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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破灭
工作变鸡肋
9月15日，星期五，恰好是儿子小飞4岁生日，也是公司宣布任命的日子。早上，面对满窗的阳光，我搂着妻子小静说：“今天咱家双喜临门，晚上好好庆祝一下!”
会议10点召开，半小时后，我拖着无力的双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新任的策划部经理不是我，而是谭猛，同事们正围着这个新贵表示祝贺。谭猛悠闲地踱到我面前，屁股斜挂在桌子上说：“胡岭，晚上一起去K歌”我使劲挤出一个笑脸拒绝说：“不好意思，今天是我儿子生日，晚上我得陪他。”
下班后，我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漫无目的地走着，手机响了，传来儿子小飞稚嫩的声音：“爸爸，我们去哪里吃肯德基啊飞飞等不及了。”听到儿子的声音，我心里泛起一阵柔情，强忍住伤心说：“爸爸马上回来，飞飞在家乖乖等着。扬手招了一辆出租车，我的心已经飞回了家里。所有的失落和绝望。都让一个人承担吧，我的责任就是为妻儿带来安稳和快乐的生活。
可是，六年过去了，好不容易盼到的升迁机会，却被一棒子打没了。强打起精神陪儿子吃完肯德基和生日蛋糕，好不容易把他哄上床，我几近哽咽地对小静说：“对不起!老婆，是我没能力让你们过得更好。”小静显然也有些失落，可她还是安慰我：“没事，咱们不是过得挺好吗”看着儿子梦中甜甜的笑脸，想起答应小静升职后让飞飞转到艺术幼儿园的事又泡汤了，我很自责。
去留两难
强忍“精神”
12月8日拿到工资单，我发现“扣除”一栏填着800。我惊讶地问财务怎么回事，她说：“工资都按部门报上的工资表发的，有问题去问部门经理。”
谭猛解释说：“那个医药项目做砸了，公司对部门罚款1万，摊到每人头上就是800。”我生气地说：“那个项目一直是我负责的，你分配给了小李，现在他做砸了，凭什么让我们分摊罚款”谭猛瞪了我一眼：“凭什么凭我是经理!”
这是什么混账逻辑项目做得好，负责人领奖金，做砸了却让大家来承担责任。我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冲谭猛喊道：“你这是为了哥们徇私，我要去投诉你。”谭猛冷笑一声说：“你可想清楚了，马上要续签明年的合同了。”我回头看了看，同事们都低头不吱声。看来，他们是怕得罪他，担心在续签合同时被这个有建议权的部门经理刁难。我无奈地坐回位置上，愤怒的情绪在心里翻涌。原来的经理很重视我，以我的能力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晚上回到家，我对着小静一声长叹：“你说，我现在的工作还有什么意思一个猪头爬到头上做领导不说，还无端扣我们工资，连投诉一下都不敢。”小静听了原委，说：“要不你换一个工作吧!”要换在六年前，我早就拍屁股走了，现在，却不敢贸然辞职。我们供着房子，养着儿子，还得寄钱给老家的父母……要是断了收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现在我算是体会到了。要是当初像李然那样从事销售，今天不是大款，起码也是大公司的顶梁柱，哪会像现在，不过是一个“说你行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的小策划员。
濒临崩溃
压力折磨何时了
不容我想清楚人生的走向，厄运接踵而至。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我把母亲接到成都。虽然为父亲的后事花了一大笔钱，但我们还是尽量陪母亲到处走走散心，买些衣服、首饰孝敬她。这样一来，我们的经济更显拮据。
虽然压力骤增，可我对工作的厌倦感依然没有改观。不但上班时无精打采，还在不知不觉间把情绪带回了家里。3月14日吃晚饭的时候，母亲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说：“岭儿，你最近脸色不大好，要多吃点。”我突然冒起一股无名火，不耐烦地说：“什么脸色不好啊吃那么多干什么，又不是猪!”小静扯了扯我的袖子，我这才回过神来，连忙说：“妈，是我不好，不该冲你发脾气。”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中了巨奖，再也不用工作了，一家人都住在有游泳池的豪宅里，母亲、我和小静都躺在椅子上晒太阳，小飞在草地上玩。突然，天上飘过一
团乌云，我们全家都被笼罩在黑暗里，一只大手把我抓起来，有个声音说：“该上班了，上班……”我“啊”的一声惊醒。擦了擦满头的大汗，我不禁一阵苦笑：“要是真能中奖，我就不用干那份破工作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我似乎没有了几个月前的那种期盼和喜悦，反倒有一种莫名的担忧和畏惧。回到办公室，同事们嚷着要去K歌庆贺。我很勉强地笑了笑，说没什么好庆祝的，大家好好工作吧!大家碰了一鼻子灰，很无趣地散了。我也不打算召集好友摆升职宴，虽然我曾无数次梦想做一次这样的东，而现在，似乎一切都很平淡和无所谓。
