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文化的繁盛不息造就了青年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历史变迁，也成为价值遮蔽与价值失范的诱因。习总书记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3]”。培育时代新人，深彻研究互联网时代网红文化给青年带来的价值困境及其路径超越尤为紧迫和重要。
一、奇观异景：网红文化的全面观照
网红文化本质上是媒体变革式发展之后出现的产物。美国理论家道格拉斯·凯尔纳提出“媒体奇观”理论，把那些因为当代媒体自身的内爆和热炒而导致的形形色色令人目眩神迷的超级景观称为媒体奇观，并且进一步解释了“媒体奇观”的含义。他认为，能够很好地体现当代社会传统价值观、为人们适应现代生活方式提供指导作用、用戏剧化的形式展现和解释社会冲突的传媒文化现象，才能称为媒体奇观，例如体育比赛、新闻事件、政治事件及突发事件等。然而在多媒体文化的影响下，“奇观现象变得更具诱惑力，它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娱乐、信息和消费浑然一体的新的符号世界”[4]。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视觉化、奇观化呈现，一方面形成了热度不减的话题使得青年疯狂追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青年自身思辨能力的减退甚至丧失。对奇观异景的网红文化全面观照，需要从研究现状、内涵特征及其精神实质等维度进行梳理探析。
网红文化是一种颇具争议的传媒文化现象、社会心理现象，自诞生伊始便经历着众多纷争与辩驳，蕴含着多重研究意义与价值。基于新闻传播学的“狂欢”理论，网红文化的出现为观看者构建了一个冲破现实约束、尽情释放自我、激发互动共鸣的狂欢王国。在这个“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中，“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6]。
网红借用最“快”、最“火”的传播媒介，充分掌握迎合网民需求，快速进行反常式文化生产；网民在这一浸入式体验中获取代入感与自我满足并将网络信息产品进行散播，加速了大众狂欢的展演频率，助推了全民狂欢的浩大声势。网红文化产生和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群体心理，卡茨在《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一书中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是有特定“需求”的人，这类需求是特定社会和心理起源的反映；他们接触媒介的活动是基于特定需求使用媒介，从而使需求得以满足的过程[7]。
2.网红文化的现状：多元共生与迭代发展
网红作为一种网络现象，早在互联网诞生之初就已存在。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众获得了充分实现自身文化权益的土壤，在这种相对开放、扁平化的文化空间中创作各类文化产品，实现了多元化形态汇集。自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网红经历了“文字”“图文”“短视频”等不同的发展呈现阶段，产生了“人”“物”“行为”“城市”等多种文化形态与内涵。
总体来说，从网红文化依托的载体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首先是网络红“人”。从最早依靠网络图片火爆一时的“芙蓉姐姐”，到凭借拍摄短视频迅速蹿红的“papi酱”，再到从造星机器，包括直播平台（斗鱼直播、花椒直播、熊猫直播），短视频APP（抖音、火山小视频、快手、淘宝直播）等走出来的“冯提莫”“大胃王密子君”“李子柒”“李佳琦”“薇娅”……以人为指向的网红依然是最广泛的，对青年造成的影响也是最深刻的。截至2019年6月，短视频用户已占网民总体的75.8%，网络直播用户占网民总体的50.7%[9]。在短视频与直播等形式所构建的广阔市场中，网红大致以颜值类、电竞类、专业知识类和搞笑类四类形式存在，他们致力于成为“社交媒体影响者”，满足人们个性化选择和娱乐的需求，拥有了影响他人、改变他人的可能。
第三是网红“行为”。网红行为是前两者的衍生物，是与网红的“人”和“物”产生更多元化关系的产物。受众对于网红不仅限于模仿和购买产品，而是更丰富的表达形式，如去某些红人去过的地方进行“打卡”，更为夸张的甚至是全面复刻自己喜欢的网红的穿衣风格与生活方式。
3.网红文化的特征：趋利、同质与良莠混杂
网红文化的产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其逐渐发展成长为标识时代的独特文化现象，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这也是研究这一问题所必须尊重的事实。但由于其利益驱动的天然属性以及发展的独特机制，趋利、同质与良莠混杂成为网红文化的鲜明特征。
其次，从网红文化的良莠混杂的特性来看，由于网红创作的路径一部分属于“审美”式创作，这类网红文化不但渗透到了生活的吃穿住用行等各个方面，并且在精神层面、情感层面的创作深度契合了公众不断变化的情感需求，天然的“草根”情结拉近了其与普通受众的距离，与高不可攀的明星经济产生了鲜明对比，从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支持。
4.网红文化的透视：娱乐至上与虚无主义
网红文化产生于社会机制的复杂变迁过程中，这种变迁是由社会发展、分工和泛娱乐化的不断演进而逐步形成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革新，在基础条件上为受众和网红双方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平台。网红文化在泛技术化潮流与泛娱乐化潮流的推动下，迅速在大众文化发展进程中高歌猛进。打赏作为商业利润的刺激作用，更是将网红行为推向疯狂高峰[10]。
