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人民富有光荣革命传统。清末以来，保定是新旧思想交锋、激荡的地方，北方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进步团体纷纷成立，成为反帝反清的重要革命力量。保定还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发源地之一，一批革命志士由此踏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不仅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也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保定作为畿辅重镇，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学校众多。新文化、新思想首先在青年学生中传播。学生们阅读进步刊物、马列著作等，接受了新思想，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探索救国拯民的道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邓中夏、何孟雄等人在保定讲授新文化、传播新思想，宣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使一大批青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促进了进步社团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保定的建立。同时知识分子走出校门，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保定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1922年12月，保定第一个党小组建立，成为领导保定广大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核心力量，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等革命活动。
1926年9月，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遭到破坏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开展农民运动。1930年，保定革命斗争形势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先后成立了中共保定市委、中共保属特委，开展了农民一系列抗捐税斗争，秘密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农民武装。组织发动了五里岗暴动、飞行集会、西白城暴动、博蠡暴动等，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保定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爱国救亡运动，成立了“左联”、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救会等一批进步社团，开展了工人和学生运动。但在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下，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领导开展了大规模政治和武装斗争，建立阜平苏维埃政权、进行第二师范学校护校斗争、高蠡暴动。这些斗争虽然在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下而失败，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但是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的影响，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野心更加昭彰，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危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保定城乡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中断了两年多的中共保属特委于1936年成立，立即着手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团结各族人民，为全面抗战积蓄了力量。
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向华北大举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7月29日，北平沦陷。在中国守军与日本侵略军激战的同时，保定人民踊跃支前，组成了保定各界抗敌后援会。9月24日，随着保定城的陷落，保定平汉路沿线及平原地区各县县城相继被日军侵占。日军在其占领地烧杀抢掠，制造了多起惨案，培植汉奸政权，摧残百姓，中国人民坠入苦难的深渊。
8年抗战，晋察冀边区由初创时的39个县，发展为拥有160多个县和40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晋察冀边区和晋绥、晋冀鲁豫、山东根据地及东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发展到32万多人，基干民兵扩大到90多万人。边区军民与日伪军作战32万余次，毙伤日伪军35万人。晋察冀边区军民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保定地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抗战的核心区，出现了武工队、雁翎队、狼牙山五壮士、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爆炸英雄李勇、善打麻雀战的民兵英雄李殿冰等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人物和事迹。