毕竟做了经理，我还是有些高兴，说服自己好好干些事情。可我发现做了经理，工作更忙，事务性的工作更多，我每天都疲于应付。虽然工资涨了，权力大了，可失去了创意的乐趣，只剩下名日管理、实际相当于勤杂一样的工作。原来做经理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惬意。每天上班之前，我都磨磨蹭蹭不想出门，远远地看到公司的招牌，心里就十分紧张，下了班就匆忙往家跑。我好多次想做一个满街逛的闲人，或者独自去远行。我原以为自己厌倦这份工作只是因为没当上经理，看来，原因远远不仅如此，连我自己都弄不大明白了。
我开始喜欢买彩票，还在卧室墙上挂了两张“中奖号码走势图”，我总对妻子说：“要是咱们中了500万就不用上班了，全家人到处去玩……”那天晚上，我又痴迷地趴在书桌上研究彩票，小静把我拖到穿衣镜前：“你自己看看，你都成什么样了”镜子里的我，蓬头垢面，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手上还拿着几张没能中奖的彩票……我抱着头慢慢地蹲了下去，头一阵疼痛。我突然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不要管我!等我中了大奖，什么都好了。我不想上班了!”然后，我倒在了地板上，耳畔传来母亲和妻子惊慌的哭叫声，可我就是睁不开眼睛。
我想好好睡一觉，我觉得太累太累了!
温情女人
教我做个快乐职场人
半小时后，我在医院醒了过来。妻子破涕为笑，攥着我的手说：“医生说你身体没什么问题，可能是太累太紧张，休息一下就好。”我苦涩地笑了笑，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在家休息了三天，4月20日那天晚上，妻子陪着母亲来到了我的房间。母亲摸着我乱糟糟的头发怜爱地说：“岭儿啊，都说你在城里有了好工作，可你看你把这日子过成什么样子了你到底怎么啦”感受着母亲温暖的掌心，我突然像回到了儿时：“妈，你说我是不是从小就特别笨啊那时候想考清华，复读了两年也没考上，最后还是读了个普通大学。本来以为在城里生活更快乐，可总是事与愿违。”
母亲笑了笑说：“你是不满意现在的工作吧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你就是太好强了。你看，农民从不想这辈子能多么辉煌，他们种下一季粮食，只希望这一季能丰收。如果没能丰收，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季。一辈子过去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屋，儿孙满堂，也并不觉得过了窝囊的一辈子。”看着母亲那饱经风霜的脸，我说：“妈，你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几十年讲那些不变的课本，你不觉得厌倦吗”母亲笑了，说：“虽然课本重复，但学生不重复，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都会取得不一样的成绩。我是在不同的学生身上找到自己的成就感的。”
2015年拍微电影《爱之光》终获成功，“狼导”的称号盛传。年近而立感情无依，就在父母担心他孤独终老时，2016年3月20日，他结婚了。他说：“看着你们遮不住的白发，我知道有个家，是对你们最好的孝道。”
“叛逆”少年，南下北上追求音乐梦
伍俊杰1985年出生于贵州遵义，是个叛逆小子，13岁自学吉他组建校园乐队，多次在校际联欢时演出。音乐上的“早慧”并没带给他“光环”，他逃学，父亲的扫帚挥在他的身上：“回去上学，不然我不认你这个儿子！”伍俊杰听不进去：“我不读书了，也会闯出一条路来的。”
2002年新年刚过，17岁的他与父亲争吵后不欢而散，带上家里的几千元钱南下广州寻梦，父亲气得宣布与他决裂。初到广州的伍俊杰，无一技之长，年龄达不到打工的要求，带去的钱很快就花完了。走投无路时，一家餐厅的老板收留了他。他每天累得浑身酸软，双手沾满油污。他想起了中学做校乐队主唱的日子，对自己说：“我要坚持，总有一天要站上一个大舞台，我不会让父亲丢脸的！”他走到哪里，吉他就背到哪里，只要有空，就把吉他拿出来练习。春节回家时，他也不忘背着吉他边走边弹，街坊就会在背后指指点点：“看，那个傻子！”他的不务正业，在大家眼里是个异类。
2004年6月，在广州高校举办“校园你是我最爱”演唱会上，伍俊杰和小伙伴们的精彩演出，获得此起彼伏的掌声。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因为合同问题，他与中国校园音乐网解约了。
