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天以后，毛岸英才被自己的舅舅杨开智从监狱中接出来，然后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以及毛岸龙被送到了上海。
几人被安排到了党组织开办的大同幼稚园，在此期间，4岁的毛岸龙不幸因病夭折。
1932年3月，幼稚园暴露，不得不解散，毛岸英和毛岸青被地下党员董健吾牧师领回家中寄养。
忍受不住的毛岸英两兄弟离家出走了，两个人流落在十里洋场，他们卖过报纸，捡过破烂，当过学徒。弟弟毛岸青还由于受到巡捕的毒打而导致听力受损，精神也受到了刺激。
两个人悲惨的生活一直到了1936年。
从1935年秋天开始，毛泽民就四处托人打听自己的两个侄子的下落，直到1936年底，地下党员才在一座破庙内的流浪儿中找到毛岸英和毛岸青。
之后两兄弟假扮东北抗日爱国将领李杜将军的亲戚化名杨永福和杨永寿去往法国。
在抵达巴黎的前一天晚上，毛岸英发现李杜等人在包厢内的举动非常神秘：他们拉紧窗帘，反锁房门，偷偷从行李中掏出许多小纸盒，从窗口扔入大海。
毛岸英趁着他们不注意，偷偷摸到了一盒，打开才发现是一盒子弹，感觉李杜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毛岸英也把子弹扔进了海里。
到了巴黎之后他们要去苏联驻法使馆办理签证，但是他们却遭到了拒签。
苏联大使馆拒签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苏联正值国内进行大规模肃反运动，拒绝外国人入境；另一说是李杜等人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发现，日方由此向苏方施压，而苏联政府考虑到当时国际形势紧迫，因而没有发放签证。
李杜等人在巴黎滞留了几个月之后，通过别人的关系将毛泽东两个儿子的消息告知了苏联政府。
不久之后，毛岸英两兄弟获得了护照，但是李杜等人依旧不被允许进入苏联。
两兄弟只能由当时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护送在1937年进入了莫斯科。
两人在”八部“学习的时候，有个阿姨经常帮他们洗衣服、打扫房间，还经常给他们买东西，两人还以为这是一个好心的阿姨因为喜欢孩子才这么照顾自己两人，却不知这个人是贺子珍。
1938年底，毛岸英兄弟和他的这些伙伴们一起进入了莫斯科郊外的莫尼诺儿童医院。他们有了俄语名字，毛岸英叫谢尔盖永福，毛岸青叫科利亚永寿。
莫尼诺儿童院是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于1936年建立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听取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建议，决定专门为大量涌入苏联的中国革命者的后代开辟一个栖身之所，他们选择了莫尼诺儿童院,将原先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全部接到了莫尼诺儿童院。
这里成为了孩子们的避难所，也是孩子们汲取养分的所在。
儿童院的图书馆是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书架上，俄罗斯童话、科幻小说、世界名著等各种书按照内容难易程度分开摆放，码得整整齐齐。图书馆连着阅览室，里面摆放了桌椅，供学员们看书。阅览室墙上还贴着托尔斯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肖像，角落的架子上则摆放着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石膏胸像。置身其中，对于知识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毛岸英与刘允斌、陈祖涛、蔡博、郭志成等儿童组织了一个课余读书学习小组。他们互相推荐好书，交流读后感，像是《海底两万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安娜.卡列尼娜》等。
这群孩子中间年龄最大的就是毛岸英，他对于书籍的涉猎也是最广的，尤其喜欢看文史和政治方面的书。
他总是学以致用，喜欢对任何事物进行分析判断。
毛岸英遇到不明白的历史问题，就会去求教郑一俊。郑一俊为人热情、责任心极强，精通诗词歌赋和文史掌故。非喜欢善于思考的毛岸英，所以两人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一天到晚毛岸英吃完饭饭后主动再次找到了郑一俊，聊了一会儿天以后，毛岸英就把话题引到了自己心中长久思考的一个困惑上面来。
他向郑一俊问道：“您说为什么非要有领袖？我觉得人们崇拜领袖，许多时候是没有走近他的缘故。”
对于毛岸英总是会提出一些大人的问题，郑一俊早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今天的问题有些尖锐，还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郑一俊迟疑了一会儿反问道：“谢尔盖，你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
