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官场上，以打探官员们的真实年龄为禁忌。当然，年龄成为不能说的秘密，并非一开始就出现的，从史料记载来看，秦汉时期，官场上还并不存在年龄这个问题。著名例子便是甘罗十二岁因为出使赵国有功，便官拜上卿。可见，当时的官员年龄制度并不是十分严格。
一直到汉武帝时期，因为官官相护，相互包庇之风盛行，使得官员队伍日趋年轻化，全都是官员子弟。这种情形的产生，令当时的统治者不得不采取行动，到汉顺帝时期，尚书令左雄上书说：“郡国每年举孝廉，都是马上就要授职施政、教化民众的，应该选取那些老成可用之人。孔子称：‘四十不惑’；《礼记》称：‘四十曰强，而仕。’请从现在起规定：年龄不满四十，不得察举。”
所说的“察举”制度，其实就相当于举贤任能的一种推举制度。这个制度可以破格提拔人才，但也有其弊端，便是上面提到的，会让一些官员相互勾结,互相推荐亲信，结党营私，对皇权很不利。于是，这个建议很快便得到了汉顺帝的采纳。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对当官的年龄进行了限制，只要更改年纪。不是照样可以为官吗官员制造假年龄，这便是原始之头。后来到唐朝时期，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六月发布了一个新规定：“凡人三十始可出身。四十乃得从事。”官员的年龄再次被列入规章制度之中，所谓“出身”，是指做官的资格。要想做官，必须经过一层一层的考核，这期间的过程可不短暂。通常过个三五七八年都很正常，例如韩愈二十五岁及第，到正式被授予官职时已经到了三十五岁。
为了求得及早当官，许多人便想起了办法。在唐代科举中，有为早期教育设置的童子科，而且考试题目也相对简单，只是考一些基本入门的知识点，毕竟孩童的条件还是十分宽松的，这作为入仕的捷径，许多大龄男子便冒充孩童，虚报年龄，只求能够通过此捷径，走入仕途，不用再去白费那好几年的时光。
“离婚协议书”始于唐代
随着法律制度的健全，离婚协议书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法律公文，很多人也以为离婚协议书是近代才出现的新事物，不会想到在倡导一女不侍二夫的封建制度下居然也会有离婚协议书。实际上，在我国唐朝时就已经出现了“离婚协议书”，敦煌曾出土过离婚协议书，即“放妻协议”。
此“协议”的内容是：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必是冤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荚妇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译文大意是：因前世三生的缘分，今生才结为夫妻，如果我们结合在一起是错误，不如痛快地分手来得超脱，希望你重整山河再攀高枝，也胜过两人看不顺眼互相挤对。离了之后,希望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找个好人家……
从这份协议书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离婚协议，夫妻因感情不和离婚，于是请来双亲父母和亲戚朋友，做此见证，好聚好散，最后，男方还不忘给妻子一些美好的祝愿。
而在以往的历史记载中，在中国历史的多数时期，女子一直是处于被压迫地位，很多朝代妇女没有离婚自由，男子可以任意“休妻”、“出妻”，女子却只能忍受。同时，女子被“休”、被“出”，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改嫁更是“丧失贞节”。于是我们以为古代女子在婚姻方面都是非常悲惨被动的局面，但是这份唐朝的“放妻协议”却告诉我们：并不是古代所有朝代女子的地位都是那么低下的。在《秋胡》中，秋胡几年不归，秋胡母就劝秋胡妻：“不可长守空房。任从改嫁他人。”婆婆竟然主动劝媳妇改嫁。可见唐代属“开放型”社会。
《唐律户婚》对离婚有三条规定：
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二、仲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
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
从史实来看，提出离婚者也不只是夫方，妻方提出离婚的也不在少数。女方再嫁也不为失节。这从唐代妇女不以屡嫁为耻中看得很明显。唐代公主再嫁的就不在少数。从唐代看，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习以为常，并未受贞节观念的严重束缚，它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份敦煌出土的“放妻协议”则被认为凸显了唐代的婚姻制度。
