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流逝，白驹过隙，匆匆间，我所敬重的朱德元帅已离开我们30个年头了。在我的一生中，非常幸运地在朱老总身边工作6年多，能够亲眼目睹他老人家的风采，亲耳聆听他老人家对我的教导，至今他的音容笑貌如在昨日，他的亲切教诲犹在耳边。他德高望重，平易近人，既是领导人，又是普通一兵，对同志关怀体贴，是可敬可爱的长者。当年的一切在我的记忆里难以泯灭，这种心情绝非文字所能表达……
做梦也没有想到到朱老总身边工作
我是1960年到北京医院保健办公室工作的，同年被调到中南海保健组，并被委派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身边做保健护士。接到这个任务的我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能在全国人民敬仰和爱戴的伟人身边工作；紧张的是，以前只从报纸和电影上见过国家领导人的影像，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到他们身边工作。于是，心里总是忐忑不安，不知见了面应当说些什么。
当时，朱老总住在中南海西楼大院的一栋4层楼里。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的书房，房间不大，陈设也非常简单，里面有一张大办公桌，桌面上摆放着一些书籍、文件和文具等。桌边有一张靠背椅，边上还放着两张沙发。朱老总身穿一套深灰色的咔叽布中山装，面带微笑，十分和蔼地看着我，我感到就像见到了一位慈祥的老爷爷，悬着的心一下子就放了下来。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非常亲切，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家乡在哪里，我一一做了回答。
在朱老总身边工作的几年中，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性格温和、严于律己、待人宽厚的老人。他对我们工作人员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不发脾气，从不提自己的要求，从不干涉我们的工作。因此，在他身边工作我感到心情格外舒畅。
生活简朴的朱老总在自家院子里开地种菜
俗话说人勤地不懒，这块菜地年年长势良好，收获颇丰。记得有一年这块菜地竟结了一个75斤重的大冬瓜，摘下后被送到了农业展览馆参加展览。当时记者写的新闻报道还被收进了中学课本。收获的蔬菜，朱老总总是先送一部分给工作人员的食堂，剩下的一时吃不完就放到菜窖子里贮存起来慢慢吃。康大姐还亲自动手用豇豆、心里美萝卜等来腌制泡菜，并耐心教我腌制泡菜的步骤和方法。我那时是第一次听说“四川泡菜”，感到很新奇。我很认真地向康大姐学习四川泡菜的做法，当时的细节至今难以忘记。
在中南海，朱老总的家可算作是一个大家庭。我到首长家工作时，看到他家里的孩子很多，大的十几岁，小的只有五六岁。其中，除了他的孙子朱援朝、朱和平和外孙刘建、刘康、刘进等，其余的都是从四川老家来的侄子、侄女、侄孙子、侄孙女，如朱传书、朱俊书、朱玉珍、朱和、朱春元、朱小兰等。当时他们都在小学或中学读书，平时在学校里寄宿，只是在星期天和节假日才回到中南海的家中。吃饭时一大家人围坐在两张大圆桌旁，有些“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朱老总之所以把这些孩子从四川老家接到北京读书并把他们培养成材，主要是为了报答家乡的亲人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对他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帮助，或为之所作出的牺牲。
在国家3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领导人的粮食和副食供应也相应减少。对朱老总一大家人来说就更困难一些。他们没有向国家伸手，而是靠自己省吃俭用、靠劳动种菜来渡过难关。粮食吃超量了，也硬是设法在下月再补回来。他们家规定孩子们都到西大灶工作人员的食堂就餐，朱老总说：“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孩子们不能脱离群众。”他对孩子们的要求很严格，不能搞特殊化。孩子们外出都是坐公共汽车，就连康大姐上街买东西也都坐公交车。首长的专车只能在外出开会或接见外宾时使用，从不让家人用。
朱老总平时吃饭很简单，主食和肉吃得较少，主要吃蔬菜，喜欢吃苦瓜、空心菜。衣着也很随便，除了出席一些正式场合穿得好一些，平时在家总是穿旧的布衣裤，里面的衬衣都是补了又补。我在他身边工作的几年里，从未见他做过一件新衣服，以至在他临终时我们竟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内衣给他穿，最后不得不临时去红都服装店现做一套内衣，外面仍然穿着他穿过多年的旧外套。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谈及此事，都眼含热泪，从心底里敬佩他。
戎马一生的朱老总当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让劳苦大众能过上好日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吃尽了苦头，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新中国诞生后，物质条件好了，但身居高位不搞特殊，一心想着的依然是党和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康，自己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临终前，他把多年的积蓄托康大姐交给组织，作为自己最后一次党费，而没有给儿女留下分文。“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这是朱老总写过的诗《勤俭》，他就是这样要求自己与身边人的。
诗书、散步、兰花于朱老总一样也不能少
