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4亿蓝领劳动者。最近一次看到他们的处境，是6月17日，上海的两家manner咖啡门店发生店员与顾客的冲突，一位店员将咖啡粉泼洒在顾客脸上，另一位店员与顾客争吵，以至殴打顾客。再早些时候，瑞幸咖啡师“烂手”的消息登上热搜。咖啡师这份工作的浪漫色彩正逐渐褪去。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进入蓝领行业。今年一季度，25岁以下群体投递蓝领职业的人数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165%（智联招聘《2024蓝领人才发展报告》）。
“长衫穿不上去也脱不下来，尴尬地卡在屁股上了。”
但像瑞幸和manner这类快销式咖啡店，是他们最先排除的选项，因为在这些店里“每个人将会被使用到极限”。
近年来，不少年轻人脱离了“正常”的轨道，他们希望能“解放自己的大脑、使用自己身体”，逃离内卷的压力，为自己另辟一条不一样的道路。2023年上半年，“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话题风靡一时，轻体力劳动也可以被看作一种“脱下长衫”的尝试。
聚焦到个人身上，这种对轻体力活的讲述更像是一种对生活的再创造。一些人可能靠一种“新的理解”重构了自己的生活，从而获得了微弱的慰藉。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最快速地开始做事、摆脱空心病的方式，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逃避。
这批年轻人并不是这个行业的大多数。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批人。根据《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2）》，2021年，中国有超过4亿蓝领劳动者，在7.47亿就业人口中占比超过53%。他们是我们的目光并不会投向的更大多数。没有这份“新的理解”的武装，生活在他们面前更赤裸地铺展开来。
八万年轻人的生活探索
久期是豆瓣“轻体力活探索联盟”小组的组长，她在2022年11月创建了这个小组。2022年6月，久期研究生毕业，进入一家央企工作。这里的氛围与体制内相似，走进办公楼，是一间一间的办公室，清一色棕色的木质桌子，和一排排的行政柜。这是一个平均年龄四十岁的环境，老一辈人喜欢给人做“苦难教育”，企业的公众号推文里经常写，“夫妻两人加班到深夜，无暇顾及孩子”，他们将这些当作值得歌颂的正面典型。
久期并不快乐，与她同期毕业的朋友们也不快乐，大家都说自己想辞职。但辞职后可以做什么呢？一个做财务的朋友常说，自己还不如去做保安。久期则说，她想去做单位门口的园丁。
她这样描述办公大楼门口的绿地：那是两个大长坡，坡下面是绿植。和她同期的年轻人上那个大坡的时候，总是垂头丧气、有气无力的，而那些中年人前辈则总是精神抖擞，步调非常快。有时她在下午时上坡，“带着一种要赴死的悲壮感”，然后就看见园丁们在剪那些看上去已经很有型的草。阳光很好，园丁举着一个水龙头，水洒在天空中，折射出晶莹的光。她心里忽然想：会不会他们的工作其实更快乐自由？
小组创建后，很快发展壮大。头一周几十人，几周后就有了成百上千人。现在，八万年轻人聚集于此。这是一个这样的小组：成员以女性为主，年龄多在20岁～30岁之间，本科刚毕业几年的学生居多，其中有不少985、211的学生。小组里的高频词有“抑郁症”、“情绪价值”。
