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开普敦的好望角是非洲大陆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地方，它距北京的直线距离为12933公里。图为好望角上的灯塔。摄影/刘海乐
□贺文萍
“非洲团结和复兴”是非洲长期以来矢志追求的理想和目标。2002年非洲联盟成立以后，在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推动下，“非洲复兴”的思想和理念曾在非洲乃至国际舞台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2010年，南非成功举办了举世瞩目的足球世界杯。由于2010年恰逢“非洲独立”50周年（1960年17个非洲国家先后独立，被称为独立年），绝大多数非洲人都把世界杯看成是一场对非洲独立50周年的欢庆盛典，也是国际社会对非洲50年来发展成就的肯定。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曾撰文认为，2010年世界杯的举办让非洲大陆为全球瞩目。非洲大陆的人民借此将能够高高站起，非洲也或将改变其命运，迎来光明的未来。
诚然，命运的改变不可能仅仅通过一场足球赛事而实现。但南非世界杯所带来的激情四溢、自豪与自信，已经重新点燃了南非以及全体非洲人民对非洲复兴与发展的热情与希望。
冷战时期，几乎非洲所有的冲突背后都或多或少有着美苏争霸的影子，冲突的解决也因而超出了非洲国家自身或有关冲突各方的能力之外。
冷战结束后，虽然原有的冲突“热点”逐渐降温并趋于解决，但长期被掩盖的非洲国家间及各国内部的边界、部族、资源争夺等矛盾却开始激化并引发了新的冲突，产生了新的“热点”。而此时，西方大国因非洲的地缘战略地位已不复重要，纷纷采取了从非洲脱身的战略。解决非洲争端和冲突的重担便历史性地落在了非洲国家自己的肩上。
早在1993年年底，第29届非洲统一组织（非统）首脑会议就决定建立“预防、处理和解决非洲国家内部冲突的安全机制”，设立由非统首脑会议执行局11个成员国组成的中央机构，还拨出非统年预算的5%作为维和行动的和平基金。该机制建立后，先后调解了索马里、卢旺达、布隆迪、塞拉利昂、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国的冲突，为非洲地区和平作出了贡献。
2002年7月，非洲联盟（非盟）正式取代非统成为一个全新的全非政治经济联盟后，不仅在组织机构上继承和扩大了非统的原有机制，成立了由15国组成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更重要的是，吸取非统1994年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不作为（实际上是囿于“不干涉内政原则”而难有作为）的教训，突破了在维和方面过去制约非统的一些条条框框。在非盟宪章中虽然保留了不干涉内政原则，但同时又规定了“非漠视原则”，即根据非盟大会决定，非盟有权“干预战争罪行、种族灭绝罪行和反人类罪行”。
此外，出于维护地区安全的需要，非盟还可以干预那些不按宪法程序攫取政权，以及因国家内部不稳定导致难民外流、叛乱分子侵扰和其他殃及邻国的行为。从近年来非盟在利比里亚内战及政权更迭、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科特迪瓦冲突及2011年初爆发至今的利比亚政治危机等一系列“热点”冲突和危机中卓有成效的表现（包括促使政变发生国恢复民选统治以及向冲突地区派出非盟维持和平部队等），我们不难看出，非盟正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主动介入冲突。
在政治发展方面，非洲国家吸取自20世纪60年代独立以来所经历的由民主到集权，再由集权到民主的两次政治体制转型的教训和经验，积极探寻适合非洲历史传统、文化和国情的民主之路。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场由“多党民主”风潮所带来的动荡洗礼之后，许多非洲国家已形成并巩固了具有非洲特色的“一党主导，多党参政”的多党民主体制。
如今，加强治理，推行良政不仅早已成为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广泛共识，更是蓬勃发展的非洲市民社会和新闻媒体用以监督和衡量领导人、执政党和政府是否“作为”和成效如何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非洲复兴”能否得以真正实现的重要制度性基础。自2010年以来，多哥、苏丹、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亚以及非洲第一人口和石油大国尼日利亚等国均顺利举行了总统及议会选举，为2011年黑非洲地区的“选举年”（这一年里陆续有近20个非洲国家举行选举）平稳举行打下了基础。
另外，在推进非洲大陆集体民主监督机制的完善方面，非洲自主设计并推动的民主监督机制“非洲互查机制”自2003年3月成立以来已走过了7年的历程。2010年7月非洲联盟峰会召开前夕，非洲各国领导人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召开了“非洲互查机制”第13届论坛峰会，对毛里求斯的国家报告进行了检查和评估。目前，在29个志愿加入的成员国中已经有13国完成了检查和评估。据悉，未来该机制的发展将更多吸纳来自非洲市民社会的看法和意见，并推动评估报告所形成的建议尽快得以落实。
在经济发展方面，非洲经济自1994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年均5%左右的中低速恢复性增长态势。2009年，非洲经济虽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遭到重挫，经济增长率下降到2%以下，但在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以及非洲贸易条件、经常项目和财政状况等经济指标的趋于好转，非洲经济已经触底回升，达到4%以上的增幅。
为使非洲经济顺利渡过危机和恢复增长，非盟认为唯有更加积极地推动经济一体化才是出路。仅在2009年一年内，非盟就举行了4次首脑会议，研究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和粮食安全、冲突解决与维护稳定、难民保护等问题。2010年2月和7月分别召开的第14、15届非盟首脑会议也先后聚焦“非洲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非洲母婴、儿童健康及发展”等两大主题，从通讯以及民生层面切入来探讨非洲的发展以及一体化前景。
2005年1月，苏丹北南双方达成协议，为签署结束21年内战的全面和平条约铺平了道路。
近年来，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全方位的自主外交活动，利用一切的国际场合宣传非洲的主张，积极参加国际经济谈判，为非洲复兴寻求国际支持。
一方面，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对西方援助和投资的依赖，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仍是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非洲国家对外关系的重点。但与过去跟西方打交道时较多的迎合和屈从所不同的是，现在的非洲国家更多的是不卑不亢，不唯西方的马首是瞻。如今的非洲在对外关系方面强调“发展合作”与建立“伙伴关系”，愿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新型互利的平等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在反对单边主义、反对伊拉克战争、抵制西方对津巴布韦和苏丹的制裁和人权攻击、反对北约轰炸主权国家利比亚，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取消发达国家农产品贸易补贴的谈判等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非洲国家敢于发出与西方不同的声音，充分体现出非洲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
近年来，以经济投资方式流入非洲的资金，首次超过了开发援助的经费，这对非洲而言，不仅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更预示着一个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贺文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编：孙玲
□本刊记者王新玲孙玲
走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曼德拉广场，来来往往的国际面孔，繁华的现代商业，丝毫看不出发展中国家的迹象。让人想起2007年南非副总统姆兰博—努卡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所说：我们不指望也不需要中国的援助，我们需要的是贸易和投资。
作为非洲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2010年，南非经济总量已经达到黑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总体经济的1/4，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000美元。南非的第三产业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这一数字相当于中国上海、江苏等东部发达地区的水平。2010年，我国与南非贸易总额为256亿美元，居非洲国家之首。
作为中国驻南非大使，钟建华最常强调的是“不要小看和误解南非”，“我们对非洲的了解还太少”。8月9日，南非举国庆祝妇女节的日子，本刊记者采访了这位拥有多年驻外经验的大使。
中国驻南非大使钟建华摄影/刘海乐
我们以前穷的时候，帮助过非洲国家；现在经济发达了，更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他们。这种帮助不是简单地给钱，而应该拿我们的经验去和他们交流，告诉他们，我们当初做的哪些事情效果很好。
例如，“要想富，先修路”，是中国多年发展得出的经验。非洲的基础设施比较差，从法语非洲国家到英语非洲国家，尽管相邻，中间却没有通道，而必须从巴黎、伦敦中转才能到达。也由此，非洲贸易只有10%左右是在非洲国家内部进行的，这是殖民主义统治遗留的问题。非洲国家联盟委托南非牵头规划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2010年祖马总统访问中国时，即希望能在交通、通讯、能源开发等方面获得中国的帮助。
