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故事，我完全不确定它究竟有没有意义。但如果不说出来，我觉得更没有意义。总之，是那种不说不行的心情。
我循声走进次卧，辣妹不知何时离开了那堆酣睡的小狗崽，窝边有几摊稀白的秽物，它侧躺在地板上，四肢微微抽搐。我马上求助一位附近的朋友，可她的狗一般都是去嘉陵江南岸的一间诊所，离这里远得可怕——辣妹可坚持不了那么久。眼下它呼吸急促，瞳孔发白。不行！得赶紧就医。我抱起了辣妹，盲目地冲进外界的黑暗。
在街边我站了大概一刻钟，或许没那么久，只是那种时刻的等待让人有些绝望。这一片有点冷僻，这个时候很难有出租车经过，其间有一辆显示载客的出租车短暂犹豫了几秒，当看见我怀里抽搐的辣妹时噌地溜了。我不得不走到更远一些的立交桥下——站上街中心的绿化隔离带——似乎那样离希望会近一些。远远地，有一簇车灯往这边晃过来。我高高挥起手，随后又失望地放下，那不是出租。一辆黑色吉利轿车放慢速度，驶过我身旁，在离我大概七八米的地方，停住了。一个平头儿从车窗伸出来。
我陡然看到了一线希望，小跑过去，问能不能带我一下。
“怎么，”他看着我怀里的辣妹，“狗狗生病了吗？”
我使劲点头。借着车灯，我看到他非常年轻，也就二十三四岁的样子，模样还算清秀，但透着一股颓劲。有平头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嬉皮的着装——在他胸前，那件青色立领夹克上绣着一朵硕大的红花。
“那，”他犹豫了那么一瞬，吊在车外的手臂摆动了一下，“上车吧。”
往这条单行道向前走了二十米左右，他问怎么走。我抱歉地告诉他，才搬到这边，并不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宠物医院。“哦！”他拿手指敲了敲方向盘，思索了半秒，“前边十几公里的一碗水转盘附近，那里应该有，之前我找取款机时好像看见过。”“太好了！”我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
“它是怎么了？”
他从一条三岔口下道，回头问我。
“有可能是产后缺钙，”我说，“它刚生了一窝狗崽，半个月吧。”
他从车内后视镜里打量了一眼，问：“这条博美，是第一次生产吗？”
“不知道。”我说。
“嗯？”
“它是我男朋友从街上捡的——”我解释道，“我们才养了两个多月，也没什么经验。”
这是实话，如果我再多那么一点点经验，也不至于让辣妹怀上了。
“捡回来的？”他又从后视镜里觑了一眼。
“是的，不知道这么晚，宠物医院还开着不？”
我有点焦急。辣妹在我怀里时不时地痉挛着，呼吸越来越急促。
“别慌，”他说，“记得是有的。”
约一刻钟后，他绕过一个大转盘，将车停泊在街边，看着一侧黑咕隆咚的巷子。“就是这儿。”
抱着辣妹下车前，我试图给这个男孩一点酬谢，但他坚决不收，也没离开的意思——他拉动手刹，将车熄了火，说道：“你找不到地方，我带你去。”
他在巷子里辨认着，找到了那个门店，敲了约半分钟，里面粗鲁地回应道：“哪个？”
“狗狗生病了！”我答道。
老头儿让我按着辣妹，给它输液——可是在注射时遇到了问题，他几乎每次都扎不准。他解释（更像是抱怨），狗儿的血管太细了。辣妹左后腿被他扎得血淋淋的，他只好换右后腿扎，可几针下去，仍然没有扎对位置。我冒火了，跟这个庸医吵了起来。这时男孩不见了。不知什么时候他离开了。
当辣妹的第三条腿也浸满血污，我终于确信——再这么扎下去，辣妹将会死在这里。我果断抱着它离开，走到巷口，那个男孩站在街对面冲我招手，大声嚷道：“这边，是这家。”
原来，他也发现了不对头，跑到对街——他记得这里还有一家宠物医院（我特意观察了墙壁上的行医执照）——幸好，宠物医院的招牌亮着，他敲开了门。一位年轻的医师听诊之后，迅速扯了一张病危通知单，让我逐行填写责权书，自己则马不停蹄地配药、敷药。接连输完三小瓶药液后，它终于脱离了危险。这期间，我没注意到他何时又悄悄离开了。凌晨两点，除了四肢上残留的血污，辣妹已经平静下来了，甚至不知道自己差点就没命了。
站在漆黑的街边等待出租车时，那辆黑色吉利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缓缓驶向我，男孩从车窗探出头来：“太晚了，我送你回去。”
“你一直在这儿等我？”
我感到非常意外——我是说，或许因为危机得到处理的缘故，我的心智也渐渐恢复：大半夜的，陌生人……虽然他看起来不像什么坏人，面孔还略带青涩，但我仍隐隐有点不安。
