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英烈网

颜世彬烈士革命事略曹泽三张颜桂（1）

刘晓浦刘一梦传武绍鲁彭立恪潘兆仲（8）

沂蒙山区的革命火种

——李清漪烈士传略靳星五李守玉赵心斋（16）

热血洒鲁北花开遍平原

——李春荣烈士事略鞠吉和张金洪（23）

宋澄烈士生平荣成市民政局（30）

宋澄的故事董攀山（34）

忠贞不渝的革命战士

——深切怀念刘其人同志中共惠民地委党史委（46）

王子文传略高克亭王保民（53）

宋寿田烈士传略朱玮（61）

革命一生风范长存

——记李大光烈士孙文臣（68）

王寅生烈士传略聊城地区民政局（79）

为公忘私为国忘家

——李思孝烈士光辉的一生夏津县民政局（85）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先锋战士

——赵洪功烈士传略蓬莱县民政局（94）

杨勋普烈士传略肖文贞（101）

埋骨何须桑梓地英名千秋留泰山

——远静沧烈士生平事迹泰安革命烈士陵园（107）

李毓祯烈士传略罗先哲（113）

只留清白在人间

——袁汝哲烈士传略李中月（119）

人民的公仆

——记杨荆石烈士沂源县民政局（128）

鞠躬尽瘁育桃李

——李植庭烈士传略政协寿光县委员会文史组（138）

唯国唯民浩气长存

——记李佐民烈士莱西革命烈士陵园（147）

短暂青春奉献中华

——记苏晓风烈士李培汉逄守成迟凤可（155）

王鉴览烈士生平周合龙（166）

青年英雄朱光训吕振光（171）

“和平战士”姚庆祥即墨市民政局（180）

一片丹心为人民

——曲显明烈士传略荣成市民政局（184）

深切的怀念

——于学尼烈士生平事迹于洪葆（194）

忠贞为国赤诚为党

——单庭兰烈士传略傅永顺（202）

临淄人民的好县长

——张渔烈士传略淄博市烈士事迹编写办公室（208）

青山处处埋忠骨

——深切怀念战友刘天祥烈士肖锋贡喜瑞（216）

毁家纾难风范长存

——王玉璞烈士传略庄子荣（224）

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

——记朱光旭烈士淄川区编办（231）

用青春年华谱写的一曲正气歌

——赵吉祥烈士事迹陈兆华孙运超汲振环（240）

鞠永业和他的英雄排温颖温野（249）

留得芳名千古扬

——曹吉亭烈士事迹荆承昆庄子荣（255）

搏击长空的雄鹰

——王新训烈士传略李继涛殷华（264）

金融战线的拓荒者

——记门窗烈士王殿舜（276）

在烈火中永生

——记“灭火战斗英雄”阎正连烈士曹泽三丁献良（282）

威慑敌胆的特务大队长马功臣宋书林（290）

高耸于人民心中的丰碑

——记严力宾烈士曹泽三张颜桂（297）

为了人民的解放

——记史春英烈士栖霞县民政局（308）

颜世彬烈士革命事略

曹泽三张颜桂

颜世彬，化名尹发汤，1899年12月18日生于山东广饶县小张乡张郭村。1917年去法国当华工，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党组织派遣赴苏联学习，1930年奉命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到青岛工作，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兼青岛市委书记。1931年4月在青岛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同年8月19日就义于济南纬八路刑场，时年32岁。

背井离乡下西洋

当时，颜世彬的家庭，祖孙四代，十多口人，仅有土地一亩一分，破草房两间。全家靠租种地主的田地，艰难度日。

因家境贫寒，颜世彬自幼未曾上学，他的童年是和穷人家的小伙伴们一起拾柴草、挖野菜度过的。十多岁后，他便跟随长辈下地干活，或外出打短工，还卖过豆腐。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国民政府横征暴敛，沉重的税、租压在农民身上。颜世彬目睹贫苦农民虽然拼死拼活地干，总是年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遇到灾年还要逃荒要饭，卖儿卖女；而地主官僚不劳而获，却过着奢侈的生活，这黑暗的社会，不平的世道，使年轻的颜世彬义愤填膺，他曾向同伴表示，长大成人，要干一番济世救民的事业，改改这不平的世道。

一年，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天旱日久，又加瘟疫流行，贫苦农家粮尽炊断，众多乡亲身染疾病。在这生死关头，狠心的地主豪绅，却借机高利放粮放债，敲诈盘剥农民。农民对此十分愤慨。为了活下去，终于在一天夜里，爆发了“吃大户”之举，饥饿的农民们涌进一家地主的三亩高粱地，边砍边收。颜世彬第一次见此情景，欣喜若狂，也兴高采烈地参加了。他帮着站岗放哨，搬运高粱穗。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国北洋军阀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参加协约。并答应英法政府，来华招募华工，去欧洲战地服务。此时颜世彬的家乡一带，连年水灾旱情严重，许多灾民，背井离乡，出外逃荒。颜世彬一方面迫于家中生活拮据；一方面抱着出去闯一闯的想法，毅然背着父母，跑到金岭镇的华工招募处，报名应招。他被录取后，没有回家告别父母，便忍着极大的痛苦，离别了家乡，和其他华工一起，由青岛上船，开往法国。

异国他乡获新生

由于战争的摧残，当时的法国，成年壮丁死伤过半，一般工人也被征到前敌战场，后方军需品的制造、辎重的运输和战地服务，均奇缺劳动力。华工到法国后，有的分散到各工厂做工，有的被派往战场修筑工事，挖掘战壕，他们苦于合同的拘禁，倍受军事束缚，还遭受管理人员的百般虐待，许多华工因德国人施放毒气弹而中毒丧生。颜世彬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生活，饱尝了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战争的灾难之苦。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颜世彬进入法国的一个机械厂做工。他的收入极其微薄，为了积攒一点钱寄给父母，生活十分简朴。他每天劳作之后，虽然身体疲惫不堪，但还是坚持学文化，学法语，探求新的生活道路。

自1919年开始，我国大批有识之士，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真理。周恩来、王若飞、李慰农、赵世炎等就是杰出的代表。这些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十分关心在法的华工同胞。他们对华工进行了大量的组织教育工作，帮助华工摆脱了行会和帮口的束缚，建立起自己的统一组织——旅法华工总会，出版了《工人旬报》和《新工人》等刊物。颜世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自己朴素的阶级思想感情产生了飞跃。他认识到，此刻，他不仅是为自己的家庭而劳动，为个人而谋生，而是为拯救祖国，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开始工作和斗争。他和王清太一起参加了华工赤色工会，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颜世彬根据党组织决定留在法国继续学习和秘密工作，中断了与家庭的联系，成了一名职业革命者。

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迅猛发展，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的党员陆续回国，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斗争。还有一些党员，按照党的部署，从1923年开始，从法国转去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深造，后来，颜世彬也受党组织派遣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颜世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始，一边补习文化，一边学习俄语，后期又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当时，苏联的经济，由于国内战争，遭受严重破坏，食物和生活用品极端缺乏，学员们吃的是供应的少量黑面包，穿的衣服多是别国工人捐赠的，睡觉挤在一个通铺上，颜世彬以极大的毅力，克服困难，在学习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受命回国搞工运

为了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1930年秋，颜世彬奉命离开莫斯科回国，是年11月到达上海，12月即受党中央派遣到青岛工作。

那时青岛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敌人反动气焰嚣张，到处是白色恐怖，党的活动极端困难，革命工作几乎全部停顿。颜世彬到达青岛后，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紧紧依靠省委领导，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使党的组织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31年2月，党中央委派颜世彬为山东省委常委兼青岛市委书记，2月16日重新组建了青岛市委。在山东省委（当时省委驻青岛）和颜世彬的领导下，先后恢复和建立了中共沧口、四方、台东区委，还在一些大工厂及郊区农村建立了党支部，并举办了党员轮训班，由省、市委领导同志讲课。同时，在轮训班里还培训了部分工人积极分子，从中吸收优秀者入党，从而提高了党员的质量，壮大了党的组织。

颜世彬同志特别注意基层党支部的建设和纱厂工人的斗争。基层党支部开会，他经常亲自参加，进行具体指导。他结合工人的切身利益和工厂的实际情况，组织领导工人群众反对黄色工会，争取工人权利；反对资本家开除工人，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资等。通过这些斗争，团结了工人，提高了党和赤色工会的威信，工人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

从2月到3月，在市委领导下，四方机厂、《青岛时报》馆、青岛港务局、华新纱厂等先后进行了罢工斗争。同时，青岛三千多中小商贩，为反对苛捐杂税，也举行了游行示威。

4月1日，日本人办的钟渊纱厂爆发了工人“打狗”的斗争。当日本资本家的走狗把头毒打工人时，全厂三千多工人怒不可遏，一齐关车停产，并将平时狗仗人势的把头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工人们同时提出：开除工贼，减少工时，增加工资等7项条件，迫使日本资本家当天答应了条件。但日本资本家出尔反尔，自食其言，竟在当天晚上，要青岛当局派来大批警察镇压工人。颜世彬闻讯后，立即赶到钟渊纱厂，会同沧口区委书记王清太，连夜布置纱厂工人坚持继续罢工，坚持7项条件，并发动全市工人支援钟渊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刚成立不久的工人联合会，也分别发表了告纱厂工友和市政工友书，号召全市工人团结一致，援助钟渊纱厂工人的正义斗争，使青岛工人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清贫一身为人民

颜世彬平易近人，对同志关怀备至，经常与同志谈心，了解同志们的生活安排和家庭的困苦情况，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给予照顾。因此同志们都把他视为知己。过去和他相处过的同志，至今记忆犹新，都称赞他高尚的品德和赤诚的革命胸怀。

浩然正气留人间

1931年4月13日，交通员到青岛港大港码头，接取从上海运来的党中央的文件和刊物，在海关卡子门口处，因惊慌失措，文件暴露而被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交通员叛变，供出颜世彬的住址，致使颜世彬和王清太等同志被捕，并被抄去一批文件和书刊。接着叛徒带领敌人，连夜破坏了省、市委四处机关和印刷所，先后捕去省、市委领导干部和党员、团员、群众共24人。青岛党的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

敌人得知颜世彬是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兼青岛市委书记后，欣喜若狂，以为这是破坏山东和青岛党组织的极好机会，于是千方百计企图诱使颜世彬供出党的秘密，但颜世彬义正词严，不为所动。敌人恼羞成怒，转而使用种种酷刑，进行逼供，在五十多天的折磨中，颜世彬坚贞不屈，面对敌人，慷慨陈词，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罪恶行径，使敌人望而生畏，无可奈何。当时国民党青岛公安局给市政府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颜世彬最为坚强。

在青岛，敌人毫无所获，便于1931年6月13日，将颜世彬等人押送济南最高军法会审委员会再审。酷刑用尽，颜世彬几次昏死过去，但仍然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浩然正气。1931年8月，敌最高军法会审委员会，判处颜世彬等21名同志死刑。8月19日晨，敌人将颜世彬等同志押往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枪杀。沿途，颜世彬等同志大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不止。

刘晓浦刘一梦传

武绍鲁彭立恪潘兆仲

刘晓浦、刘一梦是亲叔侄，他俩年龄相仿，只差3岁。他们都是我省早期的共产党员。在二十年代，积极投身我党的秘密革命工作，刘晓浦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刘一梦曾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宣传委员。因叛徒出卖，二人先后被捕。1931年4月5日一道在济南英勇就义。刘晓浦时年28岁，刘一梦25岁。

一

刘晓浦、刘一梦出生于沂水县垛庄村（今属蒙阴县）一个外称“燕翼堂”的闻名遐迩的大户人家。他家在当地置有很多田产，还在济南、青岛等大城市设有商家字号。刘晓浦原名刘昱厚，化名刘小浦，石玉河、刘太和，1903年生人。刘一梦，原名刘增溶，一梦系笔名，另一笔名刘大觉，1906年生人，他俩虽系叔侄，但由于年龄相差无几，从小就像兄弟一样，在一块玩耍长大。到了入学年龄，先后入本村小学读书。

高小毕业后，刘晓浦到济南上中学。青年时期的刘晓浦，抱有实业救国思想，因而于中学毕业后，考入江苏南通纺织学校。因在校积极从事进步活动，被校方开除。后到上海，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在这里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教育，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党的秘密革命工作。

刘一梦在高小毕业后，考入临沂山东省立第五中学就读。中学毕业后，又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不久，也转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继续深造。他在这里很快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也是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其叔刘晓浦一道秘密从事党的革命活动。

晓浦和一梦既是叔侄，又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两人亲密无间。每年寒暑假期间，他俩一同去济南，住在晓浦的二哥刘云浦的公馆里。刘云浦是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时的省议员。他俩以刘公馆为掩护，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刘云浦见每天都有人到公馆来找他俩，因不明其中的底细，担心出事，因此，每次来住不多日，便匆匆打发他俩回沂水老家。

不管走到那里，他俩都没有忘记党的工作。为便于接近贫苦农民，回到农村就得在穿戴打扮上朴素一点。刘一梦平日架一副金丝眼镜，没等进村，就将眼镜摘掉。到家后，他俩主动接近家中的雇工和佣人，同他们攀谈。第二天，便到村里的穷人家串门。那些穷人见他俩没有大户人家公子少爷的架子，竟到他们穷人家来串门，从心里感到热乎乎的，都愿和他俩啦家常。叔侄俩借此来串门，从心里感到热乎乎的，都愿和他俩啦家常。叔侄俩借此机会，了解农民疾苦，宣传党的主张，开展农运工作，受到贫苦农民的欢迎。

1924年暑假，刘晓浦、刘一梦又在家乡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引起垛庄一带反动势力的恐慌和仇恨。他们派人密报沂水县政府，说刘家子弟在垛庄农民中宣传“赤化”，要求政府赶快派人去抓。由于密报者没有搞清楚“刘一梦”、“刘大觉”都是刘增溶的笔名，县政府便派了两个衙役，到垛庄去抓刘一梦、刘大觉和刘显厚。一打听左右邻居，都说刘家只有刘昱厚、刘增溶叔侄俩在上海读书，没听说有叫“刘一梦”、“刘大觉”的，弄得两个衙役不知如何是好，一时没有动手。这时，在村当社长的刘晓浦的哥哥，得知县里来人到他家抓人，急忙叫晓浦和一梦躲起来，后又将两个衙役请到家来，好酒好菜款待，并送了些钱，请他们多多关照。两个衙役酒足饭饱，又得了钱，何乐而不为，便将这事“关照”过去了。

事后，家中主事人将晓浦、一梦训斥了一顿，告诫他俩以后要安分守己，不要惹是生非。可是，风险和训斥一点也没有动摇他俩的革命意志，每到假期，他俩还是回山东的济南、垛庄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刘晓浦和刘一梦被党组织派到工厂、学校，深入发动工人、学生，声讨英帝国主义的野蛮罪行，支援爱国学生，救济受难同胞。

刘晓浦在上海大学毕业后，在江苏从事党的秘密革命工作，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不久，刘一梦也在上海大学毕业了，战斗在党的文艺战线上。

二

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28年刘一梦先后写成《失业以后》、《工人的儿子》、《谷债》、《雪朝》、《车厂内》、《斗》、《沉醉的一夜》、《暴民》等八篇短篇小说，作为《太阳社丛书》之一，于1929年由上海春野书店出版专辑，书名为《失业以后》。其中，写工人斗争的三篇，写农民运动的四篇，另一篇是写革命者生涯的。

《失业以后》这篇小说，展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工人罢工斗争的悲壮场景，形象地描绘了工人同工贼的智斗和力斗，着重刻画了青年工人朱阿顺的正直和勇敢。像这类直接反映产业工人的思想、生活与斗争的作品，在当时的革命文坛中并不多见，因而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好评，受到蒋光慈的青睐。蒋光慈将《失业以后》编入《中国新兴文学短篇创作选》第一集，选集书名仍叫《失业以后》，并且将这篇《失业以后》作为选集领衔的第一篇力作，以“显示中国新兴阶级文艺的最初的姿态。”

《失业以后》曾被鲁迅誉为“优秀之作”。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一文中写道：“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台静农的《地之子》，叶永蓁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传》，刘一梦的《失业之后》，总还是优秀之作。”

三

1928年5月，济南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消息传到江苏、上海，刘晓浦、刘一梦义愤填膺，他们分别联合各界人士，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大力支援济南受害民众。刘一梦同全国著名的七十多位进步作家联合署名（他的名字排在二十几位），连续发表三个宣言，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

是年秋，刘一梦被派来山东工作，担任共青团山东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后任书记。从此，这位年轻的战士又战斗在几年前他曾经活动过的济南和青岛一带。由于当时经费困难，也为了便于接近下层群众，刘一梦毅然脱下长衫，到工厂做过工，到饭馆当过跑堂，还到大街上拉过洋车。为了党的事业，刘一梦可说是历尽艰辛。

为了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刘一梦利用《济南日报》星期刊，办了个名叫《晓风》的周刊，由他担任主笔。他曾在《晓风》周刊上发表了《论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晓风》周刊很快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强烈影响，成为团省委的战斗号角，因而也就引起了大叛徒王复元、王用章的注意。二王派人到济南日报社暗中昼夜跟踪盯梢，没有得到什么。又派人到济南日报印务处侦察，捕去送稿人韩大华。韩供出联络员李天钧，李又供出刘一梦。

刘一梦被捕后，敌人妄图从他口中得到更多的党团员名单。先是用重刑逼供，刘一梦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只字未吐。后又采取诱降自首，刘一梦斩钉截铁地说：“这是妄想，你们看太阳是从哪边出来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高贵品质。

四

1929年4月，党中央派刘谦初、刘晓浦来山东恢复省委。刘谦初及其爱人陈孟君（即张文秋）、刘晓浦及其爱人曹更新先后来到山东，由刘谦初、刘晓浦、王进仁三人组成山东省委。刘谦初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刘晓浦任省委秘书长，王进仁任组织部长，陈孟君任妇女部长。

新建立的山东省委，领导山东党员，很快恢复和发展了被破坏的山东党组织，积极领导工人运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局面很快打开。新省委还采取多种措施，竭力营救被捕的同志。

为开展武装斗争，刘谦初、刘晓浦、王进仁等省委领导，于是年6月16日在《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中提出：今后山东军运工作的中心应是济南、潍县、青岛、泰安等驻有重兵的地方，工作的重点是士兵运动，并成立了军委。

6月下旬，省委书记刘谦初到青岛组织总同盟罢工，刘晓浦留济南工作。为策应青岛的罢工运动，决定7月2日在刘晓浦住处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有关事宜。谁知，和刘晓浦同住一院的一个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秘书，对刘晓浦的革命活动早有觉察，曾问刘是作什么事的，刘告以在虹桥小学教书。这个秘书便到虹桥小学去打听，说没有这样一个人，更引起了他的怀疑，便将情况报告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敌人利用这一情报线索，指派叛徒暗中盯梢，于7月2日逮捕了刘晓浦及其爱人曹更新和陈孟君。

敌人审问刘晓浦和陈孟君是什么关系，刘晓浦不慌不忙地说：“我们不认识。她走错门了。”

敌人一听，这和逮捕陈孟君时说的一样，暂将陈孟君作嫌疑犯关押。而对刘晓浦的案情却十分重视，一再威逼拷打。任凭敌人的残酷摧残，刘晓浦毫不动摇，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

青岛总同盟罢工开始后，刘谦初回到济南，得知陈孟君被捕，便立即转移。不幸，在明水车站被捕。因敌人已知他和陈孟君是夫妻关系，就将刘谦初和刘晓浦、陈孟君的案情联系在一起。

这天，敌人将刘晓浦、陈孟君带到警备司令部审讯，又带来刘谦初等7位被捕的同志。刘谦初见机会难得，趁敌兵不注意，同刘晓浦耳语了几句，统一口供。

敌人首先审讯刘谦初，接着审讯刘晓浦。不论敌人用鞭子抽，还是棍子打，他俩按照统一口供，谁也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敌人见用刑无效，便让叛徒殷钧才、吴保甫出面诱降，遭到二刘的痛斥，两个叛徒灰溜溜地走了。

不久，敌人弄清了刘谦初、刘晓浦和刘一梦的政治身份，即报南京国民政府，回电判处三人死刑。恰在这时，国民党内部发生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斗争，汪精卫斗败逃跑了，山东的改组派也逃跑了，审理他们案子的人也换了。山东党组织借此机会大力营救被捕的同志。党组织通过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将这一消息告诉三刘，要他们乘机说这个案子是改组派诬陷好人。这申诉果然起作用，新上台的敌人，将刘谦初、刘晓浦和刘一梦的死刑改为八年徒刑，陈孟君和曹更新先后释放。

1931年春，蒋介石下令调韩复榘的部队到江西“剿共”。韩原系冯玉祥部将领，后投靠蒋介石。蒋对其怀有戒心，早就想除掉他，苦于没有机会。这次让他出兵江西，是想借共产党之手除掉这个隐患。老奸巨猾的韩复榘，识破了蒋介石这一阴谋。韩为保存实力，应付蒋介石，便借口说“山东‘共匪’也很猖狂”，需留部队在山东“剿共”，拒绝出兵；并立即于4月5日在济南枪杀了我党22位革命志士，来证实他的话。刘晓浦和刘一梦就是其中的二位烈士，他们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本文原载《沂蒙英烈》第三集，编入本书时有删节。）

——李清漪烈士传略

靳星五李守玉赵心斋

李清漪，字泮溪，1902年出生在山东沂水县七里堡子村的一个书香门第。6岁时，其父李祥林便开始教他念书识字。1910年其父献房集资兴办山乡第一处平民小学。清漪也入校学习。他学习认真，刻苦努力，成为当时学校中年龄最小成绩最好的学生。

1911年，清漪10岁。一天先生要考一下学生的思维能力，便选择了对对联的形式。老师看到桌子上盛开的一盆水仙花，便出了一句上联：“水仙花好看”。限一分钟内想好下联。同学们都急得抓耳挠腮，答不出来。年纪最小的李清漪略一思索，举手答道：“山神苗可餐”。“山神苗”对“水仙花”，“可餐”对“好看”，非常确切恰当，老师和同学们无不拍手叫好。

1915年，李清漪考入下小诸葛完全小学读书。下小诸葛距他家有12里山路。有一年寒假，下了一场大雪，大道小路都被雪覆盖了。家中派人推着车子接他和四弟李清潍回家过年。李清漪看到车夫艰难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不忍心坐在手推车上，便和四弟下车与车夫一路步行到家。尽管十分劳累，雪水打湿了鞋袜，但是他们心里却是暖融融的。

清漪16岁那年，鲁中山区干旱严重，瘟疫流行，四乡盗贼蜂起，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暮秋，全村男女老少都躲到拦山墙（山名）上。山高风凉，贫苦群众衣着单薄，冻得颤颤栗栗，李清漪见状深为同情，便把自己带来的一些衣物分给大家避寒。乡亲们深受感动。

1919年，李清漪考入临沂山东省立第五中学。当时，该校是临沂城唯一的一所中学，学费与膳食较贵。那时，家中除供应他应交的学杂费外，还给他一些零花钱。但他很节约，从不乱花钱。他习字的仿纸都是用完正面，再用反面，然后再在大字空间写满小字，最后学期终了他捆在一起捎回家去给家里打壳子做鞋用。在临沂五中时，他不仅学习出众，而且经常操练武术，同时由于家庭的熏陶，酷爱绘画，更善篆刻，显示了他多方面的才华。

1920年，李清漪转入济南育英中学。这所学校和济南省立乡师、省立一中都是全省开展革命活动较早的学校。该校教师王翔千经常与王尽美、邓恩铭在一起进行革命活动。李清漪在这所学校里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教育。1923年他在育英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是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帮助下创建的。由国民党左派元老于右任任校长，李大钊推荐的邓中夏任总务长。李清漪考入该校后，初修中国古典文学，系主任是陈望道；不久转入社会系，系主任是瞿秋白。该校教员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李清漪在这里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并受到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教育与影响，思想进步很快。

在此期间，李清漪一方面在进步教师指导下攻读马列主义理论，同时也深入工人群众，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他参加了工人夜校的任教工作，向工人群众讲授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由于他学习刻苦，善于思考，革命立场坚定，表现突出，系主任瞿秋白很赏识他，并于1924年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清漪入党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致力于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他参加了学生讲演团，在工厂、学校、街道、农村向各界人士发表演说。他文笔犀利，语言生动，说理透彻，亲切和蔼，很受群众欢迎。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英国巡捕在上海南京路开枪打死中国游行群众，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帝爱国风暴。

有一天夜晚，上海总工会的几位同志在一幢三层楼房里秘密开会，不料被敌人发现。敌人派了一些流氓打手前来袭击。这些流氓手持刀棍斧叉，冲进房内乱砍乱杀。撤退已来不及了，大家上前奋力同匪徒搏斗。因敌众我寡，眼看要吃亏。李清漪便翻窗上楼，凭他当年的武术功底，从混战中冲杀出来，随即召集了许多工人赶来解了围，并将负伤的同志送往医院抢救，使他们脱离了危险。

1926年，李清漪受党组织派遣，随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北上，来往于平、津、保之间，联络国民军孙岳、邓宝珊等部，促其策应北伐。他曾携带油印机一部，在天津南开教员徐眉生处居住，每日早出晚归，忙忙碌碌，为党勤奋工作。

同年秋，李清漪积劳成疾。组织批准他回原籍休养。他携带油印机和一部分进步书刊，准备在家乡继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这天船到青岛，天色已晚。为避免敌人搜查，他办完住宿登记即去澡堂洗澡，将党内密件也随身带入澡堂。不料回寓时发现所带油印机及行李均被军警掠去。幸亏事先在住宿登记时已申明携带印刷教材用的油印机等物，不在违禁之列，当即与旅馆老板据理力争，老板理屈词穷，只得认赔。

李清漪一路上颠簸劳累，又染伤寒，到家后病情严重，曾昏迷数日。幸得名医治疗，方见好转。但已造成耳聋遗症，终未治愈。

李清漪大病初愈后，仍然继续他的革命活动。他首先出房集资在家乡办起了第一所平民夜校，从附近村庄招收了三十多名青少年参加学习。经费由他筹划，讲义由他编写和印刷。为了吸引更多的孩子上学，他编写了一首顺口溜：“不识字，苦难言，好似哑巴吃黄连；识了字，懂道理，天下大事明心间。”这几句话，好学好记，浅显易懂，很快就在周围传开了。于是，学生越来越多。

这期间，李清漪还在家乡发展党的组织。他介绍了埠前村李鸿宝等数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在沂水西北乡播下的革命火种。之后，李鸿宝又与沂水城瑞麟小学校长、中共党员邵德孚接上了组织关系，并以他们为骨干，组成了沂水县第一个党支部。

1927年4月，李清漪的身体已完全康复。他决定重返上海。4月5日，他来到了济南，遇到了在上海大学的同学汪伯阳（汪在共青团山东区委工作），方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上海总工会、上海大学均被反动派查封。组织决定，李清漪留在济南，担任山东区执行委员会技术书记。

当时，山东区委机关设在济南市徐家花园。一天，李清漪正在聚精会神阅读党内文件，一伙警察破门而入，李清漪因听力极差，未能及时发觉。及至警察闯入房中，李清漪急忙将手中密件吞食，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敌人又从房内搜查出一些进步书刊和密件，李清漪遂被逮捕。

李清漪被捕后，物证俱在，乃直言不讳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想从李清漪身上打开缺口，继而破坏我地下党的组织，便对李清漪施以酷刑。李清漪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两肋都被烛火烧焦了，但他威武不屈，意志坚强，誓死保守党的机密，三天三夜没吐一个字，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1927年5月23日，李清漪被敌人枪杀于济南市南圩子门外，年仅26岁。

李清漪同志被敌人杀害的消息传到家乡，震动了沂水西北乡的山村。许多有志青年，尤其是接受李清漪革命启蒙教育的青年，万分悲痛，个个义愤填膺，纷纷寻找党的组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有的揭竿而起，拉起了革命武装，直接与反动势力对垒。如火如荼的革命烈火在沂蒙山区燃烧起来。

李清漪同志被誉为是沂蒙山区的革命播火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坚强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激励人们奋勇前进！

——李春荣烈士事略

鞠吉和张金洪

192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在高唐谷官屯暴动失败后所作的《关于高唐、潍县等地农运工作的报告》中写道：“……在失败中所受的损失：牺牲了一个很勇敢而能工作的同志——春。……”这个永载史册的著名人物，就是高唐谷官屯暴动的组织领导者——中共鲁北特委书记李春荣。

1925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派李春荣去青岛开展工人运动。他身着工人服，装扮成工人模样，奔走于大康（现为青岛国棉一厂）、银月（现为青岛国棉二厂）、隆兴（现为青岛国棉三厂）等纱厂，出入工人宿舍，发动工人，组织斗争。因为他年纪轻，身材矮小，大家都称他“小工人”。

青岛纱厂工人罢工以后，李春荣被中共山东省委调往济南工作。

1925年5月29日，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胶澳督办，调集军舰，派兵包围了大康、内外棉、隆兴3个纱厂及工人住所，强行封闭工会，武装驱赶工人出厂，绑架工会负责人，血腥屠杀罢工工人，造成“五·二九”惨案。同时，上海也发生了“五卅”惨案。这时，李春荣正在济南。为了声援沪、青工人的反帝斗争，他参与领导济南学生和市民集会，在会上他发表了反帝演说，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他的演讲，激昂慷慨，深深地打动了在场者的心。接着，他亲自率领学生和市民上大街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声势浩荡。军阀张宗昌派出的大批宪兵警察，在勇往直前的队伍面前也无可奈何，仅能“维持秩序”而已。

“五卅”运动后不久，山东省委复派李春荣回青岛，参加中共四方机车厂支部书记李慰农组织的“胶济铁路总工会沪青粤汉惨案后援会”工作，支持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7月26日，按照山东督军张宗昌的指令，后方司令任锡吾率领大批军队赶到四方机车厂，先将“胶济铁路总工会沪青粵汉惨案后援会”和四方机车厂工会封闭；后又将各纱厂工会封闭，还大肆搜查工人住所，殴打工人，并逮捕了部分工人和学生。在这次武装镇压中，李慰农被捕并被敌人秘密杀害。李春荣等大批共产党员和“工运”、“学运”积极分子被通缉。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党组织通知李春荣迅速离开青岛。于是，他和刘子久先后到济南津浦铁路大厂和淄川煤矿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在津浦铁路大厂期间，他们发展共青团员20余名，为开展工人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27年10月，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成立了山东省执行委员会，李春荣当选为省执行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要有计划地领导农民运动。当时，在鲁北高唐一带，中共党员金谷兰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并建立了“红团”武装，农民运动蓬勃开展。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1928年初，山东省委派李春荣到高唐指导工作。2月，李春荣在高唐县谷官屯主持召开了鲁北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并明确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新旧军阀”、“平均地权”等政治主张。会议决定，进一步开展宣传工作和组织武装斗争。此后，李春荣同“红团”团长金谷兰一起，领导“红团”打土匪、斗豪绅，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在他们的具体领导下，“红团”首先镇压了阴谋破坏农民运动的谷官屯土匪李洪楼和惯匪郭景芳、张麻来、张罗，没收了大地主李重庆（李洪楼的侄子）的住宅作为“红团”团部。随后，又打击了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的大地主李干臣和高唐商会会长姚鼎汉，枪挑了五个官盐店的盐巡。一时，“红团”震动了高唐县境和山东各地。

在领导高唐“红团”斗争的同时，李春荣还经常到平原、禹城等地，深入农民之中，积极发展农协会员，组织革命武装。

1928年4月底，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决定，鲁北县委改组为鲁北特委，由李春荣任书记，李宗鲁、于赞之、金谷兰、张干民为委员。特委机关设在谷官屯。特委建立后，立即举行了会议。李春荣在会上介绍了全国的情况，分析了山东特别是鲁北的斗争形势；并宣布：按照省委指示，利用张宗昌撤离山东，蒋介石的军队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组织高唐谷官屯一带的“红团”，于5月4日举行暴动，建立谷官屯苏维埃。接着，李春荣把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和起义后的行动都作了周密部署。

暴动前，为便于对农民武装的指挥，特委决定：将“红团”改为“农民自卫团”，在谷官屯设立总团部，由金谷兰任团长，姜占甲、靳兴荣任副团长；将25个村庄的团员分编为7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5个小队，人数不等。约定各大队团员于5月4日到谷官屯集结，举行暴动。同时，特委还将恩县（现为平原县）一带的农协会员编成“农民自卫团第二团”，由郑安吉任团长，许传孟任副团长，作为暴动的后备力量。

5月4日拂晓，正当农民自卫团集结之时，由于暴动机密被敌侦知，驻守高唐的奉军县长张振声，指派县大队、县警备队，并联合城西大土匪头子李九（李彩题），组织了近千名装备精良的武装和土匪，包围了暴动指挥所在地——谷官屯。兵马布村外，匪徒入街巷，攀墙越顶，占据制高点。敌人袭入村后，农民自卫团员即手持大刀、标枪、铁蒺藜锤和少数步枪，勇猛拼杀，奋起反击。这时，被围在特委机关的李春荣，为了掩护村内其他人员撤退，不顾自身安危，当即决定带领李金亮、李瑞长冲出院子，向西撤退，以牵制敌人。突围中，李春荣身负重伤。李金亮、李瑞长背起李春荣就近隐蔽到地主郭金训的磨棚，准备待敌人离开后再行撤离。不料，他们的行踪被地主郭金训发现。这个反动家伙悄悄溜出大门，把匪徒招进院子。李金亮、李瑞长奋起同敌人搏斗，先后殉难。随后，敌人闯进磨棚，朝身负重伤，躺在地上的李春荣连刺数刀。郭金训又用坯块猛砸他的头部，李春荣当即昏死过去。

在战斗中，自卫团副团长姜占甲等10人牺牲，3人负伤。金谷兰从团部突围转移，但其家宅房屋悉遭焚劫。其邻居亦遭祸害。

匪徒见闪击得逞，遂呼啸而去。金谷兰和自卫团团员们在村里聚集之后，一边安排村民为牺牲的战友料理后事，一边救护负伤的团员。当他们赶到李春荣身边时，这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尚未气绝。战友们立即进行抢救，但终因流血过多，不幸殉难，时年22岁。

李春荣牺牲后，战友们把他安葬在谷官屯村西柳林中。在长期的白色恐怖下，革命群众用各种方式，秘密地悼念这位不朽的农民革命领导者。1935年8月，金谷兰刑满出狱后，又同战友一起到李春荣墓前祭奠。李春荣的英名和他领导的革命斗争的业绩，至今为人们传颂，并将流芳百代，光耀千秋。

（本文原载《鲁西英烈》（一），编入本书时，在文字上略有改动）

宋澄烈士生平

荣成市民政局

宋澄，原名宋锡奎，又名宋久山，化名刘文山，他是文登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是天福山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也是胶东抗日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41年，病故于鲁南革命根据地。

1910年，宋澄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黄山乡黄山村（现属荣成市）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求学期间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后来，他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加入了国民党。

1928年，国民党的活动在文登县公开后，宋澄到文登县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进行民主、民权斗争。他和老同学宋淑三等人，在黄山村组织农民夜校，发展了30多名农民协会会员。组织会员带领大批农民反对苛捐杂税，把设在黄山村的征包商机关的人员赶跑。宋澄还根据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带领农民协会会员夺取黄山村300亩公田的掌管权，无偿地分给无地和少地农民耕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可是，这一正义斗争，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反对和镇压，宋澄也被国民党丛镜月部所捕，后来由村民保释。

1930年，宋澄考入烟台省立八中。在学校里，他接触到共产党地下组织，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在这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31年夏，宋澄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家乡，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到国民党文登县党部任青年干事，并秘密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在此期间，他以“侦缉不法分子”为名，深入到工厂、学校、邮局和农村，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同胞激于爱国义愤，发起了抵制日货等爱国行动。宋澄响应党的号召，在文登一些学校，组织领导了爱国师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开展抵制日货等活动。同年10月，他和文登中学进步教师钟平山等人，成立了“三一读书会”，利用这一合法组织，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共卖国的政策，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12月下旬，宋澄先后发展了姜先政、王本贤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创建了文登县第一个中共党的小组，宋澄任组长。

1932年2月，宋澄根据党的指示，到北京西城区门头沟煤矿开展工运工作。当时这里的环境异常恶劣，反动派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宋澄始终以旺盛的革命热情工作着。他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秘密地把工人组织起来，有领导地同资本家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他领导的罢工斗争，坚持了两个多月，迫使资本家给工人增加了工资，并提高了工人的部分待遇。在共同的斗争中，宋澄与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33年3月，共青团山东省特委遭到破坏。中共北方局派宋澄到济南任共青团省委书记。7月2日，由于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宋澄不幸被捕，被判刑七年，监押在国民党青州第四监狱。

宋澄在狱中遭到敌人的酷刑折磨，但他坚贞不屈，勇敢斗争。他和同时被捕的张恩堂、田海山等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组织难友坚持斗争。他们创造出敲墙壁互通情报的暗语信号，沟通了“犯人”之间的联系。宋澄还在狱中主编了《难友》刊物，用来宣传党的主张，鼓舞难友坚持斗争，迎接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

为了改善“政治犯”非人的生活，宋澄领导狱中难友进行了绝食斗争，并亲自同监狱当局进行谈判。经过七天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再度合作，宋澄始得出狱。出狱后，他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取得了联系，接受了回胶东发动武装起义的任务，并将省委的指示信带回胶东。

1937年12月24日，理琪、林一山、宋澄等人在文登县天福山领导了武装起义，创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简称“三军”）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

12月31日，于得水、宋澄带领“三军”一大队到达岭上村，突然遭到国民党文登县县长李毓英勾结的县大队、保卫队等五百余人的包围。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保存抗日武装力量，宋澄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带领29人与他们谈判。结果，敌人背信弃义，宋澄被逮捕。同去的战士虽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抓去20多人。于得水指挥部队冲出了包围。宋澄等被押往文登。在狱中，宋澄等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由于我胶东特委的抗议和胶东抗日形势的蓬勃发展，顽固派未敢下毒手。后来，宋澄等人寻机越狱逃出。

1938年2月13日，“三军”司令员理琪、政治部主任林一山和宋澄等率一大队百余人，攻克了牟平城，摧垮了日本侵略者刚刚扶植起来的汉奸政权。当部队转移到牟平城南三里远的雷神庙时，被从烟台赶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包围。战斗中，特委书记理琪中弹牺牲，林一山负重伤。天黑后，宋澄率部队突围成功。

1938年3月，宋澄任中共胶东特委委员。4月宋澄和林一山等“三军”领导人，根据特委指示，率“三军”主力西上，开辟蓬、黄、掖抗日根据地。5月，“三军”和鲁东游击指挥部在黄县举行会议，组成抗日联军，马保三任指挥，林一山任政委，宋澄任政治部主任。9月18日，“三军”和掖县三支部队合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宋澄任支队政委。同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宋澄被调到纵队司令部任军务科长。

宋澄自天福山起义后，随部队转战胶东半岛，与敌人进行了无数次的战斗，先后攻克了莱阳、蓬莱、黄县城；创立了蓬、黄、掖抗日民主根据地；打垮过顽匪刘桂棠、投降派蔡晋康等部的进攻。他为胶东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

宋澄离开胶东半岛后，就蒙受冤屈，在鲁南被组织长期审查。在审查中，他讲党性，顾大局，任劳任怨。当他重病缠身、生命垂危之时，仍然关心着革命事业。

1941年宋澄病逝于鲁南抗日根据地，时年31岁。

山东纵队和中共山东分局在青驼寺为宋澄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分局书记黎玉在致悼词中高度评价了宋澄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

（滕学才、林治民、岳昌锁、王可鹏整理）

宋澄的故事

董攀山

闹集市痛打税狗子

1928年春。文登县黄山村，略显热闹。人们扛着柴，携着鸡，三三两两汇集拢来，赶这五天一次的大集。

市场上，包商头子王明九正在收税。

“好你个张老大，”王明九夺过一位老年农民的老母鸡，“竟敢逃避官税。这只鸡，没收！”

“王先生，你就行行好吧。”那个被称为张老大的农民死死地抓住自己的鸡不放，“我家里有病人，还等着它换钱买药呢。”

“去你的吧，再敢耍赖，我送你进监狱！”王明九一脚把张老大踢开，提着鸡转身要走。

“站住！”宋澄高大的身躯拦住了他。

这些天来，宋澄和老同学——黄山村小学教员宋淑三——一直在黄山村办农民夜校，发展农会会员。知道大家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早就想整治整治那些害人的税狗子，给群众出出气。

“噢，是宋大哥。”王明九双手抱拳，“鄙人正在履行公事，请问宋大哥有何指教？”

“请你把鸡放下！”

“放下？”王明九伸出一只手，“那好，拿来吧！”

“拿什么？”

“税款啊！”

“收起你那一套吧。”宋澄怒不可遏，“你以收税为招牌，中饱私囊，坑苦了百姓，养肥了自己。今天，这个‘公事’你就暂缓履行吧！”

“你……你放肆！”王明九被揭了老底，不由得恼羞成怒，“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弟兄们，给我上！”

呼啦一下，七八个打手围了上来。有的拿着刀子，有的握着短棍，有的攥着七节鞭。

“怎么，要动武吗？！”宋澄双手交叉抱于胸前，“今天，我倒愿意陪你耍两下。”说着，他向宋淑三使个眼色。

呼啦一下，七八十个青年农民冲了上来，将王明九一伙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时，愤怒的群众也上来了。

“打这些税狗子！”

“揍这些喝人血的家伙！”

几个小伙子铲起地上的鸡屎鸭粪就朝王明九的头上撒。

“姓宋的，你……你等着。”王明九一边扑打着头上的粪便，一边用力挤出人群。其他税狗子也一逃而光。

“乡亲们！”宋澄朝王明九丢下的桌子上一站，高声讲道：“王明九胡乱收税欺压百姓，是严重违犯三民主义的。我们要响应政府的号召，坚决同他做斗争。下次他再来收税，我们就像今天这样对待他！”

“打倒土豪劣绅！”

“反对苛捐杂税！”

祖祖辈辈受压榨的黄山村人，第一次喊出了自己的心声。

破奸谋巧施离间计

一天清早，整个文登城轰动开了。“打倒卖国贼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布满了大街小巷，并且一直贴到国民党文登县党部的大门口、大礼堂。

“宋干事”，县党部常务委员胡建民阴沉着脸，指着刚撕下来的一叠标语问宋澄，“昨天，你不是到文登中学等处侦缉不法分子了吗？怎么又出现……嗯！”

时值1931年末，面对日寇对我东三省的侵犯，蒋介石不但不抵抗，反而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反蒋抗日的标语，这对唤起民众，一致抗日，无疑将起到重要的宣传作用。作为国民党顽固派的胡建民，自然大为惊慌。

宋澄在1930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文登县党部干事。昨天晚上，他组织一些进步学生贴了一夜标语。看到胡建民的惊慌样子，不禁心里暗笑。

“是啊”，宋澄装出一副毕恭毕敬且又无可奈何的样子，“看来，这些共党分子并不在‘文中’，要不，怎么白天才去过，夜里又活动开了呢？”

“嗯”，胡建民若有所思，“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侦缉工作一定要抓紧，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我拿你是问！”

“是”。

“还有一件事”，胡建民喊住宋澄道：“快去安排一下，今晚我要宴请李昶年。”

李昶年是国民党文登县长。平时，县政府和县党部矛盾重重，李昶年与胡建民也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正是他们之间狗咬狗的争斗，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党在文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现在，胡建民要与李昶年拉近乎，其用意何在？

“胡委员”，宋澄凑近胡建民，“李昶年那小子你不是不知道，一贯飞扬跋扈，看不起人，你请他干什么？”

“这你就不懂了”，胡建民吐了个烟圈儿，“咱县党部才有几个人几条枪啊？要对付共产党，需要李昶年的保安团！”

“胡委员的意思是……”宋澄进一步试探道。

“哼！”胡建民两眼射出凶光，“这次，我要血洗文登城！”

宋澄心里咯噔一下子。他知道胡建民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便赶快退了出来，火速赶到文登中学。

宋澄把地下党员原道炳、江先正等人叫到一起说：“敌人要下毒手了！”他把胡建民准备血洗文登城的事说了一遍。

“好个胡害民”，大家一边骂着胡建民的外号，一边商量着对策。“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好好治治他。”

“对！”宋澄靠近他们说：“李、胡之间不是经常狗咬狗吗？我们是不是……”他做了个利用矛盾的手势。

“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赞许。当天中午，原道炳便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提着礼物来到了县政府。

“李县长”，原道炳向李昶年恭维道：“人们都称你为父母官，我们也深有同感哪。”

“哪里，哪里！”李昶年受到奉承，高兴得眉开眼笑，“为民做主嘛，本县长向来如此。”

“县长，”原道炳继续给他戴高帽，“自从你到咱县任职，众百姓安居乐业，一片太平啊！可现在却有人诬告我校赤化，这不仅是跟我们过不去，也是往您脸上抹黑呀！”

“竟有这等事情？”李昶年霍地一下站起来，“是哪个混蛋王八蛋？”

“县党部的胡委员。”

“姓胡的，真他妈不是玩意儿！”平时胡建民就好打小报告，李昶年深受其害。这会儿提及此事，他不禁火冒三丈。

这时，宋澄过来送信说，今晚胡建民举行宴会，请李县长光临。

“去他娘的×！”李昶年把手一挥，“回去告诉你们胡委员，老子不去！”

宋澄走后，原道炳马上切入正题：“李县长，我们准备教训一下胡建民，还望县长您多多开恩哪！”

“好说好说”，李昶年正中下怀，“我佯装不知就是了。”

“多谢县长！”

其实，李昶年也想借学生之手杀杀胡建民的威风。

原道炳拱手告辞。不多一会儿，县党部门前便人声鼎沸——文登中学500多名师生云集于此，要找胡建民算账。

“叫胡建民滚出来！”

“不出来就砸门！”

叮叮当当一阵响，大铁门被砸得摇摇晃晃。

李昶年嘴上答应，但就是不动。

无奈，胡建民只好硬着头皮把门打开。

“胡建民！”师生们即刻将其团团围住，“你诬告我校赤化，有何证据？”

“兄弟不敢。”

“还敢抵赖，给我打！”

一阵拳脚，胡建民被打得满地打滚。几个卫兵见师生们人多势众，不敢上前，眼睁睁地看着主子受皮肉之苦。

“还告不告？”

“兄弟我实在不敢。”

“不老实拉出去游街！”

于是，胡建民又被涂上大花脸拉上街头。

这时，李昶年怕事情闹大了对上司不好交待，便带领几个卫兵前来劝解。

师生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便顺水推舟，放了胡建民

受酷刑铁骨誓不弯

1933年7月，因叛徒出卖，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宋澄被国民党山东当局逮捕，被羁押在青州国民党山东第四监狱。

审讯室里，宋澄被五花大绑，一个长着鹰嘴鼻子的家伙怒视着他。

“宋澄”，鹰嘴鼻子叼起一支烟，“你骂我们挂羊头卖狗肉，可你吃着国民党的饭，干着共产党的事，你是挂什么头，卖什么肉啊？”

“共产党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可你们只知道祸害百姓，出卖国家，你们是地地道道的挂羊头卖狗肉！”

“哎呀！”鹰嘴鼻子把烟头一扔，“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弟兄们，香火的伺候！”

八个刽子手每人持一捆燃着的香，在宋澄面前晃动。

“说！”鹰嘴鼻子咆哮着，“谁是你的同党？谁是你的上司？你们的联络暗号是什么？”

“哼！”宋澄把头扭向一旁，“老子要是贪生怕死，早不用你们这帮混蛋劳心费神了！”

“烧！”

八捆香一齐戮在宋澄的身上，屋里顿时充满了皮肉的焦糊味。

“你说不说？”鹰嘴鼻子的脸几乎对在宋澄的脸上。

“啪”的一声，一口唾沫吐在鹰嘴鼻子的脸上。

“老虎凳，老虎凳！”

于是，皮鞭、烙铁、老虎凳……各种刑具轮番使用，但敌人始终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天，宋澄又一次从昏迷中醒来。他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洁白的被褥上，身上的伤口已得到包扎。面前的八仙桌上摆满了酒菜。一个胖似肥猪的家伙站在他床前。“肥猪”的身后是鹰嘴鼻子。

“啊，宋先生，你可醒来了。”“肥猪”快步靠近床前，而后回头装腔作势地训斥鹰嘴鼻子：“混蛋！怎么这样对待宋先生？还不给我滚！”

鹰嘴鼻子滚了。“肥猪”继续说道：“宋先生，鄙人近来因事外出，手下的人不懂事理，冒犯了宋先生，还望您多多包涵呀！”

