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笔者曾撰写出版《新加坡为什么能？》；2011年6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作《新加坡治贪为什么能？》则是前书的续篇。其着手虽在狮城，其着眼实在中国；其潜台词是“新加坡能，中国应当也能”，其出发点是“新加坡能，中国如何更能”。
“为什么能”的缘起
先进性教育一年半过去了，但笔者的撰著并未完成。2006年10月，党中央又发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我想，新加坡也许在民主、人权、自由等方面受到西方批评，但其社会的和谐却值得称道。例如，就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言，新加坡被誉为“花园城市”；就人与人的和谐而言，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国家，却能够在人口密集的岛国营造出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局面。于是，我决定将拙作内容扩大为廉洁、活力、和谐三方面，并将它们与行动党的党徽相联系。
行动党的党徽是白底、蓝圆和红色闪电。“白底象征纯洁，强调的是廉洁；闪电象征行动，要求的是活力；蓝圆象征团结，注重的是和谐。”这里，一、三、五句话是行动党的原话，二、四、六句话是我的引申。这些引申也符合行动党的原意，并获得他们的认同。我之所以这样引申，是因为我感到，廉洁、活力、和谐既是新加坡的最大亮点，也是当前中国最为迫切的目标。全书围绕行动党党徽的上述三重象征加以论述，意在揭秘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和廉洁，解析和谐社会是怎样建成的。
《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对新加坡廉洁举措有所论述，并将其廉政体系归纳为“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薪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想贪”。据说，新加坡李显龙总理对上述归纳颇为认可，甚至能够加以背诵。他在为该书所作序中提到的“短短几行字，就概括了我们积累经年的治国方略”，指的就是上段文字。2011年1月，广东人民出版社邀约笔者撰写新加坡反腐保廉的专著。考虑到有关著述对于中国的借鉴作用，笔者毅然放下正在进行的其他课题，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新加坡治贪的研究中去。
新的著作必须避免雷同，另辟蹊径。恰在此前的2011年年初，新加坡出版了《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硬道理是相对于大道理而言。一般来说，大道理强调原则，硬道理注重实效。喜欢讲硬道理的邓小平说：“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无独有偶，李光耀也是“不在乎理论漂不漂亮、优雅不优雅。如果没有用，就换别的来做”，并认为制度、政策不是因为好才可行，而是因为可行才好。因此，硬道理就是管用、可行的道理。有感于此，笔者计划将新书起名为《新加坡治贪的硬道理》，并总结出“领导人的政治意志是治贪关键”等八条硬道理。
如果100个腐败分子只有1个被揭发、受惩罚，腐败者就会存有极大的侥幸心理，即使面对死刑的惩罚，也可能铤而走险。为了不让腐败分子漏网，新加坡在治贪方面实行了虽不好听、但很管用的“有罪推定”，即任何人财产或生活状况超过其正常收入，却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即被视为贪污。例如，“你的银行户头里有200万元，但你每月的收入是1万元，那我们会先假设你受贿，直到你证明你有能力赚取这么多钱为止。”因此，“新加坡所建立的制度，不是假设没人会贪污，而是确保一旦有人贪污受贿，必会被揭发并面对处罚。”于是，“一旦贪腐必遭揭发、处罚”，就成为新加坡治贪的硬道理。其特点是“捉贪高概率”。
新加坡行贿受贿的最高处罚是坐牢5年或罚款10万元，或两者兼施，远不及在公共场所涂鸦被判鞭刑、贩毒被判绞刑来得可怕。因此，其治贪的严厉并不表现在重罪重罚，而是表现在轻罪重罚。新加坡《防止贪污法》对贿金无最低金额限制，在一定情况下，给予或接受1元钱就算贪污，就要坐牢。这不近人情，却十分可行。理由是不接受1元钱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而坐牢是任何人都害怕的。用任何人都害怕的惩罚，去让人做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其结果是既少有人贿赂，也少有人坐牢。这叫做以刑去刑。于是，“对很小的贪腐处以相对很重的惩罚”，就成为新加坡治贪的硬道理，其特性是“对贪零容忍”。
书成之后，出版社建议将书名改为《新加坡治贪为什么能？》。新加坡华人占多数与一党长期执政的特征，表现出与中国相近的国情。一般来说，华人重视家庭亲情，也容易衍生裙带关系；一党长期执政则容易滋生骄傲，产生懈怠，腐败现象也常常相与伴随。但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却能够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被世人公认为很好地控制了贪污。这难免让人们不由自主地追问：新加坡治贪为什么能？
新加坡治贪为什么能？这既是对狮城的叩问，也是对当下的拷问！
新加坡能，中国更能
今天，中国政府强调借鉴新加坡。但历史上，行动党曾经学习共产党。为了赶走英国殖民统治者这一共同敌人，行动党建党之初党内包含“非共”、“亲共”两派，却又在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分道扬镳。前者多是英文教育出身，后者多是华文教育出身。“亲共派”深受中国共产党影响，只是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将共产党定为非法组织，所以，他们没有在组织上入党，却可说在思想上入了党，并表现出与当年的共产党员完全相同的行为和作风。李光耀是“非共派”，但他承认，在“应对共产党人的过程中，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
“亲共派”的清廉、奉献品质，对“非共派”可以是一种榜样，至少是一种鞭策。李光耀承认，行动党之所以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与建党之初党内存在“亲共派”有关。为了经得住“亲共派”的攻击，“非共派”也必须提高、保持自己的道德水准。1996年，当年的“亲共派”领袖林清祥去世，作为其头号政敌的李光耀在悼文中写道：“我非常尊重和重视他朴素的生活方式，以及他那无私的态度。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为了达成他的斗争目标，不是为了金钱利益和政治地位。他和他那群受华文教育的同道，教育我和我的同僚有关献身和斗争的意义。”
1978年，李光耀告诉前往新加坡访问的邓小平：“没有什么新加坡能够做到的，中国做不到，或者说，不能做得更好！”1992年，邓小平在提到新加坡后指出：“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两国领袖超越时光的上述对话，总能激发我新加坡研究的中国情怀，就如笔者用以自勉的对联所说的那样：倾注多年心力，笔析狮城，探究为何“新加坡能够做到”；奉献一片赤诚，情系华夏，思考如何“比他们管得更好”。（记者：吕元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