南非经济发展起步很早。1902年英布战争后，南非真正成为一个地理格局上的国家，从此经济就一直在发展。即使因实行种族隔绝制度而被全世界抵制时，也未停止过发展。南非的环保标准和欧洲国家完全一致，南非人在自然和环境保护方面做得很好，他们对自然持有的敬畏之心远在我们之上。南非在劳动保护上投入了很大精力，一直在以发达国家的标准做这些事情，因此，南非的矿产行业死亡率也比较低，等等。
我国的高铁项目很有兴趣来非洲发展，但中国高铁走进非洲不能仅靠速度，更要注重安全及经济效益。在非洲发展高铁，要在综合考虑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充分调研非洲国家国情后才能做出可行性方案。中国企业来南非建高铁，如果高铁不能自负盈亏，形成巨大的财政黑洞，中国政府怎么办？南非政府是一个相对弱势的政府，政府可以规划，可以建议，但最后议会是否批准，社会是否接受，都对政府决策有较大的约束力。要办真正有利于非洲人民的事，要真正实现“双赢”才是可行的。
中国和南非都很关心就业问题，但是显然中国解决得更好一些。在南非，每任总统执政期间考虑的核心问题都是如何创造就业机会。但是由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等因素，就业问题解决得并不是很好，2010年南非的青年黑人失业率达到39%。
今天，全球化的经济竞争是残酷的，我们解决就业的同时，生产出的大量廉价服装产品可能会使南非的服装厂大规模地垮掉，从而对他们的就业造成一定的冲击。2007年和2008年，我们基本停止了对南非出口服装，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但是结果并不好。因为虽然来自中国产品的冲击减弱了，但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廉价产品又进来了。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在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南非解决部分就业问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最大的时代，但是，不同时期的环境不同，形式不同，结果也不同，很难纵向比较。我不认为现在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更差，我只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更加艰巨，需要我们做更多更深入的事情。现在，非洲对中国的需求是全方位的，希望能与中国一起应对全球问题，希望他们的声音能被我们听到、理解和支持。
我经常被问，“你们来非洲干嘛？”问话的并不是非洲人。几百年来，欧洲人一直把非洲当成自家的后院，他们认为自己帮助非洲从蒙昧时代进入现代文明，非洲人应该感谢他们，予取予夺不算什么。然而，当我们勒紧裤腰带支持非洲的时候，西方人又在哪里？
“新殖民主义”论认为中国在掠夺非洲资源，而实际上，中国从非洲购买的石油仅占非洲石油出口总量的19%左右，欧洲和美洲则各占30%以上。又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因为中国的到来打破了欧美对非洲市场的垄断。
2010年，南非总统祖马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时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是朋友、兄弟，到非洲是来帮助我们建设的，中国从未对非洲大陆进行过“殖民”活动。
过去我们讲殖民主义的罪过比较多，但另一方面讲得少，就是欧洲人始终有一种神圣的宗教使命感，他们冒着危险到蛮荒之地去探险、开拓，这些人如果没有献身精神是很难在非洲站住脚的。欧美也有一些青年，继承了这种献身精神。一方面，他们确实帮助一部分非洲人民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普及文化、卫生知识，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另一方面，也锻炼出一支青年人的队伍，扩大视野，这些青年人后来就成为欧美继续了解和介入非洲社会的重要力量。
中国在非洲也有志愿者，只是现在这种模式还尚未发育成熟。我很希望中国的青年志愿者到非洲来。青年人应该走向世界，从城市走到乡村，从发达地区走到边远地区，去看看全世界的穷人的生活，增加使命感。将来，在他们中间可能会产生一些喜欢非洲、热爱非洲的非洲问题专家，他们可以就中国如何接近非洲，如何与非洲携手发展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这对中非远期的交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件事情需要有成熟的机制，这种机制不仅对非洲有好处，更对我们有好处，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青年有好处。
早在2009年12月南非举行世界杯参赛国抽签仪式时，很多国家大使就问为什么没有见到我，当我说中国足球队没有入围时，大使们都很奇怪：还有什么事情是中国做不了的？后来，南非外交部通知说，世界杯开幕式和闭幕式只能邀请入围国家大使参与。紧接着，中国足球发生了在新加坡参与赌博事件，中国足球舞弊事件。我有意将休假调至2010年6月世界杯期间，避免更多尴尬。所以，我是在国内通过电视看的南非世界杯。
中国足球踢不好可以理解，但能踢出这么多“花样”，不光外界不可理解，中国外交官也很难解释。在驻在国举办世界杯，大使却躲开不看的，这种情况恐怕不多。
责编：王新玲
2010年南非世界杯，赛场上热情的南非球迷和独具非洲风情的乐器“呜呜祖拉”给全球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本刊记者王新玲发自达累斯萨拉姆
中国报道：在您看来，坦桑尼亚是个怎样的国家？
刘昕生：政治上，从1964年建国至今，没有发生过政变和动乱。1992年实行多党制后，虽经过四次大选，但革命党始终是执政党。从长远来看，坦桑尼亚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即使执政党变化，也会通过选举的方式，中坦关系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最近十几年，坦桑尼亚经济都保持6%的增长，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也不例外。坦桑尼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东非的影响，东非共同体总部设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口是赞比亚、马拉维、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等五个内陆国家的出海口。目前，坦桑尼亚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通讯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坦桑尼亚可耕地面积是中国的一半，矿藏丰富。今年7月通过的坦桑尼亚下年度财政预算中，对援助依赖度接近40%。
总体来看，坦桑尼亚是一个比较难能可贵的稳定的国家，是在非洲进行投资和民间交流的比较好的合作对象。
中国报道：和中国与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相比，中坦关系具有哪些特点？
刘昕生：中坦关系在中非关系中是一对非常稳定、友好、富有活力的关系。双方的合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政府间合作。从建交到今天，中国与坦桑尼亚政府间的合作覆盖面越来越广。
二是中国公司的进入。从2000年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至今，在坦桑尼亚的大型中国企业有近50家。在坦桑尼亚工程承包领域，中国公司占有90%的市场。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的总体营业额超过36亿美元，雇佣当地员工达3万多人。
三是中坦两国的民间交往。今天，在坦桑尼亚的中国公民有2万多人，已是仅次于印度人的第二大外来人口。他们主要做贸易和投资。达累斯萨拉姆市中心到处都是来自中国的产品。中国人在这里开办企业260家，投资额超过6亿美元。中坦之间的经济关系发展至今天，已经成为立体化、全方位的合作关系。
中国驻坦桑大使刘昕生摄影/刘海乐
中国报道：在非洲的部分中国企业和商人存在恶性竞争、贩卖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您如何看这一问题？应如何消除这些不良影响？
刘昕生：中国企业走向非洲，开展经营和业务活动，支持了非洲的发展，受到非洲人民的欢迎。他们首先站稳脚跟，赢得了市场。他们降低了坦桑尼亚国家经济的发展成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积累经验，对走出去的企业加强监督和管理，避免因机制问题造成恶性竞争。还需要加强对非洲市场容量的调研。
对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贸易中存在的问题，要具体分析，肯定大方向和主流，充分看到中国与非洲的交流带动了非洲各国经济发展，提高了非洲人民生活水平。与此相比，个别中国商品的质量问题只是枝节。客观地说，这也有中非经济和市场发展的原因。
坦桑尼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不是中国人的问题。因为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外国商人群体中，最多的还是来自周边国家，甚至坦桑商人进购的中国产品都比中国人多。这里也有传统上占领非洲市场的一些外来商人的炒作因素。中国大使馆支持坦桑尼亚政府加强市场管理，要求中国企业确保商品和工程质量，反对非法雇工、逃税等现象。目前，这些个别问题都在可控范围内，没有形成当地社会大的问题，更没有进入坦桑尼亚的政治领域。
中国报道：和经贸交流相比，中坦两国的文化交流状况如何？
刘昕生：近年来，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成果丰富。中国和非洲都拥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双方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可以促进世界不同文明的对话和共同发展。中国与坦桑尼亚两国文化交流近年来不断发展，如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2010年上海世博会图片展，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年的“欢乐春节——聚焦在非洲·坦桑过大年”大型综合庆祝活动，多次介绍中国的图片展与实物展，2010年国庆期间的中国电视周，及近期《媳妇的美好时代》斯瓦希里语译制工作的开展等，都在当地引起了巨大反响，为推动中坦两国友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非洲具有丰富多彩的诗歌、雕塑、舞蹈等文化传统。由于经济发展的制约，坦桑尼亚文化市场发育不够，需要中方的交流和帮助。同时，中国文化中的艰苦奋斗、社会责任感、家庭责任感等内容，对坦桑尼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中国报道：到今年7月14日，坦赞铁路已建成通车35年。请问坦赞铁路目前情况如何？
