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初，我们进入A省G村开展社会调查。①来到村口，映入眼帘的不仅有高大的牌楼，还有牌楼斜对面一幢墙上贴着“G村敬老院”醒目大字的小白楼。但随后我们得知，随着前些年入住老人的相继离世，敬老院已人去楼空。多名本地老人决绝地说，敬老院不能进。问及个中原因，普遍的回答是：家里有后人却进敬老院，会被人戳脊梁骨；敬老院太可怕，有护工打人。在G村S小区一个小院里，我们访谈了一名80多岁的五保老人。老人没有自己的房子，寄住侄子家，由侄子照顾，以每月1000多元的养老金作为报酬。当问及为何不进敬老院时，老人连连摆手说：“那个地方可不能去！”我们忙问原因，答曰：“不自由！”
G村的情况与同年7月我们在J省D镇K村的发现基本一致，原村办敬老院已荒置，为数不多的几名五保老人被转移到D镇敬老院。D镇敬老院的布局和设施都很好，但除五保老人多系本镇人员外，其他老人大多来自上海。我们在K村一个四世同堂家庭问太奶奶是否考虑进敬老院，她摇头摆手，高声拒绝。她的子孙和邻居也哄笑着表示：“这里没有人会去敬老院，都是在家里养老。”K村老人不进敬老院的原因同G村相似：家里有子女，敬老院太可怕，在家更自由。
但是，Z省S县的情形跟这两个村迥然有别。S县很多行政村建有老年公寓，村内60岁以上的长者均可申请入住，每家老年公寓汇集了不少老人。2001年，县政府支持私人开办敬老院，催生了一批养老机构，其中T镇A村三家敬老院比邻而立。近年来，县政府引进社会资本，积极推进专业化、标准化养老机构建设，T镇康养中心（以下简称“T中心”）和J镇养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J中心”）应运而生。前者同镇卫生院合作，以康养一体为特色，为老人提供基本医疗、保健、康复理疗、康复训练、康复护理等专业服务；后者由国内一家大型养老企业经营，为认知障碍老人提供辅助设施和护理服务。两家敬老院都以为老人营造温馨的家居氛围为目标，居住和生活环境好，活动空间大，活动内容丰富，餐食符合营养学要求，工作人员接受过专业化的护理培训，管理按照标准化流程，实行等差式收费，如J中心每人每月收费2400元到4650元不等，同时接收五保老人，由政府承担费用。两家敬老院分别住着数十名长者。2022年8月，我们初访T中心时，它开业不到半年，受疫情影响，入住者只有35名（含五保老人13名），但时隔一年回访，人数增至85名（含五保老人56名）。
两相对比，一些有趣的问题就涌现了：为什么G村和K村的养老机构均无疾而终，而S县的村办老年公寓与不同层次的敬老院都能维持？是不同地区养老观念差异使然吗？调查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上述三个地区农民的养老观念相差无几。S县不同年龄段的农民都说，除非没有后人照顾，否则不进敬老院。由此，进一步的问题是：在S县，是不是观念之外的力量将老人推进养老机构？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么，第一，具体包括哪些力量？第二，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老人如何应对新的生活，遭遇了哪些困难？第三，在他们的适应或不适应背后，是否暗藏着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层次观念（idea）或曰精神气质（ethos）②？第四，我国农村的社会治理和为老服务应如何适应老人的观念，回应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安度晚年？
一、国内养老研究现状
我国正在进入“银发社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十年之间，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了5.44个百分点和4.63个百分点。③同时，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城镇，乡村这两个年龄段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3.81%和17.72%，与城镇的相应比重相比，分别高出7.99个百分点和6.61个百分点。④S县人口老龄化水平同样显著，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0周岁及以上人口约为8.4万人，占22.12%，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约为5.8万人，占15.35%，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这两个年龄段人口比重分别上升了6.23个百分点和4.31个百分点。⑤一方面是年轻人口外流，另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留守老人规模连年扩展，养老作为一种观念和制度形态，开始进入农民的认知以及农村的治理和地理景观。政府出台了相当多的支持农民养老的政策，构建普惠、高效、可持续的养老服务体系成为农村民政工作的重点，很多地方逐步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