“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宋澄冷冷地回答。

“没什么，没什么。”“肥猪”摆摆手：“本监狱长一向以友情为重，今天设个便宴，向您赔个不是，不成敬意哟。来，快请坐，快请坐。”

“监狱长先生”，宋澄挣脱“肥猪”的手，“你们一会儿刑罚伺候，一会酒肉招待，这，你不感到难为情吗？”

“宋先生可是多虑喽！”“肥猪”越发笑容可掬，“鄙人是一片诚意，别无他图哇！来，快请坐。”

“收起你这一套吧！”宋澄一脚把凳子踢开，“你们的鬼把戏我早领教过了。”

“好！”“肥猪”收敛了笑容，“我佩服你的刚强，可是，我要提醒宋先生一句，你们的那个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三民主义’才能统一中国，明白吗？”

“哈哈……”宋澄冷笑几声，“是啊，你们把东北三省统一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手里，把亿万同胞统一到了水深火热之中。你们口喊民族，干的却是卖国的勾当；你们高唱民权，可实行的却是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你们叫嚷民生，实际上弄得民不聊生。‘三民主义’到了你们那里，全成了鬼主意！告诉你吧，我宋澄只认准了一个理，那就是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住口！”“肥猪”像被杀似的嚎叫，“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啦，来人！”

“有！”

“帮助宋先生明白明白！”

审讯室里，又传出了阵阵皮鞭声。

绝食，已到了第七天。

难友刘仲华抱着奄奄一息的宋澄，泪如雨下。

“宋澄同志，你醒醒，你醒一醒啊！”

“小刘，不要难过。”宋澄用温和的目光看着这位不满15岁的党员，“绝食也是斗争啊！要挺住。”

“嗯。”刘仲华用力地点点头。

“张晔、金明、田海山同志怎么样啊？”

这些同志都是我党的地下党员，由于叛徒出卖，他们和宋澄先后入狱。

“他们斗争都很坚决。”

宋澄脸上露出了笑容，“敌人答复我们的条件了吗？”

“准备答应。”刘仲华回答，“不过，要我们派代表和他们谈判，现在，我们正研究派谁去呢！”

“不要研究了。”宋澄用力地支起身子，“我去！”

“你？”

“快扶着我，走！”

经过一阵唇枪舌剑的斗争，敌人终于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同志们高唱着《国际歌》，庆祝斗争的胜利。

遇敌寇血战雷神庙

天福山起义后，宋澄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一大队政委。

1938年2月5日，日军占领了牟平城。为了打击日寇气焰，鼓舞抗日斗志，2月13日黄昏，理琪、林一山、宋澄等“三军”领导人率一大队从昆嵛山东麓崔家口出发，冒着透骨的寒风，奔袭牟平城。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攻克了这座号称“铁宁海”的县城，共俘虏日、伪军一百多名，缴枪百余支，把日寇刚刚扶植起来的汉奸政权彻底摧垮了。

第二天上午10时许，大队人马携带战利品向特委驻地沟俞家转移。理琪、林一山和宋澄等领导和机关人员，来到了距县城不远的雷神庙。

就在大家说说笑笑，共庆胜利时，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鬼子！”

同志们抬头一看，一群鬼子兵正向这里扑来，为首的几个已接近庙门。原来，就在一大队攻打牟平时，驻烟台的日伪军300余人闻讯赶来增援，他们在牟平扑空后，在其飞机的侦察下，很快跟踪到这里。

“快，快进庙！”大家不约而同地分头进入东、西、北三面的庙房里。

“嘎……”敌人开火了，枪弹在天井里乱飞，鬼子兵鱼贯而入。

“打！”宋澄匣子枪隔窗一举，敌人的机枪手应声倒下。与此同时，理琪、林一山同志也指挥大家从西、北两座庙房里一齐射击，进庙的日军全部被消灭。

鬼子兵虽然数倍于我，但由于庙院太小，敌人一次不能进来许多，再加上我们分别躲在东、西、北三座庙房里，正好对进院日军形成包围之势，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敌人讨不上什么便宜。大家决心变被动为主动，就地歼灭敌人。

日军头目看他们的兵力那么多，反被我们20几个人打得进不了院，越发气急败坏。他举着指挥刀，逼着败退下来的鬼子兵继续往里冲。

“我叫你冲！”宋澄操起新缴获的轻机枪使劲扫射。“咕……嘎……”随着机枪的吼叫声，敌人一片一片地倒下去。

敌人撤退了，庙院里暂时处于沉寂。

这时，宋澄感到背上火辣辣的，用手一摸，是血。

“啊，你负伤了！”战士胡秀山发现了，关切地问。

“小声点”，宋澄示意不要声张。“刚破点皮，离心还远着呢！”

“同志们”，宋澄鼓励大家。“地形对我们非常有利，要注意节省子弹，坚持到天黑突围！”

天近黄昏，敌人发起了第七次冲锋。

由于子弹将尽，火力不足，敌人终于进了庙。

“抓活的！”敌人狂叫着，开始撞击庙房门。突然“咣”的一声，东面的庙门被撞开，五六个鬼子一齐进入。“呃——”躲在门后的宋澄手起刀落，两颗鬼子头同时落地。就在他操起第二刀时，两把刺刀同时向他刺来。说时迟，那时快，战士胡秀山一刀劈下，鬼子的刺刀被挡住。这时，宋澄的刀片也砍下来了。“啊！”的一声，又一颗鬼子头落地，另一个鬼子的手臂被砍断。敌人终于被拒之门外。战斗中，理琪和林一山都负了重伤。

天黑了，敌人放起火来。火苗初起，浓烟滚滚，与夜幕交织在一起，使人对面不见身影。突围的时机到了。

“同志们！”宋澄把大家集合到院子里，低声交待：“现在谁也看不清谁，在敌人没认出我们的时候，任何人不许开枪！”接着他让人抬着理琪、林一山和牺牲了的特务队长杜梓林居中，自己和几个年轻的同志居前，其他同志居后，迅速冲出了庙门。

这次战斗，在毫无准备、完全被动的情况下，共毙伤敌人50多名，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

（编写本文时参考了文登党史资料一、二、三集；《天福烽火》；刘仲华、刘时铁、田海山等同志的回忆。）

——深切怀念刘其人同志

中共惠民地委党史委

抗日战争时期，刘其人曾任清河军区副政委、渤海军区副政委兼行署主任，参与领导了清河、渤海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为创建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

刘其人，1934年入党，1937年参加红军，历任连、营、团、旅、师、纵队的主要领导职务。1953年以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组织部长，党的八届中央监委候补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4年1月16日，在济南军区总医院逝世，被批准为革命烈士。他戎马一生，身经百战，为人民解放事业和解放军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清河、渤海革命老区人民永远怀念他。

忠贞不渝为共产主义奋斗

刘其人，1916年2月19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蒲湾村一个农民家庭里。他10岁上学，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932年，在上千人的高小毕业会考中名列第二。他幼年丧母，勤劳、忠厚的父亲把他抚养成人。1933年，他考入文登第七乡村师范。在进步师生的影响下，他阅读了《列宁主义初步》、《辩证法入门》、《母亲》、《铁流》等进步书籍，并经常得到学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家语（谷牧）的帮助，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教育。1934年9月，由张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935年11月4日，文登乡师的党员们，遵照中共胶东特委的指示，参加了“昆嵛山暴动”。暴动失败后，刘其人逃脱了敌人的追捕，仍回学校秘密活动。因他积极参与发动“罢课”、驱逐反动教员等活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审讯时，他机智沉着，应付自如，未暴露身份，经友人保释出狱。在白色恐怖下，他四处奔波，寻找党组织。父亲劝他要安分守己，挣钱养家。刘其人说：“自古以来，忠孝难双全。国家将亡，家能保得住吗？”他离家出走，考入济南第一师范。但不久，又因参加进步活动，引起学校当局注意，被迫离开学校。1936年11月，他和张铎一起去北平寻找党组织。在北平，他们颠沛流离，栖身庙宇，有时只以稀粥度日。后来，在林一山同志的帮助下，他们才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卖掉被服行李做路费，于1937年4月奔赴延安，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派回山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在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先后任中队指导员、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等职，1940年4月调任山纵九支队政治部主任。

1944年1月，刘其人被任命为渤海军区副政委兼渤海行署主任。在对日大反攻中，他指挥一路部队，横扫胶济铁道线中段残敌，恢复铁山矿区。抗战胜利不久，他又奉命率领由三个团组成的山东解放军一个旅，经古北口、赤峰，挺进东北。1946年以后，他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联军第七师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副政委，参加了哈西地区剿匪、解放三肇、收复长春、保卫四平、三下江南等重大战役和战斗，为解放东北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后，他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政委，第一和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政委，为建设军事院校，培训军政干部做了大量工作。

竭诚尽职忘我地工作

艰苦朴素克己奉公

刘其人能清醒地对待和总结历史的经验，分析错误的危害，并且敢于解剖自己。1941年“肃反”时，他曾错误处理了几位同志，1943年后，当他觉察到自己的失误，便主动对那些同志的处理作了纠正。他在弥留之际，曾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子女说，在他革命的一生中，也有这样那样的偏颇和错误，伤害过一些同志，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失，每当思及，深感内疚。他这种勇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刘其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刁洪远执笔）

王子文传略

高克亭王保民

王子文原名廷相，幼名迎昌，化名海珊，到山东后改名王子文。1905年9月20日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南区王家沟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2岁时，父亲暴疾身亡，哥哥体弱多病，全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他的肩上。开始靠他砍柴养活一家人，稍大些就租田耕种。母亲是一位刚强豁达的农村妇女，时常叮嘱孩子们：穷，要穷得有志气。困苦的生活和母亲的教诲，培养了少年王子文的反抗意识。他16岁时，遇到被称作“王家五虎”的恶霸五兄弟的寻衅，当即抡起扁担将王家五兄弟打得落荒而逃。从此，王子文在当地获得了“硬汉子”的称号。

1927年冬，从共产党员王士英处，王子文第一次了解到共产党的主张，心胸豁然开朗，遂日益接近党组织。1930年11月，王子文由王明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转正，并担任支部委员。

起初，王子文等同志成立了赤卫队，由王子文担任队长。白天他们串乡走村，以打短工为名，联络可靠的穷兄弟，晚上便打土豪分浮财。南区山乡处处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身份暴露之后，绥德县委指示他们建立武装，和敌人作公开的斗争。1933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第五支队宣告成立。为了避免家人遭敌人杀害并表示自己准备为革命献身的决心，王子文动员妻子，让她带女儿改嫁。从此王子文就离开家，为革命事业整整奋斗了一生。

五支队由崔正冉任队长，马万里任政委，王子文任副队长。不久王子文升任队长。他和马万里同志带领五支队汇合清涧二支队，在泉阔则湾搞到了国民党高双成部队的30多驮商货；在绥德东南山区开辟了一大片红区。清涧二支队负责人白雪山同志牺牲后，他与马义（白炳炘）一起整顿了清涧二支队，然后避开敌军“围剿”，奉谢子长调令，率二、五支队急转南下，来到安定地区。在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的统一指挥下，王子文带领五支队一举攻入安定县城，砸开监狱，放出八九个被关的革命同志；与红二十六军三团一起，在安定西区消灭了从石湾开来的国民党军一个连；在谢子长指挥下，参加了张家圪台战斗，歼敌一个排；在刘志丹的指挥下，拔掉了川口守敌这个钉子。王子文在历次战斗中，都能沉着指挥，勇敢作战。他所领导的五支队到1934年底，已发展到80多人，40多支枪。

1934年11月，王子文当选人民代表，出席了陕北省工农代表大会，并被选为苏维埃土地部长，后兼任内务部长。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王子文又担任了中央苏维埃政府土地部建设科长。他参加了陕北根据地斗地主、分田地运动。他熟悉下情，总是坚持原则按政策办事，因而赢得了群众的爱戴，被尊称为“土地佬”。

1936年，华北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王子文正担任陕北东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代理特委书记，他带领黄河沿线的佳县、吴堡、绥德、清涧一带地下党组织，遵照上级指示，坚持开展反“围剿”斗争，与以优势压境的敌人周旋，保卫了苏区。他那红军必胜的信念以及钢铁般的战斗意志，给坚持斗争的同志和群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表扬和奖励。

投身革命后，王子文深深体会了没有文化的诸多不便，遂发奋学习。年复一年，由不识字到能看书看报，记笔记，起草讲话提纲，批阅文件，终于成了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高级领导干部。此后，他一直保持着学习的良好习惯，直到晚年，只要有空他就坐下来看书写字，提高理论、文化和专业知识水平。

1937年3月，王子文被选派到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由中央派赴山东，和同志们一起肩负起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重任。行前，在杨家岭聆听了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他们这批赴鲁红军干部的指示。1938年3月，在郭洪涛的带领下，王子文和霍上廉、高克亭、苏杰、王文、白炎波等67位同志，携带电台两部，以八路军政训处的名义经西安到达山东泰安县南上庄，和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及八路军游击队第四支队会合。5月，王子文被省委任命为济南市工委书记兼独立营营长。他带领独立营神出鬼没战斗在济南地区，杀日寇除汉奸，威名大振。

1939年3月至1940年8月，王子文先后任淄博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鲁中地委书记等职。他努力壮大党的组织，并在鲁中沂蒙山区建立了一支能攻善守的正规化部队（后编为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原一支队编为山纵一旅）。1939年6月，他们与兄弟部队一起粉碎了两万日军的大“扫荡”，在淄川、博山、蒙阴、临朐、沂水等县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年秋，取得王井歼灭战的胜利，毙青州日军守敌40余名，毙伤伪军120余名。

1940年9月，王子文调任新编的山纵一支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活动在沂蒙山区。

1941年7月至1942年4月，王子文任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粮食局长，后兼秘书长。任职后，将由部队征粮改为由地方征粮，供给部队、机关使用，并第一次发行了山东粮票，大大减轻了部队的负担。这一办法的实施，对抗战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均起了很大的作用。1941年11月，在反“扫荡”战斗中，他腿部多处中弹，从此成了二等甲级残废。

1942年4月至抗战胜利，王子文担任鲁中行署主任、区党委委员兼二专署专员，很注意团结民主人士，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反对“左”的偏向，反对乱杀人。

王子文在山东坚持了八年抗日战争，对创建沂蒙山区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八年中，他从地方到军队，从军队到地方，从搞经济工作到搞政权工作，他都坚决服从组织分配，而且干什么学习什么，钻研什么，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45年10月，王子文和罗舜初同志，带领一万多名工作人员从山东出发，进军东北。王子文到东北后，先是担任了辽宁省财政厅长、省委委员，中共南满分局驻北满办事处主任、党委书记等职。

1947年7月，王子文患肠膜结核，连作四次手术，取掉两条肋骨。术后伤口迟迟不愈合，需要天天换药，如此持续了近八年，但他始终没有中断工作和学习。惊人的毅力使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十分佩服，常被当作榜样，教育其他的干部。

1948年底，王子文到哈尔滨，先后担任哈尔滨铁路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局长、路局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并当选为黑龙江省委委员。1956年9月当选“八大”代表，出席了第八次全国党代会。

在哈尔滨工作期间，他总是身先士卒，在阻力和困难面前勇于承担责任。他胸怀坦荡，宽厚待人，团结了大批同志。为了管理好现代化的铁路企业，他努力学习文化，学习业务知识，还请苏联专家定期辅导。他在担任路局局长期间，已能自如地指挥铁路运输，从外行变成了内行。1950年至1952年，我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成立了中苏共管中长铁路理事会。王子文在理事会工作期间，既虚心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又坚持原则，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王子文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目睹了“左倾”机会主义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巨大危害，因此对极左的东西一直有较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对犯错误干部的组织处理上，他总是从关心爱护、热情帮助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55年路局工会主席犯了严重错误，在党委讨论对他的处分时，绝大多数同志同意开除他的党籍，唯有王子文保留意见。1957年反右倾时，机关党委书记提出一个囊括七八十人的右倾人员名单。王子文阅后说：“我不相信有这么多人反对共产党！”还一再向各级领导交待：“要求实，要对人负责，不要头脑发热！”有人要把在大鸣大放时给党委提了许多意见的干部、职工打成“右派”，王子文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人家提出的问题，我们党委确实存在，意见提得对，你不感谢，还要打人家‘右派’，共产党没有这个做法”。哈尔滨铁路局因为打不出“右派”来，而受到上级的批评。与他共事的干部却说：跟老王头一起工作，胆大，放心。

三年自然灾害时，王子文不顾自己的伤残带领全家和机关同志一起开荒种地。他不要特殊照顾，自觉地为国家排忧解难，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本色。

1961年1月，王子文当选为山东省副省长，分管调整工交企业的工作。他坚决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省委领导下，经过两年的努力，使全省经济形势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而进入了稳步发展的时期。

1962年12月，王子文担任了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对那些他比较熟悉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整过的同志，他经常去探望给予精神安慰。

马保三是1924年入党的老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敢于坚持原则，敢于讲真话，却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当时很多的同志怕受牵连，不敢接近他。王子文刚调到山东，知道了这件事，过年时就去看望他，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关切。马老见老战友对自己的友情像当年一样真诚，激动得热泪盈眶。省监委负责全省厅、局以上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调查研究，仔细核对材料，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和省委常委们统一思想，坚持按党的原则办事，昭雪了大批同志的冤案，使他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1967年下半年，王效禹召开省直机关当权派亮相大会。会上，有人质问王子文为什么不上台揭发省委书记谭启龙，他说：“我是省委常委，省委决定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是经过集体研究的，若有错误，我也有责任，不能全推到谭启龙同志一人身上。”亮相会后，两名原省委负责人被“解放”出来，在省革委工作。王子文得到的却是由会场一直贴到大门口的大字标语，满篇都是辱骂和恫吓。他因保持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气节，心里反倒很坦然。

1970年，王子文被任命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几个月后，查出糖尿病，但仍坚持工作。不久，在外出检查工作途中，胃痛得难以支持，经医生检查，已是胃癌晚期。病重住院期间，他还回兵团参加会议，关心兵团的生产建设，关心着一些被诬为“走资派”的干部的子女工作安置问题。领导和同志们到医院探望，他不谈个人病情，而是借机向组织反映他对山东工作和形势的看法，反复阐述党内斗争不要伤害同志，以及要注意联系群众，团结干部，关心干部的切身体会。他发现省立医院一位很有成就的科主任，住着一间半房，很感慨地对这位科主任说：你一家六七口人，住一间半房，担负着这么重的工作任务，晚上回家，孩子哭闹，没有地方安心学习钻研业务，怎么搞好医学科学研究？！事后，他向领导建议，要关心医院大夫、职工的生活，拨款建职工宿舍，解决他们的住房困难。

1973年1月2日下午，王子文同志与世长辞，终年67岁，同年3月5日，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批准为革命烈士，骨灰安放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

（本文原载《山东史志》1989年2期）

宋寿田烈士传略

朱玮

宋寿田，原名宋延祺，1899年出生在莒县招贤镇大罗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里。父亲宋文升，秉承古训，把忠、孝、勤、俭作为治家格言。宋寿田自小受着严格的封建家族教育，少年时在本村私塾读书。宋寿田性情刚直，富有正义感，对梁山一百单八将，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等英雄好汉非常佩服，岳飞挥刀立马杀金顽的故事则更是百听不厌。在学余课间，与同学们游玩时，他往往自扮岳飞，幻想着能做一个救国救民的大英雄。他的心地又非常善良，当时正值清朝末叶，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所以村私塾里虽有几个读书郎，但家境大都很苦，有的甚至不得温饱。宋寿田很同情他们，经常从家里拿煎饼给他们吃。

1922年，宋寿田考入驻临沂城的山东省立第五中学。这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已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鲁迅、李大钊等人的著作和进步书刊，已得到广泛传播。宋寿田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些书籍，对当时黑暗的社会，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在一次同学集会时，他登上讲台，慷慨陈词，抨击时弊，号召同学们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博得了广大师生的称赞。但他正义的行动引起了学校反动当局的注意，他们把宋寿田视为危险分子，加以“训导”，并通知他的父母对他严加管教。本分老实的老祖母唯恐孙子惹出祸端，又怕兵荒马乱，被拉了壮丁，于是令宋寿田退了学，回家务农。

宋寿田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学和慈祥和蔼的老师，非常痛苦，但他没有消沉，而是把所接受的新思想不断地向本村和邻村青年传播，并带领他们同农村中虐待童养媳、放高利贷等丑恶现象进行坚决斗争。他的行为触怒了村中封建宗族势力，被指责为大逆不道。祖母与父母双亲也对他严加训斥和管束。农村落后的封建意识，严重压抑着宋寿田的思想感情，但却束缚不住一颗向往光明之心。1924年春，宋寿田毅然冲破家庭的重重阻挠，到博山同兴公司，当了一名煤车押运工。

宋寿田到博山后，看到煤矿工人长年在井下辛勤劳作，而生活待遇却极其菲薄，对他们寄以深切的同情，深感不起来反抗斗争就没有出路。他曾在一首《咏矿工》的诗中写道：

井底新开小有天，

熙来攘往一绳牵。

采煤不顾风波险，

穿径犹将肢体踡。

乍见惊为泉下鬼，

重逢似作隔世观。

佛言地狱皆虚幻，

到此翻疑是信然。

这时，山东的工人运动在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领导下，掀开了辉煌的一页。以反压迫、反剥削，要求八小时工作制为内容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不断取得发展。这年夏天，宋寿田结识了王尽美和负责博山工人运动的邓恩铭以及济南火车站站长石钟智、铁路夜校教员孙景山等共产党员。他佩服他们光明磊落不与世俗合污的人格，向往他们先进的思想，于是积极向他们靠拢，主动帮他们做工作。经过多次接触，宋寿田赢得了王尽美等人的信任。不久，经石钟智、孙景山介绍，宋寿田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2月，王尽美抱病来到博山，对博山的工人运动作了具体指示。同时介绍宋寿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宋寿田入党后，看到了中国的前途，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方向，更加忘我地投入革命工作。不久，宋寿田的同乡，同兴公司经理宋次陶见宋寿田有文化、善交际，便提升他担任了同兴公司大昆仑煤炭站的会计。从此，他便以经营煤炭的职业为掩护，秘密从事党的交通工作。

1925年6月，正当山东工人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早就患有肺病的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负责人王尽美病情恶化。宋寿田惊闻此讯，急忙赶往青岛探望，接着经组织安排长途跋涉送尽美回家乡休养。一个月后，王尽美生命垂危，再送青岛医院治疗无效，不幸与世长辞。宋寿田悲痛万分，面对王尽美遗像，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先烈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1926年初，宋寿田家乡曾受过宋寿田教育的青年葛醒农、宋延琴为谋求生路，双双离开莒县家乡到博山投奔宋寿田。寿田热情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在大昆仑煤炭站当推销员。闲暇之时，宋寿田经常向他们讲述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和革命道理，条件成熟后，又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宋寿田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向公司要求到青岛分公司任职公司同意他的请求，任命他为公司会计。临行之前，他推荐葛醒农接任了他在博山的工作。宋寿田到青岛不久，青岛分公司的经理调走，他便接替了经理的职位。

为了便于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宋寿田担任经理后，把妻子王菊玉与年方9岁的弟弟宋延平（即宋平）从家乡接到青岛。接着，他把葛醒农、宋延琴从博山调到了青岛分公司，让他们干会计和业务员，又从家乡请来一名叫宋鹤云的人当厨师，这样，青岛分公司的成员基本上都是自己人。这期间，宋寿田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经常印刷传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的消息。有一次，他们甚至把揭露青岛港务局内部丑闻的材料贴到港务局局长家的大门上，引起反动统治者的恐慌。

1928年底，已担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葛醒农，因共产党嫌疑被捕入狱。当时，宋寿田正在济南向省委汇报工作，省委便指示他千方百计营救葛醒农。宋寿田立即动身到博山，约同宋次陶一起星夜奔赴青岛。经过周密筹划，派一位女同志扮作葛醒农的妻子前去探监，借机告诉葛醒农在狱中对敌斗争的策略，同时设法筹集了一部分银元保释葛醒农。经过多方努力，警察当局以证据不足释放了葛醒农。这件事过去之后，宋寿田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为了不暴露他的身份，省委命他迅速离开青岛到济南，仍以同兴公司煤炭推销员的身份做掩护，进行革命斗争。

宋寿田到济南后，确定由同乡宋彬如、宋延琴出面，在经一路纬三路开设一处“德成泰”煤站，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都以联系买煤为名同宋延琴接头，然后由宋寿田接待。有的同志负有使命来此，在接头之后，就相约到经七路纬六路的“公心里”住宅中密谈。寒来暑往，小小煤站不知保护过多少革命同志，接待过多少共产党员。

宋寿田的革命活动，终于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1年深冬，在一个寒风刺骨的下午，4名手持武器的反动警察，踢开了宋寿田办公室的房门，出示了逮捕证。宋寿田情知有变，但并不惊慌。他沉着地向勤杂工张秀本递了一个眼色，便昂然走出了门外，聪颖的张秀本立即领悟了宋寿田的用意，急忙溜出公司，跑到宋寿田家，将宋寿田被捕的情况告诉了他的妻子。宋寿田的妻子王菊玉闻此噩讯，连忙通知正在家中居住的几位同志转移，并迅速将家中存放的党的文件和书籍投入院子的枯井内。当警察前来搜查时，一无所获。

宋寿田被捕后，被关押在纬八路监狱。敌人为从他口中抠出山东党组织的情况，对他施以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水鞭抽笞，无所不用其极。身强力壮的宋寿田被他们折磨得口吐鲜血，几次昏死过去，但他丝毫未泄露党的机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移的高尚气节。愚蠢的敌人将宋寿田折磨了40多天，却未得到一点他们想要的东西。地下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宋寿田，花了1000块银元买通警察局的头目，将宋寿田保释出狱。

宋寿田不仅革命立场坚定，为人也很宽厚、善良。平日里经常有家乡的一些贫苦百姓因生活所迫前去投奔他，求他帮助找个糊口的差事，他都热情接待，尽力帮忙，因此家里来往的人很多，有时一天要吃去一袋子面粉。他不仅全力为穷乡亲分忧解难，为他们寻找职业和生活出路，临走时，还送给他们路费和零花钱。因此，宋寿田在家乡也很受人们的称赞，得了个“莒县宋公明”的雅号，宋寿田对从小跟着他的弟弟宋平也很注意培养教育，时常给他讲述一些革命道理，激励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我中华大地上践踏。在这关系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宋寿田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决要求到抗战第一线去。他经常对家人说：“国之不存，家又安在？热血男儿就当毁家报国。”党组织看他求战心切，便批准了他的要求，派他回莒县组织发展抗日武装，于是，宋寿田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携带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回乡后，他卖掉了家中3亩好地，作为筹组抗日武装的资金。1937年初冬，他又变卖一部分家产，到济南购买枪支弹药。当他带着购买的两支手枪上火车返乡时，不幸被尾随在后面的敌人逮捕。

宋寿田在狱中，凭着自己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凶狠的敌人为从他口中得知山东党组织的情况，对他施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酷刑，宋寿田严守党的机密，宁折不弯。由于受刑过重，生命垂危。后经党组织的多方营救，敌人同意他保外就医。从家乡闻讯赶到济南的王菊玉望着遍体鳞伤的丈夫，不禁痛哭失声。宋寿田用颤抖的双手擦掉了妻子脸上的泪花，深情地说：“干革命，打天下，哪有不流血牺牲的？我若有个三长两短，你千万要好好拉扯孩子，不要悲伤，教育他们走正道、干革命。”不久，宋寿田终因伤势过重，虽经党组织安排多方治疗，仍不幸于1938年初春溘然长逝，年仅40岁。

宋寿田去世后，为躲避敌人的搜捕迫害，王菊玉带领一双儿女在济南隐居起来，过着清贫的生活。解放后，其弟宋平几经查询，才打听到他们的下落。1987年11月，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宋寿田为革命烈士。

——记李大光烈士

孙文臣

少年立志自强不息

李大光，原名李文芳，字墨园，1898年3月31日出生于莱阳县万第镇小徐格庄村一个农民家庭里。祖父李春第是一位私塾先生。父亲李龙云在烟台经营小杂货摊时，不幸被海啸吞去了生命。二叔和三叔在家靠耕种几亩山地维持一家20余口的生计，遇上天灾，粮食歉收，家人就要吃糠咽菜。生活的艰难，使少年的李大光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李大光自幼跟随祖父在私塾读书，祖父去世后的1916年，他考入莱阳县源水夼高小。在那里读书三年，因家庭经济拮据，不能继续升学，只好在家帮助叔兄种地。

童年时期的李大光，喜爱看戏和听盲人说书，每逢盲人进村说书，他场场不误。当盲人说《水浒传》、《岳飞传》时，他被书中的英雄豪杰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十分敬佩这些英雄豪杰，当听到旧官府和地主恶霸如何欺压百姓时，便激起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对反动势力的憎恨。他暗下决心，自己长大以后，也要像英雄好汉们那样，去和反动势力抗争。

因父亲去世早，少年的李大光经常受到富家子弟的欺负和打骂，使他不能忍受，他要学习英雄好汉，下决心练功习武。到十几岁时，正好外村有人来到小徐格庄办拳房（开武术馆），他经家人同意后，每晚都到拳房习武。由于他聪明伶俐，又加刻苦学习，终于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同时也磨炼了他那自强不息的性格。

创办学堂热心兴学

1919年伏月李大光高小毕业，这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动荡的时期，军阀连年混战，地主豪绅横征暴敛，致使国弱民穷，又加帝国主义疯狂掠夺，使平民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也是中国掀起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列主义时期。国内人民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呼声愈来愈烈。时代的风云，爱国的浪潮，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青春的热血，把从小饱尝人间之苦的李大光推向了革命的道路。他认识到人民的贫穷，国家的屈辱，皆因民无文化。欲富民强国，必先育人。于是，他毅然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21岁的李大光在小徐格庄创办了学堂。

在学堂里，他试用新法教学，采取“启发式”和“问答式”的方法，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提倡新文化和白话文，教学生写诗作文用通俗语言，并利用一切机会和公开场所对学生家长宣传用白话文的好处。是年冬，村里唱戏，他为戏台写了对联，上联是“大花脸呜呜呀呀迈出前台来”，下联是“小花旦扭扭捏捏走进后台去”，横幅是“都来看戏”。群众看后都赞扬李大光有学问，写的对联一看就懂。

由于李大光办新学堂，采用新法教学，受到乡亲们称赞，因而入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学生增加了，他一人教不过来，又聘请了同学董士林来学堂任教，使学堂办得很红火。然而，却受到本村封建地主李春蓝的掣肘，千方百计地对学堂进行捣乱，指使其亲信抢走学堂的桌椅、条凳及其他设备，企图重立私塾。李大光对李春蓝这种蛮横的行径十分气愤，立即组织乡亲们夺回被抢走的学堂的设备。李春蓝见此暴跳如雷，组织其亲属行凶动武，大打出手。李大光毫不畏惧，凭借一身好武功，一人能抵挡他们数人。李春蓝用武未能得逞，便跑到县衙诬告李大光聚众打人。李大光对此毫不示弱，自己写了状子，在县衙出庭对审。大堂上，李大光以理据争，寸步不让。并揭露李春蓝在村里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等劣迹，使李春蓝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气昏倒地。官司打赢了，学堂又恢复上课了。乡亲们都非常佩服李大光敢作敢为，随即编了“李墨园吹箫弹弦子，李春蓝愁得割辫子”的顺口溜来赞扬李大光斗败李春蓝的胜利。

投笔从戎寻路救国

他在洛阳学兵期间，耳闻目睹的是军阀吴佩孚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不但不御外，反而军阀之间勾心斗角，连年混战，把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李大光本来想投笔从戎，寻求救国之道，可现在看到的却是封建军阀卖国害民，完全与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便不愿意在这里干下去，决心逃走。

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李大光悄悄打点好简单行装，溜出了校舍，急急地跑到洛阳火车站，爬上了火车。在火车上，他依窗而坐，眺望着中华大地，心想何时才能消除外患，排除内忧？下火车后，沿途乞食返回了故乡。

移风易俗宣传放足

尽管李大光学兵不成，但洛阳之行，使他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反面的教育，使他认识到，千百年来，封建主义反动腐朽的统治和封建道德礼俗的桎梏，使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人民愚昧无知，以致国弱民穷，所以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因此，李大光一面教书，一面积极宣传破除封建道德礼俗，倡导树立新道德、新风尚。他向群众说：“女人裹足是千百年来一种摧残妇女身体的陋习，使脚骨变成畸形，不能走路，妨碍劳作，更不便于参加社会活动。”

对于妇女放足，人们一时还接受不了。他除口头宣传放足的好处外，还趁正月十五闹元宵之机，扎了两只纸鞋灯，一只是裹足女人穿的红鞋灯；一只是放足女人穿的绿鞋灯。他在红鞋灯上写着：“金莲金莲，害人不浅，终身残疾，不能种田。”在绿鞋灯上写着：“放足放足，终生不苦，行走如飞，种田得谷。”他将这两只鞋灯挂在大街旁的树枝上，村里男女老少都来观看，大家都说还是放足好。李大光先动员两个妹妹放了足，又说服村里一个拐腿人不给闺女缠足，这个闺女在农忙时帮助父亲种地，同男孩子一般劳动，大家都说，不缠脚就是好，人们渐渐地不给女孩子缠脚了。

投身革命光荣入党

1925年11月，在济南农业专科学校读书的中共党员宋海艇，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家乡，在万第小学以教学为掩护，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李大光参加了宋海艇组织的教员学习班，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向导》等马克思著作和革命刊物。通过学习，使他那一颗向往革命的心即刻沸腾了起来，他成了小学教师中的活动骨干。

李大光回到小徐格庄后，一面教学，一面积极宣传革命道理。时值冬闲，他便成立夜校，组织贫苦农民学文化，传播革命思想，揭露军阀张宗昌横征暴敛和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罪行；积极发展农民协会会员，成立农民协会组织。为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他画过一些漫画，反映地主的残暴和农民生活的悲惨。他还编写了剧本《洪魁卖妻》。自己当导演又当演员。剧的内容是：一位贫苦的农民，由于家境贫寒，还不上地主的债，忍痛割爱将妻卖掉。剧情悲惨感人，群众看后，有的流泪，有的泣不成声。这年冬，由宋海艇介绍，李大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大光入党后更忙了。他不仅忙于教学和革命宣传，还为发展党的组织奔波。到1927年春，党组织扩展到海阳县的夏泽、黄崖、桑梓口等村。海莱边区大部分村庄留下了他的足迹。

组织群众抗粮抗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军阀、官僚、土匪、流氓纷纷出笼。他们纠集散兵游勇，拉马要枪，征粮逼税，制造白色恐怖，搞得老百姓不得安生。1928年夏，小徐格庄李云兴的马，被土匪左玉农抢去，李大光闻讯后，义愤填膺，他陪同李云兴去城里找左玉农论理。他面对左玉农，慷慨陈词，说得左玉农无言以对，最后左玉农匪气发作，以“侮辱本司令，挑衅闹事”为理由，将李大光扣押起来。李大光借机对看守进行教育，揭露左匪欺压百姓的行径，并为看守写字画画，看守很受感动，于是，在一天的深夜，看守偷偷地把李云兴的马牵出来，让李大光骑着，悄悄地逃了出来。

李大光逃出来之后，继续与土匪进行斗争。他与从黑龙江回来不久的爱国人士梁元善商量，在莱海边区村庄发动群众，成立自卫团。通过自卫团员向群众揭露土匪的罪行。并在自卫团中秘密发展党员，组织群众抗粮抗税。李大光的行动，激怒了盘踞在莱阳城的军阀施忠诚，他派兵到梁家夼等村抢掠，并发布告通缉梁元善和李大光等人。在白色恐怖下，李大光有家不能归，只好走了前辈人说的“没有法子上关东”的道路。

辗转东北抗击日寇

李大光到了吉林省的虎林，他二叔父在这里开荒种地，兼营一个小磨坊。开始李大光在这里协助二叔父种地和经营小磨坊。到1929年，他二叔父年迈返乡，李大光继续留在这里。不久，他将磨坊卖掉，开了一爿照相馆，以此为联络点，联系进步人士，开展党的工作。为秘密起见，他在春节时写了副对联，上联是：“爆竹一声打出邪鬼去”，下联是：“檀香三支迎进财神来”。横幅是：“一统天下”，其寓意是：广大群众要组织起来，把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欢迎共产党来领导人民闹革命，统一中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在这国亡族灭的危急关头，李大光卖掉了照相馆，于1932年参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1934年党组织派他去苏联海参崴国际师范大学学习。此时，李大光改名为李一。

李大光在苏联学习期间，不仅学习文化和革命理论，并且学会了俄语，1936年毕业后，党组织又派他返回山东莱阳，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组织“民先”宣传抗日

自1933年和1934年省工委交通员徐元培、县委军事委员贾丕钦叛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莱海地区，党的活动处于低潮，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转移到外地；未暴露身份的党员仍坚持秘密斗争。李大光从东北回来后，面对这种形势，他不顾长途颠簸的劳累，立即投入了新的斗争。

他开始留起胡须，自称羊胡子，在村内以开粉坊为掩护，利用与广大群众广泛接触的机会，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和人民生活的幸福，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走俄国人的路。时逢国民党北麓乡校到各村抽丁，李大光闻讯后，带领群众向乡校开展反抽丁斗争。有一次乡校要抽小徐格庄的李文蔚，李大光告诉李文蔚装疯，李照此办理后，果然逃避了抽丁。

不久，李大光经地下党员介绍，与海阳县委书记刘仲益取得了联系，两人交谈后，志同道合，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了革命友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大光与刘仲益便在海莱边积极组织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建立了“民先”组织。在此基础上，两人又发动群众在海莱边成立了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李大光担任了宣传队长，组织“民先”队员在海莱边的村镇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此外，李大光还与石龙沟村的宋桂生等人分头去做乡校的工作，说服乡校起来与他们共同抗日，并在乡校发展李典云为“民先”队员，通过李典云掌握了乡校内部的情况。

一九三八年农历四月初八，是海阳县发城山会，这天周围群众都来赶山会，李大光认为这是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好时机，他步行几十里赶到那里，登上戏台，面对赶山会的群众，侃侃而谈，宣传抗日救国。赶山会的群众被他的演讲吸引住了。然而，他的演讲却遭到了发城乡校校长姜仁九的盘诘，并质问李大光：“你们莱阳为什么到我们海阳来宣传？”李大光说：“你们的蒋委员长说过，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为什么不能到海阳来宣传？”说的姜仁九抓耳挠腮，无言作答，垂头离去。

受命返乡发展武装

1938年6月，经海阳县委书记刘仲益介绍，李大光偕本村李维光一同去黄县，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一路。他向三军一路指挥高嵩汇报了莱阳的革命斗争形势。9月，中共胶东特委成立后，李大光受命返乡，发展抗日武装。

李大光回到家乡后，匆匆地看望了母亲和叔父，告别了妻子和儿女，即奔波于海莱边区各村，发动青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因他在海莱边地区颇有名声，为了有利于开展工作和不危及家人，始改名为李大光。不久，莱阳北麓乡校探知在海莱边区发展抗日游击队的李大光就是李墨园，就把李大光的一家抓到乡校，胁迫家长去叫李大光及其叔兄弟李文著回家。李大光家里托人说情不准，只得卖地花钱才把一家老少赎了回来。这样，李大光在海莱边地区已不能立足，只好将几十人的队伍拉到招莱边开展游击活动。1938年年底，胶东特委调李大光到抗日军政学校（后该校编入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游击队由王军光负责。

驰骋沙场英勇捐躯

1939年初，李大光在军政学校结业后，被分配到山纵五支队。先后任警卫营、教导营、特务团的指导员、营长等职，完成了保护中共胶东区党委、护送《大众报》社由蓬莱安全搬迁到掖县等重要任务。1940年，李大光调任山纵五支队十五团政委。是年2月22日，他和团长奉命带十五团去招远县与地方武装一起开展反顽斗争，一举击溃了国民党别动纵队第四十四、四十八支队，捣毁了顽军扶植起来的招远县政府，协助中共招远县委于2月25日成立了招远抗日民主政府。

十五团在招远完成任务后，3月又奉命调往蓬莱，去攻打盘踞在潮水镇勾结日寇进攻八路车和抗日根据地的国民党反动派高炳旺部。当时李大光重病在身，未能随部队前去。由于敌人营垒坚固，战斗极为艰苦。李大光闻讯后，心急如焚，不顾重病在身，毅然骑马赶到团指挥所，与团长一同研究策划，指挥部队巧打猛攻，终将敌据点攻克。

我军正在打扫战场，一股增援的日伪军赶到潮水镇。被击溃的高炳旺残部，又纠集起来向我军反扑。两股敌人对十五团形成夹击之势。我十五团指战员奋勇迎击敌人。激战中，李大光的腿部中弹，鲜血直流。警卫员冯尚贤去背他，李大光果断地命令警卫员：“不要管我，赶快带着文件向西山撤退。”说完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向敌人。恶狼一般的敌人向他扑来，当敌人逼近时，他猛地拉响一颗手榴弹，一声巨响，一代英豪，为国捐躯，时年42岁。这一天，是1940年3月16日。

李大光牺牲后，全团同志悲哀欲绝，肃立默哀，悼念他们的好政委，并谱写了“文武全才李大光，革命一生坚如钢，为党为民求解放，甘洒热血在疆场……”的歌曲来缅怀他。为永远悼念这位抗日英烈，解放后，人民将李大光的遗体安葬在胶东革命烈士陵园，修墓刻石，以寄托人们的哀思。

王寅生烈士传略

聊城地区民政局

王寅生烈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是阳谷坡里暴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1928年4月被反动军阀张宗昌逮捕杀害。广大鲁西人民永远铭记着这位革命先驱在开辟鲁西党的工作中的光辉业绩。

王寅生，字宾卿，山东省阳谷县安乐镇南街人，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二）出生于一个商人家里。其父王炳煜在安乐镇南街开了一个粮店。他不像一般粮商搞囤积居奇，待价而沽；而是薄利售给贫困群众，以济人之急，因而在当地群众中颇受好评。王寅生受父影响，从小就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923年，王寅生于安乐镇县立第二小学毕业，考入东昌（今聊城）省立第二中学。他为人正直，见义勇为，又勤奋好学，思想先进，对学友非常关心，所以被阳谷的同学推选为“同乡会长”。

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一团糟，稍有爱国心的青年学生都为此痛心疾首。帝国主义者操纵了我国政治经济命脉，它们各自操纵和扶持的军阀连年混战，使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山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正沿胶济铁路大肆侵入济南，日本货充斥市场，整个山东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鲁西地区和全省一样，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统治下，既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又有张宗昌爪牙的任意敲诈勒索，还有地主武装的骚扰和土匪的抢劫，再加上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使广大农民终年辛勤劳动不得温饱，很多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一切，在热血青年王寅生心中，酿成了一团熊熊怒火。他从《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中得到了启迪，这如此不公的世道原来是当时的腐败政治和封建制度造成的。于是他联络一些进步青年，学习进步书刊，组织和参加抵制日货，向社会展开反对日军侵略中国的爱国活动。

王寅生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群众。1925年暑假，他回家时正遇上安乐镇一年一度的庙会。这天，只见熙熙攘攘的人群涌向庙堂，进香祝愿，祈求“菩萨”降福避难。当这些善男信女离去时，都要从裤腰带里艰难地取出仅有的几枚铜板，放到神桌前的箩筐里。

庙堂对过临时搭了个戏台。开台锣鼓在咚咚锵锵地打着，人们纷纷涌向台前，等着看戏。突然，一位身材矫健的穿着蓝布大褂的白面书生登上戏台，他就是王寅生。他满面激昂愤懑，声音响亮：“父老乡亲们！现在是国难当头，日本、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像疯狗一样，争夺我国这块肥肉。日本侵略军已侵驻济南。我们已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呀。军阀混战，奸淫烧杀，老百姓大难临头，指望烧香念佛能拯救我们出火坑吗？不能！我们只有靠自己，团结起来，同他们斗，我们才能得救……”最后他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抵制日货！”这声音像黑夜中的闪电，给人们照出了一线光明：这声音像黑夜中的雷鸣，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大家对他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

1925年秋，以广州为中心的大革命风暴波及聊城。王寅生愤于奉系军阀张宗昌之祸鲁，联系了几十名进步学生，背起行李卷，步行到邯郸，乘火车到开封，找关系介绍到广州。王寅生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

王寅生到了这个充满革命激情的新天地里，心情无比振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同年冬天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出师北伐。为发动群众配合行动，王寅生奉黄埔军校党组织的指示，回山东发展党的组织，同时做军事策反工作，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在济南，王寅生和负责山东党、团工作的张昆弟、关向应一道，为声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提出“打倒张宗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宣传“耕者有其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反对使用“军用票”、反对苛捐杂税、抵制日货等主张。

王寅生曾多次回到家乡阳谷县安乐镇和聊城二中等地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团组织，在鲁西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火种。

1927年，王寅生返回黄埔军校。

这年春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时阴云密布，雷声隆隆。从广州迁来武汉的国民政府，连日来在积极酝酿讨蒋。这时，王寅生也离开黄埔军校来到武汉。在武昌旧省议会召开反蒋大会那天，到会一千多人，群情激愤，气氛热烈，王寅生被推选为三人主席团之一。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叛变了革命，实行宁汉合流，大革命宣告失败，国共两党最后决裂。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及时作出指示安排，在武汉工作的革命青年，一部分留苏，一部分随军继续战斗，一部分回乡和转到农村闹革命。王寅生放弃留苏，回山东工作。

同年9月，王寅生被选为中共山东省委委员，负责鲁西地区的建党工作。10月，他和赵以政等同志组建了中共鲁西县委（即东昌县委）。县委建立后，即着手发展农会组织，积极准备武装暴动。

当时，国民党的一些反动头目们也都集中在聊城省立第三师范，以此作为他们同我党争夺鲁西地区和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阵地。朱梅，是王寅生从小学到中学到黄埔军校的老同学，也是当时进行反革命活动最猖獗的一个主要头目。王寅生等决心夺取这个阵地，并选定朱梅作为突破口。一天下午，王寅生由鲁西县委直奔“三师”，去拜访这位老同学。朱梅得知王寅生已返回鲁西开展革命工作，现在上门来找他，吓得不敢会见，逃之夭夭；国民党的其他头目们，有的也吓跑了，有的赶快收敛了。就这样，王寅生出乎意料轻而易举地把“三师”这个阵地夺了过来。接着，在“三师”发展了一批党、团员。

为发展武装举行暴动，王寅生经常和鲁西县委的同志们分析鲁西的形势，研究切实可行的措施。

阳谷县有位农民出身的绿林武装领袖韩建德，因不堪忍受官府压迫，揭竿而起，打富济贫，和官府作对，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王寅生和县委的同志确定由党员杨耕心（又名杨一斋）去做争取韩的工作，因为杨和韩有亲戚关系，结果韩接受了我党的政治主张，同意举行暴动，表示要和官府痛快地干一场。后又争取了阳谷县另一位绿林武装领袖王朝举，参加到暴动的队伍里来。

于是，王寅生他们进而研究暴动的突破点，最后决定首先攻打阳谷县坡里庄的德国天主教堂。该教堂拥有良田千亩，佃户数百家，勾结官府地主豪绅，压迫剥削群众，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早已恨之入骨。同时该教堂墙高壁坚，堂院宽阔，有利于固守，是举行暴动的理想场所。

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1928年1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二），有名的阳谷“坡里暴动”爆发了。它像一声春雷，在沉闷的鲁西上空炸响。暴动大军由绿林武装为主，配合部分农会会员组成。由韩建德任司令，王朝举任副司令，暴动队伍一举占领了天主教堂。中共鲁西县委当即以东临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文告，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提出开放民权、民选县政府的主张，并将教堂储存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暴动队伍很快发展到300多人。

18日，反动的东临道尹陆春元调集了20余个县的军警和地主民团等一千多人围攻教堂，奉系军阀张宗昌也派军队前来协助。暴动队伍进行了奋勇抵抗，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坚守教堂20余天，终因寡不敌众，于2月7日午夜撤出教堂，转移至大名一带。暴动在直隶督办褚玉璞和张宗昌军队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这次暴动震动了鲁西大平原，在鲁西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也给帝国主义分子和封建军阀、地主豪绅以沉重的打击。

正当坡里暴动进行中，中共山东省委把王寅生调回济南，做省委机关的军事保卫工作。

1928年春，蒋介石的北伐军对盘踞在山东的张宗昌发动进攻，张宗昌军队败回济南。这时，大批日军乘机沿胶济线向济南步步逼近。处在四面楚歌中的张宗昌，乃在济南实行特别戒严，乱杀无辜，进行垂死挣扎。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已不能在城内立足，不得不转移到北郊的一个小山村。4月下旬的一天，王寅生奉省委领导之命，身带手枪，外出执行任务，行至鲁丰纱厂的道口时，遇上张宗昌兵的搜查，不幸被捕。张宗昌不问情由，即以“赤匪乱党”的罪名，将王寅生杀害，弃尸千佛山下的“万人坑”中。烈士时年23岁。

