。“五卅”惨案发生时，长沙掀起规模空前的反帝怒潮。朱端绶曾和湖南第一师范的熊笑三等人组成宣传队，到农村演戏，唤起民众。后来，熊笑三报考黄埔军校，走上行伍之路。
当熊笑三得知山下《新华日报》的总经理正是自己的父亲时，深感惊讶。作为儿子，他又不能不尽孝道。1939年除夕前，熊笑三团部杀了年猪。他让勤务兵将十多斤猪肉送至鹰嘴岩，托人转给《新华日报》。有了这个开端，朱端绶决定去熊笑三那“走一走”。
这次会面，朱端绶与熊笑三谈了两三个小时，临别，熊笑三还请朱端绶给父亲带话，他说：“过去，因为我们走的路不同，这些年音信全无。现在好了，国共合作抗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两党应团结起来，光复我们的锦绣河山……”
从熊笑三的团部回来后，朱端绶立即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欣慰地笑了，说：“不错嘛，‘老板娘’一出面就有收获！”
因熊氏父子都有公开的身份，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朱端绶频繁地出入熊笑三处，并从熊笑三那里获得了不少情报。有时，朱端绶在熊笑三家也会碰到一些陌生的面孔，有国民党军官，也有政客，或有阔太太们到家里搓麻将。人们看到朱端绶举止端庄、讲话伶俐，难免背后议论几句。这时，熊笑三的太太就淡然一笑，说：“她呀，可是我们笑三在长沙读书时的中学同学……她的丈夫是个很有钱的资本家啊！”
话说两头，说说熊笑三。
熊笑三本是黄埔六期生，南征北战，痛打过日军。1946年，熊笑三升任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5军的主力师——第200师师长，军衔为少将（后为中将）。内战爆发后，熊瑾玎多次派人捎话，叫儿子起义，投向光明。可是，熊笑三没有回应。1948年9月，熊笑三接替邱清泉，当上了第5军军长。
一个月后，熊笑三率部随邱清泉兵团撤离徐州，结果几十万大军在半路上落入了解放军的包围圈，困在风雪之中的陈官庄动弹不得。杜聿明、邱清泉都愁眉苦脸，一筹莫展，唯独熊笑三若无其事一般。1949年1月9日下午，解放军发起了总攻，杜聿明和邱清泉一俘一死，全军覆没。
十几天后，熊笑三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几千里之外的香港。至于熊笑三是如何“飞”出铁桶一般的包围圈？无人知晓，无人明说。上个世纪80年代，熊笑三回到大陆定居，直到1987年9月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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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父母，熊瑾玎和朱端绶很遗憾，他们共生了5个女儿，最后留下的却只有二女儿畅苏一个。四女儿出生11天就走了。五女儿驷午从小跟姨妈朱慧生活在上海。1948年到解放区与父母团聚时，却不幸患了白喉，失去了生命。1961年12月，31岁的大女儿耕午因患心脏病离开了人世。在失去的4个女儿中，夫妻俩对三女儿桑渝的死记忆尤为深刻，也最为痛惜。
1940年冬，桑渝半岁时患了肺炎，熊瑾玎和朱端绶抱着幼小的桑渝找到国民党开办的一家医院。
医生一边给桑渝检査，一边打量着其父母。熊瑾玎和朱端绶因长期地下工作需要，他们必须配一身“行头”来掩护，所以，医生见夫妻俩衣着光鲜，以为真的遇到了阔绰的“老板”和“老板娘”，便说：“先交10块大洋才能诊治。”
夫妻俩顿时脸上露出难色，熊瑾玎倚靠在门边，眉头紧蹙，朱端绶的手不由自主地插进衣服口袋里，她摸到了大洋，可是只有两块。望着高烧昏迷的女儿，夫妻俩央求医生发发善心，救孩子一命，可那医生坚持“10块大洋一个子儿也不能少”！