二、S县老人何以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S县不同类型养老机构中的农村老人的情况各有不同：村办老年公寓中多为本村尚有自理能力的老人，敬老院中大多数是本县或本镇的五保老人和子女无暇照顾的高龄或失智老人。本节主要探讨尚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和五保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制度原因。
宅基地重新分配，农房集中改造和重建，城市住房模式植入农村，是催生老人“离家出走”的制度性原因。17G村的农房集中改造和集中居住早在2010年前后完成，每栋楼房占地160平方米，除上下共五间房的主楼外，还配备用作厨房的平房，另加一个数十平方米的院落，适合农民日常生活和生产；新房分配以核心家庭数量为依据。K村未曾进行农房集中改造，但村民自主建房的高潮在宅基地政策收紧之前就基本结束，很多人家既新建了小洋楼，又保存了部分老平房，对老人的生活和生产干扰较少。
传统地看，子女理所当然承担父母安置的任务，养老是家庭内部事务，养儿防老乃亘古未变的道理，“四世同堂”是家庭构成和生活的典范、理想。但“四世同堂”不等于“四世同住”和“四世同吃”，由于人之性情、追求的不同，分家反而是保护“四世同堂”的最好办法，是家族延续和发展的形式，19即使居住形式上未曾分开，父母与子女还是会分灶吃饭。20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多为“五口之家”。21S县也处在这个大传统中，子女结婚后，多数会分家。当地60岁以上老人大多不止一个子女，在宅基地政策收紧之前，他们普遍在旧房边上建新房，成婚子女住新房，老两口独自或同未婚子女栖居老房或附属房。X村驻村干部说：“刚开始，（新房子）是他父母给他造的。过了10年，他父母老了，老婆讨来了，（父母）住那房子住不下去了，所以还要回老房子。老房子修一修，要是把它（老房子）推掉了，就自己弄个小的房子。他（父母）造好回到那边去住也很正常。”父母为成家子女让路，虽然在伦理上有“子女不孝”的嫌疑，但拉开了家庭代际间的距离，老人不至于因新媳妇的到来和小家庭的成长而被迫改变生活和生产习惯，减少了家庭矛盾，使大家庭“分而不裂”22，故而包含老人的主动性。
由于失去了分家条件，一些老人不得不尝试重建被拆掉的住房和附属房。X村驻村干部无奈地说：“老人岁数大了，跟儿子他们住不到一起，可能这种深层原因就是儿媳不和啊，食物什么不合都有，基本上住一起很少，都是要分开。那你（老人）审批宅基地没得审批，在老房子上造，其实就产生了违章建筑。”我们请教如何处理违章建筑，他说：“看情况，有些举报得不怎么厉害，一举报就过去了，我们也就冷处理，不管，发了通知再说，像有些情况我们也要说明，他现在真的是没房子住，我们也要硬气一点，担起责任。”一些老人执意回到老屋或附属房，这反映出人们特别是农村老人普遍的家观念：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需要独立的生活空间，需要与下一代保持适度距离。
由此可见，在农房集中改造场景中，老人能否入住新居，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由子女是否孝顺决定的，即无法完全交给私领域来解决。在这种背景下，敬老院和老年公寓为分家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X村是S县较早集中改造农房的村庄，驻村干部说：“这个村基本上没有（违章建筑），主要是这里有安排（老年公寓），连造附属房、小房子都很少，因为老年人有的住了。”的确，除一处集装箱房外，村内没有任何搭建痕迹。
总之，宅基地重新分配和农房集中改造让农村很多家庭分家难以可能，但城市空间模式和生活观念进入农村，又让分家越发不可或缺，两种反向力量的夹击加剧了老人的边缘化，造成部分尚有自理能力的老人“无家可归”，只能在老年公寓或敬老院寻找栖身之所，也建构了S县同K村和G村不一样的农村养老景观。那么，农村老人在不同养老机构中是如何生活的呢？
三、分而不离：应运而生的老年公寓
我们在S县访谈的三家老年公寓分别坐落于Q镇Z村、X村和T镇A村。其中，Z村老年公寓由村口闲置的小学改造而成；X村老年公寓是村委会在摸排村民意愿后，赶在拆旧建新之前修好的，化解了旧改阻力；A村老年公寓是拆旧建新时期的过渡活动板房。Z村后来被评为省级文明示范村，就得益于老年公寓既为老人提供了集中居住的场所，又缓解了拆旧建新的压力。
（一）寻求自由
相比于村庄中心区域整洁明艳的新居，坐落在村庄边缘低洼地带的X村老年公寓显得老旧和杂乱，两排两层小楼的走廊堆满了杂物，一些空置的房间窗户大开，家具蒙上了厚厚的灰尘。Z村老年公寓的位置和建筑外观略好些，它面朝海湾和海塘，交通便利，但与周边簇新的民居相比仍显寒碜。“子女要是孝顺就住家里”是村里老人的普遍看法。虽然老年公寓为老人创造了分家的条件，但我们仍有老人被边缘化的第一印象，不由得生出孝道传统失落的感叹。