（根据阳谷县民政局提供的材料整理）

——李思孝烈士光辉的一生

夏津县民政局

李思孝，字慕先，曾用名李焕章、李少农，1905年6月6日生于山东省夏津县城西紧傍运河的珠泉屯（现属郑保屯镇），家有二百多亩土地，是当地的富户。他自幼读书。1925年第一次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夏津县最早的党员。先后担任过河南省长葛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等职。1942年，他在河南省杞县做一支土匪队伍的策反收编工作时，惨遭杀害，时年37岁。

1920年，李思孝考入设在珠泉屯的县第二高等学校。他受进步教师任华一的影响，经常阅读《新青年》、《中国少年》、《曙光》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对自己的剥削阶级的家庭也有了深刻的认识。

1923年秋，李思孝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他与同班的臧克家、邓光明、范心吾等同学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探讨革命理论。他们还集资购买了一台油印机，藏匿在李思孝的床下，秘密刻印和张贴宣传马列主义的材料和传单。1925年，李思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下半年，李思孝介绍东昌（现聊城）省立三师的学生、临清籍的张廷焕和夏津籍的李建华、刘维鲁加入了共产党。介绍夏津籍济南济美中学学生张立忠加入了共青团。

1927年，李思孝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校方开除。后来他又托人花钱入齐鲁大学就读。同年暑假回乡期间，他与李建华、刘维鲁和在省立三师担任团支部书记的晋驼等秘密筹划之后，在珠泉屯建立了党、团支部，由他介绍入党的李东旭任党支部书记，李启庸任团支部书记。在太平庄建立了团支部，本村的晋驼任支部书记。

党、团组织建立后，领导党、团员有组织的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李思孝的宣传深入浅出，富有鼓动性，听过他宣传的群众纷纷议论：“思孝的话，句句说到了咱穷人的心坎上。”

按当地习惯，地主老财家的长工，早、晚吃粗粮，中午吃细粮。这年麦收不久，太平庄的地主老财借口小麦歉收，只给长工吃粗粮，引起了长工强烈不满。李思孝和晋驼把握时机，秘密串联长工，提出了改善生活的条件。地主老财不答应，他就和晋驼鼓动长工辞工。全村有30多名长工扛起行李，结队同行。地主老财心急如焚，亲自追回长工赔礼道歉。长工罢工的胜利，在周围村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使群众认识到：人心齐，泰山移，只有组织起来，地主老财也害怕穷人。

珠泉屯村村长李绶先依仗自家豪富，又与乡长、区长有交情，因而横行乡里，经常无故凌辱本村和邻村的穷苦群众。为了不让贫苦农民在他家的地里拾棉桃，他自立土规矩：在他地里的棉桃未摘之前，任何人不得拔自家的棉柴。群众对此强烈不满。李思孝抓住这一触即发的时机，挺身而出，以党团员为骨干，发起了反霸斗争。一天，他带领群众，手持铁锨、镰刀，敲锣打鼓地闯入李绶先的宅院。吓得李绶先一家东藏西躲，最后，迫使李绶先亲自出面向群众鞠躬作揖，答应去消禁令，方才罢休。李绶先威风扫地，扬言与李思孝不共戴天。李思孝的祖父、伯父和父亲，也训斥他做得太绝情，他回答：“犯众怒之人，理应受到惩罚！”穷苦群众都交口称赞：“甭看思孝是财主家的人，处处和咱穷人一条心。”

珠泉屯一带罢工、反霸反抗捐抗税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使国民党县政府的官员如坐针毡。为了镇压群众，一天，县长谢锡文亲临珠泉屯召集群众训话，说：“夏津百姓不得安居乐业，主要是刁民、土匪兴风作乱，大家务必精诚团结，惩治愚顽，协力剿匪……”在场就座的李思孝拍案而起，声严厉色地当即驳斥：“如今是苛政猛于虎，官吏恶似狼！百姓度日艰难，逼上梁山，根源是政府腐败！”谢锡文瞠目结舌，且慑服李思孝在当地的威望，未敢大发淫威。村里的群众怕将事态扩大，簇拥着李思孝出了会场。谢锡文也只好草草收兵。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全县震动很大，贫困群众奔走相告，扬眉吐气。国民党县政府官员和劣绅视李思孝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李思孝一家都为他提心吊胆。父母多次对他说劝：“老弟兄俩就有你这个男孩，你爷爷不久于人世。你上有老，下有小，就不要再领着穷人闹事了，还是回校念书为好。”他总是坚定地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应为劳苦大众着想。”

当时，夏津的国、共两党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为了长远地开展工作，根据李思孝的意见，珠泉屯党支部对外挂起了“国民党夏津县第二区党部”的牌子。4月，李思孝、李东旭率领300多名会员，进城闯入国民党县党部，强迫书记长陈仲兴承认第二区党部和农民协会的合法地位。陈仲兴吓得面无人色，唯唯诺诺。这次斗争，邻县为之震动。5月，李思孝因对国、共两党分裂的严重形势认识不足，与共产党员张益三以“第二区党部”代表的身份，去泰安国民党省党部申请注册，争取合法，因国民党夏津县党部告密，不幸在济南附近遭到逮捕。

李思孝被捕后，敌人软硬兼施，严刑拷打，他丝毫未有吐露党的秘密，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后来，他被钉上重镣，先后被关押在泰安和济南监狱。在狱中，他浑身长满了脓疮，并患染了肺结核病。因长期拖带重镣，双腿变形，落下了终身残疾。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他还不断鼓励狱中的难友：“敌人的严刑拷打是对革命者的严峻考验。钢铁是在熔炉中炼成的，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是在斗争中形成的！”

李思孝入狱后，夏津的一些党、团员受到缉捕，出走他乡；有的革命意志薄弱，脱离了革命队伍。夏津的革命斗争处于低潮。为营救李思孝，家中变卖了百余亩地。国民党石友三部进驻济南后，李思孝的好友时东晓在石友三部任职，经进步人士和时东晓多方活动，1930年7月，李思孝和张益三获释。

1934年夏，久旱不雨，人们心急如焚。李思孝通过在国民党县政府供事的同学，借了一台抽水机，提取运河水。他让穷人出力开沟，富人摊花费，穷人富人的地轮番浇水。十里八村的人成群结伙来参观。他趁机向群众宣传：“苏联穷苦的工人、农民夺取了政权，建起了社会主义国家，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农活都使用机器。苏联的道路就是我国今后的道路。”1935年，李思孝的长子李启周入临清十一中学。他通过李启周与在十一中任教的臧克家取得了联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犯中原，奸淫烧杀，惨绝人寰；国民党的溃兵，蜂拥南窜，无恶不为；反动势力扯旗拉杆，极为嚣张，夏津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李思孝不仅无法开展革命工作，而且一家人的处境越来越危险。11月，李思孝携即将分娩的妻子、长子夫妇、两个女儿及幼子，仓促由运河雇船南行。启航不久，妻子在船上生下了三女儿。为长久计，他让长子启周中途下船，回家变卖家产后再南下团聚。船至河南省元村集，与溃退的国民党军队某部供给处处长杨景贤的船停泊相靠。两人搭话后，相谈甚是投机。后两人同登一船，畅谈彻夜。杨景贤对共产党十分钦佩，对国民党媚外深恶痛绝。他将名片交给李思孝，让李思孝一家到自己的家乡河南省新郑县沂水寨安家。

李思孝到沂水寨安家后，很快结识了杨宗仁、杨富海、陈瑞图等进步青年。通过他们的帮助，终于与新郑县地下党员刘玉山等人取得了联系。

1938年初，李思孝与已是共产党员的陈瑞图等人共同努力，创建了“新郑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开展抗日活动。李思孝任副队长。他们的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到长葛、尉氏、洧川等县。同时，他还在沂水寨组建的“抗日救亡农民协会”中担任委员兼参谋，领导群众反奸除霸。是年2月，李思孝带领二十余名“民先”队员，到中共新郑县地下党组织的“特种工作团”学习了两个月。6月，他与长葛县“民先”指导员于永林，在长葛县城以东指挥了一次抗击日寇的战斗，打死打伤了十余名日本兵。一次，他带人化装深入到敌人心脏，机智地活捉了铁杆汉奸黄大麻子。几次战斗，大大鼓舞了同志们。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7月初，李思孝经密县中心县委派往长葛县建立党组织的石井同志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8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李思孝被任命为长葛县工委书记；10月，改任长葛县县委书记。

由于社会的动荡，李思孝全家几次遭到当地地痞流氓的威胁与驱逐，生活十分艰苦，靠稀粥、野菜度日。为了尽快开辟长葛县的工作，他不顾家庭安危和生活的窘迫，拖着伤残的双腿四处奔波。有时半夜回家，腿疼得他冷汗淋漓，便让妻子和孩子轮流为他捶腿，待稍事休息后，他又消失在夜幕之中……他曾化装成商人去西安，与上级党组织接头，并带回《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组织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学习；为了宣传国际和国内形势，传播革命理论，在条件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他与其他同志在新郑县的和尚桥设置了《新华日报》发行点。由于他的不懈努力，长葛县的党组织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1939年初，李思孝受中共密县地委的派遣，化名李焕章，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到驻鄢陵的国民党第三集团军二十二师政治部做秘密工作。在党组织的协助下，李思孝以培训士兵骨干的名义，呈报上峰批准，办起了“二十二师学生大队”，并亲任政治教官。他利用工作之便，联络进步青年学员，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并发展一部分学员加入了共产党。年末，“学生大队”被上峰认定“有红色嫌疑”，勒令解散。1940年初，李思孝化名李少农，经二十二师中党的内线关系介绍，到第三集团军十二军的十四游击支队任政治部主任。十四游击支队是国民党收编的土匪队伍，辖三个大队，千余人枪，当时驻郑州附近的八郎寨。支队长王润民凶暴奸猾，妄图脚登国、共两只船；副支队长杨英甫是十二军军部委派，国民党员，顽固的反共分子。

为了改造和掌握这支队伍，李思孝任职后，主动接近王润民，积极做争取工作。为利于队伍素质的改造，他将原学生大队中的共产党员和投奔来的进步学员，分别安插在基层，秘密建立了党小组，并与郑州中心县委书记张保河接上了关系。由于他的积极工作，加强了党对这支队伍的控制，使十四游击支队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1941年，李思孝偕全家由鄢陵迁居郑州市内三益街。他以十四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作掩护，担负起了向延安输送知识分子的任务，因他计划周密，行动谨慎，未出任何意外。他的频繁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极大注意。是年秋，十二军军部以“共产党嫌疑”将他逮捕，关押在洛阳劳改营。当时，由于党的地下工作者及时透露消息，李思孝的妻子迅速将党的文件转移、焚烧，敌人没能搜出证据；加之第三集团军司令孙桐萱的秘书、地下党员宋一平的极力营救，不久，李思孝获释，仍回十四游击支队任职。

为了发展和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李思孝向郑州党组织汇报并征得上级党组织的同意后，加快了对十四游击支队改造的步伐。他经常召开党小组会议，发动党员同中、下层官兵交朋友。他向王润民提出：为了提高部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应严令禁止部属抢夺老百姓的东西和污辱妇女。王润民迫于李思孝的威望，表面赞同，却处处阳奉阴违。有一次，王润民的勤务兵拦路抢劫，事发后受到李思孝的严厉指责。王润民为了平民愤，不得不把勤务兵痛打了一顿。从此，王润民的勤务兵对李思孝怀恨在心，耿耿于怀。

王润民看到李思孝深得中、下层官兵的信赖和拥戴，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杨英甫更觉得李思孝是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两人惟恐杀害李思孝引起兵士哗变，自身难保，便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密谋了“借刀杀人”的计划：当时，杞县有一股近百人枪的土匪，活动猖獗，官兵也奈何不得，王、杨便指派李思孝去做策反收编工作，欲借土匪之手除掉李思孝。

李思孝深知兵荒马乱之际策反收编这股土匪十分危险，为了不影响对十四游击支队的改造，为了将土匪改编为抗日队伍，慨然应命。他对劝阻的党员语重心长地说：“土匪中绝大多数是善良的百姓，只要晓以国家、民族的大义，他们是会很快觉悟的。如果我发生意外，你们也要一定完成党交给的改造十四支队的任务。”同时，他将家中做了安顿：把17岁的大女儿委托给长葛县委宣传委员陈瑞图照管；一再叮嘱妻子：“我去执行任务，党组织会照顾你们的。一定要带好孩子们。”

李思孝为党的革命事业忠贞不渝、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将永远激励着人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他那革命、战斗的一生，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李思孝同志永垂千古！

（栗春保整理）

——赵洪功烈士传略

蓬莱县民政局

1931年4月5日6时许，济南的上空阴沉沉的，在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上，国民党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20多名被绑的革命同志，紧靠在一起，昂首挺立。其中有一位戴眼镜，穿西服，敦实而英俊的青年，他面向敌人，双拳紧握，双唇紧闭，牙齿咬得咯咯响，那一双利剑般的眼睛，愤怒地刺向敌人……

监刑官张苇村，在这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者面前，一时心虚气短，张皇失措地连声命令：“开枪！快开枪！”这位青年和同志们一起奋力高呼：“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迎着呼啸的枪弹倒下了。他就是蓬莱县最早的共产党员，蓬莱党组织的创始人和首任党支部书记赵洪功。

赵洪功，又名赵镇东，1907年6月出生在蓬莱县小门家乡巨山沟村一个农民家庭。其父赵永清是农民，识字不多，为人仗义，经常扶弱济贫，对子女影响颇深。全家近10口人，经营着30多亩山地，过着小康人家的生活。赵洪功兄弟4人，他是最小的一个。父母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一个知书达理的先生。12岁那年，父亲把他送进本村学堂，后考入蓬莱城里的志成小学。为了学好功课，他食不求饱，居不求安，经常读书习字到深夜，考试成绩屡列榜首，老师夸他是个好学生。

随着知识的增长，赵洪功越来越看不惯那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心里有说不出的愤懑。他回家问父亲：“贫富何以不公？”父亲说：“富贵由天命所定。”他求教老师治世之道，师曰：“救国救民乃读书人之大志。”到底如何救国救民呢？他处在朦胧之中，但他立志要改变这不平等的社会。

正当他求知若渴，热情寻求真理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烟台工人、学生、士兵中，已逐步开展工作。当赵洪功得到《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等书刊后，兴奋不已，废寝忘食地阅读着，咀嚼着。书中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使他感到新奇而亲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学说，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的“贫富何以不公”的问题，迎刃而解了。他深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将来定能实现世界大同，他决心为之奋斗终生。1928年11月，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宿愿，在烟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生涯。

赵洪功入党后，精神焕发，在学校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并利用暑寒假回到蓬莱家乡，在贫苦农民中进行革命宣传。

赵洪功的革命行动，引起了烟台警方的注意。1928年冬，毕业考试刚结束，一天，突然获得警察局要逮捕他的消息，便匆忙乘船去大连其兄赵洪文家躲藏。在大连，又遭警方追捕，由于其兄把他藏于躺柜中，才幸免罹难。

1929年春，赵洪功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回到了家乡，以在本村小学代课为掩护，秘密地开展党的工作。他白天给学生讲课，晚上经常到本村长工聚集的地方，或到邻村贫苦农民家中访贫问苦，宣传革命道理。因为他经常深入群众之中，很快了解和掌握了不少实际情况，为发展党的组织打下了基础。吕家沟村有个邢汝海，出身贫苦，自幼失去父母，受尽磨难，寄居在巨山沟的外祖母家，直到20岁后才回到吕家沟。为生计所迫，他曾去过北平、青岛等地做工，为人耿直仗义。赵洪功经常找他交谈，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到反对军阀对人民的压榨；从青年人的前途与责任，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最终目的。通过交谈，邢汝海的阶级觉悟、思想认识不断提高，终于走上了革命之路。在赵洪功的宣传教育下，先后在吕家沟、上王家村和巨山沟等村，发展邢汝海等5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们开始了有组织的革命活动。是年5月26日，赵洪功组织党员，趁野王家庙会之机，将“打倒封建势力！”“铲除土豪劣绅！”的标语，贴到野王家村的树上、墙上。以后，他们还到蓬莱城里贴过这类标语。

1929年秋，建立了中共蓬莱支部，赵洪功任支部书记，受烟台地方特支领导。党支部建立后，党员们经常在巨山沟北顶子牛圈里秘密开会，学习党的知识和报刊，讨论如何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动群众抗捐抗税等，在蓬莱燃起了革命星火。

1930年初，军阀刘珍年接受蒋介石的命令，由溶共转向反共，胶东半岛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按照烟台特支的指示，赵洪功转移到城里私立丛氏小学（后改为良弼小学）任教，更名为赵镇东。上课的第一天，他对同学们说：“同学们，今后我将和你们生活在一起。我是级任老师，也是你们的大哥哥，不但要教你们读书写字长知识，还要教你们怎样做人。我希望你们在学校里成为一名好学生，将来到社会上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过去，这个班的级任老师，都是上课来下课走，从来没讲过这样的话，因此学生们都另眼看待这位新来的老师。

赵洪功是抱着“启发民智共同救国”的心情来丛氏小学的。在这里，他不但耐心教书，而且注意育人，为革命造就人才。他在四年级推行“道尔顿制”教学法，搬掉了教桌和讲台，在学生的对面安上一张小桌，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答，解答不了的再问老师。他讲课总是循循善诱，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特别是他讲授国文，形象生动，全班同学都爱听。有一次，他在讲《卖鱼妇》这篇课文时，讲了渔妇受苦后，又继续延伸，用小学生听得懂的语言，讲述地主是如何剥削农民，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的，使学生明白了贫富不均的根源。他还经常给学生讲解时事，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启发学生的反帝爱国思想。

赵洪功还利用各种形式宣传马列主义。他把《卖鱼妇》这篇课文，改编成话剧，旨在揭示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现实。经他亲自导演排练，演出后，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由老师编剧，学生演戏，这在丛氏小学是破天荒的新鲜事，很受群众欢迎。因此，还准备到其他学校演出，扩大影响，但被校方察觉而制止了。

还是在1926年暑假的时候，赵洪功从烟台先志中学回到蓬莱，在母校志成小学寄宿，遇见小学时期的同学该校教员耿叔莹。耿见他带着许多进步书刊，即怀疑他是共产党员。1927年，耿在军阀刘珍年的二十一师政训处任临时宣传队长时，在烟台车站遇到赵洪功又带着许多书籍回蓬莱，更加引起他的怀疑。耿叔莹的二哥耿永昌，在刘珍年的二十一师政训处任文艺股长，于1929年和1930年两次回家探亲，耿叔莹都向他谈到赵洪功可能是共产党员。1930秋，赵洪功寄信给烟台党组织交通员陈风翥，被二十一师政训处秘密拆检查获。同年冬，二十一师政训处处长李伯良亲到蓬莱逮捕赵洪功。他先找到耿叔莹，说明来意，问明赵洪功的住址，又指使国民党县长刘英才以视察学校为名，找赵洪功“谈话”。刘英才假意请赵洪功到县府吃晚饭，将赵洪功逮捕，并派人搜查了赵洪功的宿舍及其叔兄赵洪富的家，还到巨山沟赵洪功家搜查，搜去一本小折子（内有会议记录）和一些文件书籍。赵洪功被关押在县衙看守所里，后又被押往烟台。

赵洪功被捕后，其父赵永清赴蓬莱城营救未果，遂暴逝于蓬城。

敌人从搜查到的小折子上的会议记录中，得知参加会议人员名单，便于1931年1月14日晚，到巨山沟一带，以查夜为名，逮捕了邢汝海、吕永田、徐士恩、李宗元。赵洪渭因去旅顺，幸免遭害。被捕人员在蓬县看守所关押月余，于3月4日与被关押在烟台的赵洪功以及在烟台被捕的许端云、王章、周恩庆、陈风翥等人，同车押往济南。

赵洪功在人世间，虽然只度过了23个春秋，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呕心沥血、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革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

（本文原载《永垂千古》1集，编入本书时有删改。）

杨勋普烈士传略

肖文贞

杨勋普原名杨明智，党内用名杨景光，昌乐县毕都乡杨家淳于村人。1909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母，由父亲带着他们兄弟三个艰难度日。为使杨家有个读书人，免受大户欺凌，父亲见杨勋普天资聪明，便不顾家境贫苦，节衣缩食送他到本村私塾读书。杨勋普勤奋好学，成绩优良，无奈家中经济越来越困难，三年不到便中途辍学，跟着父亲在家耕种租来的几亩薄地。大哥杨明义常年给地主家放羊，二哥杨明礼给地主家扛长活。全家人虽如此辛勤劳动，还是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全家4条光棍汉都娶不上媳妇。这样的世道使杨勋普愤愤不平，从内心深处萌发了一股强烈的反抗精神。

1927年10月，共产党员孟繁锷从济南省立一师毕业回乡，在昌乐中部地区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昌乐县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孟繁锷任组长。党小组直接受中共潍县中心县委领导。

1928年春，杨勋普在尹家淳于村打短工，常到叔姐夫尹志刚（中共党员）家去串门。尹志刚便向杨勋普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这真是干柴遇到了烈火，一点就着，杨勋普急不可待地要求参加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尹志刚笑着对杨勋普说，他自己也在找共产党，等找到了一定告诉杨勋普。之后，尹志刚介绍杨勋普同孟繁锷等见面，使杨勋普有机会进一步受到党的教育。由于杨勋普阶级觉悟高，年轻持重，勇敢机敏，给人以信得过、靠得住的良好印象，所以很快就被中共昌乐小组选定为重点培养对象。不久，不满19岁的杨勋普经尹志刚介绍，被中共昌乐小组吸收入党。与杨勋普一起入党的，还有秦家淳于村王洪福、北李家河村于怀清、孟家淳于村孟昭明等。

杨勋普入党后，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战斗。不久，中共昌乐中心区委建立，孟繁锷任区委书记。遵照中心区委的布置，杨勋普利用在家务农和外出打短工的机会，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军阀混战的思想，把一批年轻的伙伴团结到自己的周围。1929年，杨勋普在杨家淳于村发动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从而团结了更多的基本群众，为开展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这年3月，受潍县大柳村等地农民暴动的影响，昌乐中心区委决定对淳于一带最大的土豪劣绅刘义臻采取行动。杨勋普和尹志刚等四人接受了惩治这个土豪劣绅的任务。他们深夜赶到乔山前村时，正碰上刘义臻勾引土匪王洪雁等数人进村。杨勋普等立即冲到他们身边，将土匪打散。刘义臻措手不及，被当场抓获，押至孟家淳于村。中共昌乐地下党组织强令刘义臻交出手枪、鸟铳枪，捐出500块大洋，并拿出20石谷米赈济饥民。由于地主密报，土匪头子王洪雁当夜派匪兵包围孟家淳于村，将刘义臻劫走，杨勋普等幸而脱险。杨勋普经受了这场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对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了初步认识。

同年7月，潍县的共产党员姜公璞从济南监狱越狱成功，只身来到昌乐，暂于北李家河村安身，随后参与了中共昌乐地方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杨勋普受组织委派与之建立联系，为其工作、生活提供种种方便。姜公璞是一位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同志，常和杨勋普谈到自己艰难曲折的革命经历，并勉励杨勋普为革命赴汤蹈火，不惜流血牺牲。他二人常常共同执行任务，同吃同睡，成为亲密的革命战友。后来，他们二人担任了昌乐中心区委政治交通员，往返奔波于昌乐中部和潍南地区。

1930年春天，中共山东省委号召各地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农民赤卫队和游击队。昌乐中心区委积极响应省委的号召，吸收富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刘焕彩为领导成员。杨勋普从小就爱好玩枪打鸟，16岁时就练出一手好枪法，早就盼望有一天能真刀真枪同敌人干，因而很快就与比自己年长20岁的刘焕彩结为忘年交。刘焕彩为掩护党的活动，在东耿安村开办了一个“旭日烟社”，接待潍县和昌乐两地的党组织领导人，刻印宣传品，发展共青团员，建立团的组织，借设于潍县城郊的秘密联络点收集各大城市刊印的革命书报。杨勋普用贩卖“旭日”牌香烟的名义，肩背钱褡，常来常往，密切配合刘焕彩的活动。杨勋普还随时随地留心侦察敌情，初步掌握了昌乐中部地区地主、民团和土匪占有枪支的情况，与刘焕彩一起制订了夺取武器创建革命武装的行动计划，但一时未能实现。

1931年春，杨勋普发展大哥杨明义入党，吸收二哥杨明礼参加革命工作，并把家中的两间过道屋作为党的活动基地。其后，他与共产党员王洪福、张太岩（后叛变）一起，在本村积极分子中发展了6名党员，建立起共有10名成员的杨家淳于村党支部，杨勋普被选为支部书记。

同年5月，支部召开会议，要求共产党员打入民团和区乡公所，争取时机，夺取武器，组织赤卫队，竖起革命大旗，并把谋取土匪王振海（绰号王小孩）枪支的任务交给杨勋普和刘焕彩。

西耿安村土匪王振海，多次冒充共产党拦路抢劫，残害百姓，严重玷污了中共昌乐党组织的声誉。孟家淳于会议之后，刘焕彩谎称杨勋普家藏有短枪三支，王振海听说后为把这三支枪搞到手，一心想拉杨勋普入伙。杨勋普借此打入王振海内部。一天晚上，王振海酒后烂醉，杨勋普乘机将其击毙，缴获手枪、匣枪各一支，胜利完成夺枪任务。

这年6月，中共昌乐中心区委改为中共昌乐特支，其时，中共潍县中心县委决定除掉潍县茂子庄的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分子王全干，并将这一任务交给潍县、昌乐两地的共产党员共同执行。杨勋普与秦立峰携带从王振海那里缴来的两支短枪，与潍县的共产党员配合行动，将王全干击毙在他家的烟地里，为当地群众除了一大害。

同年夏秋之夜，趁淳于乡民团团总王士林扩充实力之机，在党组织的精心策划下，杨勋普带着几名党员和积极分子打入民团，其中党员张太岩还担任了民团的副团总。他们在民团内部积极进行工作，很快就掌握了长枪30支。

1932年春，一股土匪骚扰时马村，淳于乡民团参与会剿。国民党昌乐县长许静秋和国民党昌乐县党部委员邵德初带着亲信来到时马村，以指挥会剿为名，暗中侦察共产党的行迹。他们在时马村好事未干，却为镇压土匪为名，打死时马村无辜群众8人。杨勋普等当即发动受难者家属围攻县长许静秋，吓得许静秋等连夜溜走，轰动一时。

打入民团的共产党员张太岩，暗中与反动势力勾结，背叛革命，使民团情况剧变。面对这一严峻事态，杨勋普采取果断措施，及时将民团中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出，安全转移到龙王河村，使党组织苦心培育的这部分革命力量转危为安。

这年3月，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中共潍县中心县委推荐杨勋普前往参加。从济南会议回来后，杨勋普与王洪福、于怀清共同努力，建了杨家淳于村农民赤卫队，很快发展到30余人。

不久，杨勋普被任命为中共潍县中心县委秘密政治交通员。他与另外两名政治交通员秦立峰、于怀清一起，主要活动于潍南庄家、葛家、东曹庄一带，直接参与中心县委领导的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重大活动。

同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军委书记张鸿礼到潍县布置开展游击战争。潍县中心县委按照省委指示组建了潍县农民赤卫队，任命姜公璞为赤卫队队长，杨勋普为副队长。姜、杨再度亲密合作，在潍县南部和昌乐中部广大农村发展队员，筹集武器，加速了武装暴动的进程。同时杨勋普的军事才干也在实地斗争中得到了锤炼。

同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号召在党员和积极分子中募捐，以支援中央苏区的红军，杨勋普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为完成募捐任务昼夜奔忙，足迹遍及昌乐、潍县两县30余村。

7月29日，姜公璞去坊子定做暴动时所需军服、标志等物，不幸于乔官附近的隋姑山下汇泉遭坏人杀害。杨勋普为失掉生死与共的战友痛心不已，连续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誓为战友报仇。

几天后，杨勋普带赤卫队员2人赶到庄家，与潍县中心县委书记刘良才商量第二步行动计划。按照刘良才的指示，杨勋普带领赤卫队员数人，在潍县党员耿锡章、邢明2人引导下，长途跋涉到潍北，执行向土豪钱某索款要枪的任务。这次行动因计划不周而失败。虽受此挫折，杨勋普的斗争意志并没有丝毫动摇。

因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一律于1932年秋季举行暴动。中共昌乐特支决定8月中旬在青龙山举行农民暴动。杨勋普竭尽全力投入这项工作，昼夜奔波于昌乐、潍县之间，与刘良才、孟繁锷等频频会商暴动事宜。

青龙山暴动未成，却暴露了目标，国民党昌乐当局对共产党人进行大逮捕。刘焕彩摆脱敌人围捕，逃至北岩南村野外坟地，杨勋普安排赤卫队员杨明德前往接应，将其送出危险地带，然后回村安排应变措施。8月23日敌人包围了杨家淳于村。杨勋普组织赤卫队员进行抵抗，双方相持不下。不料淳于乡民团团总王士林暗中与敌勾结，里应外合，敌人很快攻入村内，捕去杨勋普的父亲、杨的大哥杨明义等20人。杨勋普机智脱险，再去潍南农村，投入新的战斗

1932年9月，在庄家共产党员庄鹤云家中，杨勋普参加了刘良才主持的武装斗争工作会议，再次接受了向土豪劣绅索款要枪的任务。会后，杨勋普与庄中一、王洪福、秦立峰、于怀清去潍县城郊执行任务。完成任务归来，杨勋普与于怀清到潍南葛家地下联络员孔庆林家中隐蔽。他俩不知孔庆林已堕落为可耻的叛徒。当晚，杨勋普与于怀清先后被骗出村外，惨遭杀害。杨勋普年仅23岁。

——远静沧烈士生平事迹

泰安革命烈士陵园

1933年，远静沧到山东青州（益都）师范学校（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在此期间，远静沧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经常和一些进步青年聚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抨击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朽与反动，在群众中引起很大的反响。

1934年夏，由于叛徒出卖，远静沧在青州师范被捕，押解到济南高等法院，判处五年徒刑，被送到济南第一监狱，与张北华、崔子明等人押在一起。他虽身陷囹圄，但革命意志却丝毫没有动摇，在狱中仍然进行坚决斗争。因抗议狱卒的虐待，被戴上几十斤重的手铐脚镣，远静沧为反抗敌人对政治犯的迫害，进行了5天的绝食斗争。由于党组织和难友们的支持，终于迫使敌人取消了沉重的枷锁。远静沧在狱中还写了很多反映囚犯悲惨生活的诗词，在难友中广为传诵。远静沧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的斗争情绪。敌人对远静沧坚贞不屈的精神也无可奈何，只好将其押解到“济南反省院”。1937年抗战开始，国民党释放政治犯时，远静沧也被释放出狱。

远静沧出狱后，及时与山东省委接上了关系。由于当时日寇入侵，形势紧张。远静沧拖着被反动派折磨的病弱身体，顾不上回家休息和探望亲人，便接受党组织的委派，一起到泰安西部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远静沧根据党的指示，和崔子明一起以夏张小学为基地，以教师身份为掩护，联络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动员人们拿起武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共产党员。

1937年10月，遵照中共山东省委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决定。远静沧在泰安津浦铁路以西地区，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发展抗日武装，号召当地群众，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力量。不久，在夏张镇发动组织了60余人的抗日自卫队，为泰西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同年12月，日寇侵占了济南。敌机对泰安狂轰滥炸。为迅速开展斗争，省委书记黎玉派张北华、程重远同志到夏张镇找到远静沧，传达了省委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商定了起义的行动计划。他们决定利用地主、商人保家护财的心理，组织夜间巡逻，寻机把掌握的枪支转移到自卫队手中，为起义创造条件。

起义队伍诞生以后，十几个人顶风冒雪，忍饥挨饿，共渡难关。他们未向群众要一粒粮、一分钱，还随时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消除群众的误解；对上层人物开展统战工作，避免了与地方势力发生不必要的冲突。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队伍很快发展到30余人，枪支也增加了20多条。

远静沧在宣传教育群众、迅速壮大武装力量的同时，积极开展军事训练，组织大家学习游击战术，使战士们很快掌握了初步的军事知识。为了扩大起义部队的影响，严厉打击敌人张北华、远静沧等，研究决定首先攻打肥城，消灭汉奸武装。他们一面组织部队积极进行战前准备，一面通知当地的游击队到空杏寺集结，配合作战。

1月25日夜，他们率百余人，80余支枪的抗日武装，冒着鹅毛大雪向肥城进发。拂晓前战斗打响了。激战两小时，攻克肥城，干净利落地将伪军警和维持会全部俘虏，并处决了汉奸维持会长范维新和伪警备队长朱成武，缴获了10几支枪和其他物资。随即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会上，张北华宣布成立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张北华任自卫团主席、葛阳斋任副主席、远静沧任政治部主任、程重远任供给部部长。自卫团编为三个大队。同时，将没收维持会的大批财物赈济平民百姓，扩大了自卫团的影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士气，使自卫团经受了一次很好的实战锻炼。自卫团又乘胜出击，夜袭界首车站，打死打伤日军20余人，击毙战马10余匹，缴获步枪3支。战斗结束后，3000多军民在肥城南关为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召开了追悼大会。远静沧亲自写了祭文。祭文催人泪下，感人肺腑，激发了革命战士的斗志，唤醒了广大民众的觉悟。

肥城、界首战斗的胜利，增强了广大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和决心。在日寇大举进攻，国民党反动军队仓皇南逃的混乱局势下，群众纷纷要求参军参战。各路抗日游击队也先后汇集肥城，接受自卫团的领导，使这支起义部队发展壮大起来。

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参加抗日，远静沧十分重视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国民党泰安区区长武圣域掌握着区保安队和几个乡数百人的武装力量，是泰安、肥城一带颇有影响的地方势力派人物。远静沧以民族大业为重，不顾自身安危，冒着风险，多次只身前去武圣域处，向他讲明形势，申明利害，启发他的觉悟。经过多次耐心、细致的工作，武圣域终于下定决心，于1938年3月中旬，率全区武装400余人到肥城接受自卫团的改编。远静沧亲自主持了欢迎大会。

为了扩大抗日宣传，活跃军民文娱生活，远静沧组织部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踩高跷、扭秧歌等形式，演唱他新编的歌词，如：“二月里，好春光，共产党领导咱抗战，泰西派来张北华，拉起抗敌自卫团。打鬼子除汉奸，保卫咱的好河山。……”等，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从自卫团诞生初期，远静沧就为这支抗日队伍的成长、壮大呕心沥血，日夜奔波。大学毕业后，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毅然离开富裕的家庭，投军从戎，奔赴抗日前线，为泰西武装起义立下了不朽功勋；他生活俭朴，在艰难的环境中，他和战士们同甘共苦，把党组织发给他的钱，全部拿出来与同志们共渡难关，而他自己一直穿着出狱时穿的那件破褂子。在他担任自卫团领导职务后，仍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和战士们一起站岗放哨，指导和参加军事训练，带头奋战疆场，英勇杀敌。他的光辉业绩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泰西地区留下了深远影响。

1938年春，日寇疯狂入侵我华东地区。我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在泰西地区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力量，到处袭击敌人。为配合台儿庄战役，自卫团破袭津浦铁路，切断敌人交通达十余次，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敌人为了保护运输线路畅通，抽调兵力，对泰西自卫团进行报复性围剿。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我自卫团7个大队，在张北华、远静沧率领下，计划在鱼池村东北阻击歼灭敌人。

4月6日拂晓，日军一百余人分三路向鱼池一带进攻。为保卫家乡，消灭日寇，当地群众自动组织起来，首先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远静沧等率领自卫团急速赶来投入战斗。远静沧高喊着“为乡亲们报仇！”“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带领战士们向敌人猛冲，猛打。日军招架不住人民战士的勇猛冲击，像受惊的兔子狼狈逃窜。我们的战士则像下山的猛虎，乘胜追击，将一股败逃日军包围在道郎村东北一块坟地里。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同志们连饭也顾不上吃。这时，远静沧对身边的供给部部长程重远说：“你的马枪留下我用，你迅速下去搞些吃的，一定让战士们吃上饭，坚决消灭这股日本鬼子。”远静沧接过枪后迅速隐蔽向敌人瞄准射击。战斗中，远静沧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头部，他当即倒在血泊里，以身殉国，时年37岁。

战斗结束后，自卫团在夏张镇为远静沧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自卫团主席张北华致词。他怀着悲痛的心情，追述了远静沧光辉的一生。号召全体抗日战士化悲痛为力量，为民族解放，驱逐日寇，英勇奋战，多杀敌人，为远静沧同志报仇！

1955年，泰安人民政府为缅怀革命先烈，把远静沧烈士的遗榇迁葬于松柏环抱的泰安革命烈士陵园。每逢清明节，陵园内花圈簇簇，悼念者络绎不绝，远静沧为民族的解放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的英名像泰山青松一样，万古长青；他的光辉形象，在泰安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代代相传。

李毓祯烈士传略

罗先哲

李毓祯，1914年8月出生在山东省利津县盐窝镇十六户南村一个农民家庭里。他自幼聪颖好学，富有进取精神。8岁起在本村私塾读书，13岁在济南第一师范附小就读，后考入济南育英中学。学习期间，他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并得到育英中学地下党团组织的教育和帮助。1932年8月，李毓祯在育英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他在共青团山东省特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933年2月27日凌晨，由于叛徒出卖，李毓祯在济南东关南仓街24号被国民党山东当局逮捕。

李毓祯被捕后，关押在济南纬一路看守所。在法庭上，敌人对他施以酷刑，李毓祯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同李毓祯一起被捕的王金堂经不住严刑拷打，叛变投敌。当敌人推出王金堂出庭作证时，李毓祯怒斥王金堂叛变投敌的无耻行径。

济南看守所是一个小院，共有10个关押犯人的号子。在押犯人都是政治犯。由于李毓祯不屈服敌人的淫威，从他被捕之日起，就被戴上了手铐脚镣。同任作民（化名王敬功）等人一起押在8号牢房。在任作民的帮助教育下，李毓祯顽强同敌人做斗争，并于1933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4年秋，李毓祯被判刑后，从济南看守所转押到山东第一监狱。在狱中，他同其他难友们一道，参加过7次狱中绝食斗争。1935年春，李毓祯和同志们为抗议监狱当局的虐待，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绝食斗争。百余名政治犯向监狱当局提出了四个条件：1.去掉手铐脚镣；2.打开狱室门窗，流通室内空气；3.准许向外通信；4.准许自由看书看报。当绝食斗争坚持到6天半时，监狱当局坐不住了。他们怕犯人饿死，不好向上司交待，被迫答复了所提条件。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山东第一监狱的反省院里，有个长着一脸横肉的看守主任。他经常辱骂殴打犯人，大家对他恨之入骨。一次，犯人放风时，李毓祯借机把这个看守主任狠狠地打了一顿，为大家出了气。为此，李毓桢被国民党监狱当局视为最顽固的共党分子。同年秋天，被押送到南京反省院。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国民党被迫停止内战，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释放了政治犯。同年10月，李毓祯在南京国民党监狱获释，返回家乡利津县。当时，正值日本侵略军沿津浦铁路南犯，德州即将失守，家乡局势动荡不安。李毓祯心情非常沉重和焦虑。12月，日伪军第一次侵占利津县城。原国民党山东第五区少校副官刘景良在利津北部台子庄、陈家庄一带，打起“抗战”旗号，组建地方武装。李毓祯遵照中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为实现抗日救国大计，拯救民族危亡，决定进入刘景良部队开展工作。加入刘景良部后，由于李毓祯才华出众，很快博得刘景良的赏识。不久，刘景良率部西进，连续收复利津、滨县、阳信、惠民等县。刘景良被任命为国民党山东第五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后来，刘景良委任李毓祯为政训处长。

李毓祯上任后，在刘景良部队中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他曾多次在惠民城大寺阁组织抗日文艺演出，激发部队和群众的抗战热情。每次演出前，他都要向群众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陈述日寇侵占我国土，屠杀我同胞的暴行。鼓舞人们奋起抗日救国，消灭日寇。讲到激昂处，他声泪俱下，观众无不为之动容，不少群众泣不成声。

李毓祯经常深入部队各旅团，开展政治工作，宣传国共合作，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还在政训处中秘密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培养一些倾向共产党、追求进步的军政人员。同时，他还借旧时的同学关系，多次去原国民党保安九团团长王雪亭处做工作，为后来王雪亭率部起义参加八路军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毓祯平时很能联系群众，抓住一切时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同刘景良的秘书陈奉璞多次交谈，谈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共同抗战、反对分裂的道理。李毓祯还常常邀集部队的一些下级军官促膝长谈，进行抗日宣传和革命教育。

1938年5月，刘景良开始反对共产党，并亲自率部攻打驻乐陵的八路军，妄图独霸鲁北。此时，李毓祯深感斗争形势险恶，肩上的担子沉重。于是便加紧在军队中进行活动，以便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拉走部分军队投奔八路军。

李毓祯在刘景良部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分子的注意。他们认定李毓祯在为共产党活动。刘景良也派人严密监视李毓祯的行动。刘景良几次对驻乐陵的八路军进攻失败后，便决定逮捕李毓祯。李毓桢得知后，便乘天黑，带领政训处的工作人员离开刘景良部，奔赴冀鲁边区参加了八路军一一五师曾国华的部队，并任支队政治处民运股副股长。

李毓祯任宁津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不久，就给家乡写信动员自己刚满18刚的胞弟李芝桥等亲属好友到宁津县参加抗日工作。并为宁津县的政权建设、武装建设和财政建设，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在全县建立了10个区级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和发展了50多个抗日中心村；组建了拥有9个连队，500多人的抗日地方武装，并从地方武装中向主力部队输送了大批兵源；从孟集、枣寨子、詹庄、小店等30多个村庄收集民间步枪千余支，装备了我军。并组织发动群众募集了10万多元资金，除保证县级地方财政开支外，还有力地支援了上级领导机关。同时，李毓祯还以从事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的非凡才能，主持举办了农村基层干部培训班，分期分批训练了全县880个村的农救会主任，为全县农村抗日根据地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时宁津县和乐陵县是冀鲁边区抗日工作的先进县和中心区。他在建设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被国民党顽固势力视为眼中钉。鲁北国民党CC派在津南建立了反共的第二政权，委任了县长，又在宁津县拉起了反动武装“河北保安大队第二总队”，同我抗日军民对抗。他们蓄意制造磨擦，派人进入宁津县城，收买我独立一连连长刘明福叛变。1938年12月25日夜，这伙歹徒包围了抗日县政府。李毓祯被枪声惊醒，翻墙逃脱，连夜奔赴城东吕家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部驻地。不久，我军为了维护抗日民主政权，打击伪顽势力，针锋相对地将这般顽匪予以全歼。

李毓祯为了革命工作，一直没有成家。他常和战友们说：“当今国难当头，奋力抗战，驱逐日寇，是我唯一的信念，不到抗战胜利，我是绝不恋爱结婚的”！

1939年1月21日，日军第五师团、二十七师团、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共计2万余人，分别由沧州、德州、济南三地出发进行扫荡。其中一部向我庆云、乐陵、宁津等根据地合击。同年3月，日军侵占宁津县城，并建立了日伪政权。他们修公路、建据点，筑碉堡，对抗日根据在进行蚕食封锁。同年夏末，敌人先后在宁津城、黑魏庄、保店、大柳、长官镇、小店、詹庄、乔庄等近20个村镇，安设了据点和岗楼，抗日斗争进入了艰苦的阶段。这时，李毓祯带领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县独立营的1个连队百余人，转入乡村打起了游击。

在日军频繁“扫荡”、清乡的严峻形势下，李毓祯带领县政府、独立营的人员，经常转移驻地，夜行昼宿，摆脱日伪的跟踪追击，伺机打击敌人。一天深夜，李毓祯带领的部队，遭到日伪军的偷袭，他机智果断地指挥大家，乘夜幕掩护，突破包围。又经过一夜急行军，终于摆脱了敌人。

李毓祯带领同志们，白天隐蔽村内，夜晚开展抗日工作。对反动势力给予坚决镇压。宁津县城东孟集有个大地主叫李新吾，过去假装拥护抗日，日本人来了，他又投靠日伪，当了维持会长，并做了许多坏事。李毓祯当即派县独立营将他逮捕处决。抗日民主政府这一举动，威镇敌胆，大快人心。

1939年夏，李毓祯带领县独立营多次配合八路军抗日挺进纵队袭击日军。他率领部队，在津浦铁路的德州至桑园段，破坏铁路，炸火车，切断敌人运输线，阻止敌人战略物资的运输。平时，他生活俭朴，联系群众，语言风趣。一天，他率部转移到老根据地闫庄，一些同志问他：“李县长，您每天都吃什么饭？”他回答说：“我每天三个鸡（饥），每顿八（扒）碗菜。”“嗬！李县长吃的好饭啊。”他一解释，大家都笑了起来。

1940年10月，李毓祯调任冀鲁边区三专署任秘书主任。1941年12月10日，李毓祯在商河县买虎站开展抗日工作时，被敌人包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袁汝哲烈士传略

李中月

袁汝哲，又名袁伯轮，1915年4月出生于金乡县鸡黍乡张寨村一农民家庭。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金乡县工委宣传部长、工委书记、金单曹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中共湖边地委宣传部长兼干校校长等职。1939年9月，在湖西“肃托”中遇害，时年24岁。1941年11月由中共山东分局追认为革命烈士。

袁汝哲自幼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目睹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幼小的心灵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他上小学时，已知事明理，深知在生计艰难的情况下，一家人省吃俭用供他读书是不容易的，因而他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良。1931年7月袁汝哲考入济南东鲁中学。是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举国震动。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置国家民族于不顾，面对日军的疯狂侵略，却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得抵抗”，撤至山海关之内，致使日寇很快占领了我东北全境，并虎视我长城以南的大片国土。严酷的现实震痛了袁汝哲的心，他反复思索：国民党的统治如此反动黑暗，民族遭难，生灵涂炭，中国的出路在哪里？青年学生的出路在哪里？我该怎么办？还能安心读书走仕途之路吗？

要走抗日救国之路！袁汝哲愤而掷笔，与本校及乡师、育英等校的进步师生们一起，走向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抵制日货，游行集会，宣传抗日。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激发起更多人的爱国热情，斗争的风暴很快席卷了济南和山东各地。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惶恐和不安，他们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大批爱国学生和教职员遭逮捕，白色恐怖笼罩了济南城。袁汝哲在斗争中受到了锻炼，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更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本性。他那忧国忧民之心日甚一日，常以背诵岳飞的《满江红》一词，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他在黑暗中寻求进步和光明，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同学间相传的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执著地探索着人类解放的真理。

1934年夏，袁汝哲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初中学业。因为水旱灾害，官府的横征暴敛，使他的家庭陷入了饥寒交迫、生活无着的困境。袁汝哲只好暂时放弃了升学的机会，经同学介绍，于是年8月去宁阳县第四小学教书，由于他生活十分俭朴，一年教学的微薄收入，除去负担弟弟的学习、生活费用外，还略有积攒，遂于1935年8月又考入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重新开始了学生生活。

济南师范，早有我党的地下组织，袁汝哲主动接触进步同学，交流思想，广泛阅读进步书刊，认真探求真理，逐步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为阶级翻身、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终生的世界观。1936年3月，经秦云川、赵剑民介绍，袁汝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踏上了人生旅途的光辉征程。

这时，济南师范的国民党“CC”派特务活动猖獗，大肆破坏学生的爱国活动，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处于地下活动的是中济南市委，为掌握“CC”派特务组织内部情况，以便开展斗争，于1936年4月，派袁汝哲打入了“CC”组织。袁汝哲冒着生命危险，沉着大胆、机智勇敢地完成了“坐探情报，待机分化”的任务。

1936年秋，日本侵略军的傀儡——伪蒙古军政府，出兵大举侵犯绥远省东北地区。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在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奋起还击。全国各地人民纷纷声援、支持，成立“绥战后援会”。袁汝哲和其他地下党员及广大进步师生一致努力，促成了济南师范“绥战后援会”的成立，并积极开展了援战活动。袁汝哲借机联络广大同学，广泛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激发更多人的爱国热情。