“安姐，”他似乎知道我在担心什么，“上车吧。”
“你认识我？”这很让人意外。
“你出第一本书时，到我们学校做过一次讲座，我也常听你的节目，”他补充说，“我是重师的，毕业两年多了。”
我没再犹豫，抱着辣妹进了车内。这次我坐在副驾。
回程时，我心里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快活——之前两个小时，我一直觉得，我就要永久地失去它了。因为这个缘故，车内的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
我问他：“你应该也养过狗吧？”
“我们家养过，叫小白，一条比熊。”他说，“可是，它走丢了。”
“啊，太可惜了。”我表示遗憾。
“安姐，不瞒你说，我等着你，就是想给你说说这个事——”他扭着方向盘，车拐了个弯，驶出弯道，他苦涩地笑着，“我家的狗走丢后，我的父亲把自己也搞丢了。”
我为这句话感到迷惑。
他歪着头说：“你愿意听听吗？”
“我读大一那年，其实就是刚到校不久，父母突然就离婚了。这是后来寒假回家，母亲告诉我的——因为我爸那时已经从家里搬出去了，事情不可能包得住。那时她基本上也平静了，能够心平气和地跟我描述这个事。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震惊。
“小白是我妈带回来的，那时我上高中不久。我妈知道我一直想要一条狗——但她不知道我想要的是大型犬，最好是阿拉斯加那种。总之带回来一条狗，就得有人照顾。我妈连我都顾不上，哪顾得上狗；我更不可能；养狗的事就只有甩给我爸了，相比我妈，他更像一个家庭妇女。
“小白走丢后，可能我妈觉得，一条狗嘛，丢了就丢了。说实话，她好几次都想把它送走，因为养狗真的很麻烦，家里气味真的很大——只是你自己习惯了不觉得。但我爸就像掉了魂一样，天天带着狗绳出门找，打印了一堆寻狗启事四处张贴。一个多月后，我妈才晓得他竟然辞职了。她问他为什么一点儿沟通都没有就自作主张，他不说话。我妈就问，为什么要辞职？他居然说，找狗。我妈说，当时我简直要昏过去了，难道一条狗竟然比他的工作重要？比这个家，比我们都重要？好半天我妈才缓过来，问道，看你这样子，是不是还准备一直找下去？他想了想说，应该是的。他说这话时是很认真的。过了几天，我妈费了不少精力，好不容易才把领导工作做通，让他重新上岗。回家后，我妈给他说这事，他却说不用了，我们离婚吧。她问他原因，他就是不说。我妈说，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你爸啊，肯定是中什么邪了，没救了。”
“那么你问了你爸没？”我问道。
“问了啊。父亲翻来覆去就只有一句：‘你要说具体为了什么，我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非这样不可了。’”
“真不是出轨什么的？”
“应该没那回事，他比狗还规律——我们家狗一天要遛五次，起码三次吧。我怀疑，离婚是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爸就说，跟你无关。”男孩说，“但是安姐，你想想，我难免要想啊，如果不是因为我，那到底是为啥呢？”
他痛苦的神情显示，父亲的行为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关键是，”他说道，“我得不到答案。他始终没给一个解释。”
我沉默着，觉得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隐隐又有些残酷。
“安姐，”他说，“你是作家，又听过那么多故事，对这个，你怎么看？”
“我也说不好——除非，我能联系到你父亲，”我模模糊糊能够觉察到什么，但也说不准，“不然谁也不知道他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儿，或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要不，我在节目里讲一讲这个事？”
男孩没有表态，我视之为一种默许吧。
