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总体性机构”，养老院是“生命终结的地方”，直至死亡才能完成从“生者世界”向“亡者世界”的过渡。吴心越将这一状态称之为“阈限空间”（liminalspace）。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养老机构想象为一个“漏斗”，其“中空”的构造可以被联想为沟通“生者世界”与“亡者世界”的桥梁；其“大小口”设计，就好似院民从“大口”（原先正常的生活世界）进入“狭长的管道”（暗喻机构内生活的逼仄灰暗与不引人注目），最后从管道通向另一空间（亡者世界）。
那么，在这条狭窄管道上通行的究竟是哪些人群？他们为什么会入住养老机构？在这里，我们以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中低端养老机构的S机构为例，试图勾列出其中的院民群像。
“溢出”家庭的老年人
在传统的家庭观念里，把父母送进养老院似乎是一种叛离孝道的罪恶，因为中国人骨子里是有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圆满情结的。无论是过去还是当前，家庭都是老年人获得养老支持的最基本单元，费孝通先生将其称为代际之间互惠均衡的“反馈模式”。那养老院里的这些老人又从何而来？
由于受到少子化与人口流动加速的影响，家庭照护功能难以为继，子代既面临着年迈父母的照护责任，也必须肩负起家庭的发展责任，在这种内外压力下，家庭矛盾便极易发生。
住在S机构的张婆婆是A区某钢铁厂的退休工人，生有一儿一女，老伴去世，女儿已定居国外十几年。儿子之前也在A区钢铁厂工作，厂子破产后在家待业（居家休养），后原单位被收购，目前只发一个月两千多元的生活费，但因为之前是电工，平日里也可以接到很多零工，儿媳在银行上班，所以生活上还不是很困难。
“之前我们工作的时候，我和老头子分了一套福利房，他死了以后就归我了，儿子结婚以后，儿媳妇用计谋让我儿子逼我把房子卖掉，他们又出了点钱买了一套大房子出租了出去，我就和他们一起生活了20年……首先是吃饭上，年轻人要吃肉，吃的东西都是硬的，我们又吃不了；再就是生活上我们睡得早，年轻人下班回来之后睡得特别晚，生活上又协调不了，再加上各种脸色和冷嘲热讽我就搬出来了……
这虽然是我的房子，是他们把我赶了出去，但是又不能说儿子不孝，因为儿子毕竟还有自己的家庭，就算儿子不孝，还有孙子，就算我去告那也要花钱呢，我去告也不一定告得赢，国家认的是户主，所以我也不想去打官司，显得我不懂事。总要有人让步撒，反正迟早也是我先死。”
与此同时，家本位的观念也开始变迁，家庭资源（包括照护资源在内的物质、情感等资源）逐渐流向下一代，因为下一代承担着家庭发展与绵延的重任，阎云翔将其称之为“下行式家庭主义”。正如张奶奶一样，无私帮助自己的儿子买房子、车子、结婚、照顾孙子，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儿子的赡养，张奶奶对儿子虽有抱怨，但自身却一直在对这些事情进行合理化。
“我也蛮乖……如果想得通的话就蛮好啊，你不在这棵树上吊死，你换一个位置啊，怎么就不懂这点道理？你说是不是？……你觉得这合不合理？我死了之后房子还是他（儿子）的，所以还不如我退步出来，所以不是他们不孝，他们也有他的家，也有他的难处……
他也有他自己的家呀，他不能照顾啊。他能够照顾得了倒茶倒水吗？那绝对不可能的，孝顺是孝顺，但毕竟他还要生存啊。他不能天天守着自己妈妈呀。所以说还是身体第一，然后这（钱的手势）是第二。
不是伢不孝顺，现在生活水平几多高呀，人们都跟不上。再说了，来这里有个事情起码还有人顾着你，这里有电梯，我也没有摔倒过……妈妈对儿子的情，有马路那么长；儿子对妈妈的情只有筷子那么长。”
老人为了顾全家庭成员的面子，维持家庭结构的完整性，保持子代家庭发展的连续性，一般都会选择隐忍，或单独居住，或直接住进养老机构。因此，家庭内部不和谐也是（可自理）老人选择入住养老机构的原因（如张奶奶）。但总体上来说，与子女代际关系越融洽的老年人，机构养老的意愿越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如有退休金）也越有可能选择机构养老。
如果父母已经接近失能，需要安排人手照顾，子代夫妻双劳动力又需要投入家庭再生产，那么“去养老院”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即使被送入了养老院，老人们依旧在为自己的子女着想。宋爷爷因为孙子已成家，儿子儿媳要工作来补贴孙子买房和教育重孙，根本无暇顾及早已失能的他。但在去世之前宋爷爷嘴里说的都是送自己去医院，因为他是退休干部，每个月一万多的退休金，除了交给养老机构，剩下的要补贴儿子和孙子。