尽管朱老总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很注意劳逸结合，平时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按时起床，做自编的一套体操，以活动全身。早晚坚持散步，从不间断。他说：古人说过“安步当车”，散步走得太慢就和坐车差不多了，活动量不够，散步太快了也不好――不快不慢，可以一边走一边思考问题。
朱老总活了90岁，到老时腰身不萎，肩背不驼。他如此高寿，与许多方面有关。究其原因，除了由于先进的医学科学护理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外，也和他良好的个人修养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他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从事体育活动。
朱老总喜欢爬山，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每周日上午都要去爬香山，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他曾向我们传授爬山的经验，即：“上山软脚杆，下山闪脚杆。”这样爬山就会感到轻松多了。他喜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时，总是有山必爬，他的足迹几乎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
朱老总爱好书法。对于书法，他的本意是：一是艺术爱好，二是休息脑子，三是活动筋骨手腕。他对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生命在于运动，长期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既锻炼了身体，又养成了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写字就是一种辅助性的体力活动，长期坚持下去，对延年益寿有好处。
朱老总练字时爱用白麻头纸，后来因为这种纸不好买，改用黄表纸。练字时，将大张黄表纸裁成6开，然后按格书写（纸下垫有画好的方格）。他曾经一度右臂酸痛麻木，大家都劝他好好治疗休息，可是他仍旧坚持练写大字。经过认真悬肘运腕的习书活动，不久便治愈了右臂的酸麻症，而且日后再也没有发作。
即使到外地视察工作，朱老总也要携带文房四宝。他有一个特制的扁木箱，将笔墨纸砚及墨盒、墨水分放在大小长方不同的格子内，并以小木楔固定，字帖和纸张等放在上边。外出时，无论乘车乘船，打开木箱，随时可以写字。
上世纪60年代，朱老总写的最多的是毛主席诗词。他还送给我几幅他写的大字。1965年12月20日，他专门为我写了一幅字：“共产党员郭勤英，维护病人很认真。工作五年如一日，业余努力学毛经。”我拿到这幅字时，心情十分激动：这不仅是对我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的激励与鞭策。他平时对我的学习和工作非常关心，在他的带动和帮助下，我学习了不少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他给我写的条幅我一直珍藏着，永作纪念，勉励我做人、做事。
在他的一生中，创作过700多首诗词作品，其中许多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的作品展示了他各个时期的风风雨雨，堪称“史诗”。
朱老总经常触景生情，即兴赋诗。但也有时，颇伤心神，需经历一番阵痛方能写出。那辗转反侧的构思，那一字一句的琢磨，常常影响到他的休息和睡眠。他还要求我们工作人员也都来写，说：“写诗就是把自己看到的东西用诗的形式说出来、记下来。只有多写才能会写，才能写好。”
“东方解冻发新芽，芳蕊迎春见物华。浅坛梳妆原国色，清芳谁得胜兰花。”朱老总的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兰花的情有独钟。新中国成立之初，朱老总就开始养兰，他一生写下有关兰的诗词近40首。他曾对工作人员讲：“养兰入门易，精通难。须观天时，测气候，勤于护待，做到栽培有法。”并常说：“看上20分钟兰花，比休息两个钟头都好。”
当时，北京中山公园种养兰花，朱老总经常去观赏并指导，每次花展他都不会放过。1964年秋季，朱老总决定把他自己珍藏的大部分江浙名种都送给中山公园，这为公园兰花的发展打下了丰厚的基础。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花为媒”的故事：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日两国建交之前，日本的知名人士松村谦三先生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他与朱老总对兰花有着共同的爱好，在访问期间，曾来北京中山公园观赏兰花，并向朱老总点名要了如意素、寅谷素、寰球荷鼎和绿漪等4个兰花名种。朱老总都一一答应了。不久，松村谦三先生又回赠了几株日本杂交兰。这样，以花为媒促进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为中日友好交往开辟了新的途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对此很不理解，不知道为什么一些老领导、老干部和一些老专家一下子都成了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他们不少人被批斗、被打倒、被关押起来，甚至有的被活活打死。那时我弟弟从外地来信说他也受到了冲击――因为他爱学习、好钻研技术，有人就批判他走白专道路。有一天，我向朱老总谈了弟弟的情况，我说不知该怎么办。朱老总说：“要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没有的不能乱说。”他的话虽不多，但却给我指明了方向，讲明了做人的道理。事实上，朱老总就是实事求是的楷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革命精神，走访老百姓，了解民生民苦，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在运动中，就是开展批评也从不说过头话，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让人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