我在交广电台负责主持的一档栏目名为《人间》，顾名思义，就是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有听众自己口述的，有我们在网上搜罗的，自然也有一部分是精心“编辑”的——老实说，故事不缺，每个讲述者也自以为惊心且独特，但在我们看来都是大同小异的，所以难免要制造一些耸动。总之，因这种职业便利，我收集了不少故事，将其中一些择选出来改写成小说并结集出版，但那本书从没畅销过，主要还是依托各种活动来推动销售，比如进高校讲座，然后签售——男孩见到我那回，我就是去卖书的。由此可见，说故事和写故事是两码事。
第二天，编导找来两位嘉宾——一位女心理咨询师，一位男诗人——又顺着这个热点谈了一期。心理咨询师是这样分析的（或出于一个女人的直觉）：这个男人如此积极地找狗，其实是一种心理投射，是对失败现实生活的逃避，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诗人则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案例，我们应警惕的是，在城市里宠物正逐渐成为平庸家庭和情感缺失的一种替代品。不管怎样，“一个宠物时代已经到来了”。
接通后，一个沙哑的男声急切地飘出来，兴许因为紧张的原因，有些发颤：“你们的节目我听了，我找狗是真的，但离婚什么的，真不是因为狗。”
“哦——”我反应过来，是那个男孩的父亲打来了。“不用急，您慢慢说。”我说。
“我记得那是雨季前的最后一天，因为它走失后，接连下了十几天的雨。”就这样，他开始讲述起来。
那天中午，他在厨房炖汤，是孩子爱吃的排骨藕汤。中途他出去过一次，将满满的垃圾袋提到楼道口。应该是这时，它趁机从脚边溜出去了。肯定是闻到了母狗的味道。听说狗的嗅觉是人的一百倍。
发现它不在室内后，他趴在生活阳台朝下面喊叫，没有回应。它应该是跑远了。它曾偷跑出去过几次，但每次都能在小区找到，或者天黑时它自己就会回来。每次回来，身上沾满了草籽、秽物，有时嘴巴上还沾着粪便，臭烘烘的。有次它背脊上挂了一个清晰的脚印，乌黑的、令人惊怖地凹陷在白色的毛发上。因为这个，出门时他从来都是拴着它（他很讨厌那些不牵狗绳的主人）。开关房门也很小心，从不会轻易让它得逞。可是仍然有疏忽的时候，比如这次。
午睡后他带上狗绳在小区里走了一圈，没有见到它。天黑后，它仍然没有回来。他又出去找了一遍，按照它之前习惯逃离、停滞的方向，往小区的北面仔细盘查。那里曾有一只流浪狗，母的。一无所获。深夜他在小区里转悠。他回想起来，因为是礼拜天的缘故，小区里遛狗的人很多，出门找狗时他遇见两个牵着金毛的业主。他的这只比熊特别惧怕大狗，每每与大狗相遇时多半要叫嚣。它喜欢偷跑，但从没在外面过夜。这是一个不好的信息。这晚上，他照旧失眠，睡得不安稳，他不停起夜，顺便拉开门——看看它是不是坐在门口。
下班后他见到了它，根本不是图片上的那样：小小的，脏不溜秋，在客厅里瑟瑟发抖。
他对它没有好感。小时他养过一条土狗，有天放学回家，看到它被父亲杀了，它的皮挂在后院，尸块在卤锅里，上下翻滚。他当时就吐了。从那时起他没吃过一块狗肉，也从未养过宠物，连一只松鼠、一只乌龟、一条金鱼都没有。可现在他不得不成为一条狗的主人。同时他心里知道它的出现不全是孩子的需求，它的原主人是妻子的顶头上司——她觉得接手这个宠物，是一种关系的连接点。
这条叫小白的狗儿来到他家半个月，就是春节了。问题来了，这个假期，全家人已定了去鼓浪屿，那它怎么办？
他去宠物店寄养，可是接连两家都不收。理由是狗儿未满三个月，寄养风险很大。如果非要寄养，只能签免责协议——也就是，狗儿如果意外死亡与宠物店无关。他不理解，跟其中一个店主吵了一架。最终，它被存放到一个同事家。七天假期过后他将它接回来，它开始拉稀，绿色的，恹恹的。拉稀到第三天，他觉得不对劲了，送到小区对面的宠物医院。抽血检查后，医生告诉他，是细小病毒。“这种病死亡率很高，你可以选择放弃。”“如果治疗呢？”他问。“治疗的药物有两种，进口的和国产的。”然后医生报了两种价格。他在心里权衡了一下，选择了国产的药物。即便如此，每天治疗费用大概平均六百到一千元，须住院七到十天，且不做任何（治愈的）保证。
这个意义上，它又是彻底“属于”他的。他那瞬间的决定救了它。六天后——也就是花了四千元左右——它脱离了危险。他觉得自己用一笔不菲的额外费用“购买”了它。每天，他送它去宠物医院打点滴，晚上接它回家。每次他离开，它总要拼命嘶叫，然后是绝望地嘶鸣。医生说那是它在哭；接它时，它哗地扑向他，就像他是自己的父亲。在这个家里，它只认他。不管愿意与否，这个家里能够照料它的只有他。孩子要上学，妻子处于“事业上升期”，加班是常事。他在一家国有文化企业任职，不用非得天天打卡坐班。所以，小白成了他日常的陪伴，或者说，养育成了他一个人的事。