“我在苏联一些城市参加共青团和少先队的活动时发现，当我演讲中一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台下的听众就热烈鼓掌。当他们知道我是中国领袖的儿子时，也像欢迎小英雄一样欢迎我。您说我的父亲真是这样让人们敬重的吗？如果别人问我最敬重谁，我一定会说是妈妈杨开慧……”
“谢尔盖，你父亲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至于一般的民众，可能没有机会走进领袖和杰出人物的生活，但他们的认识和感情是朴素和真实的。至于他们对你的喜爱，那完全出于一种最自然的感情。其实，对伟大的人物也要有自己全面的认识和判断。”
“我明白了。我要正确地认识父亲，从小应立下志向，长大后成为父亲那样的人。”
1940年，周恩来在苏联治胳膊，打算在新年的时候看望这些孩子，不过邓大姐考虑到他现在正在养伤，怕对孩子们的影响不好，就自告奋勇的打前站。
孩子们对于邓大姐的到来非常的高兴，都喊她邓妈妈。
这个时候曾经在重庆和邓大姐一起生活过的蔡博，拉着毛岸英和毛岸青的手，来到她的面前对她说道：“邓妈妈，邓妈妈！这是岸英、岸青。”
“噢，岸英、岸青，都这么大了。来，到邓妈妈这里来！”邓大姐一手搂着一个，看着这两个自幼失去妈妈的孩子，流着泪说道：“好孩子，不容易呀！”
邓大姐回去之后将孩子们的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沉默了一会说道：“每一个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现在有了条件，一定要让他们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不久之后，周恩来在郑一俊的带领下，再次来到儿童院探望孩子们。
周恩来并不认识毛岸英，可是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毛岸英，看着这个眉阔鼻的小伙子，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道：“好，岸英，见到你我真高兴，当时在上海找你们兄弟俩真不容易啊！现在好了，一切都好起来了！”
同孩子们认识之后，周恩来让孩子们围成了一圈，坐在小板凳上面，自己站在中间，向孩子们介绍国内抗战情况，并且嘱托大家努力学习……
“好了，我的话讲完了，现在轮到你们每个人讲一讲，长大后愿意干什么呢？”
孩子们在下面叽叽喳喳地讨论开了。
毛岸英首先站了起来说道：“我要当军事家，打败反动派！”
“保证完成任务！”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快，很快周恩来就离开了儿童院。
1940年，周恩来结束了在苏联的治病过程启程回国，在苏联期间还代表中共中央和苏方就莫尼诺儿童院中国孩子的前途问题进行了谈判。
按照协定，孩子们在苏联完成学业后将全部回国。如果苏联参加世界大战，年满18岁的中国孩子也不能上前线打仗。
周恩来一方面是为了保护那些已经为国、为党捐躯的革命后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的未来更需要一支具备专业人才的队伍。
不过出于保密的原因，没有告诉这些孩子们。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孩子们的生活再也不像是以前那样的美好，再也没有了一天吃五顿饭，加餐有牛奶，饼干，点心的美好生活，伴随他们的是饥饿。
小一些的孩子们开始参加慰问演出，义务劳动，挖壕沟，将自己赚回来的钱捐献给了前线。大一点的女孩子则去医院照顾伤员，男孩子们则是参与了献血和伐木支援前线。
而毛岸英则是实实在在地参加了战斗。
1942年5月，毛岸英以“谢廖沙”的名字向最高统帅部写了一封信：“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5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中国人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不久之后，毛岸英到苏雅士官学校报到，经过了6个月的快速班学习，他又分别进入莫斯科列宁军事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毕业之后，他在苏军一支坦克部队任连指导员，隶属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他参加了苏德战争中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一直打到了柏林，参与了进攻柏林的战斗。
战争胜利之后，他获得了斯大林赠送的一把手枪作为纪念。
毛岸英于1946年1月回国，在父亲的安排下深入基层开始工作。1950年11月25日上午因回指挥部取作战图被凝固汽油弹击中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