边区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仅边区的政权系统干部，1938年至1943年区以上干部牺牲的就有3700多人，县长以上干部有百余人。如蠡县，我党每次派去的县长都被日伪军杀害，但不怕牺牲的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形成“屡派屡杀，屡杀屡派”的局面。残酷的环境，造就了一支具有钢铁般意志、坚忍不拔的干部队伍。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立刻开始抢夺胜利果实，挑起内战，向解放区进攻。位于华北要地的保定一带成为其军事进攻的重要目标。为了捍卫用生命和鲜血得来的胜利果实，保定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开展对敌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保定地区除平汉铁路沿线和大清河以北部分县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过外，绝大多数农村和大部分县城都被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民主政权控制，这就为动员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在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调动了广大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保定地方党组织积极动员全体民众支援前线，配合野战部队在保定一带开展了一系列攻势作战，有易涞及满东战役、保南保北战役、一亩泉战斗、清风店战役、大清河北战役、平汉路破击战、保北攻城战、解放保定战斗等，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1948年11月22日，随着保定城的解放，保定全境获得了解放。
保定人民奋勇支前，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在1948年进入大决战的时刻，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进驻阜平城南庄，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保定作为革命老区，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如阜平县，抗日战争时期，全县人口不满10万，据1938年年底统计，全县有中共党员4100多人，到1945年9月，党员发展到11000多人，党的各级组织基本健全。1947年统计，全县抗（军）、干、烈属户约占全县总户数的75%。长期的革命斗争也培养、锻炼和造就了大批具有一定理论政策水平，富有革命精神和丰富实践经验，具有良好的组织能力，勇于担当，不怕牺牲的革命干部，这就为干部的不断输出支援新解放区打下了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保定老区就有一批干部随出关部队到东北解放区工作。从1947年到1949年，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保定老区抽调多批干部南下，到新解放区接管建政、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保定干部南下是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而进行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7年夏到1948年冬。这一阶段南下的地点主要是随着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到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大别山区的桐柏、江汉、鄂豫及豫西地区。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年初到新中国成立，渡江战役开始后，大片江南国土被解放，大批南下干部随着解放大军的脚步南下江南，接管新解放区。
二
1946年6月底，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地进行自卫，开始了人民解放战争。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军事方针。人民解放军在前8个月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后4个月努力打破国民党的重点进攻。经过一年战争，国民党军队被歼主力97个半旅，78万人，非正规军34万人。不仅兵力减少，而且士气低落，失败情绪蔓延。与此同时，人民解放总兵力却由120万人增加到195万人，而且后方巩固，士气高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科学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和战争形势，做出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迅速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大军12万人马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27日胜利进入大别山区，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斗争，建立了大片根据地。随之，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率军挺进豫西，到1948年11月底，建立起39个县的民主政权。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在于9月越过陇海路，挺进豫皖苏，恢复与扩大了豫皖苏解放区。三路大军在中原形成了“品”字形，开辟了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大别山区的桐柏、江汉、鄂豫及豫西大片解放区。新区开辟后需要建立新的地方政权和武装，开展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前线，需要大批有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地方干部，新区地方干部普遍感到缺乏，为此中央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地方干部支援新区。包括保定在内的晋察冀作为老解放区，担当起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使命。