事实上古代妒妇、惧内、离婚的事情在各个朝代都有，只不过唐朝的婚姻制度给人感觉更自由一些，高层离婚比较容易实现，比如太平公主就成功了。虽然不能确定协议书的具体年代，但它的存在却证明唐末五代宋初时，男女在婚姻问题上是相对自由的。虽然家中掌事仍然是男性，但妇女地位也没有后人想象的那样低。
千年前的敦煌人吃什么
在敦煌所藏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绢画、法器等文献中，保存了大量唐宋时期的饮食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穿越”到一千多年前的敦煌。看看当时敦煌人的食谱，瞧瞧他们吃什么、怎样吃。
一、主食、肉、蔬菜、水果、调料，一样都不少
唐宋时，敦煌已有较为发达的园囿经济，除了私人经营蔬菜的种植和买卖外，许多寺院都拥有菜园，品种有萝卜、生菜、蔓菁、葱、蒜、韭菜、葫芦、豇豆、苜蓿等。敦煌人还采集一定的野生植物和菌类，如草豉、荠菜、菌子、马芹子等用以补充蔬菜的不足和改善口味。敦煌的果类有葡萄、梨、果子、桃、杏、枣、胡枣、胡林子等，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北方所有的水果，有“瓜果之乡”的称号。早在汉代，敦煌的优质瓜果就很有名，东汉明帝时已作为贡品。敦煌人的调味品有花椒、生姜、盐、豉、醋、酱、浆水等。据记载，敦煌人嗜酸，不仅寺院自己酿造醋酱，而且还用原粮去街上换取。浆水是一种蔬菜发酵产生的酸菜水，有解暑、降温、化腻、利消化的功效，到现在仍是西北人喜食的一种调味品。
二、爱吃饼喝粥的敦煌人
敦煌人的主食以各种饼为主。敦煌饼类食物的名称有近三十种之多，比任何史料中出现的都多，有胡饼、馒头、水饼、白饼、薄饼、蒸饼、烧饼、沙饼、乳饼、菜饼、煎饼、馓枝、梧桐饼、环饼、索饼、龙虎蛇饼、菜模子、小食子等。这些饼大部分用麦面做成，少部分用粟面或糜面做成。
除了几十种饼外，在敦煌还流行粥、馓饭、水面、煮菜面、细供、灌肠面、油面、炒面、麦饭、饭、糌粑等十几种食物。
敦煌人还喜爱喝粥，敦煌的粥有浆水粥、白粥、米浆水、酹粥等，不仅可以用米或小米做，还可以用面做。羹也是敦煌人经常性的饮食品种。敦煌人之所以喜爱粥及羹。与他们经常吃油炸食品有关。
三、胡食和胡气
敦煌饮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胡食和表现在饮食习惯上的胡气。其饮食品种中，多半是胡食或由胡食演化而来，特别是以饼为代表的面食。铺设、坐姿、酒器等也或多或少沾有胡气。
当时敦煌还有一些特色小吃，如灌肠面、糌粑。敦煌曾被吐蕃统治过一个时期，因而在生活上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敦煌人常将灌肠面用来祭神，看来，它是一种高级食物。而今天的藏族地区灌肠面仍是一种家常的吃法。糌粑也是藏饮食品种，在敦煌藏文卷子中有记载，说明在吐蕃统治时期，他们的饮食文化也在影响着敦煌人。
四、敦煌人实行分餐制
到唐、五代时，敦煌人的饮食礼仪正处在一种新旧交替的变化当中。
唐、五代时，餐制仍处在两餐向三餐的过渡阶段。
在有“案”的时代，敦煌人席地而坐，实行分食制，食物放在案上。由厨师或仆人“举案”放在食者前面。从出土的敦煌壁画来看，唐、五代时的敦煌。食桌已完全代替了案，人们围坐在餐桌周围进餐，但与今天的合食制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是每个人的食品仍然分开，每人面前放盘碟，由厨师或专人将食品分给每位进餐者。
五、和尚尼姑也喝酒
在当时的敦煌，不仅寺院和私人大量酿酒，城市中已经有很多的酒家和酒户。敦煌酒的品种非常多，酒的酿造技术已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在敦煌石窟中有世界上最早的蒸馏酒酿造图。
在敦煌，几乎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喜欢饮酒。军政首领、使节、走卒贩夫，都是酒店的常客，甚至连和尚尼姑，在面壁诵经之余，也会来上几口。寺院收入的大部分粟都用来酿酒或换酒。
当时，酒已不再是一种饮料，几乎一切世俗的社会活动甚至一些宗教活动，都少不了酒。如招待使节、祭祀娱神、节令仪式、各种宴会、迎来送往、婚丧庆典等，都必须有酒。
当时，敦煌人在喝酒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行酒令，那时称之为“喧拳”。敦煌人的酒量也非同小可。从一些文献记载计算，那时一些人每日可以饮酒达到六斤至九斤。但是，他们所饮的酒和现在的白酒是不一样的，大多都是粟酒，酒精含量较低。
（摘自《历史不忍细看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4月版，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