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家庭寄养；寄养儿童；融合发展；嵌入性
作者简介：陈丽（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一、研究缘起
寄养儿童发展是儿童照顾和福利研究的重要主题，政策界和理论界对家庭寄养与机构照顾孰优孰劣的争论由来已久。家庭寄养可追溯至1601年《济贫法》中的“院内安置”精神，其后出现过由雇主负责照顾贫困儿童的“学徒制”。直到19世纪，孤儿收容所才开始逐渐取代学徒寄养。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儿童权利运动的兴起，收容所糟糕的环境遭到批判，“儿童应该被安置于家庭”的观念被重新认可。特别是1909年美国第一次白宫会议确立了家庭优先的观点——“家庭生活是文明的最好和最高产物，儿童不应被剥夺”，这次会议将机构照顾作为最后选择。自此，机构安置儿童的数量逐渐下降。
1951年，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Bowlby）提出的“依恋理论”在西方引起较大反响，成为现代家庭寄养制度最直接的理论依据。1959年11月20日，联合国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宣称儿童有权接受特别养护与协助。此后围绕着“儿童利益最大化”（bestinterestofthechild）的核心命题，学界发起了关于寄养儿童发展问题的持续讨论，促成了美国一系列儿童福利和社会政策的改革，并最终确立了寄养儿童“永久性安置”（permanentplacement）的政策目标，即通过与原生家庭重聚、收养或其他永久性安排使儿童“回归家庭”。与此同时，在寄养儿童发展的研究上主要形成了三种理论视角——依恋理论、生态系统理论、抗逆力理论。
家庭寄养的永久性安置政策保障了儿童安全地脱离国家监护权，然而这样的良意并不总是持久的。随着社会变迁和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人们表达出对寄养儿童发展的担忧，西方理论界开始对永久性安置政策进行反思。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寄养儿童在获得家庭重聚后却重新回到寄养系统，“重返寄养”（fostercarereentry）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背离了儿童利益最大化的理念，挑战了永久性安置目标的合理性。
儿童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寄养儿童这类特殊脆弱群体尤其如此。鉴于已有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寄养儿童复杂的发展问题，本研究希望在梳理现有理论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整合性的研究框架，以期对寄养儿童发展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二、儿童家庭寄养的理论透视
（一）依恋理论
依恋理论重视对人格的解释，强调儿童—父母间的依恋关系对个体人格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其创始人鲍尔比认为个体通过接近能够接触到的对象以寻求保护，当个体感受到危险时，生物本能会激发其依恋行动，这是“基本的动机系统”。个体通过这种“内部工作模式”来塑造期望并引导行为。
安斯沃斯（M.Ainsworth）发展了依恋理论，提出“安全基地行为”这一核心概念，认为“依恋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她通过“陌生情境法”实验证实了依恋关系的存在，并和其后的研究者对依恋关系进行了划分，即将依恋分为四种类型——安全型、回避型、矛盾型和混乱型。有安全依恋的儿童能调整各种情境下所遭遇的悲伤或焦虑，敢于表达消极情绪，从而更有可能发展出归属感和价值感。依恋障碍会导致儿童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不良后果更会持续到整个儿童期甚至成年以后。
已有基于依恋理论的研究，证实了家庭环境、寄养父母及安置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父母和儿童间建立的安全型依恋关系，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被剥夺母爱的儿童更容易产生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有研究认为，缺乏母子依恋、多次寄养安置导致儿童无法建立安全型依恋关系，会阻碍儿童的认知、语言和动作发展，限制他们的情绪和社会性发展，并最终使他们成长为一个很难与他人建立信赖关系的“难以接近”的“问题儿童”。对寄养儿童而言，通过频繁接触来维持良好依恋关系，不仅对亲子关系至关重要，而且对儿童的社区功能发展也至关重要；而且如果儿童和寄养父母之间的积极关系在儿童离开家后还能继续保持，那么儿童将更有可能适应他的当前状况。