2006年底，为了心中的音乐梦，伍俊杰只身前往北京。但首都的演艺圈高不可攀，伍俊杰永远记得，他把自己写得最满意的一首歌，递到一个资深音乐人手里，对方嫌恶的表情和伤人的话语：“就你这垃圾，满大街都是！”无情的话语，几乎要让伍俊杰崩溃，他跌跌撞撞地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过往的记忆像放电影般涌入脑海。他终于明白，父亲打在他身上的棍子，是多么的恨铁不成钢啊，这意味着他将走上一条更加艰辛的道路，做父母的又如何忍心呢？而今天，他不得不吞下年少叛逆的苦果。
接不到演出，他只得在北京郊区一家木工厂做起了木工，他安慰自己，歌手阿杜出道前也在工地上提过水泥桶。放下广州曾经的辉煌，伍俊杰从零开始，除了睡觉，就是写歌。他记起曾对父亲说过的话：“我会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条路来的。”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信念在苦苦地支撑着他。此后，伍俊杰相继创作了《一个人走》、《后悔药》等原创音乐，在一些音乐空间广为传唱。2007年，伍俊杰签约北京天翔世代唱片公司，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音乐人。
扛过抑郁症，从低谷中破茧成蝶
父亲的冷漠刺痛伍俊杰的心。在父亲眼里，自己一文不值，伍俊杰知道父亲不肯原谅他，还气他负气离家。伍俊杰在北京默默积蓄力量，渐渐地，“伍俊杰”的名字在业内有了一定的名气，有人找他商演、写歌;伍俊杰通过演出认识许多明星，又当起了明星经纪人;伍俊杰有了数十万元积蓄，还买了新车……25岁的伍俊杰可谓“少年得志”。
可是夜深人静时，伍俊杰的内心苦闷不已。亲情疏离，他为年少时莽撞的决定后悔，离家千里他才知道，自己最渴望的是得到家人的鼓励和认可。两年后，他决定回家乡贵州创业。
2009年，伍俊杰和朋友合伙创办公司，朋友做影视，伍俊杰做音乐。两人各自掏空身家，但在开业前，伍俊杰家中被盗，设备全部被窃，血汗钱化为乌有。两个年轻人的心坠入谷底，伍俊杰卖掉自己的新车，又借了30多万元，勉强把公司撑起来，但合伙人卷款跑了。那一刻，撑到极限的伍俊杰，一下子瘫倒在地。
“60万元荡然无存，其中大部分是借款。”伍俊杰回忆道。当他用颤抖的手拿起手机，第一个想到的还是父亲。父亲的声音依然冷漠，伍俊杰的眼泪夺眶而出：“爸爸，我被盗了……”“被盗了多少？”父亲的声音透着焦急。“全都被盗了，合伙人也跑了……”他像孩子一样无助哭泣，父亲的心被狠狠揪了起来。
第二天，父母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伍俊杰面前，通红的双眼写满焦虑。“我以为你们不会再管我呢！”“傻孩子，你有成绩，我们不会沾你的光;可你跌倒了，我们一定会扶你！”面对巨大的资金缺口，绝望紧紧攫住了伍俊杰的喉咙，他感到窒息般的难受，他整夜失眠，茶饭不思……
一天，父亲和母亲买菜回来，居然看见儿子站在楼顶。父亲的心快要炸开了：“孩子，别做傻事，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爸就是把房子卖了也要帮你……”闻言，伍俊杰惊醒过来，自己不负责地走了，最伤心的是父母，他最终走下了天台。母亲抱着他，哭得撕心裂肺。
后来，父母寸步不离地守护他，看他心情还好，就会小心翼翼地说：“你还年轻，没什么可担心的，大不了重头再来。”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其实患上了抑郁症。
8月的一天早上，伍俊杰破天荒地说：“虽然公司垮了，接的单还得完成，欠的债还得还，是时候走出去了。”听到儿子重振旗鼓的话，老两口瞬间泪如雨下。
为了继续运转公司，伍俊杰一个人兼任文案、摄影、词曲创作等，每天都是凌晨四五点才睡，忙得像个陀螺。但无论多晚，窗前都有一盏灯等着他，父母的爱，点亮了伍俊杰的心灯。
为了掩饰“空壳”公司，伍俊杰一人分饰多角，前台、经理、导演、老板……他像个无敌“超人”。为了父母，伍俊杰不能颓废下去;为了父母，他要继续战斗，他不是一个人。就这样，伍俊杰靠“演技”撑起了公司，又凭借实力赢得了声誉，终于结束了单打独斗的局面，有了一支合作的队伍。
独“狼”不再孤独，终于有了温馨的港湾
伍俊杰一边赚钱还债，一边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2012年，由他拍摄的微电影《都市陌生人》在各大网站“上映”后，非常火爆，连续数日点击量首位。遗憾的是，后来投资的几部电影，因为各种原因夭折了，但伍俊杰早已百炼成钢。曾经的苦，是生命中最好的馈赠，他仍然努力写歌、创作剧本、拍摄微电影……
机会总是青睐执著而坚毅的人，2013年，伍俊杰为供电局拍摄的微电影《爱之光》，经费少得可怜，他一个人把编剧、导演、剪辑、监制、生活制片等很多工作都包揽了。为了节省经费，出外景时，累了他就在地上摆一张反光板，躺下就睡。后来这部片子，荣获全国中电传媒杯微电影大赛一等奖，两天点击率100多万。
此后，伍俊杰的电影之路越走越顺，邀他合作做导演、栏目制片人的合约纷至沓来，多家媒体报道他，他成了最有潜力的新锐导演。