是年冬，被学生爱国运动吓破了胆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下令学校提前放寒假。袁汝哲借机去看望聊城师范的同乡好友杨绪明、耿荆山，三人相见，十分高兴。交谈间，杨绪明以试探的口气准备介绍袁汝哲加入共产党。袁汝哲知其二人已是党员，便以真情相告，三人喜出望外，昔日莫逆之交的好友，今日又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共同理想的纽带，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沿津浦铁路大举南犯，占德州、下平原，直抵黄河北岸。国民党韩复榘的部队不战而逃，山东大片国土转眼间陷于敌手。

1937年9月的济南，社会秩序已混乱不堪。那些平时作威作福的国民党大小官员，各自慌忙收拾财物，溜之大吉。连韩复榘都做好了逃跑的准备，谁还管抗日守土之事！

国难当头之日，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动员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决抗战。这时，袁汝哲受中共山东省委派谴，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新的环境，使他耳目一新，犹如旱禾逢甘露。他深知要想领导武装斗争，必须首先武装自己的头脑。因此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废寝忘食地刻苦学习，认真钻研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经过3个月的学习，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毕业后，他被党组织派往聊城地区开展工作。

1938年1月，袁汝哲乘火车至商丘下车，徒步去聊城，路过家乡，与时任金乡县工委委员的杨绪明又见了面。杨绪明向工委作了汇报，随即请示中共鲁西南工委同意，袁汝哲留在金乡县工委工作。袁汝哲、耿荆山、杨绪明三人在故乡重逢，回想昔聊城之会的誓言，豪情满怀，斗志弥坚。他们决心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带领家乡父老团结御侮，报效国家。

根据县工委的分工和上级党组织的要求，袁汝哲和杨绪明等在张寨、朱楼、郭庙、耿楼、牛李庄等村，用“动委会”、“抗敌后援会”的公开名义，宣传发动群众，建立了“青年救国会”等抗日群众组织，很快发展会员百余人。同时，他致力于培养青年，发展党组织的工作。金乡县的群众抗日救国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袁汝哲出生地——张寨，一时成为金乡县工委活动的中心，工委联络站就设在他的家里。

革命，就是从舍家、舍财、舍命开始的。袁汝哲当时家境并不好，一家人吃糠咽菜，十分节俭。但对接待工委同志和其他来往人员的吃、用、住等总是尽量安排得好一点，并把多年积攒下来的一点钱拿出来，为抗日武装买了枪支和子弹。同志们都为他这种无私的革命精神所感动，所激励。

1938年5月中旬，日寇侵占了金乡县城，屠杀我同胞3000余人。愁云惨雾，腥风血雨，笼罩金乡。日寇的残暴行径，更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恨。袁汝哲与战友们一起，在耿楼组织了金乡县人民抗日武装，后被统编为“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十三大队”。他们在金乡县城周围的广大农村，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收集枪支弹药，发展壮大抗日队伍，开展武装斗争，不断打击外出的小股日寇。

五

1938年8月，中共金乡县工委带领十三大队，奉命东进，参加讨伐土顽王献臣的战斗。金乡县工委重新组建，王鉴览任书记，袁汝哲任工委宣传部长。

这时的金乡，大部分党员、干部参加了抗日部队，地方力量较薄弱，形势逼迫他们要努力开辟新局面。工委针对当时情况，为培养党员，发展组织，再建地方武装，便在张寨先开办了一期积极分子训练班，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继而又办了几期党员训练班。袁汝哲把从陕北公学带回来的材料，整理编印成小册子，发给大家学习。他经常亲自给大家宣讲我党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讲述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爱国御侮的故事。他经常背诵岳飞的《满江红》一词，长咏“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他更喜欢于谦的《石灰吟》，教育大家要有“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品质，勇于为正义事业而献身。

是年9月，中共苏鲁豫边区特委决定建立金单曹中心县委，袁汝哲任宣传部长。中心县委的任务是加强对金、单、曹三县党组织的领导，联络协调各方面的工作。袁汝哲按照中心县委的分工，与其他同志紧密配合，积极主动地开展党的宣传工作。他亲自带领金乡县“抗敌后援会巡回宣传队”，深入城关、化雨、鸡黍、马庙等地，演出《九一八》《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救国的戏剧，教唱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唤醒民众，起来抗日救国。这些活动深受群众欢迎，扩大了我党的影响。

六

1938年底，我党领导下的金乡县人民抗日运动如火如荼，形势十分喜人。

中共苏鲁豫边区特委，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建立金（乡）嘉（祥）巨（野）中心县委。这时，隐藏在我党内的暗害分子王须仁来金乡，在县城内召开金乡县工委会议。会上，王须仁居心叵测地对工委负责人进行无端指责、批判和打击，会后便匆匆返回特委。结果金乡工委被解散，中心县委亦未建立起来。

1939年2月11日，日寇第二次占领了金乡县，国民党县长史景洲带领县保安队，一枪未放便逃之夭夭。一些流氓恶棍认贼作父，当了汉奸，帮助日寇残害人民。游兵散勇，扰乱民生，土匪恶霸，趁火打劫，荼毒百姓。

这一切，使袁汝哲心焦如焚。一个共产党员的强烈责任感，使他勇敢地挑起了金乡县工委书记的重任。他找到了苏鲁豫边特委，接上了关系。他和战友们一起，从整顿发展党组织入手，广泛发动群众，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撒播抗日的火种，至夏，全县党员已发展到百余人，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再度蓬勃发展。中共苏鲁边区特委的领导对金乡县的工作评价说：“金乡县地处前沿，敌、伪、顽、力量都比较大，特委机关和人民抗日义勇队都到金乡活动过，看到过在那种困难的情景下，袁汝哲同志也多次向特委汇报过工作。金乡县的党组织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能够坚持下来，做了很多工作，继续高举抗日的大旗，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确实不易。”是啊！袁汝哲为了党的事业，披肝沥胆，置生死于度外，多大的困难也没有使他低过头。

七

1939年5月，中共苏鲁豫区党委，为了加强对各县的领导，创建湖西抗日根据地，决定建立中共湖边地委，调袁汝哲任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欣然赴任。他到达地委驻地后，不顾一路疲劳，马上换上军装，开始工作。在地委4个月的日日夜夜里，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唤起湖西广大民众抗日救国而工作着。他兼任干校校长，为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而操劳。他家中上有老人，下有襁褓中的孩子，还有温顺善良的妻子。老人想念儿子，妻子思念丈夫，孩子身体染疾。这些，家人都托人捎信告诉了他。“无情未必真豪杰”。他也是有思想，有感情，有血有肉的人，他能不思念亲人吗！可是，他更想到了正在遭受日寇铁蹄蹂躏的祖国，想到了千千万万个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家庭，想到了党的工作亟待去做。他一次也没有回家。他的爱，他的一往情深，都倾注到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上。

正当风华正茂的袁汝哲在民族解放的征途上奋进的时候，天大的不幸降临到了他的身上。由暗害分子王须仁制造的湖西“肃托”冤案发生了，王须仁把他骗到鱼台抓捕起来，秘密押到湖东的郭里集。1939年9月15日那个黑漆漆、阴森森的夜晚，金乡和湖西人民的好儿子袁汝哲，倒在了暗害分子的屠刀之下，饮恨九泉。噩耗传出，金乡和湖西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无比震惊和痛心。

湖西“肃托”事件，使我湖西地区党政军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党中央和中共山东分局对此案十分重视，多次调查处理。终使冤案大白，袁汝哲和其他被害的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在单县辛羊庙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千凿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袁汝哲烈士生平喜爱和常以自勉的诗句，正是他短暂而光辉一生的写照。

袁汝哲烈士虽死犹生，他那玉洁冰清的高贵品质和闪光照人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为祖国的宏图大业而奋勇拼搏！

——记杨荆石烈士

沂源县民政局

杨荆石，名玉珍，1902年生于山东省蒙阴县青冶行村（今属沂源县）。父亲是位民间医生，靠行医养活全家。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荆石六七岁时就上山拾柴，帮着家中干些零活。9岁那年，他进本村私塾读书，后来毕业于黄庄高小。18岁考入曲阜二师。他在读书期间，学习勤奋，除学好各门课程外，还博览其它书刊。

从中了解到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和革命主张，很受启发。他曾几次代表学生，向校方反映改进教学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并敢于同校长争论，被学校当局指责为“聚众要挟校方，目无师长”。这使他非常愤懑。当时，他对国家形势和社会上的问题，还不能理解。有一次他问一位老师：“为什么外国欺侮中国？为什么邪气盛行，正义不得伸张？为什么穷人老是穷，并且穷人越来越多？”这位老师被他问得瞠目结舌，只好搪塞说：“此俚俗之事我们无需过问。”

1923年，杨荆石在曲阜师范学校毕业，赋闲在家。当时正是军阀混战时期，我国的大好河山，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角逐场所。地主豪绅巧取豪夺，再加兵匪横行，灾害频仍，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年轻的杨荆石对此万分激愤。为寻求救国真理，他于1924年辞别父母，只身到了上海。在那里，他考入上海美术学院。由于荆石品学兼优，深得该校师长们的器重。

大革命开始后，杨荆石再也坐不住了。有一天，他把手中的画笔一甩，对同学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人民涂炭，作为中华民族的热血男儿，怎能坐视不救！与其这样忍辱求生，倒不如驰骋疆场，效命国家。”于是他脱下长袍，毅然投笔从戎，于1927年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北伐军中担任连长，继而被提升为营长。

杨荆石平时治军很严。他常对部下说：“我们是为消灭社会黑暗，拯救穷人出苦海而战，伤天害理，背良心的事，我们不干！”因此，他带的部队纪律比较好。在全师考核时，杨荆石营受到好评，并接着升任了少校团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杨荆石十分愤慨。他向士兵们揭露蒋介石镇压革命的罪恶行径，他大声疾呼：“蒋贼不除，国无宁日。”杨荆石在军队中的革命言行，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28年4月，当部队进入山东德州时，扬荆石获悉国民党特务要抓他，便夤夜化装成僧人，流浪在天津、唐山等地，后来返回蒙阴老家。

1936年春，杨荆石到济南第一乡村师范任美术教员。该校是山东党组织早期活动的重要地点。扬荆石到校后，对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宣传。他常说：“为民族解放，宁可开花一时，也不贪生怕死，苟安百年。”

“一二·九”运动以后，随着救亡运动的发展，乡师党支部发动学生会成立了军训队。杨荆石和几位教师也报了名。

1937年春夏之交，济南乡师党的组织选派了两批进步学生，去延安学习，因路费不足，党组织决定向进步教师筹借。当时杨荆石并不富裕，他却拿出20块银元交给了党组织。

杨荆石常以画笔作武器，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他作画题名常用“警时”（荆石二字的谐音），取意对黑暗的时局要警惕。他曾在济南举行过画展，出版过山水画册。在他的一本纪念册上，有一幅他作的《卧薪尝胆》图。从中可以看出他时刻不忘国难，励志救国的情操。

1937年“七·七”事变后，12月，济南沦陷，杨荆石携带妻室儿女，从济南回到蒙阴家乡，从事抗日救国工作。他与泰山地区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刘其人、新泰县党组织负责人董琰等抗日进步人士密切配合，遵照党的指示，奔走各地，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1938年1月，他参加了徂徕山起义。2月，他回蒙阴县黄庄一带，组建了一支7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这是蒙阴县最早的一支抗日武装。杨荆石等率领这支部队转战蒙阴一带，不断袭击日伪军。不久，这支部队编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四支队二团，并参加了攻打莱芜城的战斗。

1939年，杨荆石在四支队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不久，杨荆石以鲁南抗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被派到驻莱芜县郑王庄的国民党石友三部搞统战工作。这年，石友三部北调，所部李兴唐旅300多人不愿跟石友三走。中共山东分局获悉后，立即指示杨荆石，设法把这些人争取过来。杨荆石连续写信两封，派其侄子杨兴元带信找到这300多人的队伍，晓以抗日救国的大义，说明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敦促他们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序列。接着杨荆石又亲自到这支队伍去做工作，终于使这支队伍正式编入八路军。

此后，杨荆石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委托，到东里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做统战工作。他在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打交道中，依据党中央关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陈述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立场坚定，不畏强横，常常使对方折服，工作开展得很有成绩。

1939年4月，杨荆石调任山东鲁迅艺术学校教务主任。他办学严谨，认真执教，大胆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沈鸿烈、秦启荣之流制造磨擦、破坏抗战、鱼肉人民百姓的罪行。他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写道：

朋友！十年前我们所追求着的生活，艺术上的道路，都摆在我们的面前。千百万群众，都在期待着我们从艺术上发挥出伟大的力量，把疯狂的蛮横的日本法西斯送到死亡的道路上去！

我们承认“艺术是站在时代前面的”，“是指导革命的”。但我们这些所谓艺术家，却被时代撇下不知几千万里了。在今天，中华民族神圣的自卫战争，又走到一个更艰苦更残酷的新阶段。我们应该更积极地用我们的画笔激发起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坚定抗敌决心，树立崇高的民族自尊心，以度过目前的困难阶段，转入最后胜利的光明前途！

努力吧！民族解放的担子，就放在我们的肩头上。我们只有——

挺起胸膛，

举起拳头，

朝着疯狂的敌人打去！

杨荆石就是这样一个无畏的战士。不论在多么艰险的环境下，他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当时，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黎玉曾题词赞扬他：“用最精巧的点、线、色，暴露出日寇、汉奸的横暴，暴露出抗战中的逆流，描写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忠贞事迹，提高各民族、各部队的抗战情绪，直到我们的最后胜利。”

长期的革命实践，使杨荆石对共产党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明确了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的彻底解放。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党的一员。这时，党也在观察他，关心他的进步。一天，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民运部长霍士廉同志找到杨荆石。在谈话中，霍部长向他讲解了当前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它对时局的主张、策略、政策等；介绍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党的纲领。杨荆石听后非常兴奋。就在那时，经霍士廉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他系文化名人，为了便于做统战工作，称为特别党员（即秘密党员），由上级组织直接联系。在杨荆石的教育带动下，他的亲属包括他的爱人、儿子、女儿和侄女等共22人参加了革命工作。杨荆石常对他们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全力以赴，支援抗战。”当时他家被人们誉为新时代的“杨家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扬荆石一家有5人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

1939年底，鲁迅艺校与战地服务团合并，杨荆石被调回蒙阴县。翌年7月11日，蒙阴县参议会在蒙阴县野店区梭庄召开第一次大会，一致选举扬荆石任蒙阴县县长。这是鲁中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杨荆石就职这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大街上贴满了大字标语：“欢迎杨荆石同志就职！”“人民政权万岁！”全县各界代表怀着喜悦心情参加成立大会。杨荆石登上主席台，发表了就职演说：“参议会选我当县长，这是全县人民的信任，我感到无上光荣。我决心不负众望，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对敌人要坚决斗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我当县长是人民的公仆，我保证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疾苦，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我要廉洁奉公，公而忘私的做好工作，请大家监督。如果发现我有失职和违背诺言的行为，请随时罢免我。”这时，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掌声，表达了群众对他的信赖和支持。

杨荆石担任县长以后，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处处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有一次，县政府为了支援前线，向各村分配征集一批给养的任务。为了支援子弟兵，群众把最好的粮食都交上了。而王家庄子有个姓桑的农民，家境较富裕，依仗自己是杨荆石的表兄弟，只交了10斤掺上糠的煎饼。杨荆石得知后，非常生气。他先向财粮员问明情况，接着把桑某叫来，问道：“表哥，你咋搞的？”桑某说：“就这一回，下次一定改。”杨荆石说：“这不行，大家都照你这样办，战士们吃不饱，怎么抗日？你那小日子怎么能保住？我知道你过得富裕点，这样吧，你献出1000斤小麦支援抗战。”桑某一听急了，叫道：“兄弟，你给我点情面，让我少拿点吧。”杨荆石说：“那可不中，咱公是公，私是私，我可不敢包庇你。”立即叫秘书写了条子，罚了他1000斤小麦。“杨县长办事不讲私情”这段佳话，至今还在蒙阴北部流传着。

杨荆石在担任县长期间，正是日寇集中兵力对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封锁的严重时期，加上当时水、旱、虫等自然灾害相继发生，使我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受到很大破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的生活发生了困难。杨荆石在党的领导下，面对严峻的现实，积极热情地工作。

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杨荆石经常徒步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哪里条件成熟，就在那里建立政权。到1940年9月，蒙阴县的旧寨、坦埠、坡里、野店、黄庄等区、乡先后成立了参议会，民主选出了区长、乡长。旧寨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杨荆石到会讲了话。他强调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要作人民的勤务员。要教育人民，动员人民支前参战，并要采取积极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政权建设的同时，还建立了县大队、区中队和村民兵等地方武装，相应地成立了各级农救会，青抗先、妇救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

杨荆石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不论是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是人民群众，有话都愿意找他谈。他对大家思想上或工作上的问题，也都耐心帮助和解决。

杨荆石非常关心群众的疾苦，每到一个村，他就找村干部询问烈军属和群众的要求，协助村干部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他还经常找老乡们拉家常，亲密无间，人们亲切地称他“庄户县长”。每到收获季节，杨荆石就带领机关干部和县大队的战士，帮助群众抢收庄稼。他总是一马当先，累得满头大汗。群众高兴地说：“县长工作是能手，干农活也是好榜样。”

杨荆石工作认真，作风俭朴。他对各区、乡民主政府的工作抓得很紧，经常亲临指导。他亲自起草会议文件和会议总结，常常通宵达旦。有一次，杨荆石从夜间工作到第二天黎明，通信员一再劝他注意休息，杨荆石微笑着说：“现在是抗日非常时期，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呀。我们今天辛苦点，为的是中华民族的早日解放，吃这种苦，值得！”1940年冬，上级分配给蒙阴县8000斤募棉任务。杨荆石到各区、乡亲自布置募棉工作，亲自动员群众，不几天即超额完成了任务，为此受到鲁中行署的表扬。

1941年，蒙阴县政府迁驻坦埠附近的中山寺。当时灾荒严重，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杨荆石一边带领大家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一边号召大家节衣缩食，渡过难关。这年冬，上级发下一部分棉衣，县政府干部一人摊不上一件。分发衣服的同志看到杨荆石的棉衣既单薄又破旧，就发给了他一件。扬荆石拒不接受，并说：“还是送给没有棉衣的同志吧！我的棉衣旧点没关系，补补照常可以穿。”分衣服的同志说：“你是县长，换件衣服是应该的。”杨荆石笑着说：“县长更应该先人后己。”在杨荆石的提议下，蒙阴县政府发出增产节约、救济灾民的倡议，全县各级行政人员热烈响应，纷纷捐款救灾，抗日民主政府在群众中的声誉越来越高。

蒙阴县地处山区，文化落后。杨荆石非常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他的建议下，各区、乡成立了“冬学运动促进委员会”，积极培训小学教师，创办学校。在那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在他担任蒙阴县长期间，抗日根据地创办了57处抗日小学，入学儿童达1600余人。许多村庄还组织起“识字班”。杨荆石对学校的校舍、设备、教材等都亲自过问。他特别重视审定教科书的内容，剔除封建糟粕，增添革命和科学的内容，学校办得很有生气，成为当时宣传抗日，培养抗日人才的阵地。这年杨荆石还倡导创办了《人民报》。这张油印小报，对宣传抗日，武装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2年，蒙阴县政府移驻高湖。这时，日寇对我沂蒙山区实行拉网“扫荡”。杨荆石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指示，亲自组织官庄、高湖两区的人民武装500余人，加紧军事训练，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日寇。

1943年，杨荆石被调到鲁中行署任社会教育处长。从此，他离开了蒙阴，奔波在鲁中山区。这年11月，他到沂南县依汶修械所检查工作，当时修械所正在试验三军分区试制的机枪，杨荆石误受枪伤，流血不止，被送往安庄野战医院抢救无效，以身殉职，终年41岁。

杨荆石牺牲后，沂蒙人民悲痛万分。中共蒙阴县委、县政府和中共博莱县委、县政府在左家旁峪联合举行大会，追悼杨荆石烈士。

（本文原载《沂蒙英烈》一集，编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李植庭烈士传略

政协寿光县委员会文史组

李植庭，原名李三槐，1871年生于寿光县城北崔家庄（今田柳乡崔家庄）一个农民家庭里。7岁入私塾，21岁辍学后在本村教了3年私塾。当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农村民生凋敝，广大贫苦农民呻吟在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压榨之下。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李植庭忧国忧民的心情不能自已。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最初他接受了改良主义思想，认为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必须办好教育，培养人才，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但是，封建的教育制度在寿光根深蒂固，李植庭“教育救国”的理想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因此，他愤然辞去教师的职务，回家务农。然而，他创办新学培养人才，使国家富强起来的愿望，始终是强烈的。

1903年，李植庭离家来到东北，经朋友介绍，在黑龙江省五常县沙河子镇创办了一处初级学堂。在边学边教的过程中，他学会了《笔算法》的教学。对此，他非常高兴。

1912年，李植庭回到家乡。一些关心教育的乡亲，听说他在东北办过学堂，便请他出来继续办学，他欣然应允。当时，办学的校舍、桌凳、经费都很难解决。李植庭东奔西走，挨门串户宣传办学和培养后代的意义，并提出“集资兴学”的主张。群众见他如此热心，都主动来帮助他。李植庭夜以继日地工作，亲自动手整修校舍，筹备桌凳，终于在1913年冬天，办起了崔家庄初级小学，命名为“双风学校”。乡亲们十分高兴，编成顺口溜赞扬他：“崔家有个李植庭，白手起家办“双风”。立冬十月天气好，‘双风学校’已办成。整斋借屋作教室，千家集款备桌凳……”

学校办起来了，招收了32名学生。李植庭自任教师，他主动提出，甘尽义务，不拿薪水。大家过意不去，主动给他凑了40吊铜钱，而他将钱都用作教学费用和冬季教室取暖之用。他看到群众热情支持办学并愿意破除旧俗，让孩子剪去辫子上学非常高兴，办学更加积极热心。第二年，又有更多的群众要求送子弟入学。因教室、桌凳都不能满足需要，只好增设了夜校班，教师仍由他一人担任。李植庭昼夜辛苦，以苦为乐。

1921年，李植庭又从潍县广文中学聘请了杨玉霞、杨爱莲两位女教师来任教，招收了女学生，开设了女子班。

1925年，寿光县最早的共产党员张玉山、王云生等在崔家庄、王高一带开展工作，李植庭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因而他积极地支持党的活动。在当时北洋军阀统治的白色恐怖下，他大胆地聘请张玉山、马香圃（现名赵一萍）、李芍亭、李汉卿等人到双凤学校担任教师。后来这所学校便成为本县党组织宣传革命思想和组织革命联络工作的重要基地。

1926年冬天，中共寿光县委建立以后，县委的同志和一部分积极分子经常在双凤学校集合，讨论发展党员和研究组织暴动问题。李植庭千方百计支持和掩护党组织在该校的活动，成为党组织的得力助手。

1927年春节过后，军阀官府的税务局派一个姓蔡的“税狗子”到王高征收营业牌照税。因他采用了税上加税的手段不断加重群众的负担，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中共寿光县委为了争取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当即派人除掉了这个“税狗子”。任务完成后，为了避开敌人的追捕，让执行任务的同志躲进了双凤学校，在李植庭的掩护下，匿藏月余，然后安全转移。

后来，由于时局动荡，军阀队伍互相厮杀，匪兵到处烧杀抢劫。双凤学校被迫停课，校舍也遭到破坏。直到1929年，李植庭又在群众的支持下，搬迁重建校舍，恢复了这所学校，改名为“寿光县立第八小学”。

1935年，寿光县党组织为了开展群众工作，在崔家庄创办农民夜校和同乐会、国术馆。李植庭积极配合，腾出3间教室作为国术馆的教练场所，并兼任国术馆的名誉馆长。

1937年底至1938年初，日寇逼近寿光县境，国民党寿光县长宋宪章携眷逃跑。这时又由郭恩棠出任寿光县长。此人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他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并委派李植庭担任第七区区长。同时，寿光县党组织也邀请李植庭参与组织“寿光县抗敌后援会”的工作。这期间，中共寿光县委领导的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在牛头镇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武装起义。李植庭利用职务之便，配合党的工作，在人员和物资方面积极支援八支队，他还把家里唯一的一匹茄皮色大马送给了八支队。

1939年1月，日寇占领了寿光城，接着在王高安了据点。敌人为了实现其“以华治华”的阴谋，到处以高官厚禄诱迫社会上有一定声望的中国人为其效劳。春节那天，王高据点的日寇突然包围了李植庭的住宅，声称“请李植庭先生共商政事”。恰巧李植庭未在家中，经“庄约”（村中轮流办事的人）与之周旋，日军方才退去。第二次来便抢走了他家的全部财产；第三次又在屋上放了一把火。正月初六，日寇又包围了李植庭的住宅，扬言如再拒绝，就要洗劫全村。当时李植庭藏在他的一个学生家里，听说事态如此严重，心中十分焦急。他不愿全村因他而遭难，决定以死来保民族气节，告慰众乡亲。面对一些“好心人”权宜从事的劝告，他流着眼泪说：“我一生为国家、为大众服务，创办教育，30多年家中未用我半文钱，到头来还负债300元。原以为尽我之力，救我民族，哪想到，如今日寇逼我，且将使全村被累，实在于心不忍！与其违我良心，认贼作父，留万世臭名，倒不如一死干净！”但三次自杀均被人救下。后经我党地下工作同志再三劝说，给他指明出路，他便连夜奔往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寇家坞。

1940年4月，党组织把他接到牛头镇，与田玉美等成立清河区第一届参议会。同年12月，他到博兴县纯化镇出席有清河区14个县的代表参加的第二届大会，正式当选为清河区参议会参议长。从此，这位69岁的革命老人，在日寇对我根据地频繁“扫荡”的日子里，经常随清河区党委和行政机关转战于黄河下游的近海地区。每到一地，他总是深入群众，访问开明士绅和民众，调查人民疾苦，还曾亲赴利津、沾化勘察治河工程。

1942年7月1日，清河区《群众报》发表了他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所写的题词。题词说：“二十一年来，你无日不在为反帝反封建而努力斗争！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已成为团结各阶层人民的核心；在破晓前的黑暗里，就像一座光明的灯塔，照耀着千百万人走上自由解放之路！”这热情洋溢的题词，表达了这位抗战老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深情和对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的坚强信念，代表了广大抗日人民的心声。

1943年，在极端困难的局势下，他住在垦利县八大组，与当地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他不避艰险，坚持不懈地工作。他积极响应党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亲自开荒种地。同时，他还发动群众为烈、军属代耕，积极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并且为无家可归的抗日军人、干部、烈士的子弟开办了一所学劳结合的实验小学。年底，行署授予他“劳动模范”和“拥军优属模范”的光荣称号。

1944年1月，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他又被选为渤海区参议长。

1945年4月，李植庭代表渤海区参议会发表了《告寿光人民书》，控诉汉奸张景月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号召寿光人民奋起战斗，向张逆讨还血债；并请求我军指战员与地方民兵同仇敌忾，讨伐这伙叛国投敌的败类，拯救寿光人民于水火之中。

在“讨张战役”中，他在后方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又亲赴前线劳军，为这次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这年8月，李植庭的家乡——寿光县，从日寇汉奸的长期统治下获得了解放，当年李植庭亲手创办的崔家庄学校，在敌伪统治时期已破坏无遗。

1946年，寿光县人民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又动员群众重新修建崔家庄学校，经渤海区党委批准命名为“植庭学校”。

日寇投降后，渤海区全部解放，李植庭随渤海区党政机关驻在惠民县。1946年元旦，李植庭率领渤海区各县人民代表，冒着风雪严寒到禹城前线劳军。当时《渤海画报》刊登了一首题为《劳军》的新诗，热情洋溢地描绘了劳军的情景，其中有这样几句：“……老议长李植庭，75岁高龄，冒着大雪，迎着寒风；跋涉200里长长的征程，率领着各县的人民代表，还有劳模和英雄，从惠民后方，赶到津浦前线，慰问人民的子弟兵……”

1946年4月，他被选为出席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的山东解放区渤海区代表，同马千里同志率代表团到当时我省政府驻地临沂城集合。临行前，他数次表示：“这次去参加国大会议，任何威胁、利诱、暗杀，我都不怕。我一定为人民争民主、争和平，奋斗到底。800万人民的重托已担在我的肩上，我们要坚决地去替他们争取彻底的民主改革。为人民的幸福，我们不怕赴汤蹈火，也不能委曲求全。一定忠实执行人民的意见，决不负渤海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期望。”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解放区代表拒绝出席这次伪国大会议。李植庭在临沂期间，应邀参加了山东大学举行的开学典礼。他在会上发表了谴责国民党破坏民主团结、掀起全面内战的讲话，受到山大学生的热烈拥护。会后，山大学生渤海同乡，齐集渤海区“国大”代表驻处，敬献了写有“民主长城”的锦旗。李植庭在接受锦旗的时候，勉励渤海区同学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彻底改造世界观，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946年10月10日，中共华东局批准渤海区党委接纳李植庭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75岁的李植庭从此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他更加积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1947年春，他随渤海行署住在农村，积极响应区党委的号召，带头帮助群众送粪、春耕。当时《渤海画报》登了一幅新闻画，并有四言顺口溜来赞扬他：“渤海行署，生产立功。出栏送粪，帮助春耕。一齐下手，不分官兵。李老议长，七六高龄；带头猛干，能说能行；像个青年，劳动英雄；满头大汗，一脸笑容；‘为民服务，其乐无穷！’同志感动，百姓欢迎，学习议长，艰苦作风。……”

1949年春节，他从惠民回寿光探家，正值崔家庄“植庭学校”的“春节文娱宣传队”到寿光各村进行宣传活动，李植庭不顾78岁高龄，每天自带干粮，拄着手杖，随宣传队奔走，向群众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号召大家搞好生产，积极支援前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选为出席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渤海区代表，会上当选为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委员，分管教育工作。他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深知发展教育事业对建设新中国意义重大。为此，他不辞辛劳，到处奔走，了解各地恢复教育的情况，为兴办教育大声疾呼。

1951年，他回到寿光，邀请各界人士和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商讨创办寿光中学，并得到了群众的热情支持。经省府同意，他亲自担任筹委会主任，主持筹资、设计和施工，终于办起了当时寿光县的第一所中学。同年，他又为崔家植庭完小扩建了校舍。

1956年，他配合教育局建成了寿光县第二所中学。这两处中学建成后，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有用的人才。迄今仍是该县中等学校的两颗明珠。

山东省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后，李植庭作为教育界代表，出席了第一、第二届省政协代表会议，并当选为一、二届省政协委员。

李植庭同志一生热爱教育，热爱生产劳动，关心群众疾苦，而自己却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早在家乡办学期间，教员们多在饭馆包饭，而他这位校长却顿顿回家就餐，同家人一样粗茶淡饭。每天早上，他都要亲自打扫校院。抗战期间，在垦利县八大组时，他这位参议长的办公室和住处只是两间小土屋，墙壁上挖了一个三角形的窟窿，算是窗户；小土炕上，叠着一床露出棉絮的被褥，穿一身带补丁的土布衣服，外加一支旱烟袋，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不论参加什么会，他从不喝茶，只喝白开水。环境安定以后，他到行署开会，大会服务人员照顾他年老，拿出菜单让他点菜，他笑着说：“我是来开会的，不是来下馆子。我就爱吃番瓜、豆角子。”

李植庭生活俭朴，为自己他一分钱也舍不得花。但是，为了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他却十分慷慨。植庭小学扩建时，有两户群众住宅在规划场之内，李植庭就用自己节存的钱，为这两户盖了新房，动员他们高高兴兴地搬了家。以后，他又为学校购买了自行车、照相机和篮球、排球；在期末考试评奖时，又为学生买奖品；为搞好业余教育，自己出钱开办夜校。1958年，学校实行“分级并点”，本村部分学生需要到外村寄宿上学。有些学生没有被褥，李植庭一次就为30余名学生添置了被子和褥子。

1964年春，李植庭这位献身革命，热心办学的革命老人，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终年93岁。在追悼会上，山东省人民政府和省政协为他敬献了花圈和挽联。以“教到老，学到老，教学到老；勤一生，俭一生，勤俭一生”的挽联字句，概括了李植庭同志光辉的一生。

（本文原载《浩气长存》第三期，编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记李佐民烈士

莱西革命烈士陵园

在莱西革命烈士陵园里，有一座庄严的拱形陵墓，八路军胶东六十二团政委李佐民烈士就长眠在这里。

李佐民，原名李天佑，常谦称为李拙民。1912年4月8日出生于莱阳县李格庄（现属莱西市）一个农民家庭。佐民幼年，父母就去世了。他与哥嫂相依为生。兄友弟恭，家人和睦，誉满乡里。他全家7口人，种着10亩地，辛苦一年，还是过着不得温饱的日子。时值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少年时代的李佐民对这黑暗世道愤愤不平。

1919年，李佐民入日庄小学，正逢当时的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学校马仁龚老师向同学们讲说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游行的情况。佐民听了，心情激动，放学后，约了几个同学向老师请教。佐民说：“帝国列强、军阀卖国贼太可恨了，咱们不能坐等，要和他们拼。”马老师看到佐民小小年纪，有此爱国心，十分高兴，又向他们讲了一些救国救民的道理，并鼓励他们好好读书，将来成为中华民族的好男儿。在马老师的启发教育下，佐民明白了好好学习的道理。从此，他刻苦攻读，学业长进很快，考试成绩常列榜首。佐民17岁考入莱阳中学。

为让佐民上学，其兄李天锡省吃俭用，日夜操劳；为筹集学费，还卖掉了2亩多地。佐民很体谅兄嫂的艰辛，在校刻苦学习，尽力节省。他到莱阳上学时，离家70多华里；在济南上学时，要走80里到夏格庄乘车。在整个学习期间，他往返几十次，都是自背行李，为了节省鞋袜，有时赤足而行。而对有难处的同学，他却尽力相助，有时将自己的零用钱和途中食宿费，也用于帮助同学解决急需。他这种克己助人的精神，受到师生们的好评，后来在革命队伍中，也深得领导和同志的称赞。

李佐民在莱阳中学上学时，不但学习好，长进快，而且见义勇为，成为同学中反封建、反贪污腐败的带头人。1930年春，校长修仁庵贪污教师空额薪金，教员缺额，不能正常教学。为此，学生自发成立了“学生自治会”，掀起了反对校长贪污行为的学潮。李佐民是这次学潮的组织者之一。他亲自到各班级慷慨直言，揭露校长贪污事实。对校长的贪污行为，学们非常愤恨，顿时将学校伙房存放的松木棒子一抢而空，高举木棒列队在校园内游行示威，要校长交待贪污事实，向“学生自治会”承认错误。校长见势不妙，畏罪潜逃，学校出现了混乱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李佐民和学生自治会，一面维持学校秩序，一面研究斗争策略，决定争取校长的侄子参加斗争，以造成校长众叛亲离的局面。学生自治会分成三个组，校内校外分头行动，广造舆论。李佐民主动带领一个组到县政府请愿。他面对县长，慷慨陈词，揭露校长贪污行为，并指出，由于校长的贪污行为使学校不能正常教学，学生深受其害。县长杨酉桂无言可对，当即取消了派警察进驻学校的决定，承认学生自治会是合法的。校长被迫辞职，学潮获得胜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学生掀起了反日救国高潮。莱阳中学学生自治会在李佐民等人的带领下，发起了救亡宣传运动。全校师生分为五路，走遍了莱阳全县40余处完全小学，向广大爱国师生和群众进行了抗日救国宣传教育。

1932年秋，李佐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济南山东第一师范。翌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再次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潮。山东第一师范举行总罢课，全校师生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协定。李佐民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当游行队伍到达趵突泉时，一群军警前来阻止。李佐民理直气壮地反问：“你们是哪国人？”军警答：“中国人。”佐民又问：“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准反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答：“这是执行长官命令。”李佐民又说：“长官当卖国贼，你们也甘心当卖国贼吗？”军警无言可答。游行队伍高喊“打倒卖国贼”、“打倒汉奸走狗”等口号，军警们躲躲闪闪地溜走了。游行队伍继续行进，直到胜利结束。

1934年李佐民在山东省第一师范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培养下，他进步更快，工作干得更加起劲。

1935年夏，李佐民毕业于山东第一师范，去青岛市薛家岛小学任校长。临行时，他写下了决心向王尽美同志学习的诗句：“楷模王瑞俊，为民主浮沉，同出山师门，吾要步后尘。”

此时，莱阳地方党的组织遭敌破坏，军阀韩复榘派了一个师进驻莱阳县，继续镇压、追捕革命同志。共产党员庄国瑞、战卓云二人逃离莱阳，先后到薛家岛小学化名隐蔽。李佐民与他们同甘共苦，一起开展党的工作，并团结东北流亡学生牛绍文在校任教，秘密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李佐民等积极组织爱国师生，编印、散发抗日救国传单，有时他亲自到车站、码头散发。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佐民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和牛绍文一起回到莱阳家乡，组织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广泛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他首先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在本村办起了一处完全小学，和牛绍文等在学校任职。白天给学生上课，结合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晚上走村串户，发展“民先”队员，建立“民先”组织。11月，“民先”莱阳县队部成立，李佐民任宣传部副部长。他组织了“民先”宣传大队，深入莱阳各区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并动员青年参加山东人民抗日队伍。一天，李佐民对牛绍文说：“抗日传单需要千百张，光靠手抄不行，咱得设法弄架油印机。”他们打听到日庄完全小学有一架，便骑上自行车，一同到了日庄完小，李佐民找校长谈话聊天，牛绍文利用这机会，通过进步学生将油印机取走。有了油印机，佐民的家成了“地下印刷厂”。佐民的夫人刘天香也成了这个“地下印刷厂”的一员。他们编写传单，刻写蜡版，晚上油印传单，常常干到深夜，天不亮，又带上传单外出散发、张贴。

李佐民还十分注意团结国民党进步人士，推动他们支持抗日活动。莱阳西北乡刘东阳、高裴卿等几个较为开明的地主，是当地国民党的头面人物，有较大的影响。李佐民主动对他们开展工作，促使他们承认当地“民先”组织的抗日合法地位。并同他们保持联系，互通情况，对当时的抗日救亡活动起了积极推动作用。1938年1月，李佐民和牛绍文等人联络了16名青年积极分子，从当地土豪恶霸家里夺取了8支枪，商定拉起队伍，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月27日，李佐民请哥哥李天锡买来两个毡帽头，两条大布腰带，他和牛绍文化装了一下，吃了晚饭，就出去联络人员拉队伍。两人跑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回来了。李天锡问他们：“怎么回来得这样快？”李佐民说：“不顺利，人没集合齐。”到了晚上，他和牛绍文又外出，继续进行发动工作，直到旧历年除夕深夜才回家。2月4日（正月初五）一支抗日武装队伍拉起来了。从此，李佐民离别妻子儿女，离开了家乡，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武装斗争之中。

在坚持抗日武装斗争中，李佐民对当地那些一贯摧残群众、破坏抗日救国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打击。

莱阳有个土恶霸，摧残群众，破坏抗战，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但这家伙十分狡猾，从不轻易露面，武装大队几次派人捉他未成。李佐民听说后，想了个智取的办法。他给这个土恶霸写了一封信，要两名队员化装成国民党士兵，持信到这土恶霸家，说这是王县长（国民党莱阳新任县长）的亲笔信，要本人亲自收启。那土恶霸听说是“王县长”的亲笔信，急忙从屋里出来迎接。队员们趁机清除了这个土恶霸，为民除了一害。这件事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

战后，五支队司令部召开了李佐民同志追悼会，将李佐民的遗体安葬于招远县矫家洼村，后移葬于莱西县革命烈士陵园。

李佐民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唯国唯民的一生。他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实现先烈的未竟事业而奋勇拼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贡献一切。

李佐民烈士永垂不朽！

（该文编入本书时，参照侯林翼等同志的回忆材料作了修改和补充——编者）

——记苏晓风烈士

李培汉逄守成迟凤可

刻苦学习追求真理

苏晓风，原名张尔乙，蓬莱县潮水镇潮水一村人，1915年4月出生在一个劳动人民家庭里。自幼天资聪慧，小学时期，各科成绩名列前茅。他本族有个叔父在北平经营一家地毯公司，颇有一些钱财，看到苏晓风聪明好学，想拉拢到自己身边，将来为其出力。因此，他表面上答应苏晓风的父亲，愿出资供应苏晓风去北平就学。这样，1932年苏晓风考入北平市河北中学。但他这位叔父却把苏晓风的费用全都记在他家的借贷账本上，以后，苏晓风家无力偿还，只得用土地顶了欠债。这件事使苏晓风非常痛心，也使他开始认识到资本家的虚伪和狡诈。从此，他毅然拒绝了这位叔叔的“照顾”，决心走“个人奋斗”的道路。第二年，他休学回到家乡，到母校潮水小学任教。他一面教学，一面刻苦自学，并把微薄的薪金积攒起来，做为继续升学的费用。1934年，苏晓风带着自己积攒的钱，又到北平河北高中复学。因家庭生活困难，为减少经济上的负担，他向校方要求直接插入三年级学习，校方拒不批准。苏晓风一怒之下，退出河北高中，考入镜湖中学三年级插班。1935年高中尚未毕业，他就考取了山东齐鲁大学，后因校方发现他没有高中文凭，又被退回原校。

苏晓风在北平求学期间，除了刻苦学习以外，有机会阅读一些进步报纸刊物和马列主义著作。促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他逐步认识到，一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靠“个人奋斗”是不能挽救国家命运的。此后，他更加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并积极参加一些学生的进步活动。

1935年，北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二·九”、“一二·一六”爱国运动。苏晓风作为学生中的骨干，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这一年，他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禁令，购买了一些进步书刊，想带回家乡，通过亲友同学，扩大宣传。然而千里迢迢，关卡重重，想把这些书刊带回家乡谈何容易。恰在这时，他父亲到北平探望他，苏晓风就暗中将书刊藏在父亲的包裹里，带上火车，安全地带回了家乡。其兄在父亲的行李里发现了这些书刊，大吃一惊，急忙将书刊收藏起来。假期苏晓风回家，其父兄问及此事，埋怨他事先不告诉时，晓风却若无其事地解释说：“父亲这个年纪，他们不会怀疑是共产党的，我如果事先告诉父亲，父亲心情必然紧张，那样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反倒容易露出马脚。”一席话说得全家都乐了。

1936年，苏晓风参加了我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年寒假回家，他一个人住在菜园的小屋里。屋里一张破旧的八仙桌上，摆满了许多革命书籍，墙上贴着上下两排从报纸上剪下的照片，上排写着“世界伟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照片，整齐地排列着；下排写着“世界和平的威胁者”，贴着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人的照片。村里的青年，学校的小学生，经常到这个小屋里来玩，他就在青年中宣传马列主义，也让孩子们记住墙上所贴照片的名字，那些是好人，那些是坏蛋，知道应该爱谁、恨谁。

晓风的侄子准备考中学时，他常常将侄子叫到小屋里进行文化补习，同时对其灌输一些革命道理。他告诉侄子说：“第一，你要记住墙上这几个人的名字，要像上面那一排人一样，多为百姓做好事，千万不能学下面那些人；第二，我建议你去报考师范学校，因为师范学校里穷孩子多，进步的学生就多；第三，上学时不要怕开除。”当时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含义，但在侄子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有一位姓姜的基督教牧师，经常到湖水一带传教，有一次因晓风父亲的关系，这位姜牧师住到了晓风的小园屋里。晚上，姜牧师大讲神学，想说服晓风加入基督教。晓风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同姜牧师展开了争论，驳得姜牧师哑口无言，第二天一早便溜走了。此后，姜牧师再也不到潮水传教了。

宣传抗日发动起义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北平、天津相继被日军占领，平津一带的大中学校大部解散。苏晓风回到家乡潮水镇，在潮水小学任教，他一面教学，一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农历正月初八，是家里为苏晓风选定的结婚吉日，并做好了一切准备。苏晓风却以“国难当头，理应推迟婚期”为理由，说服了父母和女方，推迟婚期，毫不犹豫地担负起了起义部队的整顿工作。在中营，他对起义部队首先进行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他说：中国有四万万同胞，只要全国人民齐心合力，是完全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他重申：愿意抗日的跟着走，不愿跟着走的把枪留下，自己回家。队伍略加整顿以后，即拉到艾崮山区的车里张家。伪县长张季瑞得知第九中队拉出去抗日的消息后，立即强迫所有队员的家属去把参加起义的亲人找回来，否则以土匪家属论罪。第二天，潮水的会头子张其观，带领部分起义人员的家属，奔往车里张家。苏晓风闻讯后，有意先打一打他的威风，就在学校的教室里安了一张桌子，一条凳子，像开庭审判似的，等候张其观的到来。

张其观手提大马棒，神气十足地来到村口，见到岗哨，开口就问：“人在哪儿？”岗哨根本不理，用枪一点他，毫不客气地喝道：“不许动，把棒子放下，举起手来！”接着将他全身搜查一遍，令家属在村外等候，将张其观一人押到学校去见苏晓风。一见面，苏晓风就严肃地问道：“你来干什么？是谁让你来的？为什么强迫家属来瓦解抗日队伍？”几句话，问的张其观无言可对，两腿有些颤抖了，吞吞吐吐地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苏晓风紧接着说：“我们拉队伍是为了打日本鬼子和汉奸。张季瑞当了汉奸，你听他的指挥，又强迫家属来瓦解抗日军队，这就是汉奸行为。你还想回去吗？”张其观这时已魂不附体，又鞠躬又道歉，满口说好话。苏晓风又严肃地说：“这次对你宽大处理，放你回去，但你必须答应两个条件：第一，你要把家属都带回去，告诉他们，我们是打日本除汉奸救百姓的；第二，回去后不要再听汉奸的话，多做些对抗日有利的事，否则以汉奸论处。”张其观一一点头称是。随后，这支队伍同于眉、于仲淑等领导的起义部队合编为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

不怕困难勇挑重担

起义部队合编后，苏晓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战斗时，他身先士卒，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三军三大队成立后，部队迅速扩大，遂改为“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简称三军二路）。苏晓风先后担任了三军二路一、九大队政委。

1938年9月18日，胶东起义部队统一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同时收编了孙良诚部下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原属国民党的一个地方游击队，纪律松弛，军心涣散，还带有严重的旧军队习气。苏晓风又被派到这支队伍担任教导员。他到这支队伍以后，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对干部战士进行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教育，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同年，胶东地区抽调一部分干部到鲁南学习，上级组织了一个交通营护送，晓风又被调任交通营营长兼赴鲁南干部的总指挥。当时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敌人分割的局面，从胶东到鲁南，不仅要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而且要越过严密封锁的胶济铁路，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苏晓风入伍前是一个放下课本又拿起教杆的教师，入伍半年来，主要是做政治工作，还没有单纯带兵打过仗，而他这次所护送的人员，多数是地方干部，缺乏战斗经验，要把这些人安全送到目的地，他深知肩上担子的重量。但他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命令，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带领干部战士辗转于敌人碉堡之间，克服重重困难，不仅胜利地完成了护送任务，还将上级的指示、文件安全带回胶东，沟通了鲁南与胶东的联系。

后来胶东部队改编为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团。苏晓风任十三团政治委员。这个团就是蓬莱起义部队“三军二路”的一部分。苏晓风来到这个团，就像回到了家乡一样亲切。他望着一张张熟悉的脸，抚摸着“老黄牛”的枪身，和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向团长李绍乔介绍了“老黄牛”的来历。这“老黄牛”是一挺仿德国造的马克沁水压重机枪，原是军阀吴佩孚的武器，吴失败后，把它藏在家乡蓬莱城里的吴家大楼里，三军二路起义后，把它起了出来，成为当时胶东我军唯一的一挺重机枪。由于它威力大，屡建战功，枪身外壳又是黄铜制成的，被战士们誉为“老黄牛”（现存北京军事博物馆）。

陷于敌手以身殉国

郭家店战斗后，十三团的指战员冒着风雪住进掖县上庄。

上庄村是个200多户的山村，一条大河从村南流过，河南是高地。村西头是座小学校，团部就住在这里。

部队进驻以后，苏晓风和团长李绍乔分别察看了地形和战士住宿情况。回到团部，两人交谈了一下各自察看的情况，天已接近拂晓，刚刚合衣躺下，忽听“砰、砰”两声枪响，二人立即翻身下床，这时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进屋报告说：“发现敌情！”

李绍乔说：“不要慌，快把文件收拾起来。”回头对苏晓风说：“你快和警卫员到南山去，我到部队去看看。”

苏晓风说：“咱们一起走，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他们刚走出小学校门，就看见周围全是日本兵，其中有三个端着刺刀向校门口冲来，李绍乔抡起匣子枪把他们撂倒，回头对苏晓风说：“政委，快走，我掩护你们。”