即使在家庭价值序列中排在最尾，身处在无依无靠、病痛缠身、尊严丧失的环境中，为了子代甚至是孙代，还是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通过挤压自己的生活水平来为家庭做贡献。但对于宋爷爷来说，在此过程中他应该也体会到了些许的意义感和价值感。
当然也有非常不适应养老院生活的老人。如李爷爷，儿子和女儿都在上海工作，他独自租房生活，但因为已经表现出现较重的“失智”状态，再加上不讲卫生，房东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和他的儿女商量，由房东将他送到了养老院。李爷爷极不适应，第二天翻到了养老院铁门上要“逃走”，差点摔下去。
第二天女儿赶回武汉到养老院探望，李爷爷和女儿吵了起来：“你害我，我病还没好，我要住院，你这是把我关起来，我要走，我要去医院！”最终结果是李爷爷连续两天没有吃饭，叫了救护车，被送往了S机构的定点合作医院进行治疗。张奶奶在三楼的阳台看到了全程：
我们可以从家庭发展“压力”导致的“整合性溢出”来解释这些老年人为何会入住养老机构。
首先是家庭发展压力导致的“策略性整合”：在现代化背景下，子代家庭面临着孙代的教育与婚姻压力，那么家庭便需要通过劳动力的灵活配置以最大限度实现家庭积累。在孙代年龄较小时，祖辈可以通过“带孙子”来解放父辈的“夫妻双劳动力”。这时如果祖辈有退休金，也一般会被充分调动，用来资助子代、甚至是孙代的家庭再生产，此时祖辈被家庭自下而上的发展压力所挤压。
其次是“理性整合机制”导致的老年人“溢出”家庭：祖辈在完成照看孙辈的任务后，其人生价值也得以完成，如果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家庭矛盾，此时便需要老人为家庭和谐做出“让步”，这也是多数可自理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原因；或者如果祖辈失去自理能力，那么父辈家庭便需要抽出劳动力（一般是夫妻劳动力中的一人）进行照护，还会对照护者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
从经济角度出发，因照料老年人损失的家庭收入与入住中低端民办养老机构的费用相差无几，甚至前者比后者还要多（以S机构为例，根据老人失能程度，机构收费在2400~3500元），再加上部分老年人（尤其是城镇退休老人）有退休金，那么父辈家庭便更有动力将祖辈老人送往养老机构，以此来实现家庭和谐与解放劳动力，从而完成家庭积累，祖辈老年人也因此被“溢出”家庭之外。
“不要给孩子添麻烦”成了老人们的主流话语，他们对家庭的期待值也在不断降低，对子代的怨气是存在的，但又觉得自己的牺牲与选择是理所当然。在子女看来，父母“懂事”也是应该的，就像郝奶奶、王奶奶的女儿一样，家庭资源的向下流动似乎也成为了新一代的社会观念，逐渐内化成了一种“家庭伦理”，成为一个家庭在变动社会中的默认策略与选择。
养老院还是精神病分院？
养老机构里寄养的不仅是老年人，而是宽泛意义上的“边缘群体”，也包含着各类残疾群体，或肢体残疾或智力残疾。他们也因为不能加入家庭的发展再生产，而被“溢出”家庭之外。
如S机构，一楼居住的大部分都是各类残疾人，9人智力障碍、3人孤独症、3人脑瘫，1人精神障碍，其中最小的仅14岁，最大的55岁，而在之前他们都居住在A区钢铁厂附属的残疾人福利院。该福利院成立之初意在解决该钢铁厂职工的后顾之忧，因此在这些残疾“孩子”很多从小就在残疾人福利院长大。后钢铁厂被收购，再加上新冠疫情，钢铁厂新老板不愿再出资寄养这些残疾人，便交给了A区所在的民政局，经过商量后，这些残疾人最终被安排在S机构。
他们从出生不久后就被发现存在各种各样的生理障碍，自此以后便成为了家庭边缘成员，但在法律层面上家庭又必须担负起监护义务，与老年人一样，家庭出于发展策略，从小将他们送至各类寄养机构，便成了最省心的办法，这些“非老人”与老人一样，在养老机构中等待着生命的终结。
“我看到阿木家我才是流泪。他爸爸身体又不好，中风了。走路这个楼梯都上不来。真是造业了。他的妈妈走了......他爸爸和妈妈生下他之后是这个，他爸爸想再生一个，他妈妈呢怕又生一个这个傻子，俩人就离婚了......总之就是他妈妈来的非常少，妈妈都没怎么管过他。他爸爸有时候会来，但是他每天还是念着‘妈妈，妈妈’。
你看他里面穿的那个红色衣服，明明是他爸爸买的。他嘴里一直说的是‘我妈妈买，我妈妈买’......你说妈妈要是供着他穿衣服的话，确实可以不交钱，你说是不是呀？起码衣服应该要供着他穿（阿木只有8岁小孩的身高，但是肚子又特别大，所以他的衣服特别难找）......