2015年，伍俊杰的第二部宣传大片《日记》，再次获全国中电传媒杯微电影大赛一等奖，同时还获得中国“安迪杯”微电影大赛银奖。伍俊杰做的这一切，只为了让父母在家乡的电视台中看到他的身影。三十而立的伍俊杰褪去了身上的青涩，成长为有担当、有影响力的“狼导”。他戴着一幅黑框眼镜，不怒自威，很多怀抱着明星梦的演员慕名而来，但他说：“我认为，做演员长相、演技固然重要，但还要吃得了苦。”
在新戏《寨中债》的拍摄中，伍俊杰终于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他和剧组女演员罗文萍经过半年朝夕相处，2016年3月20日，他们结婚了。在伍俊杰导演的结婚MV中，他终于当了一回主演。
在婚礼现场，伍俊杰对妻子说：“感谢有你，让我在能负责的年龄，遇上了你。今后让我们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相濡以沫地走下去。”然后，伍俊杰跪在父母面前，哽咽着对他们说：“感谢爸妈30年来对我的支持，儿子长大了，绝不再让你们失望。一直以来，我让你们操了太多的心，来世，我还做你们的儿子。”父子俩紧紧抱在一起，幸福的眼泪悄然滑落。在场的亲朋纷纷掩面拭泪，这个曾经叛逆的少年，终于与父亲握手言和，成了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男人……
学长学妹缔结美好姻缘
1992年4月，康辉就读的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排演话剧《哈姆雷特》，他扮演男一号。一天傍晚，他跟几个同学正在校园的一个白桦林里排练，不远处突然传来喝彩声：“太棒了！”康辉一看，一个秀发如瀑的女生正笑盈盈地望着他。
女孩名叫刘雅洁，来自江苏南京，是播音系大一新生。等到排练结束，刘雅洁主动帮康辉收拾道具，轻声问他叫什么名字。康辉腼腆一笑，如实相告。得知他也在播音系，比自己高两届，刘雅洁粲然一笑，说：“原来是同门师哥啊！”
有过一面之缘后，再到食堂吃饭时，两人会不自觉地坐到同一张餐桌，边吃边聊。刘雅洁温婉端庄，康辉阳光俊朗，随着时光流逝，两人情愫暗生。
康辉的父亲和母亲都在石家庄邮电系统工作。这年12月，父亲到学校看望儿子。刘雅洁拿着杯子到水房给康父接开水，因人多拥挤，一不小心沸水溅到了她的手背上，烫了几个水泡。康辉要带她去医务室抹药膏，刘雅洁幽默地拒绝：“咱是劳动人民，没那么娇贵。”康辉和父亲一听，都忍不住笑了。
饭后，父亲悄悄问康辉：“小刘姑娘挺好的，是你女朋友吧？”康辉心里一阵甜蜜，却又不好意思承认，说：“爸，您别乱说。”
随着交往的深入，康辉发现刘雅洁善良大气、有上进心，不禁对她心生倾慕。而刘雅洁也早已对康辉动心。虽然没有表白，但两个人都知道他们相爱了。
1993年6月，康辉从北广毕业，进入央视主持《晚间新闻》《世界周刊》两档新闻节目。刘雅洁为男友进入央视感到激动，但又担心自己的爱情逃不过校园恋情的普遍规律――毕业即分手。康辉向她承诺：“放心吧，我会一直等着你。”
1995年5月，一位倾慕刘雅洁已久的校友对她发起了爱情攻势，向她承诺，只要愿意做他女朋友，他在南京给她找工作，想做什么工作随她挑。刘雅洁却一口回绝了。康辉知道这个情况后心里有些本能地嫉妒，说：“我出身普通，不能给你安排工作，对方条件那么优越，你不该放弃！”刘雅洁听罢，看着康辉的眼睛问他：“你说的是真心话？”康辉硬着心肠点了点头。刘雅洁气得转身走了。康辉觉得，在爱情和物质之间，很多女孩会选择后者，刘雅洁也不会例外。
央视有近万名员工，虽是同事，刘雅洁见康辉一面并不容易。那时，她租住在北京西站附近的民房里，上下班要穿过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胡同。有时加班晚了，途经那条漆黑的胡同，刘雅洁胆战心惊，格外渴望康辉陪伴在她身边。
1996年3月，刘雅洁对康辉说：“咱们都是外地人，在北京生活不容易，早点成家吧，这样彼此有个照应。”央视竞争激烈，康辉并非台里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他想再在事业上努把力，要是结了婚，自己将面对父母、岳父母、自己小家这三个家庭，其中的牵绊太多。他告诉女友：“我从进入央视那天起，就没打算卷铺盖走人。等我站稳了脚跟咱们再结婚，好吗？”刘雅洁答应了。
此后，每当刘雅洁加夜班，康辉就坐在央视大厅里等。等来刘雅洁以后，康辉从车棚推出自己那辆半新永久牌自行车，载着女友在悠长漆黑的胡同里穿行，安全护送她回住处。靠着男友温暖结实的后背，听着他有力的心跳声，刘雅洁真切地感受到了幸福。她唯愿胡同长些，再长些，直至永无尽头……
康辉外形俊朗，充满朝气与活力，又透着几分学生的朴实与纯真。他的主持风格清新质朴、淡定从容，又有很强的现场驾驭能力，以及对突发事件灵敏的反应能力。此后两年，他成功主持了1998年三峡船闸开通仪式、1999年天安门国庆50周年大庆等大型直播活动，在“名嘴”云集的央视主持人队伍中脱颖而出。刘雅洁紧跟男友步伐，成长为《正大综艺》的一名骨干编导。