苏晓风拉着李绍乔说：“快，咱们一起撤，上南山，好了解情况指挥作战。”他们边打边撤，过了南沙河撤到南山坡。这时，村里的战斗更激烈了。

团长刚想叫通信员到三营去联系一下，只见山下四五十个战士，边打边撤，向山上来了。这是团里的警卫连。老机枪手胡建盛见到团长扑倒在地说：“团长，‘老黄牛’丢了！”

“什么？”李绍乔一听“老黄牛”丢了，十分震惊。

胡建盛接着说：“我们刚刚发现情况，敌人就包围上来了，我们扛起机枪冲到村边，我回头一看，扛‘老黄牛’的战士牺牲了……”

李绍乔严肃地说：“同志，这不是丢了一挺重机枪，这是丢了我们的军威，丢了我们的革命志气，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苏晓风深深理解李团长这几句话的分量。他立即动员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把‘老黄牛’夺回来！”战士们一致表示，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夺回“老黄牛”。

李团长和苏晓风政委重新把部队组织起来，带领他们冲下山去。胡建盛眼角挂着泪花，操起“九二”机枪掩护。刚刚平静的村西头，又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当团长和政委带领部队冲进村子的时候，几个日本兵正围着“老黄牛”在狂笑，也许他们正在想着如何报功请赏呢。不料，一排手榴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了，十三团的战士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抬起“老黄牛”就向村外奔，苏晓风带领一部分战士在后面掩护。这时敌人疯狂反扑，苏晓风身负重伤，扑倒在地，昏迷过去。几个战士立即返身抢救，遭敌机枪扫射，不幸牺牲。李绍乔带领战士抬着“老黄牛”撤到南沙河时，突然一颗炮弹落在河中心爆炸，李绍乔团长身子一歪，倒在了河里。

警卫员背着团长爬上了山坡，李团长吃力地问：“政委呢？”这时一个战士报告说：“政委负重伤，被鬼子抢走了。”李团长热泪盈眶，痛苦而吃力地说：“快去通知三营，叫他们到北山截击敌人……”说着，李团长就停止了呼吸。通信员将团长这最后的命令传达给三营。

三营听说政委被俘，团长牺牲，高喊着为政委、团长报仇的口号，端着刺刀，冲向敌人；此时，一营也闻讯赶来，日军见三面受到攻击，不敢恋战，狼狈而逃。

敌人抬着昏迷的苏晓风窜到招远后，梦想从苏晓风口中抠出点情报。苏晓风从昏迷中醒来，他环视一下四周，看到一群龇牙咧嘴的日本兵，顿时怒火涌上心头，他鼓起全身的力气，抓起一条凳子，向日本鬼子的头上砸去，发了疯的鬼子，抓起手枪，对准苏晓风连发数枪。

苏晓风倒下去了，他将短暂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那为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光辉事迹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将永远鼓舞中华儿女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而奋勇前进！

王鉴览烈士生平

周合龙

王鉴览，1917年出生在金乡县城北孙庄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里。他自幼酷爱读书。从1923年开始，在金乡城内上小学，1929年考入金乡县里仁初级中学，后转入济南育英中学。1932年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山东省立高级中学。他在中学时代，适逢“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日甚一日，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这时，王鉴览积极参加了校内外的学生爱国救亡活动。1935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大学地质系。这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抗日爱国运动开始了新的高涨。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王鉴览深受鼓舞。他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无比仇恨；对国民党卖国行径的万分愤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无限希望，投入了抗日救国的行列。他在北平与广大爱国师生一起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国民党反动政府非但不接受全国人民的爱国要求，而且更加紧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并同日本侵略者商洽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于1935年12月16日宣布成立。12月16日这天，北平各大中学校师生和市民三万余人，冲破了国民党军警的包围，举行大会。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王鉴览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他还将北平学生运动的情况及时写信告诉家乡的人们，对金乡县的抗日救国运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

“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两次爱国游行之后，各大中学校学生一致坚持罢课，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揭露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组织“南下聆训团”（组织学生代表到南京听蒋介石训话）的阴谋，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深入民间，发动群众，实行学生与群众相结合。王鉴览是第三团的宣传队员。在宣传工作过程中，他积极向农民群众传播团结抗日的革命道理，同时他自己也在实际斗争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使他逐步树立了为工农大众谋解放，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

1936年2月，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进步青年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王鉴览积极参加，成为全国最早参加“民先”的队员之一。同年5月间，王鉴览在清华大学经李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卢沟桥，二十九军士兵奋起抗战。在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学联和“民先”组织发动北平学生成立起战地服务团。王鉴览在战地服务团里，积极参加了支援前线的工作。后来，“民先”总部撤离日军占领区，经烟台、青岛，到达济南。经过休整后，有的民先队员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有的留在后方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根据组织的安排，王鉴览留山东开展救亡工作。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在各界人士的援助下，以自己在沦陷区耳闻目睹日本侵略军的野蛮罪行及沦陷区人民的悲惨情景，采用演讲、唱救亡歌曲和演话报剧等形式，在济南向广大群众作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37年8月，王鉴览在济南与山东省委取得联系后，受省委派遣，回金乡县开展救亡工作。临行前，省委负责同志指示他：到金乡后要联系党员同志，建立金乡县工委；发动群众建立抗日自卫武装。王鉴览身负省委重托，日夜兼程赶回金乡县。当时在金乡已有翟子超、秦和珍、耿荆山、郭耕夫等十多个共产党员。王鉴览到了金乡县城，首先到第一高小找到了翟子超和秦和珍二人，然后由翟子超带领，到抗敌后援会里找到了耿荆山，三人见面后，王鉴览说明了来意，并约翟子超、耿荆山到他的住处细谈。三人一起到了王鉴览住处后，王鉴览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并根据省委指示，当即成立了中共金乡县工作委员会。工委成员为翟子超、王鉴览、耿荆山三人，联络点设在王鉴览家里。王鉴览分工城里、城北方面的工作，并负责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络。

中共金乡县工委成立不久，经耿荆山介绍，王鉴览到抗敌后援会里工作。为扩大抗日宣传工作，王鉴览借来了收音机、油印机，他负责收听新闻、编写印发传单和办墙报等，在抗敌后援会里很快成了一个中心人物。

1937年8月底，根据省委指示，王鉴览和翟子超一起到单县与地下党员张子敬、苗春亭取得了联系，把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活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

王鉴览十分重视党组织的发展。1937年底至1938年初，他培养并介绍周冠五、杨如岱、刘清怀、张心通、袁汝英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壮大了金乡县党组织的力量。

日军继续南侵，1937年底，金乡县工委由城里搬到城南耿楼耿荆山家中，并研究决定，立即组织抗日武装。王鉴览起草了抗日武装起义的宣言，然后工委成员分头活动，动员起义人员和搜集枪支弹药。王鉴览说服其父献出了自己家里的两支步枪和百余发子弹，又到城北各村动员了十几位青年，于1938年2月15日到金乡县城西马庙集与城南、城东、城西的人员会合，建起了一支百余人，30多条枪的武装队伍，取名为第五战区第二游击纵队，王鉴览在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部队建立不久，国民党第三路军要来收编，为保存实力，队伍于同年4月主动疏散了。

1938年5月13日，日军侵占了金乡县城后，中共金乡县工委在耿楼重新拉起队伍，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三大队”。8月，部队奉命参加讨王（丰县土顽王献臣）战役，原县工委成员大部分随部队调走，王鉴览被留下坚持地方工作。在他领导下，重新组织了金乡县工委，工委成员有王鉴览、袁汝哲、张宾如、杨绪明。王鉴览任书记。

1939年初，中共苏鲁豫特委派王须仁到金乡县组建金嘉巨中心县委。王须仁在金乡城内召开原县工委成员会，他对金乡县工委的工作乱加指责，并对王鉴览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打击。王须仁当即宣布解散金乡县工委，另建金嘉巨中心县委，并由他任书记。会后，王须仁匆忙回特委去了，中心县委只在口头上宣布成立，而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来，事后，王鉴览的父亲唯恐儿子遭王须仁的暗算，把王鉴览叫回家中，不让出门。王鉴览惦记着工作，耐心说服父亲，又回到战斗岗位。王鉴览为组织群众抗日，在孙庄自己的家里办起了一所农民夜校，夜校的教室和桌凳是他家的；学员的书籍和灯油是他自筹的；校长、教员也由他一人兼任。他专门吸收穷苦的农民入学，通过农民夜校的教育，不少学员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

1939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创建湖边抗日根据地。6月，王鉴览接到苏鲁豫区党委调他去湖边地委工作的命令。他交代了工作，离开金乡到湖边地委，被分配到宣传队任编导。为唤起民众抗日，王鉴览不顾环境条件恶劣，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这年秋天，湖西“肃托”事件发生，9月15日，在邹县郭里集，王鉴览和其他七八十位同志一起被王须仁非法逮捕。王须仁亲自对王鉴览施以酷刑，逼迫王鉴览承认是“托派”。王鉴览坚定地回答“不是！”王须仁逼问谁是托派，王鉴览回答“不知道！”王鉴览想，自己是清白的，宁死也不能屈服于王须仁的威逼，决不以谎供陷害无辜。当夜12点，王鉴览被王须仁下令杀害。临刑时，王鉴览仍然高呼“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1941年春，湖西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湖西“肃托”事件的决定》精神，在单县辛羊庙为被害的同志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党的好儿子王鉴览同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王鉴览虽死犹生！他那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永远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

青年英雄朱光训

吕振光

朱光训，1923年春出生于平度县朱家村（现高密县大栏乡朱家），1942年3月参加八路军，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胶东军区十三团，历任班长、副排长、排长等职。他作战机智勇敢，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曾一人单枪生擒敌少将司令。因战绩卓著，山东军区授予他“青年英雄”称号。日寇投降后，平度城守敌伪第八集团军仍不投降，1945年9月9日，我十三团等主力部队，对平度城发起总攻，城破，我军相继攻入城内。朱光训率全排在城内与敌人进行激烈巷战，不幸，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人民的英雄，为了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45年过去了，但人民是不会忘记英雄的光辉业绩的。

智歼逃敌

1943年，胶东我军反对日伪“蚕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已进入对我有利的时期。为了夺取反“蚕食”的新胜利，胶东军区决定拔除位于烟（台）青（岛）公路以东，栖、海、莱三县交界处的重要据点——蛇窝泊。这据点防御工事坚固，筑有高13米，墙厚1米的主碉堡，敌人号称“鲁东第一堡”。

5月22日夜，朱光训所在的胶东军区十三团三营首次攻击未果。团首长决定次日夜由一、三营共同攻击。

24日凌晨2时，我军突然发起攻击。八连担任主攻，爆破组在轻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实施连续爆破，最后用50斤重的炸药包，将敌主碉堡炸成一堆废墟。

这次战斗，九连为预备队。班长朱光训正在为没有参加上主攻而不快。忽然，在他们前面不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朱光训伏在地上细看，发现几条黑影，正沿村边向外跑，心想：“这可能是逃出来的敌人，不能让他们溜了！”他叫副班长照顾全班，自己迅速向黑影追去，越追越近，看清是三个逃跑的敌人。

“缴枪不杀！”朱光训边追边喊。

其中一个大个子敌人，一听是八路军追上来了，便转身端起驳壳枪“嘟嘟嘟”向后打了一梭子。在敌人开枪之际，朱光训正巧被石头绊了一跤，摔倒在地。打枪的大个子是汉奸小队长，死到临头还异想天开，一见追他的人倒了，以为是被他击中了，心中暗喜，想捉个活八路回去领赏，便带着两个汉奸兵返了回来。伏在地上的朱光训，对敌人的活动，看得一清二楚。心想：这真是兔子叫门——送肉来了。50米，30米……敌人越来越近，朱光训顺手向敌人投去一枚手榴弹，“轰”的一声，两个敌人惨叫着倒下了。还有一个，见势不好，转身拔腿就跑。

“不准动！”朱光训跃身而起，冲到敌人面前。

“我投降！”敌人在闪着寒光的刺刀前举起了双手。

由于朱光训机智果敢，在十几分钟内打死敌小队长和敌兵各一名，俘敌兵一名，缴获长短枪三支，战后在全团军人大会上受到表扬。

归途插曲

1943年9月，十三团九连奉命开进莱（阳）北旌旗山一带，开辟旌旗山抗日根据地。

部队到达后，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群众组织，发展地方武装，与敌人的“蚕食”活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有时分散，有时集中，寻觅战机，主动打击或袭扰敌人。

在9月下旬一个漆黑的夜里，九连副连长带领朱光训所在排，对莱阳城东敌沐浴店据点进行袭扰。战前规定，完成任务后，以班为单位返回集合地。袭扰开始不久，敌人便打开寨门，进行反击。为迷惑敌人，副连长命令朱光训带一个班沿公路向东插去。敌人怕中埋伏，未敢妄动，放了一阵子枪，便缩回了据点。

朱光训班完成袭扰任务，趴在护路沟观察动静，正准备越过烟青公路，返回集合地时，忽然发现一个日本鬼子军官，东摇西晃地从东村里走来，嘴里还哼哼唧唧地唱着不知什么曲儿。半年前参军的战士高进刚，因他个子高，力气大，性子暴，同志们都称他为“金钢”，自幼丧母，和父亲相依为命，去年冬日寇大“扫荡”，父亲被鬼子的狼狗咬死了。他参军后，连做梦都想杀鬼子为父报仇。他一见是个鬼子官，便对着朱光训的耳朵说：“班长，我去干掉他！”没等班长说话，便迈开大步冲了上去。朱光训要劝阻已来不及了，就交待副班长带队匍匐越过公路，他自己紧随“金钢”身后赶了上去。

“八格牙鲁！什么的干活？”鬼子官见一条大汉迎面而来，吓了一跳，急忙叫起来。

“杀头的干活！”“金钢”一个箭步窜上去，举枪便刺。

由于“金钢”心急，出枪不稳，刺偏了，眼见鬼子官伸手去抽指挥刀。“金钢”回枪已来不及了，便干脆丢下枪，拦腰把鬼子官抱起，掼倒地上。鬼子官的武士道精神大发作，又咬又踢，拼命挣扎。这时朱光训赶到，“刷”的一声，抽出鬼子官的指挥刀，顺手刺进鬼子官的胸膛，取下“王八盒子”与“金钢”越过公路向北跑去。

“干什么的？站住！”两个伪军拨弄着大枪迎面高喊。

原来朱光训他们杀鬼子时，惊动了在公路附近的伪军游动哨。

“咋呼什么，我们是特工队的！”朱光训说着便靠向伪军，未等伪军弄明白，挥刀便刺，只见一道白光指向一伪军胸膛，伪军嚎叫一声，倒在了地上。朱光训又一扬手，一道白光闪过，“扑棱”一声，另一个伪军刚跑出两步，脑袋便滚落到了地上。

朱光训和“金钢”各捡起三八式步枪一支，迅速向北跑去。据点里的敌人，听到动静，瞎打了一阵枪，未敢出来。朱光训和全班会合后，他们顺着山间小道走了几十里，黎明前赶到磊山后村，回到了自己的连队。

朱光训这次救护战友，杀敌夺枪的事迹，受到了首长和同志们的赞扬。

为民除奸

1944年夏秋之际，十三团九连在栖（霞）莱（阳）边区坚持斗争。这时朱光训已担任副排长，他带着一个排单独在外执行任务。一天中午，他接到地下党组织的情报：宣抚班（汉奸组织）和汉奸队正在巩家夼强迫老百姓集合开会，要恢复伪政权。要求我军打掉宣抚班，制止伪化活动，鼓舞群众抗日斗争情绪。

朱光训当机立断，简单地进行了战斗动员，即带领全排急行军，很快赶到巩家夼，立即包围了村子。朱光训将队伍布置好后，带领一个班潜入村内，接近了会场。这时，一个贼头贼脑的家伙，站在桌子上恬不知耻地说：“胶东八路被打垮了，这里成了‘皇军’的王道乐土，你们要做‘皇军’的良民……”这家伙胡诌瞎吹正在得意之时，突然，“叭”的一声，一颗子弹穿透他的脑袋，一声未吭，栽倒了桌下。紧接着我军扑了过去，当场捉了十多个俘虏。可惜伪乡长桑天礼乘混乱之机溜掉了。

桑天礼是个铁杆汉奸，投身日寇，作恶多端，民愤极大。部队领导指示朱光训，要配合地下党组织，尽快除掉这个祸根。

一天傍晚，地下党员老张，送来紧急情报：桑天礼一个人溜进了坡子村伪保长张武家，这是除掉他的好时机。朱光训立即带领一个班，由老张带路，赶赴坡子村。

坡子村，这时已被浓黑的夜幕笼罩，除伪保长张武家还亮着一丝灯光外，全村一片寂静。朱光训布好岗哨，即带领三名战士和老张，由张武家的后院，轻轻翻墙而进，悄悄来到前院堂屋的窗下，借着屋内的灯火，看见桑天礼和张武正在对面饮酒。

桑天礼不过40多岁，脑袋瓜已经半秃，身穿黑色夹衣，一支手枪放在桌子上。他呷了一口白酒，咂了咂嘴，摸出一叠伪币，慢悠悠地说：“张武，好好干，皇军不会亏待你。”

张武双手接过钱，眉开眼笑地说：“乡长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你看！”桑天礼捏着一封信，晃了晃说：“大大的秘密，你明天一早动身，亲手交给迟家沟据点田一郎小队长，不得有误！”

“是，万无一失！”张武接过信，塞到内衣口袋里。“乡长今晚就住在这里吧，我去收拾下。”

朱光训对屋内发生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当张武走到外间，刚把门拉开，朱光训等迅速闪进屋内，突然出现在桑天礼面前。

三个着便衣的陌生人突然出现，使桑天礼惊愕得嘴唇直哆嗦，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惊魂稍定，便皮笑肉不笑地说：“先生，有话好说。要钱我这里有……”

“哼！谁要你的臭钱！”朱光训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们是来找你算账的，卖国害民的汉奸，你睁开狗眼看看我们是谁？”接着一脱外衣，露出“八路”臂章。

桑天礼一见“八路”二字，如雷击顶，心里明白，自己的末日到了，但他还想垂死挣扎，猛然伸手去抓桌子上的手枪。老张一个箭步窜上去，“嚓”的一声，一把匕首插进桑天礼脖颈当中，结束了这个铁杆汉奸的狗命。此刻，龟缩在墙角的张武吓呆了，朱光训过去踢了他一脚，才清醒过来，跪在地上连声喊着：“饶命！饶命！”急忙掏出给鬼子田一郎小队长的信，交给了朱光训。

“今后你要改恶从善，要是再为鬼子办事，桑天礼就是你的下场！”朱光训教训了张武一番。从此，张武再未敢露面，借机到亲戚家避风去了。

生擒敌司令

1945年春，已陷于灭顶之灾的日寇，仍在垂死挣扎，为打通青（岛）威（海）环海公路，防止盟军登陆，集中青岛、即墨、莱阳等地的日伪军，又发动了春季“扫荡”，胶东军区以十六团为机动力量，配合中海军分区的部队，在海莱边封锁阻击“扫荡”之敌。同时，集中十三团、十四团及南海、西海两个独立团，发起平（度）西讨逆战役。

平西古庄，是伪军第十九纵队少将司令阎可卿部盘踞的老巢。阎可卿在抗战初期打着抗日的招牌，后在蒋介石反共降日的“曲线救国”政策左右下，公开打出伪军番号，经常配合日军“扫荡”我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残害人民，是平度人民的一大祸害。

5月26日傍晚，十三团奉命出发，夜半，部队到达古庄外围后，迅速发起攻击。守敌凭借坚固工事顽强抵抗，战至天明未果。当兄弟部队参战后，十三团于28日夜，再次向敌人发起攻击。“轰隆隆”一声巨响，敌据点围墙被我炸开丈多宽的大口子，九连突击队踏着碎砖乱石冲进庄内。排长朱光训带领两个班和敌人展开了巷战，因穿插行动迅速，和后续部队失去联系。为防敌人反击，他指挥战士立即占领一座院落，连续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又是几声巨响，据点围墙又有几处被炸开，我军潮水般涌进据点，敌人不支，四处败逃。“杀！”朱光训率领战士冲出院子，追击逃敌。刚到一个巷口，忽见三个敌人在前面猛跑，朱光训顺手投去一枚手榴弹，“轰”的一声，两个敌人被炸翻，还有一个惊呆了，被战士揪了过来，一问，他们是敌司令部特务连的，被阎可卿派出侦察情况的。

这个意外的“活情报”，使朱光训喜出望外。兵贵神速，朱光训果断命令俘虏领路，带着两个班直扑阎可卿的司令部。

敌司令部是一座灰砖瓦建筑的四合院，漆黑的大门紧闭，门旁有座4米高的碉堡。朱光训命令八班进行佯攻，吸引敌堡火力，他带七班的战士靠到院墙根，搭人梯越进院内。朱光训刚落地，就有两个敌人向他扑来，说时迟，那时快，他举起紧握手榴弹的右手，向一个敌人砸去，只听“啊”的一声惨叫，敌人的脑袋开了花。他正要转身，却被另一个敌人拦腰抱住了，他先把手榴弹向堂屋的窗上扔去。突然的爆炸声，使抱住他的敌人一愣，他乘机来了个“倒推车”，猛地把敌人撞在后墙上，敌人两手撒开，昏倒在地……

阎可卿自知据点守不住了，便命令特务连死守，他和几个亲信如受惊的老鼠，急忙钻进了地道。

朱光训指挥战士消灭了特务连后，从俘虏口中得知，堂屋内有夹壁墙和地道。朱光训组织了一下队伍，立即冲进堂屋内，用手榴弹将夹壁墙内的敌人消灭，由俘虏带领，在堂屋西间的桌子下找到了地道口。朱光训先往地道口里扔了几颗手榴弹，爆炸后，毫无动静。他便留下人打扫战场，只带了两名战士，由俘虏带路进了地道，用手电筒照明，搜索弯曲潮湿的地道，未发现敌人，出了地道外口，便是村外的田野，仍无敌人踪迹。朱光训判断体肥如熊的阎可卿，此刻是跑不远的。突然，“嘟嘟嘟”，前面响起了匣子枪声。枪声就是敌情，机不可失。朱光训立即和两个战士分为左右两路，向枪响处包抄过去，追出六里左右，刚淌过一条小河，发现前面有几条黑影，突然分为东西两路奔跑。朱光训当即决定，由两名战士追东一路，他一人单枪向西路逃敌追去，又追了约二里路，见前面黑影跑跑停停，钻进了一片杂草丛生的坟地。

朱光训虚张声势，高声命令：“一班向左，二班向右，包围前进！”同时向坟地扔了两颗手榴弹。敌人当即用匣枪还击。朱光训迅速伏在一个坟包后面观察，发现枪弹是前面一个大坟堆上打来的，相距有二三十米，忽见一个人头从坟堆上露出来观察情况。朱光训手疾眼快，端起三八大盖枪，只听“叭勾”一声，一个黑影从坟堆上滚了下去。他又接连向大坟堆投去三颗手榴弹，“轰！轰！轰！”乘着爆炸的烟幕，冲了上去，大喊一声：“缴枪不杀！”

“我投……投降！”一个狗熊样的家伙，坐在地上举起了双手。

“这是我们的阎司令，我们都缴枪！”未等朱光训问话，两个受了伤的勤务兵说着，把枪扔到地上。

“你是阎可卿？”

“是，是，我有罪，请贵军饶我一命！”阎可卿有气无力地申述着。

这时，东方渐白，残星隐去，天已将晓。

“阎司令，请吧！”朱光训用辛辣的口气说了一声。

昨天还是堂堂少将司令的阎可卿，这时，耷拉着猪尿泡似的脑袋，晃着笨重的躯体，和他的勤务兵一起，被朱光训押回了部队

战后，朱光训荣获山东军区授予的“青年英雄”称号。

“和平战士”姚庆祥

即墨市民政局

姚庆祥，1929年2月19日出生在即墨县（今即墨市）鳌山卫镇姚家庄一个贫农家庭里。在旧社会，姚庆祥一家和千百万劳苦群众一样，生活十分艰难困苦。姚庆祥10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12岁时为生活所迫，跟随母亲和兄嫂逃荒到东北当了矿工，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之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姚庆祥得到解放。这年10月，他参加了八路军。1948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在解放战争中曾多次立功，并获得了“艰苦奋斗”奖章。

1950年10月，当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祖国安全的时候，为了保家卫国，姚庆祥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被编入四十七军一三九师侦察营，跨过鸭绿江，投入抗美援朝战争。

在朝鲜，姚庆祥始终保持和发扬革命传统，热爱朝鲜人民，积极参加朝鲜人民的生产劳动，深得朝鲜人民的热爱。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打击下，被迫接受停战谈判。姚庆祥于1951年7月，奉命调任朝鲜开城中立区军事警察排长。他率领一个排在板门店一带，担任警戒巡逻任务，忠实地执行和平谈判协议有关中立区的规定，保卫着中立区和各方代表的安全。

姚庆祥率领的这个排共有三个班，分别驻在板门店、松古洞和本松里。这些地方，都是谈判双方联络官在会议上确定的中立区。他们就在这个范围内担任警戒。

姚庆祥初到松古洞时，住的是草棚或者土洞，有时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虽然如此，姚庆祥牢记党的教导，不动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他要进出老乡的门，都亲切地喊着“阿妈妮”，并且把手举起来，表示尊敬。因此，松古洞的老乡，很快就把姚排长当作家里人一样看待，阿妈妮则叫他“阿得儿”。

1951年8月18日傍晚，姚庆祥来到松古洞李大娘家，坐在阿妈妮身旁，听阿妈妮和她的女儿淳芬诉说美李军枪杀他家亲人的残暴行径。忽然，天空雷电交加，接着下起了瓢泼大雨。姚庆祥看了看手表，站起来向阿妈妮告辞。他带领一个班，冒着大雨，急速向板门店方向走去。他边走边和战士说：“上级有指示，这几天情况更紧了，敌人想寻找借口，破坏停战谈判，我们要提高警惕。”半夜的时候，姚庆祥从板门店去高头山向连里汇报工作。

就在这时，美李军竟派出30名武装人员，违反谈判协议，偷偷地侵入中立区，由板门店的东南面进到白鹤洞附近的山岗下，又分出一股，潜伏到松古洞一家民房里。

敌特队长金昌植说：

“汶山美方的紧急命令，我们一定要完成。”

敌特朴仁绪说：

“天快亮了，怎么还不见人来。”

“天亮了也要等，完不成任务，怎么向汶山作交代？”金昌植不耐烦地说。他又说：“我们既然进到中立区，就得完成任务，把人打死后，还要将尸首弄回去作证据。听我指挥，胆子要大一些，出了问题，美方说由他们负责。”

这是8月19日凌晨时分。姚庆祥为了保卫和平事业，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连长、指导员带领巡逻组赶到姚庆祥遗体身旁，他们高高举起手中枪向光荣牺牲的战友宣誓：不管敌人如何制造事端，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保卫和平谈判的任务，在这烈士的血迹上，把和平大旗竖立起来！

这天，松古洞全村的老百姓，宣布绝食一天，以表示对姚庆祥排长的哀悼和抗议美李勾结破坏和平谈判的罪恶行径。他们还要求将姚庆祥烈士的遗骨安葬在朝鲜的土地上，永远做他的守墓人。

噩耗传到即墨县，全县人民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举行了追悼大会。

中国人民志愿军鉴于姚庆祥烈士在保卫和平事业上作出的重大贡献，于1953年10月给他追记一等功，授予他“和平战士”称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抗美援朝分会，于1954年，在姚庆祥的家乡——姚家庄，修建了“和平战士姚庆祥烈士祠”，中国人民志愿军总政治部主任杜平为姚庆祥烈士纪念碑撰写了碑文，赞颂了烈士一生的光辉事迹，以褒英灵。

（参与杀害姚庆祥的敌特朴仁绪，一个月后被我捕获，文中一些情节，是他自供的。）

——编者

——曲显明烈士传略

曲显明是荣成第一任县委书记、第一任县长和第一任县大队长。1940年7月对日作战牺牲。他对荣成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武装建设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寻真理，投考山东七乡师闹学潮，站在斗争最前列

曲显明，曾用名曲荣本、曲先声，化名周毅。1911年出生于荣成宁津乡西南海村。8岁入本村小学，天资聪颖，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尤以作文和音乐、美术见长，并能严于律己，尊师爱友，在师生中颇受称道。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我东北三省，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曲显明和广大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浪潮中。从此，他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宏大志愿。1932年，曲显明为继续深造和寻求真理，以优异成绩考入新建的山东省乡村第七师范（简称文登乡师）。

这个学校，形式上是国民党办的，实际上已由我们党的组织所掌握。校长就是共产党员于云亭。并在该校建立了党支部。

1934年2月，由于叛徒张童华告密，于云亭校长被国民党文登公安局秘密逮捕。刘家语、刘德贤（刘其人）、曲显明等怒不可遏，愤然率领全体同学，在一个月明之夜，砸城门，呼口号，要求国民党县长刘崇武释放于校长。学生这股汹涌的怒潮，吓得刘崇武惊慌失措，惶恐不安，便偷偷地将于校长押送济南。全体同学推选曲显明等人为代表，赶赴济南省教育厅请愿。这些代表徒步千里，历尽艰辛来到济南，与反动当局进行了面对面的激烈斗争。后来由于国民党未获得确凿证据，以及党组织各方营救，于校长终于获释。

是年7月，于云亭校长离开文登乡师，国民党CC分子王培祚接任校长。王来校后，立即取消形势教育和社会发展史等课，增加童子军课和军训课，对学生实行法西斯统治，引起学生公愤。学校党组织乃通过学生自治会，团结广大同学，针锋相对地进行了罢课斗争。

学生自治会的骨干分子曲显明、刘裕民（刘国柱）、刘德贤领导了这场斗争。罢课是从反对童子军课开始的。一天，上课铃一响，姓刘的童子军教练员一进教室，曲显明就吹起哨子，大声喊道：“同学们集合，到北院找校长去！”先是一级学生离开了教室，接着二三级学生也相继响应。同学们把校长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曲显明等挺身而出，痛斥学校设置童子军课损害学生身心健康，要求立即取消。王培祚面红耳赤，又羞又恼，语无伦次，窘态百出。从这以后，一提起曲荣本（曲显明在文登乡师改名曲荣本），没有人不竖大拇指，都佩服他有胆有识。罢课继而进入反对校方克扣学生伙食费的斗争。学生自治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油印了“王培祚十大罪状”的传单，由曲显明带领同学于夜间贴遍校园的墙壁。王培祚对此惊慌失措，惴惴不安。一方面在学校大会上大放厥词，进行恫吓；一方面背后对部分领导罢课的学生进行拉拢，以求稳定局面。经过一个学期的漫长罢课斗争，终于迫使校方吐出了贪污的伙食费，罢课取得了胜利。

但是，王培祚不甘心失败，他利用假期发通知书的机会，对领导罢课的骨干分子“勒令退学”。曲显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做教师，为革命撒播火种

办夜校，为抗日培养骨干

曲显明虽受此打击，不仅没有灰心丧气，反而更加激发起革命决心和斗争勇气。他自文登乡师回乡后，怀着为革命撒播火种、为抗日培养骨干的雄心壮志，踏上了教育岗位。先在宁津乡的南港头、渠格庄任教，1936年下半年来到斥山的尹格庄村小学。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颇受学生们欢迎。他通过授课、讲故事、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以及自编自印宣传抗日的补充教材，向学生灌输抗日救国思想。

为了唤起民众起来抗日救亡，曲显明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组织青年农民上夜校。在夜校里，他讲国内外形势，教唱革命歌曲，宣传革命道理。有一次，当他讲到日军铁蹄踏入华北后，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黎民百姓遭受涂炭和蹂躏时，挥动有力的手臂，向学员们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做亡国奴，我们要奋起斗争！”这掷地有声的语言，激起了学员们对国民党腐败政府的愤恨和对抗日救国的热情。

曲显明在革命斗争中，经受了党的长期考验，1937年10月，经王本贤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曲显明以崭新的姿态投入了战斗。他以夜校为依托，走门串户和学员交朋友，组织青年救国会，很快发展会员20余人。为了扩大宣传，组织会员到大街上张贴“坚持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不久，又在会员中先后发展了十几名党员。这些党员和他的学生以后分别成了尹格庄村、县大队和第十一区中队的革命骨干力量。

曲显明为革命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在此期间，曲显明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因为她前两个生的都是女孩，所以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可是曲显明忙于工作，无暇回家照顾妻子。不料一次下大雨，新生儿着凉生病而死，曲显明还是未能抽出身回家。他曾遭国民党多次搜捕，都在群众的掩护下幸免于难。父亲劝他不要再干这种危险事时，他总是耐心地向父亲做说服工作。曲显明的家也几次遭到敌人查抄。有一次，敌人将他的妻子抓去，用刺刀威逼她说出曲显明的活动及去向，当没有达到目的时，敌人用枪托将她狠打了一顿，险些送了性命。所有这一切，都丝毫没有动摇曲显明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决心。

肩重担，统一全县党组织

拉队伍，扩大抗日根据地

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举行了威震胶东的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荣成党组织负责人也组织了小型武装起义，并相继率起义军西上参加了第三军。这时，荣成南北两个党组织的领导班子都进行了调整。1938年南部党组织经王本贤来荣成整顿后，把党的工作交给了曲显明。曲显明接任后，马上在石岛、斥山一带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是年金秋，曲显明遵照文登中心县委关于统一荣成全县党组织的指示，带着县南部党的组织关系，来到伟德山前的“抗日文化供应站”。

“抗日文化供应站”是1938年6月，为了宣传抗日，由鞠维忠同当地民先队员岳学俞等人在院东村创办的。其主要任务：一是发展“民先”组织，动员青年参军；二是印发抗战歌曲集和小学抗战课本；三是培训抗日骨干。当时抗日文化供应站已与荣成北部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这为连接南北党组织创造了良好条件。曲显明以“抗日文化供应站”为基地，不避艰险，风餐露宿，日夜奔波于城厢、桥头、荫子、寻山、靖海、黄山等地党组织之间。经过多方串联、宣传、动员和组织，终于在1938年10月，将全县十几个党支部、700多名党员第一次统一了起来，在崖西乡院东村成立了“中共荣成特支”，曲显明任书记。全县党组织的统一，象征党力量的壮大，党组织的巩固和团结。

中共荣成特支成立后，曲显明积极在全县开展党的发展工作和统战工作。他在院东村举办了为期7天的训练班，有自卫团、儿童团、民先队员和进步小学教员等20余人参加。他在训练班大讲国内外形势，揭露国民党的分裂阴谋，研究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进行抗日救国教育。训练班结束后，学员大都成为各区的骨干。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党组织的不断扩大，1939年2月，中共荣成特支在石硼丁家村丁文英家里召开会议。会上，曲显明根据中共东海特委的指示，宣布将中共荣成特支改为“中共荣成县中心区委员会”，曲显明任书记。中共荣成县区委在领导全县人民开展抗日救亡的同时，积极在全县各地发展党组织，扩大党的队伍。至1939年4月，全县已建立区委4个，党支部80多个，共有党员1200多人。为适应党组织的发展和抗日形势的要求，就在本月，东海派人来荣成，在石硼丁家村召开了中心区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宣布成立了“中共荣成县委员会”，曲显明任第一任书记。中共荣成县委的诞生，标志着荣成党组织已由幼年时期发展到成熟时期。自此，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荣成县委成为领导全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

1939年底，中共东海特委在栖霞县召开会议，曲显明出席了这次会议。特委书记于克恭在会上指出，东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郑、秦、王、胡各部，都可能在日军入侵时溃散。他指示各县党组织，要积极做好准备，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府，把抗日战争坚决进行到底。

在此危急关头，中共荣成县委及时发出拣起国民党部队丢弃的枪支，拉起队伍，建立抗日武装的号召。曲显明首先在荫子乡东板石村发动群众，缴了国民党郑维屏部18支枪，又争取了土城子国民党王兴仁部一个班起义（共12支枪），于是在雷家庄拉起了荣成县第一支抗日武装。接着，各区先后组建起游击小组（队），各村也组织起自卫团。2月20日，县委在山河孙家村，将各抗日武装集合起来，组成一支800多人的武装队伍，命名为“荣成抗日救国军”，不久，在曲显明的主持下，在北山杨家村把部队缩编为400人，并更名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大队第二区队”。

1940年4月9日，荣成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曲显明当选为第一任县长。曲显明在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会上说：“荣成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我们各界代表都要枪口对外，联合抗日，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反对倒退，反对分裂，反对投降！”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第二区队奉命升级，并收编各地组织起来的群众武装200余人，组建成荣城县大队。县大队下设两个中队，县长曲显明兼任大队长。

为了巩固民主政权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荣成县人民武装在县委和曲显明的领导、指挥下，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还在荣成抗日救国军成立后不久，在曲显明亲自指挥下，曾进行了隆峰战斗，打响了荣成抗战第一枪。当时，崖头据点的日伪军窜至隆峰村一带骚扰，曲显明率部埋伏，待敌临近时发起突然袭击。当即击毙骑在马上的日本军官一名（鼻子被打掉后躺在门板上途中死亡），吓得日军急忙回头，落荒而逃。战后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着一首歌谣：“八路军的枪法准，专打鬼子的鼻子尖。”这次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荣成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在武装斗争中，各村的自卫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曲显明组织的三区自卫团，堪称全县群众武装的楷模。1940年4月间，文登大水泊的日伪军12人，向文荣边界的毕家店一带进犯。三区所属荫子夼、立驾山、下埠等村的自卫团和国术队几十人奋起抵抗，巧妙地包围了敌人，用土枪、长矛、大刀和手榴弹等武器，毙敌7人，缴获捷克式轻机枪1挺，长枪7支，短枪1支，子弹300余发。这是荣成县群众武装在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漂亮的歼灭战。

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曲显明还带领县委成员和政府机关干部，深入各区组织农、青、妇等抗日群众团体；大力进行锄奸除霸斗争，按照党的政策，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大煞其反动气焰，稳定了根据地的社会秩序；积极开展敌工工作，教育争取伪军弃暗投明。

不论在战斗中或行军途中，曲显明总是坚持做思想发动工作，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给干部、战士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他患有高度近视，夜间山路行军总得拄着木棍走，同志们来扶他，他说什么也不肯，还笑着说：“别看山路难走，我们可得谢谢它。它是我们的铜墙铁壁呀！等打败鬼子，我们胜利了，满山栽上苹果树，就成了花果山。”他的顽强乐观精神，使同志们深受感动，力量倍增。

曲显明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革命。艰苦的环境，繁重的工作，使他日见憔悴，体力不支。但为了加强部队和政权建设，他仍夜以继日地积极工作着。为了解决机关财政开支困难，他回家说服哥哥把家里30亩地卖了20亩。

曲显明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热情乐观，对革命充满胜利信心，深受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

反“扫荡”，誓死保卫新政权

洒热血，一片丹心为人民

1940年5月，集结在威海、桥头、城厢、俚岛等地据点的日伪军，向我伟德山区进行空前残酷的拉网式“扫荡”，妄图扑灭我革命根据地的熊熊抗日烈火。为了抗击日军的疯狂进攻，曲显明率领县大队于农历五月三十日来到大梁家村，与二区中队、四区中队和职工大队汇合，准备在这里围歼敌人。

农历六月初一（公历7月5日）拂晓，我们这支百人的队伍开到了一个叫“猪鞍”的高地上，黎明前进入伟德山，计划诱敌深入，以便瓮中捉鳖。不料，这时天气骤变，乌云翻滚，风雨交加，雨越下越大，山涧浊浪奔流，部队无法展开活动，只得折回大梁家村。

上午11时许，接到紧急情报：敌人步兵、骑兵共300余人，20匹骡子驮着弹药，从伟德山北小梁家一带形成拉网阵势，向大梁家包抄过来。

曲显明立即集合部队，做了战斗动员和军事部署，就率领部队投入了战斗。职工大队由梁团长指挥，抢占西南山；四区中队由梁师平队长带领，埋伏于东南山坡；县大队和二区中队部分战士由曲显明指挥，抢占金山主峰。

当我方刚冲到金山山腰时，敌人的骑兵已从另一侧抢占了主峰。他们居高临下，已对我军构成极大威胁。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军只得放弃抢占金山主峰的计划，转移到南山坚持战斗。这时职工大队正在有效阻击敌人，使数倍于我的敌人不能南进。敌人乃拼命打迫击炮，轰击大梁家村。曲显明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为了使大梁家村父老百姓免遭摧残，他当机立断，回兵进行反击。敌人腹背受击，只得狼狈逃窜。

可是就在这时，飞来一颗子弹，打中曲显明的小腹，顿时血流如注，同志们急忙抢救，但曲显明终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时年29岁。

——于学尼烈士生平事迹

于洪葆

于学尼牺牲至今已整整五十二年了，是招远县抗战以来第一批革命烈士。他的牺牲使中共招远县党组织失去了一名好同志，也使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堂叔父和师长。五十多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时时萦绕在我的心田。

于学尼，字承圣，一九一二年农历五月二十七生于山东省招远县庞家村一个农民家庭，排行老二，上有姐姐、哥哥。他自幼聪明伶俐，被其父母视为珍宝，认为他将来必有出息，所以全家人克勤克俭，供他上学读书。于学尼于1921年进本村私塾就读，1925年考入招远横掌院高等小学，1927年又考入黄县（今龙口市）中学，1929年底毕业。于学尼天赋聪颖，才华出众，又勤奋好学，所以他从私塾到高小、从高小到中学，所学各门课程成绩无不优秀，还学会了音乐和书画，特别擅长花鸟画，画得栩栩如生，深受老师和同学们赞赏。

于学尼中学毕业后，时逢国民革命军北伐，山东都督张宗昌败北，军阀刘珍年投机钻营，其军队被改编，刘摇身一变成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军长，率部进驻胶东地区。刘一进胶东，便招兵买马，发展势力，占据地盘，在招远、黄县等11个县委派其亲信任县长，并相继组织成立起11个民团大队，用以捉丁要粮，催捐加税，搞得胶东广大人民难以维生。于学尼目睹这般光景，痛心疾首，愤慨异常，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他常对人们说：“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南京国民政府也不过如此，这样下去，人民何时才能得到安生？”

1930年春，于学尼怀着教育救国的心愿，开始任小学教员，1931年被聘在黄县石桥鲁家任教。是年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将东北三省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使东北三省千万父老痛忍亡国恨，饱尝奴隶苦。这种悲惨的结局，使具有强烈爱国心的于学尼义愤填膺，热泪横流，深感自己不能直接为抗日救国尽职尽责而内疚。因此，他便在学校向师生们慷慨陈词说“现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国家！国家！国已破，家已亡，何为国家！这是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他号召同学们“要为收复国土，力雪国耻而努力学习。”师生们深受感动，无不爱戴着这位青年教师。

于学尼求知心切，特别是在东北沦陷之后，他更加渴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33年他在黄县参加了“青年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的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使他进一步开阔了政治视野，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时候同村于洪儒、刘建邦（读书会会员、后加入中共）、王吉玉（读书会会员）也都在黄县任教，他们所在学校相距不很远，所以经常互相拜访，一起切磋学问，交流经验，谈论政治，抨击时弊，倾吐抱负，互相勉励，思想觉悟日益提高。于学尼在学校附近村庄常见到一些贫苦农民的子弟食不饱腹，衣不蔽体，无力求学。他就借机向这些贫困子弟和他们的家长进行阶级教育，指明贫困的原因是地主阶级剥削造成的，而不是什么“命定”的，也不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不需要知识，更不是什么“愚蠢”。

于学尼对贫苦乡亲子弟的学习非常关心，对我的学习更是关怀备至。1934年春节前，他放假回到家中，听说招远县民众教育馆要在朱范村（庞家村近邻）办学校，招收贫苦农民的子弟入学，不收学费。就先后动员我和于乐三、于正三、刘建培等人的家长送我们到朱范村县办民众教育馆读书，还给我买来了纸墨笔砚。第二年朱范民众教育馆停办，我转入本村小学就读，于学尼也常到学校找老师了解我的学习情况，检查我的学习作业，并又给我买来了作文簿和练习本，反复叮嘱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于学尼对我学习上的关心和教导，我铭刻肺腑，至今记忆犹新。

于学尼自参加“青年读书会”后，由于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救国救民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1934年夏，他在黄县石桥鲁家经李铭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政治上开始了新的生涯，他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在黄县、招远等地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935年，于学尼担任了中共招远县特支委员，仍在家乡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

1936年12月，于学尼以教员的合法身份，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招、黄两县接合部一带，大力宣传“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事实真相，激发广大师生和农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赞颂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义举，痛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拥护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

同年年底，由于叛徒出卖，中共胶东特委在烟台被破坏。招远、黄县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1937年1月，于学尼在黄县石桥鲁家被国民党“山东省胶东民团指挥部”张骧五指挥的军警逮捕，押解到黄县城转解牟平县监狱坐牢受审，从此他身陷囹圄，戴着镣铐，过着铁窗生活。于学尼被捕后，其父母、兄嫂和妻子等一家人悲痛不已，为了救出亲人，忍痛卖了一块好地和一块菜园地，由其胞兄于学新四处求人营救，结果把钱花尽，也未能救得亲人出狱。

于学尼被捕前，由于长期在黄县任教，做地下工作行动隐秘，他的政治身份和革命活动鲜为人知。因此在审讯中，敌人认为他的活动是受共产党所使，就要他交出幕后人。于学尼察觉到敌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他仍然以一个小学教员的身份沉着应对，说：“我是一个教书的，学生进行抗日爱国教育，是我们教员的本分和职责，我从未受过任何人的主使和利用，我这样做是出于自己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种感情。我从来就认为教员教育学生爱国家、御外侮是正当的，是无罪的！”他这些既普通而又铿锵有力的言词，弄得敌人张口结舌，无计可施。随后敌人为了迫使他屈服，竟惨无人道地对其刑审，使用了皮鞭抽，杠子压，灌辣椒水等种种酷刑。于学尼虽然被折磨得几次死去活来，但他正气浩然，坚贞不屈，对敌人的审问对答如故，对党的组织严守秘密，坚不吐实。敌人无奈，只得将他长期羁押。于学尼在牟平坐牢受审约两个月后，又被押解招远监狱，其妻刘兰欣带着他们的爱子前去探视，他虽然被折磨得身体瘦弱，头发蓬乱，胡子老长，但精神很好。他对妻子说：“你们母子放心吧，我没有什么，你好好拉扯孩子过日子吧！”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要求释放政治犯、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同年11月于学尼被释放出狱，奉党组织之命，在招远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于学尼获释后回家看望父母、兄嫂和妻子，全家人欢喜非常。但是，其父怕他再出去做那些使全家担惊受怕的事情，就劝他说：“想当年全家节衣缩食，供你上学读书，原想你中学毕业后教书也好，做买卖也好，挣点钱置办点家业，想不到你教了几年学，一个钱也没有拿回家（他把薪俸全部用作了党的活动经费），倒使家中赔了一块地和一块菜园！”于学尼只是静静地听着。其父顿了一顿又说：“现在总算好了，你出来了，今后可要在家中安安分分地过日子。你先在家好好养养身子，家里再给你点钱，去买辆自行车做个小买卖，也好养家糊口，可不要再出去闹腾了！”于学尼听到这里心中暗自欢喜，心想有了自行车就更便于进行革命活动了，所以就默默点头答应了。不久，他家又卖了一块地，买来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这时，于学尼为了得到家庭对自己参加抗日的支持，就向父母、兄嫂和妻子讲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华北，现又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妄图灭亡中国的野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怎能看着不管呢？其父上过私塾，闯过关东，也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听了儿子的这番话，也就表示同意了他的行动。

于学尼得到家庭支持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父亲于学谨，并给我父亲接上了党员关系，叫其在家一面种地，一面做一些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他受党的派遣，以收网扣为名，在招远二区一带和王兰田等同志一起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展“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队员，扩大“民先”组织，使这一组织成为招远人民抗日活动的领导力量。

1938年初，日军进攻胶东，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其党政机关的大小官僚纷纷弃职南逃，整个胶东地区一片混乱。2月2日，招远城首次沦陷。日寇铁蹄的践踏，更加激起了胶东人民的反抗，招远县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同年3月，中共招远县特支重新恢复（直属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特支共有5名委员，刘儒英任书记，于学尼任组织委员，滕利刃任宣传委员。这年4月，选举产生了“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招远县队部，他又被选为县队部的领导成员之一。于学尼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招远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不辞辛劳，东奔西跑，为失去联系的党员恢复组织关系，同时，积极从“民先”队员中发展党员，为招远党的组织建设作出了贡献。

于学尼深知要抗日救国必须建立和发展党的武装。为此，他在积极抓好党的建设的同时，大力宣传中共胶东特委领导天福山起义，建立抗日武装，打击敌伪的胜利消息，动员有志青年脱下长衫，拿起枪杆，走上前线，抗日救国。

