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6日讯，对于没有医学知识的普通人来说，生了病就要去求医问诊，听从医生的专业意见。然而现实中，有些患者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要么对医嘱自行判断选择，要么对医方有所隐瞒。记者日前从西城法院采访了两起判决案例，患者都在求医过程中死在医院，但在追究医院的诉讼中，死者都因自身的过错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30多岁的杨先生因臀部肿痛接连三天到北京市石景山医院看病，被诊断为肛周脓肿、臀部软组织感染。由于杨先生患有糖尿病，血糖控制差，医生建议其住院进一步治疗，控制血糖的感染，以防糖尿病并发症，并开了抗生素、外用药等多种药物。
医护人员就地抢救，却仍然没有保住他的性命，当晚，杨先生经医治无效死亡。
连续5天在两家医院就诊，最后病情未见缓解，反而死在了医院，杨先生的父母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他们将北京市肛肠医院、北京市石景山医院一并起诉，认为两家医院延误诊治，未及时让患者入院手术致其死亡，要求两医院就儿子死亡承担80%责任，共同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110万元，及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不过，考虑到杨先生本身有糖尿病，造成感染难以控制的风险更大，而且坏死性筋膜炎病死率高，病情进展凶险迅速，鉴定机构认为医方为次要责任。
经过开庭审理，法院首先明确了两家医院的责任。
法院认为，对于肛周脓肿的病情治疗，大多数需要手术。虽然石景山医院的医生已经建议患者入院治疗，但仅记载“控制血糖的感染，以防糖尿病并发症……”，病历中没有明确说明手术适应症。在门诊手册上，也未见明确治疗方案或风险提示，属于告知不充分。
到肛肠医院求医时，杨先生已经到了“坏死性筋膜炎”的程度，即便对症治疗，也免不了发生严重并发症、致残，甚至是死亡的后果，但法院认为肛肠医院作为专科医院，治疗不积极，错过救治时机，与患者死亡后果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责任。
如果就此看来，对于杨先生的死，医院的责任小不了，但杨先生自身的过错，又让合议庭不得不考虑最终的责任比例。
合议庭发现，在石景山医院就诊时，医生给杨先生开了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注射用头孢唑肟钠等多种药物，但杨先生却只领了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一种药以及输液器具，其余抗生素及外用药、止疼片等却都没有取药。
判决书阐述到，外科针对肛周脓肿开具奥硝唑及头孢唑肟钠（三代头孢），而三代头孢通常被认为对治疗该病效果更好。对于肛周脓肿的病灶如不对症用药，则无效果。但患者不明何种原因，未使用该抗生素。
法院据此判定，杨先生就医后未按医嘱建议联合用药控制感染，未配合住院检查，消极对待，导致感染急速加重，增加死亡风险，因此患者自身的重大过失与损害后果发生存在因果关系。
最终，法院认定石景山医院对病患告知不足；肛肠医院治疗不积极，错过有效抢救的窗口期，未尽到诊疗责任。结合两家医院专科诊疗条件和经验，法院确定石景山医院承担10%的责任，赔偿家属13万余元；肛肠医院承担35%的责任，赔偿48万余元。
另一起医疗纠纷同样源于一场发生在医疗机构内，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
杜女士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因为再次怀孕，她到西城区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人工流产。在询问病史，并被杜女士告知没有心肝肾疾病史，没有药物及食物过敏史之后，医生给杜女士开具了米索前列醇，让其口服，用于软化宫颈，减少手术痛苦，计划在两小时后进行人流手术。
杜女士服药1个多小时后，工作人员发现二楼卫生间的门被从里面反锁，敲门也没人回应。工作人员撬开门，发现杜女士跪趴在地，已经毫无知觉，脉搏消失，四肢冰凉……
经持续抢救，杜女士始终没有生命体征，最终被宣布死亡。
事发后，杜女士的母亲、丈夫和两个女儿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起诉，并申请鉴定卫生服务中心是否有医疗过错。
尸检鉴定显示，患者生前患有冠状动脉狭窄、陈旧性心梗，在某种诱因下导致急性冠状动脉痉挛、心肌缺血等改变，造成急性心力衰竭，致循环、呼吸衰竭死亡。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让杜女士口服的米索前列醇对于有心脏疾病的患者是禁止使用的。
鉴定机构认为，米索前列醇用于终止早孕时，必须与米非司酮配伍，严禁单独使用。若该药仅用于软化宫颈，可予阴道放置米索前列醇，而非口服。所以，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患者单独使用米索前列醇口服，存在医疗过错。患者本身有心脏疾病，单独使用该药是导致患者急性冠状动脉痉挛、心肌缺血以致死亡的诱因。杜女士的家属要求卫生服务中心承担60%的责任，赔偿94万余元。
在庭审过程中，针对鉴定意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了不少医学资料和临床应用说明，米索前列醇口服用于人工流产术前效果好，副作用小，医院不存在违反医疗常规，用药不当的问题。
经过审理，法院没有采纳鉴定中关于给药方式的分析意见，理由是无论口服或阴道给药，都无法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也就是说，对于有心脏病史的杜女士来讲，只要用了这个药，就在劫难逃。
法院认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米索前列醇有相应指征。但该药的禁忌症明确，包括：心、肝、肾疾病患者或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者；心血管疾病（包括脑血管或者冠状动脉病变）患者慎用。
据尸检病理解剖结果，杜女士既往存在较严重的冠心病史，在此次就医前出现过心区不适的症状。而事实上，她还曾去其他医院专门咨询过心脏不适的问题。法院认为，在医方询问既往病史时，杜女士隐瞒心脏病史或未客观描述其症状，以致医方无法合理调整用药。不论基于何种原因，患者隐瞒病史与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具有明确关联性，是此次医疗损害的主要因素。
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法院认为仍然存在对用药禁忌症及不良反应损害后果严重性重视不够的问题，考虑院方告知不足与自身诊疗经验欠缺有关，因此判定院方承担轻微责任，按10%比例赔偿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3万余元。
一个是没有按医嘱服药及时住院，一个是隐瞒病史吃了不该吃的药。从判决结果上看，两起案例中的死者都为自己的过失，承担了相应的责任。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本可以避免死亡的厄运。
虽然侵权责任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患者的义务，但从责任判定的角度来说，如果患者没有如实告知、没有遵从医嘱，实际上就是放任医疗风险的发生。一旦出现损害后果，那么患者就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对于医患双方的责任比例，林涛法官表示，要综合整个诊疗过程来判定。不是说患者有过错，医院就一点责任没有，也不能说医院有告知不足、延误收治的问题，就忽视患者的过失。说白了，要根据医患双方各自的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来判定，谁的过错与损害后果联系更紧密，谁的责任就更大。
“比如说那位做人流的女患者，如果明确告知了自己的心脏病史，而医生没有注意药物禁忌，仍然让她服用。那么出现损害后果，医方可能就是百分百的责任了。而她没有告知禁忌症，导致医方没能调整用药，其自身的责任显然更大。”
除了警示患者之外，林涛法官认为医疗机构应该从这些案例中吸取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