依恋关系被视为解释寄养儿童行为、心理问题的一个中心机制。儿童的人格、关于自我和他人的心理表征是在依恋关系中形成的，关系的连续性、安全性将会影响儿童心理表征的一致性与依恋质量。虽然许多观察研究已经证明了依恋关系和儿童心理健康的病理学联系，例如布加勒斯特（D.Bucharest）早期干预项目揭示了安全型依恋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然而，理论界的研究结果不具一致性，在缺乏实验设计的情况下，无法得出依恋在心理障碍病因中的解释作用的确切结论。盖布勒（S.Gabler）等认为父母养育的压力和他们对儿童反应的敏感性对儿童安全感的形成和行为问题有明显的预测性，但同时发现寄养儿童的依恋安全和行为问题之间并没有显著关联。
（二）生态系统理论
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美国政府接连出台了多部儿童保护和服务法案。1961年联邦寄养基金法案扩大了救助儿童的支持范围，同时随着虐童问题走进公众视野，1974年《防治儿童虐待法》出台，更多被虐待与遭忽视的儿童被纳入寄养体系。一系列举措使得寄养儿童数量一度达到顶峰，然而在缺乏规范资金的支持下，大量困境儿童深陷于寄养系统并经历多次安置，这种长期的、无计划的“寄养漂流”（fostercaredrift）现象引发了儿童福利领域对寄养儿童生存环境与发展问题的重新认识。
理论家用生态模型来解释儿童所处的系统是如何影响其行为和认知，并最终影响其成长的。理查德森（EvinW.Richardson）等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探讨了影响儿童发展的多层系统环境。寄养制度为那些与父母在一起有风险的儿童提供了一个安全环境，尽管出于保护的目的，但由于离开原生家庭或者受创伤的性质不明，寄养安置可能会给儿童造成额外伤害。寄养的过渡性、迁移和潜在的多次安置，为寄养儿童创造了一个同非寄养儿童相比更为独特的生态，这些对寄养儿童、照顾者都有影响。
目前形成的共识是，需要采取多种协调性的办法来解决寄养儿童所面临的各种心理健康问题。莫里森（JanetMorrison）等建议在总结儿童经历和发展缺陷的基础上，采用专门针对儿童需求的生态治疗干预措施。他们通过一个被诊断为发育不良和依恋障碍的个案治疗，解释了这种方法的作用，并提出了其对社会工作实践的启示。
（三）抗逆力理论
儿童行为与心理发展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生态学研究试图覆盖所有的可能性，但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同样或相似的环境中，有些儿童有正向反应和积极发展，而另一些却向着负面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在政策实践中，从打破“寄养漂流”开始，美国家庭寄养制度开启了朝向“永久性安置”政策目标的努力。然而抱着良好愿望的规划却不总能带来稳定的结果，“重返寄养”不断发生并且持续恶化。对此，吉里根（R.Gilligan）提出应将抗逆力作为寄养安置目标的概念框架。抗逆力概念具有的包容性可以拓展永久性的内涵，不仅可以建构更广泛的衡量寄养儿童需要的框架，也能为一些儿童在逆境中表现良好的方式提供必要解释。
抗逆力通常被视为是生活在或曾经生活在逆境中却仍能胜任工作的能力，包含诸如自尊、自我效能感、反思等重要个体特质和诸如家庭凝聚力、社会支持等环境特征，这些保护性因素有助于个体成功地应对逆境和风险。抗逆力反映出逆境之下个体发展的差异性，即“为何有些人被逆境所压垮，而为数不少者却似乎未受到严重压力的破坏性影响”。蒂特斯（C.S.Titus）将抗逆力归纳为应对、稳定和建构的能力，“应对”即个体面临高风险仍能取得好结果，“稳定”指个体持续的抗压能力，“建构”即个体创伤后的心理复原和重构过程。
1.连锁反应还是缓解效应——个体—环境的互动过程
连锁反应是指某个因素的改变引起其他因素变化的连带效果，意味着前一阶段的行为、经历会引发后一阶段的结果。连锁反应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消极连锁反应即先前的风险因素会增加当事人后来遭遇困境和产生问题的可能性。这种连锁反应很可能在严重逆境与心理行为问题间所形成的持续累加的恶性循环中愈演愈烈。积极连锁反应即之前有益的经历会引发更多的积极因素和资源，从而提高逆境到来时的应对能力并获得良好结果，此种叠加作用最终使个体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对于受到风险影响的个体，保护因素作为“压力缓冲因素”也会缓解这种消极影响，对意外伤害和压力事件起到缓冲作用，即缓解效应。缓冲因素既可以是融洽的家庭关系、较好的社会网络、积极的生活事件等外部因素，也可以是自律性、乐观主义、适应能力等内部因素。个体和环境中都包括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诸多因素间也可能形成连锁反应。当危机来临时，风险因素会引致当事人的成长压力，保护因素则能有效缓解风险因素的影响，从而减轻危机事件对个体带来的不利影响，防止个体心理行为问题的出现。
