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一大会址到中央特科机关旧址，从秘密电台旧址到英烈故居，人们纷纷走进红砖瓦弄，追寻革命先辈的红色足迹，感悟隐蔽战线光荣传统和国家安全当代内涵。
循着第一条线路的六个站点，让我们一起看看隐蔽战线在这些隐于闹市的“秘密基地”里，都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党的情报保卫工作起点
上海市黄浦区兴业路76号，原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既是党诞生的地方，也是党开辟保卫战线的起点。
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期间，会场突遭密探袭扰、巡捕盘查，会议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会议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在船头警戒放哨，并准备了一副麻将牌作为掩护。最终，会议顺利完成各项预定议程，通过党纲、决议，选举产生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并明确提出“党应警惕”和“特别机警”，尤其是“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因此，可以说：有了党就有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
大同幼稚园旧址
——党的“红色摇篮”
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48号，原法租界陶尔斐斯路56号，大同幼稚园所在地，是见证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红色摇篮”。
自国民党实行“清党”运动、中共上海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后，大批共产党人被捕被害被迫奔走，他们的子女饱受迫害、四处飘零。1930年3月，以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革命互济会的名义，由中央特科成员董健吾负责，筹建了第一所由党开办的幼稚园——大同幼稚园。董健吾以牧师身份为掩护，曾抚养30余位党的早期领导人子女及烈士遗孤，其中包括毛泽东和杨开慧的3个儿子，以及彭湃、恽代英、蔡和森、杨殷等先烈的子女。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周公馆）
——公开掩护秘密的“雾海明灯”
上海市思南路73号，原马斯南路107号，解放战争期间对外挂牌“周公馆”，实为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是领导开展南方国统区工作的机构。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
1946年6月，党的秘密企业广大华行提供购置费用，党在此设立了办事处。此后，周恩来、董必武曾多次在这里会见各界人士并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扩大和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中共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
——红色通讯事业的起源之地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西路420弄9号，原公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是中央中共第一座秘密电台所在地。
1929年，中央特科成员张沈川在此处租赁了一栋楼房，将一台功率只有50瓦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安置在这里。中央特科四科科长李强研制了这座短波无线电台并负责机务，张沈川分管报务。次年1月，这座电台接收了第一封电报——由香港发来的“广西百色起义获得成功”消息，由此开启了党的无线电通讯联络。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暨刘长胜故居
——大隐隐于市的红色小楼
上海市愚园路81号，中央中共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故居，也是中央中共上海局的秘密机关之一。
1947年5月成立的中央中共上海局，统一领导长江流域和西南各省以及平津党的工作。从1946年起，直至上海解放，刘长胜夫妇一直居住在这幢小楼的二层，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同志们经常来此开会研讨。与此同时，这幢建筑还居住着许多普通市民，他们直至解放后才知道，这里召开了许多秘密会议研究部署党的重要工作，为有力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和接管上海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巷子深处的“红色堡垒”
上海市静安区武定路930弄14号，原武定路修德坊6号，曾是中央特科秘密机关，现已建成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于今年4月揭牌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并向社会公众开放。