据有关资料显示，1947年8月，从冀中抽调一批干部到新开辟的豫西和江汉解放区，这支干部大队由冀中贸易公司党委书记阎钧（安新籍）、冀中第八地委宣传部长薛坦（晋县籍）带队，阎钧任大队长，薛坦任政委。这批干部究竟有多少人，没有查到档案资料，据有关人士回忆，大约有800来人，南下的地点主要是在湖北西部的江汉区。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在解放区展开工作，阎钧任襄南专区副专员，薛坦任中共监沔县工委书记。
以上是第一阶段的干部南下。
从1948年开始，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军主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国民党军队防线从东北、华北逐渐溃退至华中乃至华南，从形势上来讲，“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指日可待。随着解放区面积的扩大，尤其是大、中城市接连被攻克。对于新解放区中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特别是城市的管理、秩序的维护、经济的发展、人民政权的建设和群众的安抚等等。尤其是江南，自从红军长征后，尽管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武装活动，但绝大部分地方长期成为国民党的统治区，党的组织和力量相对薄弱，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发动。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干部，仅靠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再加上就地转业的野战军干部还是备感各级干部紧缺，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到了中央的面前。
1948年8月24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在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新区所需干部数目极大……按中原区需用干部的标准，如在江南开辟一万万人口的区域，所需合格干部当在三四万之间，应请中央预为准备。”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全面考虑了全国各地的各级干部配备。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做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共需从中央局、区党委、地（市）委、县委乃至区委等五级，及大、中城市的各项干部约53000人，《决议》将抽调干部的任务明确的作了分配：华北17000人，华东和东北各15000人，西北和中原各3000人。
随着全国形势的迅猛发展，新解放区的各级干部越来越紧缺。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史称“二月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的精神，分批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开辟工作。于是在已巩固的解放区掀起了干部南下的热潮。
根据中共华北局指示精神，冀中区党委书记程子华、行署主任罗玉川、军区司令员孙毅等人研究决定：从冀中所辖各地委、行署及其所辖的各市、县中成建制抽调一批久经考验的各级干部组成南下区党委和地、县、区委各级领导班子开赴新区，充实加强新区的干部力量，为新区迅速建立人民政权和恢复经济建设开创有利条件。冀中区还于1949年2月5日发出《关于执行华北局南下干部提前集中的紧急指示》，指出：由于我军有可能提前渡江，故特急告如下：所有此次南下干部，必须于2月底以地委为单位整队赶赴正定集中完毕，待令出发。察哈尔省也相应进行了动员和安排，从各县（主要是易水、建屏等专区）以及省委党校、察哈尔贸易公司抽调干部南下，与冀中南下干部一起组成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组成方式是，本人自愿报名和组织选调相结合，组成各级机构由上级成建制的抽调。
华北南下干部纵队于1949年2月初成立，由中共察哈尔省委书记牛树才任纵队长，冀中行署副主任魏明任副纵队长，冀热察区党委副书记马天水任政治委员（时称“牛、马纵队”），其中冀中3个支队为一、二、三支队，察哈尔各县和省委党校两个支队为四、五支队，由察哈尔贸易公司南下干部组成直属队，各级干部2643名，也有资料显示，南下时计划出1个区党委，6个地委，30个县区，共抽调干部2690人，其中一套区党委80人，每一套地委60人，每一个县区75人，区党委要配备党、政、公、武、财经等方面干部，实际预备抽调2890名干部，以准备可能的减员。南下干部以地委为单位赴正定集中。其中第三支队约500名干部在安国集中，由张亮任支队长、宋大力任副支队长、马金田为政委，辖四个大队：第一大队长张玉；第二大队长王文哲；第三大队长李云、副大队长刘春义、政治委员王绳武；第四大队长张义、副大队长王发。
南下干部纵队以军事组织建制，南下干部家属一律按军属优抚。以往工作正常调动一般都不带武器，这次南下干部连同秘书、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一同配齐，满员成建制的一起走。区级干部，枪跟人走。为防止路遇残敌袭扰，纵队直属有较强战斗能力的野战分队，火力配置有轻、重机枪、六〇迫击炮等较重型武器。
2月初，全纵队干部从西柏棠出发，步行到石家庄的柳辛庄火车站乘火车，当时火车就只有平板，连车厢都没有，下雨时就一人发一块油布用来遮雨。到山东德州继续学习整顿。几天后，沿着津浦铁路时而乘车时而步行，断断续续向南推进，原因是很多路段和桥梁被国民党军队败退时破坏尚未修好。