斯科菲尔德（G.Schofield）及其同事通过对53名儿童在1997—1999年和2001—2002年前后两个阶段寄养效果的评估及对比研究发现，第一阶段结束时为每个寄养儿童确定的风险和保护因素对第二阶段的评估结果有解释作用。儿童遭受虐待、被拒绝等不良经历或对发展结果产生独立影响，或与其他内在和外在因素（如稳定感或教育医疗支持）相互作用，并产生连锁反应，促成螺旋上升或下降的发展结果。这项由纽菲尔德基金会资助的关于寄养儿童的纵向研究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儿童取得了良好进步，但另一些却继续经历着多重发展困境。
2.平衡、瓦解与重构——个体—环境的互动结果
“身心灵平衡状态”（biopsychospirtualhomeostasis）是身体、心理和精神对环境的一种适应状态。外界的压力或挑战导致个体自身的平衡状态被打破，这种刺激就是抗逆力产生的起点。平衡被打破的后果如何则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或继续维持或瓦解。如果个体的抗逆力特质和经历过的抗逆过程可以应对当下的突发事件，个体就不会受到外界冲击，平衡状态得以维持；反之，平衡状态则会瓦解，内外失衡的结果则是个体可能产生心理障碍或行为问题。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平衡状态是否瓦解，后者扮演着抵抗外界冲击并维持平衡的杠杆功能。瓦解既是之前生活经历中所形成的抗逆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新的抗逆力塑造的开始——重构。良性重构意味着个体能获得更多的抗逆力特质，继而提升其应对危机事件的抗逆力水平。不良重构会导致个体抗逆力停留在一个较低乃至更低的状态，为下一次失衡后的重构埋下隐患。吉里根的研究证明，一些寄养儿童能很好地应对困境或压力事件，抗逆力的重构过程也为他们未来的成长带来了难得的积极影响。
抗逆力概念为理解一些儿童在逆境中的表现方式提供了必要的解释，了解儿童在面对逆境时的抗逆力因素和调解机制是预防不良结果的关键。列韦（L.D.Leve）等通过4个完整的“多维治疗寄养计划”（MTFC）的随机临床干预试验证实了在缓冲儿童因早期逆境而产生的风险方面，抗逆力是有支持作用的。在干预的背景下，早期逆境和不良结果之间已知的联系减少了，缓冲效应会引致抗逆力发挥作用。抗逆力过程不仅直接受益于干预，而且还会启动一系列积极效应，从而充当了长期抗逆力形成的中介，“基于力量”的干预被认为是促进早期暴露于逆境的儿童抗逆力运作的潜在机制。
当然，影响抗逆力的各种因素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中。伯利（H.N.Bailey）等认为寄养儿童未消解的创伤是风险因素，其影响对于儿童来说很难说是固定的，有时表现明显，有时表现模糊。斯蒂尔（W.Steele）和库班（C.Kuban）也认为，未消解的创伤作为一种风险因素，在特定情形下甚至可能转变为保护因素，儿童因此获得“创伤后成长”。
总的来说，对抗逆力的强调是建立在社会发展领域的儿童照顾研究基础之上的，研究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孩子在遭遇巨大困难的情形下仍能很好地发展。长期被寄养的儿童经历了多重逆境，这些不良体验持续影响他们的自我效能和应对挑战的能力。然而，原生家庭、寄养父母和与儿童有关的风险和保护因素以复杂的方式交互作用，再加上儿童不同发展阶段的交错时空的效应，最终使得对问题的分析变得令人迷惑。
三、儿童家庭寄养理论的整合性框架
（一）儿童家庭寄养理论整合的基点——需要
“需要”概念是社会政策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是理解福利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的最佳角度。需要决定了服务范围、服务标准以及服务的优先顺序。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尤其是在儿童期最需要必要的照顾和保护，寄养儿童这类面临多重发展困难的特殊群体更是如此。
寄养儿童的成长经历不同于普通儿童，从发展需要上说，他们既有作为普通儿童的一般需要，又有明显的特殊需要。儿童被安置于寄养家庭，但寄养关系毕竟有别于自然家庭关系，寄养儿童的社会化过程面临不确定性。生命早期的不良遭遇带来的心理创伤，日后也会引发同一性发展中的危机。与原生家庭分离让他们很难与他人建立信任与亲密关系，更易产生情绪和行为问题。整体来说，作为社会上的典型弱势群体，寄养儿童具有个体、家庭、社会等多重脆弱性，同一般弱势群体相比，未来面临着很大程度的社会排斥，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都可能被剥夺，发展愈加艰难。也因此，寄养儿童的发展需要不是一般性的、物质性的、生存性的或者单纯的情感依恋需要，而是具有独特性、动态性、包容性且多维度的融合发展需要，要能满足寄养儿童现在和将来的身体、社会和情感需求。
（二）儿童家庭寄养理论整合的视角——嵌入性
寄养儿童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因此建构一个更为综合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十分必要。本文尝试在对寄养儿童发展需求进行界定和辨识的基础上，以嵌入性作为视角，构建整合性的研究框架，深入分析寄养儿童发展状况及差异的机理。
