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卖婴儿身份“洗白”调查:假称捡拾,报假警真落户新闻频道

从别处花钱买来孩子,再报假警称捡到弃婴,从而让买来的孩子能够顺利登记户口,让“收养”合法化。

靠着这样的方式,章兴(化名)刘雁(化名)夫妇顺利将买来的女婴“合法”收养。令人错愕的是,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

9月中下旬,根据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提供的线索,澎湃新闻记者前往湖北省建始县和江苏省常熟市,以咨询落户的领养人身份,暗访两户涉嫌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为违法收养的孩子办理落户的家庭——前者已顺利落户,后者已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案,等待出具“捡拾弃婴报案证明”,以完成整个上户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在我国,弃婴的收养及落户,涉及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及儿童福利机构三方,有明确的办理程序规定和收养政策。那么,违法买婴者如何通过合法渠道“洗白”襁褓婴孩身份?铤而走险的背后,又有何隐秘?澎湃新闻调查发现,购买婴儿的家庭往往存在不孕不育或者其他一些原因,遂产生了收养孩童的需求;而贩卖婴儿者,多为原生家庭无力抚养或非婚生育等多种原因。

“辅警亲戚给我走的正规程序,搞了个领养证”

章兴是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人,现年36岁,个头不高,体型微胖,黝黑的圆脸总是挂着笑容。他曾外出打工,机缘巧合认识了“北漂”十多年的刘雁。刘雁来自湖北恩施州建始县,是家中长女。2017年,两人结婚后,章兴把户口迁到女方家,并跟着刘雁在亲戚的服装厂上班。疫情之后,他又搞起了社区电商。

老乡介绍的女娃,原生家庭有些复杂:父母双方均是离异者,两人同居但还未再婚,各自还育有多名儿女。章兴称,他们不要孩子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养不起”。

章兴提供的登报公示转账记录及湖北媒体于2021年6月18日刊登的公示

对方以“营养费”的名义,一开始要价6.6万元,但章兴算了算,前前后后共转账了近8万元。孩子出生第七天,他就和妻子去医院抱了回来。章兴说,为了防止孩子被要回去,他们请了当地最好的律师制定协议。厚厚一叠,像一本册子,双方签字并盖了手印。“当时我就明说,如果将来扯皮,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大不了就一起进去吃牢饭,他们卖孩子是犯法的。”

孩子皮肤白皙,有一双清澈透亮的大眼睛,像个洋娃娃,让夫妻俩很是喜欢,但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父母信息不匹配,孩子落不了户,让他们犯起愁来。

这两句话,引起了上官正义的注意。章兴此后向其坦言,“我亲戚给我走的正规程序,搞了个领养证。”

与章兴的聊天记录

孩子落户的主要依据是医学出生证明(简称出生证),可以凭司法亲子鉴定结果补办。近年来,随着对开具出生证的监管的加强,通过以“捡拾弃婴”之名报假警,并以收养弃婴的方式上户,逐渐成为“洗白”孩子身份的一种新路径——而这种“合法化”的方式,给打拐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建始县民政局彭姓主任

9月10日傍晚,澎湃新闻记者在建始县民政局附近见到了章兴。他刚开了80多公里山路,把负责评估收养条件的民政局工作人员送回县城。初次见面,章兴有些拘谨,但聊起给孩子上户,他逐渐打开了话匣子。他表示,“报假警”是民政局一个彭姓主任出的主意,而“派出所关系”指的是建始县公安局某派出所驻村的刘姓辅警,负责维持村里治安,三十多岁,“是刘雁的爷爷辈亲戚”。

11日上午,记者来到刘雁家,新修的两层楼房位于半山腰处,背山朝南,上下各有四个房间,门口晒着豆角和一些药材,与其他两户人家并排紧挨。章兴满头大汗赶回来,刘雁父母还留在山上忙着打理十几亩土地。推开仿红木大门,走进客厅的左侧第一个房间,刘雁独自抱着女儿偎在沙发上。她一米四十几的个头,皮肤白皙,体态丰腴。望着扑闪着大眼睛的女儿,刘雁一脸宠溺,洋溢着为人母的喜悦,“白天她爸还能抱一抱,一到晚上,就只黏着我”。孩子一岁多,她只带出门一两次,“就怕别人给我抱走了”。