透视网红文化的精神实质，娱乐至上与虚无主义是其典型表现。一方面，娱乐至上是指在当前网络所构造的精神世界中，原有的大众文化被娱乐所侵占，娱乐的侵蚀性、所覆盖的深度和广度与日俱增。正如西方学者尼尔·波兹曼所说：“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1]。
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青年在对于有意义和无意义的选择中很容易选择无意义的娱乐化。以2018年微博数据为例，文娱领域占据网红所在领域的主导位置，泛娱乐类内容总占比达到29.7%[12]。
娱乐化及其衍生品必然会给青年的成长与成才带来干扰，给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带来阻碍。另一方面，网红文化凸显出虚无主义特征。虚无主义最主要的就是对于人生意义的否定，认为人类的存在没有意义、目的以及可理解的真相及最本质价值。
在文化层面，虚无主义进一步将人的精神物欲化、个体化，否定情怀、信仰、奉献等先进价值理念，使文化朝着资本化、享乐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与主流文化产生背离。从互联网蓬勃发展以来网红文化发展的样态来看，它是一种从大众文化基础上衍生出的亚文化，尽管从表面上看代表着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但究其本质其背后确实体现着“去主流化”“去价值化”的思潮。
随着娱乐化、商业化的趋势的不断增强，网红文化服务于利润的意图更加明显。受流量至上、资本至上的驱动，为了博得大众的眼球，网红不惜以感官的刺激、碎片虚假的内容、夸张低俗的表达使人们在碎片化生活里产生更为松弛的精神状态，这往往使得爱国主义的情怀被嘲笑，劳动奋斗的理念被排挤，自强不息的民族文化被掩盖，由此而带来的渗透性与危害性不容小觑。
二、价值困境：青年价值观的震荡与冲突
1.表象与现实的错位：价值选择偏差
从现实情况来看，网红在网络世界的表象往往与现实境遇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大部分网红成名都是依赖于背后团队的策划与炒作，并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签约专业机构，将网红作为一种职业。在网络世界中，职业化的网红们或者大肆展示所谓上流生活，毫无底线将炫富拜金、网络暴力、整容色情等作为展示的手段，或者不遗余力地“展示”自身经过美化加工过的成功经历、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社交方式等，而这些内容的本身都与自身的实际情况有着千差万别。在网红们不遗余力的鼓噪下，宣扬了一条条通往所谓“成功”的捷径，使得青年将“走红”与“成功”等同起来，产生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认为不通过踏实的奋斗也能“一夜成名”“名利双收”，陷入迷思幻想中不可自拔。
有些网红为了引起他人注意，往往宣扬个体本位的价值观，处处标榜自身，奉行“精致的利己主义”，导致不良社会心态长期弥漫，被部分青年奉为主流价值观。在表象与现实交织而形成的巨大价值鸿沟中，青年往往无法辨别真实情况，产生了价值选择偏差的客观事实，抛弃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规范和约束，从而进一步造成了青年价值观功利化、虚荣化、去信仰化的现实表征。
2.物质与精神的合流：消费理念倒置
很多青年将网红推荐的产品或服务视为珍宝、奉为圭臬，在购买惯性行为的影响下，是否有益于生活、是否具有使用价值、是否在自己的购买能力范围之内等问题都变得无足轻重，造成的结果是青年在购物、消费的过程中更加冲动、追求流行，更加容易透支消费。借助物质来满足精神需求的行为，不仅使青年的生活退化，更侵蚀他们的理想追求，使得及时行乐、一夜暴富等心态不断涌现，导致本该努力成为时代新人的青年不再通过坚定理想、历练本领、担当作为，使自身的人生更有意义，而是寄托于物质追求、消费至上、享乐主义。最终结果就是精神追求日益虚无，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理想追求都不断淡化，与主流价值观日渐疏远。
3.解构与重构的交织：文化认同危机
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它以汹涌的信息浪潮为载体，进入和挤占着青年的思想活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解构着人类长期形成的理性批判思维，助长了诸多非理性行为的产生；另一方面，其背后凸显的娱乐至上、虚无主义、个人主义等消极观念正在重构为人们新的思维与认知，使主流文化逐渐退让，导致了青年的文化认同危机。在当前的传播格局之下，青年成为传播的一个个节点，形成了非线性的网状辐射格局，主流价值影响力、引领力逐渐被削弱，杂糅的网红价值观、各类思潮充斥在青年成长的空间之中。由于青年的自我意识较为强烈，往往以强调“自我”为核心识读信息，导致许多青年无法被主流文化所吸引，或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三、路径超越：多方协同下的合力共谋
社会本身是一个复杂结构，加之网络环境纷繁复杂，给缺乏社会经验、价值观尚未形成的青年带来价值选择的困惑，很容易造成价值选择的错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时期又是“拔节孕穗期”，是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最需要精心的引导和栽培，因此，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是十分重要的。要“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15]。
1.舆情监管与日常渗透协同，实现单一管控到多元互通的有效转变