寄养儿童的境遇复杂，大多存在被忽视、被虐待、遭遗弃等不同情形的生命经历，离开原生家庭进入福利体系，进而被安置于社会上的其他家庭。从形式上看，这一过程具有了“嵌入”的基本特征。而伴随着养育方式改变的是寄养照顾取代了机构养育，寄养服务也被一同嵌入既有的儿童福利体系中。因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嵌入概念都符合寄养儿童及家庭寄养服务的实际状态。
儿童之于成人的重要区别在于其发展性，而寄养儿童多重脆弱的叠加又使其发展需要具有特殊性。通过嵌入性的理论视角去剖析寄养儿童复杂的发展问题，有助于以系统性的思维对寄养儿童的需要及其供给状况进行解释。为此，本文以格兰诺维特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二元框架为基础，同时考虑儿童寄养照顾中制度供给的重要性，吸纳了嵌入性理论中的“制度嵌入”维度，从制度嵌入、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入手建立起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的寄养儿童融合发展的分析框架。
（三）家庭寄养儿童融合发展框架
寄养儿童融合发展可以视为是嵌入过程和结构性要素共同塑造及交互作用的结果。只有寄养儿童获得积极发展的机会才能实现社会融合，也只有达至社会融合的状态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从结果的意义上说，寄养儿童融合发展是实现儿童在行为、文化、心理等方面达成社会融入的状态；从过程的意义上说，它可以理解为通过政策制度、服务主体、运行机制、保障条件等多层面的系统性服务，实现寄养儿童融入社会的目标。家庭寄养制度须以儿童个体实际需要满足为出发点，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体现以儿童为中心的权利观念，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
鉴于此，本研究参考社会融合理论中的维度划分标准，同时考虑寄养儿童群体特殊性和发展需要，认为寄养儿童融合发展至少包含行为融合、空间融合、心理融合三大关键维度，可以说这是当前寄养儿童融合发展的最基本和最核心需要。其中行为融合反映在行为和生活适应性上，是寄养儿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会促进或妨碍其他维度的融合；空间融合是核心，涉及社会交往、社区参与和自立能力养成，是寄养儿童发展的基本路径；心理融合是根本，包括情感依恋、复原能力和个性特质等，反映了寄养儿童融合发展的程度。前两项属客观维度，后一项属主观难度。
综上，本研究提出家庭寄养儿童嵌入性发展的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总而言之，寄养儿童的融合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认为以需求为出发点的嵌入性分析框架能整合现有研究视角，有助于理解和阐释寄养儿童的发展问题。
第一，家庭寄养本质上关乎儿童福利和权利保护问题，一国的制度理念、政策导向、文化底蕴对寄养儿童融合发展的边界具有框架性意义。需要将寄养儿童发展置于宏观的制度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因此制度嵌入性分析是必要的。制度要素是决定儿童寄养服务的关键变量，为了有效地回应儿童的发展需求，网络结构中的各主体需要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
第二，寄养儿童发展既是社会融合的结果又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过程，需要将其置于社会结构及关系中加以考察。生态系统理论揭示了寄养儿童发展的系统网络，但对网络关系的分析较为笼统，结构嵌入理论关于结构位置和关键结点的分析有利于弥补系统间互动机制分析的不足。关系嵌入理论强调依恋关系对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以强弱关系为特征的递进式分析突出了家庭对儿童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同时拓展了依恋关系的层次性。
第三，寄养儿童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情境交织性决定了儿童所嵌入之制度文化、社会网络及关系结构的任何改变都会引发其在行为、空间、心理融合上的连锁反应，进而促进或阻碍其发展，嵌入性研究框架力图呈现寄养儿童融合发展的全景式分析。
第四，本文提出的家庭寄养儿童嵌入性发展分析框架，不仅可以用于分析寄养儿童融合状况生成的机理，阐明造成寄养儿童融合程度差异的复杂原因，也可以作为探索实现寄养儿童融合发展的现实操作路径，即从制度嵌入、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入手，以需要—供给的制度逻辑建构符合寄养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融合发展政策体系，以满足寄养儿童的现实发展需要。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建设》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