章兴提供的“捡拾弃婴报案证明”、无生育证明及收养登记证

章兴此前发来的“捡拾弃婴报案证明”上写着,孩子是去年8月15日凌晨2时许在自家屋后水沟处捡到的,但记者注意到,刘雁家的房子紧靠山体斜坡,坡上是一片玉米田,难以走近。“走形式来了一下。”章兴坦言,当天凌晨,他报警称“捡”到了孩子,在出警过程中,刘姓辅警“让人关了记录仪”,直接写了出警记录,盖完章就走了,“孩子丢在哪儿,都是他写的,我们只签了一个字”。出警结束后,接下来的笔录、失踪人口DNA对比等流程也“一路绿灯”。今年6月16日,派出所出具证明,证实拾到女婴“情况属实”。

澎湃新闻记者获取的一份报案证明显示,邻居徐老汉是事发当时的见证人。他告诉澎湃新闻,他家的房子紧挨刘雁家,事发当时,他并未亲眼见到女婴被弃在刘家门前,直到次日刘家亲属抱着孩子到其家中借婴儿衣服,才被告知孩子是凌晨捡到的。孩子被丢在哪儿?他也说不清,“大概是丢在家门前吧。”他还表示,女婴被弃前,就已经在刘家住上了。

9月15日,澎湃新闻记者来到建始县民政局,找到了章兴多次提到的彭姓主任,他是儿童及养老福利科的负责人。

建始县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

一开始,记者以当地人的身份,询问如何将领养来的孩子合法化,他表示,“违反法律法规,涉及到买卖关系都不行。”聊了一会儿,见记者似乎有难言之隐,他示意可以去屋外谈。走到屋外的开阔处,彭主任点上烟,开门见山说道,“把你们的情况如实和我说”。当记者表示有一个买来的孩子,无法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能否通过“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上户,他犹豫了一下,说:“捡拾(的方式)很难,但你们能把那边弄好的话,也可以。”

他所说的“那边”,指的是基层公安部门。“孩子丢在哪儿,就找对应辖区派出所负责出警的人。”彭主任解释道,处理弃婴的收养问题,民政部门以公安机关的核查为准,在调取报案记录、失踪人口DNA对比结果等资料后,进入登报公示流程,“至少公示2个月”,接下来,核查收养人的犯罪记录、家庭收入情况、房产证明等情况,核查是否符合收养条件。

根据我国《收养法》要求,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三十周岁。章兴夫妇均满足以上条件。

当记者追问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落户,彭主任表示,“只能报警,没有其他路了。”

对此,彭主任解释,疫情期间,福利机构内部采取封闭式管理,孩子均由符合收养条件的报案家庭暂时寄养。

村里张贴的“民辅警联系牌”

“宝宝在这样的原生家庭,实在太惨了”

张芦依

今年8月中旬,张芦依传来了好消息,说领到了一个三个多月大的女宝。为了给孩子上户,她也准备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我们跟派出所说好了,等那个接警员值班。”9月1日,她又发来消息,“昨天刚去派出所报案了,等出证明。”

9月16日,澎湃新闻记者在常熟市一餐厅见到了张芦依。说起领养孩子的经历,她眉头皱成一团,开始大倒苦水。

她现年32岁,和丈夫都从事会计行业,经相亲介绍后,2014年结婚。婚后,一直与男方父母住在一起。二人世界虽潇洒,但在长辈的心里,没有孩子,始终是一个心结。张芦依说,每年过年,双方亲戚围在一起吃饭,都要提起孩子的事。有一天,张芦依母亲不经意说了一句,“我都怕到你家吃饭了”,深深刺痛了她。“关键又不是我们不愿意生了,也是没办法啊,反正外人是不会理解的。”她的话语里满是无奈。