同年5月，于学尼受中共招远特支的派遣，去蓬黄战区抗日救国军第三军领导机关联系并汇报请示工作，事毕返回招远牟疃。5月22日（农历四月二十三），他与特支委员张玉亭同志一起到高山洼向特支汇报情况，途中在古山屯村北被顽匪杀害，时年仅26岁。

在五十二年后的今天，可以告慰于学尼烈士的是：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将展现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

（本文系根据《中共招远县党史资料》，栾宝爽撰《于学尼烈士传略》初稿，王兰田同志来信，刘兰欣、于学谨、姜作为、王吉玉、于学兴叙述和本人回忆整理）

——单庭兰烈士传略

傅永顺

单庭兰，原名单立功，1902年出生于山东峄县周营区（今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单家楼村一个较富裕的家庭里。自幼父母双亡，靠祖母抚养长大。8岁入私塾读书，转入峄城完小就读。他勤奋好学，成绩优良。1922年他考入济南育英中学后，在学校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先进思想，开阔了眼界，为他以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奠定了思想基础。

因家境困苦，1924年，单庭兰不得不中途退学。回乡后，他变卖了自己家30亩良田，办起了单楼村私立小学，并民主选举了校董委员会。后来，这所学校办成了民办公助性质的学校，每年四乡20多个村子来求学者挤满校舍。学校设有国语、算术、自然、常识等课程。单庭兰自己任教。他免收穷苦人家孩子的学费，有时还主动为他们购买些练字的纸张。他慷慨解囊相助，为遇到大雨或雪天不能回家的年龄较小的学生安排食宿。在此期间，他还扶助开办了白楼村短期小学。单庭兰从事教学12年之久，培养出不少优秀学生，其中有些学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单庭兰回乡自力办学，深受群众的欢迎和爱戴。他在教学期间，为人忠厚淳朴，心地善良，急公好义，济困扶危，因此，他在群众中声望很高。他富有正义感，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阶层和官吏互相争权夺利，贪赃枉法，十分痛恨。他坚信黑暗必将消失，光明定会到来。他不畏强暴，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了东北三省。单庭兰在共产党员朱道南的帮助下，号召和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朱道南是他的同学、挚友，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7月从红四方面军因病掉队回峄县老家北于村后，便来单楼村小学找到单庭兰。单庭兰慷慨相助，把朱道南安排在自己家里养病，并把朱介绍到齐村教学。从此，二人联系密切，共商救国救民的大计。通过朱道南的教育，单庭兰对共产党有了深刻的认识。这时，当地国民党反动势力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企图拉单庭兰参加国民党。当时正是国民党统治兴盛时期，有不少人认为加入国民党不仅有权有势，还可以当官。但是单庭兰则对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靠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极为愤慨，对当地国民党党部及其党徒们勾结官僚地主、土豪劣绅鱼肉乡民、无恶不作的卑劣勾当极为痛恨。对国民党的拉拢，他视为是对自己的莫大侮辱，断然予以回绝。

“七·七”事变后，学校不能上课了。单庭兰便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中。

1938年初，单庭兰在单楼村前柳村行组织了60余人的抗日武装自卫队。同年3月，日寇侵占了膝县、临城、枣庄、峄城后，为了发动群众支援抗日武装，他带头把自己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献给了抗日部队。同时，他还积极动员四乡的亲戚朋友参加抗日，拉起了百余人的队伍。不久，他将自己的队伍与邵世澄组织的抗日武装合编为一支拥有400多人的抗日大队，队伍刚组建不久，台儿庄大战打响了。为了打击日寇，单庭兰他们这支部队主动配合国民党一一〇师作战，在峄县城以西阻击了从峄县城去台儿庄的日军。台儿庄战役后，单庭兰率部队在周营以北地区坚持抗日。1938年6月下旬，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派朱道南前往峄西南巡视工作。当朱道南率鲁南抗日义勇队第三营来周营区北的楼村时，与单庭兰战地相见。朱道南在与单庭兰交谈时，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单庭兰欣然同意，并要求党组织派干部来帮助工作。经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批准成立了“山外抗日军四部联合委员会”。上级还派了10多名共产党员作部队骨干。并将原部队的一批抗日骨干送到抗大和抗日训练班学习。

当时，日寇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经常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扫荡”、“蚕食”，妄图歼灭我抗日武装力量。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单庭兰带领部队主动出击，伏击小股分散的日伪军，袭击敌人薄弱的据点。

1938年8月，单庭兰带部队在孟家沟（今塘湖车站）附近破坏了津浦铁路，使日寇的军用列车出轨，并消灭了列车上的敌人。1939年6月初，单庭兰率部队参加了在西杨庄伏击日寇的战斗，消灭日军10余名。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烧毁了敌人的汽车。不久他们的部队参加了曹家埠伏击战。在这次战斗中，单庭兰在支队长孙伯龙的指挥下，亲自率领70余人埋伏在围墙上。当日寇进入伏击圈时，他们居高临下，向敌人开了火。单庭兰接连击毙了两个鬼子。这时，他发现不远的地方，两名负了伤的战士正和日寇拼死地搏斗，单庭兰又不顾一切冲向前去，将鬼子砍倒，救出了伤员。经过一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将从韩庄窜来的日军一个小队全部歼灭，击毙了日寇小队长四支郎君，缴获手炮一门，长短枪18支。这次战斗的胜利，在当地影响很大，使群众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9年11月，峄县抗日人民政府成立，单庭兰任周营乡乡长。不久，运河支队成立，单庭兰担任支队军需主任。这时运河支队已有500余人。单庭兰身负重任，千方百计筹办给养，资助支队，为发展壮大抗日武装作出了贡献。1940年下半年日军为围歼我运河支队、峄县支队、苏鲁支队等抗日武装，调集了五万重兵，在运河南北进行“扫荡”。单庭兰带领少数武工队坚持边沿斗争。他把部队的伤员安排在自己家中，由他的家属精心照顾。这时，峄县全境恶化，日寇推行囚笼政策，“强化治安”，沿运河大小集镇均安设据点，修筑碉堡。斗争越来越艰苦。

1940年12月，鲁南军区派单庭兰带小股部队深入敌人心脏，侦察敌情，坚持对敌斗争。单庭兰密切联系群众，打通各方面的关系，为军区送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对打击敌伪，扩大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1941年初，为了切断峄城与韩庄敌人之间的联系，根据单庭兰的情报，我军从抱犊崮山区出发，袭击周营敌区公所。单庭兰亲自制订作战方案，向部队介绍地形及敌情，积极参与指挥作战，使我军以最快的速度，最少的伤亡，一举全歼敌伪，拔除周营敌据点，生俘伪军和区长孙景宜以下二百余人，缴获其全部武器。他们又接连打下万年闸、六里石的敌人据点。这几次战斗的胜利，震慑了峄铜（山东的峄县，江苏的铜山县）边沿的敌人；鼓舞了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和群众的抗日热情，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部队由原来的500多人迅速扩大到1400多人。

单庭兰同志一生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奋斗，他坚持正义，追求真理，公而忘私，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单庭兰烈士的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张渔烈士传略

淄博市烈士事迹编写办公室

张渔，原名张富荣，字伯华，1904年生于临淄县城关区赵王庄（现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赵王庄）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全家只有三间草房，半亩地。因生活贫困，父亲和叔父只好给邻村柴家疃王氏家族看墓，靠耕种三亩茔地维持生活。在旧社会，看墓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他们经常受到地主老财的歧视和凌辱。阶级的压迫，社会的不平，在张渔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印痕。其父为了让后代不再受歧视，全家人节衣缩食、吃糠咽菜，供张渔读书。张渔先在本村读私塾，后考入县城闻韶小学（后为县立第一高小）。张渔深知自己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刻苦读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是师生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学生。从高小到县立中学，从中学到省立第四师范，他都以出色的成绩被录取。

1928年，张渔从省立第四师范毕业。但由于他家境贫寒，社会地位低下，因此无人聘请任教。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他到博山县国民党县党部做一名庶务。

以前张渔对国民党的内幕并不了解，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还听说过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所取得的战绩。初来县党部，他满怀信心，立志为治国救民，干一番事业。但不久，在县党部的所见所闻，使他大失所望。这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早已破裂，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镇压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实行白色恐怖和法西斯专政。博山县党部也四处秘密抓人、杀人，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县党部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贪赃受贿，腐败堕落。县党部的要员们为了贪赃自肥，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无辜在校师生，被抓者只要交款二百元，就可获得“保释”。张渔了解此情后，为伸张正义，不顾个人安危，揭露了县党部书记等人的丑行，迫使他们将一批新近关押的无辜者释放。在县党部几年的经历，张渔看透了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1932年，辞职回到了家乡。

张渔回到家乡不久，即被临淄西关小学校长陈梅川聘为该校教员。昔日教书的夙愿实现了，张渔的心情十分激动，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用到教书育人上来。他对待学生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从不打骂体罚，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张渔乐意帮助解决学生的困难。有个叫宋学兰的女生，全家刚从关外搬来，不巧父亲病故，全家人生活陷入困境。宋学兰只得提出退学。张渔觉得宋学兰聪明伶俐，学习成绩好，退学实在可惜。于是，他向学生的母亲表示，愿意提供学费供其上完小学。结果，张渔一直供到宋学兰小学毕业。

在教师中，张渔的社会经历比较曲折，他深感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对反动势力深恶痛绝。后来，他到辛店私立通惠小学任教，该校的训育主任陈省吾，是个国民党右派。他依仗与国民党临淄县县长冯谦光的妻侄关系，在学校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经常手持藤条，随心所欲地殴打学生。当时，童子军集会，教官在训话中提到蒋委员长时，全体学生必须即刻立正，以示“敬意”。有一次，一个姓耿的学生，动作慢了一点，两脚尚未靠拢，被陈省吾发现，他几步窜到这个学生面前，大声喝道：“你不尊重委员长！”随即举起藤条，劈头盖脸地向这个学生抽去。张渔看到这种情形，胸中立时燃起一股怒火，大步上前，一把抓住陈省吾的手，严厉斥责说：“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运动，不准体罚殴打学生，你不会不知道吧？违背新生活运动，才是对委员长的最大不敬！”几句话，使陈省吾无言回答，他只好“唔、唔”几声，怏怏而去。

事后，陈省吾听说张渔在国民党县党部任过职，就采取拉拢引诱、封官许愿的办法，对张渔夸口道：“只要你重新加入国民党，可以担任要职，提高薪水。”张渔不为所动，回答说：“国民党的内幕我都了解，主任先生不必费心了。”陈省吾还与国民党右派分子勾结，窥测搜集我地下党员、校长石潇江和进步师生的言行，企图陷害石校长，篡夺学校的领导权。张渔发现他们的活动后，主动协助石潇江查清了陈省吾及其同党王润斋贪污腐化的事实，发动学生与其开展斗争。在石潇江的组织下，20余名学生，深夜来到王润斋家里，当面揭露他的贪污罪行，逼他交出了赃款。王润斋的丑行暴露之后，陈省吾的党羽在学校声名狼藉，无法继续任职，纷纷溜出了学校。通过这几件事，张渔不畏权势、主持正义的品德，便在师生中传开了。

1937年11月，在日寇即将入侵山东之时，李人凤等人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教师、学生成立了“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军训团一成立，就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筹集武器、弹药，进行军事训练，做好武装抗日的各种准备工作。张渔也参加了军训团的筹建工作，并和师生们一起，在矮槐树村附近截击了日本鬼子的开路摇车，消灭敌人数人，其中有一名日本鬼子的小队长。

矮槐树村战斗后，军训团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青年纷纷赶来参加，部队的人数大为增加。军训团改为临淄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下辖两个中队，张渔被任命为分队长。

1939年，日本侵略军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国民党顽军也不断搞摩擦。我部队的战斗比较频繁，武器弹药不足成为当时的主要困难。李人凤团长决定让张渔到青岛利用关系购买一批武器弹药。

张渔接受任务后，带领两名战士化装成商人，赶往青岛。在青岛几日，他得知过去的一位同事在临朐保安司令厉文礼部供职，便去临朐找到这位旧同事，买了一批枪支弹药。张渔他们将枪支弹药星夜运往临淄。当他们要越过胶济铁路时，发现敌人在沿线交通要道增设岗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在这紧急时刻，张渔遇事不慌，与辛店我地下工作者王赐恩等人研究对策，决定把武器藏在棺材里，采取运灵棺的方式，闯过铁路线。他们买了一口棺材，把枪支弹药放妥、密封，放在一辆木轮车上，王赐恩化装成孝子，披麻戴孝，一手持哭丧棒，一手举灵幡；张渔扮作家丁，腰束一条白孝布，提着灯笼，做出给孝子引路的样子，向铁路道口走来。在接近道口时，王赐恩故意放声大哭，来到哨兵跟前，张渔扶着王赐恩，做出要磕头的样子。站岗的是几个伪军，他们一看到棺材，非常丧气，把手一摆道：“赶快滚开！站岗碰上死人，真他妈倒霉！”

“灵车”一过铁路线，便加快速度，向我十团驻地奔去。张渔机智灵活地完成了任务，及时补充了我军武器弹药，受到了三支队和十团首长的表扬。

1939年7月，我清河区在临淄县建立了第一个县级人民抗日民主政府。为了加强地方工作，党组织决定从十团抽调部分干部，充实到地方，张渔便是其中的一员。

张渔被县府任命为一区区长。任职后，他利用在当地任教多年，地理、人情较熟的条件，走街串巷，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群众建立抗日团体，成立情报网，掌握敌情，积极筹粮筹款支援部队，并几次护送我南下受训的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在敌人进行扫荡时，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及时疏散转移，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免遭大的损失。

1940年5月，张渔被任命为临淄县民政科科长。在县府的领导下，他和同志们积极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发动群众踊跃报名参军，筹集钱粮和各种物资，支援前线。有的抗属，在农忙季节劳力不足，不能及时收种。张渔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动员群众成立劳动互助组，优先帮助抗属抢收抢种、稳定了参军参战的同志的思想，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张渔一心想着群众，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1940年秋，清河区行政公署通知临淄县抗日政府：高粱只割穗，不要砍倒，以利用青纱帐掩护抗日部队和地方人员的活动。当时任民政科长的张渔听说后，觉得有些不妥，如不割倒高粱秸，种不上小麦，明年老百姓吃什么，又拿什么供给部队。他把这些想法向县长陈梅川做了说明，陈梅川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并同他一起到清河区行政公署反映意见。在与领导同志交谈中，张渔提出：砍倒高粱秸后，可以在地上挖抗日沟。这样既可节省土地，也利于我部队和地方人员隐蔽行动。行署领导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当即决定砍倒高粱秸，挖抗日沟。

1940年12月，张渔被任命为临淄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当时，临淄县城及其周围的重镇和公路交通线，都被日寇控制。他们筑堡挖壕，布置封锁线，还经常对我根据地进行围剿、“扫荡”。在此情况下，张渔不畏艰险，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带领县政府的同志们，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鼓舞干部群众的抗战斗志，与部队密切配合，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抗日民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为坚持平原游击战创造条件。张渔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实战需要，改造抗日沟。他组织政府的干部深入发动群众，实行乡村分片包干，将大小道路全部挖通，使村村相连，构成能守能退四通八达的抗日沟网。

张渔对敌斗争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一次，敌人的特务队从古城出发，企图偷袭驻大夫店村的我县府机关。张渔得到情报后，根据县机关人员武器不多的情况，进行了部署，决定把敌人引进村，来个关门打狗。特务队来到村口，见没有动静，便悄悄地进了村。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张渔一声令下，埋伏在四周的人员一齐出击，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敌人被这突然袭击吓蒙了，来不及抵抗，便做了俘虏。张渔当场决定，将特务队长等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骨干就地处决。这一行动，极大地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平时张渔对敌的警惕性很高，对隐藏在根据地的特务严加防范。当他得知槐树务村有一个潜藏的日本特务时，便派人前往捕捉。捉住这个特务后，立刻押送到清河区。

张渔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衣食住行从不特殊。有时群众送他几个鸡蛋，几棵白菜，他也让警卫员送到伙房，做好后大家一起吃。1941年春，天大旱，又值青黄不接之时，群众生活十分艰难。这时，张渔的爱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县政府，对他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想从你这里带点吃的回去给父母和孩子。张渔看看破衣烂衫、面黄肌瘦的妻子、儿女，心里十分难过。县府掌握的部分钱粮，是供应部队和准备急用的，个人绝对不能动用。他沉思了片刻，拿来两个窝头，递给孩子，含泪对妻子说：“你领孩子快回去吧……”

1941年2月，原临淄县我独立营营长王砚田叛变投敌，使临淄的抗日斗争遭到严重的破坏。我们的党员、干部、抗属和革命群众不断遭到残杀，革命组织遭到破坏，临淄的抗战工作不得不暂时转入地下。面对白色恐怖，张渔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他遵照党的指示，在全县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反自首的斗争，对罪大恶极的敌人进行打击、镇压，带领全县人民坚持斗争。

1941年6月，张渔被错划为“托派”分子，并被逮捕。1941年7月，张渔在博兴县纯化镇含冤被杀，时年37岁。

1981年10月20日，中共山东省委为张渔等在“肃托”中被错杀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张渔为革命烈士。

安息吧，临淄人民的好县长张渔同志！

（本文原载《英名千古》第四集，编入本书时有删节）

——深切怀念战友刘天祥烈士

肖锋贡喜瑞

1950年元旦，全国人民正在欢度新年的时候，我们得知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在金门战斗中受重伤被俘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同志，在台北被国民党宪兵押至电台对大陆广播讲话。刘天祥拿起话筒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解放军……”敌人夺下话筒，不久，便把他杀害了。噩耗传来，我们心如刀割，潸然泪下。天祥同志！我们情同手足的好同志，亲密的战友，永远永远别离了。

岁月流逝，几十年过去了，但每当忆及和天祥同志相处的峥嵘岁月，他的音容笑貌，智勇双全的性格，往事件件，栩栩如生，如在眼前，使我们悲愤难抑，梦萦魂绕，总有一种岁月难了的拳拳之忱。

投笔从戎以身许国

抗日救国建丰功

冀鲁边区的抗日战斗是非常艰苦的。天祥同志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1938年春以后，在庆云、盐山的城镇乡村，神出鬼没地进行游击活动，到1943年已是商惠独立营营长了。他带领部队同日、伪、顽反动势力战斗几十次，战无不胜。商惠独立营使伪、顽军队闻名丧胆。刘天祥的名字，商惠一带家喻户晓。

记得是在德平战斗中，我们第一次见到天祥同志。他中等身材，长方脸，黑面皮，两眼炯炯有神，军容整洁，给人以潇洒、刚毅的好感，是一位年轻、机智、勇敢的指挥员。曾旭清政委把他介绍给我们。从那时起他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在警备六旅时，天祥任六旅十一团二营教导员。1945年11月14日，我部奉命攻克平原城和火车站，消灭顽抗的日伪军。刘天祥的任务是爆破、攻占南城门，协助十二团解决伪县政府、县大队以后，再向东门外火车站之日军山谷大队八中队实行包围，待平原城全部解决后，集中力量全歼日军。14日4时，天祥同志、张钦营长和渤海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符浩，带着反战同盟的同志对日军喊话，但敌人凭借车站站房和八节车厢皮负隅顽抗。我军集中火力猛烈攻击。激战至14日10时，敌人不支，从任庄、陈三里庄拼命突围，企图逃往德州。我军与突出的敌人短兵相接，千余把刺刀猛扑过去，将日军八中队全歼。刘天祥营冲在最前面，活捉日军50多名，缴获歪把子机枪6挺，大盖枪80多支，子弹5万发。

解放战争显身手

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后，向解放区大举进攻。1946年7月14日，警备六旅奉渤海区“前指”命令，反击济阳之蒋军。济阳城有反动武装2800名，冲出县城向田庄方向突围。天祥率二、三两个营，把敌人包围，在战壕里与敌人白刃拼杀，激战三昼夜，打死打伤敌人700余，活捉敌营长孙庵户以下千余人，缴获九二步兵炮两门。

解放战争初期，我军装备远不如国民党军，特别是没有重武器，遇到敌人在坚固的工事里防守时，如进行强攻硬拼，会造成很大伤亡。为此，我们向领导谈了制造枪弹筒的设想。袁也烈司令员支持我们的建议，指示军区后勤部军工厂生产。技术人员试制了12个枪弹筒，并让刘天祥和团参谋长曹振国、副营长赵明奎等负责组织进行试验，收集各种数据，反复实践，不断改进。并且在邹平城靠近敌人碉堡处作实战试验。制成的枪弹筒射程250米，命中率达99％。渤海前指推广了这一经验。不到半月，每班都有了一个“枪弹筒”。渤海前指颁发奖状、奖品，表彰刘天祥等同志在技术革新方面的功绩。

天祥积极参加的第二项发明就是“猫耳洞”。孟良崮战役时，我二十九师奉命在莱芜以东阻击国民党新五军等七个整编师的增援部队。粟裕副司令员命令我们：“不许邱清泉越过莱芜东进一步！”1947年5月13日夜，敌人用100多门榴弹炮向我阵地轰击，连续向我发动四次进攻。我军浴血奋战，顽强阻击，将敌人击退，但我师伤亡达1500人。师党委发扬军事民主，研究决定：在万余民兵的配合下，在王家庄、237山坡、李家梁坡深挖三道南北沟，沟内挖7000多个像猫耳朵一样的单人掩体。

5月15日8时许，敌人的大炮和数十架飞机对我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我军除留少数部队监视敌人外，主力全部钻入猫耳洞里。指战员们有说有笑，有的还拉起胡琴，敌人炮轰后，步兵便蜂拥摸来。当距我阵地30米时，刘天祥副团长等指挥全线，端起刺刀、提上手榴弹，跃出掩体，给敌人以迎头痛击。经过一阵拼杀，将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是役，打死打伤敌人七八千人，而我两个团仅伤亡200人左右。粟裕副司令员高兴地询问：“这办法是谁的点子？”我们报告说：“发明是王道生、赵明奎两个营长，积极支持，实践最好的是刘天祥副团长。”粟副司令员说：“他们是英雄，代我向他们祝贺！我们要在华野推广这一经验。”

天祥同志积极参加的第三件发明是制造“抛射筒”（用八二迫击炮抛射炸药包）。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发扬军事民主时，有的同志批评我们说：“打仗不讲战术，送炸药时牺牲许多阶级弟兄……”我们心情沉重。但我军没有重炮，平射炮缺乏，怎么攻坚呢？我们昼思夜想，殚精竭虑地思索，夜晚睡不着觉，便找来八十六团的刘天祥、陈景三、雷英夫等同志研究抛送炸药的方法。刘天祥完全同意这个设想，并进一步谈了制作抛射筒的具体意见，决定由他承担试制任务。我们先后试制出各种射程、各种重量的抛射筒和炸药包后，刘天祥等同志一遍又一遍地亲自试验，手把手地传授技术。他选好场地，带领射手们做实射表演，让参加二十九师三查三整党委扩大会议的领导干部参观。他们准确利落的动作，高超的发射技术，使三种距离的三个目标全部命中。参观者齐声喝彩：“抛射筒万岁！”粟裕副司令员听说后立即策马赶来现场观看。天祥同志全神贯注，一声令下，三个抛射筒分别载5公斤，10公斤，25公斤的炸药向目标飞去，颗颗命中。粟裕副司令员连声称赞：“好法子！好法子！野司要通报表扬你们。人民战争靠人民嘛！”宋时轮司令员、刘培善副政委和赵俊参谋长立即着手组织在全纵队推广。

1947年12月，我军破袭陇海路，国民党军刘汝明部，龟缩在兰考县城内顽抗。为了在实战中检验抛射筒的作用，刘天祥安排了6门迫击炮，12个抛射筒，对准兰考南门的工事，连射了60包炸药，将门楼炸开了五六米宽的豁口，我军乘机攻入城内。为防敌人预备队集中，刘天祥又命令在城北门附近分散放了6个每包25公斤的抛射筒。震天动地的爆炸声把敌人震昏了。当我们冲进城后，看到北大街上几百个敌人，有的呆呆地站着，有的抱着头爬着，目瞪口呆。我军趁势展开巷战，打死打伤敌人800余。仅我二十九师就俘敌2800多名。我军战士，欢呼雀跃，情不自禁地再次喊出：“抛射筒万岁！”

刘天祥是我们师三项发明的积极参加者，运用者。使这三项发明在逐鹿中原的大别山、桐柏山、攻打老河口、宛东等战役中大显身手。后来，上级让我们到“二野”去“传经”，受到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赞扬。

6月2日夜，在南阳东的范集，我军包围了连庄守敌五十八师鲁道源的五四九团。刘伯承司令员命令刘天祥团，用八二迫击炮抛射筒抛送炸药包，将敌团指挥所的十几间房子炸毁后，刘天祥率部冲进村内，与敌巷战，并和兄弟部队攻占了连庄，俘敌500余人。刘天祥团还生俘敌五十八师少将副师长肖本元。

热血洒台北

1949年10月1日，我们在祖国南疆的小村石井村，从收音机里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全军上下，一片欢腾。广大指战员情不自禁地随着收音机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刘天祥激动得眼含泪花，领着大家唱起了“向前，向前向前……”大家一致握拳发誓，决心穷追猛打，向厦门、樟州、金门进军，追歼敌胡琏兵团。这时，组织上已准备由天祥同志任八十四师副师长了，拟于金门战斗以后正式任命。天祥也和他的未婚妻约好，待解放金门后用胜利来祝贺婚礼。

敌人将天祥押到台北，用尽威胁利诱等卑劣手段，妄想使天屈服。但天祥坚贞不渝，毫不动摇，最后被敌人杀害。

诚然，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天祥毕竟太年轻了。他文武双全，前途无量，却在我们胜利以后，壮烈牺牲在台北，使我们终生难忘，缅怀不已。

青山处处埋忠骨，祖国遍地鲜花开，天祥同志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共和国的解放事业。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本文系刁洪远整理，原载《浩气长存》第三集，编入本书时有删节。）

——王玉璞烈士传略

庄子荣

王玉璞，原名王楷，字玉璞，1890年生于山东莒县金墩乡前山头渊村。193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抗日武装，为抗日救国事业做出了重大献。历任莒县小店乡自卫常备队大队长、八路军山纵九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山纵二旅六团三营营长、团供给处副主任、民主政府莒中行署主任等职。1941年7月12日在反顽战斗中壮烈牺牲，终年51岁。

王玉璞家庭富有。他在兄弟五人中年龄最小。父兄除田产之外，还经营酒店、药铺、油坊、钱庄、茶庄、染坊等工商业，是当地的富户。其兄长但知护守家业，发家致富。而玉璞则自幼读书，长大后喜客好友，思想开明，抱负与诸兄大不相同。新文化运动更开阔了他的思想境界，为扭转陈腐，他带头剪去辫子，因他排行第五，人们叫他“五秃头”。

他热心地方教育事业，1922年创办了前山头渊小学堂，推荐德高望重的于春江为校董。自任副校董，经费全部由他负责。周围10多个村庄都有学生前来就读。他规定对穷苦子弟一律不收学费，对成绩优良的学生实行奖励。因他在办学上卓有成效，1924年春，莒县县知事亲临学校视察，深表嘉许。1929年，他又提倡男女同校读书和女子放足。带头给女儿、侄女、堂妹等亲属放足，并送往学堂读书，为带动群众冲破旧的传统观念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每到冬季农闲季节他还开设冬学班，教本村青年识字。

王玉璞急公好义，扶困济贫，对穷苦无依无靠的人时常予以接济，对年轻人更为关心。本村少年尹次芬，家境贫穷，自幼随父卖烧饼，仍不得温饱。玉璞慷慨解囊，资助其读书，毕业后当上了小学教员，后来又参加了革命，成长为革命干部。

1927年，刘桂棠（外号刘黑七）、刘天增等匪部由沂水东犯，窜扰地方，大肆抢掠。为防匪患，玉璞倡议成立大刀会，维护地方治安。此倡议深得民心，方圆几十里的村庄一齐响应。择日竖起杏黄旗，会众携大刀、长矛、洋枪、土炮，云集凤凰山上（凤凰山在前山头渊村西）。远近百姓传颂：“铜帮铁底凤凰山，枪炮火药山头渊”。匪徒闻之胆战心惊，不敢前来骚扰。次年，刘黑七卷土重来，玉璞调集大刀会成员数千人浩浩荡荡开赴圣母家冢、张家营一带堵截，刘匪慑于声威，闻风而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大举南侵片国土沦丧，无数同胞被屠杀。在此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王玉璞挺身而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矢志动员民众抗日救亡。同年秋，经前山头渊地下党小组负责人王际堂介绍，王玉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具有朴素民族感情的爱国主义者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入党后，他首先根据党组织“要把青年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国”的指示，在本村办起了武术训练班，聘请了武术教师，吸收本村和外村的青年参加训练。除教练刀法、棍棒、拳术外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成为他们共同的誓言。王玉璞还教育青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

1938年2月，日寇铁蹄踏进莒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王玉璞积极动员学员及附近村庄的青年共18人，于6月7日到沂水袁家城子参加八路军。同年夏，他在本村建立了接待过往八路军工作人员的秘密交通点。凡从沂水王庄东和日照、红岭子去沂水的同志，多在他家落脚，最多时接待二百余人，全由他供给伙食。晚上再派村游击小组护送。玉璞把家中分给他的染房除作接待室用外，还直接为八路军染制军装布。当时部队驻扎在桑园，他每隔两天派人给部队送布一趟。染房院内还设有铁匠炉，专为部队打造鬼头刀。

为了抗日救国，王玉璞积极送子、送侄参加革命，就连女儿、侄女、儿媳和侄媳等也都被动员参加了革命活动，有的参加“动委会”，有的参加青年干部训练班和妇女训练班。当时地方上有些人存有旧的传统观念，认为富裕人家的青年女子抛头露面有失体统，提出非议。玉璞虽有所闻，却毫不动摇，坚决支持她们革命到底，并对她们说：“磨转千遭脐不动，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条路咱走定了，休听闲言碎语”。当时王玉璞家一门有10个党员，在外参加革命工作的有9人，后来有2人牺牲，1人失踪。

1938年秋，莒县民主政权尚未建立。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三支队在东新河设办事处。办事处的人员很多，仅警卫营就有150多人。国民党反动政府推故不拨给养。王玉璞见此情景，慷慨解囊，一次就为办事处支付生活费700多元。

由于战斗频繁，八路军当时的医疗条件较差，有些伤病员得不到治疗，王玉璞主动把一部分伤病员接到自己家中安置，派专人护理，医药费用全部由他负担。伤病员痊愈归队时每人还发给两元钱作路费。1939年6月，敌伪军向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鲁中南特委机关在葛庄被敌人包围。警卫连在掩护机关突围中，不少重伤员未能带走，情况十分紧急。玉璞闻讯后，冒着极大的风险，克服种种困难，连夜带着人把几十名重伤员抢救出来，迅速转移到自己家中。当时他家接收治疗的伤病员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人。为了及时抢救伤病员，他还不惜重金，想方设法派人到几个县城托关系买回药品；为了保证伤病员的安全，他还设置秘密岗哨，为他们通风报信。因此敌人几次搜捕伤病员，都能提前转移，从未发生意外。

同年秋，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王玉璞决定成立小店乡自卫常备队。从各村挑选了100余名觉悟高、身体好的青壮年为队员，王玉璞任大队长。发动前山头渊村捐出长短枪40余支。王玉璞变卖土地购枪10余枝。

常备队在党的领导下，担负起了维护地方治安，捉拿汉奸土匪，侦察敌情，给主力部队提供情报，破坏敌人交通，伺机打击敌人的任务。常备队成立不久，便与八路军二支队三中队配合打击日寇。1939年11月24日，日军四五十人，分乘两辆汽车，由莒县城沿台潍公路向南，企图由西旺瞳进犯我抗日根据地。常备队在东心河一带得到情报后，王玉璞他们立即赶到指定地点截击敌人。以地形、武器而论，敌居优势。但我军配合得当，指挥有方，同志们杀敌心切，无不奋勇向前。王玉璞高喊一声“冲啊！”一马当先，率领队员向敌人冲去。骄横的敌人在这支“土八路”面前惨败，弃下8具尸体，逃回莒城。

当时部队在粮食供应上多是临时筹集，每当部队在山头渊一带活动时，给养多由王玉璞自家承担，家中存粮不够，就以田产作抵押，向其他富户借支，或卖上几亩地。“鲁子敬指囤赠粮助周瑜，王玉璞卖地管待八路军”在当地传为佳话。

由于常备队不断给敌人以打击，因此敌人对前山头渊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要进行报复。在常备队成立后的半年内就遭到敌伪7次洗劫。敌人在村里不仅烧、杀、抢，还抓走常备队员的家属，施以酷刑，逼迫他们召回亲人，有的被活活折磨而死。

1940年5月24日，敌人又一次对前山头渊进行了血洗。全村1100多间房屋被烧光，树木砍伐罄尽，鸡犬牲畜无存。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区长又趁火打劫，抓走我抗日家属，并逼令全村父老交纳赎金4万元。

敌人一次次的暴行，激起了王玉璞和全体指战员们的无比仇恨。他们庄严宣誓：血债要用血来还，要在战斗中加倍消灭敌人，为乡亲们报仇。同年夏，国民党反动县长许树声部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抢掠。王玉璞闻讯后迅速率部赶至齐家沟。此时，顽匪二三百人正准备下岭。我乘敌不备一阵猛冲，打得顽匪丢盔卸甲，狼狈溃逃。我军乘胜追击，又在中马坡与敌激战两天，最后取得了重大胜利。共缴获白马1匹，机枪两挺，长短枪数十支，俘敌12人。

1940年3月，常备队奉命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九支队一大队，王玉璞任大队长。同年，再次编为山纵二旅六团三营，王玉璞任营长。

1941年元月，部队奉命南下援助皖南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的新四军。王玉璞带领六团三营从涝坡村出发，急行军一天一夜，赶到陇海路时，又接上级通知，皖南战斗结束。

他们正在休息待命时，不幸在韩家湖一带被日寇重兵包围，六团和赣县独立团并肩与敌血战。王玉璞虽年过半百，却老当益壮，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经过一天鏖战，因敌我力量悬殊，部队损失较大，但突出了包围圈，向北开往石桥一带活动。

部队到达新区后，困难很多，生活尤为艰苦。吃的是一日三餐糁子煎饼就盐粒。有时改善生活，弄点辣椒豆芽，一班12人还分不到一碗。熟悉王玉璞的战士，都知道他家富有，过去吃的是大米白面，鱼肉不断。现在年过半百的老营长和战士们一样啃着干煎饼，行军作战，还得处理部队事务，一天到晚比别人更劳累，同志们几次要给他改善一下伙食，他都严加拒绝，坚持与战士同甘共苦，不搞特殊。他每月两元钱的津贴费，连抽烟都不够，只好拣松子当烟抽。亲友们问他：“玉璞啊，你有福不享，偏要出去。给养高粱带萼，糁子煎饼两把捂；喝沟水，睡草窝，为的什么？！”他说：“咱干革命不是为享福，是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王玉璞自参加革命以来，对党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1941年春，由于敌人的残酷扫荡，部队战斗频繁，后勤供应极度困难，上级决定王玉璞由三营长调任团供给处副主任，负责全团的军需供应。这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王玉璞接到命令后，立即回到莒县七、八两个老区，带领7名战上，在地方党组织的大力协助下，不分白天黑夜辛勤工作，及时把筹集到的粮款、军鞋、弹药等送交团部。经过他两多个月的积极努力，不仅使部队军需供应有了很大改善，同时还为部队扩充新兵60多人。

1941年4月，王玉璞调回地方任莒中行署主任。当时正值敌、伪、顽、相互勾结，掀起反共高潮。一次，国民党一一师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派出两个营窜到我莒中根据地陡山、横山一带抢劫粮食，激起王玉璞和全体指战员的无比愤慨，他们决心狠狠打击来犯之敌。7月12日，王玉璞亲率县大队及县公安局一个班，由新河出发，到达前横山村时与敌遭遇。王玉璞率领部队向敌军冲去，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十分激烈。在战斗中，王玉璞同志不幸中弹牺牲。

王玉璞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他身为富绅，在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弃家保国，献身革命，积极组织抗日武装。转战数年，以苦为荣；身经百战，意志更坚，充分表现了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和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耿耿丹心，光照后人。莒县人民为纪念王玉璞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在蟠龙山烈士陵园修建了纪念塔，题词是：

为人民忠仆

乃祖国长城

（本文原载《沂蒙英烈》二集，编入本书时有删改。）

——记朱光旭烈士

淄川区编办

1947年8月18日，一个噩耗传遍了淄川县全体军民，人民敬慕的中共淄川县委副书记朱光旭同志，带领警卫员在马棚、萌山一带寻找失掉联系的地方干部时与敌遭遇，不幸壮烈牺牲。全县干部群众悲痛欲绝，呼唤着他的名字，追述着他的革命事迹……

朱光旭，原名孙在峻，化名高仁谦。1917年9月生于淄川县城北朱家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1931年在本地小学毕业后，随经商的大哥去青岛李村中学读书。是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日寇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激起了爱国志士们的强烈愤慨。正值少年的朱光旭更是义愤填膺，他铮铮有声地向同学们发誓：要学习岳飞，当一名抗敌英雄。从此，“国事”成了光旭的心事，他自己订阅报纸，天天注视着风云的变幻，国家的危亡。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斗争的怒火越烧越旺，李村中学的进步师生也加入到斗争的行列，朱光旭成了参加抗日活动的先锋。每次举行抗日游行示威，他都协助进步老师进行组织工作，成了李村中学学生运动的“小领袖”。不久，李村中学的抗日活动遭到反动政府的镇压，学校被迫停办。朱光旭怀着满腔义愤回到了家乡，当时距高中毕业仅有一个多月。

回到家里，母亲和嫂子见他脸带怒气，问他为什么临毕业前回了家。朱光旭就把学校师生开展抗日活动遭到镇压的情况，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并表示要坚决参加抗日队伍。母亲劝他说：“抗日打鬼子要流血掉头，不是闹着玩的，还是找个地方念书去吧！”光旭坚定地说：“流血掉头算什么！与其叫鬼子残杀，还不如为打鬼子英勇牺牲，宁死不做亡国奴！”为了表示立志抗日的坚强决心，他当着全家人的面，脱下学生服，连同自己的课本、笔记本以火焚之。一家人看他态度那样坚决，只得由他而去。

1937年12月，日寇的魔爪伸到了淄川。朱光旭目睹鬼子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暴行，气得紧握双拳，满腔怒火。他拿着毛笔在村里的墙壁上奋笔疾书：“打倒日寇，还我河山！”抒发自己的强烈义愤。为了实现自己杀敌灭寇、抗日救国的雄心壮志，他四处奔波，寻觅革命队伍。

淄川沦陷以后，广大爱国志士为抵御外侮揭竿而起，抗日队伍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一天，朱光旭听说在外参加抗日活动的本家哥哥孙哲回来了，便立即找上门去寻问。当他得知孙哲是李光祥领导的赵家庄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时，高兴地跳了起来。他一把拉住孙哲的手说：“二哥，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叫我找得好苦啊！”孙哲见光旭抗日心切，当即答应他去参加十四中队。从此，光旭同志如孤雁归群，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宿愿。

当时在十四中队，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朱光旭，是一个难得的“秀才”。他积极发挥自己的长处，协助李光祥拟文件，撰布告，编印宣传品，书写标语口号，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由于他年轻有为，工作出色，1938年党组织选送他到费县抗日军政干校去深造。在学习期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冬，朱光旭同志从抗日军政干校学习回来，被任命为中共淄川县委宣传部长兼第一区区委书记。肩负重任，他斗志更加旺盛，工作倍加勤奋。为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光旭同志天天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东到太河，西至马棚，南起莱芜，北接胶济铁路的全区范围内，到处都有他战斗和工作的足迹。

1939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当时，淄川城里和张博铁路沿线，是日寇和汉奸严密封锁的地区，县委和区委都驻在淄川西部山里。为了发动和组织敌占区人民有力地打击敌人，光旭同志白天在县委研究作战方案，编印宣传材料，夜间就带领同志们下山开展抗日斗争。他经常与战友冯景平、辛树利、徐长荣等同志一起，带领干部夜闯淄川城，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袭击鬼子；还深入各个活动点部署战斗任务，发展党的组织，到处点燃抗日烈火。县、区机关常驻的马棚、贾官、山庄、西楼、灵昭一带的党组织，多数是他亲手组建的；他还经常与淄川城附近的许多党组织联系并指导工作。

朱光旭同志的家乡朱家庄，距城里仅有三里路，敌人控制得很严。但他的家里实际上成了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南屋比较坚固的宿棚上，成了党的秘密会议室。该村第一个党支部，就是由他组建的。白天不能开展活动，就夜间回村召开党员大会，串联积极分子，宣传抗日大好形势，部署对敌斗争任务，并且亲自带领村里的党员星夜出战，英勇地打击敌人。

有一次，他带着一批宣传品回家后，召集村里的党员开会。会前，他教大家唱《国际歌》，并向同志们讲解歌词的含义和巴黎公社的斗争事迹。讲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跃跃欲试。这时，他拿出带回的宣传品说：“为了配合全县的抗日斗争，县委指示我们把这批传单、标语贴满淄川城。”接着他带领大家连夜出发。这时，天正下着雨，同志们觉得他眼睛近视，天黑路滑行走不便，都劝他留在家里。可光旭坚决不肯，他亲自背上标语、传单，提起糨糊，和大家摸进城去，不到3个小时，就在城墙四周、主要街道两旁及商店大门橱窗上，贴满了“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强盗必败，中国人民必胜”等标语口号。

1940年至1943年，朱光旭同志担任县委敌工部长，他常常出没于淄川城附近日寇的严密封锁区，利用各种方式开展对敌斗争。他针对地形特点和敌人的活动规律，经常组织张博铁路沿线的广大军民，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从苏王到小庄一带的铁路，三天两头被破坏，火车被劫、岗哨被摸、炮楼被毁，搅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

有一次，县委决定连夜破坏从五里河至小庄一段的铁路线，由光旭同志担任总指挥。当时正值隆冬，他为了保证速战速决完成任务，亲自到沿线各村发动群众，冒雪跑遍了20多个村庄。深夜一点，两千多名抗日群众扛着大镐、长撬，汇集到从五里河至小庄一段的铁路线上，光旭同志一声令下，大家群策群力，一鼓作气，把4里多长的一段铁路拧成了“麻花”，使敌人的铁路交通中断了五六天。

1945年7月，汉奸营长孟永德，带领城里的汉奸队去增援被我包围的馆里村汉奸队，行至北苏西山顶时，被我事先埋伏的武工队打散，孟永德当场被擒，交给光旭同志审讯。孟永德是城里的“头面人物”，如能争取过来对我大有益处。于是，光旭同志历数了他的罪恶，重申了我军的俘虏政策，又向他进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教育，并指出，只要他为抗日做点好事，便不杀他。孟永德见给以出路，连谢不杀之恩，当即表示愿为抗日出力。孟永德被释放后，及时给县委提供了重要情报，为解放淄川城立了一功。

原泉龙乡伪乡长孙在仲是光旭同族兄弟，光旭曾多次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教育他要“身居曹营心在汉”，暗中为抗日出力。在光旭的启发教育下，孙在仲不仅为我搜集敌伪情报，还经常代我们把抗日宣传品送交城里及附近各乡的党组织，成了我方的“地下联络员”。但对那些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的铁杆汉奸，光旭同志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狠狠打击，毫不手软。“博爱乡”伪乡长李茂斋，充当日寇走狗，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被人们称为西山一霸。光旭同志便将其抓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罪行，当场处决。苗家窝村汉奸村长贾洪元，认贼作父，死不回头，使该村的群众和党组织受到巨大损失，他也被光旭同志派人抓到，处以死刑，为民除了害，撑了腰，给那些为敌人效劳的坏蛋敲响警钟，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淄川地区的抗日救国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发展，出现了新的大好形势。

1943年秋，光旭同志被任命为淄川县委组织部长，当时，我党不少基层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恢复和健全党的组织，教育党员培训干部，提高党的战斗力，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为此，光旭一心扑在组织建设上。白天，他在县委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夜间便深入敌占区，开展活动，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他捍卫党的组织，保护党员，胜过自己的生命。1944年冬，他家乡朱家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支部书记孙在宪被日寇抓去，受到严刑拷打，朱光旭同志闻讯后心急如焚。他不顾敌人对他的搜捕，冒着生命危险，连夜赶回村内，亲自去找伪乡长孙伯平和淄川地区的知名人士朱兰田，想方设法将孙在宪保释。经过他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本村的党组织很快恢复、发展起来。

光旭同志非常注意纯洁党的组织，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以身作则，大公无私。他的二哥早在1938年就参加革命，入了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后来，由于经不起恶劣环境的考验，革命意志衰退，成了贪杯之徒，三天两头喝得醉醺醺的，常常贻误工作。光旭同志多次给予教育和严厉批评，但他恶习难改，已经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因此，光旭亲自在党组织会议上提议，并由组织出面，劝其退了党。事隔不久，村里有几名党员连续被捕，受到敌人的残酷折磨。许多迹象表明，准是有人向敌人告密。光旭经过反复调查，发现是他二哥做的坏事，他气愤极了，立即派人将二哥抓到店子村，并亲自给予严厉惩罚。后来，在县委其他同志的协助下，责令其二哥立功赎罪，限期让他去找伪乡长，将被捕的同志保释出来才算了事。

光旭同志作风朴实，在那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总是和同志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处处以身作则，时时起模范作用，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有一天，他为了赶写一份学习教材，忙了一个通宵，过度疲劳，加之夜间受凉，第二天便病倒了。炊事员老胡做了一碗鸡子面，端去给他吃，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条件这么艰苦，同志们生病都吃窝窝头，怎么能给我下面条，煮鸡蛋呢！不要因为我是部长就另眼看待，同甘共苦是我党的优良传统！”老胡同志又心疼又着急地说：“朱部长，你生病了，喝碗面条算不了特殊！”光旭坚决地说：“等大家都吃上面条时我就吃，现在你把它送给别的病号吃吧！”老胡一看实在拗不过他，含着眼泪将面条送给了别的病号。

光旭同志对自己要求这么严，可对部下却体贴入微，关怀备至。1943年冬天，有十几名参加培训的干部，天下了雪还没穿上棉衣。光旭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连忙回家让爱人和嫂子做了新棉衣，穿在了每个同志身上。而他自己却仍然穿着一件破棉衣。

他生活上关心干部，政治上更关心同志，许多同志在他的耐心帮助下，进步很快。西楼村的张英、张勇、张前、张步等同志，经过他的培养，当时成了淄川地区的“四大抗日虎将”。还有不少同志经他选送，通过学习培训后，成了革命的栋梁之才。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上级党组织任命光旭同志为中共淄川县委副书记。担子越重，斗志越高。光旭同志于1946年秋，到洪山矿区出色地领导了工人运动；1947年春，与县委其他同志一起，领导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同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再次占领了淄博。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上级决定化整为零，分散发动群众，有力地打击敌人。正当县委和地方武装干部转移的时刻，萌山区武工队与县委失掉了联系。面临敌人的围剿，身为县委副书记的朱光旭同志，十分担心同志们的安危，他心急如焚，坐立不安。在这危急关头，县委决定由光旭同志带领人员亲自前去寻找武工队。

党的好干部，淄川人民的好儿子朱光旭同志光荣牺牲了，但在峥嵘岁月里，他磨炼出的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品质，却永远铭记在广大人民的心中。

（本文原载《英名千古》第二集，收入本书时，作了部分修改。）

——赵吉祥烈士事迹

陈兆华孙运超汲振环

赵吉祥原名赵吉山，1923年出生于山东省莒南县朱芦乡址坊村一个中农家庭。他12岁时丧父，13岁时母亲改嫁，由伯父赵福欣抚养到14岁，成家结了婚。后来生了一个女儿，一家三口，勉强维持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吉祥受到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一心要参军打日本鬼子。1940年初，他打听到八路军的驻地后，一气走了几十里山路，到达本县白杨沟，找到了八路军老四团，请求首长批准他当兵。起初，部队首长看他年龄小，劝他回家。但他再三恳求，决心参军打鬼子，首长看他态度坚决，最后还是把他收下了。入伍后，他被分配到三营八连。从此，他积极学习文化，刻苦锻炼杀敌本领。