4月上旬到达合肥。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陈毅等领导在会上作了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南下干部纵队要到达的具体目的地是皖南各地区。合肥已临近前线，战斗气氛还很浓。南下纵队从合肥出发，途经六安、舒城、安庆，直抵长江北岸。纵队领导下达了务必于4月23日完成渡江任务的命令，并传达了乘船行军的纪律，规定了运载重量，要求米袋装满，队伍再次轻装，除枪支弹药、粮食以外，人均不得超过8斤，以便顺利过江。过江后，在贵池县城，南下干部纵队和坚持皖南游击战争的沿江工委、沿江支队会了师。第三支队到芜湖地区，其中第一大队赴宣城，第二大队去繁昌，第三大队到芜湖，第四大队奔南陵；第四支队到池州地区，上级党委宣布了池州地委、行署、军分区等领导人名单：地委书记杨明，副书记张斌，组织部长刘廉明，宣传部长戈华，行署专员齐维礼，军分区司令员金明，副司令员柴树林，也宣布了贵池、东流、至德、青阳、鞠湖、石埭、铜陵、太平、繁昌县的主要负责人名单；第五支队到宣城地区；直属队到屯溪（今黄山市）。南下干部分别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迅速建立人民政权、地方武装和各群众团体，领导人民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
为了统一领导长江以南安徽省境内各地委的工作，5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成立中共皖南区党委、行署，由谢富治兼任区党委书记，牛树才、胡明、马天水任副书记，魏明任皖南行署主任。紧接着，各地、县、区党委、政府机构相继成立。南下干部在皖南的战斗生活拉开序幕。其中整建制有迹可寻的是，阜平县南下干部接管青阳县，涞源县南下干部接管泾县，唐县南下干部接管郎溪县，望都县南下干部接管宁国县，易县南下干部接管广德县，完县南下干部接管宣城县，曲阳县南下干部接管石埭（石台）县，高阳县南下干部接管芜湖县等。资料显示，不少县的干部是留一半，南下一半。
这批南下干部到达皖南工作后不久，二野受命解放大西南，成立西南服务团，在解放区抽调干部随军西进。抽调的干部主要在上海、南京、安徽等地，共16万多人，1949年10月1日出发，挺进大西南。在安徽省档案馆我们查到一卷1949年9月的《皖南区调赴西南地区干部登记表》，其中有20多位保定籍南下到皖南的干部，他们从皖南再次长途跋涉南下到祖国的西南边陲滇、黔、桂地区。
察哈尔省委从平北地区的昌平、顺义、怀柔、怀来和平汉路以西的宛平、定兴、徐水、满城、正定、平山、曲阳等县抽调区委以上干部和工作人员近300人，组建了南下地委和5个县委架子。地委书记刘昌，组织部长陈广丰，宣传部长罗拉，秘书长黄琪，专员孙国治，以及分工做群众工作的王庆山。3月底，南下地委和专署机关的人员，从张家口市乘火车到达北平，不久后到石家庄集中。当时，因平汉路尚未修复通车，杨明显、张世杰率两个县南下人员绕道天津、德州，于4月10日左右到达石家庄。崔兆春、刘俊义、张士林率领3个县南下人员先后到达石家庄，编入晋中南下区党委第四地委。
晋中南下区党委全体人员于1949年3月20日前后陆续在石家庄集结，进行整训和学习，到4月下旬结束。南下区党委主要领导成员是：区党委书记武光，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周小舟，组织部部长阎子祥，副部长赵鹏飞，秘书长樊雨生，宣传部副部长葛琛，武装部部长赵汾甫，社会部部长夏印，妇委书记赵辉，副书记李六平。行政公署主任牛荫冠，副主任张干承。其中所属五地委书记刘旭，组织部部长刘键，宣传部部长黄光，秘书长杨达，专员张根生，公安处处长朱干。
晋中南下区党委在石家庄集训一个半月，进行南下思想动员，还就地开展了调查研究。“五一”节前后，晋中南下区党委所属全体人员离开石家庄分批南下，途经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开封市，作短暂停留。5月中旬抵达河南巩县，在那里待命约一个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组织整编。上级指示晋中南下区党委干部主要进入湖南省的长沙﹑衡阳﹑会同等地区，部分干部压一级（区党委的到地委，地委的到县委）。具体整编方案是：南下区党委和行署机关及一﹑二﹑五地委共1500余人进入长沙地区，三地委和六地委合并，进入衡阳地区，四地委主要进入会同地区，并相应组建了南下长沙地委﹑衡阳地委和会同地委等建制。此外，还从各地委抽调了部分人员进入衡阳市。少数干部留中原局和调省内外其他单位工作。
其中南下会同地委主要由察哈尔省南下干部组成，主要领导成员是：地委书记葛琛，副书记刘昌，宣传部部长罗拉，组织部部长陈光锋，秘书长黄琪；专署专员孙国治，秘书主任郭丕基，公安处处长张英。各县主要领导成员是：会同县县委书记杨明显，县长王云波；芷江县县委书记崔兆春，县长韩晓瑞；怀化县县委书记张士林，县长何栋；黔阳县县委书记刘俊义，县长张茂林；晃县县委书记赵振英，县长肖林。
1949年8月，由350多名学员组成的华北大学南下队伍，与华北革命大学的500余名南下学员一起，在晋中南下区党委派员带队下，组队南下，他们8月初离开北平，乘火车经天津、济南、徐州、郑州、武汉等地，于9月中旬辗转到达湖南长沙，进行了短期的学习培训后，由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统一分配了工作，主要是到长沙、湘潭、衡阳、会同、沅陵等地市，其中有半数去了形势复杂艰险的湘西地区。
除成规模、成建制南下干部外，从解放军部队官兵中转留在南方的，以及从北方其他解放区南下的干部。如太行区党委代书记、军区政委冷楚（易县籍），1949年4月担任南下区党委书记，带领太行、太岳区4000多名党政干部组成的长江支队随军南下福建；冀东行署农林厅厅长胡云初（阜平籍），1949年3月任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党委会成员、组教处处长，南下湖南，曾任中共湖南省衡阳地委第一书记。从目前掌握资料看，保定现辖各县、市（含定州），除没能确切查到高碑店市籍南下干部外，其他各县、市均有南下干部。据现有资料统计，南下干部人数较多的县（市）为阜平、唐县、涞源、顺平、曲阳、蠡县、高阳、安国、望都、定州、易县、满城、博野、涞水、安新、徐水、清苑等。从南下地区看，几乎遍布于南方各省，而以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最为集中。
三