成立于1927年的中央特科是党的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情报保卫专门机构。1930年，中央特科在此处设立秘密机关。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央特科同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机关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付出巨大牺牲，出色完成了保卫党中央、有力配合红军和根据地、开创无线电通讯事业等任务，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隐蔽战线工作者，成为严峻的白色恐怖下保卫党中央的“红色堡垒”。
一串电波、一声警讯，像无言的呐喊揉进市井嘈杂，激荡百年回响；一栋洋楼、一间民房，像静谧的甘霖洒落十里洋场，掀起千层巨浪；一个“摇篮”、一座“堡垒”，像沉默的灯塔矗立波涛之上，照亮万里征程。
从地图上看，这些“秘密基地”散布在偌大的上海，隐入烟尘，毫不起眼。但正是这些星星之火，在隐蔽战线事业中造炬成阳，于敌营中吹响了人民解放的暗哨，放射出穿透黑暗的曙光。
隐蔽秘密选址筹备
中共一大上海会址
“悠闲”巡逻机动转移
代表们一致认为，大会显然不能在上海继续了。会议停了两天，大家商量着续会的地点，却没有统一意见。这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妥当。
浙江嘉兴南湖红船
船头“放哨”胜利闭幕
中共一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在我党早期情报战线上，有三位传奇情报员，他们深入龙潭虎穴，以大智大勇和大无畏的革命胆识，在隐蔽战线斗争中屡建奇功，被周恩来同志称赞为“龙潭三杰”。胡底便是其中之一。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
情报界才子、演艺圈特工
转战红军文艺战线
1931年，胡底奉命从白区撤离，抵达中央苏区，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并兼任红军治部总政俱乐部主任。毛泽东亲自召见胡底等人，要求他们组织宣传队。胡底等人立即创作了话剧《为谁牺牲》，讲述一名菜农被国民党反动派拉壮丁充当白军进攻红军，被红军俘获后思想觉醒，最终毅然参加红军，并在瑞金与失散妻子相逢的故事。话剧大获成功，巡演长达一个多月。
凭借着多年的“演艺圈”经验，多才多艺、能编善演的胡底在苏区创作了大量剧本，以戏剧的形式丰富了苏区军民的业余生活，并且通过戏剧表演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的黑暗，大大提高了红军战士和苏区民众的政治觉悟。
红色喜剧誉满苏区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对华战争，是蓄谋已久，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七七事变前后，隐蔽战线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在推动建立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作战和敌后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争取地方实力派挫败日本分裂图谋
为挫败日本的分裂图谋，隐蔽战线对以宋哲元为首的华北实力派进行积极争取。1935年9月，隐蔽战线重要负责人王世英到天津，利用西北军政客刘定五开展对宋哲元的秘密统战工作，后又发展了吕向宸打入宋的内部。王世英通过他们了解宋哲元的处境和情况，引导宋坚定抗战立场，收到不少效果。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和王世英，指示必须持续开展对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的工作。毛泽东还亲笔写信给宋哲元，派张经武到北平与宋哲元联系。刘少奇派遣隐蔽战线北平负责人之一的张友渔协助张经武，开展对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统战工作，对推动宋哲元部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我积极争取下，宋哲元抗日态度逐渐明朗，虽然处境艰难，但最终没有向日本妥协投降。
王世英（1905-1968），负责华北地区统战联络和情报工作
积极动员官兵坚决抗击入侵
为了把党的坚决抗战主张宣传到一线士兵中，北方地下党组织派出一批地下党员以进步青年身份参加第二十九军，在军内建立党支部，加强对士兵的抗战教育。在军内担任高级职务的党员要求所属官兵每日三餐和睡觉前必须背诵“宁为战死鬼，不为亡国奴”。同时，北方地下党推动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众运动，在抗日问题上对二十九军给予支持和鼓励，形成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局面。7月8日凌晨，日军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各部对日军予以了坚决杀伤和顽强抵抗，展示出了中国军人抵御外辱的决心和力量。
日军占领卢沟桥后，张克侠获悉日军将进入北平实施“清共”的重要情报。7月28日晚，张克侠将情报及时告知党组织。根据张克侠提供的情报，北平地下党及时将大批党员、民先队员和救亡团体成员撤离北平，保卫了党的革命力量。
张克侠（1900-1984），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
