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宠物数量首次超过4岁以下幼儿数量？
加了“预计”“城市”的限定词，这个数据的可信度是要打个折扣的。再考虑到城市里并不是所有宠物都有统计记录，这个预测显然有相当程度靠估值，并不能和有官方统计口径的人口数量做简单的比照。而且报告整体看好宠物市场，表述上也会有倾向。
所以，这个说法本质上是个噱头。这么对比，主要是为了展示宠物行业这几年有多如火如荼。
不过，直观的数据对比虽然存疑，但趋势却是真实的：综合这几年的行业数据来看，宠物犬、猫的总数量过亿有很大的可能性，而且在青年群体中，养宠比例还会逐步上升。
从消费数据来看，养宠群体的消费潜力也在进一步被挖掘：今年上半年，A股7家主营宠物业务的上市公司均实现营收正增长，其中6家同比增幅超两位数；今年天猫双11开启预售后的一个小时内，有32家宠物品牌预售金额同比翻倍，还有73家宠物品牌只用这一个小时就赚到了去年一天的预售金额。
这意味着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养宠人将成为一部分有能力、有意愿进行表达和争取的社会利益群体，这可能会改变城市空间的分配，以及衍生出一系列社会治理中需要重新协调和分配利益的议题。
但在宠物越来越多地成为陪伴动物、扮演家庭成员的情况下，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如今在城市，狗与人同住一屋，甚至成为家庭一员，进而衍生出更多社会性需求，比如散步遛弯、学习技能、同类社交等等。这和养育一个孩子，本质上并无区别。
养宠人和非养宠人、宠物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得到更仔细的审视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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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体化的养宠需求开始突破家庭边界，进入公共空间，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必然会产生摩擦和矛盾，这也是城市宠物管理难的根源所在。
有的矛盾，看上去似乎还不算太严重，比如在公共场合遛狗不铲屎，仍能归类在文明与否的范畴，狗主人自觉一些，不难解决，但有的冲突显然要严重复杂得多，特别是当涉及狗对人的物理伤害时。
就说遛狗牵绳这事，虽是各大城市养犬条例中的一条基本规定，但现实是仍有不少狗主人做不到这一点，理由通常都出奇一致：“我们家狗乖，不咬人，不要怕。”但对怕狗人士来说，这话实在没什么说服力，不过是不牵绳的一个借口。
类似矛盾冲突越来越多，官方也开始介入。今年初，最高法就曾发布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典型案例，特别提到，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可以说，这释放了一个信号：饲养人需承担的责任将变得更重，也更明确。
可以说，如果公与私的问题未能解决，类似的冲突仍将层出不穷。这些矛盾无一不涉及那个根本问题：公共空间到底应该如何分配？
就在最近，上海徐汇滨江出现专门的“停狗处”，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宠物主人自然是点赞，这是宠物友好的体现。但对不养宠物的市民来说，且不说可能引起的卫生、伤人等问题，客观上也让渡了一部分空间使用权给了与自己无关的宠物，甚至有一种隐约的“人类优先权”被冒犯的感觉。毕竟，爱狗人有，怕狗人也有，难道只照顾一方的需求？
可以想见的是，随着私人养宠数量越来越多，宠物对公共空间的介入会更深，类似的争论今后只会更多不会更少。一开始，大家吵的是宠物能不能进公园，之后就会延伸到商场、高铁等各种场景。爱宠、养宠人士和怕宠人士之间的分歧，也可能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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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争议，是不是看着有点眼熟？
之前很多针对“宝妈”“熊孩子”的舆论争议，和养宠与非养宠人士的矛盾颇有相似之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关于“厌童”与否的争议像是人宠矛盾的一个预演：同样都是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孩子”，带娃家长和养宠人士也都负有一部分约束的责任或义务，只是可能立场和利益不同所带来的矛盾冲突要更为明显。
这些矛盾冲突，在具体的情境里并不是不能解决：“熊孩子”“熊家长”可能有过界的时候，“厌童”人士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倾向，现实到底是谁对谁错，其实是需要具体的协商和讨论。
但是一打起口水仗，大家就恨不得给对方扣上帽子，群攻之而后快，反而阻碍了共识的形成。
而回到宠物这件事上，舆论似乎也有滑向“概念”与“概念”空吵的倾向。
爱宠人士觉得自己的需求理所应当，政治正确不容辩驳，因此站上了某种道德的制高点，给非养宠人士扣上“没有人性”的帽子，而非养宠人士则觉得，对方陷入了某种极端化思维，但应对的方式却往往是更极端的“一刀切”，动辄给对方扣上“极端动保”的帽子，对宠物喊打喊杀，甚至要求下毒灭之。
怎么看，这都不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应该有的讨论问题的态度。当具体场景中的具体问题被抽象为不同立场之间的对立时，一个本来有很多讨论空间的“权责问题”，就被偷换为了“我们”和“他们”的矛盾冲突，似乎除了二选一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无形中就造成了更深刻的对立和社会情绪的撕裂。
但事实是，无论是具体的治理问题还是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平衡，从来不是一件非黑即白的事。社会共识的形成，往往产生自多元利益主体不断博弈的缝隙之中，它必然建立在多方良性互动的基础上。
（原标题为：《如果宠物数量超过婴幼儿，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