刘昕生：坦赞铁路是中国政府无私援助非洲的历史丰碑和旗帜，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的作用非常辉煌。现在，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政府和人民对此仍然铭记。坦赞铁路修建的质量很好。目前，该铁路运营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设备老化、人员老化、体制老化、管理方法老化。中国政府仍在继续支持坦赞铁路的运营，使之继续为两国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中坦赞三国也在探索对铁路进行改革，寻求让铁路焕发活力的各种方案。我相信，这条象征中非友谊的“自由之路”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报道：在您看来，未来的中坦经贸合作的重点是什么？
刘昕生：首先，中坦两国政府应密切合作，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所确定的中非开展务实合作的各项措施，推动双方经贸关系再上新台阶。要加强双方交流，采取多种方式逐步改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其次，通过双方合作，共同促进中方企业和公民在坦桑尼亚的投资，扩大双方合作的领域和深度。第三，双方加强交流与协作，改善经营和投资环境，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良好的平台和完善的服务。
1桑给巴尔岛，年轻人经常围在街上看球赛。摄影/刘海乐
2坦桑第一大城达累斯萨拉姆唯一的过街天桥，现在，第二座已经开始修建。摄影/刘海乐
3达累斯萨拉姆，随处可见叫卖的人。摄影/王新玲
□本刊记者王新玲发自约翰内斯堡、达累斯萨拉姆
麦肯锡2010年年报分析说，非洲将成为下一个十年全球发展新的经济增长极。而早在此前，已有众多分析人士将非洲评价为地球上最后一座金矿。丰富的矿藏、广袤的土地，尚存空白的市场，还不那么严苛的投资与贸易环境，高于欧美甚至中国等国家的利润率，都使非洲对世界各地多领域的投资者们充满了诱惑力。投资非洲，对于任何投资者来说，都是一个魅力指数与风险指数极高的抉择。众多中国企业在其中，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也面临着诸多考验。
始建于1891年的贝拉港是莫桑比克第二大港，是邻国津巴布韦、赞比亚及马拉维的主要转口港之一。今天，繁荣依旧。
今年8月，中国工商银行非洲代表处总代表、南非标准银行集团董事刘亚干在约翰内斯堡向本刊记者确认，由于阿根廷与南非及非洲之间协同效应很少，如贸易量不大，而中国是阿根廷第二大贸易伙伴，协同效应很大，加之很多中资企业在阿根廷，为了工商银行和标准银行的利益最大化，工商银行和标准银行董事会一致同意工商银行收购阿根廷标准银行80%的股份。这是中资银行第一次进入阿根廷市场，若收购获得监管机构最终批准，工商银行在阿根廷将拥有103家分行。
在工商银行海外发展的版图上，比此次收购更受人瞩目的是，2008年初，与标准银行达成战略投资和合作协议，以约55亿美元投资，占有标准银行20%的股份，远高于第二和第三大股东的10%和5%左右。这笔得到了南非政府监管机构和总统特批的投资，曾经轰动中国、非洲，乃至全球金融界。直至今日，它仍然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单笔投资，也是非洲有史以来接受过的最大单笔投资。刘亚干告诉本刊记者，这笔划入标准银行账户的55亿美元真金白银，就是对中国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为了资源和能源）”论的最有力的驳斥。
2010年，标准银行集团首席执行官JackoMaree在接受麦肯锡《季刊》访问时说，“标准银行从中获得的好处，首先是筹集到了资本金，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体系动荡之前，这对标准银行特别重要。实际的商业利润，其中有很多都来自在非洲大陆投资的重要的中国企业。”
2008年3月双方股权交割完毕至今，这项合作让工商银行收益颇丰，使其成为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范例。合作之后，每年从标准银行直接实现利润20多亿人民币（不包括业务合作收益），其中10多亿是现金分红，工商银行由此得到的回报比发放贷款还高3%～4%左右。而且，根据资产和收入总额，标准银行是非洲第一大银行，借助标准银行在南非第一，在肯尼亚、加纳、尼日利亚等排名前五，在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排名第二的实力，截至今年6月底，工商银行在非洲发放了超过80亿美元的贷款。
与此同时，借助标准银行在非洲多个国家的1000多个分支机构，工商银行自如地服务于其中国客户的非洲业务，这对于拥有400多万企业客户，其中400多家来自中国五百强的工商银行来说，意义重大。从某种程度上说，与标准银行的合作，使工商银行顺利进入非洲主流市场外，更使它轻松地与在非洲打拼多年的渣打、巴克利、花旗、汇丰等欧美银行竞争取得优势地位，这是仅靠设置海外分行不可能实现的愿景。
合作后，工商银行正逐步将其全球领先的IT技术引入标准银行。这项开始于1999年9月1日的“9991工程”，为工商银行培养了近万名软件工程师，使其IT系统可以根据新兴市场和客户状况的变化随时得到调整，这是国内外许多技术依靠外包的银行做不到的。“工商银行每年数百万亿元交易量中，60%多通过自动交易完成，我们的成本收入比是30%左右，而南非和欧美国家的银行是50%～60%。”2011年，工商银行和标准银行建立了中非直联，两行的计算机主机系统实现直接连接，连接后，中国企业在总部即可看到其非洲各分支机构的资金变动情况。由此，工商银行将其到非洲的客户推荐给标准银行托管，标准银行也将其前往中国的客户推荐给工商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对标准银行的投资，得到南非政府监管机构和总统特批。图为中国工商银行非洲代表处总代表刘亚干和南非总统祖马。供图/唐伟
两行业务合作带来的商业效益，夺得2009年底的博茨瓦纳大型火电站项目就是一个例子。那次竞标中，他们打败了欧美众多大型银行。而如果没有对方，无论工商银行还是标准银行，都不可能单独拿到这一项目。因为项目要求银行既有资本实力，还要在当地有营业机构。竞标成功后，两行共同为项目提供融资，博茨瓦纳政府则从中国进口成套的机电设备。现在，两家银行在非洲合作开发的项目有60多个。
在有人敢直接炸掉ATM机抢钱的非洲，社会环境是银行面临的风险之一。“只要把风险把控好了，业务机会非常多。”
“海外的发展要与自己的风险控制能力相适应，要考虑能不能控制这个风险，而不是首先‘梦想’能赚多少钱，这是中资机构海外扩展应注意的。第二，要多想想国际化能为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带来哪些价值。有些银行的海外机构，中国客户很少，本地客户融入不了，就成了象征性的机构。第三，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最大瓶颈是人才，管控风险必须有人。不是只懂外语就行了，而是要按国际准则交流，精通业务。我们每年派两三千人到海外培训，也是这个原因。有些事情是突然发生的，来不及向总行请示，也不可能事事请示，这就需要靠派驻人员的职业判断来维护我们的利益。”
2010年5月，金川集团和中非发展基金与南非矿业公司Wesizwe公司签署协议，承诺出资2.27亿美元，收购Wesizwe公司45%的股权。此外，由金川集团担保，国家开发银行为Wesizwe提供6.5亿美元的项目融资，用于矿产开发。今年5月，双方股权正式交割完毕。目前，2.27亿美元项目资金已经到位。
过去的半年里，围绕Metorex发出的收购要约，金川集团和淡水河谷展开了一系列角逐。而7月11日，淡水河谷书面宣布不再修正报价，7月22日，Metorex99%的股东通过拒绝淡水河谷报价的决定，使得金川集团在这场竞争中后来者居上，获得绝对优势地位。8月2日，Metorex发布股东通告，推荐金川的报价：13.6亿美元。而等待Metorex股东大会正式通过的同时，金川集团已经获得了包括Metorex董事长、前任董事长暨创始人，以及部分股东的支持。
待Metorex股东大会通过，双方签署收购协议后，这一收购还需要获得南非、赞比亚、刚果的反垄断等项审批，以及中国政府的审批。张其银期望所有审批能够在三个月左右最终完成。张其银是金川南非资源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也是Wesizwe被金川收购45%股份后的代理首席执行官。
金川和Metorex并不是新朋友。早在2007年，Metorex就与金川签订了钴的长期包销协议，向中国销售其冶炼后的中间产品，2008年协议开始执行，期间，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预计今年能够实现4000吨金属量的销售。张其银对本刊记者分析说，Metorex看好的，是中国良好的钴和铜市场，以及金川集团在技术和融资方面的强大实力。
收购Wesizwe后，金川就将非洲确定为其重点发展区域。而待Metorex收购完成后，金川在非洲的总投资将达到22.37亿美元，非洲将在金川的海外投资中占据绝对第一的地位。
而仅在两年前，金川南非资源有限公司还只是金川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连带总经理张其银在内，只有3名员工，主要进行公司的原料采购、项目推荐和研究开发等基础工作。
今年5月，Wesizwe股权正式交割完毕后，张其银的办公室也由金川南非资源公司搬至Wesizwe公司，同在约翰内斯堡，两者只有一条马路之隔。
现在，Wesizwe公司的中方职员只有4个人，首席执行官高建科、执行董事张其银、财务总监和矿山总经理。其他的人员，除了管理层变动外，也全部留用。“待矿山开始开发，大约可以为当地创造3200个就业机会。”
“和其他地区市场相比，非洲总体开发得比较晚，机会也相对多一些。但很多大的矿业公司已经把好的矿产资源占据了，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机会，如果不抓住，就很难再进入了。非洲市场越来越规范，刚果已经不允许原矿出口了，以后精矿也不被允许出口。这样的事情会逐渐增多。
“别的国家也在非洲进行投资。我们只是按照谈好的价格来收购某个项目，是市场行为。过去的老牌资本主义直接进来拿走资源才叫掠夺，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南非有些人在呼吁国有化，但南非最大的问题是就业问题和当地受益，更多人就业了，就有更多人受益了。”