2000年元旦，康辉与刘雅洁低调完婚。两人都出身普通家庭，不忍加重双亲负担，他们没花双方父母一分钱，自己凑了3万元操办了婚礼。他们的自强与孝顺，一时之间在央视传为佳话。
拒绝高薪诱惑引发夫妻矛盾
康辉与妻子买不起婚房，在央视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婚房里没什么高档摆设，最炫目的就是康辉收集的一大摞电影海报和经典电影碟片。他最大的享受就是泡上一杯茶，边品茶边看老电影。刘雅洁则尽显家庭主妇本色，常趁双休日去农贸市场采购蔬菜、副食及水果，回家后分门别类塞进冰箱……
然而，夫妻俩的火热孝心未能挽留住老人生命的脚步。2005年2月5日，63岁的康父不幸辞世。
送别父亲，康辉和妻子准备将母亲接到北京和他们生活。但康母坚强、自立，担心晚辈的过分关爱会让自己形成依赖，拒绝了儿子儿媳的孝心。康辉和刘雅洁理解母亲，没有勉强。此后，夫妻俩每月都赶回石家庄看望老人。老人有时也到北京小住，与儿子儿媳享受天伦之乐。浓浓亲情，渐渐消融了康辉的丧父之痛……
因业务拔尖，2007年11月，康辉和海霞、李梓萌、郭志坚一起，作为新鲜血液加盟《新闻联播》。刘雅洁知道丈夫代表的是国家形象，工作不能出任何差错。在家里，她想方设法为丈夫减压。有时康辉有了烦心事，她就悄悄找一部老电影陪丈夫一起欣赏。
生活上，刘雅洁也以丈夫为中心。双休日，她常守在家里为康辉做后勤。只要康辉出镜，她就坚持收看《新闻联播》。每次丈夫与观众说“再见”，刘雅洁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虽然是《新闻联播》的主播，但康辉收入并不高。2012年春，刘雅洁应邀到一位大学同学家做客，对方200平方米的复式楼装饰得富丽堂皇，客厅摆放的是清一色红木家具，家里装有电梯。联想到自己住的是普通两居室，开的是普通国产车，刘雅洁颇感失落。回到家，她绘声绘色地向丈夫讲述同学家的豪华，康辉却平静地说：“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挺好的。”刘雅洁听了忍不住一声长叹。
2013年9月，北京一家大型流媒体文化传播公司看中了康辉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思维，以及他在传媒界的影响力，力邀他担任公司媒介总监，年薪100万元，年底还有分红。联想到有的同事离开央视另求发展后很快实现了财务自由，康辉有些动心。但一番心灵挣扎后，他却婉拒了对方的好意。刘雅洁得知后生气地问丈夫为什么要拒绝对方，康辉说：“我不觉得钱多就能给生活带来快乐，从事播音工作我能找到乐趣和人生价值。”
刘雅洁一时之间无法理解丈夫的决定。回想这些年不断有企业和社会团体向康辉发出邀请，只要他去露个脸，讲几句话，就能得到一笔不菲的报酬，可他每次都会拒绝。想想别人的丈夫为提高生活质量都使出浑身解数，康辉却将挣钱机会一次次往外推，刘雅洁忍不住对他表达不满：“你口口声声说爱我，有什么实际行动？就不能为了我接受那份高薪工作？”康辉听了一脸惊讶，说：“你以前挺清纯的，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世俗？”“世俗”两个字伤到了刘雅洁的自尊，她忍不住跟康辉争吵起来……
热心公益的“最美爱心夫妻”
为逼丈夫改变决定，刘雅洁开始与康辉冷战：下班后她在单位食堂吃饭，不再像从前那样匆匆赶回家给丈夫煲汤、煎牛排;晚上她借口赶文案，睡在书房里;每天早晨，她独自挤地铁去上班，不再跟丈夫同进同出……
结婚多年，康辉以前从未跟刘雅洁红过脸;而今，妻子的“制裁”给他带来了巨大压力和痛苦。康辉不会花言巧语哄老婆，便每天给她发一条甜蜜短信，刘雅洁看一眼就删掉。早晨去公司上班前，康辉会在墙上贴张字条，或写一句或温馨或富有哲理或感恩妻子的话……刘雅洁看也不看，撕下来就丢进了垃圾桶。
一晃两个月过去，见妻子没有和解的意思，康辉心里隐隐有些痛：很多恩爱夫妻就因为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矛盾没能及时解决，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引发婚姻地震。康辉担心这种悲剧降临，决定向岳父母求援。
这年12月3日，刘雅洁在家里整理书柜，无意中翻出了大学时代的相册。看到照片上她和康辉手牵手站在溪水边，往昔的一幕又浮现在她眼前：就在那天，她和康辉许下了爱的誓言――未来岁月里，彼此要以让对方快乐为己任。而今，自己却违背诺言，逼丈夫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想到此，刘雅洁愧疚起来。
不久，刘雅洁应邀赴北京电视台出席女性幸福话题沙龙。有的嘉宾说与父母同住、衣食无忧是幸福;有的说嫁个大款丈夫是幸福;有的说夫妻志同道合是人生最高境界的幸福……幸福是一种感觉，一千对夫妻对幸福有一千种理解。
