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理位置优越，自开埠起与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广泛，这也让上海的旅馆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呈现出十分繁荣的发展态势。特别是1934年号称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开业，上海旅馆饭店业达到鼎盛时期。今天，当我们坐在饭店宾馆中吃年夜饭的时候，或许就能发现诸多的红色基因。
图说：浦江饭店外景。杨建正摄
“三东一品”红色传奇
据一位“一大”代表回忆：“一大”会期的最后一天夜里，在他所住的大东旅社曾发生一起谋杀案，死者是一位年轻女士。
早期上海滩，新式大旅社只有“三东一品”，即：大东、东亚、远东、一品香四家。大东旅社位于永安公司楼上。1919年6月16日，来自21个省和地区的学生代表60余人在上海大东旅社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特使马林也曾居住于此。进入上世纪30年代，大东旅社成为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复兴社（蓝衣社）的活动据点，中共特科成员也曾在大东旅社附近成功伏击射杀了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督察马绍武。
据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有威介绍，一品香最早开设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是清末著名的西餐馆。1918年，一品香从四马路迁到西藏路270号，今来福士广场原址，改名一品香大旅社，并办中西酒席，一度成为众多社会活动举行的空间，如1931年，阳翰笙、夏衍、阿英、冯雪峰、楼适夷和丁玲等“左联”成员来到一品香，与中共地下党员宣侠父秘密会见，商谈成立湖风书店事宜。
图说：位于上海苏州河口外白渡桥旁的浦江饭店的内景。杨建正摄
饭店成为接头地点
后来，新开的大旅社逐渐成为“饭店”。其中不少目前依然存在，像国际饭店、金门饭店等，有些虽名为饭店、酒店，但大都自建大型旅馆，其中也有许多红色传奇。
对于爵禄饭店，当下许多年轻人或许会感到陌生。爵禄饭店位于西藏路汉口路路口，是当时的“大亨”杜月笙、黄金荣、徐定生等于1927年开设的。据记载，爵禄饭店是一个中型、中档的饭店，当时的上层人物和达官贵人不会去，寻常百姓也不会去，因而比较安全。《鲁迅日记》中记载：“晚同雪峰往爵禄饭店”，当时会见时鲁迅由冯雪峰陪同，李立三由潘汉年陪同。共产党员冯雪峰原是柔石的同学，经柔石介绍认识了鲁迅，后来成为了中共与鲁迅之间最密切的联络人。
据纪文编的《左联大事年表》和有关回忆录，左联开过四次全体大会，其中第一次全体大会就是1930年4月29日在爵禄饭店举行的。
在当时，爵禄饭店已成为白色恐怖下党的接头地点之一。事实上，当时的地下工作常常利用饭店来作掩护。1937年3月底，身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重返上海。据徐有威研究，周恩来许多秘密会见都是在饭店内进行的。
1937年7月，通过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战线负责人潘汉年的安排，周恩来就在其下榻的新亚酒店秘密会见了刚回国寓居上海的叶挺。位于天潼路和四川北路交叉口的新亚酒店，距离黄浦路浦江饭店1000米左右。它是上海最早由中国人自己集资、自行设计、自己兴建和管理的大型综合饭店，在东南亚一带享有盛誉。事实上，这里也早就成为地下党人的接头地点。
曾经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32位女红军之一的廖似光在《我在上海团中央工作时的回忆》一文中讲述：“我是一九三一年秋同凯丰同志一起从香港到上海的。我们抵达上海的第一天晚上，住在一家小旅店里。第二天，按照上级交代的接头办法，我们搬到新亚大酒店去住。当天晚上，李富春同志来看我们，并帮助我们找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
据徐有威介绍，1937年周恩来逗留上海期间，曾三次秘密召见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向上海地下党了解情况，沟通消息，布置任务。有一次周恩来在贵州路的中国饭店（今上海铁道宾馆）秘密约见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刘晓。周恩来向刘晓等指出，上海地下党组织可以发展一点，但是不可以操之过急。上海地下党按照周恩来的这些重要嘱咐，从上海实际出发，使得上海的地下党在抗日的烽火中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刘晓在《我所知道的潘汉年》一文中也回忆道：“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去庐山与蒋介石谈判时途经上海，在中国大饭店与潘汉年和我见面，张毅（刘晓夫人）在外面放哨，她买了一份报道‘七·七’事变的晚报回来，周恩来对我和潘汉年的工作关系作了具体交代。”
图说：浦江饭店精美的大堂餐厅孔雀厅。杨建正摄
见证诸多红色事件
都城饭店（今锦江都城经典酒店），于1930年7月29日动工兴建，1934年9月8日开业，成为当时上海一流的大饭店之一。从饭店的名字就可看出，建造者沙逊当年想在这里营造一种奢华的“都会生活”，再现梦幻浪漫的巴黎夜生活。
或许是由于饭店比较高档，加上有国外背景，因而成了当时地下党逃避追捕的重要地点。1931年，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并叛变。周恩来一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立即销毁了存放在家里的机密文件，和邓颖超连夜搬进都城饭店。与周恩来夫妇一块儿搬到都城饭店的还有李富春与蔡畅。
图说：都城饭店（今锦江都城经典酒店）。张龙摄
据记载，当时出席会议的15人中，有9人是共产党员，他们通过了“青记”的章程，选举了领导机构，提出了“为民族解放而努力”的纲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范围新闻记者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就此诞生。“青记”经战火洗礼而发展壮大，从创办初期的20余人发展到后来的2000多人、40多个分会，影响着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
南京饭店也是上海文坛人士聚会的场所，文坛巨匠巴金、鲁迅等都曾和南京饭店结下不解之缘，这里也是巴金早期会见宾客及重大宴请之地。据《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记载，1934年10月6日晚上，《文学》社友人在南京饭店设宴为巴金饯行，鲁迅应邀出席；1935年9月15日，巴金出席黄源在南京饭店举办的宴会，同席有鲁迅、许广平、茅盾、胡风、黎烈文、吴朗西、傅东华等人，席间巴金即向鲁迅约稿，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新民晚报记者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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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客吃饭”也是一种掩护
据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周武研究员的《上海城市史》统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中心城区“四国三方”地面上登记在册的宾馆酒店有数百家，未登记的更多。中国共产党此时在上海诞生，中共中央连续驻留上海12年，虽然目前尚未准确统计出他们出入过哪些宾馆酒店，但可以确信的是：中心城区几乎处处遗存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革命和生活的足迹。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请客吃饭”之间往往也有革命的活动。由于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许多秘密会议、单线接头等革命活动，不得不穿梭于十里洋场的各家宾馆酒店之中，借助酒席之间甚至借助麻将桌上等吃喝玩乐场所的掩护进行，因而旧上海的宾馆酒店里自然也就遗存了大量的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