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在这里寻求短暂过渡，为工作而奔波。在他们之中，有一小部分人选择留下，一月一月的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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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住过十几家青旅，睡在你上铺的兄弟可能想睡你”
——阿晖，在深圳4年
“深圳这点特别好，为毕业生提供7天免费的床位。”阿晖所称的“免费床位”是他来深圳的第一个落脚处——深圳青年驿站。提起青年驿站，他至今仍有很深的印象。
离开青年驿站后，阿晖找到一份在福田的工作，并在公司附近，找了一家青旅。“一晚上50多块钱，包月有优惠。”和现在相比，当初的住宿堪称“奢侈”。
不到三个月，阿晖辞掉了工作，没多久，他从福田搬到了龙华，因为“实在没钱了”。
深圳不同区域的差异，直接反映在青旅的价格里。一个青旅床位，南山福田大都要四五十元，而在龙华，可以轻松找到二十几元的床位，靠近三个人才市场的青旅，甚至可以提供十几元的床位。
这样的价格，让人难免想起深圳曾经的“十元店”。世纪交替之际，深圳产业升级，以八卦岭为代表的工业区大量工厂外迁，空置的集体宿舍被改造成廉价旅店。由于每个床位一天的价位是10元左右，俗称“十元店”，因房价便宜又紧邻深圳人才大市场，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员留宿。
“攒几个月钱就躺平，没钱再找个活干。”这样的生活和他当初来深圳的设想并不一致。
不做“三和大神”，也不当“社畜”，辗转在各个青旅，阿晖和许多人当过舍友。传销学员，富士康打工仔、同性恋......很多时候，对方一开口，他就能猜出老家是哪里。“青旅就是这样，什么人都有，睡在你上铺的兄弟都有可能想睡你。”
“有一次一个老乡说自己没找到工作，没钱吃饭，向我借了100块钱，借的时候我就知道多半要不回来，结果第二天果然跑路了。”
02
“没想到在青旅遇到渣男，搬出去1个月就分了”
——白兰，在深圳1年
在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里，大部分青旅对空间的利用度极高。一套房子被隔成数个房间，上下铺床位，每间房住4-10个人，有的能多到12个。
每一个房间像是微缩版的合租。尽管所有人都暴露在他人目光之中，但彼此之间很少闲聊，互不打扰，隐私仍然得以某种程度的维持。
男女之间，同样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男生可以和女生搭讪，但不能对女生“过于热情”，任何引起女生集体反感的“海王”行为都可能被老板制止。
当然这种微妙偶尔也会被打破，有时是喜剧，有时是悲剧，更多的是闹剧。
“莫名其妙的就在一起了。”在男生的帮助下，白兰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两个人的感情也迅速升温。简单算一笔账后，双方决定搬出去住，一个人一半房租。
让白兰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自己又回到了青旅。
“从来没想过自己能遇到渣男，房租押金我交了一半，结果分手跟我说，要么接着住，要么你搬出去。”
在搬回青旅前，白兰担心舍友询问，做了很多心理建设。搬回来第一晚，有人问起原因，她没过多解释，之后的日子，没人再提起这件事。
租房，是每一个来深圳打拼的年轻人都要经历的一课。这一课的感受和态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在这座城市生活的长度。
“不能怪青旅，还是我的警觉性不够，很痛苦，但也没有办法。”
过去几个周末，白兰一直在看房子，“随便一个房间就2000多，再加上水费、电费、网费，一个月下来至少要3000，可我一个月才赚5000。”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搬出去住？这个问题就像'何不食肉糜'一样可笑。”
03
“一开始只想住3天，结果住了6年”
——小轩，在深圳6年
从2015年到现在，小轩在深圳一家青旅连续住了6年。
2015年，小轩辞掉广州的工作，来深圳发展。“本来打算住三天，又觉得青旅氛围不错，一来二去就一直住了。”
然而现实不是老友记，和四、五个生活、作息习惯完全不一样的人住在一个房间，还要不断面临舍友的更换，对心理承受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最大的折磨就是呼噜声”，小轩睡觉很轻，半夜经常会被吵醒，“尤其遇到鼾声如雷的舍友，一晚上就别想睡了。”有一次实在无法忍受，他在楼下订了一晚酒店。
在他的多次反馈下，老板在入住规则里加了一条：重度打呼者只能睡沙发。
呼噜的问题可以通过反馈改善，有些麻烦却无解。小轩所在的青旅有20多个床位，却只有2个洗手间，人多的时候，早晨要和10几个人同时抢位置。为此，他在公司放了一个套洗漱用品，一旦起晚，直奔公司。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舍友什么样，再讨厌的人，总有离开的一天，只要熬得住，总会遇到喜欢的人。”
小轩觉得自己能坚持住在青旅的秘诀就是“佛”，“以不变应万变，什么事都不往心里放。”他调侃自己是青旅钉子户，“全深圳估计没有比我住更久的了。”
去年，小轩的月薪涨到了2万，买了一辆车，后来发现还是地铁方便，又把车卖了，一来一回赔了大几万。
住这青旅些年，小轩的舍友换了几百，老板也换了三个。“如果青旅不倒闭，我离开那天应该就是和深圳告别那天。”小轩说。
04
“深圳还是适合搞钱，千万别想不开去开青旅”
——陈兴，在深圳2年
方便、随时可以走人，是很多人常住青旅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对于青旅老板来说，想“抽身”并不容易。
陈兴至今仍对开青旅的决定感到懊悔，“开业半年就赶上疫情，所有的青旅都在降价。”和开业初期相比，他将床位的价格调低了10元。
2019年，陈兴辞掉工作来深圳旅游，碰到某青旅正在低价转手。出于多年职场的厌倦和新生活的期待，他把青旅盘下，并将大部分积蓄投都入其中，重新装修，家居、床都换成了新的。
“50%以上都是第一次住青旅，就是过渡一下。”疫情爆发后，个别常住的租客也离开了。
陈兴想了很多办法弥补收入的亏空，包括对外开放客厅，和其他公司合作长期出租床位。
无论何种方式，青旅仍然是他的一个包袱，“既不能赚钱，也没劲。”当初开青旅的热情早已消耗殆尽，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有人接手，自己换个城市继续工作。
“深圳还是适合搞钱，千万别想不开去开青旅，开青旅只有两天是开心的，包下来那天和盘出去那天。”
岁月无声，在这座城市几百家青旅里，保留着成千上万的故事。故事或长或短，或正在延续，或已经完结。无论如何，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有终点。
他们之中，唯一的共性就是“漂着”。漂在这座城市里，努力攀爬，找寻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