总结时，与会的著名婚姻问题专家陈一筠告诉刘雅洁：“你和康辉举案齐眉，堪称神仙眷侣。在大家眼里，你们是幸福夫妻的典范，演绎着夫妻最高境界的幸福。”原来，自己的婚姻在别人眼里是美丽风景，自己一直生活在蜜罐里却浑然不觉！
回到家，康辉正在厨房做饭，刘雅洁从背后抱住丈夫，说：“对不起！我犯了一个错误，现在我要修正它，还像从前那样支持你做好播音工作。”康辉心头一热，说：“你不知道我对播音感情有多深，每次坐在播音间，面对水晶灯，我很快就能忘我，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播音……”
是呀，丈夫当年离开《世界报道》《现在播报》栏目，播完最后一期节目，他很想与观众道一声“谢谢”，与他们告别，但因央视没有“告别”的先例，他只能默默离开，为此他难过了好一阵子。播音和观众已成为丈夫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刘雅洁尊重了丈夫的选择，夫妻俩重归于好。
康辉虽万众瞩目，但生活节俭，崇尚平淡，在他的感染下，刘雅洁也保持一颗平常心。夫妇俩对物质方面要求不高，结婚十多年，他们住的是一般社区的普通两居室;家里的洗衣洗菜水康辉会攒起来冲厕所，既省钱又节约水资源。刘雅洁在美容院做皮肤护理，会顺便将一次性毛巾带走，用来擦皮鞋、擦地。在家里，他们穿布鞋，喝小米粥，与普通平民百姓的生活没两样。
1、文化环境不同
由于中西方所处的地域环境不同，他们的文化环境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每个地域都拥有独特的文化特色，这种特色表现在人们共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情感需求等方面，并作用于消费行为上。
比如中国文化，自古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华文化的各个部分之中，并占据核心位置。如从文化思想和价值取向上看，注重忠孝节义等人伦道德，这与西方的重利轻义、强调个人价值的文化观念截然不同。在中国，国家利益、集团利益、家族利益都被视为是高尚的。偏重情感，重义轻利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
2、文化心理不同
参考文献：
“目前中国抑郁症发病率平均为3％－5％，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5％－8％，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抑郁症的发病率还呈快速上升的趋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赵国秋教授告诉《望东方周刊》。
“我从来没有开心过”
“印象中，我从来没有开心过，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陈小姐说。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三楼治疗室里，个子高挑、面容娇好的她，显得十分安静。
“我和父母半年加起来说的话，也没有今天多。”陈小姐说。在陈小姐的记忆中，长期患有胃病的母亲一直没有工作，脾气十分不好，和奶奶的关系很紧张。当司机的父亲总是沉默，把家当作旅馆。在这个家庭中，吵架是家常便饭。
“家人对我所说的话不感兴趣，我也觉得没意思，久而久之就无话可说了。”七岁那年，母亲和奶奶为了洗脚水的冷热而大打出手，她感到不能表达的愤怒。让她更不能忍受的是，大人们一会儿把她当作出气筒，一会儿又把她当作拉拢的对象。奶奶说：“好孙女，你妈妈那样对我会遭报应的，我最疼爱你，不要理她。”妈妈说，“你是我生的，不准你对你奶奶好。”
陈小姐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孤僻，不和小朋友玩。“我还是很听家人的话，但是另一个声音告诉我，‘你没有主见’。”她说，“我总是做了一件事情就后悔，反复地想，不停地责备自己。”
在同事的眼里，她只是比较内向，但她知道自己经常不能集中精力工作。在别人看来很正常的事情，对她而言却不同寻常。比如一个同事来了，该不该打招呼，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就足以让陈小姐感到痛苦，“打招呼挺没意思的，但这是礼貌。”在她脑子里，总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后来她找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经过测试，她患有中度抑郁症。12月初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接受了一个月的心理治疗，医生说差不多快恢复了。
“我的网名叫梦醒江南，因为始终迷迷糊糊的，我想早点醒过来。”陈小姐说。
成功的人应该正视别人的优点