（二）分而不离与重建新家
X村老年公寓配备了附属房，老人可以放置农具、柴火等杂物和粮食。Z村老年公寓前有一个大操场，是晒谷场和劳动场所，一些老人将采摘的农作物放在上面晾晒和处理。总之，老年公寓虽然简陋，但五脏俱全，更符合农村老人的生活习惯。
老人即使生活在村庄边缘，也仍然保持长幼有序的家庭关系。李爷爷虽然为晚辈“做牛做马”，但他明确说，即使过年也要在公寓里过，“儿子要我去，我不去，我反正住着都一样的，对吧，反正高高兴兴都一样的”。住在楼上的谢奶奶（80岁）则说，全家人一定得到他俩的家过年，一大家人挤在逼仄的空间吃年夜饭，才其乐融融。谢奶奶拿出水果、牛奶、八宝粥，热情地招呼我们，并自豪地说，都是孙子孙女孝敬的。老人的坚守和自豪，一是彰显了长幼有序的伦理秩序，老人住在哪里，哪里就是大家庭的中心，维护这个中心，就是维护子孙对长辈的敬和爱；二是表明，住进老年公寓，并不是被逐出子女的家庭，而是搬进了老人的新家；三则说明，在当代社会，由于传统父权制的权威已经旁落，老人如果同子女居住在同一空间，抵牾难以规避，不仅不自由，而且可能失守子辈和孙辈自然的孝敬，相反，同子女的家庭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反而可能重新修复和凸显晚辈对自己的敬和爱。正因为深谙这种“距离产生美”的悖论性家庭关系，老人愿意离家出走来重建自己的小家。总之，无论是继续为子孙奔忙还是接受子孙的孝敬，都是老人在反复构建自己心中的家的体现。
入住老年公寓的老人从小就熟络，聚居密切了他们之间的联系。谢奶奶的大儿子告诉我们，老年公寓的老人“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会“和其他老人聊聊天，到外面的凉亭坐坐”。胡奶奶也反映，老人都是同村的，相互熟识，有空就在一起聊天、打牌，并笃定地说：“100个人有99个都喜欢住在这里。”老人之间共有丰富的知识、经历，彼此知根知底，故而不会因离开原来的环境而尴尬和孤独。
（三）小结：多重意涵的家
老年公寓作为一种地方性建制，为乡村城市化和农房集中改造背景下的农村老人提供了一条不错的退路，也为缓解代际矛盾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思路。第一，老人不仅可以拥有自己的两口之家，而且同其子女和后辈共享的大家庭不会因为物理距离太大或太小而流逝。X村赵奶奶（64岁）戏称，她在公寓叫一声，儿子就能在他家里答应。第二，老年公寓的租金制让老人拥有长期使用权，从而获得心理上的稳定感和安全感。第三，公寓其实同农房并无二致，老人在其中不只是“寓公”，他们可以延续劳作。质言之，老年公寓同老人的社会生命历程互嵌，构成相对有机的整体。一言以蔽之，老年公寓的居民不是被家离弃的人，老人可以彰显自己的能动性，追求自由。
四、“如家”却“无家”：专业敬老院的尴尬
和愿意入住老年公寓不同，农村老人对敬老院的排斥直接且强烈。那么，入住敬老院的老人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活呢？
（一）从庄严到随意：时隔一年的不同观感
一年之后，我们再度拜访J中心，感觉跟之前很不一样。门厅和走廊里老人三三两两，庭院里有一位工人在割草，长椅上有老人静静坐着。部分房间窗口晾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微风轻摆。在敬老院北面的围墙角落，一位老人正小心翼翼地将湿漉漉的衣服晾在树枝上。老人显然很爱干净，没有使用J中心的公用洗衣机而是自己手洗。棋牌室里四位老人在玩麻将，还有几位老人在边上观战并出谋划策。回到门厅，两位老人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但我们一个字都听不懂。据工作人员介绍，两位老人都90多岁了，耳聋。其中一位老人走到服务台前，跟工作人员说着什么，但工作人员见怪不怪，未予理睬，继续敲着键盘。
（二）“如家”却“无家”
我们回到左楼底层中部的门厅，正好有一位老人独自坐在椅子上，他穿着县民政局发放的夏衣，整洁、朴素。老人70岁，是五保户，口音很重，家里房子倒了，也没兄弟姐妹帮衬，就进了J中心。老人说这一层活动的都是五保户，大部分是刚住进来的，有的从其他敬老院搬来。大伙的情况都差不多，房子倒了，宅基地收归集体，没地方去，政府为他们提供免费养老服务。至于耕地的去处，他不大清楚。聊天的空当，一位80岁的老人走了过来。老人说自己有兄弟姐妹，但家离J中心有五六十公里，所以家里人未曾过来看望他。老人幽幽地说，自家还有房子，但没法回去看了。
这类情况，T中心同样存在。蔡奶奶（85岁）没有吃敬老院的午餐，因为敬老院不提供她喜欢吃的面条，所以她就自己泡面吃。老人对机构安排的各种集体活动如生日会、跳操、才艺展示同样不热衷，“他们在那边过生日叫我去，我不去”，“他们拍‘抖音’这些我都不去”，“我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
