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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23江西
后渤海（928年－976年？），10世纪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国家。又称后渤海国、复兴渤海。989年－1018年的渤海国称为再兴渤海。
926年，契丹国灭渤海国，渤海王大諲撰被俘虏。契丹在渤海领地设置东丹国，皇长子耶律突欲（耶律倍）被任命为国王。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凯旋途中病逝。东丹王耶律倍送太祖阿保机灵柩回国。耶律倍在藩属国作王而使得在朝中的地位有所动摇，弟耶律德光成了契丹国皇帝。
同时渤海人的反抗运动开始兴盛，在王弟大某（渤海王大諲撰之弟、名不详）的领导下，以上京龙泉府北方作为根据地。大光显（渤海王大諲撰世子）在原渤海国西南部潜伏。
天显三年（928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升东丹的东平郡为契丹国南京（今辽宁辽阳北），强行自天福城（上京龙泉府）徙东丹人民充实东平郡，天福城遂衰落。
天显五年（930年），东丹王耶律倍在争夺契丹国帝位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耶律倍因受德光猜忌，逃奔后唐，东丹国名存实亡。一部分渤海人迁居高丽。
王弟大某乘机占领忽汗城（龙泉府），大光显也在西京鸭绿府即位，后渤海建立。又收复了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咸镜道）。929年，后渤海遣使裴（王翏）至日本、高成词、成文角至后唐，请求至支援。
936年东丹国被契丹国兼并，人口被强制迁移去契丹国的其他地区。还有一部分人投奔后唐。
灭亡
]外交
931年，渤海国遣使至后唐朝贡。935年，渤海国再次遣使至后唐朝贡。954年，渤海酋豪崔乌斯三十人，投奔后周。
大真国，俗称东真国，亦称东夏国，是13世纪时蒲鲜万奴在中国东北建立的一个国家。
蒲鲜万奴原为金朝将领，担任辽东宣抚使讨伐反叛的契丹首领耶律留哥。他于贞祐三年（1215年）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年号天泰，金朝在东北的诸猛安谋克多响应。1216年降于蒙古，1217年再度自立。势力最大时，西北至上京城（今黑龙江省阿城境内白城子），西南至婆速路（今辽宁丹东境内九连城）以及部分辽东半岛区域，东南到曷懒路（今朝鲜咸镜北道吉州）与恤品路（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乌苏里斯克）。
大真国前期的政治中心在咸平（今辽宁开原北），复国后移至南京（今吉林延吉城子山）。蒲鲜万奴在国内依照金朝官制设立诸官，军队则按猛安谋克组织。
1233年，窝阔台派皇子贵由率领左翼蒙古军征讨蒲鲜万奴，在东京（今辽宁辽阳）擒之，大真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灭亡，但其后蒙古仍任命万奴及其子孙镇守原地，为其藩属。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在大真故地建立辽阳行省。
政权仍存
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发现刻有“大同”年款的官印以来，对东夏国的存亡又有新说。据王国维的考证：“《高丽史》多记东真即大真与高丽交涉事，自太宗癸巳（1233）以后，至世祖至元之末（1294），凡二十见。意万奴既擒之后，蒙古仍用之，以镇抚其地，其子孙承袭如藩国然，故尚有东真之称”（《黑鞑事略笺证》）。在《高丽史》和《元史》1233年后多年的记载中仍使用“贵国”、“东夏万奴国”的称谓。
1234年2月，“蒙古留百余骑于东真，余皆引还”（《高丽史》）。1235年设开元、南京二万户府，后者总管可能即东夏国王兼任。东夏的旧属继续维持管理着该地区的政务，而使用的年号就是“大同”，于当地出土了多颗不同年份的大同年号官印，足以证明。作为藩国的东夏，自此对蒙古一直归顺服从，并协助蒙军镇压高丽的反叛。1235年蒙古三伐高丽，东夏军即作为前导，攻下了龙津镇、镇溟城等地（《高丽史》）。1236年蒙军再入高丽，曾派援兵百余骑，侵入高丽东北境，自耀德、静边趋永兴仓（《高丽史》）。到了蒙哥统治时期，蒙古再度大规模用兵高丽，东夏又成为蒙军进兵的通路。
一、蒲鲜万奴
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它的创立者——蒲鲜万奴，在我国东北的历史上他堪称是有数的杰出人物，然而《金史》、《元史》均未为之立传，仅有散见于《纪》、《传》中某些零星事迹，这可能与史家对他怀有“逆贼”、“叛臣”的成见有关，另是修史之时，材料已然残缺不备，故直到几百年后的《新元史》、《元书》等才为之补写专传。
1214年金宣宗逃往南京（开封），中都（北京）陷落，金国覆亡已成定局，由于陆路交通联系断绝，辽东已成孤悬海外的一隅飞地，处境更为危难，“时金主御下严刻，万奴畏罪不自安，又闻东驾迁汴，不暇东顾，思乘间据地自擅”。（《蒙兀尔史记·蒲鲜万奴传》）二次败于留哥亦使他认识到金朝已无挽回中兴的可能，因而唯有改图另举，别建新业，或可振奋人心，又可免受金的制约。