养狗不单单是给食和遛狗，意味着更多。比如洗澡、除菌、梳毛、擦眼屎（比熊犬的泪腺十分发达），以及训练它大小便。可惜最后这项很不成功。或者说，他根本就不耐烦也不擅长这些。总之，家里全部角落都有它的尿骚味。这让他烦不胜烦——毕竟，全家（除他外的成员）已经默认的是，他才是它的主人。如果它便溺，那必定是监护人的责任。因而当它第一次偷跑时，他暗暗想，最好别回来了。可是，临睡前，他还是忍不住要出去找找，打开门——它傻傻地蹲在地上，伸着舌头，呼哧呼哧，仰望着自己。那一刻，他发现自己竟然充满惊喜。
妻子出差回来后，两人到小区四处找了一遍，然后去了物管办。他们在监控里找到了小白下楼的画面，但始终没看到它是什么时候出的小区。查看监控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又费眼又耗时。半小时后，妻子一脸疲惫地说，没用的，小区后门没设监控，而B区和C区入口监控有死角，小狗体积太小，就算它从那儿离开，也不一定能捕捉到影像。这确实不是个办法，他也认为，如果它真的出了小区，意义也不大了。妻子打着呵欠说：“那咱们回家吧——兴许，今晚上它耍累了，就回来了呢。”
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晚上他从小区转悠一圈回来，坐在客厅。妻子给孩子收拾各种冗杂的物品，恨不得把整个家都塞进行李箱。终于要离开这个家了，孩子很兴奋，那种即将得到自由的喜悦怎么也掩饰不住。他听着窗外的雨声，树叶被击打的声响越来越大，他想，那些雨水会把它兢兢业业积攒在小区的气味全部洗刷掉的。
清晨，妻子带着孩子驾车离开了。他站在阳台上，很焦躁，一种困兽的感觉。他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吗，但他很清楚的是，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行。他打开电脑，从文件夹里选了几张小白的照片，照着网上的模板写了一篇“寻狗启事”，打印了四张，墨盒就没墨了。他在小区的两个主要入口、物管办还有主干道上分别张贴了启事（像做贼一样）。回家时，他发现遗留在沙发上的手机快被打爆了——不是好心人打来的，全是单位的来电。办公室打过七八次，领导也打了两次。他这才想起，上午有一个重要的活动——“最美读书人”评审会，是单位承办的，每月一次。他是评审会主持（其实更像是导航服务员、接待员和酒司令）。这还不算最坏的，因为已定了他负责，领导也颇为放心地没来参会。但是，新上任的集团党委书记毫无预兆地来这个下属机构视察了。中午他赶到单位，被书记痛斥的领导，将那种愤怒有增无减地转移给了他，要他给个说法。“为什么没来，扔下一屋子的专家评审？”领导说。他实话实说：“我找狗去了。”领导瞪着眼珠：“找狗？”他说：“对，我的狗丢了。”
黄昏时，他独自站在阳台上，突然听到楼下传来狗吠声——像它！他马上冲下楼，是另一条小型杂交犬。他沿着小区走，竖起耳朵，一路监听各个楼栋的狗叫声。他一直不相信它真的出了小区，会不会是被谁关起来了？他在每一栋有狗叫的楼底喊叫它的名字。当然没有收获。而且他发现，自己张贴的启事全部被揭掉了。勤勤恳恳的小区物管不会让这种东西存在太久。
晚上，又下雨了。他睡不着，爬起来在电脑上检索领养或走失宠物的信息。他发现，丢狗这种事简直太常见了。能够找回来的概率微乎其微。在网上发帖没多少实际意义，什么“必有重谢”之类的语句已经被彻底厌弃，“酬金两千元”是基本线，悬赏两万、五万，甚至言称十万酬金的都有——几乎难以想象。
他加大了夜间的搜寻力度。有人告诉他，凌晨一点半时它在好吃街出现过。凌晨他从家里出来，沿着好吃街一溜大排档梭巡。每晚如此。这时他已经接受了它走失的现实，但他仍然不能接受它成为流浪狗——他获悉了太多关于流浪狗的悲剧信息。很多年，他从未这么晚出门，他似乎看见了另一个世界：在药房门口，一个十几岁的青涩少男指挥女友进去购买情趣用品；他在一个小区背后的垃圾站旁，被十几条闪烁着绿光的野狗围攻追赶；公园湖畔密林里有一对男女站着交媾，而离他们不远处的湖面上，有人在夜泳；一个人喝醉了，坐在绿化带里号啕大哭；夜市上，刚刚还推杯换盏的酒桌上突然有人大打出手，啤酒瓶的碎玻璃碴溅在他的眉骨上，差一点点就伤到眼睛。
走在阴雨绵绵的夜里，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事实：自己或许永远都见不到它了。