当问J中心的五保老人王爷爷（60岁）想不想家时，他回答：“（J中心同家相比）那差远了，在家好，在家自由”，“想也想不到了，都收上去了”。即使对于五保老人这样无后、无房、无产，不得不以敬老院为终老之地的群体而言，敬老院还是同家有着很大的差距，他们会怀念旧生活。首先，虽然标准化的建筑布局与装潢设计为老人提供了良好的居住和生活环境，但也抹平了个人同生活空间相互建构的痕迹，消除了个人将生活空间情感化的可能性。在老人的卧室，几乎看不见私人生活物品，衣服要收进统一样式的柜子中，床头柜和桌子上只能摆放药品和杯子等少量物品，墙面、地板要时刻保持干净，房间和走廊不能有杂物。总之，这里干净得没有了家的气息。
再次，进入专业敬老院意味着老人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和亲属关系。这些机构离老人的家或者子女的住处普遍不近，更为重要的，当子女将老人送进敬老院并按月缴纳费用之时，也是子女将部分赡养责任推卸给敬老院之时，部分子女探望和照护的频率因此会明显降低。老人需要在这里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包括与室友、护工的关系。但是，如前所述，室友之间往往因生活习惯不同而成为对头，护工与老人之间难以超越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最后，对于农村老人而言，“寿终正寝”是终身大事，只有在自己家里离世，才能入土为安，避免沦落为孤魂野鬼。这也是很多在医院救治的农村老人临终前一定要赶回家的原因。T中心的蔡奶奶说：“（养老机构里的临终老人）有好几个去了（医院）之后死了的，死都搬到家里去，他们农村有一个习惯，有家的人都要搬到家里，像我们这种没家的，都要搬到医院去，真的病重了要到医院去了，这里（敬老院）是人家的地方，也不能够死人。”对于老人在敬老院去世，敬老院既担心会影响院内特别是同室老人的心情，也担心影响床位的继续使用。在五保老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敬老院设置了安宁室，让临终老人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刻，又可将其去世对其他老人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敬老院不是终老之地，同敬老院不是他们的家是同一个概念，但今天，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要面临这一心理上的坎。
总之，敬老院虽然为老人提供了专业的照料，但毕竟不可替代老人在经年累月生活中不知不觉形塑的家，甚至敬老院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将他们的家这一社会生命之源连根拔起作为前提的。当J中心工作人员满头大汗地整饬园林而咫尺之遥椅子上的老人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时，就再现了敬老院与家之间的疏离。
老人该怎么办？大多数老人惟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和适应。工作人员将初入老人的不适应理解为持续一周左右的“闹”：“有的老人会有不适应、闹，一般前七天都是情绪最波动的时候，像孩子刚上幼儿园一样开始哭，七天以后就能稳定下来，就能习惯”，“一个礼拜差不多，（不管怎样）也要把他们服务好，让他们喜欢住在这里”。在养老行业工作了十几年的员工张先生根据个人经验，认为老人进入敬老院后的适应期在三个月左右，他们慢慢熟悉新环境，建立信任感。但对于五保老人，与其说是使身心逐步适应环境，毋宁说是无可奈何地忍。顾爷爷（61岁）说：“在这边慢慢住也会习惯，没有办法了，过一天是一天”，“说不上好坏，因为已经住了14年，已经习惯，也是没有办法只能住在这里”。王爷爷说：“不愿意（住进敬老院）也没有办法，都要到这里来。我现在还能走动，但是有糖尿病，住在家里没有饭吃，没有人照顾。”他们没有退路，敬老院是政府给他们安排的最好去处。有子女的老人也如此，因为他们没法以自己的渐老之躯向子女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时常用“没办法”“看得开”“想开点”“还可以”等说法来自我安慰和彼此安慰。
（三）“无家”中重建家的力量
当然，对于敬老院的生活，并不是所有老人都采取消极适应和忍耐的态度。事实上，大部分老人在适应敬老院的规章制度、作息安排、空间设置的同时，也悄无声息地改变着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仅仅运营一年多，J中心的工整性似乎弱化了很多，衣服晾到了窗户口或树枝上，有老人在楼道和庭院随意走动甚至喧哗，而敬老院精心安排的活动响应者寥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毋庸置疑，这跟疫情的解除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老人将作为农民的生活习惯带入其中，而工作人员不可能彻底干预这一因素。其中，五保老人有着更显著的作用。他们大部分年纪较轻，行动能力较强，过去的生活因无家人的约束而普遍比较随意，而且他们的人生已无退路，敬老院是归宿。因此，他们既会积极适应敬老院的生活，又会在细节处改变敬老院的规则，使其更符合自己的习惯，还会积极与同伴交往，活跃甚至重塑敬老院的氛围。这样，敬老院从客观化的专业机构向渗透着主体性和情感性的家转变就不言而喻了。当然，囿于专业敬老院的各种物理条件和专业规则，这些改变不可能走得很远。一言以蔽之，没办法的适应可能是这些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专业敬老院的永恒话题。