面对眼前这个见死不救的狠心医生，朱端绶的内心充满绝望，眼眶里蓄满了泪水，她怕被丈夫看到，仰头看向窗外。漆黑的窗外，北风呼呼，那声音像一把锋利的刺刀，直把朱端绶的心刺得生疼生疼。
回头一瞬，朱端绶的目光偏偏落在熊瑾玎随身携带的一个黑布袋子上。自从成为“红色管家”以来，熊瑾玎就随身携带着一个黑布袋子，里面装的全是银元和钞票，以备应对突发事件之需。
的确，熊瑾玎和朱端绶夫妻俩有钱。不仅熊瑾玎身上有一个装满钱的黑布袋子，而朱端绶也管着一个大钱袋子，她是《新华日报》会计科长，从她手里进出的钱财无数。
不过，在这个家里一直有一个铁的纪律：公私分明，生活再难，公家的钱一个子儿也不能动！
朱端绶绝望地看着熊瑾玎，夫妻俩痛苦不堪。
“瑾玎……要不，我们换一家便宜的医院？”朱端绶抱着孩子就往外走。
在重庆那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奔跑了一阵，终于寻到了一家中医诊所。老中医给桑渝拿着脉，铁青着脸对焦急的熊瑾玎和朱端绶责备道：“你们怎么做父母的？孩子没了才送来！”
犹如晴天霹雳，朱端绶当即昏迷了过去……
待朱端绶醒来，熊瑾玎抱着全身冰冷的桑渝，艰难地走进茫茫夜色中。是啊，前些天周恩来到《新华日报》开会，见桑渝没人照顾，还抱着她哄了好一会。而且，前不久夫妻俩还一起谋划了桑渝和两个姐姐的未来，长大后是成为一名记者，还是像妈妈朱端绶一样当会计……然而，这一切都远去了，竟来得如此突然。
共产党人具有钢铁意志，但也是血肉之躯。周恩来听闻熊瑾玎、朱端绶夫妇爱女桑渝因为缺钱而耽搁医治夭折后，悲痛不已，他请夫人邓颖超出面，将桑渝的尸体安葬在了与他父亲周贻能和邓颖超母亲杨振德等埋葬革命家属的同一块墓地里。
1941年1月，在《新华日报》社成立三周年的纪念晚会上，周恩来端着酒杯走到朱端绶面前敬酒，问起了朱端绶两个女儿耕午和畅苏的情况。“当得知姐姐和我都寄养在战时保育院时，周叔叔关切地对我母亲说：‘把孩子们接回来吧！我派人把她们送到延安去学习。’”据熊畅苏回忆，她和姐姐到延安后，经常会到周叔叔家里“打牙祭”，“一人一个荷包蛋，吃起来好香。”
耕午从小跟着父母颠沛流离，体质很差，到延安后经常生病。一次，她发高烧持续不退，这可急坏了在延安工作的姨妈朱慧。当时，受到封锁的延安严重缺医少药，万般无奈的朱慧只好给毛泽东求救。毛泽东听说熊瑾玎、朱端绶的女儿病了，毫不犹豫地拿出身边仅有的5支盘尼西林对朱慧说：“赶紧去救孩子吧！”
耕午、畅苏姐妹在延安生活了5年，亲身感受到根据地生活的幸福和温暖。抗战胜利后，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姐妹俩又乘飞机回到重庆父母身边。
全国解放后，熊瑾玎担任全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朱端绶担任国家建设部副部级干部。不久，熊瑾玎因年高体衰而居家休息，不过，他在家也闲不住，写了一本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为人知的书《革命老人徐特立》。
1973年1月24日，“红色管家”熊瑾玎走完了人生的第87个春秋。1994年1月24日，“红色老板娘”朱端绶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86岁。一对恩爱夫妻就连“走”，也“选”在了同一天，这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正如朱端绶在为她和熊瑾玎结婚45周年纪念照题的诗那样：“并坐读书犹恨远，相依散步并扶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