2.网红甄选与榜样示范协同，实现文化影响与价值引领的契合同行
首先，需要辩证地看待和利用网红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从现实情况而言，网红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处于首端，往往决定着流量、内容、导向以及受众的接受反应，其所产生的“正能量”和“负能量”同时存在，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甄选机制。在良莠不齐的网红文化生态中确立价值标准，甄选出具有“正能量”网红，并对其发展进行合理引导，对其生产创作进行指导，对其优秀作品进行宣传。
例如，着力推广始终坚守正确价值观，为实现目标而不断奋斗的励志网红；催生一批为党、为国而矢志不渝奋斗的科学家、大国工匠网红；发掘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普通人”网红等，从而有效减少和消除其他“负能量”网红的负面影响。
其次，充分利用榜样示范的教育方式。青年往往处在价值观养成阶段，极易受到新鲜事物的影响。而榜样示范是常用的教育方式，又是与时俱进的有效方式。网红文化视域下，将具备“正能量”的网红作为青年的榜样，有效发挥“正能量”网红的作用，既可以确保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始终有人能够举旗亮剑，坚持价值标准，又能以榜样的力量有效激发青年的生活激情和创造才能。
最后，从具体的实施策略来看，要有效发挥“正能量”网红的传播纽带功能，从青年的微观生活入手，浸入青年可感知、可参与、可践行的领域，以身边人讲述身边事为载体，以情感激发和价值思辨为重点，让青年在平等、愉悦的文化氛围中激发价值讨论、强化价值追求、促成价值认同，从而更为有效地推进青年价值观培育进程。
3.文化育人与实践育人协同，实现媒介素养与线下体验的同频共振
首先，要着眼于青年思想道德引领和文化品格塑造。要利用学校文化育人的优势，培养青年的自省素养，引导青年全面了解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特征和变化。教育者需要具备更为宽广的视野与情怀，讲清楚理论与现实存在的落差，讲清楚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的冲突，引导青年正确看待和应对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和改变。多维度地帮助青年构建网络文化认知的自我调适机制，形成青年对自我、他人及社会的理性和正确的评价认知。
其次，要在实践中提升和培育青年的媒介素养。培养青年的媒介素养，实质上是培养其在参与媒体传播过程中所秉持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最终目的是帮助其形成独立思考以及分辨真伪善恶的能力，从而自觉抵制低俗网红文化。事实上，青年的实际想法往往是隐藏、多变且不可感知的，因此，要通过分析青年价值观的形成发展规律，将传播活动延伸到青年的现实生活中，激发青年参与实践，力求实现媒体传播、心态培育与行为举动的有机匹配，最终确证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实际效果。
具体来说，需要学校切实发挥社会实践的养成作用，重视实践育人，鼓励青年从“线上”走入“线下”，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亲身参与中认识国情、了解社会，受教育、长才干，使网络生活与实践生活产生交集，进而在对比、辨析中进一步明确价值选择。
4.商业平台与主流媒体协同，实现内容传播与方式手段的切实提升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协同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7YJA710002)、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融入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705119)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东北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学生事务管理的方法、特点、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60921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0.
[4]张跣.重建主体性:对网红奇观的审视与反思[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6):2.[5]敖成兵.多元时代共生衍创背景下的“网红”现象解读[J].中国青年研究，2016(11):5.[6][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47.[7][以]卡茨·布拉姆勒·格里维奇.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61.[8]庞弘.人的解放与人的拘禁—对“网络狂欢”现象的马克思主义解读[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1(1):102-106.
[10]刘孝菊，侯梦晗.网红文化的价值困惑与价值自觉[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2):142.
[15]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3(2).[16]常青，韩喜平.立德树人系统化落实的协同机制构建—基于12所高校调查数据的分析[J].教育研究，2019(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