建立秘密交通坚持敌后抗战
1937年8月，中央中共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日军为了加强对华北沦陷区的统治，对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
为畅通北平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中共华北党组织建立了严密的地下交通网，连通了北平与各根据地的革命血脉。1938年，刘少奇作出指示，城市中的地下党组织在坚持秘密工作的同时，应利用各种渠道了解敌情，向根据地输送人员和物资，积聚力量，准备配合将来反攻收复失地。为了沟通根据地与平津地下党的联系，冀热察区党委在平西与平津之间开辟了四条交通线：第一条是北平——妙峰山——田家庄；第二条是北平——镇边城；第三条是北平——松林店——张坊——平西；第四条是北平——三家店——平西。从1939年初设立到1940年上半年，这四条交通线像四条大动脉一样，在沟通平津城内陆下党和平西根据地之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斗争环境极其严酷，隐姓埋名、易面事敌成为开展隐蔽斗争必不可少的一项手段。翻开波澜壮阔的隐蔽斗争史，无数如雷贯耳的名字，其实都是化名。一个个化名如同水面上的一圈圈涟漪，密纹唱片一般记录下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或张扬、或沉默，或机智、或壮烈，记录下选择化名时的思绪，或激昂、或稳重、或机敏、或奔放。这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的见证，更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从天津卫到上海滩的“伍豪”
周恩来
能文能武的“一介书生”
陈云
混迹三教九流的“王先生”
王庸，是陈赓在特科工作时的化名。在担任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期间，为搜集情报，发展情报网，他化名王庸，置身龙潭虎穴，常与警察、巡捕、包探混在一起，与敌探特务周旋，在上海的三教九流甚至国民党特务机关里都交了“朋友”，这些人见面时全都亲切地叫他“王先生”或“老王”。
我找我自己的“项南”
项与年
中央特科的项与年同志，辗转打听到早年在上海失散的儿子也参加了革命，现在可能在安徽团委。于是委托自己的老战友、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寻找自己的儿子。曾希圣立即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负责团工作的项南。由于项与年自特科时期一直使用化名“梁明德”，出于保密他并未向家人透露自己的化名，同时也未向战友透露自己的真名，导致从“梁”姓入手“查无此人”。不想在交谈中，曾希圣发现眼前的项南和自己的老战友梁明德都是福建人，也都曾在上海大世界八仙桥一带住过，地址也都是当年上海地下组织的一处秘密联络点，项南模糊的记忆中一位父亲的“大胡子”朋友还与自己当年的相貌高度吻合。原来，项南正是自己老战友要找的儿子！他原名项德崇，于1938年秋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时也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叫做项南。就这样，两代革命志士在特殊的年代不约而同、坚定不移共赴革命，留下了一段“项南找项南”的佳话。
信仰之名
如果把所有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同志们的化名统统列在纸上，不用刻意连缀，便是一首波澜壮阔的隐蔽斗争史诗。高山作证，这是忠诚之名；沧溟为鉴，这是信仰之名。
湖湘“财”子鸿鹄志
熊瑾玎受徐特立影响接触进步思想，于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结识毛泽东、何叔衡、谢觉哉等人，并参加了长沙五四运动，他提出“要办事，就要有钱”，主张创办实体。由于办事老成，有经济头脑，他便被推举负责新民学会的筹款工作。
智勇双全显身手
1928年至1931年，随着中央同各地联系日益增多，增加秘密联络点迫在眉睫。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熊瑾玎先后开设了酒庄、钱庄、洋货店、印刷厂、绸缎厂等，这些商铺和工厂不仅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的经费支持，还成为了中央领导们开会、接头、传递信息的重要场所，使高度机密的中央枢纽在白区坚守。
熊瑾玎负责经营的我党掩护阵地“福兴商号”
信仰如山终不悔
尽管为党理财多年，经手钱财不计其数，熊瑾玎却没有半点积蓄。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为党工作、对党忠诚的誓言。1940年，熊瑾玎家人身患重病，10块大洋的就诊费难倒了他，最终家人因缺乏有效医治不幸离世，夫妻为此一直感到痛心。1973年，87岁的熊瑾玎进入生命倒计时，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赶往医院看望，此时的熊瑾玎已经说不出话，只通过纸条给周恩来总理留下两句诗：“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
在隐蔽战线上，像熊瑾玎这样的无名英雄还有很多，他们甘愿隐姓埋名、许党报国，对党绝对忠诚、矢志不渝。新时代新征程，国家安全机关将赓续优良传统，在斗争的最前沿忠实践行“坚定纯洁、让党放心、甘于奉献、能拼善赢”的誓言，为护航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