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会冲击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
“这次三中全会通过的非常重要的决议。我们看到，中央对于一些利益涉及错综复杂的领域做出了非常困难，但非常勇敢的决定。
从长期来看，对提升中国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和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会起到很积极的影响。”
“2021年以来，我们面临的是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伴随着汇率贬值，背后基本性的因素是两个：一是房地产的调整、国内经济周期的滑落；二是大量直接投资的流出。”
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张，对外贸易摩擦压力也在增加。
高善文在点评发言环节中提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身处其中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依赖于很多协调和运作的机制。
其中，恰当且明智地处理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是维持这些协调机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从趋势性角度来看，修正失衡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要中国人扩大消费，美国人增加储蓄。
高善文从这次三中全会通过的非常重要的决议中找到了呼应点，并依次举例分析了三项政策。
他认为，“从长期来看，对提升中国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和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会起到很积极的影响。”
而从周期性角度，这要结合增长率、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汇率的全面视角来观察。
考量到当下贸易失衡的几个事实，高善文建议，
“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系，重视中国自身经济体量大造成的制造业波动的溢出效应，必须考虑引导资本的流动，并实行主动的贸易管理措施。“
今年以来，中国贸易失衡的问题引起了非常广泛的注意。
刚才张斌博士对中国贸易失衡的历史数据做了非常深入和完备的分析。
郭凯博士从全球历史长期演化的角度，论证了严重的贸易失衡可能给国际经济，甚至政治关系，带来潜在的巨大冲击。
并且，给我们展示了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身处其中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依赖于很多协调和运作的机制。
我们不能把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整体看来自由和平的国际经济和贸易秩序，视为理所当然，实际上（当前自由和平的国际经济和贸易秩序）正在遭受越来越大的挑战。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维护这样一个国际经济体系，具有巨大的自我利益。
这跟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或者1949年，甚至更早的联合国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时期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在他们的讨论中，我想做几个技术性的补充。
张斌把贸易失衡分解为周期性和趋势性两部分，我觉得是非常巧妙的做法。
首先，从趋势性的角度（来看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很多人认为是，中国的储蓄率太高，美国的储蓄率太低。
因为简单地归纳总结，贸易失衡总是表现为过剩的储蓄。之所以有持续趋势性的贸易失衡，是因为储蓄太多。
但这个问题的另外一边是美国人储蓄得太少。
而中国在疫情后，储蓄率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
但是，去看欧洲等很多国家，储蓄率的变化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从储蓄的角度来解释趋势性的变化是一个十分便利的角度。
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储蓄率的变化和美国储蓄率的变化在很多时候总是反向而动。
也因此形成了很独特的关联，但其中也许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因素。
从这个方面来看，就像很多人很多年以来一直在讲的，修正失衡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要中国人扩大消费，美国人增加储蓄。
这几乎是几十年以来，做宏观经济研究的人标准的建议。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建议，是为了呼应这次三中全会通过的非常重要的决议。
我们在这个决议之中看到，中央对于一些利益涉及错综复杂的领域做出了非常困难，但非常勇敢的决定。
从长期来看，对提升中国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和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会起到很积极的影响。
第一，在保留农民工在农村所有权益的基础上，鼓励农民工进入城市，同时给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加快农民工市民化。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法，来刺激这个（政策的实施）。
以前没有提出过明确的政策，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以后，社保、医疗、子女教育、住房要与城市居民享受一样的待遇。
在这次三中全会的全文之中，我们看到了强有力的表述。
如果这个政策能得到强有力地实施，毫无疑问有助于提高中国的消费率，降低系统性的国际收支失衡。
第二，以居住地为基础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将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逐步脱钩，以常住人口登记为基础，与居住证相挂钩。
如果这个政策完全落实，就意味着即使没有北京户口，但在北京满足一定的居住期限、有居住证，子女上学、参加高考、本地基本的医疗社会保障、享受廉租房等等，与本地居民完全一样。
当然，我知道对北京来讲，在短期之内很难做到。
但是，我们理解三中全会很重要的想法是，除了少数特大城市之外，大多数城市要推进以居住证、以常住登记人口为基础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
这意味逐步废除户籍制度。
因为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农民工进城，还有大量城市居民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
尽管大家都是城市户口，但仍会面临非常严重的歧视，而这种歧视在很多人看来是抑制消费倾向的。
在疫情结束以后，美国储蓄率下降，中国储蓄率上升，我个人认为这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有很紧密的联系。