五、“看不得”的H镇养老服务中心的家微光
早在2001年，S县就出台支持和补贴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开办养老机构，催生了一批私立敬老院。它们曾是S县养老机构的主体，照料过的老人也比较多。T镇B村目前有三家私立敬老院，收费普遍较低，硬件和软件配置相对简陋，入住的多是本村或周边村庄的居民。H镇养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H中心”）也属于这类敬老院。镇领导告诉我们，这个机构“看不得”。何以“看不得”？我们猜测，一定是设施简单，服务不专业、不标准，环境不够干净整洁。但深入调查发现，“看不得”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敬老院与当地农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深度结合，彰显其作为被照料老人的家的特征的核心。
（一）斯是陋室，苦乐并存
同所有敬老院一样，H中心自费入住的老人大部分是子女送过来的，他们或因外出打工和做生意无暇照顾老人，或因兄弟姐妹在照料老人上发生纠纷，或是嫌照料老人麻烦。老人大多数经济条件普通，与子女的关系较为疏远。一些住家离H中心近且孝顺的子女会经常探望老人，而有些子女只是象征性地偶尔跑来看看——清洁工郦奶奶（68岁）说他们对老人别的需求并“不理会”——很多老人除夕也是在H中心度过。H中心的设施较为简陋，每位老人基础费用是每月1200元，只有J中心最低收费标准的一半，最高收费标准达到每月3600元。我们访谈的时候，老人正用午餐，菜品主要是蔬菜和鸡蛋，肉类不多。这可能也是镇领导说“看不得”的原因之一。另外，H中心作为镇残疾人之家的挂靠点，负责15名残疾人的日间照料，“老”与“残”两种形象相互交织，也映照出一幅“看不得”的景象。
在小小的院子里，有坐在门厅静静看电视的老人，也有到处走动、喧哗的残疾人。午饭时分，老人各自拿着五花八门的餐具鱼贯而入，餐厅内有说有笑，有帮着盛饭的，也有招呼着聚桌而食的，亦有饭后哼着小曲悠闲地洗碗、回房的。他们对于来访者更是热情，主动介绍H中心的情况，邀请我们拍照记录，主动招呼我们一同吃饭。
总之，至少从表面上看，老人在H中心的生活显得惬意、悠闲、自在，要比专业敬老院所追求的“居家”之感更为真实，更具感染力。那么，他们何以能够苦中作乐，将H中心当作自己的家呢？
（二）有意无意的“家化”
其一，H中心具有一定的慈善性质。根据院长的说法，该中心最高档次的收费虽然是每月3600元，但院方还是亏损的，因为有几位老人的护理和医药开销要大于这个数字，是故被附近乡镇的敬老院拒收，院长考虑到这些老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宽裕，且只有两三人，收下只是少赚点钱，总体上不会亏损，就接收了。另外，在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基础上，H中心会根据老人家庭的经济状况对收费做微调，有的老人的子女做生意，比较富裕，收费就高一点，有的老人的子女只能从土地中讨生活，收费则稍低一点。有一位老人经济条件不好，交不起照护费用，但有一定的自理能力和活动能力，院长请老人承担部分日常工作，让老人感到自己住在敬老院能自食其力，而没有占便宜。
其二，H中心将大部分空间用作居住空间。中心只有两栋小楼，除两间活动室兼办公室以及一个兼做电视放映室的门厅外，其他均为老人住房。房间面积较J中心大，每间卧室放2—3张床，共有46个床位。2022年8月入住的老人只有36位，故而大多数老人是两人一间，有的老人相当于住着单人间。有的房门敞开着，有的房门用五花八门的锁锁着或绳子缠着。饭后哼着小曲上楼的姚爷爷（64岁），腰间别着一大串钥匙，让我们心生好奇。我们跟着他到房门口后发现，他不仅锁着房门，还给衣柜和抽屉上了锁。房间整洁、干净，又不乏个人生活的气息，床边的墙上贴着他年轻时身穿风衣在长城上拍的全身照。谈及私人物品，姚爷爷说：“房子、家具、电视是老板的，其他的都是我的，都是我自己买的。”看来，这一把把锁隐喻着一个基本的道理：这些老人不只是被动的受照顾者，他们没有因身处逼仄的公共空间而丧失私人性，他们积极地保护私人物品，维护自己的个性化生活。H中心既无暇也无意干涉老人的日常生活，不执着于构建便于管理、整齐划一的居住空间和生活模式。
其四，H中心既是残疾人之家，又是五保老人之家和私立养老院，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打破了一般敬老院暮气沉沉的氛围。H中心接收的五保老人和残疾人普遍年纪较轻，更有活力。