“那么，离婚的事，是您提出的？”
关于这点，他的说法略有不同：“是我妻子提出的，我答应了。”
这完全可以理解，为找一条狗，他所显现的执着——包括放弃工作这件事——本身是难以理解的，如果妻子对此有所反应，说说气话比如提出离婚什么的，也是正常的。不寻常的是，为什么他会偏执到这步田地？
我采用了一种委婉的说法：“您在外面……是不是有了其他选择？”
“如果你指的是情人什么的话，不，没有那回事。”
“这就更让人没法理解了。找到那条狗对您来说，真就那么重要？我记得您刚提到过，起初并不是很喜欢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种寻找的愿望格外地强烈——我是说，非如此不可，去找它，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但这势必意味着，我必须放弃一些东西。”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顿了顿，“您在它和家庭之间，做了一种选择？”
“气味？”
“很难形容，”沉吟半秒后他说，“总之，小白走失后，我每天仍然可以清扫出很多它的东西，总有一些它的毛发、它的味道，但确确实实，它消失了。在这种消失中，我感觉自己的一种东西也被带走了。”
“那还是因为狗的缘故。”我说。
“可能有联系，但不是决定因素。”他笃定地说，“如果非得找这么一个借口的话，也许是因为一株花。”
“花？”
“对！小白走丢的第三天，我突然发现，阳台的巢凤梨不知何时死掉了。这是我搬入新居时从小区偷偷移植来的。十年了，除了浇浇水，我几乎没怎么管过它。它发了一枝又一枝，花开得红彤彤的，很蓬勃。老实说，我完全习惯了它的存在，也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但是，当突然发现它死掉时，我就像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就糊涂了，或者说一下就清晰了。当天我就写了辞职报告，当然，递交的时候我也想到了那些后续，离婚、财产分割啊，或者别的什么，但那一刻我很轻松，特别放松……就像，终于扔掉了原本就不是我的几样什么东西。”
这番话——甚至比狗的那个理由——更加让人不能理解。我冥想时，他蓦然问道：“您多大年纪？”
“我吗？”我笼统地答道，“反正还不到三十。”
“那就是了，你还年轻。”他说，“一开始，我也不大理解为什么会突然这么竭力地想要去找它。我明明感觉这是不可能的，但偏偏就是迫切地想要寻找。后来我理解了，或许那就是一种心灵的使命。可能你现在还意识不到，就是我们人哪，常常被一些所谓‘重要’的概念束缚着，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实际上，人生没什么重大的事件，不过都是一些微小的东西。”
我第一次听到类似说法，有些新奇，有些不明白。
“那么，您现在以何为生？”
“我跑出租。”他忽然有点腼腆，“业余也搞点摄影，我从很小就喜欢这个，也爱好收藏相机，但工作之后反倒没什么机会出去拍摄了。”
那么，他可能仍旧没有放弃寻找——带着镜头穿梭在街巷之间，眼角瞥向一侧的街角，看看暗处的流浪狗里是不是也有自己的那一只。我能想象那个画面。
“那条狗，后来您找到它没有？”
“这个，”他笑了笑，“你觉得重要吗？”
接下来几天，他也一直没联系过我。
但我无暇相顾。节前总是非常忙碌，不光是工作，而是你所有未解决的事情都将皱成一团。当辣妹的最后一条狗崽儿被人领养走，第二天我就飞到了广州，与提前从北京飞来的男友会合，开始了一场计划已久的美食文化之旅。在陌生环境里，情人更容易融合在一起；要么就是更加分崩离析。幸好，我们选了——或说均偏向于选择——前者。之前的争执、吵闹、对于彼此的指摘与诋毁，全部被我们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一位诗人说，生活是一张网。是一张网，没错，但我认为它本质上更像一张滤网——如果你不能让更多的事物穿透，你将因无法承载而被覆没，也无法得到一点点可怜的结晶。生活的真相就是这些细小的滤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真的不多，它们——不管它们是些什么——流逝得比你想象的更快。