记者采访过的几个患者有个共同点，就是对成功的极度渴望及对自己的过高要求，一旦面临挫折就难以接受。
朱岩是个帅气的小伙儿，一米八左右的个头，2005年12月3日，记者在治疗室里见到他时，他侃侃而谈，十分自信，“这个礼拜我就回美国继续完成毕业设计。”他说。
但是几个月前，“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不想说话，双眉紧锁，一脸倦容，当时是非常危险的重度抑郁症。”主治医生刘义兰说。
1979年出生的朱岩，从小成绩优秀，一直生活在赞扬声中。1998年顺利考入同济大学。大学同学都是从独木桥上挤过来的，他的优秀在大学里一下子不那么明显了，他甚至感到自卑。2000年朱岩自费去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学习，他说，希望这次用成功来获得大家的认可。
在德国，朱岩和同学交往很少，一直拼命学习，曾多次获得奖学金。2004年，即将毕业的朱岩，获得一家大型公司的资助，到美国进行长达10个月的毕业设计。他非常看重这次毕业设计，希望能有重大创新。但他最终不得不承认难以达到自己的预期。同样受资助的室友也来自中国，一位比他大五岁的博士，但比他工作得出色。
2005年6月初，他回国并在私人诊所接受治疗，但情况依然越来越严重，甚至多次想到自杀。8月他来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始接受药物和心理治疗。朱岩说，他现在对书店里卖的“如何教你成功”、“怎样让大家喜欢你”等等书很反感。“我觉得成功的人应该能够正视别人的优点，发现别人的长处，善于合作。像我这样从小被宠坏了的孩子，心理成熟比较晚，承受能力也很差。这些人的心理问题特别值得重视。”
35岁的张女士是一家大型科研单位的工程师，从不服输的张女士，一直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之中，没有其他兴趣爱好。因为业务出色，被单位公费选派到欧洲学习半年。
而发生这一切，前后不过三个月。“这下我变成了罪人，可以枪毙我了。”刘医生看到她的时候，她一直自言自语，显得十分兴奋。刘医生说，这种情况是间接自杀，她本身没有勇气自杀。
617亿的损失
一项估算是，全国人口12．5亿，按照抑郁症2．1％的患病率，约为2625万。抑郁症最严重的后果是自杀和伤害他人。
刘义兰医生说，抑郁症的发生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有关，如遗传因素，性别因素，儿童期的经历，人格因素，躯体因素，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依赖，药物因素等。青春期，更年期及老年期，这是三个相对集中的发病年龄段。
何燕玲教授是这项研究的参与者之
一，她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治医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她告诉《望东方周刊》，自杀是中国第五大死因，每10万人中有23．23人自杀死亡，其中因为抑郁自杀约占到40％。
抑郁情绪是人性的常态
加雷斯奥卡拉罕，一位患重度抑郁症的爱尔兰电台主持人成功走出抑郁，他在《别了，抑郁》一书中写道，“在未来的15年，抑郁症在全球的发病率将高于癌症和艾滋病，成为严重危害我们健康的头号杀手。”
一项在深圳企业及机关年轻白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有近80％的白领心理存在中度障碍，表现包括强迫、忧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等。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忧郁、偏执、强迫。
顾晓鸣和于海教授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都强调，社会一方面应重视抑郁症，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盲目夸大。抑郁情绪是伴随着人类始终存在的，这是人性的常态。心思越敏感的人，对事物的感知就越细腻，受到的刺激可能就越大，但对人来说感情丰富并不是坏事。应将一般性的抑郁情绪和严重的抑郁症加以区分。
精神类疾病入侵
吴芳兰张琰
两年多来，何燕玲医生一直在为自己推迟一次约会而耿耿于怀。何燕玲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治医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
当时一位多年未见的初中同学找到了她，希望她周五到家中去看一看自己的母亲，母亲患有重度抑郁症，但是父亲一直不允许母亲去医院救治。