友谊纺织厂（FTC）位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市郊，通往赞比亚的莫罗戈罗路将其分成厂区和生活区。厂区里，一块硕大的牌子“中坦友谊万岁”矗立着，标志着工厂诞生的奠基牌和开业牌也完好地保存着。当年的奠基和开业仪式，坦桑国父尼雷尔都曾亲自参加。友谊纺织厂一度是东非甚至非洲唯一能实现“从棉花到成品”的全能型企业。直到今天，标着“FTC”的布在坦桑市场上都是信誉最好、价格最高，也最畅销的。
然而，这家工厂却已亏损多年。目前，工厂有内债100亿坦桑尼亚先令（约3900万元人民币），外债450亿先令（约1.755亿元人民币）。今年3月，因为当地棉花危机而停产，8月1日随着新棉上市才逐步恢复。“但只能是有条件地恢复”，总经理吴彬形容自己当前的任务是“维持生产，等待重组”。
友谊纺织厂1966年由中国建设，1968年交由坦桑政府经营，期间，中方根据坦方需要，为其提供技术援助。1995年时任副总理朱镕基访问坦桑时，工厂已停业多年，坦桑政府期望中国介入经营。1996年，工厂从经援项目转为股份制企业，中方占股51%，由常州市纺织工业局（现常州纺织国资公司）任股权代表；坦方占股49%，由坦桑财政部任股权代表。
1996年实现股权合作后，由坦桑财政部作担保，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其发放贷款1亿元人民币。2003年，常州纺织国资公司和坦桑财政部按股权比例分别担保，再次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1亿元人民币。只是，这笔贷款直到2007年才发放完毕。在此期间，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友谊纺织厂的一部分工序没能实现改造，导致各工序生产设备严重不配套，有些设备还是上世纪60年代建厂初期的。但这笔贷款使友谊纺织厂背上了沉重的利息包袱。虽然中国进出口银行在2009年与坦桑财政部签署了十年还款宽限期，但与此同时，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将常州纺织国资公司诉诸法庭，该公司当年的抵押物，一栋大楼，已被执行拍卖。
工厂的两起赔偿事件加重了内债。1996年，工厂转制时，英文版文件里说明工资含有每月1万先令（约39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但斯瓦希里语版文件中表述并不明确。工会由此向法院提起诉讼。五年官司后，终审判决下达，工厂从2000年到2006年，补偿每人每月1万先令，总计10亿先令（约390万元人民币）。目前已在理赔中。
另外一起官司是，2008年1月1日，坦桑劳动部出台文件，将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6万先令（约234元人民币）调至15万先令（585元人民币），另加每月6.5万先令（253.5元人民币）的补贴。工厂无力将其提至21.5万先令（838.5元人民币），故只提到8万先令（312元人民币）。在许多公司的抗议下，坦桑劳动都将最低工资调至8万先令。但工厂工会以劳动部程序不合法为由，将劳动部部长和工厂诉至法庭，要求工厂承担差额。目前该案仍在审理中。令吴彬感到庆幸的是，2010年4月30日，政府按照程序正式将最低工资定为8万先令，使得这一案子的标的停止上升。但如果败诉，工厂需承担50亿先令（约1950万元）的赔偿。
友谊纺织厂于今年3月停工，8月1日逐步恢复生产，图为其纺纱车间。摄影/刘海乐
“去年亏损17亿先令（约663万元人民币），固定成本20亿先令（780万元人民币），贷款利息八九亿先令，技术改造折旧八九亿先令。背上这两个沉重的包袱，很难不亏损。但不从财务角度来说，这个厂子是能盈利的。这也是工厂一直亏损却还能运转的原因。”
截至2010年底，工厂累计实现销售1000多亿先令（3.9亿元人民币），上缴税费190亿先令（7410万元人民币），支付工资福利195亿先令（7605万元人民币），提供当地就业接近2000人。
在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环境下，吴彬曾试图树立工人按劳分配的理念。在每月基本工资10万先令的基础上实行奖金制度，“我一年发了1000多万先令奖金，换来几个月的增额，工厂年增加收入3亿先令（117万元人民币）。”但是，这样的努力，只能略微减低友谊纺织厂的亏损程度。
纺织产业的效益，似乎远填补不了贷款和赔款带来的负担。2010年3月，时任常州市市长王伟成与坦桑工贸部部长玛丽·纳谷签署会谈纪要：友谊纺织厂作为中坦友谊的象征，纺织主业不能变；双方同意引进战略投资者；重组后的公司在纺织主业外，可以经营商贸、物流等其他业务。“现在基本明确由浙江外向型企业越美集团介入，它可能购买坦方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还没有进入正式谈判。”
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仅靠商贸、物流甚至房地产一条，就足以盘活这家工厂，因为750亩的厂区面积，真正用于纺织生产的只有30%，还有近70%的土地有待开发，而这里也早已由当年的郊区成为市区。当地商会与浙江房地产公司等机构都曾表达对这块土地的兴趣。
“资产重组是解决企业历史困难的当务之急。通过股权重组，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资产的潜力，形成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格局。”
“现在，有必要把工人身份做置换，现有650人中，500人是无劳动期限的职工，不是要清退他们，但起码要把身份转成合同工。”坦桑《劳动法》规定，固定工人每年工作满12个月；可以享受28天全薪假期，期间生病，可以享受3个月的全薪病假，以及3个月的半薪病假。从法律程序上看，工厂有辞退工人的可能，但实质上可行性并不大。“某种意义上，要让这种身份的工人离开工厂，除非其退休或者死亡。”
如今，共有1100名中国医生驻守在全球48个国家，其中42个在非洲。
本刊记者王新玲
卫生部国际司副司长王立基摄影/陈博渊
中国报道：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医疗队时，阿尔及利亚和我国国内的情况如何？这支医疗队的派出是否标志着我国援外医疗工作的开始？
王立基：这是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作出的决定。当时，阿尔及利亚刚刚结束130年的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独立，西方国家撤走了包括医生在内的所有专家，阿政府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国际社会求援。我国当时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恶化，西方加强对我国的制裁。我们也非常需要医生，很多农村也缺医少药。在那种情况下，中国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医疗队，也是切身感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第一支援外医疗队有100多人，来自湖北、北京、上海、江苏等多个省市。从卫生领域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派出的第一支队伍。目前，全球48个发展中国家都有中国医疗队，其中有42个非洲国家，另外6个在大洋洲、南美洲和欧洲（马耳他）。今年2月的利比亚撤侨行动中，马耳他的中国医疗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报道：中国医疗队在受援国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对当地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什么作用？
王立基：目前，我们在48个国家大约有200多个医疗点，根据各受援国的不同需求，派出由心脏病、外科、骨科、心血管等各科专家组成的医疗队伍，在当地医院科室固定工作。此外，我们也到边远贫困地区提供巡回医疗服务。我们还为受援国培训了大批医生，在肿瘤防治、断肢再植、疑难妇产科病症、癌症治疗等很多领域，为受援国填补了医疗空白。
这些年来，“中国医生”在非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响亮的名牌。曾经在马里，中国医疗队要调往大城市，当地百姓为他们送行到很远的地方，还因为政府迁走医疗队而抗议。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能有今天这样好的国际环境，离不开这么多年来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中国报道：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承诺为非洲援建30所医院，建立30个抗疟中心；2009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承诺在此基础上深化医疗卫生合作。这些项目有什么新的进展？
王立基：到2010年底，中国已经为非洲国家建立30所医院。现在我们还在继续投入，希望把它们建成现代化的医院。比如，我们正在筹划怎样使坦桑尼亚心血管中心良性运转，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派驻短期专家组，为当地百姓做手术，同时，接纳坦桑尼亚的年轻医生来我国心血管医院进修，期望慢慢帮他们建立一支心血管医疗队伍。
非洲每年约有400万人死于疟疾。中国在非洲建立30个疟疾防治中心的目标，在全球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我们派出大批专家到中心为当地医生培训，建立疟疾诊断实验室。我国有几个复方的青蒿素已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证，可以合法地在非洲使用。但是，消除疟疾是对生物界的宣战，把蚊子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所以，抗疟是一项长期挑战，需要人类的决心。
中国报道：目前，非洲国家的医疗事业发展情况怎样？
王立基：严格说来，非洲国家还是缺医少药，医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虽然我们为非洲国家培养了大批医生，但非洲大部分的医生还是西方国家培养的，他们一部分毕业后会留在西方国家工作，即使回国，也多选择大城市的公立医院，或自己开诊所，医疗人员流失情况比较严重。
我常和医疗队员说，一定不要看不起和你们一起工作的非洲医生，他们大多是西方培养的，很多还是名牌大学的，因为国家穷，没有先进的医疗设施，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是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水平都不会比你们差。