他爸爸后来又结婚了，生了个妹妹，昨天我才听他们说又离婚了，但是女儿还在读书不能赚钱。而且他这个妹妹是后来找的老婆才生的，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同父异母。她哪里会管呢？他妹妹不爱他，一点都不爱他。他妹妹都望着他死。造业啊，真是造业。”
当然也有经常来探望的家庭：
“瞎子他妈妈对他极好啊，别看他这样子，基本他妈妈和他后爸每个星期都来，在家自己做好吃的给他送过来。瞎子的生活是最好的，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妈妈又给他找了个后爸，他的后爸对他特别好，经常过来送东西，送吃的送汤；瞎子的爸爸几岁的时候知道瞎子有这个病之后直接喝农药自杀了，真不是个男人，他自己造成的结果自己不承担，孩子已经这样了，你死了也没有用。”
但绝大部分家属仅在换季时来送衣物，平时极少来探望，过年期间也不接回家团聚，甚至存在一些极端情况：
“去年来这里的这些孩子，还不是有一个死了？年龄不到50多岁，我也是提前和他的姐姐说的，那个娃叫强子，‘强子可能不行了，他已经好几餐没吃了’。你猜他姐姐怎么说的？‘出去给他买碗面，医生说没什么问题，他应该是着了点儿凉，吃碗面就好了。’结果她自己买来了一碗面。
你晓得吗？他死了无所谓。他姐姐盼着他死。他姐姐说‘没事，看了医生的，医生说他就是着了一点凉，吃完这碗面就好了。’还不是吃完这碗面就没了。我说他的姐姐肯定没有去看医生，哪里去看医生了？。”
S机构内除了这些残疾人，还有22人有不同程度的阿尔兹海默症与肢体不便，甚至连三楼的护工都说：
“它这里相当于是没得办法了，但这也是它的特殊优势，它就收这些没得人要的，又没得钱的，这就是它的竞争优势，它以后就是A区的精神病分院，楼上五六个都尼玛是神经病，这楼底下更全都是勺（傻子）。”
但问题在于，这些年轻的残疾群体，无论在日常饮食习惯还是在康复训练方面的需求都与失能失智老年人有很大不同，而大部分的民办养老机构也只能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照顾需求，当然这也与家庭付费能力、专业机构不足有关。
“我们原先在福利院吃的是炒菜，伙食还可以，但是来了养老院之后这里就变成了煮菜，没有味道，不过这也可能是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吃不了那么多口味重的东西，我们都吃不习惯......我有的时候就让赵师傅帮我出去买点臭干子配着饭吃，不然吃不下去。”
这也反映出很多养老机构存在服务对象不明确，范围太广的问题。在一个机构里既有生活可自理的老人，也有因失能失智需要专业护理的老人，甚至还有一些不同类型的残疾人。但不同类型的服务对象对照护资源的需求是不同的，尤其是残疾人有康复需求，若养老机构的服务对象不明确，便容易导致机构养老的资源错配，出现资源浪费、利用率低等问题。
生命中的例外与边缘
无论是完成照料孙辈但仍可自理的张奶奶，抑或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还是机构里的智力障碍、脑瘫等残疾人，他们已无法被归类到正常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是对正常社会秩序和规范的违背，再加上其身体上的“肮脏”，这种种因素共同将这些群体建构为家庭乃至社会的“边缘人”。养老院这一“空间”也因此便带有了疾病、衰老和死亡的隐喻，生命中的这些例外状态被隔离和藏匿其间。
最后，从“主体”来讲，由于入住民办养老院的院民多数为失能失智群体，当其离开原有社会环境时，其主体性便已经开始变得晦暗不明，不仅是其身体机能退化导致的，也是养老院“维稳”的规训制度安排促成的，院民之间的交流被建制化的空间安排所阻隔。最终使得院民逐步陷入一种“无缘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