不少组员都觉得自己此前的工作充满痛苦。他们中有人“秋招屡战屡败”，经历了“考研失败、失恋、大厂裁员”，常常“怀疑否定自己”，“精神压力大，内耗，身体不健康”，他们想试试，轻体力劳动能否疗愈自己。
在他们的描述中，轻体力工作“快乐、自在、松弛”，“很平静，没有压力”，使得他们“精神状态、身材和气色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孤寂麻木了很久的内心又醒了”，“发现自己眼睛有神多了”。
与过往的写字楼工作对比，他们能在这份工作中感受到“被信任、被需要”。好几位女性组员强调自己拥有“全女”的工作环境。“确定性”是另一个关键词。有人写到，“裸辞后的精神无比动荡，但是浇水的比例永远确定”，“一个新单子意味着一个新的确定”。有人说自己靠这份工作治好了抑郁症。
一些人发现，有些主管并不愿意招收学历偏高的年轻人，担心他们只是抱着体验生活的目的，很难做得长久。为了能进入轻体力行业，甚至有人想要“向下包装自己”。
久期并没有将自己的园丁梦付诸实践。她现在仍在原来的公司，没有辞职。她逐渐“调整过来了”，接受了“没有必要在工作里寻找意义和价值”。
做一份工作，想象一种生活
小组里有很多人真的付诸实践，应聘了一份轻体力工作。我们的受访者分别做过咖啡厅、书店店员，餐厅、酒吧招待，优衣库导购员，宠物美容师。
一些人对轻体力工作的了解来自影视作品。一位受访者喜欢看日剧、日影，电影《四月物语》中，男主角就在书店打工，女主角频繁光临，她向往那种“平静的、比较匠人的生活”。另一位受访者也承认这是一种“基于电视女主生活的想象”。小时候看的台湾偶像剧中，女主角总是在奶茶店打工。打工塑造了女主角坚韧不拔的品质，也为更多有趣情节的展开提供了可能性。她说自己“一直很想去给人端茶倒水”。
这是她原来的工作里没有的东西。她过去在商超做采购，竞争压力更大。她说那里的人都比较“缺爱”，总是互相攻击和指责。巴结上级的人才会得到重用，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则得不到认可。
另一位来自长沙的受访者也提到这种充满爱的氛围。她打工的书店总共四个店员，都是女性。一位店员姐姐总是在后厨钻研甜点，给大家做蔓越莓饼干、香蕉派。有的店员姐姐会在她被批评时悄悄帮忙，捏她的胳膊给予支持。转正考核时，店员姐姐也会不断对她交待细节。
除了“爱”，关于咖啡店最常见的想象大概就是做咖啡。一位从业十余年的咖啡师说，就像做化学实验一样，控制变量，同一种豆子，水温不一样，研磨刻度不一样，第一天就喝或者放几天再喝，味道都不一样。
还有一些人在这些工作找到了一种“无产阶级”的自我认同。这并非一个精英的小组，很多人出生三四线城市，父母原本也在老家做服务行业，当他们考上985、211大学后，他们感受到更大的压力。
KK就很像那个在奶茶店打工的坚韧不拔的“台湾偶像剧女孩”。她说自己“绝对不是象牙塔里的人”，与那些服务员“底色是一样的”。大学时代起，她就做快餐店的前台收银、超市门口的促销等多份兼职。大部分人坚持不下来，但她能。她总是提到自己和底层人之间的联结，打工的地方的员工都很喜欢她，她曾与外卖小哥做朋友，常常一起去山里遛摩托车。
她也写小说，有时将自己的经历与言情小说对照。她相信打工者也能创作，她提到两本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外卖》《我的妈妈做保洁》。
在小组早期一些热帖里，从事轻体力工作更像一种“逃离”。很多人厌倦了把人当成机器的白领工作，认为轻体力工作带来轻松、确定性以及自由的生活安排，像一个世外桃源。
幻想在发酵。大部分受访者做决定往往很快，常常“头天晚上看到BOSS直聘，第二天就去面试，面试成功后就上岗了”。
渐渐地，小组里也出现了失望的声音，有人说自己“滤镜碎了”“祛魅了”，有人出了一些“避雷帖”、“劝退帖”。