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春，万奴发动兵变，分兵两路，一路南下为偏师，一路北上是主力，以攻取上京为战略目标，迅速占领了咸平、东京、沈、澄等州，接着又进攻婆速府路，攻掠上京城等地。不久留哥趁机袭破东京，建国号“辽”，万奴妻李仙娥被可特哥强娶。但留哥无意久居，劫掠一番后离去，万奴才得以收复东京。
三、曲降蒙古
大真建立之初，处境艰难，被蒙、金、辽三国所围困，阻隔了与外界联系的陆路通道。辽东南部和东部的金朝军队成为它最近的敌人，遭受最紧迫的威胁，金廷以曲赦辽东路许以高官诱使分裂的策略，图谋笼络和瓦解其军心，从内部搞垮，更调整辽东部署，“诏谕辽东诸将共讨之”。而辽由于内部的自相残杀，又迁居辽西之地，留哥更是投降蒙古，成为其附庸，虽仍有威胁，但已退居此要地位。故对大真而言，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当是兵锋正急的蒙古。如与之硬抗，必将败亡，若伪降，还可保存实力，蜷伏待机。于是，1216年10月间，递出降表，以其子帖哥为人质入侍御营。
五、威震辽东
东夏立国，金廷以蒲察五斤为辽东行尚书省，又改调至上京，同时诏捕治辽东受伪署官家属皆残酷杀害，但金军仅能退处婆速一路，艰撑危局而已，哪有与东夏对抗的实力？
耶律留哥起兵之后，其众劝自立，却降了蒙古，部下多叛，其中一部分进入高丽境内辗转侵扰，威胁王都，高丽便希望蒙古、东夏“领兵来救，一扫其类”（《高丽史》）。
1218年成吉思汗派元帅哈真和扎剌，领兵一万与留哥的余部相合开赴高丽，蒲鲜万奴亦遣元帅胡土率军二万，共有十万之众，高丽自出兵四十万，共讨于江东城下，1219年春正月，其首领喊舍自杀，余者出降，遂平。高丽为表感谢之意，向两国呈献岁贡，还约定两国遣使至高丽受纳贡物。
然东夏与蒙古之间的友好关系只是表面上的亲善，一种政治上暂时的妥协，实际上却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都在拉拢、压迫高丽以孤立或打击对方。
面对蒙古的强大，东夏不但没有与高丽联手共抗，反而不断派兵侵扰其边境劫掠，致使两国时常处于小规模的战争状态，消耗了国力，却毫无所得。
1223年木华黎经略中原未成，死于山西。
1227年成吉思汗死，窝阔台即位，经过三峰山之战，金国仅存的主力部队覆亡，蒙古的对外扩张政策有所改变，开始在东北地区大举用兵，两国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
1233年2月，元太宗“诏诸王，议伐万奴，遂命皇子贵由（即：元定宗）及诸王按赤带，将左翼军讨之”（《元史》）。参加的还有多人，隶属关系如下：
皇子贵由——国王塔思——石抹孛迭尔///石抹查剌皇子贵由——兀良合台诸王按赤带（台）——移剌买奴（左翼军）王荣祖（先“伐高丽”，后“进讨万奴擒之”）
蒙古大军取道高丽，北进东夏境内。1233年9月包围南京，虽然“城坚如立铁”（《元史》），终因寡不敌众，城陷，蒲鲜万奴被擒（一说被杀）。蒙军继续前进，攻占“开元（黑龙江省牡丹江东部）、恤品（绥芬河流域中下游），东土悉平”（《元史》）。东夏国亡，立国一十九年。
七、政权仍存
过去都认为东夏随万奴的被擒而灭亡，但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发现刻有“大同”年款的官印以来，对东夏国的存亡又有新说。据王国维的考证：“《高丽史》多记东真即大真与高丽交涉事，自太宗癸巳（1233）以后，至世祖至元之末（1294），凡二十见。意万奴既擒之后，蒙古仍用之，以镇抚其地，其子孙承袭如藩国然，故尚有东真之称”（《黑鞑事略笺证》）。另外在《高丽史》和《元史》1233年后多年的记载中仍使用“贵国”、“东夏万奴国”的称谓。
1234年2月，“蒙古留百余骑于东真，余皆引还”（《高丽史》）。
1235年设开元、南京二万户府，后者总管可能即东夏国王兼任。
东夏的旧属继续维持管理着该地区的政务，而使用的年号就是“大同”，于当地出土了多颗不同年份的大同年号官印，足以证明。
作为藩国的东夏，自此对蒙古一直归顺服从，并协助蒙军镇压高丽的反叛。
1235年蒙古三伐高丽，东夏军即作为前导，攻下了龙津镇、镇溟城等地（《高丽史》）。
1236年蒙军再入高丽，曾派援兵百余骑，侵入高丽东北境，自耀德、静边趋永兴仓（《高丽史》）。
到了蒙哥统治时期，蒙古再度大规模用兵高丽，东夏又成为蒙军进兵的通路。
据《高丽史》记载，自1249年至1259年，每年都有东夏的兵马入境侵扰。
1257年，入登州的一次多至三千余骑，1258年还出舟师围攻高城县的松岛。直至蒙古出面干预，才停止。
至元三年（1266）二月，曾设立过东京、开元、恤品、合懒、婆速等路宣抚司。
至元二十年（1283）五月，又增设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
八、历史遗迹
2、浴池山，位于延吉市东约10公里，隔一山谷与城子山相对。山顶有一圆形水池，山峦山有一烽火台。水池据传为东夏国国王蒲鲜万奴洗浴之处。
6、斐优城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图们江畔之左岸，位于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所在地的东城，隔江相望即是朝鲜的塞别尔郡市。该城周长2023米，墙高3-4米，基宽9米，东西南北各一门，具有角楼、马面等辽金古城的典型特点，是辽金古城中保存较完整的一座。该城内曾出土过十枚铜印，其中一枚为金代晚期的铜印，一枚无年号的铜印和两枚纽小铜印外，其余均为蒲鲜万奴建立东夏国的铜印。铜印为两种：一种是东夏国“天泰”年号的铜印；另一种为东夏国“大同”年号的铜印。因此认为，该城为金代晚期和东夏国的城址。有人考证，该城为东夏国的“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