H中心的这些特质，当然跟其收费低、运营成本低、无力专业化有关，不经意地保留了农家自然生活的味道，但也跟经营者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农村养老机构的定位相结合密不可分。胡院长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能够切身体受农村老人的边缘化处境，更懂得他们的真实需求。故而，这家简陋的敬老院在总体上营造了适合农村老人生活的环境。
（三）家及其蜕变
H中心打造了一个不同于专业敬老院的生活场所。它显然不是专业敬老院所宣称的以专业化和标准化营造居家氛围意义上的家，而是更接近于农民所习惯的家。首先，它凸显了老人之间，老人同经营者、工作人员之间平等甚至亲密的关系；其次，它为老人在公共空间挤出一块私人领地，他们可以彰显个性，保留隐私，拥有一定的支配权；最后，H中心农家小院式的运营模式使老人有机会继续农业活动，参与中心的日常管理，从而可能与H中心产生情感牵连。总之，H中心为老人营造了相对自由的氛围，对老人而言，适应这里的生活并不难。
2023年8月，我们重访H中心，原本热闹的院子安静了许多，原因是其中的五保老人搬到了J中心。原来，后者的热闹是以前者的沉寂为代价的。但是，H中心的老人依然热衷于互助，他们对访客的热情也让人温暖。
六、讨论：何以为家
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很难洞察人们所共有或特殊的深层次观念和需求，惟当身体机能出现变化，又遭遇生活环境的重大变迁时，这些观念和需求才会显现出来。这是我们进入不同养老机构洞察和感受老人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的动机之一。当养老在农村成为问题之时，也是农村老人深层次的观念和本体安全需求显现之时。
不同养老机构的老人在被问及为何入住、生活如何时，“自由”“不自由”“没办法”“家”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自由”“不自由”“没办法”跟“家”有着各种内在关联，家是老人用“不自由／不自在”“没办法”所表达的生存焦虑和用“自由”表达的本体安全的根源。“不自由”是因为没能生活在自己的家中，或是因为与性格和生活方式差异太大的子辈、孙辈共处一家；“没办法”或指想有自己的家却得不到，或指不得不“离家出走”，或指虽到颐养天年的年龄却不得不承担抚养家庭的责任；自由指有自己的家，是一种“在家感”。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家作为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之源”和“总体性的和‘根基性的隐喻’”，也是S县农村老人观念的基本构成部分。这一观念的普遍性在很多经验研究和理论反思中得到了反复验证，26但主要聚焦于家庭成员关系及其扩展上。本文的田野陈述，则让农村老人的家呈现更为丰富的内涵。
进一步看，虽然不同条件下人们对家的理解会有些微差别，但家作为人的本体性需求是普遍的，在各种文明中都能找到相同的踪迹。职是之故，本文讨论的既是经验问题，也是基础性理论问题。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明比较与中国社会理论的早期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2VRC097）资助。
①根据学术惯例，本文对所有地名和人名都做了处理。田野调查由四位作者共同完成，其中G村的调查由肖瑛单独开展，K村和S县的调查以郭琦、王东晖、符佳佳为主，肖瑛为辅；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由四人共同讨论形成，论文由郭琦主笔初稿，肖瑛全面修改并定稿。
②［德］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7页。
④同上。
⑤《S县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S县人民政府网站，2022年10月15日访问。
⑥张川川、陈斌开：《“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载《经济研究》2014年第11期；李亚雄、安连朋：《脱嵌与嵌入：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从家庭养老到互助养老的嬗变——以陕西省凤翔县Z村为个案》，载《理论月刊》2021年第9期；宋凤轩等：《新古典家庭决策模型下的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选择》，载《东岳论丛》2021年第3期。