“我非常后悔，因为一件小事情推迟这次约会，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何燕玲说。
许多抑郁症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根源在于社会普遍忽视精神类疾病”。
对精神类疾病的歧视
2005年12月初，记者打车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一听是精神卫生中心，司机立马流露出异样的眼神。
接受采访的几位医生表示，由于怕被误认为是疯子，大多数人对于精神类疾病心存疑虑，不愿正视自己心理上存在的问题。
前文提到的那位任某企业老总的易先生，去医院就诊的过程也非常偶然――易太太带着12岁的儿子来看医生，因为儿子不爱学习，在家里发脾气砸东西，甚至拿菜刀砍人。在何燕玲医生分析病情的时候，易太太突然说自己的丈夫好像情况更严重，何燕玲于是建议她丈夫也来看医生。
后来的事实表明，易先生当时的症状确实已经很严重了。易先生在诉说自己的情况时，突然痛哭起来。一旁的易太太却大声骂道：“你这个无能鬼，就知道哭!”
“我当时心十分痛，这是典型的抑郁症患者，但是家人根本不知道，甚至也不理解。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何燕玲说，大多数抑郁病人不能专心工作，他们关上门，却不做事情。
对精神类疾病的歧视是个普遍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几乎三分之二的精神疾病患者从不去看医生。究其原因，主要是怕影响声誉，遭受歧视、冷漠等，这些观念阻碍了他们的治疗。
治疗的薄弱
在产房，一名产妇拿起护士剪纱布的剪刀，开始割自己的手腕，护士一把夺去了剪刀，然后去找纱布准备给病人包扎伤口。在这个空隙，产妇跳楼自杀了。这是典型的产后抑郁症，但是护士并不清楚，也没有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最后酿成惨剧。
“这样的悲剧本可以避免，但是很多人对抑郁症认识不够，甚至包括医生。”何燕玲说。
由于抑郁症的病症常常被躯体的病痛和精神上的焦虑所掩盖；90％左右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并及时就医。
世界卫生组织在一项针对综合医院就诊者的心理障碍调查中发现，患抑郁症和恶劣心境者达12．5％，但识别率平均为55．6％，上海的识别率为21％，远远低于国外水平。
中华医学会对2400名就诊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抑郁、焦虑普遍存在于综合医院的神经内科、心血管科和消化科病人中，其发生率高达20％－25％。
“中国的心理医生仅有一万多人。在美国，心理医生与总人口的比例约为千分之一，我们的比例则是万分之一。”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赵国秋表示出他的担忧。
专家认为，抑郁症的治疗并不复杂。赵国秋说，就当前的国情来说，对心理医生的培养要分层进行。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培养心理卫生的专家，这个周期比较长，另一方面，也要培养更多的从事心理卫生的一般工作人员，他们要做的是一个普及性的工作，这个培养周期相对来说就要短一些，也能满足更多的社会需求。
赵国秋也提到在心理卫生治疗领域存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心理咨询门诊，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资质，还有一些自称为“心理大师”的人，纯粹就是骗子。赵国秋认为，这一方面说明社会对心理医生的需求量很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心理问题的基本认识不足。
构建和谐心理
抑郁症正在成为世界问题。纽约城市健康委员一位官员曾说：“抑郁是纽约头号疾病。”
面对这种现状，不少国家缺少必要的政策、计划和措施。世界卫生组织对185个国家所做的调查表明，41％的国家既没有精神健康政策，也没有在初级医疗中建立能对那些严重病症进行医治的治疗中心。另外，25％的国家缺少相应的立法，28％的国家没有这方面的独立预算。
“目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将精神卫生服务延伸，仅靠现有的精神卫生专科医院是远远不够的，要加大对综合医院精神卫生工作的力度，并应延伸到社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马弘告诉《望东方周刊》。她同时表示，中国现在比较重视精神卫生工作，卫生部也正在加大落实2004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