南下干部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扎下根来，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和当地干部相结合，建立人民政权、地方武装和各群众团体，剿匪清霸，领导人民加紧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减租减息，减租退押，进行土地改革。开辟新区对于南下干部来说是有诸多困难的，他们面临着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由于新区群众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许多人对共产党将信将疑，加上语言不通，环境不熟，开展工作有不少障碍；再者，虽然区以上建立了新的政权，但是区以下基层组织还几乎原封未动，在那里支撑工作的还是依靠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工作人员，对这些人员既要使用，又要提防；顽固反共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还在蠢蠢欲动，有的与恶霸相勾结，成为政治土匪，也有的成为特务，打入新生的人民政权内部，时刻妄图伺机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还有一些旧有的土匪趁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干着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勾当。面临的形势的确纷繁复杂，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危及生命。
早期的南下干部，由于当时还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他们所到的地方基本属于游击区，甚至是敌占区，我们的解放区的条件异常艰苦的边区，他们又投入了新的游击战争，一边与敌人周旋，一边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解放区。如段凤梧1948年初到湖北，任川汉沔县（沔东、沔阳、仙桃）第二区（彭家场）区委书记、县委委员。这里地处江汉平原，位于湖北中南部，河湖众多。江水涨则没东南，汉水涨则没西北，合则四境皆没。常是恶水临境，堤溃垸亡，十年九水。主要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修堤治水和生产救灾工作，巩固并扩大解决区。
匪患一直是旧政权时期的顽症，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一心为人民的共产党是决不允许危害百姓的匪患存在的，所以无论是第一阶段南下干部还是第二阶段南下干部，剿匪都是一项保证百姓生活，建立人民政权的重要工作。
在豫西，满城籍南下干部李陶庭参与领导了豫西大规模剿匪行动。他1948年南下豫西后，于1949年4月调任陕州地委书记。陕州地区地处豫、晋、陕三省交界地带，历来匪患不断。加之陕州是河南省解放最晚的地区，周边残匪涌入，崤山一带成为多股土匪的巢穴。1949年春末夏初，解放军南征渡江，地方武装也大批外调，使得当地人民武装力量相对薄弱。土匪武装趁机纠集在一起，疯狂向解放区和人民政权反攻，陕州成为全省匪患最严重的地区。尽快肃清土匪成为陕州最迫切的任务，被列为1949年下半年陕州的中心工作。1949年7月3日组建河南省陕洛剿匪工作委员会和陕洛剿匪指挥部，李陶庭任工委副书记。他经常深入一线了解情况。一次在深入栾川前线布置工作时，突然遭遇土匪包围，当时他只带了很少几个人，他沉着应战，化险为夷。在大股土匪被消灭，转入清匪阶段后，及时制定颁布“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立功者受奖”的孤立匪首政策，成立了剿匪政攻队，宣传政策，瓦解敌人，设立匪伪人员登记处，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到1949年9月，剿匪基本结束，受到省委、省军区的表扬和群众的称赞。剿匪任务基本完成后，又开展了清匪反霸和土改镇反运动，彻底清除了匪患。
更多的南下干部扎根于南方，当年的他乡早已成为新的故乡。他们绝大多数成为省、地（市）、县各级各部门的骨干，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竭忠尽智，领导了所在地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用心血、智慧和汗水，甚至用鲜血和生命奠定了新中国建设的基础。他们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时代，没有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忠实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有人把长征与南下称为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两件大事，认为干部南下“是判决书、收割机和铺路石，它宣判了蒋家王朝的灭亡，收获了由千千万万个革命烈士用鲜血浇灌的革命果实，铺垫了中国南方建设新社会的基础。长征时革命者携带的是对胜利的憧憬，南下时人们高唱着胜利的凯歌。同样的，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做出了重大牺牲，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所有参与南下的人，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我们既要记住长征，也不能忘记南下”。（杨敏之《铁马冰河——我的南下征程》）
毫无疑问，“南下是一种精神。数百万南下战士的坚定步伐，体现了赴汤蹈火救民于危难的献身精神，张扬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敢精神，凸显了披荆斩棘、排除万难的无畏精神，明示了担当民族大义、解放全中国、建设新国家、汇入世界潮流的时代精神”。（杨敏之《铁马冰河——我的南下征程》）
60多年过去了，这种精神仍然熠熠生辉，有着强烈的感召力和催人奋进的力量。对于南下干部这一群体，历史会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