当我们谈论轻体力活时，我们在谈什么
轻体力工作真的是一个充满爱的世外桃源吗？几天前，一家manner咖啡厅的店员将咖啡粉泼洒在顾客脸上，同一天，同一品牌另一家咖啡厅的店员与顾客争吵，以至殴打顾客。冲突发生前，这两位顾客曾催促店员快速出品咖啡，或是提到要投诉店员。
同为轻体力劳动者的这两位店员，显然没有感受到爱，他们面临每天8小时必须做300杯咖啡的高强度工作，3次投诉就会导致他们被辞退。
我们的几位受访者，即便只短暂体验，也很快意识到了这类工作的真相。在成为一种情绪的出口、生活的灵丹妙药之前，它首先是一份工作。
你要接受的第一件事就是8小时的站立。不能坐下，有时候，有摄像头监视你有没有坐下。你每天需要走很多路，你的脚会很疼，“一双舒适的运动鞋决定了你的一天”，一位受访者说。
在有后厨的店里工作，你可能一天需要洗四小时的碗，洗着洗着，手套破了一个小洞，水全都漏进去，比不戴手套还要难受。你身上会沾上油烟气。如果是夏天，味道甚至会渗入身体，“你的汗可能都会有那个味道”。你会见到老鼠和蟑螂，即使每天消毒清洁，仍然杜绝不了。
如果你去酒吧打工，会面临永远高分贝的音乐，和永远弥漫着的呛人烟味。桌子可能会很黏，全是酒水的残渍，要用清洁剂才能擦得掉。你要清理地上打碎了的啤酒瓶，如果不幸被分配去打扫有人呕吐后的厕所，就更可怕。
年轻一些的人对自己的工作内容常有误解。绝不仅仅是做咖啡或者果汁。你要打扫卫生、清点货物、巡场添水等。打烊之前你需要把所有的用具都消毒清洗，再用保鲜膜封起来。
在宠物店，你得定期清扫动物的粪便。为了多赚钱，你需要推销；为了防止投诉，你需要“会做人”。
在大部分售卖东西的地方，你的工作还包括防止有人偷东西。如果丢失的东西最终没有被追讨回来，你得赔钱。
老员工会霸凌新员工，这种霸凌有时比公司里的人际关系更加直接和残酷。新人通常要做最多的活，背不熟饮料配方表会被骂。老员工会议论你和顾客有不当关系，还会禁止你穿某个品牌的运动鞋，你很难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你。
依然要开会，而且每天早上都要开。在一家快销服装店，每天的早会内容是念数据，每个人诵读前一天的营业目标、实际营业额、目标完成比例、卖的最好的前五件商品名称。另一家日式快餐店要求员工使用钉钉，还规定当你经过某个货仓门的时候，必须对着门鞠躬，因为你不知道门的另一边会不会有顾客。
你需要一直不停干活，很少有机会摸鱼。手机必须锁在储物柜里，偷玩手机会被处罚。在服装店，你要将衣服叠好，然后衣服会被顾客弄乱，你又将它叠好，它再被弄乱。有些衣服放在低处，你需要不停地蹲下，又站起。到处都是监控，你要一直走动，让自己看起来很忙。
如果你接受了以上种种，仍然认为这份工作中有你需要的东西，那么低廉的薪酬是你需要接受的最后一件事。
我们需要在这里补充一下服务行业的薪资数据。如果你做兼职，通常按时薪来算，在大一点的城市，时薪通常在20元上下。如果你只是做兼职，一个月做满100小时（平均每个工作日约5小时），你能挣到2000多元。
严歌在长沙做全职店员，月薪是3000，没有五险一金。她的父母在长沙县为她买了房，她没有租房的开销，平时物欲也低。严歌承认，“如果没有这套房子，（这点钱）一定是不够的。”
发达国家的情况会好一些。在荷兰，快销服装店店员的时薪是14.66欧，换算成人民币约为114元。尽管这份工作同样不怎么讨人喜欢，但如果你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3天，每个月工作96小时，一个月的月薪约为10944人民币。
如果你继续在这个行业做下去，有幸做到了管理岗，你会发现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你要管理货品，保证牛奶不要过期；还要管理店员，制作排班表，尽量让每个人满意。一个店员眼中的“充满爱”的氛围，对店长来说意味着维持人际关系的艰难努力。菲比的店长王月现在就很怀念做店员时的轻松。
