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的冯雪峰】
冯雪峰在上海直接联系董健吾，而此时毛岸英、毛岸青就住在董健吾的老婆家。冯雪峰给过董健吾几次钱，作为抚养毛岸英兄弟二人的生活费和家用开支等。据冯雪峰回忆，其间，他与正在上海寻求共产党组织的东北军将领李杜，建立了关系。冯雪峰说：“李杜的义勇军在东北，他找党的关系，想同莫斯科的我们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目的是得到苏联的支持（如供给军火）。”为此，冯雪峰在董健吾安排下，在四马路的一家古董店与李杜见过几次面。
与此同时，冯雪峰与在上海搞工人运动的地下党员杨承芳取得了联系。杨承芳认识党在莫斯科的同志（饶漱石？），而此时党组织已决定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转移到苏联。于是，冯雪峰决定由杨承芳带着李杜和毛岸英兄弟二人，经法国巴黎转入苏联。冯雪峰说：“我记得李杜和杨承芳从上海动身去巴黎是在36年5月下旬，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笔者注）也的确是我交给杨承芳带去的。”
对于此行的结果，冯雪峰回忆说：“李杜和杨承芳从巴黎回上海是在7月或8月初。他们只到巴黎为止，未到莫斯科，他们到巴黎由杨承芳在巴黎找到了关系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后，是康生从莫斯科到巴黎来同李杜谈了话的，两个孩子（岸英、岸青）就由康生同志带到莫斯科去。根据当时杨承芳向我汇报，我现在还记得的一点是：当时康生认为李杜不是那么可信任的，所以虽然不拒绝同他联系，但也不能肯定地答应他什么。李杜回上海后同我见过一次面，只谈到他同莫斯科的中国党的领导同志见了面，没有谈到接洽了一些什么事情。好像他就回东北去了，以后我同他就没有再联系。”
毛岸英兄弟二人赴苏经过中，有一个最重要、最关键人物，他就是冯雪峰所说的当年在上海搞工人运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杨承芳（建国后在社科院工作），笔者认为他才是这一经过中的主角。那么，杨承芳是如何叙述毛岸英兄弟二人赴苏过程的呢？
【1963年杨承芳给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
1979年5月17日，杨承芳回忆此次苏联之行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护送毛主席的两个孩子去莫斯科，一个是解决上海赤色工会的问题。他说：“1936年春，我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6月下旬，组织上要我护送毛主席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从上海出发，取道巴黎，去苏联。7月下旬，到了巴黎。”此后，杨承芳一行人在巴黎申请苏联的入境签证。但等了几周后仍未拿到签证，杨承芳焦急不安，就托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的同志，通知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结果，签证没有拿到，却等来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
康生在与杨承芳的谈话中，怀疑上海地下党和赤色工会内部的同志，给杨承芳的感觉是康生认为“上海赤色工会的组织全部烂掉了”。两个人在谈话中甚至还争吵了起来。杨承芳回忆说：“最后，康生要我仍然回上海，传达他的‘指示’，要赤色工会工作的同志自己深入工人群众中去开辟工作，做出成绩后，党会来找你们的。”杨承芳的行程也到此结束。
（一）1936年6月，冯雪峰因正要赴莫斯科汇报上海赤色工会问题的杨承芳认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便将希望到莫斯科找中共的代表，以求通过中共代表获得苏联支持的李杜，介绍给杨承芳，同行去苏联。同时，冯雪峰又根据组织的决定，将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托付给杨承芳，由杨承芳带去苏联。而不是传说中的董健吾“委托东北军将领李杜将兄弟二人送往法国”，在此行过程中，李杜只是杨承芳的随行。
（二）杨承芳于当年6月下旬，与李杜同行，并带着毛岸英兄弟二人，乘船从上海出发，7月下旬抵达法国巴黎。此行的目的地原本是莫斯科，但杨承芳等一行人没有取得苏联的入境签证，因此未能成行。结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赶赴法国，在巴黎分别与李杜和杨承芳见面。按照冯雪峰的说法，康生不信任李杜，没有答应李杜的要求。按照杨承芳的回忆，康生没有让他继续去莫斯科汇报“上海赤色工会的问题”，而是指示杨承芳回上海传达他关于“赤色工会工作的同志自己深入工人群众中去开辟工作”的指示。
（三）康生与李杜、杨承芳谈话后，带着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去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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