社会保障制度不是退休以后能拿到一定的收入，而是当你遭遇系统性风险的时候，你会发现，政府站在你背后，愿意给你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是社会保障的本质含义。
第三，我们看到这一次（三中全会）在社会保障领域有了更清晰、更明确、覆盖面更广，且保障力度更大的众多措施。
如果这些措施落实下去，有助于在长期纠正国际收支失衡。
其次，如何理解周期性差异？
我自认为在国际社会周期性研究方面花的精力比较多，也有一些心得。
第一，2015年或更早之前，人民币汇率存在严重的低估。
2015年后，一直到去年8月份，中国基本上进入相对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而这种汇率制度的差异，对于周期性的贸易平衡和流动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第二，是在这个基础上，特别是在汇率相对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当我们去观察国际收支失衡时，必须把它与汇率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看得更清楚，不能只看国际收支失衡。
因为贸易顺差的扩大，可能伴随着汇率的升值，或者贬值。
这两种不同的组合，背后所需要的解释体系是十分不同的。
在一个汇率被控制并且系统性低估的条件下，我们没法很好地观察汇率压力；
而当汇率相对自由浮动的时候，把汇率变化跟贸易顺差变化结合起来观察，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
最近这一轮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实际上可以分为两段来看：一段是2018-2021年，一段是2021年到现在。
从2018年到2021年，我们面临的是汇率升值，伴随着贸易顺差的扩大，背后的基本性因素是中国竞争力的提升。
而2021年以来，我们面临的是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伴随着汇率贬值，背后基本性的因素是两个：
一个因素，毫无疑问是房地产的调整、国内经济周期的滑落；
另一个因素，是大量直接投资的流出。而这与国际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等是密切关联的。
FDI（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的流出，也可以理解为ODI（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DirectInvestment）流出的另一个版本。
而2021年以来，FDI的流出规模巨大，尽管也有美元加息等的因素，但是地缘政治绝对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2015年是一个底，2016、2017年全球经济是明显改善的。
当时全球的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都经历了很大的上涨，全球的经济增速在2016、2017年是前所未有的。
190多个国家中的绝大部分都在加速。
但当时中国的贸易盈余是在下降的。
把其重要原因无论是解释为中国经济的扩张（当时中国经济增速在下降），还是解释为全球贸易需求在下降（全球需求实际上是在扩张的），都是说不通的。
对这轮贸易平衡的周期性的变化，非常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是“三去一降一补”，即主要针对钢铁、煤炭、水泥、化工等领域的过剩产能，政府推动的强有力的去产能政策。
再叠加经济自发进行的去产能，使得中国总体的供应能力在那几年有很大的收缩，最终使得整个价格水平和盈利水平都得到了提升，但是整个经济增速实际上是在降低的。
这也说明我们观察周期性的贸易失衡，（不仅）要从需求和汇率的角度看问题，同时要从价格和增长的结合（的角度）看问题。
要同时观察增长率、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汇率，（把这些）结合在一起，才能弄清楚：
它到底是资本流动驱动的，还是需求波动驱动的？
需求的波动来自于供应端还是需求端？
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对于它的趋势的分析，包括它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的分析）变得更平衡。
实际上对2007年之前的分析，我的看法也是一样的。大多数流行的分析不能说是错的，但都只解释了一小部分。
我们在看待周期性的贸易平衡时，需要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在我看来就是把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
最后一个补充，简单概括（就是），中国现在作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了全球的1/3，跟西方七大工业国的总和差不多。
而且中国制造业产出的增速仍然维持在5%、6%，比全球经济的增速高得多。这是第一个事实。
第二个事实，无论中国的水平有多高，总需求或总供应的波动是没法避免的。
而供求之间的波动，就会形成缺口，这个缺口会通过贸易盈余的变化或者压力来反映出来。
第三个事实，是我们作为体量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贸易盈余的波动必然会对其他国家形成重大的外溢效应。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贸易平衡一定会对其他国家形成非常大的外溢效应。
这种外溢效应会引发其他国家在政治上的反弹，而这会影响目前国际自由贸易制度的存亡问题，至少它会被冲击，被瓦解，或者受到大幅度的削弱。
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不符合利益的。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可以尽量去熨平总需求的波动，但是不可能完全去消除它，我们可以尽量让汇率的波动更加自由来实现平衡。
所以，我们可以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基础，去加强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至少做好解释工作。不见得有效，但总比不解释强。
我们可以利用WTO发起诉讼，去维护自由贸易制度。但这也是将WTO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因为中国的体量太大，很多国家会面临着政治上的压力。
第四个事实，一方面我们需要一些引导资本流动的措施，比如去美国投资，在美国、土耳其、匈牙利生产汽车。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考虑一些管理贸易的措施。中国自己去管理贸易，跟其他贸易伙伴去管理贸易的区别在于，后者如果去施加进口配额、施加关税以后，政策是很难逆转的。
而如果中国自发地去发起贸易管理政策，政策就能具有足够的弹性。政策压力一消失，我们就可以变成出口补贴。
这是第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如果实行类似进口配额的拍卖，所形成的收益是被本国政府所有的，如果是别人实行进口配额的话，进口配额的钱实际上是被他们拿走了。
所以，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系，重视中国自身经济体量大造成的制造业波动的溢出效应，必须考虑引导资本的流动，并实行主动的贸易管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