在这个行业里，上升通道通常只有两条，一条出路是成为管理者，另一条出路就是自己开店。在十年前，开店不算太难。2014年，咖啡店老板Alan21岁，靠两三万就在写字楼里包下一个吧台，至今他已经开过九家咖啡店。王月曾经也想过开店的事，但想到找投资的风险和压力，想到做老板需要自己制定经营策略，她放弃了。
这几年，现有的咖啡厅也都在艰难维持。王月说，早些年，顾客通常一个人点一杯咖啡和一份甜品，后来变成一人一杯咖啡，到现在，通常是两个人共吃一份甜品。KK的一位朋友开了一家咖啡店，曾邀请她去工作，这家店现在已经倒闭了。
严歌在长沙一家书店做全职店员。这家书店也面临关张的风险，入职两个月后她发现，老板拖欠房租已经很久了。店员们的工资一直在被拖欠，店里进货只能用淘宝买，因为应该打给原先的供应商的款项也在拖。三个半月后，严歌辞职了。
小姜也回到办公室去做原来的实习。在咖啡厅打工的几天给她留下后遗症，她“闻到咖啡味和糖精味就想吐”，觉得“还是电脑看上去亲切一些”。她说自己的“长衫穿不上去也脱不下来，尴尬地卡在屁股上了。”
两个例外
洛洛和KK是受访者里的两个例外，她们只是抱着赚钱、改行的简单想法选择了轻体力工作。她们收获了一些更加真实的变化。
洛洛是这个小组里最早的热帖发布者之一，她从一家大厂离职，改行做了宠物美容师。她觉得自己轻松快乐了许多，虽然工资从一万五降到两三千，但她一点也不后悔。
在过去的公司，她做设计，每个项目都要比稿，一个项目被无限切割成块，有人做海报、有人做导购页、有人做物料，每个人风格不一样，期间要经历无数沟通、磨合与内耗。她还要听取各个层级的意见，人们只要有机会，就要提意见。意见有时候关于无关紧要的颜色和间距，有时候不同人给的意见相互矛盾。
当然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做这行的薪水天花板就是一万块钱，她也要清理猫狗的粪便、硬着头皮推销产品、和顾客周旋。但这比此前的工作带来的痛苦少多了。现在，洛洛做宠物美容师已经一年半了。
另一位受访者KK也曾有一份白领工作，她去打工的原因只有一个：缺钱。
2022年，她的月薪五六千，父母给她买了房，她要自己交每月八九千的房贷。房子还不能住，她还得付每月一两千房租。靠着父母的支持，蚂蚁花呗、京东白条、以及两张信用卡互相腾挪还款，KK总共坚持了快三年。2021年年底，她发现自己已经欠下了十万多块钱。
在餐酒吧，KK的工作包括调酒、去冰柜里拿酒和冰、以及打扫卫生。铲冰块很解压。她最喜欢的工作是在门口扫健康码——可以彻底地放空，脑子里什么也不用想。
最忙的时候KK一天要上16小时班，8小时正职工作，8小时打工。每天回到家，通常已经是凌晨两三点，第二天九点又要到公司。
做兼职她每个月最多能赚2200元，对还欠债来说杯水车薪。但在她的表述里，这些工作治好了她的抑郁症。
变化是从能睡得着开始的。由于过度疲劳，她沾床就睡。睡眠变好后，她不再大把地掉头发了，皮肤变好了，肝肾功能变好了，哭泣的频次减少了。周末时，她能出门看展了。以前，KK周末通常都完全无法出门，每周一去上班时，嗓子是哑的，到了店里，还要中气十足地大喊一声：“欢迎光临里面请——”
我的生活会好吗？
严歌刚毕业2年，已经换过很多份工作，包括托管、KTV前台、直播助理、还有书院老板的助理。换工作的原因包括交通不便、环境不好、还有老板不友善。主要是因为“不喜欢”。她也尝试过考公，觉得不喜欢，也考不上，就放弃了。
读大学时，她不喜欢自己所在的政治专业，转到网络新媒体专业，依然不喜欢。大三时她在湖南卫视实习，觉得自己“制造了很多垃圾”。后来她兼职写文案，发现工作都是类似的，而且中介抽成近80%，让她感觉“自己的劳动力这么廉价”。