1942年11月4日，四团三营接到攻打韩家湖的命令。韩家湖是处在交通要道上的日军据点。这里围墙、碉堡、鹿砦、铁丝网、堑壕等工事严密，驻守着一个日军中队，约150余名。这个据点直接阻碍我山东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战斗之前，团、营首长研究决定：由八连担任主攻。傍晚战斗开始。营里命令炮班发起攻击。不料30发炮弹只响了13发，仅炸垮敌人4个碉堡。17发没响的炮弹落在城墙外面。这时，炮班只剩下一发炮弹。营、连首长正在着急，已经担任班长的赵吉祥连忙站起来请求说：“连长，我们班去把没有响的炮弹捡回来。”连长说：“对啊！捡回来修好重新发射。”于是，连长组织火力掩护，赵吉祥和战友们冲了上去，将没响的炮弹捡了回来。炮班的同志连夜用铁皮把引芯挤结实，换上底火。第二天拂晓，用修好的炮弹，对准敌工事发起炮击。仅两发炮弹就打中了西南面的炮楼。只听里面的伪军喊叫：“哎呀！中队长被打死了！”半小时后，其他三个炮楼上都打出了白旗，鬼子和汉奸举着枪走出据点投降了。

1914年初，赵吉祥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春节前的一天早上，八连的战士们正在沭河滩上跑步，只见从河西岸跑过来一些群众。连长拦住一个老乡，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同志，日本鬼子到朱村庄西头了。”连长和指导员立即决定由指导员带领二排插入朱村庄的东南方向；副连长带领一排去庄西头拦截敌后；连长带领三排从庄北进攻，三面夹击敌人。部队迅速进入阵地。这时，100多名偷袭朱村的鬼子和汉奸已经进了庄。三排在庄北首先向敌人射击，庄东南面的二排和庄西的一排听见枪响，也一齐向庄内冲去。敌人在我三面火力的攻击下，不知所措，慌忙掉头逃走。其中有50多名鬼子退到庄西的松树林里，凭着一挺九六式机枪、一门手炮和一色的三八式步枪，以有利的地形作掩护，向我正在进攻的一排还击。一排长不幸中弹倒下。赵吉祥挺身而出，迅速命令机枪手向敌人猛烈射击，压住敌人火力，自己带领全排冲进松树林和鬼子展开激烈地战斗。他机动灵活地指挥大家，远的用枪打，近的拼刺刀。经过半小时的激战，敌人支持不住，丢下阵地溃逃了。这次战斗，共消灭了30多名鬼子，缴获九六式机枪一挺，手炮一门，三八式步枪20余支。赵吉祥被山东军区授予“二等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1945年7月12日，老四团奉命攻打郯城县马头镇。这里驻有日军西野小队30人。拂晓，战斗打响。马头镇敌人的地堡连续被我军炸掉，唯有镇西的一个地堡仍被敌人控制着。连长命令赵吉祥拔掉这个钉子。赵吉祥提着炸药包对连长说：“你放心，完不成任务我不回来！”说罢，他扛起三四十斤重的炸药包，趁敌人机枪扫射的间隙，一跃而出，然后就地卧倒，接着一溜翻滚，很快接近敌人地堡的机枪眼一边，他敏捷地把炸药包放好，拉开了导火索，又一溜翻滚，离开了地堡。只听“轰”的一声，地堡飞上天，6个伪军被炸死，西野小队被彻底消灭，马头镇被我军收复。

不久，老四团随军挺进东北，编为一纵队二师四团，赵吉祥任三营八连二排排长。1947年2月21日，该团奉命由黑龙江省吴常县出发，他们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经一夜急行军，于次日黎明到达目的地，去堵截城子街的南逃敌人。城子街是吉林、长春一线敌人的前哨阵地，这里驻有国民党新一军三十八师八十九团一个营的兵力。四团到达目的地后，将堵击敌人的任务交给八连。八连又把主攻任务交给二排。赵吉祥带领全排进入阵地，迅速构筑好工事，隐蔽待命。7时许，城子街敌人沿公路南逃，当进入我有效射程之内时，赵吉祥大喊一声：“打！”猛烈的炮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乱成一团，掉头又向城子街逃窜，赵吉祥命令各班追击敌人。经过半小时的激战，排全歼敌人一个先头营。战斗结束后，一纵二师授予赵吉祥“战斗模范”的光荣称号。

同年6月，四平攻坚战的序幕拉开了。在四平西南约2里路，有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庄，叫新立屯。它的南面靠河，是四平守敌的一个桥头堡垒。上级把主攻新立屯的任务交给了八连。这时，赵吉祥已被提升为八连副连长。6月11日夜里，全连进入交通壕，抢筑工事，待命出击。

12日拂晓，四平市敌人的重炮开始对八连阵地猛轰，土地炸翻了，房子炸塌了，大树连根拔了起来。炮击之后，几架“野马式”飞机又轮番对八连阵地轰炸、扫射。接着敌人一个营向八连阵地冲来。在这紧急时刻，连长负伤了，把任务交给了赵吉祥。天黑以后，赵吉祥带领部队，猛烈反击敌人，迅速冲进了新立屯，占领了敌人据守的几座大院子。敌人凭借人多和密集火力，封锁了八连攻占的几座院子，切断了八连排与排之间的联系，并集中火力向赵吉祥所在的院子猛烈射击。院墙很快被打开了一个缺口。赵吉祥带领战士撤到房子里，迅速把轻重机枪架在窗台上，对准院墙缺口。敌人见他们撤到屋里，便像饿狼似的扑来。赵吉祥指挥战士用轻重机枪一起向敌人扫射，接连打退敌人数次反扑。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14日晚8时，对四平的总攻开始了。我军通过新立屯八连打开的这个突破口，只用了20分钟就攻进了四平。

赵吉祥在这次解放四平的攻坚战中，又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1948年，赵吉祥所在的四团改编为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三七团，赵吉祥被提升为这个团的三营八连连长。这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了。10月26日，赵吉祥随部队到达黑山地区，截击企图南逃的国民党新七军十四师。赵吉祥指挥各排立即进入公路两边的有利阵地，迅速抢修工事。工事刚修完，敌先头部队就来到了。当敌人进入我火力射程区时，连长一声“打！”六○炮、轻重机枪、手榴弹等，一齐发射，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经过半天的激战，消灭了敌人的一个先头营和一个特务连，截断了敌人的退路，俘敌300余人，缴获各种炮18门，轻重机枪和步枪各一部。紧接着赵吉祥又组织这300多名俘虏，向敌人喊话，发动政治攻势。结果一枪没放，敌人4个连全部投降。战后三十八军对八连通令嘉奖，并给赵吉祥记大功一次。

1948年秋末冬初，三三七团随大部队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在天津战役打响之前，三三七团隐蔽在天津西杨柳青一线。八连的任务是配属突击一营，担任第二尖刀连。赵吉祥接受任务后，带领全连掀起了临战练兵高潮，排、班和个人的“三好计划”和决心书、请战书等，纷纷送到连部。全连上下憋着一股劲：解放天津，打好进关第一仗。

1949年1月13日6时，庄严的时刻来到了。八连在毛主席像前，在“勇猛突击”的红旗下，发出了钢铁誓言：“力争三好，为八连增添新的光荣！”随即向天津进发。14日拂晓，赵吉祥带领八连进入天津城西门外交通壕，隐蔽待命。

八连的突然出现，使敌人万分惊慌。他们用密集的火力，从三面向八连猛烈射击。八连战士伤亡很大。这时，赵吉祥看到前面城下约两三米远的地方，有一座被炮火打塌的红房子。他意识到占领这座红房子，既可以隐蔽自己，能凭借它发挥自己的火力，便命令一班占领红房子，六班向西扩大突破口，插到敌人侧翼。布置好以后，他大声喊道：“钢八连的英雄们，要牢记三好计划，拿出钢铁劲头来，冲哪！”他首先带领一班冲上城墙，插上了一面红旗。接着，越过城墙，冲进了红房子。这时，指导员和二排也冲了上来，红房子成了八连前进的立足点。与此同时，六班也冲过城墙，向西猛攻。

正当他们冲过一小片开阔地的时候，突然北面一个敌碉堡向他们猛烈射击，六班的同志全部伤亡。赵吉祥义愤填膺。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他带领一班朝前面约100米远的第三监狱猛插。敌人见状，有的钻进工事，有的向市内逃命。八连的战士紧追不舍。途中，追上两个扛着迫击炮的国民党兵，跌跌撞撞地慌忙逃跑。赵吉祥大喊一声：“缴枪不杀！”两个家伙扔下武器跪在地上投降。赵吉祥和战士们到达第三监狱时，敌人打了几发火箭炮弹，就龟缩进监狱里不敢动了。赵吉祥带领一班，沿着街道继续前进，一口气冲了五六百米，到敌人的第二道防线——自来水公司。沿途共消灭敌人一个多营的兵力，成为第一个攻进天津市区的英雄连队。

八连攻破敌人第二道防线后，三营长和教导员也赶上来了。他们称赞赵吉祥和战士们说：“你们打得勇猛迅速，机动灵活，漂亮极了，不愧是钢八连！”赵吉祥连忙汇报说：全连已上来20多人，全部组织好了，准备继续向前冲击。营长和教导员满意地说：“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撤出城去休息吧！”赵吉祥执意不肯，坚决要求完成最后的战斗任务。于是，赵吉祥又带领八连随三营前进了。当他们冲进200多米时，正遇上敌人一辆坦克。赵吉祥命令一班用一包30斤重的炸药，将它炸毁了。之后，部队继续猛进，直到夜间11点，他们在金汤桥和友军会师，解放了天津市。

战后，三十八军召开庆功大会。军首长宣布授予“钢八连”为三好连队的光荣称号，赠锦旗一面，上面写着：“打得好、团结好、纪律好。”军部嘉奖令称赞他们“勇猛登城，前赴后继，开辟了前进的道路，20分钟打到敌人第二道防线。”同时，军部还宣布给八连连长赵吉祥记大功一次。

1950年，赵吉祥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他们由铁岭、平原地区登车东进，第一批开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抗击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侵略。这时，他已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八军三三七团三营营长。同年11月的二次战役中，他奉命率领三营抢占龙源里一线，堵截北逃之敌。26日17时，经过一夜急行军，到达龙源里南面的火车站，与敌人遭遇。赵吉祥命令七连和九连堵住北上之敌。他亲率八连，在龙源里中南部赶修工事，并和八连连长商定，二排原地待命，一排掩护，三排负责炸毁敌人汽车。片刻，企图逃跑的美李军乘坐汽车、装甲车从龙源里开过来。当他们进入八连的炮火射程时，我军密集的炮火向敌人猛烈轰击。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消灭李承晚部一个营；缴获汽车15辆，大炮7门，装甲车3辆，步枪一大部；为我主力部队消灭南逃美李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战斗结束后，三十八军军部为赵吉祥记大功一次。

1951年4月间，赵吉祥率部队参加了朝鲜南汉江战役的爱窝里战斗。一天晚上，他同八连指导员刘兴元带领一、二排上山侦察敌情，避开了敌人的炮击，从侧翼前进，活捉美军前哨3名俘虏，夺得1挺机枪。从俘虏口中得知：美军决定于第二天早8点出击。这一重要军事情报对我志愿军顺利挫败敌人的总攻计划起了重大作用。赵吉祥为此又受到上级的表扬。

1951年5月，赵吉祥调任三三七团参谋长。他除了积极主动地协助团长实施指挥作战外，还经常深入营、连，率部队打击敌人。1952年元月，在大同江的战斗中，不幸以身殉国。

为了缅怀抗美援朝阵亡烈士，表彰烈士的丰功伟绩，军史上记载了赵吉祥同志的英雄事迹。1955年，三十八军军部在吉林省集安县烈士陵园为赵吉祥立了纪念碑。碑文中写道：

赵吉祥同志一贯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优良的战斗作风。抗日战争时期，曾出席过山东滨海军区的群英会，成为有名的战斗英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解放天津战役中，亲率部队把红旗插在突破口上。志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功绩显著，曾在朝鲜前线第二次战役时，指挥部队首先突破大同江，并连续打垮了李伪军的一个营，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1952年元月，在朝鲜前线中光荣牺牲。年29岁。

赵吉祥同志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永垂不朽！

（本文原载《沂蒙英烈》第二集，编入本书时作了较大删改。）

鞠永业和他的英雄排

温颖温野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三纵队中有一位著名的战斗英雄，他的名字叫鞠水业。

鞠水业，1923年生于山东省临朐县五井镇一户贫农家里。全家十口人，只有一亩地，生活很困难，哥哥在外面给地主扛活，家里靠父母做豆腐、卖油条维持生活。由于吃不饱，穿不暖，鞠水业11岁时就到地方杂牌队伍中当了勤务兵，后又回家干活。20岁时，为家庭生活所逼，替别人出壮丁，到伪军三方面军九团一营机枪连当兵。1944年4月下旬，我山东八路军第三次讨伐吴化文伪军的战役结束后，鞠水业脱离伪军回家，这时他的家乡已被八路军解放，成立了民主政府。当地干部对鞠永业进行教育。他提高了阶级觉悟，并参加了我当地区中队当战士。1945年1月，鞠永业由区中队升入主力部队，编入鲁中军区第二团（原山东纵队一旅二团）一营三连当通信员。在部队的教育下，鞠永业的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他随所在部队参加了粉碎日寇“五·一”大“扫荡”的战斗，出色地完成了通信任务。6月间，他又参加了我军对敌人发起的“夏季攻势”，在他的家乡临朐县城外，与日伪军进行激战。鞠永业表现很勇敢，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准确地传达命令。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鞠永业所在的二团，编入新成立的山东解放军第三师，改为第八团。部队改编后，八团从临朐出发，进攻莱芜城，后转向胶济路，攻打淄川、博山，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9月，鞠永业又随部队参加解放临沂县城的战斗，由于任务完成得好，受到领导的表扬。

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我山东部队的一部分，奉命开赴东北。鞠水业所在的三师八团，于11月15日在龙口上船，渡过渤海，在辽宁省的庄河登陆北上，在辽阳、鞍山与我冀热辽第十六军分区之二十一、二十三旅胜利会师。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于1946年1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鞠永业所在的八团改为第七旅（同年7月改编为第七师）第二十团一营三连，他仍任通信员，后任八班副班长、班长，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2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扬言东北不在停战范围之内，继续发动内战，向我东北解放区疯狂进攻，并狂妄地叫嚣，三个月消灭我军，独占全东北。敌人在南满集中新六军主力和五十二军等部，先后进占营口、盘山、台安、辽中和苏家屯等城镇，并企图继续攻占我军已解放的鞍山、辽阳、本溪、抚顺等工业城市。我第三纵队和兄弟部队一起，对敌人的进攻奋起自卫反击。鞠永业参加了七旅奔袭盘山城，全歼守敌工兵营的战斗。3月下旬，又在辽阳的石灰厂、大甸子等地阻击敌五十二军。4月初我七旅进行保卫本溪战斗，鞠永业所在三连在砬子山阻击敌二十五师，他在完成通信联络时，被打断一个手指，战后被评为二等战斗模范。

1947年2月，在三保临江战役通化北部大北岔战斗中，鞠水业在排长的指挥下，带领全班首先冲入敌阵地，解除了敌人一个排的武装，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又记功一次。

3月3日，在“四保临江”战役歼灭敌八十五师的柳河南兰山战斗中，鞠永业带领全班通过敌人封锁线，猛打猛冲，缴获山炮1门，战防炮1门，捉俘虏5个，战后全班荣记集体功一次。

5月24日，第三纵队与四纵十师在辽东军区统一指挥下乘胜回师北上，向东丰、梅河口之敌发起进攻。鞠水业所在的三连于当天夜间冲进东丰城内，攻打敌指挥所。敌司令部门前有两个大炮楼，挡住三连的前进道路。副连长命令八班攻占大炮楼，并叮嘱鞠永业说：“楼下有敌人，要狠狠地打！”鞠业细心观察敌人工事，发现炮楼下面有地堡，便悄悄带领全班战士摸到离敌人不到10米的地方，一道铁丝网横在面前。因无剪铁丝网的工具，鞠水业叫战张连清去找来菜刀，将铁丝网砍断。又对李佩州、刘光玉交待任务：“咱们班要先打右边炮楼。你们俩冲到地堡顶上往里扔手榴弹，我用冲锋枪掩护。”在鞠水业的掩护下，李佩州、刘光玉迅速冲上去，手榴弹在地堡里爆炸了，鞠永业带着4名战士立即冲上去，用冲锋枪对准地堡枪眼猛射，活着的敌人钻出地堡逃跑了。鞠水业留下一个组占领地堡，防备敌人反击；同时组织火力向炮楼上的敌人射击。炮楼上的敌人见地堡已被我占领，都慌了神。鞠永业带着战士往上冲，很快占领了整个炮楼。他又布置好火力，对付左边的大炮楼。这时已是25日拂晓，我军的大炮也向敌炮楼轰击，左边的炮楼很快被摧毁。战后，经全连评议，团党委批准，给鞠永业记一大功。

29日，我军攻克梅河口，全歼守敌一八四师师部及两个团。同日，三纵队主力挥师西进，一举攻克西安县（今吉林省辽源市）城。我二十一团一营二连突进城内后，鞠永业他们班的任务是巩固铁道边上的突破口。鞠永业对全班动员说：“天快亮了，敌人的飞机、装甲车可能来增援，不管敌火力怎样猛，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他命令战士们挖好掩体，隐蔽起来，待机出击。

天亮了，听到西南方向有火车响声，鞠业向大家说：“同志们，沉住气，听我指挥！”不一会儿，敌人的装甲列车开过来了，当相距30米时，鞠永业大喊一声“打！”全班的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连续爆炸，鞠永业带领战士们冲上去，活捉了司机、司炉等5人。从他们嘴里知道后面车厢里有一排敌人。鞠永业便向敌人喊话：“你们被包围了，只要缴枪，就优待你们！”敌人动摇了，把枪扔了出来，活捉了20多个俘虏，缴获3挺重机枪，10支步枪。战后全班荣立特等功，鞠水业个人又立了一大功。

在整个“夏季攻势中”，鞠水业带领八班，三战三捷，荣立三大功。三纵七师师部颁发嘉奖令，授予鞠永业“第一名王永泰式的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并颁发给他“战斗英雄奖章”一枚，命名八班为“鞠永业班”，鞠永业被晋升为三排排长。

1947年7月，三纵奉命开进西安地区休整，总结“夏季攻势”的作战经验，开展诉苦运动和进行土改教育。鞠永业倾吐了自己的苦水，也听了同志们的阶级苦，更进一步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决心为人民再立新功。

国民党军遭我军“夏季攻势”的沉重打击后，又重整旗鼓，妄图挽回在东北的颓势，把主要兵力放在长春、四平、沈阳、锦州等主要交通线上，同时加紧准备向我解放区进犯。敌五十三军又占西丰、威远堡地区，该军一一六师守备于威远堡、郜家庄、西丰、孤榆树一带。为粉碎敌军企图，我军又发起了强大的“秋季攻势”，集中兵力在北宁线上歼灭敌人。三纵奉命乘敌军主力西调，而沈阳、四平间兵力减弱之机，歼灭威远堡地区之敌。

9月29日我军冒雨出发，昼夜兼程，急进240里，于10月1日晨进入预定位置。敌人毫无戒备，尚在出早操。10点多钟，我七师、九师向威远堡地区守敌发起进攻。敌人仓促应战。鞠永业所在三连主攻庙岭山。敌人疯狂顽抗，炮火特别猛烈，不断地向三排阵地轰击。鞠永业沉着指挥，等待突击命令……就在这时，敌人一颗炮弹落在他身边，鞠永业不幸身负重伤。战士们满怀悲愤，握紧拳头发誓：一定为排长报仇，坚决消灭敌人，争取全排立大功。突击命令下达后，三排战士勇猛冲击，很快就把敌人击溃了。但英雄排长鞠永业却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在全歼敌一一六师的胜利欢呼声中，闭上了眼睛，年仅24岁。

噩耗传来，全军悲愤异常，纵队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布决定：由于鞠永业同志功绩卓著，追赠他“毛泽东”奖章一枚，授子三连三排为“鞠永业排”。

（本文原载《辽宁英烈》第五辑，编入本书时，在文字上略有改动。）

——曹吉亭烈士事迹

荆承昆庄子荣

曹吉亭，1912年出生于山东莒县前坡子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5岁那年，父亲患病去世，由母亲抚养长大。有一年随母亲赶集，见一土豪骑马过市，横冲直撞，用马鞭抽打路人，小吉亭对此愤懑不解，幼稚地问母亲：“挨打的人为什么不还手呢？”母亲对他说：“骑马的是有钱有势的人，他们打了人，平民百姓哪敢还手呢！”这件事对他幼小的心灵刺激很大，他天真地想，如能练出一身好武艺，就能抑强扶弱。

前坡子村有武学，吉亭常到那里去操练拳脚，一些儿童也相伴演习。吉亭9岁入村塾，读书勤奋，常受到塾师的称赞。课余，他仍坚持习武。

曹吉亭19岁结婚，妻子叫项莲荣。他们先后生了3个儿子。全家靠几亩瘠薄土地维持生计，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1938年2月，日寇占领了莒县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曹吉亭与村里的有志青年无不怒火满腔，积极酝酿拿起武器抗日救亡，于是由村里的曹明楼、曹吉亭等几个青年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莒县民众抗敌自卫团。曹吉亭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8年2月下旬，莒县民众抗敌自卫团开赴沂水，与邵德孚等组织的一部分武装汇合，编为“八路军山东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曹吉亭编入特务中队，任政治战士兼副班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月间，部队整编，中队改为连的建制单位，吉亭在一连任排长。7月，部队为开展鲁中南地区抗日组织工作，由沂水开往莒县岳家沟、垛庄一带。六大队编为“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二支队”，曹吉亭任连指导员。不久，为严惩汉奸张步云，曹吉亭率部配合主力部队参加了攻打王村的战斗，共歼敌百余人，大大振奋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1939年夏，日寇向我滨海区进行大“扫荡”。这时，曹吉亭调任五地委二中队任政治指导员，率部队参加反“扫荡”斗争。曾在莒县西南公婆山一带与日寇激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

1940年10月，部队编入“山东纵队第二旅”，曹吉亭任五团五连政治指导员。翌年3月，他参加了青口奔袭战。年底，日寇调集5万重兵，向我滨海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为了牵制敌人，争取主动，我山纵二旅五团直插白连汪、岞山大官庄，准备绕至敌后，拿下夏庄等敌伪据点，切断台潍公路使敌首尾不顾。12月2日拂晓，敌人以优势兵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我军驻地岞山扑来。曹吉亭指挥连队沉着应战。在喋血战斗中，他不幸左腿负伤，鲜血染红了军衣。通讯员心痛地给他包扎伤口，劝他撤离。曹吉亭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坚持向敌人射击。直至同志们突围后，他才让通讯员背下火线。当他们撤至王家怪草村时，敌人已迫近。在这危急关头，他命令通讯员将他放下，赶快撤退。自己留下两颗手榴弹，拖着重伤的腿，艰难地爬进村头王大爷的家门。

王大爷见是八路军的伤员，忙将他藏在麦秸垛里。这时七八个鬼子闯进院子，折腾了一阵子，见无动静，才匆匆离去。晚上，王大爷趁夜深人静，将曹吉亭送往部队。

1942年春，滨海区由于敌伪的“蚕食”、“封锁”，部队供给非常困难。为了解决困难，我军大搞生产自救。曹吉亭带领全连战士在马亓山上开荒，干得热火朝天。他亲自编写了开荒小调，激发大家的劳动热情。歌词是：

马亓山上开荒田，

干部战士都参战，

生产自救衣食足，

抗日军民笑开颜。

1942年10月，原国民党五十七军百十一师副师长、顽固派头目孙焕彩率部侵占我甲子山区。他们肆无忌惮地推行蒋介石的投降卖国路线，疯狂反共反人民，枪杀我抗日干部，残害当地老百姓。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决定予以惩罚。

12月17日，曹吉亭所在的山纵二旅五团与教二旅六团，担任西路的攻击任务。他带领五连勇士猛冲猛打，连连摧毁敌人的地堡，并亲至阵地前沿喊话。他们与全团一起攻占了三皇山，切断了敌人西逃之路。在罗荣桓等首长的指挥下，经过14天的激烈战斗，我军胜利收复甲子山区，毙伤和俘虏敌人2000多人。

1943年1月，为牵制敌人，曹吉亭奉命带领五连，功打醋大庄，配合主力部队进行郯城攻坚战。由于连续急行军，战士们十分疲劳。曹吉亭不顾劳累，跑前跑后做鼓动工作。他的一匹枣红马，不是驮病号，就是驮背包，自己很少骑。在他的带领下，五连按时到达醋大庄，并迅速向守敌发起进攻，拖住了沭河沿岸的敌人，使其不敢增援郯城，有力地支援了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攻克郯城的战斗。

1944年3月，曹吉亭率领鲁中独立营参加了攻打敌伪据点夏庄的战斗。夏庄是我鲁中、鲁南、滨海三个根据地的接合部，距莒城西南约60里，具有重要战略位置。战斗打响之前，我方先通过内线关系，捕捉了一名日军士兵，又炸掉了一个炮楼。战斗打响之后，据守在院内的伪军莫正民部二大队仍顽抗待援。曹吉亭率领部队猛攻，迅速消灭部分日军，莫部二大队被击溃，大队长刘振亚被我俘虏。这次战斗的胜利，对促进莒县伪军莫正民部反正，起了很大作用。

3月16日，莒城之敌配合驻纪家店子的日伪军，分两路合击我驻寨里河的莒中独立营。曹吉亭率部及时转移。敌人扑空，又跟踪至周王庄。曹吉亭派四连掩护，率部继续向东转移，由于连长亓善本轻敌，未修筑掩体即投入战斗，遭敌炮击，伤亡很重，欲撤不能。曹吉亭闻讯后，亲率五连接应，绕至敌后，选择有利地势，架起轻机枪，一阵扫射，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趁敌人混乱之机，一声令下，发起冲锋。曹吉亭奋不顾身，率先冲入敌阵。战士们前仆后继，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这时有两个鬼子端着刺刀同时向曹吉亭刺来，吉亭一闪身，两把刺刀擦胸而过。曹吉亭回身一个扫堂腿，两个鬼子均躺倒在地。不提防，又一个鬼子把曹吉亭拦腰抱住，吉亭顺势来了个“夹头摔”，把这个鬼子摔出两米多远，只听“叭、叭、叭”三声枪响，三个鬼子都结果了性命。四连见曹副政委出现在阵地前，士气大振，奋力冲杀，两面夹击，敌人被彻底打垮，狼狈溃逃。事后，战士们交口称赞：曹副政委武功出众，身手不凡。

1941年7月3日，莒中独立营在麻峪子开会，派出一个排到坡子东北角监视敌人。8点钟，发现敌人出现在小岭一带。鬼子在前，伪军在后，中间夹着民伕，推着小车下乡抢粮。我警戒排发现敌情后，一面派人报告营部，一面拉到腊行村西北角埋伏起来。敌人一进入我伏击圈，就挨了一顿排枪。伪军和民伕听到枪声都跑光了。剩下的鬼子，急忙抢占腊行，我警戒排趁敌立足稳，发起猛攻。敌人仓皇退到了西岭。这时，曹吉亭接到报告，旋即率部队跑步直插岭西小河村，截断敌人退路，同时将西岭包围。光秃秃的岭上，没有东西可以隐蔽，鬼子完全暴露在我枪口之下。曹吉亭命战士瞄准射击。一小队鬼子除两名被我生俘外，其余全被击毙。这一仗，打得漂亮，缴获不少武器和敌人服装，我军无一伤亡。

7月下旬，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我莒中独立营决定拔除张家围子伪自卫团据点。事先曹吉亭用缴获的日军服装和武器，化装一小队“鬼子”和“特务队”人员，由副连长魏洪军装扮成鬼子小队长，侦察班长李玉山装扮成翻译。其余的同志埋伏在西门外高粱地里。拂晓，我军化装成“鬼子兵”从县城方向直奔张家围子而来。这时，一队伪军正从据点里出来，看见走来一队“皇军”，正欲向前欢迎，忽然发现高粱地里埋伏着八路军，明知不妙，扭头向北，落荒而逃。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曹吉亭判断据点内的敌人，一时尚难弄清情况，便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按原计划进行。部队行至西口门，遇见伪军副团长，他见是“皇军”，急忙用日语问话，被“翻译”李玉山狠狠打了一记耳光，顺手下了他的枪，叫他头前带路，迅速占领了敌团部，把伪军控制起来，将红旗插在炮楼顶上。据点外的部队看到红旗，一齐冲进围子。伪军岗哨慌慌张张跑到炮楼下报告“皇军”：“八路冲进来了！”“翻译”李玉山回答：“没有命令不准开枪！”于是我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将据点内的伪军全部缴械。

1945年3月，莒中独立营奉滨海军区命令，编为“滨海军区独立第三团”，曹吉亭任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他的职务高了，但仍保持着一个普通革命战士的本色。

有一次，他到二连工作时，连队干部看到他那消瘦的面孔，特意为他下了碗面条。当他知道后，耐心地向连干部作了解释：“你们对我的关心，我领了，现在部队这样艰苦，我们的干部不能搞特殊化，应和战士同甘苦，共患难，这样才能取得战士的信任。”说着，让通讯员把面条送给了病号，他自己回到班里和战士一起啃窝窝头。有时，部队分粮食时，他总把自己当成普通一兵，同战士一起去担粮、推小车。在军训场上，同战士一起打靶、投弹、刺杀；在行军中，他替机枪手扛机枪或帮助有病的战士背背包、抬伤病员；在农村时，只要一有空，他就带头给老乡扫院子、挑水，并帮助老乡干一些收割、拉犁、耕种等农活。因此群众亲切地称呼他是“庄户首长”。

1945年夏，日寇重占莒城，在店子集、王家山、新旺等地设立据点多处，使群众再陷水火。为了保卫群众利益，我独立第三团于7月奉命拔除新旺据点。当时，曹吉亭已接调令到山东军区政治部工作，因感冒尚未启程。他提出让他指挥打完这一仗再走。理由是他已全部掌握敌情，熟悉部队，熟悉地形，便于指挥。团领导同意了他的要求。

23日，战斗开始，担任主攻的四连从新旺西北角突进村内，逼近村东敌人据点，将敌据点炸开一个缺口。敌人顽固抵抗，战斗趋于白热化。曹吉亭便带领通讯班及二连一个排投入战斗，连续打退敌人6次反冲锋。就在这时，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受了重伤。战士们连忙把他抬到团指挥所。经抢救无效，曹吉亭这位智勇双全的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年仅33岁。

曹吉亭牺牲的噩耗传遍滨海区，广大军民万分悲痛。这年8月，在烈士的家乡，由军区领导人主持召开了追悼大会。与会者万余人纷纷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烈士崇高的革命精神，英勇杀敌，为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而奋斗。

莒县人民为了缅怀烈士，寄托哀思，于1946年在蟠龙山烈陵园正中，为曹吉亭建立了烈士纪念塔一座。塔上题词曰：

古莒之土，黄海之边。挥戈向敌，苦斗八年。为我群众，瞬息未倦。尔虽牺牲，英名万年。后者我辈，继承向前。不到胜利，绝不中断。

（本文原载《沂蒙英烈》一集，编入本书时在文字上有改动。）

——王新训烈士传略

李继涛殷华

首都北京西南，石油化工总厂120多米高的烟囱直插云天，烟囱顶端日夜不停地燃烧着一团红色的火焰。白天，它与蓝天彩云交映；夜间，它与明月星辰争辉。石化工人们每看到它，都会情不自禁地从心底产生出无限的敬意，因为这团在蓝天和大地之间熊熊燃烧的火焰，是英雄的海军航空兵北海舰队原独立六团副团长王新训和他的战友们用热血和生命点燃的。

雏鹰壮志

1937年11月，在那民族危难、山河破碎的多事之秋，山东黄县（今龙口市）芦头镇埠上村的贫苦农民王守书、博元香夫妇的第一个儿子王新训降生了。新生儿的呱呱坠地，给这对动乱岁月之中的年轻夫妇忧愁的脸上添了一丝笑意。他们希望儿子快快长大，成为戍守边疆、抵御外侮的勇士，希望祖国的四境固若金汤，百姓安居乐业，于是他们就给儿子起了个响亮的乳名——封疆。

战乱之苦，在王新训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仇恨。家庭的熏陶，又使他从小立下了革命的志向。父母本是勤劳正直的庄稼人，在抗日救亡大潮的推动下，走上了革命道路。1940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母亲也成为中共党员。父母为革命工作而奔忙，使本来就清贫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新训从六七岁便开始为父母分担家务：剜菜、拾草、照看弟弟，有时还替父母望风放哨，传送情报，成了革命工作的小帮手。

为了让孩子长大成材，王守书夫妇克勤克俭，努力供子读书。1944年2月，送王新训到根据地大博家小学上学。王新训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读书格外刻苦，成绩出类拔萃，是老师们公认的“敏而好学”的学生。

抗战胜利后，王新训在解放区明朗的天地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1947年9月，风云起变，国民党重点进攻胶东解放区，使刚刚翻身做主人的农民，又陷于腥风血雨之中。那时，天上飞机轰炸扫射，地上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气势汹汹，还乡团狐假虎威，疯狂进行反攻倒算。根据上级指示，王新训的父亲随地方干部转移。身为妇救会长的母亲留下，带领群众坚持就地斗争。每当发现情况，母亲就带领群众向山里转移。白天转移还好，有时晚上遇到国民党还乡团清剿，就更苦了老人孩子。一天深夜，驻龙口的国民党军队由还乡团引路来到芦头南部山区抢粮。母亲带领着王新训弟兄几个和乡亲们向山里转移。10岁的王新训像个大人，领着二弟王新庆，跟着转移的群众一起顺着山间小路向山里跑去。不料二弟一脚踏空，失足滚到山沟里。母亲急欲去救，又不能丢下全村群众。怎么办？在此危难之时，王新训望着黑咕隆咚的山沟对母亲说：“你领着大家走吧，我下去找弟弟！”说完，他摸索着下了沟，将在沟底哭叫的弟弟背起，艰难地爬上沟来连搀带背，追上了母亲和群众。

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每次清剿，都滥施淫威，大肆抢掠。有一次，王新训的奶奶因年迈多病，行动不便，没有来得及随群众转移。还乡团得知她是村干部家属，便对她拳打脚踢，并持刀威胁。老人家连气带吓，卧床不起。还乡团走后，王新训看到满身伤痕、病情加重的奶奶，悲愤交加。他攥紧小拳头向奶奶发誓：“我长大了，一定去当解放军，狠揍这些乌龟王八蛋！”

新中国建立后，百业待兴。王新训立志发奋读书，为国效力。1952年，他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小学毕业后，他考入了龙口师范学校。

读师范期间，他学习刻苦，生活俭朴，他爱好音乐，买不起二胡，就自己动手做：用槐树枝刻琴杆，抓蛇剥皮做琴皮。他喜爱打篮球，买不起球鞋，热天就光着脚板打。虽然生活是如此清苦，可当党和国家号召全国人民捐款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时，王新训却毫不犹豫地将积攒下准备买球鞋的钱捐献给国家。

1954年，品学兼优的王新训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黄山馆小学任教。那时候，有很多高小的学生与他年龄相仿，同学们背后都称他为“小王教员”。这位“小王教员”，一进校门便与同学们融为一体，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一丝不苟。虽然在教师中年龄最小，但他所教班级年终考核成绩却在全校名列前茅。

1956年春王新训怀着保卫祖国的雄心壮志，投笔从戎，光荣地当上了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战士。

钢铁翅膀

1956年3月，王新训怀着激动的心情踏进了辽宁锦西海军第一航空学校的大门。在起初两个月的制式训练中，生活清苦，训练非常严格，有的学员吃不消，不安心服役。王新训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对战友们说：“这些都是军队里的基本训练，是基础。没有基础是飞不上蓝天的！”王新训始终以一名人民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五·一”节后，王新训换发了服装，成为正式的飞行学员，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飞行理论学习。他学得扎实，理论与实际操作结合得好，半年后，就担任了班里的学习组长并负责班里的生活和墙报的管理工作。

为了让所有的学员都能飞上蓝天，航校开展了“一帮一”活动。王新训的对子叫龚元发，是个四川人，抗美援朝中立过功，但文化基础太差，理论学习一开始就接不上茬。王新训白天认真听课，晚上就给他辅导，帮助他消化白天所学的课程。龚元发在王新训的帮助下，进步很快，各科成绩都合格了，有些功课还达到优秀。为了帮助更多的同学一道进步，星期天王新训放弃休息，把全班基础差的同学组织在一起，集中辅导。他循循善诱，深入浅出，深受同学们的好评。

1956年11月，王新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春，王新训在航校以全优的理论学习成绩，转入了两年的飞行训练。这个深山沟里脱颖而出的雄鹰，终于插上了钢铁的翅膀，翱翔在蓝天和白云中间。

飞行训练分初级飞行，中级飞行和高级飞行三个阶段，所驾机种分别是雅克——18、杜尔——2和伊尔——28。

初级飞行训练中，王新训在10名学员中第一个随教员飞行。只飞了8个起落，苏联教官就认为他的飞行无可挑剔，并破天荒地决定让他第一个放单飞。当王新训驾驶着雅克——18战斗机在空中升降翻滚时，苏联教官在地面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连声称赞说：“奥钦哈拉少（俄语，很好的意思）！”在中级和高级飞行训练中，王新训也都是学员中第一个放单飞。苏联教官的评语仍是：“奥钦哈拉少！”

飞行训练取得的好成绩，更增添了王新训的信心和勇气，但他没有满足，而是更加自觉刻苦地训练。一个星期天，团长见王新训一个人在练习器上不断操纵琢磨，暗暗称赞王新训是一棵好苗子，并有意锻炼锻炼他。便说：“小王，明天随我们编队空域飞行，敢不敢？”王新训听了团长的话，沉思片刻，答道：“是！”

回答是容易的，当真做起来王新训自己心里也没底儿，因为他刚刚放单飞，虽说每个机种都是他第一个试飞上天，但整个飞行训练还有大部分科目没有进行，更不用说编队飞行和空域飞行了。

翌日上午，晴空万里。老团长当长机，王新训当僚机，开始了编队空域飞行。苏联教官、中国教官、全体学员及机场工作人员都聚集机场，要看这员老将与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将在空中如何表演。只见老将威风凛凛走来，熟练地钻进机舱，王新训英姿勃发，随后紧跟。当信号弹升空后，只见老将一马当先，驾机直插蓝天，小将紧随其后，咬住不放。两只银鹰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变化多端，老团长连作几个动作，都没有甩下王新训。天上的演练是货真价实的比武，地面上的人们，个个眼花缭乱。一番较量后，老团长看王新训始终紧跟自己，基本做到了距离20米，间隔15米的要求，欣慰地呼叫：“随我返航！”

一对雄鹰安然返回地面，苏联教官高兴地与老团长拥抱在一起，然后将一束鲜花送给自己的学生王新训。学员们都拥到王新训身边，为他叫好。老团长抑制着内心的高兴，严肃地命令王新训：“总结一下你的体会！”王新训将鲜花往战友手中一递，迅速一个立正，简捷明了地回答：“多观察，细判断，机头机尾连一线！”想不到这几句话，后来竟成为同期学员在飞行训练中的要领了。

1958年12月，根据王新训的飞行技术水平，航校决定让王新训提前一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员。

王新训再一次变成“小王教员”。从此，王新训为我国海军航空建设事业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才智。1959年12月授少尉军衔。1961年11月他被调到北京海军航空兵司令部空勤科任参谋。1964年7月调任北海舰队独立六大队中队长，1968年2月调任南海舰队航空兵司令部直属空运五大队中队长，1969年1月调任海军航空兵独立二大队副大队长，1975年10月调海军航空兵独立六团任副团长。其间，先后参加改装过“直五”、“六一”等五个机种。在改装“六一”直升机时，为了检验改装效果，他第一个试飞。

1970年和1972年春，黄河凌汛，直接威胁着下游两岸人民的安全，王新训曾与他的战友们，多次驾机准确地炸开黄河冰凌，疏通河道。

回国后，王新训立即担负起超黄蜂机种的培训教学任务，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努力进取，不断提高，王新训终于成为四种气象的全天候飞行员。南海之滨，东海岸边，茫茫戈壁，青藏高原，大河上下……祖国的上空，是他驰骋的疆场，只要上级一声令下，他随时都能像雄鹰一样展翅飞翔。他先后驾驶雅克——18、直五型、“六一”型、超黄蜂等多种机型，共计9814架次，1872个小时，其中超黄蜂897架次，259小时53分，并驾超黄蜂做过最大的载重飞行，10度坡飞行，着船拖曳及教员座飞行。

暴风雨中

狂风暴雨是飞机飞行最恶劣的天气。在这种天气中，又常常需要直升机执行抢险救灾等特殊任务。王新训就曾多次在暴风雨中执行任务。他以超人的胆略和娴熟的驾驶技术，搏击风雨，圆满完成任务。

有一次王新训驾机到江西景德镇执行紧急任务，在风雨中飞机突然发生故障，螺旋桨失灵，王新训果断决定降落。当他接近地面时，才看清下面是一片农舍。为了不给人民群众带来大的损失，又能保全飞机，他沉着驾驶，利用滑翔，使飞机绕过村庄，安全降落在水田里。

1965年12月1日下午，在黄海前哨远离海岸的一个小岛上，某部守备连炊事员顾福荣急性阑尾炎发作，腹痛难忍，必须马上送往陆地医院手术。当时，海面上刮着八级以上的大风，运输艇无法行驶。部队首长立即向军区首长报告，并请求派直升机。当晚23点30分，北海舰队接到运送顾福荣的任务，当时任中队长的王新训和战友一听到命令，立即从床上跳起来，马上研究飞行方案，提前四五个小时做好了飞行准备。

信号弹升空，王新训和战友驾着1052号直升机顶着暴风起飞了。当日风速每秒18米，而直升机正常飞行规定的最高风速是每秒12米，飞行极不稳定，但为了抢救战友，他们毅然冒险飞行。王新训充满信心，全神贯注，及时准确地报告着航向，很快逼近目标。

直升机在海岛上空盘旋着，寻找降落地点，岛上到处是尖利的岩石，找不到理想的降落点，在空中悬停吧，强大的气流冲得飞机摇晃不定，结果七进七出，都没有成功。

在直升机第八次进入海岛上空的时候，王新训利用风力稍弱、直升机悬停的刹那间，让机械师滑下软梯抢救战友。王新训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使这一措施得以实施，机械师常德成安全着陆。

顾福荣得到了及时治疗，转危为安。为此，济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致电北海舰队，高度赞扬了王新训和他的战友们在暴风雨中舍生忘死救战友的革命精神，北海舰队为王新训记三等功一次。

魂系九霄

1976年7月，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地震灾害。党中央、国务院对灾区人民给予极大的关怀，抗震救灾成为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灾区迫切需要大量塑料制品，而塑料原料供不应求。主要原因是生产塑料原料的全国重点厂家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因使用的进口火炬头质量不过关，造成熄火停产。恰在此时，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自己研制成功了乙烯装置火炬头，为了尽快把火炬头安装起来，早日恢复塑料原料的生产，8月17日，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中央军委和海军司令部决定派直升机协助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吊装乙烯火炬头。

用直升机吊装火炬头，在我国尚属首次，任务十分艰巨，海军航空兵司令部命令以海军航空兵独立六团副团长王新训为首组成临时机组，执行这项任务。

8月19日，王新训指挥171机组全体成员驾机飞往北京。

在困难和危险面前，王新训和他的战友没有畏缩。从8月22日到28日，他们连续进行紧张的战前飞行训练。盛夏，座舱温度达40多度，每次飞行完毕，汗水都湿透了他们全身的衣服，他们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白天一遍遍地进行飞行试验，晚上一次次地研究改进吊装方案，研究特殊情况下的处置方法。8月26日，王新训带领171号机组以娴熟的空中飞行技术，将旧火炬头顺利吊了下来，接着他们又进行了两次新火炬头模拟吊装的训练。

27日晚上，171号机组全体同志，向海军党委汇报了吊装准备工作。王新训代表机组向海军党委坚决表示：“一个共产党员，在人民需要的时候，宁肯牺牲自己，也坚决完成任务。”万没有想到这铿锵有力的话语，竟成了王新训同志的遗言。

怎么办？怎么办？地面指挥人员当即命令机组“紧急脱钩！”工人们也大声呼喊：“紧急脱钩！”“紧急脱钩！”

这时，作为驾驶超黄蜂飞机全部飞完训练科目的王新训很清楚，只要轻轻按一下电钮，飞机完全可以脱掉钢索，安全飞去，但王新训更知道：机身下边，120多米高，直径4米的平台上，有参加吊装的18名工人和国产火炬头，如果24米长的钢索从空中砸下来，会直接威胁着工人生命和设备的安全，后果不堪设想，首创的高空吊装火炬头的工程也会前功尽弃。

王新训毅然决定：降低高度，继续脱钩！地面上的人们看着飞机带着钢索向左前方移动，飞机高度开始下降，从距离火炬头17米直下降到7米，飞机已到了危险的临界点。英雄的机组，为了保护工人们的生命和国家的财产，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

目睹这一惊险场面的工人、干部们无不深为机组同志们的崇高精神所感动。

7时31分，飞机不幸失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新训还通过机上的无线电向地面询问：“下面的人员离开了没有？”在他心里只装着别人和国家财产，唯独没有自己。

为了表彰英雄的171号机组，9月3日，海军党委做出决定：给171号机组记集体二等功，给海军航空兵独立六团副团长王新训等4位同志追记一等功，并号召海军广大指战员向171号机组的同志学习。

1975年9月7日，国产火炬头按计划点火投产。这“把”用烈士生命点燃的火炬，顶天立地，喷射出高高的火焰。它映红了天空，照亮了大地，像一座巨大的纪念碑，永远铭刻着王新训等4位海军航空兵的英名。

——记门窗烈士

王殿舜

门窗是抗日战争时期蓬莱县人民金融事业的开创者，原名门曰增，又名骆玉敏，1920年生于蓬莱县艾崮山区（现为村里集镇）下门家村。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蓬莱县各救会长，蓬莱县农民贷款所主任，北海银行北海区支行总务股股长、北海银行驻蓬莱工作组组长等职。1944年1月牺牲，

20世纪40年代初，是胶东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当时，日、伪、顽合流，在胶东大地上大肆搜刮抢掠，使胶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片农田荒芜，农业生产凋敝，农民流离失所，啼饥号寒，直接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在这国难当头、生灵涂炭的紧急关头，中共胶东区党委和胶东行署决定：及时扶助贫困农民和渔民生产，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占领广大农村金融阵地，加强根据地的农村贷款工作。在县以上政府成立“农民低利贷款委员会”，县以下设“农民贷款所”，专门负责办理根据地农、渔民贷款的发放与回收，贷款所人员从农救会抽调干部组成，设主任、会计和贷款员，组织上归农救会领导，业务上受“农贷会”领导，所需资金由胶东北海银行统一拨给。

中共蓬莱县委、县政府遵照这一指示，于1942年春，责成当时担任县各救会会长的门窗负责组建蓬莱县农民贷款所，并指定他任贷款所主任。当时只有22岁的门窗，对金融工作的知识和经验都很缺乏，深感组织上交给自己的任务十分艰巨。但他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和党培养多年的干部，绝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便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他根据上级指示，从农救会中抽调了几名有一定经济工作基础的同志，很快建立起蓬莱县第一个人民金融机构——蓬莱县农民贷款所。

蓬莱县农民贷款所成立后，仅1942年6、7两个月，就向农民发放贷款10万余元，帮助近千户贫困农民解决了购买口粮、种子及小农具等方面的资金困难，使许多生活濒临绝境的农户得到了新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复苏与发展，为抗战提供了有力的物质资源。

门窗虚心好学，对工作认真负责，具有强烈的革命责任感。蓬莱县农民贷款所刚成立时，由于同志们对这项业务还不熟悉，工作起来都感到力不从心。鉴于这种情况，门窗便亲自到北海区支行，向领导及有关同志请示、学习关于贷款工作的政策与手续制度。返回贷款所后，立即组织所内同志对贷款工作的方针政策、手续制度及有关规定进行认真的学习，使大家很快熟悉了业务，使贷款所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门窗在实际工作中深入群众，严密踏实。为了使贷款发放及时、准确，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他经常到根据地和边沿区走村串户，深入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根据了解到的第一手材料，做到救群众之急，帮群众所需，适时把贷款发放到群众手中。艾崮山区有位老贫农叫戴学江，全家8口人，只有6亩山岭薄地，生活本来就很贫困。1942年秋收后，驻蓬莱县城和大辛店据点的日伪军到艾崮山区“扫荡”，将他家刚收获的那点粮食抢劫一空，迫使戴学江一家只得靠挖草根、剥树皮充饥度日。严冬到来以后，他们连草根、树皮也无处可弄了，全家人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门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亲自到戴学江家，发给他100元无息贷款，帮他解决了购买口粮和来年粮种的资金困难，使戴学江一家摆脱了饥寒交迫的绝境。转年秋收后，戴学江不仅还清了贷款，还带头向抗日民主政府捐献爱国粮，积极支援抗日战争，成为支援抗日的模范家庭。