七天假期过后，上午从江北机场出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去宠物寄存站。看见我那刻，辣妹简直抓狂了，在笼子里上蹿下跳，眼里噙满了泪花——我根本没法抱住它，它呜咽着，两只前爪胡乱地扑腾，一个劲儿往我身上冲撞。禁锢的思念在这瞬间就像烟花一样，轰然炸开了。
我愣了一瞬，反问他：“你又是哪个？”
就这样，下午两点半我如约到了江北区公安局，一位身材高大的民警接待了我，他姓杨，北方口音，叫我喊他大杨。
“你这心也忒大了吧？半夜三更，随便什么陌生人的车都敢上。”他猛吸一口烟，吔着眼瞧我，“你还能坐在这儿，已经很幸运了。”
那个凌晨，遇见我之前，程木林——那个男孩的真名——与一个叫作赵晓晨的同伴，准确地说，是他的同性情侣，实施了一次恶意敲诈。
“他自始至终没伤害我的意思啊。”客观上，那晚我似乎危机四伏，但我觉得，没大杨渲染得那么悬乎。
“你可能不晓得，”大杨的神情说不清是讥讽还是什么，“他们两个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你坐在车里，他脚下就是一把水果刀，还有一把钉锤。”他吐出一个浓浓的烟圈，“你要是看到了那些东西呢？万一，我是说，万一要发生点什么呢？”
这个推论让我顿时毛骨悚然。
“我能见见他吗？”
但大杨说，现在还不行，要等审讯期结束。
兴许我真是幸运的，或许我要感谢自己的那点缺陷。我两只眼都有近视，其中左眼还有一百度的散光——在夜晚，这点缺陷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也一直不学驾驶的原因。
此后我总在琢磨这个：要是我发现了那把刀，或者他要是临时起意干点什么，结果会是什么？
说不清楚，真的很难说。
不过某个瞬间我似乎理解了那个男孩之前的心情——当他在父亲那里得不到答案的时候，他很轻易地迷失了。他一直处于迷失中。
差不多七个月后，我再次见到了程木林——既是私人性的，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我的编导期望他的故事能出现在我节目上。“毕竟，你自己亲历的故事，对听众来说更有那种感染力。”编导这样说。
“你现在的精神很好。”我说。
“还有一年多，”他伸出一根指头，“我就出去了。”
说到这点或许他该感谢我，那晚因为帮助我的缘故，他被耽搁了，他实际上没取到多少钱。这对他的判决起了一点积极作用。
他随后说：“最近我在重修原来的专业，以后出去也可以干点自媒体什么的。”
我投去鼓励的眼神。他读的是新闻传播专业，这是个不错的信号。
“当初你退学，是不是跟你父亲的事也有一定关系？”
他埋着头，过了一会儿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不想回家，每次回去，总觉得背后有人在指指点点。”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
“噢？”他突然欢快起来，“他怎么没给我说啊！前不久他也来看过我。他花了三年学会捏泥和制陶。去年他租了一个废弃的窑厂，跟一个四川美院的退休教授把那儿改造成了一个陶艺茶馆——他自己都没想到，那儿突然就火了。”
“看起来，你好像已经不再怨恨他了。”
“其实也谈不上怨恨，就是不理解，不清楚到底为什么。”
于是，我开始转述他父亲自己那些说法。他认真倾听着，不时露出迷惑的神情，几次想要打断我说些什么，但又忍住了。
我讲完后，他笑起来。
“有什么不对吗？”我有点恼火。我觉得心底有什么东西被这孩子冒犯了。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很奇怪，它解答了我心里的一些疑问。但这里有一个偏差。”
“嗯？”我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家在一个老社区，是一栋单体楼。你刚说到监控，这肯定是没有的。我父亲也没开过出租——他甚至不会开车。离婚后他一直住在虎峰山，他就是在那儿学会了制陶，他的窑厂也在那儿。”
宋尾，诗人，小说家，1973年12月生于湖北天门，现居重庆。著有长篇小说《相遇》《完美的七天》，小说集《奇妙故事集》《到世界里去》等。曾获第七届重庆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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