书店的工作环境和内容已经是相对单纯和友善的，但她还是说：“我不讨厌也不喜欢。”
转正考核的时候，店长评价严歌“身上好像有一个玻璃罩子”。严歌所在的书店除了她还有三位店员，都是女性，都已经结婚生子。她们做过服装店、做过夜场。闲暇的时候，她们在一起聊自己的人生，和老公吵架、孩子上学，严歌插不上话。她从未向她们讲自己的烦恼。
在工作了三个半月后，她辞职了。直接原因是店里拖欠工资。不过，即使没有拖欠工资，她也一直没有找到喜欢这份工作的理由。
她喜欢的生活是在家里躺一天，刷手机，追星。但她知道不能这样。去找书店的工作是她让自己行动起来的方式。但一切没有根本的改变。她对轻体力工作的看法是：“确实将一些东西从我脑海里清出去了，但并没有把新的东西填进来。”
严歌像豆瓣里很多投身轻体力劳动的年轻人的缩影，她们不知道生活哪里出了问题，但问题就是出现了。她在别处没有寻到答案，来此地寻。但发现此地仍然没有给出答案。
新的东西是什么呢？怎么填进来呢？
我去找作家远子聊了聊。十年前，远子也在北京一家书店做过两年店员，写过《商场的地下王国》一文。他当时去打工是为了赚钱还债、交房租，并不是为了“书店”的名头。他也讲到那里不能坐，不能看书，有许多规章制度，他在那里见识到了千奇百怪的客人。
他读书的时候也会觉得上课无聊，但他感到当时的人会那里去摆脱这种无聊，哪怕是逃课去看书、看电影、打游戏。但他感到现在的年轻人有种麻木的状态，没有一种去摆脱无聊的能力和愿望。而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从小受到很多限制，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渴望，为了避免痛苦，他们才会变得麻木。
他也没有找到摆脱这种状态的方法，但他认为首先要认识到过度生活在线上带来的危害。以及更重要的，要意识到线下的生活往往会不尽如人意，会让人失望，会有很多挫折。
他年轻时也常常遇事向后退，发现与人交流困难，就转去欣赏一种孤独的生活方式。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就选择躺平。但他逐渐意识到，生命展开的过程就是对逾越挫折和阻碍的过程，跨过一个一个的坎，才能够生活得更充分。
四亿人的真实生活
豆瓣小组里的8万个年轻人，即便全部从事轻体力劳动，也只是蓝领人群中很小的一部分。根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2）》，2021年，中国有超过4亿蓝领劳动者，在7.47亿就业人口中占比超过53%。
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显然不是为了探索生活才去工作，他们并没有太多精力在意自己的情绪问题。
在我家附近的咖啡店，22岁的男生小李和20岁的女生涂涂分别工作了三个月和一年，他们都来自小县城，涂涂没读大学，18岁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那天客人不多，但他们也不能坐着，只能蹲在地上玩手机。他们每个月赚五六千元，房租就要两千多。
刚满30岁的婷姐在另一家咖啡店工作。她曾做过健身房的销售，月薪一万多。2022年，那家健身房倒闭了，她失去工作，然后怀孕生子，自然而然地留在家里带孩子。她和自己的父母、丈夫一起租房住，家里东西多得到处满溢。现在孩子一岁半了，她决定出来工作。她想要一个喘口气的空间，孩子、父母、丈夫，都需要她。在咖啡厅，她每天下午能获得5～6小时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