她想过做试管,但怕风险太高,也想过去福利院登记,但身边的朋友亲戚都劝她放弃,“福利院里绝大多数都是有缺陷的孩子,没有人会白送健康的宝宝进福利院,确定不要就托人找买家。”

2016年,经介绍,张芦依认识了一位未婚先孕的高中生。一开始,双方谈好了价钱,但等张芦依夫妇赶到了医院,对方突然变卦,说要把孩子送给自家亲戚。“卖孩子的人会同时找很多下家,估计有人出了更高的价格吧。”对第一次失败,她始终有些耿耿于怀。

接下来的几年,托亲戚、朋友帮忙留意,搭上一些送养人,但领养之路始终不顺利。“每次问有没有,都说有有有,但后来都不了了之。”张芦依说,有个孕期9个多月的产妇,开始谈得好端端的,后来以感冒为借口,说把孩子打掉了。“谁信?现在没有孩子(的家庭)很多,孩子很抢手,就看谁出钱多呗。”

今年6月,张芦依的姑妈还在饭桌上提醒她,“有没有熟人,赶紧去领一个,没有孩子是不行的。”

8月初,在一次喜宴上,张芦依婆婆的朋友提到有个女娃。当时,这个孩子已经三个多月大了。为了避免再被对方放鸽子,经两方中间人沟通后,张芦依和丈夫商量,第二天就把孩子抱回来。

本来双方说好的是8万元,但接走的前一晚8点多,中间人通知她,“带好9万,孩子接走。”当天清晨7点多,张芦依和丈夫一行4人来到了送养人提供的地址,眼前的场景让她有些吃惊。

张芦依称,这是位于张家港的一个工厂宿舍,一家四口挤在不到5个平方的小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几乎没有别的家具。孩子刚刚洗完澡,躺在床上。旁边只有一个奶瓶、一个温水壶,还有一罐奶粉,“没见过的牌子”。

张芦依说,孩子的亲生父母均是外来打工人员,三十多岁。两人各自在老家有孩子,再婚后育有两个女儿,一个三岁多,张芦依领养的是老二。给完现金,张芦依让婆婆赶紧把孩子抱走。孩子的母亲本想收拾两件衣服让她带走,回头看到孩子不见了,只是淡淡说了句,“已经走啦”,就忙活别的事情去了。

“还好让我们抱走了,宝宝在这样的家庭,实在太惨了。”张芦依一边翻阅手机里女儿的照片,一边感慨道。

孩子到家后,亲戚们的闲言碎语消失了,家里的欢声笑语逐渐多了起来,丈夫充当奶爸,婆婆时常抱着孙女出门遛弯。张芦依则开始了报假警的计划。她透露,她的一个闺蜜也通过这个方式,帮孩子上了户,“现在虚岁6岁,都上中班了”。

张芦依丈夫的堂兄池姓辅警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报完案,张芦依就准备好了登报公示所需的照片。闺蜜提醒她,等待派出所出具“捡拾弃婴报案证明”的同时,可以陆续办理民政部门所需的收养材料。张芦依表示,“派出所第一步是最关键的。接下来就是跟着步骤走,民政、福利院没有太大关系,最多走一年。”

9月17日中午,澎湃新闻记者见到了张芦依丈夫的堂兄池某。当天他没上班,穿着一身休闲便装。当记者询问如何报假警上户,他表示,要先打听好所在城市的弃婴收养政策,接着寻找所在辖区派出所的人脉关系,如负责区域治安的社区民警。

“上户这个事急不来,孩子上学前都可以办,还是先去想办法找找关系吧。”他建议道。

“要理性看待所谓的‘良性违法’行为,不该纵容”

新生儿亲生父母假借“送养”名义,出卖自己的亲生孩子,换取高额利益,是目前构成拐卖儿童罪中比较突出的一类。

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创始人、北京安盟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张永将指出,无论是公安部的儿童失踪紧急发布平台,失踪人口DNA数据库、还是CCSER等民间互助平台,对于“亲生亲卖”这一类犯罪事实,几乎束手无策,“孩子的亲生父母既是案件的出卖方,也是受益人,不容易暴露。我们根本无法及时发现案件的发生,更别提快速打击和查找了。”