中国报道：和其他国家对非援助相比，我们的医疗援助有哪些特点？
王立基：对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援助，中国带了个好头。中国的医生在当地有一半都在艰苦的边远地区工作，甚至是在渺无人烟的沙漠边缘，那里经常高温40多度，连空调都起动不了。西方国家应该看到中国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对发展中国家援助所取得的效果。西方国家也在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但是通常以制度和人权干预为条件，发展中国家对此很反感。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展援外工作，受到他们的广泛接受和欢迎。
另外，我们派出的是经过多年临床锤炼的专家，都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或专家教授，来自教学医院、省一级医院，至少是地市一级医院，援助更多是政府行为。西方国家的支援则多以民间团体志愿者的方式进行，少则几个月、一年，多则两三年，医生就会离开，比起我们深入医院、科室，效果显然不同。
中国报道：我国和受援国如何分担援外医疗队所需开支，中国各省份又如何分担我国援外医疗工作？就目前情况来看，派遣援外医疗队还存在着哪些难题？
王立基：受援国为医疗队提供住宿和工作场所，援外医生享受本国医生能享受的合法权益，其他费用由我国负担。目前全国有27个省区市承担了向固定的1～4个国家对口派遣援外医疗队的任务，医疗资源较丰富的中东部地区承担着较重的派遣任务。
第二，援非医生的个人业务水平提升会受到影响。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很快，在国内工作，个人的技术进步会很快，但非洲的医疗技术与国内差别很大，很多人援外期间学不到什么新技术。两年后回国，和同级别的医生相比就显得落后了，在竞聘上岗、职称评定、论文写作等方面都容易处于劣势。
第三，各种传染病的威胁给医生带来一定的心理负担。受援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比较差，很容易感染疟疾、结核、黄热病、伤寒等。非洲没有专门的传染病医院，综合医院里也有很多传染病人，所以援非医疗队员很少有不得疟疾的。吃抗疟药对肝脏有损害，很多队员的肝脏都大，有的回国很多年后，身体还留有不适。
非洲部分国家政局不稳，有的处于战争边缘，有的时有政治动乱，近些年，我们的队员有在流弹中被打死打伤的，有遭持枪入室抢劫的，这是前几十年没有的情况，也给医疗队在国外的工作带来波动。
山东21期医疗队医生工作中。供图/陈建中
责编：温志宏
纳西莫加医院，又称OneCoconutHospital（一棵椰子树医院），是桑给巴尔最大的公立医院，负担着全桑给巴尔约100百万人口的医疗和保健。人们习惯倚靠在大树下等待看病。供图/卢建林
对于短暂的过客来说，桑岛是个好地方，有满载历史的石头城，有最清最美的东海岸，但对远离亲人与故乡来到这里进行医疗援助的医生们来说，这里只是一个没有地道油炸花生米的异乡。
□本刊记者王新玲发自桑给巴尔岛
6月11日，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当地简称“桑岛”）迎来了中国江苏24期援外医疗队，21名队员中，12人进入桑岛纳西莫加医院，9人进入奔巴岛上中国援建的阿不都拉姆才医院。
占地面积60亩的纳西莫加医院是桑岛最大的公立医院，约有400张床位，承担着桑岛约100万人口的医疗服务工作，以及周边岛屿的医疗救治工作。这家医院最先进的地方，就是中国援助的眼科中心和美国援助的艾滋病中心。
妇产科是纳西莫加医院实力较强大的科室，拥有100多张床位，其分娩量相当于北京妇产医院。在这里工作的外国医生，除了中国医疗队队员侯顺玉外，还有来自俄罗斯、埃及等国的4位专家。7月底，坦桑前总统karume的女儿AminaKarume需要做剖腹产手术，指名要侯顺玉医生做。由于此前该医院副院长的妻子死于子痫，加重了病人的恐惧。手术还没有开始，手术室里已经围满了很多护士，连卫生部秘书长也亲临医院，队长卢建林也亲自上台协助手术。当母婴平安回到病房时，卫生部秘书长握着侯顺玉的手说，“Dr.Hou，youareverygood”。
侯顺玉介绍说，“妇产科是这所医院比较有竞争力的科室，除了恶性肿瘤和微创手术不能做，一般手术都可以做。中国的许多县级医院都有微创中心，但这里却没有，尽管只需投入两三百万元。”
“这儿的结石病人很多，小的结石根本就不用开刀，只需体外震波碎石或者服用排石剂就可以，但是在这儿根本做不到。所以，只能让他们多喝水、多活动，如果三个月后结石还化不了，即便很小，也只能手术解决。”江苏24期援外医疗队队长、泌尿科医生卢建林的感受，同样也是许多医疗队员最无奈的事情。
马前军在国内是心脏内科医生，来到桑岛主要治疗高血压病症，因为这儿也是高血压高发区。“治疗高血压方面，中国和国际比较接轨，主张平稳降压，但这儿的医生们主要用Lasix快速降压，尽管我国第七版内科教科书上有这种用法，但目前在国内，至少在苏州临床工作中，因为担心电解质紊乱而没有过如此用法。”这让马前军很纠结，但是入乡随俗，他也给病人开这种药，只是在开药的时候，他会问病人有没有经济承受能力，有的话尽量改用其他药。和用药一样让他无奈的，是病人多医生少的情况，导致看病后六到七周内医院都没有办法安排病人复诊，也就是说，他看过的病人，起码要八周以后，才会再回来。
侯顺玉医生（左图）与李怀奇医生（右图）工作中。供图/卢建林
中医医生欧阳八四，用一个星期，针灸好了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最初来看病时，这个孩子嘴歪眼斜。为此，孩子的父亲专程到医院表示感谢。但让欧阳无奈的是，在桑岛，针灸用针并不是一次性的，医院不提供，病人也不愿自己买，只能把针重复消毒后使用。
口腔科医生李怀奇在博客中如此记录自己第一天上班的情形：在门诊做了三小时的手术，手术倒没有什么特殊，难以忍受的是在进行手术操作的时候，有几只蚊子、苍蝇在身边飞来飞去，真担心会落在手术伤口上。最难以忍受的是当准备做第三台手术时，被告知没有手术器械了，只好等待前面用过的器械再次消毒，但高温消毒锅又罢工了，只好暂停手术，跑去借来手术器械后再继续进行手术，好在病人也没有什么意见，还劝我说“polepole”（斯瓦希里语，意为慢慢来），这不禁让我哭笑不得。
加上李晓兵，放射科共有两名医生，另一名医生主要做超声波。除纳西莫加医院本院的片子之外，桑岛各卫生站的技术员们拍完片子也都会送到医院来，医生看好后，他们再把片子带走。这项工作，一直都由桑岛的中国医生完成。每天早上，李晓兵一进办公室，换了工作服就坐下看片子，一坐就是几小时，平均每天要看80到100份片子。
李晓兵发现，片子在排序时也常会出现错误，有时一位老人的片子显示的却是孩子的身体，如此一错就是两份。他建议工作人员用铅字在片子上打上号码，每个病人一个号码。但还是得“polepole”。“放射科的两台机器都很先进，技术员拍片子时却经常拍不到位。”这样的时候，李晓兵就直接叫来技术员，告诉他们怎么拍才是标准的。“只有拍得标准，拿出来的结果才标准。”
李晓兵希望能够慢慢带出助手。医院也希望他每个星期开两个小时的读片会，为当地医生讲解如何看关节、椎体等基础性的片子，以及如何拍片。
继眼科中心之后，队长卢建林和队员们一直努力，期望能够为纳西莫加医院建成ICU中心、微创中心和微笑工程（唇腭裂手术修复中心）。
微笑工程指的是救助唇腭裂患儿。桑岛的先天性唇腭裂患儿很多，发病率为千分之一到八百分之一。一次门诊中，李怀奇告诉一个孩子下周帮他安排手术，但一周后那孩子没有来。当地医生分析说很可能是经济原因。后来，医疗队申请了微笑列车项目，期望能由此获得资金，资助中国医生帮这些孩子治疗。此后，李怀奇就注意留下患者的临床资料和联系方式，以备项目申请下来后及时找到他们。
李怀奇说，他不久前遇到一个刚出生一周的先天性唇舌融合的患儿，在国内还没有报道过这样的病例。“要救治他，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钱，为这么小的孩子做手术，需要很多科室配合，要有很好的麻醉师，还要有先进的麻醉设备。医院没有ICU（重症监护室），手术后的护理很麻烦。”
创立ICU是当务之急。内科主任医师徐晓分析说，由于进ICU的都是重症患者，使得ICU的投入非常大，但产出并不是很大。“桑岛的监护条件和监护能力比较差，对监护的认识也比较差。但某种程度上说，ICU能够真正体现一个医院的医疗水平。”
对于短暂的过客们来说，桑岛是个好地方，有满载历史的石头城，有最清最美的东海岸，但对远离亲人与故乡来到这里进行医疗援助的队员们来说，这里只是一个没有地道油炸花生米的异乡。
或许正因此，队员们才会在驻地客厅墙上，排满两年的日程，并在最后一格里大大地写上“新队员来了，我们解放了”。
（本刊记者王磊、实习生王震对本文亦有贡献）
江苏24期援外医疗队中，有12位工作在纳西莫加医院。图为队员们和医院院长在一起。供图/卢建林
▲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瀑布。摄影/郭晓勇
在欧美游、东南亚游泛滥的时代，非洲似乎是一片被遗忘的大陆。然而，恰恰是这份遗忘，却完美地留存了它的鲜活与野性。古朴的原住族群、蹒跚前进的大象、欢跳的羚羊、旖旎的自然风光……远离信息时代的紧迫节奏，这是非洲大陆带给我们的诱惑，也是这片灵性大地最深刻的美。
□编辑/本刊记者孙玲
南非位于非洲大陆最南部，东、南、西三面为印度洋和大西洋所环抱。西北部为沙漠，北部、中部和西南部为高原；沿海是窄狭平原。特殊地貌使得南非有着最原始的血脉，其狂野的自然风光令人震撼。南非的现代化程度也令人惊叹，多元文化交织在此，让南非如同一个万花筒，充满着万种风情。
德班，是南非祖鲁人的故乡。这里有非洲最大的印度寺庙智慧庙，主建筑四周流水潺潺，里面金碧辉煌，后花园里不时见到身裹纱丽的漂亮女子。“金色里程大道”有着6公里长的迷人海岸线，以金色细沙闻名，也是冲浪爱好者的天堂，海边由于没有小岛、海湾的阻挡，这一带海滩的海浪很高，每年都举行世界上最长的冲浪比赛，吸引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参赛者。沙滩一侧各种豪华酒店公寓林立，岸边不时可以见到独特夸张的彩色黄包车，是当年为当地祖鲁人提供的一种就业方式。地摊儿上，让人眼花缭乱的木雕、珠链和艺术品，充分展示了德班的祖鲁式华丽风格和文化韵味。
开普敦市背山面海，绵延的海岸线迤逦展开。冷暖不一的蓝色如画家的调色盘，或浓或淡地拼接在一起，充斥眼眸，难怪有人将开普敦市形容为“蓝宝石之城”。当大西洋与印度洋在好望角交汇时，海浪拍打着礁石翻起惊涛骇浪，使这里成为令人生畏的孤傲之地。然而，也正是这千层浪激起的水珠经过阳光的折射，形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彩虹横亘于天空中，令人感受到“风雨过后出彩虹”的欣喜，也许没有哪座城市能像开普敦一样因蓝色而风情万种。
鸵鸟肉排是南非的特色风味食物，在沿海城市，可以大快朵颐海鲜，尤其是龙虾，在德班可以品尝到具有印度情调的食品，以及南非特色烤肉。非洲黑人制作的著名的手工艺品有木雕、葫芦雕、纹石雕和彩绘鸵鸟蛋等，由于这些艺术品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只要看到满意的就千万不能错过。南非属于温带地中海气候，四季凉爽，日照充足，全年均适宜旅游。