门窗具有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良品质。他身为贷款所主任和银行工作组组长，经管着数十万元的贷款资金与活动经费，在那吃不饱、穿不暖的战争年代，他从未动用过一分钱的公款作为私用。1943年深冬，艾崮山上已积满皑皑白雪，他仍然穿着一双露出脚趾的单布鞋，带领同志们翻山越岭，进行工作。同志们都劝他从上级拨给的活动经费中支出几元钱，买双新鞋，他坚决不肯，并严肃地对同志们说：“我们怎能使用公款来为个人买鞋穿，前方的同志整天南征北战，有不少人也还穿着露脚趾的旧鞋哩！”直到他牺牲时，脚上穿的还是那双露着脚趾的旧布鞋。

门窗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与风险，他都不折不扣地勇于承担，从不计较个人的安危与得失。1943年7月，驻蓬莱的日伪军为达到“蚕食”抗日根据地、消灭抗日民主政权的目的，在艾崮山区后辛旺北沟“痴老婆顶”上增设了据点。他们以这个据点为基地，不断向我根据地进行骚扰破坏。由于形势的变化，驻艾崮山区根据地的我北海军分区和党政机关，奉命向南转移至栖霞县牙山根据地。在这之前，门窗已由蓬莱县农民贷款所调到北海区支行任总务股股长。北海区支行在随党政军机关向南转移时，经请示北海军分区领导批准，决定设一工作组，以“北行昌”为代号，留守艾崮山区坚持工作。因为门窗是艾崮山区人，又在艾崮山区工作了几年，对当地情况较熟悉，与当地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确定由他留下，担任工作组的领导。在那碉堡林立、白色恐怖笼罩着蓬莱大地的严峻的环境里，工作组要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工作和活动，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的危险。但门窗毫不考虑个人安危，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在那段工作中，他镇定自若，机智勇敢地率领同志们与敌周旋，夜以继日地冒酷暑，顶寒风，跋山涉水，穿越敌人封锁线，积极开展工作。

艾崮山区西戴家村有位老农叫戴明刚，老两口过日子，平时生活尚可维持，但由于受到日伪军的抢掠，老两口的生活日陷绝境。门窗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发放给50元生活贷款，把两位老人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门窗并一再安慰老人说：“我们的苦难生活都是日本鬼子和汉奸给造成的，大家一齐把鬼子赶出去，咱们老百姓就会有安宁幸福的日子。”在走村串户中，门窗抓紧一切时机，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宣传鼓动，从而不断扩大了我们党与政府在广大群众中的政治影响，焕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一批批青壮年踊跃参军抗日。受到门窗贷款扶持的戴明刚老人，也亲自动员他的两个外甥参加了抗日军队。

门窗一向胸怀坦荡，性情爽朗，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年轻英俊，有着一双充满智慧的大眼睛。他同群众相处总是流露着谦虚和蔼的笑容；他每到一个地方，人们总能听到他那朗朗的说笑声。他留守艾崮山区坚持工作时，常住在该区西戴家村。每当他工作之余，他的周围总是围着一大群孩子，缠着他讲革命故事和教唱革命歌曲。门窗从不拒绝孩子们的请求，不是给他们讲革命故事，就是教他们唱革命歌曲，在他周围总是洋溢着一片欢乐喜悦的气氛。他那爽朗的性格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当时处在艰难困苦中的人们，无形中起着极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门窗对敌人无限仇恨，具有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1944年1月7日晚饭过后，艾崮山区的上空堆积着大片乌云，接着下起鹅毛大雪。门窗想到古城东村还有几户贫困农民的贷款急待办理，便带着通讯员门洪官急忙从西戴家村出发，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冰冷的雪地，向古城东村走去，当晚9点多钟时，行至古城李家村南交叉路口处，与驻“痴老婆顶”据点的日伪军尖兵班相遇。门窗误认为是我方民兵，狡猾的敌人冒充老百姓同他对话，当敌人靠近门窗只有十几米时，朦胧中看清门窗只有二人，便仗着他们人多势众，蜂拥而上，并大声喊叫：“捉的就是北行昌！捉活的！”门窗发现是敌人后，便拔出手枪向敌人开了一枪，不料枪膛里的子弹是颗瞎火。门窗只好徒手与围上来的敌群拼搏，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被敌人打倒捉住，夺去手枪现款、单据。通讯员门洪官见敌人一拥而上把门窗围在当中，怕开枪误伤了门窗，便趁混乱之机跳到路旁，借着河坝的掩护向外冲。敌人向他连开数枪，幸夜色朦胧均未击中。门洪官脱险后，跑回根据地向领导机关作了汇报，领导上决定立即组织力量，赶去救援。

敌人尖兵班班长杜子良将门窗捉住后，叫两个伪军架着门窗，自己跟在后面，朝着据点方向走去。落入敌人魔掌的门窗，一路上骂不住口，当行至李家葬茔东侧约100米处时，遇到伪军代理小队长慕长春。杜子良绘形绘色地告诉慕，他是怎样捉了个北海银行的人。慕长春听罢哈哈大笑，走过来劝降，叫门窗跟着他干。门窗大声骂道：“闭住你这张臭嘴！你们这些汉奸走狗绝没有好下场！”穷凶极恶的慕长春恼羞成怒，使用匣子枪朝门窗头部射出了一颗罪恶的子弹，大义凛然的门窗应声倒在鲜红的血泊中，这位年仅24岁的蓬莱县人民金融事业的拓荒者，来不及等待同志们前来救援，就在半路上为党、为人民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

——记“灭火战斗英雄”阎正连烈士

曹泽三丁献良

阎正连，1963年12月生于山东省临沂市白沙埠镇山南头村，1982年10月入伍，1986年5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武警青岛消防支队一中队代理中队长。1989年8月12日，在扑灭黄岛油库大火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6岁。

决不给乡亲丢脸

阎正连的家乡在沂蒙山区，村庄坐落在山坡上，土壤贫瘠，收成甚少。阎正连排行居三，从小就爱劳动。放学回来，担水挑土，或是下田干活，手脚从不歇闲，全家人和乡亲们都很喜欢他。他也从父老乡亲们那里继承了勤劳坚强、朴实的品质和老区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

1982年初秋，他听到征兵的消息后，未与父母亲商量，就跑到村干部那儿报了名。开始有的人对他说，现在小越南一个劲地挑衅，当兵有可能上前线打仗哩！阎正连说：“怕什么，当兵就要准备打仗，如果真的上前线，我决不给咱沂蒙人民丢脸。”就这样，朴实的他，告别了父老乡亲，穿上了军装，来到武警青岛消防支队一中队，当了一名消防兵。

苦练硬本领

“当个消防兵，上不了战场，扛不上钢枪，却抱起了水枪，真没劲。”开始，阎正连心里老犯嘀咕，别扭不过这个劲，私下里和战友们这样议论着。后来，领导了解到他这种思想反映，就用生动的灭火战例，对新战士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阎正连渐渐地明白了：火场如同战场，灭火也是打仗，同样是在保卫祖国，同样会有流血牺牲。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练就一身过硬本领，当一名出色的消防战士。

阎正连被分到消防一中队一班。这个班，是全中队的尖子班。这个班的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阎正连决心干出个样子来。从第一天起，从出操、整理内务到业务训练、军民共建，样样跑在前面。班长高兴地说：“阎正连真是好样的。”

待战士胜过亲人

阎正连入伍后，先后担任副班长、班长、排长的职务，1989年3月被任命为代理中队长。不管担任什么职务，他都和战士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经常潜心研读《战士心理学》，根据形势的需要，针对战士家庭、个性和文化程度的差异，因人施教，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新战士不会整理内务，他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哪个战士训练负了伤，他就悄悄地帮着把衣服洗好叠好，送到战士手中；有的战士生了病，他总是把病号饭端到床头；战士来了家信,有什么困难，他都挂在心上，设法解决。新战士王西林，入伍半年后，一度情绪低落，对自己要求不严。阎正连多次找他谈心，得知他的未婚妻因不同意他当兵，要中断恋爱关系。于是阎正连接连给西林的未婚妻写信，介绍部队生活和王西林的工作学习情况，帮助她树立正确的恋爱观。不久，王西林的未婚妻来信，承认了错误，表示支持王西林安心服役。这件事使王西林很受感动，从此放下了思想包袱，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

一班长阎丙华，服役即将期满，考虑复员问题较多，工作受到影响。阎正连发现后，靠上去做工作，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丙华，我虽然比你多穿了几套军装，其实也不是没想到过回家，照顾父母和妻小。但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在个人问题上，一定要把党的事业和部队建设放在第一位，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组织上把一个班交给咱，就应该把它带好。若是组织决定让我们走，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一席话打动了阎丙华的心，他紧紧拉着阎正连的手，诚恳地说：“阎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像你过去一样，带好这个尖子班。今后你就看我的行动吧！”自那以后，阎丙华安心工作，带领全班刻苦训练，在灭火战斗中也做出了显著成绩。

阎正连就是这样，时刻把战士的冷暖、学习、进步放在心上。战士们深情地说：“阎队长为我们做的好事，真是数也数不清呀。”

奉献岂只在战场

在消防一、四中队（阎正连在四中队也任过职），无论干部还是战士，都有这种感觉：阎正连心里装着战士，装着中队，但是很少想着自己。

阎正连入伍7年来，参加大小灭火战斗400多次，每次都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了合格的答卷。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听到灭火命令，他都是忘掉个人的一切，争先恐后地参战；哪里最危险最艰苦，他就出现在哪里，并多次带伤带病作战，他曾被记功一次，受嘉奖六次。

1987年5月，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根据上级指示，青岛消防支队成立了50人的突击队，待命支援。阎正连听到消息后，执意要求参战，并当即咬破手指，写下“坚决请战”的血书。他写道：“我坚决要求参加大兴安岭灭火突击队，因为我具备下列条件：第一，我是共产党员、班长；第二，我参加过多次灭火战斗，有一定的经验；第三，我业务素质好，身体条件好。我知道火场和战场一样会有流血和牺牲，但是，我有吃苦和献身的准备。”在他的影响下，全中队群情激昂，纷纷请战。尽管后来没有奔赴火场，但阎正连的铮铮誓言，一直激励着全体官兵。

1988年9月，阎正连的爱人临产，父母亲年老多病，家中无人照顾，多次来信要求他回去一趟。领导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批准他回家。当时阎正连正在新兵连当班长，训练十分紧张，他想，新战士刚入队，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去做，正在这个节骨眼回去，肯定会给训练工作带来影响。于是他决定暂不回家。训练结束后，在同志们的再三催促下，他才回去住了5天，还提前归了队。走出家门时，他流下了眼泪，既舍不得离开哇哇啼哭的儿子，也愧对自己勤劳吃苦的妻子，但更让他牵挂的却是部队、战士们。他擦擦眼泪毅然踏上了归途。

转年麦收季节，家中的两亩小麦已经熟透，急待收割。妻子宋桂秀带着出世半年多的孩子，还要侍候老人，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出于无奈，她两次拍电报，要丈夫回家帮助收麦子。当时，青岛“动乱”刚过，阎正连带领全排战士，昼夜值勤，工作特别繁忙。他顾全大局，把电报往兜里一揣，默默地坚守岗位。一直到形势稳定了，他才匆匆赶回去。到家后，看到妻子正在田里干活，孩子放在田头筐篓里。小麦因收的晚，好多已发霉生芽，烂在地里，妻子看见他，立时委屈得掉了泪，赌气不理他。阎正连一阵心酸，他理解妻子的心情，感觉十分内疚。他起早贪黑，种田、挑水、劈柴、做饭、洗尿布，仿佛想在这几天里把欠妻子的情全补过来。就这样，他还是提前两天归了队。有的同志不解地说，家中这么多困难，多住几天就是了。阎正连深情地说：“有人说过，军人的奉献岂只在战场，这话的含义，现在我算是真正体会到了。我要用实际行动来实践它，这是我们军人的本色。”

1989年8月12日，是个悲壮的、令人难忘的日子。

这天上午，阎正连正带领全队官兵紧张地进行“业动会操”训练。9时55分，青岛黄岛油库五号罐，因雷击爆炸起火。3000平方米的罐口，油喷石崩，罐内1.6万吨原油汹涌燃烧，似火山喷发，凶猛奔泻，严重威胁着周围大小15个油罐和国家重点工程的安全，如引起连锁性爆炸，整个胶州湾会变成一片火海，后果不堪设想。10时15分，中队接到救火命令，阎正连和指导员立刻率领21名战士、两部消防车，火速赶到火场，担负了五号罐东侧30米处四号罐的冷却任务。熊熊的烈火，将消防车的油漆烤焦脱落；滚滚的浓烟和燃放的油味，熏呛得战士们头晕目眩；灼热的气浪扑面袭来，战士们的脸颊、手臂，立时被烧烫起了火泡，阎正连的头盔面罩，也被烤变了形。但为了控制火势，官兵们不顾危险，冲上罐顶奋力喷水。阎正连始终战斗在最前沿，哪里最危险，他就奋战在哪里，连续3个多小时不下火线。

14时30分，风向突变，五号罐的火舌，疯狂地扑向四号罐。面对这万分严峻的态势，阎正连沉着、冷静。他一面增调水枪，加大喷水量，一面带领战士，加快射水速度，在四、五号罐之间，筑起了一道水的屏障。暂时阻止了火势蔓延。但由于风力太大，一会儿，局势骤然恶化，烈火吞噬了四号罐，罐的表层泛起股股白烟，罐内发出可怕的“吱吱”声，更大的灾难眼看就要发生。指挥员果断地下达命令：“撤！”阎正连不顾个人的安危，首先组织战士撤离。当多数同志撤下后，阎正连回头一看，新战士卢山、赵守湖仍在抱枪战斗。他急忙边喊边朝他俩跑去。当他和两名战士正要离开时，一声巨响，一、二、三、四号罐接连爆炸。顷刻间巨大的火球拔地而起，火焰高达200多米，映红了半个天空，数万吨原油，化作了一片火的海洋，呼啸冲荡。阎正连和战士们被高达千度的油火吞噬，壮烈牺牲。

阎正连牺牲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他“灭火战斗英雄”称号，并颁发“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命令中说：“阎正连同志在扑灭黄岛油库特大火灾战斗中，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表现出了献身祖国、献身社会主义事业高度的政治觉悟，公而忘私，舍为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全军和武警部队广大指战员学习的榜样。”武警总部批准他为革命烈士，中共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政府、中国天然气总公司授予他“灭火勇士”和“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阎正连的一生，是短暂、充实而光荣的，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威慑敌胆的特务大队长马功臣

宋书林

马功臣，原名马德胜，字功臣。1891年10月出生在山东省益都县（今青州市）邵庄乡朱家石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给人家放羊，饱尝了饥寒交迫之苦。

少年时期的马功臣，特别喜欢听“梁山好汉”杀富济贫的传奇故事，对武松、李逵等英雄豪杰十分敬佩。他暗下决心，长大以后，也要做一番除暴安民的事业。但在旧社会那个豺狼当道，穷人受欺的世道里，马功臣虽愤愤不平，但也孤掌难鸣。年过30，仍在贫困之中挣扎着。

1928年，马功臣已37岁，他不甘心这样蹉跎一生，便投奔到国民党军窦宝章部。干了几年，他觉得这个部队不是“替天行道”的队伍，不合自己的心愿，便又回到家乡。他想在家乡拉一支小队伍，干一番“杀富济贫”的事业，但他的心愿还未实现，同伙宫世安即被诬为“土匪”，由国民党益都县政府逮捕并判处死刑。马功臣得知后，只身带枪进入法场想冒死救出宫世安。他刚到益都县城，就听到了法场的枪声。“法场”未劫成，却暴露了自己。国民党益都县政府下令通缉他。马功臣只得将手枪藏好，化装成商人，逃往东北，后流浪到上海。

1938年1月，马功臣从上海回到老家，参加了陈宝田拉起的抗日游击队，并给陈宝田当警卫。但时隔不久，这支游击队被收编为国民党投降派王葆团的第六旅，陈宝田成了副司令。这年秋的一天，陈宝田带领一个小队路过郭店，突然从路边跳出几个大汉，枪口直对陈宝田，并命令道：“把枪放下！”陈宝田等都乖乖地缴了枪。但马功臣就是不缴枪，并把枪缰套在右手中指上说：“有种的来拿吧！”那几个大汉，无一人敢向前一步。直到陈宝田命令马功臣放下枪，他才违心地执行了命令。

驻守淄河车站的汉奸分队长马树寰，是个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的家伙，经常派兵敲诈勒索百姓。为了惩治汉奸，给百姓除害，马功臣先是给马树寰写了一封警告信，送进淄河车站，但马树寰没有理会。于是，马功臣便派特务队员打进车站，同我们的内线关系取得联系，监视马树寰的活动。两天后送来马树寰到饭店吃喝的消息。马功臣马上带领三名队员，化装成送饭、担水的店伙计，直奔饭店而来。此时，马树寰和两名汉奸正在抽烟、喝茶，等着上酒菜呢。马功臣带领队员闯进屋里，4支匣枪对准汉奸们的胸口，大喝一声：“不准动，把枪放下，我就是马大蹄子！”汉奸们还想垂死挣扎，4支匣枪同时开火，汉奸们应声倒下。

马树寰被镇压后，淄河车站换了个姓赵的任分队长，他深知马功臣的厉害。上任后，主动与马功臣联系，表示愿意同我特务队合作，并留下了联络暗号。

淄河西南有个台头村，靠近集市。每逢集日，附近据点里的汉奸经常去骚扰百姓。一次，马功臣领队员去台头村了解敌情，正赶上汉奸队在集市上设立关卡，骚扰百姓。马功臣见状镇静地向队员们说：“不要慌，我自有办法对付”。他转身到菜市上买了一捆芹菜递给队员说：“把匣枪插在里面，敌人搜身时，把芹菜举到头顶上，口袋里的钱露出点来，让他们占点便宜，实在不行就开枪，我在后面掩护”。队员们按马功臣的嘱咐做了，顺利通过了敌人的关卡。跟其后的马功臣将匣枪用破褂一包，夹在肢窝下，一只手拿着破苇笠，大摇大摆地通过了关卡。两人一出村子，马功臣便说：“朝村里打两枪，将汉奸引出来，好解放赶集的老百姓。”汉奸们听到村外的枪声，便寻枪声追来。这时，马功臣他们早就无影无踪了。汉奸们只得撤回据点。

马功臣胆大、机智、枪法好，成了远近闻名的传奇人物。一天黑夜，马功臣只身一人从辛店东路过铁路，被40多名日伪军包围。他沉着镇静，利用地形地物作掩护，弹不虚发，先后打倒几个敌人，敌人领教了马功臣的枪法，又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少人，只得收兵回府。马功巨大摇大摆地过了铁路。又一次，马功臣和队员去一个村里开办干部训练班。两人刚到村南，正碰上王孔据点里的汉奸到村内催粮款。队员对马功臣说：“队长，不好！碰上汉奸了。”马功臣说：“来者欢迎”！便大步流星地迎上去说道：“听着，我是马大蹄子，让你们队长出来说话。”伪军们大吃一惊，赶忙叫来了小队长。马功臣伸手从口袋里掏了一把钱说：“这次赏你们两个钱花花，以后不准出来糟蹋老百姓”。伪军小队长边鞠躬边答应：“是！是！”并送上30粒子弹说：“马队长，我没别的，送几粒子弹做见面礼吧”。说完便灰溜溜地撤回了据点。

马功臣率领特务大队，在敌后很快打开了局面，活动范围扩大到南至朱崖山区，北至小清河，东到益都县城，西到辛店的广大地区。深受广大群众的爱戴。

1940年4月，马功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被任命为清河军区特务大队长，领导还派了政治指导员，加强特务大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务大队活跃在敌后，发动群众打击日伪军，筹集物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了我根据地的需要。

1940年冬，特务大队已发展到70多人，所属一个长枪队，两个短枪队，称之为虎队、龙队。随着冬天的来临，加之粮食的短缺，日伪统治区人民的生活极端困难。马功臣便带领特务大队，向地主老财摊派粮食，分给贫苦百姓。为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马功臣千方百计筹集粮款。一次，马功臣得知几名伪军要从张孟口路过，便带领8名队员，埋伏在张孟口村外的黄芋地里。不多时，几名伪军骑自行车而来，马功臣大喊一声：“上”，队员们便从地上一跃而起。伪军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便被全部缴了械。马功臣叫队员们脱下敌人的军装，拿走敌人的证件将俘虏捆好，集中到隐蔽处后，便率领队员们化装成伪军，蹬上自行车直奔益都城而去。到达城里，天色已晚，店铺早已关门。但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还有一扇大门敞开着。他们刚想进去，便被一持枪伪军拦住，“干什么的？”“巡逻队”，马功臣镇静地回答。他们靠了这身黄皮，蒙混过关。为了避免麻烦，他们很快离开，进了泰记油房。油房的郇掌柜，赶忙送上2000元和5支金星水笔。马功臣还曾化装在益都城日本人办的木工厂和银行里搞到现金10000元。

一天傍晚，马功臣带领三名队员，前往马庄据点弄武器。他手提灯笼，刚接近据点，岗哨忙问：“干什么的？”马功臣回答：“听差的。”话音刚落，他一个箭步冲上前，迅速夺下岗哨的枪。一名队员留下放哨，一个队员冲进北屋，并缴了敌人的枪。另一个队员跟随马功臣闯进东屋。东屋有十几名伪军正在“推牌九”，枪都挂在墙上。马功臣手持匣枪大喊一声：“不准动！”“谁动就打死谁！”伪军们见两支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们，只得老老实实地将手举了起来。在马功臣身边的那名队员，上前从容地将枪栓全部卸下，用皮带捆好，拎在手上，又命令伪军把枪扛到屋外。这次战斗，一枪未放，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俘虏伪军24名，缴短枪1支，长枪24支，子弹2000余发，自行车4辆，照相机1部。

同年，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清河地委和清河军区决定成立兵工厂。并将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马功臣。他带领特务大队，在既无设备，又缺原料，更无技术力量的情况下，干了起来。没有技术人员怎么办？马功臣想到了家住临淄县吕家孝陵村的吕士俊。吕士俊是李人凤副司令员的同学，在青岛日本人办的丰田兵工厂当工程师。马功臣便找到李副司令员，把情况说明后，李人凤很快给老同学写了一封信。马功臣带了信，去青岛找到了吕士俊。吕士俊看了老同学的信，便慨然应允。吕士俊还说服了十几名爱国工人，偷偷带上小型工具，随他一起到了清河军区。因兵工厂刚筹建，只能修理枪支。而当时战斗频繁，急需造大批子弹。请来的工人又不懂这门技术。吕士俊又冒着风险去青岛将造子弹的技术弄到手。

造子弹的“二酸”在日本统治区属一等违禁物资。如被日军查获，当即杀头。马功臣便设法通过益临商行老板，去南朝鲜汉城大药店购到硝酸、硫酸，并秘密运进青岛，再运到抗日根据地。制造子弹的配料关突破了，但又面临缺钢材的困难，马功臣又承担了筹集钢材的任务。他率领特务大队队员去铁路拆卸钢轨，保证了兵工厂的生产需要。

为了搞到根据地急需的物资，马功臣多次化装成商人，利用各种关系去青岛、潍坊、益都等城市购买纸张、布匹、棉花、西药、燃料等运到抗日根据地。1941年春，马功臣率领特务大队，在玉皇庙村北的铁路上，用兵工厂自制的特大炸药包，炸翻了一列日本军用货车，夺取了大批钢铁、建筑材料等物资。此举震动了驻青岛的日军。日军司令部曾下令调重兵讨伐特务大队，妄图找回失去的物资，结果一无所获。当时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曾赞扬说：“马功臣和他的特务大队，是我们的后勤部、供给处……”

原特务大队队员阚子久，经不起恶劣环境的考验，投靠了驻张店的日本宪兵队。阚子久的叛变，使特务大队遭受了重大损失，一些队员的家属惨遭杀害。马功臣决定尽快除掉叛徒。不久，阚子久由张店到淄河车站。马功臣闻讯后，即派6名队员去执行处决任务。他们骑自行车来到淄河车站，进站等待阚子久。

阚子久来到淄河，下车后，环顾四周，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便走到一棵槐树旁。坐了下来。他刚坐定，特务队员便出现在他的面前。阚子久虽十分惊慌，却硬着头皮说：“你们几位来干啥？”队员们大声说：“来接一位刚下车的客人。”说着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阚子久的手，阚子久想掏枪反抗已来不及了。另外几名队员迅速架住阚子久的胳膊，使劲向北拖去。阚子久知道不妙，便高声喊道：“八路来了，快来人啊！”车站上的日本宪兵听到喊声便向特务大队队员开枪射击，为了防止叛徒乘机逃脱，几名队员同时扣动了扳机，结束了阚子久的可耻生命。

1941年1月27日，马功臣去郑家沟开会。由于枪械事故伤了左腿。队员们立即把他转移到辛庄养伤。清河区党委和三旅（1940年9月由三支队改编）的领导同志得知马功臣受伤的消息后，亲派医生张录斋，三次化装到敌占区为马功臣治伤。此时，日寇“扫荡”频繁，清乡队到处捉人，所到村庄逐户搜查。马功臣在辛庄无法藏身，队员们只好把他转移到山前坡的土屋里。3月13日，马功臣因伤情恶化，不幸逝世，终年53岁。

——记严力宾烈士

严力宾同志是青岛远洋运输公司“武胜海”号轮船船员，中共党员。1989年11月18日，“武胜海”号轮船在香港维修时，因船厂工人操作不慎引起大火，严力宾同志为保护国家财产安全，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奋勇灭火，不幸光荣牺牲，年仅32岁。

他牺牲后，青岛远洋运输公司，青岛市委、市政府、警备区，山东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分别作出了关于开展向严力宾同志学习的决定。省委作出决定，追授严力宾同志为优秀共产党员。山东省人民政府于1990年3月27日批准严力宾同志为革命烈士。交通部、全国总工会先后授予严力宾同志“雷锋式优秀船员”、“全国优秀船员”的光荣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同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为严力宾同志题了词。

严力宾，原籍河北省易县，1957年10月7日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家庭里。父亲严国臣是一位“三八”式的老党员、航空兵某师副政委。母亲是一个工厂党支部书记。他生在军营，长在军营。军营里的生活，对严力宾的成长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娇、不惯、不特殊”是他家的家规。

1974年夏，严力宾在胶县一中高中毕业。那时，高校不实行统考招生，严力宾升学深造的希望成为泡影。当时，应征入伍，是青年人的热望。按说，父亲是师级干部，儿子要当兵，只是一句话的事。然而，严力宾没有向父亲开口。严力宾这个胶县一中的高才生，丢掉了参军的念头，又谢绝了老师要他留校任教的一片好心，走出了舒适温暖的家庭，来到胶县前店口村，走上山下乡之路。他下乡不久，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农村，我热爱她！她条件艰苦，有利于我的思想改造；她天地广阔，有利于我锻炼成长；她一穷二白，有利于我们大有作为；她勤劳勇敢的乡亲，是我最好的老师。”

陪伴严力宾来到农村的，除行李外，是三本厚厚的《资本论》和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他坚持在劳动之余，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刻苦地学习，并写下了不少体会和日记。他经常对人们说：“知识是智慧的源泉，劳动再忙，学习也不能放松。”

开始，知青点的伙食管理无方，账目混乱。知青们平日吃的大锅饭油水不多，半天活干下来，肚子饿得咕咕叫，不少人随便到伙房抓上两把充饥。自打严力宾当了伙食管理员后，便约法三章，从自己做起。不去拿一棵葱，掰一瓣蒜，揩一滴油。一次，他发烧，照样吃饼子、瓜干、咸菜汤。可是同伴病了，他却把热气腾腾的鸡蛋面送到床头。当时，他在日记里记了这样一件事：“今天，有人用馒头喂狗，我不客气地和他争了起来，我说粮食是农民的血汗，我们有吃有穿，但不能忘父辈过去沿街乞讨的悲惨生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当年用馒头喂狗的知青，现是解放军的一位军官。他一提起严力宾，就为当初干的那件蠢事羞愧。一次，严力宾派自己的好友小徐为伙房买菜。途中，小徐把半捆大葱送给了老乡。严力宾得知后，批评了小徐，并责成他当众作了检查，小徐一度思想不通下不来台。事后严力宾找小徐交换意见说：“我们应该做事论理，私交论情，公私分明，理大于情。在广阔的农村，我俩应做一对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的战友，不做甘言如饴、游戏征逐的昵友。”严力宾的话情真意切，掷地有声。小徐说：“我用半捆大葱换来了一堂政治课，值得，你的话我服。”

这年秋天，严力宾带领几个知青，承包管理村南50亩苹果园。他视果如珍，爱树如命。当苹果将要成熟时，严力宾成了“守护神”，自己不吃，也不让任何人随意吃一个，因为这是大家的。干部和村民们说：“有这样的好后生看管果园，我们一百个放心”。

严冬季节，挖沟修渠，是件苦活累活，严力宾一干就是十几天，手上打起了血泡，他不叫苦，咬着牙干到底。他在日记里写道：“今天劳动抡大镐，磨起了大血泡，确实很痛。为了祖国新农村的建设，多流一滴血，有何不可呢？试想革命先烈在赴汤蹈火之时，又是怎样想的呢？”

1975年的春节到了，空荡荡的知青点只剩下严力宾一个人，同学们归心似箭地返城与家人团聚。严力宾不回城过节，小年过后，乡亲们劝他改变主意。他说：“我不能身子下了乡，心留城里，既然当农民，就得一个样”。年三十儿一大早，他就来到烈属王大娘家，扫院、挑水、擦门窗、写春联……转眼工夫，王大娘的家就焕然一新。傍晚，他又端着肉馅白面，和大娘在炕头上边拉呱边包饺子。鞭炮一响，就和大娘下饺子吃年夜饭，王大娘感动得直抹眼泪：“孩子，你也有家，有爹有娘，不回家团圆却陪着我这个孤老婆子，俺心里过不去啊。”王大娘后半辈子几十年，这是她过的最高兴的一个年，最充实的一个年，最温暖的一个年。村里人说直到大娘去世时，还念叨着严力宾的名字。

1977年1月，严力宾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月，他结束了农村生活，回到了胶县城。不久，黄岛区工委、潍坊柴油机厂和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同时招工，择优录取。严力宾选择了“远洋”。随即，组织上送他到厦门集美航校学习。

在近两年的航校学习中，他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是校学生会委员，班党支部书记兼副班长。他学习刻苦，不但出色地完成着各科学业，还一贯关心集体，助人为乐。他天天早起，先给同学打好洗脸水，然后叫醒大家，出早操。严力宾还热情地辅导那些学习吃力的同学，班里的同学病了，他买来补养品，送到床头，并精心护理。下水道堵了，污水横溢，他主动去疏通。

1978年8月，严力宾从厦门集美航校结业后，来到青岛远洋运输公司。此后，他在远洋运输线上，战斗了12个春秋。他先后在青远福海轮、星宿海轮、武胜海轮上工作。从1985年起，还三次被公司选派到外籍船上执行外派任务。

不管在“内轮”上，还是在“外轮”上工作，他总是抢困难，让方便，危急时刻站在前边。每上一条船，从不因私事向公司提什么要求，接到调令，立即上船。

1986年8月，严力宾正休假在家，爱人的肚子也一天天突了出来，再过几个月，这个躁动不安的小家伙就要出世了。

然而，就在这时，一封通知严力宾上武胜轮的电报飞来了。电报如军令，严力宾哑然。爱人多想挽留住丈夫。俗话说，男人车前车后，女人产前产后。爱人眼泪汪汪地看着严力宾：“力宾，你到公司跑一趟，向领导说说，不上船不行吗？”严力宾摇摇头。自从跨进远洋门，他从没向组织提出过个人要求。他终于还是走了，怀着酸楚、歉疚的心，三步一顾告别了妻子。

几个月后，船回到国内，政委了解到此事后，关切地询问道：“事前怎么不对公司调配科讲呢？”严力宾认真地说：“外派下船已经休息几个月了，不好意思再向公司提要求，给公司添麻烦，在妻子生孩子需要照顾的时候，是应该在她身边尽丈夫责任的，但在远洋运输特殊的环境里，照顾妻子和在船上工作，不能两全呀。”政委被他的话打动了，便与公司联系，请求再派一名机工来船，安排严力宾休假。可是，因匆匆赶来的机工，没有办妥出国手续，所以不能接班。领导只好决定严力宾继续远航。他没有怨言继续工作。直到第二年4月，武胜海轮回到国内，他才下船回家。此时，他的儿子鹏鹏已经出世半年了。这时，一些朋友劝他离开海轮，到陆地上工作，并说：“凭你的能力和父母亲的地位，调个工作，没有问题。”严力宾却表明了有权不依，有“山”不靠，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决心。

严力宾对工作一丝不苟，严格要求，从不马虎。一次，他和机工小张一起，对压载泵进口管灭漏。当小张将卡码、胶垫装上后，严力宾反复检查，发现卡码装得稍偏了点，有微小水珠渗漏，不细看很难发现。于是，他翻身钻到滑铁板下面，让小张把卡码松开，自己仰卧调正位置。管内喷出的水溅到热管上，升腾起股股热气，炝得严力宾难以睁眼，他却全然不顾，十分认真地逐一修好。

长期的远洋生活，严力宾觉得津津有味，其乐无穷，并不感到寂寞。工作间隙，他3次通读了《资本论》。系统地研究了英、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还将毛主席、陈毅的诗词随身携带，时常吟诵。从1985年起，他3次随船到过英国伦敦，每次都与船友结伴到70公里外的海德公园，瞻仰马克思陵墓，拍照留念。

有人说严力宾像雷锋，了解他的人知道，严力宾从不把学雷锋挂在嘴边，贴在墙上，摆在街上。但他的一举一动，雷锋精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不知严力宾名字的朋友也记着他。一次他的远洋轮停靠在日本大阪，工作之余，他和船友下地游览市容。半路上遇到几个中国船员没有日元，无法乘车返回船上，他毫不吝啬地将身上2000日元送给了同胞，船员感动得要他留下名字，严力宾挽起同船船友的手边走边回头说：“海外遇到中国同行难得，谁也会有困难的时候，伙计们，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1988年春节期间，船党支部接受严力宾的建议——组织全体党团员，到马克思墓前过组织生活。然而，大年三十的清晨，当党团员们兴致勃勃地集合去为马克思扫墓之际，严力宾却主动热情地替机工小李值班，让小李跟大伙一起去过组织生活。

严力宾始终紧密结合自己的思想、工作、生活实际，学习马列著作。有人笑他：“什么时候了，还学这个！”他却严肃认真地说：“人，应该有个信仰，咱就信这个！”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虽然加入了党组织，但我的思想还很不成熟；我虽然在党旗下宣了誓，但想到无数为我们共同理想而奋斗牺牲了的先烈，我觉得问心有愧。”他对党的教育和培养万分感激，他常对船友讲，远洋事业在发展，需要我们去拼搏，去奉献。我要脚踏实地去发扬光大“团结、奋斗、开拓、奉献”的“青远”精神，为公司尽到自己的责任。

严力宾3次被外派到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船上工作，他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出国热，是近几年一些青年追求的时髦，有的为之而神魂颠倒，甚至不惜丢掉国格、人格，往中国人脸上抹黑。严力宾却在外国人的许诺、诱惑、劝导的面前，从没动过一次心。

一次，严力宾在外籍船上工作期满，依照合同如期回国。船东认为严力宾是难得的人才，恋恋不舍，便劝他到英国定居，并再三许诺，为他办护照、找工作、安家。同样被严力宾回绝了。严力宾说：“外国再富，生活再优越，那毕竟是他人的故乡；中国再穷，生活再苦，她毕竟是生我养我的母亲。我不能忘记祖国，更不能做背离祖国的事情！”

严力宾以他忘我无私、勇敢无畏和聪明才智，赢得了外派同事和外籍船员的信任。

一天，船泊停在荷兰福利森根港卸木材，五号克令吊突然失灵。英籍大管轮、二管轮、轮机长，轮流修了多半天，都无济于事，时值中午，外籍专家垂头丧气地就餐去了。严力宾顾不得吃饭，约了机工长张培山，修了一个中午，吊龙修好了。英籍轮机长高兴地跳了起来，连声说：“好样的，了不起！”一次，一个水手作业不慎，木头松动下滑，严力宾手疾眼快，一个箭步冲上去，用力把那个水手推向一边，自己机智地采取果断措施，避免了伤亡事故。还有一次，他所在的船遇上了大风浪，船体剧烈颠簸，左右摇晃，英籍船长命令，组织甲板水手固定舱内不断滚动的油桶。如果这些油桶滚到一边，船体就会失去平衡，甚至会造成事故。但甲板部人手不够，严力宾听说后，便约了另一个机工一起来帮忙。滚动的油桶不断撞击着，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严力宾毫无惧色，瞅准两个碰撞的油桶滚开的瞬间，飞步跃上去，用撬杠固定住，让水手搬起，一个个地集中到一起，然后再用钢丝绳把它们牢牢地固定在船体上。从而排除了险情，保证了船舶的安全航行。英籍船长连连称赞他：“干得好！”

通过这一件一件的事，严力宾为中国船员争了光。月底发加班工资时，严力宾被加发了15天的钱。受到嘉奖，本应高兴，但严力宾却心中不安。他建议龙管事，把此项奖金，平分给了中国机工。事后，被外籍船东知道了，他们百思不解，并问严力宾：“世界上那有见钱不要的，人家，为了多得钱，竟虚报加班天数。”严力宾却说：“钱是对劳动的报偿，我们受之坦然。但中国人重义轻利，我们4位中国机工，都同样辛勤地为舱船服务，只因我英语好点，更容易和你们沟通感情，所以你们偏爱我，给我多于他们的加班赏，我受之不安。我希望船东重新评价我们同事的工作。”船东觉得严力宾言之有理，同意给其他3名机工，也加发了加班赏。

当严力宾看到中国机工都分别领到了加班赏时，激动地说：“我们远离祖国，不是一群闯南洋的散兵游勇，是一个坚实的整体，我们挣得的不仅仅是几个外汇，还要挣中国人的骨气、志气、义气跟和气。”

1989年11月18日，严力宾所在的武胜海轮在香港合兴船厂岁修，因修理工人电焊作业不慎，将焊渣进入物料间，引起火灾。厂方工人见此情景惊慌失措，擅自用太平斧砸开物料间的门锁，企图用便携式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然而门打开后，由于空气流通，从而加大了火势。情况万分紧急，如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一旦火势蔓延到机舱，船员的生命和国家财产，将毁于一炬。

船员们听到警报，迅速来到救火现场，严力宾首先到达。当他发现没有消防水管，火势得不到控制时，十分着急。他心想，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进入火场探明火势，并启动舱机房下层的应急消防泵救火。他从船友张宏伟手中抢过防毒面具，果断地说：“现在下面很危险，拖延一分钟，危险就会增大一分，你们不熟悉情况，让我来！”说罢便系好安全绳，戴好防毒面具，奋不顾身地冲进了物料间……

消防水管接通了，海上救险队赶来了，在香港警方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全体大陆船员数小时的奋力扑救，火，终于扑灭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住了。可是，当船友们从舵机房把严力宾找到时，他已停止了呼吸。经医院抢救无效，光荣牺牲，年仅32岁。

（参照《大众日报》所载《青春一团火光热献人民》、《拳拳之心海样情》，对本文作了修改和补充。

——编者）

——记史春英烈士

栖霞县民政局

沿辽宁省庄河县城北行70华里，巍然壮观的鸡冠子山屹立在面前。烈士史春英就长眠在这鸟语花香环境幽静的地方。

史春英，1925年出生于栖霞县官道乡杨树泊村。在本村上了4年小学，后在邻村的孙疃完小走读。1939年12月，日本鬼子侵占了栖霞，杨树泊村离日寇的观里据点只有十几里路，鬼子汉奸三天两头出来烧杀、抢掠，乡亲们遭受着摧残、磨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胶东人民拿起武器，浴血奋战，抗日救国。史春英也参加了儿童团，站岗、放哨、送信、盘查行人捉汉奸、慰问抗属、八路军，样样工作都跑在前面。史春英有一副好嗓子，每逢慰问八路军和抗属时，都是她来领唱抗战歌曲，那甜润悦耳的歌声。谁听了都受感动，受鼓舞。

春英高小毕业后，村里安排她做妇救会工作。抗战时期妇救会的主要工作是拥军优属，宣传抗战。春英把全村的妇女都发动起来，做军鞋、缝军衣、为八路军磨面、碾米、慰问伤病员，干得热火朝天。搞宣传更是春英的拿手好戏。她根据村里的好人好事，自编自演小节目，既教育了群众，又配合了参军、支前、生产等工作的开展。她们还排演了大型歌剧“张得宝归队”、“了缘和尚”、“瞎老妈”等，春英担任了剧中的重要角色，很受群众喜爱，也经常受到区里的表扬，村里的妇救会被评为模范妇救会。

当时的辽东是待开辟的新区，日寇虽已投降，但政权却被国民党地方土匪、伪官吏和地主恶霸所掌握。他们随意逮捕、枪杀无辜人民，广大劳动人民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人们盼望着翻身解放，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仙人洞区是一个穷乡僻壤，但地势险要，系战略要地。党在这个地区的中心工作任务是发动群众，依靠贫苦农民，清匪、反奸反霸，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迅速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史春英来到仙人洞区，区长侯华帮给她介绍了仙人洞区的敌我斗争形势，勉励她努力工作，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锻炼提高自己。春英坚定地回答道：“放心吧，侯区长，我一定会尽我的一切力量把工作搞好。”她和区农会副会长彭秀琴一起被分配到东六村工作。她们到四道沟村，住在了贫农张洪忱家里。

张洪忱家四代给地主扛活，家中穷得一无所有。春英在这里和张家同吃、同住，抽空还帮助张大娘做饭、喂鸡、洗衣服，相处得和一家人一样。

她工作深入扎实，经常挨家挨户地发动群众，并积极帮助村里建立农会、职工会、农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向群众宣讲党的方针政策，讲农民翻身求解放的道理。春英还常把村里的青年人请到张大娘家里，教他们识字、唱歌。她来村不久，就把东六村的村政权、农会、儿童团等组织都建立了起来。村里人都说春英就像一团火，点燃起了东六村群众的革命斗争火焰。群众发动起来了，斗争矛头直指村里的恶霸地主，这时，恶霸地主害怕了，他们造出谣言，蛊惑人心，说什么“八路军、工作队长不了，穷人天生要受穷”，有的群众听到谣言，心里有了顾虑。为了打击恶霸地主的反动气焰，经区政府批准，春英发动群众，召开大会，斗争了反动富农刘同轩。会上群情激发，受苦受难的群众纷纷上台控诉刘同轩的罪行，字字血，声声泪，激起了所有贫苦百姓的义愤，刘同轩被彻底的斗倒了，首战告捷。通过这次斗争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更使春英认识到群众发动起来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接着，春英来到小裕沟，召开村民大会，发动贫苦农民，大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大讲团结起来，推翻“三座大山”，农民才会彻底解放的道理。春英的话像春风，把沉睡的小裕沟人唤醒了，把群众的心讲活了。她又发动和组织群众，斗争了这个村的反动富农韩金发。至此，东六村各村的斗争烈火都燃烧起来，受尽苦难的人民翻过身来，扬眉吐气做了主人。东六村群众欢欣鼓舞，敲锣打鼓，喜庆翻身。春英也和青年男女一起扭起了东北大秧歌，共享胜利的欢乐。

随后，根据上级的部署，史春英又带领工作队员，把革命烈火燃向了西六村。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整个仙人洞区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村村屯屯的群众挺直腰杆，斗地主，闹翻身，搞得热火朝天。

1946年11月，仙人洞区接到县委关于“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坚持山区打游击”的紧急指示，区长侯华帮立即组织传达贯彻。决定兵分几路，组织群众破坏交通，阻挠延迟敌人的进攻，同时组织一批干部带领群众转移。春英主动要求到太平岭一带开展游击斗争。

11月8日上午，春英同区农会会长崔振家、县工作队员田主成、二道岭村支书曲克芳等人准备去下韩屯找区游击队，在二道岭山岗上遇见了已是区游击队侦察员的张洪忱。张洪忱告诉他们说，国民党新六军的41团3000多人已经从盖县进驻德兴街（即区委所在地），今天要去进攻小裕沟村。崔振家和春英等人对敌人的行动如此迅速感到突然，他们一核计，决定立即去下韩屯报告，让区和行署游击队快些转移。

春英他们加快步伐，向前赶去，没走多远，只见敌人的大队人马直奔小裕沟而来。他们躲藏不及，被敌人发现。敌人乱哄哄地喊叫：“站住！”并开枪射击。这时有的同志想朝下韩屯跑，春英一把拽住说：“我们往那边跑，就等于给敌人带路，区游击队就有被吃掉的危险。这里的地形我熟悉，跟我来！”她带领同志们往下韩屯相反方向奔去。敌人像潮水般追过来，枪弹雨点一样落在他们身旁。曲克芳怕春英落在敌人手里，劝她躲进群众的萝卜窖里，春英说：“不行，我藏起来，大家怎么办？我们要同生死，共患难。”

敌人越来越近了，有两个同志牺牲了，张洪忧、田主成、曲克芳也跑散了，只剩下春英和崔振家了。在这危急的时刻，崔振家劝春英藏到草丛里，他自己引开敌人掩护春英。春英执意不肯，她说：“振家同志，你是领导，责任重大，我死活无足轻重，你快藏起来，我掩护你。”说完钻出密林，向山坡跑去。崔振家上前一把没有抓住，随即，敌人像饿狼一样向春英追去。春英跑着跑着，猛觉左臂一麻，是中弹了。血流不止，再加上爬山越岭的劳累，春英渐渐有些支持不住了。她转过身来，怒视着逼近的敌人，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要与敌人同归于尽。吓得敌人趴在地下。不料手榴弹哑了。匪徒这才爬起来，端着枪逼近春英。一个瘦猴子般的军官问道：“你们的区大队住在哪里？”

“不知道！”春英回答。

“辽南行署在哪里？”

“不知道！”

“问你不肯说，你年纪轻轻的不想活了！”

“对生命人人都珍惜，但对乡亲们和革命同志的生命，我更珍惜！”春英斩钉截铁地回答。

瘦猴军官恼羞成怒，他一挥手，上来一个匪徒狠狠打了春英几个耳光，春英的嘴里和鼻子里顿时流出了鲜血，春英拭了下嘴角的血轻蔑地说：“你们这伙国民党匪徒，靠搜刮民脂民膏养肥了自己，抗战的时候你们躲到哪里去了？现在却向抗日有功的八路军和老百姓耍威风？你们当中也有不少穷苦人家的子弟吧？你们跑到这里来屠杀老百姓，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吗？”春英的话字字千钧，一些国民党士兵深受触动，有的把端着的枪放下了，低头不敢看春英。瘦猴军官瞪着一双贼眼吼道：“女八路婊子，顽固不化，想找死！”春英冷笑一声轻蔑地说：“看你那副奴才相！别看你们现在猖狂，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完蛋！你们如果还有点良心的话，就应该调转枪口，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否则，你们的下场不堪设想！”

“别听她的宣传，把她拖走！长得还挺俊，让她当军妓！”敌军官咆哮道。

两个匪徒上来，架着春英向前拖去。一个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怎能任这些匪徒摆布！春英奋力挣脱了敌人，死死抱住一棵大树，敌人再也拉不动她。敌军官威胁说：“你现在投降，跟我们走，还来得及，否则，我就崩了你！”

春英冷笑着说：“死，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并不可怕。你杀了我一个，无损于中国革命大业，革命终是要胜利的，但你却欠下了一笔血债，血债要用血来还！刽子手，开枪吧！”

敌军官恼羞成怒，瞪着血红的眼睛，举起颤动的手，照着春英的胸膛连开数枪。人民的好女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史春英，慢慢倒在了她战斗着的辽南大地上。

春英牺牲的噩耗很快传遍了东六村和西六村。乡亲们无限悲痛。四道沟的张大娘号啕大哭：“春英，我的好闺女，你走得太早了！”区农会副会长彭秀琴来到小裕沟，和群众一起挥泪收殓了春英的遗体。辽南行署丛主任亲自主持召开了追悼烈士史春英的大会。辽南军区司令员肖华发表讲话，号召全体指战员学习女英雄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以春英为榜样，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保卫解放区。

为更好地褒扬春英的革命精神，教育后代，1950年，仙人洞区人民把春英的坟墓移到蓉花山镇郊区的鸡冠山下。40年过去了，春英的事迹仍在辽南大地，在庄河、仙人洞区人民中间传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