他认为,通过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为违法收养的孩子办理落户的现象,是“亲生亲卖”形成完整产业链后,为规避法律风险而衍化出一种更加隐蔽的犯罪手段。

上官正义向澎湃新闻表示,近年来,此类犯罪行为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生,呈上升趋势,公职人员通过“暗箱操作”,行使职能之便,徇私枉法,为“洗白”被拐儿童身份提供庇护,给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带来了巨大挑战。“暴露出了儿童收养在制度建设、政策环境及实际操作等方面,都存在程序漏洞。”

该如何打击此类犯罪行为?上官正义认为,首先,要加强制约和监督基层公安派出所、民政部门及儿童福利机构这三方职能部门的实质审查规范,堵死执法层面可能出现的漏洞。

除了提高职能人员职业素养,加强多部门的协调审核机制外,上官正义建议,全国公安机关可以对“捡拾弃婴报案证明”采用统一编码,开具后及时存档,定期审查。同时,公安部门可协同民政部门,对近年来以捡拾弃婴的方式,办理合法收养程序的家庭展开二度排查。

张永将认为,可以借鉴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形成多人陪审团制度,如招募具有公信力的民间人士或者从各行各业随机抽选的普通民众,共同处理弃婴的收养问题。他解释,如果出警人员或者开具收养证的民政部门负责人权力过于集中,就容易出现提前串通的情况。但当负责人的权力被分化,孩子的收养出现了一定的随机性及不确定性,就可以达到一定的预防效果,从而破坏买卖关系。

“如果我假称拾到孩子,但发现不能指定让我收养这个孩子,那谁会冒如此大的风险,花钱买一个‘可能性’,还再去报假警呢?”张永将说。

其次,拐卖儿童是一个结果导向的犯罪行为,在调整与完善现行收养制度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买方的行政处罚力度。

对比民政部网站发布的2015年-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孤儿50.2万人。这个数字逐年大幅递减,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孤儿19.3万人——同比减少了30.9万人。但五年间的全国办理收养登记件数总体而言浮动较小,除了2015年超过2万件,2016年至2020年,均超过1万件。稳定的收养需求始终存在。

民政局网站《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的2016年-2020年收养登记情况表

“立法层面需要考虑实际情况。”结合多年在基层民政部门工作的经历,彭主任认为,可以适当修改,扩大收养人的范围,简化领养手续、降低收养门槛,提高领养成功率,出台更多的细则。

章兴说,接回孩子的当天,刘雁的爷爷塞给他500块钱,“连自己的亲孙女,都只给200块”。刘雁说,每个人爱孩子的方式不同,她会在自己的经济范围内,给予孩子最好的。张芦依说,这个孩子,像个小天使,让她相信了何为缘分。

但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张善根向澎湃新闻特别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中较为盛行“如果结果是好的,或者初衷是好的,违法就是可以原谅”这类观念,很容易造成纵容违法犯罪的恶果。

张善根认为,保护儿童的方向应当是压实父母的监护责任和法定义务,保障儿童在原生家庭中健康成长,而不是出现可能不利因素时就把孩子转给其他人收养。这在本质上可能会背离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目的,也会诱发买卖孩子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要理性看待所谓的‘良性违法’行为,不该纵容,更不应当鼓励类似行为的发生。”

今年9月15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官网发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581号建议的答复》,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官网发布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581号建议的答复》

针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关于不孕不育症辅助治疗纳入国家医保提高人口增长的建议”,国家医疗保障局答复称,医保部门将符合条件的生育支持药物溴隐亭、曲普瑞林、氯米芬等促排卵药品纳入支付范围,提升了不孕不育患者的用药保障水平。同时,逐步把医保能承担的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费用可控的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良好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其实是阻却违法犯罪的最佳利器,一味依赖法律高压来打击,难以真正化解儿童买卖的困局。”张善根说。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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