▲开普敦市被称为“蓝宝石之城”，这里背山面海，绵延的海岸线迤逦展开。摄影/郭晓勇
▲全世界最古老的沙漠“纳米布沙漠”，红色的沙粒颜色鲜艳，随着太阳光线的变化也会展现出不同的颜色。
纳米比亚位于非洲西南部，面积达82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却不足220万，平均每平方公里只住着2.5个人。纳米比亚是摄影师的天堂，这里有全世界最古老的沙漠“纳米布沙漠”，也有世界最高的沙丘，是非洲唯一有大象、犀牛、狮子栖息的沙漠。在纳米布沙漠中，红色沙粒颜色鲜艳，随着太阳光线的变化，沙的颜色也不断地随之变化，被誉为色彩最迷人的沙漠。苏索斯维利沙丘拔地而起，高达325米，为世界上最高的沙丘，壮观的美景多次登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首都温得和克海拔1680米，位于整个纳米比亚的中心位置。这里欧韵浓厚，琳琅满目的商店、餐馆、咖啡馆、酒吧，遍布市里；尖顶圆拱的基督教堂，日耳曼风格的城堡，色彩鲜艳，错落有致的庭院别墅，很容易让游人把这里当作一处欧洲城镇。
当地的特色菜是蚂蚁、玉米制作的饭“乌嘎里”，还有政府唯一允许销售饮用的土酒“布萨”。在纳米比亚有手工编织的篮子、木雕、地毯、挂毯和本土的首饰，还有用鸵鸟蛋壳、纳米比亚宝石、羚羊或豹毛皮制成的小工艺品。纳米比亚没有国际闻名的品牌或手表，但是它有上等的钻石。
纳米比亚的冬季是每年的5到9月，户外气温约为15～28度，非常舒适，也是该国的旅游旺季，一些特别好的住宿甚至要提前一两年预订。
坦桑尼亚的一半是桑给巴尔。这里曾因活跃的奴隶贸易、优质的异国香料、美丽的热带海滩和奢侈阔绰的生活而名扬天下。世界十大蜜月岛屿中，桑给巴尔占据一席之地，不仅有沙滩、大海这样传统的浪漫元素，覆盖满岛的热带花草和香料更为新人们呈上最香的假期。
虽然地处偏远的东非，提供奢侈享受的高级酒店却比比皆是，且有着让你心中窃喜的价格。在这里，人们可以自取所需。喜爱阳光的几乎每天都可在海边晒上至少七小时的日光浴；喜爱潜水的除了能遇见种类繁多的海洋生物外，还能见到神秘的历史沉船残骸。
桑给巴尔岛每天有将近8小时的阳光，这儿的人们都是“太阳神教徒”。街上多是身着雪白的阿拉伯式长袍的男子，大多留着大胡子。正午的古城静悄悄的，人们都涌到清真寺朝拜去了。
石头城里的大部分建筑采用了当地珊瑚石为建材，所以特别经不起岁月的考验，然而这更添加了桑给巴尔岛的沧桑。大部分的门都有雕工精美的中心柱，而且门上布满了铜钉和铁条，这装饰风格是受到印度的影响，主要是为了防止战象的入侵，门上雕刻的大多是莲花、鱼、乳香等等，象征了生殖能力、丰收和平安。当黄昏的光线投射在这些古老的雕刻上时，仿佛更能感觉到历史的分量。
坦桑尼亚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非常注重礼仪。坦桑尼亚人不喜欢随便让生人进自己家门，尤其不喜欢生人进入自己的卧室。有前后门的家，客人须从前门进入，只有十分亲密的朋友才可走后门。
桑给巴尔有着美丽的热带海滩，游客可以在这里享受炽烈的阳光。摄影/刘海乐
跟东北非的其他国家相比，赤道横亘的肯尼亚并非沙漠之地。它的政治和经济相对稳定，囊括了非洲大陆几乎所有的地貌：沙漠、森林、草原、湖泊、海岸，甚至积雪的高山，而不同的动物群落就在其中聚集、迁徙，吸引着大批的国际游客。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位于肯尼亚西南部与坦桑尼亚接壤的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你来到这里也许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因为我们所熟知的Discovery节目很多都是在这片草原上拍摄的，而迪士尼经典动画片《狮子王》所讲述的也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清晨，将有专车来到酒店将你接至热气球升空地，随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徐徐升起，你将开始难忘的热气球之旅，最后降落在草原。游客们乘坐的越野车是专门改装过的，没有车窗和车顶，游客可以充分接触大自然。是否能看到足够多有趣的动物，司机的经验很重要。羚羊、大象、长颈鹿是最常见的，但是狮子、猎豹之类的就要碰碰运气了。
生活在茫茫的马赛马拉草原的主人，除了野生动物，还有马赛族人。马赛族男子个头细长，长相较帅，表情略带傲慢，曾被西方殖民者称为“高贵的野蛮人”。在草原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身穿红色方格披巾，手持独特手杖走在荒野。旅游旺季为12月至3月及7月至9月。1—2月的气候最好，但公园里的游客很多，住宿费用也达到了最高点。如果不想付出高昂的旅游费用，一定要避开圣诞节和复活节。
▲在肯尼亚的草原，斑马是常见的动物之一。摄影/郭晓勇
魏建国说，“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就说过，中国人民应该感谢非洲，因为是非洲兄弟将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中国与非洲的友谊，很早就建立起来，我们视彼此为兄弟。”
□本刊记者董彦
“如果你去不了非洲，但又渴望亲眼看看那片土地，可以考虑去读一读魏建国所著的《此生难舍是非洲》这本书。”一位好友在微博上向大家如此推荐，“书中有原生态的非洲，生动的中非关系发展历程，还讲述了一个青年人应有的工作态度和做人做事的方法，所以值得一读。”
魏建国自1972年进入外经贸行业，一直身在对非工作的第一线。李长春同志在《此生难舍是非洲》一书的跋中写道，“建国同志自1972年进入外贸部（现为商务部）工作以来，整整37年都坚持在对非工作岗位上，走过非洲所有的53个国家，三次进入非洲常驻长达近15年之久，熟悉非洲的风土和人情，熟悉各项对非工作并时有创新，是我国不可多得的非洲通。”
8月8日是一个周一，下午6时左右，原商务部副部长、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在结束了一天中最后一次工作会谈后，接受了《中国报道》的专访。
原商务部副部长、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接受本刊专访。摄影/刘嵘
他看到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你们快请坐。”语气平和亲切。已经忙碌工作了一整天的他，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但一旦触及非洲话题，魏建国立刻进入了另一种状态。
新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始于1950年。当时中国只同北非的埃及、摩洛哥建立了贸易关系。当年贸易额只有1214万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直到1992年的时候，中国与非洲贸易额还总在10亿美元左右徘徊。中非关系虽很好，但经济合作却总是徘徊不前。
魏建国说，20世纪中期的非洲投资状况基本可以用“脏”、“乱”、“黑”、“差”来概括，合作的生意数额又小，程序也不简便，很多商家企业都认为与非洲合作麻烦很多，不如与欧美做大生意，来得实惠。当时的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李岚清同志很关心，也很着急，提出能否将中非贸易提上新水平。
欲成非凡之事，必用非常之法。魏建国闻言，便主动提出：“我愿意在这上面做工作，去全国各地演讲，介绍非洲的情况，让大家更多了解非洲、认识非洲。”
此后，魏建国便开始带领一批人陆续走访全国各地，介绍非洲的国别情况，讲解怎样与非洲做生意，如何解决贸易中的问题，并听取地方同志对开展对非贸易的意见。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台州、温州、福州、泉州等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城市，魏建国都去讲过。
中非贸易之所以发展如此迅猛，是因为我们了解了非洲，知道非洲民众需要什么。这样，非洲自然就成为了中国的一大贸易市场。“我们的商品物美价廉，非常受非洲人民欢迎。”说着，魏建国又给出了一串数据：中国产的电风扇，一年能在非洲售出800多万台；电冰箱能售出1000多万台；自行车700多万辆；摩托车250万辆。同时，中国还为非洲国家提供轮船、机车，发射卫星。
“但要使中非经贸获得成功，仅仅了解非洲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真心诚意地帮助非洲，实实在在地为第三世界的人民做一些事情。”魏建国坦言。
在与非洲经济合作的时候，中国没有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是充分考虑了非洲兄弟的发展，就是这样，中非关系才能得到了更好的延续。“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合作是外援加贸易双管齐下的。我们是在帮助非洲的前提下，与其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据了解，中国在非洲当地办厂，用当地的劳动力，已为三万多非洲民众提供了工作机会。通过技术转让，中国还会让更多的非洲人得到工作机会。与此同时，我们也得到了更广阔的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的目标。“在未来的中非经贸发展中，我们将把金融贷款与国家政策联系起来，从而促进中非更顺利地发展。”魏建国说，这是中非贸易的新动力。
虽然中非经贸关系发展迅猛，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困难，归结起来主要是由工业水平和企业自身认识造成的。
1973年魏建国离开北京，前往卡萨布兰卡，到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商务处工作。驻外商务处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促进中国与当地贸易的发展，努力扩大中国产品出口。
当时，他经常到卡萨布兰卡的港口接船。有一次，两艘满载货物的轮船几乎同时驶进港口，一艘是中国的，一艘是日本船。卸货物的时候，日本船上卸下来的是汽车、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等高档产品，而中国的主要是茶叶等农产品和瓷器。一看报价，一辆日本汽车几乎抵得上一船的中国绿茶。“我当然也为我们的绿茶、瓷器、丝绸、轻工产品等国货来到国外市场而高兴，为我们的大头针甚至占领了整个北非市场而自豪，但我实在不能接受，我们的产品与日本产品在价值和价格上竟然有如同东非大裂谷那样的巨大落差！”魏建国当晚彻夜难眠。
要像日本那样出口机电等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必须改进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附加值，这当然无法一蹴而就。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拓展，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才不断提高。