⑦陈芳、方长春：《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与出路：欠发达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研究》，载《人口与发展》2014年第1期；聂建亮：《养儿还能防老吗？——子女人口经济特征、代际关系与农村老人养老资源获得》，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⑧谢桂华：《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载《社会》2009年第5期；狄金华等：《老人居住模式与养老资源获取——对谢桂华研究的再检验》，载《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聂建亮等：《居住安排、居住条件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载《兰州学刊》2022年第1期。
⑨狄金华、郑丹丹：《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载《社会》2016年第1期。
⑩左冬梅等：《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载《人口学刊》2011年第1期；黄俊辉等：《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需求评估——基于江苏1051名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载《中国农村观察》2014年第4期；蒋浩君：《何以“逃离”敬老院——农村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排斥与抗拒》，载《农村社会保障》2014年第5期。
11王进文：《迈向合作生产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模式转型与路径优化》，载《理论月刊》2022年第4期。
12AnthonyGiddens,TheConstitutionofSociety:OutlineoftheTheoryofStructuration,Cambridge,UK:PolityPress,1984,p.118.
13沈燕：《“脏”与“不值钱”：敬老院老年人的身体感研究》，载《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4期；沈燕：《悬置的死亡——基于上海市D敬老院田野调查的思考与启示》，载《日常と文化》（东京）2022年第3期。
14肖瑛等：《家与社会治理：价值、方法、对象和主体》，载《学术月刊》2023年第7期。
15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16渠敬东：《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以〈金翼〉的社会学研究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17同注14。
18陈映芳：《社会生活正常化：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化”》，载《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5期。
19周飞舟、余鹏翰：《家中有家：“分家”的理论探源》，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20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载《费孝通全集》第10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21张琢：《中国古代家庭规模到底有多大？》，载《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6期。
22周飞舟：《分家和反馈模式》，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23这从他们习惯于将“村”唤作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队”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2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25肖瑛：《公共性及其实践：中西古今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26参见杜月：《芝加哥舞女、中国洗衣工与北平囚犯：都市中的陌生人》，载《社会》2020年第4期；林叶：《拆“穿”的家庭：住居史、再分家与边界之争》，载《社会》2020年第4期；周飞舟：《分家和反馈模式》。
28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