如今，我国对非出口的产品已经有了很大的飞跃。改变了过去以出口低价值的农产品为重心的状况。在2008年的1068亿美元中，机电类产品占到了80%。
除了工业水平，中国对非投资贸易企业的自身认识也给中非贸易带来过困扰。在突尼斯生产陶瓷，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第一次。资源禀赋条件、基础设施建设、产品标准、用工待遇、通关入境等每个环节都需要通盘考虑，给中国企业国际化、全球化上了第一课。但最终还是因种种困难暂时难以克服导致项目搁浅。
魏建国对此用“五个不熟悉”来概括，那时的中国企业对非洲不熟悉市场；不熟悉贸易伙伴；不熟悉当地优惠政策；不熟悉语言；不熟悉管理。
现如今，随着中非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这“五个不熟悉”已基本克服。但新的问题还在不断涌现。
魏建国认为，当前中国在非投资的企业一是合作中偏重私人关系，而不注重法律程序，二是偏重中国国内的技术人员和普通劳工，而不注重培养当地的技术人员；三是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注重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四是偏重于当地的市场，而不注重发展周边的贸易与出口；五是偏重于眼前利益，而不注重市场开拓；六是偏重盈利，而不够注重社会责任。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了建议：政府机关应该制定更多的对非优惠政策，通过税收、金融信贷、保险、海关等这些硬性规定，来帮助非洲人民建设他们的社会事业，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实惠。“帮助非洲，是中国政府的任务。”
“中国是真心诚意地帮助非洲人民的，想实实在在地为他们做一些事情。”魏建国说，“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就说过，中国人民应该感谢非洲，因为是非洲兄弟将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中国与非洲的友谊，很早就建立起来，我们视彼此为兄弟。”
魏建国谈起了中非间两件鲜为人知的“小”事。
曾经，坦桑尼亚有一个女人有了身孕却得了疟疾，当地传统的治疗疟疾的药物只有“奎宁”，但她由于吃“奎宁”已经造成了两次流产。在这一人两命的生死关头，中国医疗队为他们提供了我国新研制出来的治疗疟疾的新药“科泰兴”，治好了母亲的病，也保住了胎儿的生命。这位母亲为了感谢中国的医疗队，直接为孩子取名为“科泰兴”，希望通过这个孩子，永远记住中国人的帮助。
2003年中国正值抗击非典时期，各国在海关都安装了体温测试仪，对中国人入境采取防范措施，只有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坚持不用体温测试仪。当时他说：“我们不要在机场安装体温测试仪，我们和中国兄弟死也要死在一起。”这一份信任，让闻者无不动容。回想当初，在赤道几内亚十分贫困的时候，中国给了他们200吨级的运输船，帮他们运输粮食物资，并不断资助他们。后来赤道几内亚发现了石油，奥比昂总统当即就说：“赤道几内亚富起来了，不要忘记当初我们贫困时是中国兄弟帮助了我们。”
2008年，几内亚共和国勋章委员会主席马马杜为魏建国授予几内亚共和国二级勋章。
为了促进新时期中非关系更好地发展，从2000年起，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倡议成立了中非合作论坛。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隆重开幕，48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或特派全权代表出席，全球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魏建国作为中非合作论坛的筹备和组织者之一，从当初设计中非合作论坛对话机制，到第一届和第二届论坛的举办，以及为第三届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制定对非各项优惠政策，直到2009年第四届论坛的初步筹划，他都参加了。
谈起中非合作论坛为什么能如此成功，魏建国认为，中国人真心诚意地付出，无私地帮助非洲人民，得到了非洲人民的肯定与信任，他们愿意向中国学习治国之道。通过中国，非洲人民认识到稳定团结、艰苦努力才是民族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前提。他们希望中国为他们提供发展的经验，让自己也走上中国这样的发展之路。
6月13日，大批出口非洲的国产江淮牌汽车在连云港港口集装箱码头装船。
“而对于援助非洲，不仅仅是援助金钱那么简单的事情，一定要摸索出一条适合非洲经济发展的自身的道路。日本曾经一度疑惑，他们每年援助非洲的总额是中国的十几倍，但是却没有得到非洲的强力支持。这是为什么？其根源就是他们不知道非洲需要走怎样的发展之路，而这条路，中国找到了。当一个国家站在对象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往往要比其本国考虑得更加周到。”
面对欧美国家对于中非友好关系的质疑与讽刺及其“新殖民主义”的言论，魏建国举了一个实例。2006年，中非合作已经进入了快车道的腾飞阶段。欧美国家对于中非关系充满着嫉妒，因此发表了各种负面言论。但莫桑比克总统格布扎却如此反驳欧美的言论：“殖民者当初不帮我们，现在还不帮我们，你们在糟蹋非洲，让我们永远地愚昧、贫穷、落后，是中国让我们得到幸福光明的前进状态。”
回忆起在非洲37年的工作感受，他感叹道，自己走访了非洲所有的国家，在法国转机就有400多次（当时国内没有直达非洲各国的航班）。在这漫长的工作经历中，他已经将非洲认作自己的第二个故乡了。
魏建国结束在非洲常驻工作是在1992年，那时任驻加蓬使馆商务参赞，当时奉调回国还不知道自己即将担任副司长职务。当他站在机场的旋梯上面，俯瞰下方，是一片幽深而蔚蓝的海水，侧耳倾听，能听见大西洋潮水的声音。
“我预感到以后在非洲常驻的日子或许不多了。”魏建国说当时的情景至今如在眼前，“临走的那个夜晚，我心中只想说三个对得起。一是对得起培养我的人。将我送到非洲这片土地，让我有机会为中非事业作出一份贡献；二是我对得起我的青春，对得起非洲的人民。在这20年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中非友好关系的进步，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三是我对得起我自己。在这片土地上，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让我的人生变得充实。我想，能驻扎在非洲工作数年，是今生无悔了。”
（实习生陈汝佳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编：董彦
张宏喜回忆，“国父（尼雷尔先生）的客厅内除简单的几件沙发、木椅、茶几之外，别无陈设。两张当地人常坐的那种用牛皮坐垫和靠背的很破旧的木摇椅，牛皮已磨光，明晃晃的，好像我国老农民家里的家具……”
中国前驻坦桑尼亚大使张宏喜摄影/董彦
张宏喜是一位很受欢迎的大使。
1999年，坦桑尼亚的国父尼雷尔先生生前最后一个生日，即77岁生日宴会只邀请了一位外国大使，就是当时中国驻坦桑尼亚的特命全权大使张宏喜。
1997年7月，张宏喜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参加完香港回归活动之后，便开始急匆匆准备，他将从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的职务上，调任中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第九任特命全权大使。任命在年初就已定下，但张宏喜必须完成筹备委员的使命才能赴任。
8月25日，张宏喜和夫人弓占荣自北京动身上任，经香港，过毛里求斯，停肯尼亚，一行七日才抵达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一路上片刻不离身，被张宏喜视若生命的是江泽民主席致姆卡帕总统的国书。“如此之远，犹若天涯”。他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颇有感慨。
飞机落地，张宏喜到达达累斯萨拉姆已是夜晚。“首都的街道看起来的第一感觉确实比较落后，城市硬件相当于中国解放前的状态。夜晚路上几乎看不见灯。到了使馆区，才有了街灯。”这是坦桑尼亚给他的直观印象。
但在随后的拜会中，坦桑官员的热情和亲近感，则让张宏喜大感吃惊。“跟非洲的官员不用说什么外交语言，双方的关系一见面就自然地亲近”。坦桑的官员见到他，就直接称呼“拉菲克”（斯瓦希里语，意为朋友），还有人直接用中文招呼“你好”。
这让此后曾任中国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的张宏喜感触颇深。“对一些西方国家，为了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我们苦口婆心地做了很多工作，但他们的成见还是很深。但与非洲民众交流不用太多的话，就能够很好地沟通。”
张宏喜初到坦桑就注意到，但凡挂有姆卡帕总统肖像的地方，也必挂有尼雷尔的肖像，下面用斯瓦西里语写着“国父”。这使人感到尼雷尔的影响无处不在。
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1922年4月生于一个普通的村落。他早年就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1962年坦噶尼喀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时，他就任开国总统，是我国在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结下的老朋友。尼雷尔于1985年主动辞去总统职务，被坦桑人称为“国父”和“导师”。
1997年10月，张宏喜同夫人及使馆随行人员去拜会尼雷尔。“他住的地方大门很简陋，从门外往院子里看可一目了然。有士兵持枪站岗，但车可以一路无阻地开到院内的楼前。”国父的朴素，让张宏喜印象深刻，“客厅内除简单的几件沙发、木椅、茶几之外，别无陈设。两张当地人常坐的那种用牛皮坐垫和靠背的很破旧的木摇椅，牛皮已磨光，明晃晃的，好像我国老农民家里的家具。”
尼雷尔爱身着浅灰色短袖衫和西装裤，赤脚穿拖鞋。“后来多次见他，包括同使团一起会见，他大多是这身打扮。”张宏喜回忆道。尼雷尔非常关心中坦两国的关系，当谈及与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交往和友谊时，他总会兴致勃勃，神采飞扬。
尼雷尔自己都记不起已经多少次访华了，张宏喜根据资料帮他计算了一下，他共13次访问了中国。“他说自己还想去中国，特别是想到经济特区看一看。”张宏喜对尼雷尔的表态记得很清楚。
1998年，张宏喜再次拜访尼雷尔。午餐后尼雷尔准备下田干活，张宏喜一听说道，“我也是农民的儿子，对土地不陌生，是否可以随你一起去田里看看？”尼雷尔听了乐不可支。
“他很快就换上了农装，头戴太阳帽，足蹬防水靴，穿起夹克，拿起手套，扛起农具，俨然老农民一个。”到了田里，尼雷尔向随行人员讲解起庄稼，并讨论起了区分庄稼和草的办法。张宏喜从小就下田干活儿，对此自是不陌生，立刻从田里拔起了一棵草，尼雷尔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大加赞扬。
“我亲眼目睹这位世界著名政治家，退休总统的的确确是在耕种土地。所以他了解自己国家的主体——占80%以上的农民，了解自己国家的所有公民，他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人民中。”张宏喜这样总结自己对尼雷尔的印象。
坦赞铁路是中国对外援助史上的一个标杆，它让中国与非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尼雷尔与张宏喜具体谈到过坦赞铁路修建的背景和由来。
在坦桑尼亚获得民族独立之初，全国只有三名大学生，没有一所大学，非常落后。建国后，坦桑的人民非常渴望建设自己的国家，但殖民者在非洲只是掠夺资源，没有基础设施建设。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计划修建坦赞铁路，但无论是西方国家、世界银行还是苏联，都拒绝出资和参与建设。
尼雷尔将目光投向中国。但他也有顾虑，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经济并不发达，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周恩来当即有针对性地向尼雷尔交底说，坦赞铁路西方不修，中国一定修。刘少奇则直接表态“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我们干，我们帮助你们修”。
“中国人与美国人正在东非洲进行一场艰苦的决斗……然而，今天已经可以确定一点：中国人已经毫无疑问地占了上风。他们建的铁路工程较原定计划提前了一年半；相反地，美国人落于他们自己计划数个月之后……
“在中国人的住处找不到一个非洲人在那里当厨师或佣人。不像那些在非洲的白人家里有黑色佣人在侍候着。中国人也不去找女孩子，他们在晚上也不去邻近的村庄寻花问柳。他们或是下中国象棋，或是打乒乓球与篮球；偶尔也放映中国电影。在来自欧洲的援外人员，美国水手或者非洲政治家们为了找女人过夜而经常出没的有名的咖啡馆、旅馆的酒吧间里是看不到中国人的……
尼雷尔在田间向张宏喜一行人讲解当地庄稼生长。
坦桑的官员跟张宏喜谈起中国援助修坦赞铁路非常感慨，“中国来了5万多名技、工人员，铁路修好之后，中国完全将铁路交给了我们，没有留下一兵一卒。如果是西方国家，肯定就此控制了我们的命脉。”
当时张宏喜给国内打报告称，“目前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在吃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非关系的老本儿，再这样吃下去，用不了几年，老本儿就会吃光了”。
后来从2000年起，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平台陆续建立，中国对非工作及时作了调整，对非援助的手段和措施也日益增多起来，这让张宏喜非常兴奋。
他在任驻纽约总领事期间，每年都要针对美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对中国的无理指责做大量的工作。张宏喜深有感触，每次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帮助中国。在对非洲国家做工作过程中，几乎是有“求”必应，投票时总是向着中国。“关键时刻和根本问题上，非洲兄弟还总是站在我们一边”。
张宏喜说，“美国也好，其他大国也好，不能不重视中国，除了我们自己的力量和块头外，就是因为在我们身后站着一大批非洲国家朋友。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到不了现在这个地步。1971年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的表决中，76国赞成票中有26个是非洲国家，所以毛主席说我们中国是被这些兄弟朋友抬进联合国的，说得非常对、非常好。现在我们的力量比过去强大了，今后会更强大，但无论多么强大，都不可忘掉非洲的朋友们”。
中国“光明行医疗队”远赴非洲开展大规模慈善复明手术。图为津巴布韦小朋友欢送中国光明行医疗队。
中国有专门的对非政策，而非洲却没有对华政策。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能否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达到一个真正的双赢局面，取决于非洲国家能否把握这个发展的机遇。
□[英]IanTaylor翻译王磊
自冷战结束以来，对非洲大陆影响最深远的事情，莫过于中国在这片土地上的崛起，非洲也因此成为新兴的投资热土。
2002年至2009年期间，中国在非投资额从2.2亿美元增长到10.4亿美元。同时，非洲国家的在华投资额也从2.8亿美元上升到10.3亿美元，实际上，截至2009年年底，已经有50个非洲国家在华投资，投资项目达4000多个。毛里求斯最先开启对华投资的大门，南非、尼日利亚、纳米比亚、突尼斯和塞舌尔等其他非洲国家接踵而至，其中不少国家都是一些面积不大的小国。这表明了新兴双边关系的双向互动。
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起，非洲便一直在中国的外交事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时的中国逐渐从朝鲜战争的创伤和苏联的阴影笼罩中走出，开始在外交事务中崭露头角。在中非开始外交互动的初期，中国致力于一种“形象”的塑造，其中包括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直接的国与国的国际援助，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对坦桑尼亚的援助。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在非援助项目的数量已超过美国。
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由邓小平主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中国拉开序幕，中国对非洲大陆的兴趣和热情锐减。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非洲未能有效地发展经济和开拓国际市场；另外，非洲在国际政治版图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在其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对待非洲的态度从以前的无偿援助转向实际的贸易数字和利益关系。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开始重视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亦成为中国制定外交政策时的首要考量。中国开始将自己定位为非洲的“全天候朋友”。这种表态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再次重申。中国的领导人此时开始重新审视非洲在外交大局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非洲的经济改革势头强劲，中国认为非洲的宏观经济形势正在出现转机，这对中国的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商机。这种解读是基于中国开始意识到非洲国家积极采取一揽子措施来推动私有化进程，根据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开拓国际贸易，推进改革。有一种假设认为非洲经济已经开始复制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中国开始利用非洲经济发展的优势，鼓励合资企业和经济合作组织在非开拓业务。有不少中国的制造商和企业家都认为中国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比如家电、服装和其他国内产品，在非洲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因为非洲经济发展毕竟比不上西方国家，中国常规生产的一些廉价产品，更容易受到非洲消费者的青睐。许多非洲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都相对较小，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也较低，来这里做生意，短期内便可得到很好的市场效益。此外，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眼里，非洲是一块“资源宝地”，尤其在原油、有色金属和渔业方面。
有观点认为，中国因为没有在非洲推动实施西方所倡导的“善治”政策，且忽略人权问题而受到非议。但是，这种说法是极不公平的。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能受益，这完全由非洲各国的领导人来决定，也就是非洲人民推选谁做他们的国家领导人的问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非洲将完全受控于中国。从根本上来看，由于中国在非洲问题上奉行“实用主义”，因此每一个非洲国家都应该可以把握谈判的方式和方向。中国没有盲目追求经济增长，也给了非洲很大的发展余地。有一些非洲国家会趁此把握发展良机，而有一些国家对经济发展漠不关心，则会白白丧失这次中非合作的机会。
非洲国家要走经济发展的道路，仅仅依靠本国的政治精英是不够的，非洲人民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只有选举出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具有开阔思维和长远发展眼光的国家领导，才能使双方的利益达到最大化。长期以来，非洲各国的政府常常抱怨西方国家没有给予他们支持，有时候还干预他们的国内事务，致使国家发展缓慢。如今，在中国的支持下，非洲国家可以利用中国的对非政策无条件地获得许多发展所需的资源。
总的来说，中国只有审慎地处理与非洲的关系，才能给这片大陆带来黄金发展机遇。在未来的几年里，中非关系将何去何从，谁会从中获益谁会受损，都是将来研究中非关系需要面对的问题。
IanTaylor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非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