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说:“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是一只牛虻，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毛泽东说：“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浙江省义务市一位村书记在讨论时发言：现在的乡村能看见的也是失败中的成功，或成功中的失败。论一个乡村持续发展不是三年五年，可能需要三五十年，现在所谓的成功一般都是急功近利的产物。比如我们都在说发展集体经济，大多数人却把人民公社当成了模板，不知道乡村的结构在变化。我们都在讲振兴，却不让乡贤回村，给那些有老屋的城里人设置门槛，乡村没有人才，没有人怎么能振兴？
有些村庄干了五年刚刚有点起色，某某模式就出现了，有些乡村光鲜的村貌下是政府给予的几个亿，却有许多人帮助它们推广总结、摇旗呐喊，真是误人子弟！谈乡村的事最需要说得是为什么失败，讲好背后的故事是关键。现在浙江有许多成功的案例都是不太出名的乡村，这些村庄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书记村长是个兢兢业业干事有奉献精神的人，而且是一干就是十多年。现在乡村刷墙不是某个省的事，而是全国各地都一样。前几天去江西，一路看去，房子整整齐齐，可是乡村内核在哪里？大家就无解了。
另一位基层干部在讨论时发言：基层的问题，到了需要全面研究的时候了。我认为，党的政策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要么强调原则性忽视灵活性，要么强调灵活性忽视原则性，不能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从当前情况看，主要的问题是前者。例如，考核评价一个地方政府的总体工作或某一项工作（包括各级巡视），应当强调看主流、看全局、看实绩、看公论，而不纠缠细节、更不抓辫子，即抓大放小，在此基础上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高标准严要求重问责在某种程上变成“挖烂脚”甚至变相整干部，抓大放小变成“鸡蛋里挑骨头”。如此，搞得基层的同志怨声载道，心不服口也不服，因此出现某种程度的逆反心理和消极怠工现象，也在所难免。管干部力气不能只放在“管人”上，更重要的是“管心”，要让人说话，让人心服口服。习近平总书记说：“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2、转发《<人民日报>发声:成都龙潭水乡为何昙花一现》评语：
◎乡村旅游开发不是政府说开就能开的"水龙头"，它是一项综合性的开发项目，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一些地方不具备这些条件，却硬着头皮上，其结果可想而知。
◎乡村旅游开发，一定要考虑市场需求和可持续性发展。纯粹的政府投入肯定不能长久。某县开“旅发大会”，全县共同做一场秀，只为几百人看两天，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务，喧哗过后，一地鸡毛。
◎乡村旅游开发是官员们玩的"一场游戏"，但这场游戏的成本太贵了点，太不值得了，它承受的风险和伤痛让后人无法弥补，我们只能祈祷上帝保佑，让其不良后果小点、小点、再小点……
◎中国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升迁制度是这一切的推手。此外，花钱总有一种强烈的支配感，可以满足官员的自信心理。开发旅游比通过高质量的招商引资，进而增加财政收入要容易得多。盲目追求高大上洋，缺乏科学规划，最终形成不了核心竞争力，只能成为不断贬值的帐面固定资产。
3、转发《“我是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与“三农”》评语：
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情的认识和中国农村的治理以及取得的成效，毫无疑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尽管他没留过洋、也没肯过几本西方治农教本。由此促使国人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三农的发展是不是一定要以洋教条为指导？事实上，近二三十年中国三农政策制定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洋教条，比如明晰产权等。这是中国迄今为止三农困局形成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从洋教条中解放出来，一如当年毛泽东从共产国际“城市中心道路”中解放出来一样。这个任务完成得成功与否，决定着中国乡村振兴的成败。
4、转发《猪肉价格暴涨！国家被迫出手！紧急限购猪肉》评语：
2008年，我在《中国改革》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猪疫的脆弱防线》的拙文，今天再次浏览此文，发现今天发生的猪瘟并导致猪价暴涨的问题，原来是有迹可循的，或者说是有“历史原因”的。
5、转发《才吃了几天饱饭，就要搞得农村鸡飞猪跳墙》评语：
不折腾，让农民休养生息，是新中国农村70年发展经验的总结，什么时候这样做了，什么时候农村就平静、就发展，反之则相反。不折腾，体现的是“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能够做到“无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
这么些年，一些地方被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生态功能区划、精准扶贫等折腾得够呛，这些工作本身没有问题，但方式方法不对就变成劳民伤财。记得鲁迅先生有这样一段话：“为了治病，方子上开人参。病没治好，倒落个腿脚浮肿；用萝卜子来解，才恢复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倒贴了萝卜子。”
这个是2017年初的新闻，对比昨天《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召开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视频会》，不由得让人生出许多感慨：从禁得越严越好（争当无猪村无猪乡）到放得越开越好……今天养猪出现的问题到底有多少人为因素、有多少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由此不由得让社会有识之士再次聚焦我国社会治理中的某些顽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忽左忽右，甚至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等等，最后的结果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追根溯源，问题还是出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不完善上。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经济成就以及过分的权力集中，膨胀了某些领导的个人意志，使他们误以为拍脑袋做决策可以取代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比如苏荣在江西搞的“一大四小”绿化工程。由此看来，不断完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是实现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逾越的一道坎。
7、转发《燃爆！上午，就在临川一中！14000名师生出动！视频太震撼！》评语：改革开放后的江西抚州能在全国叫响的东西不多，大概就是教育了，临川一中则是其中的翘楚。在中国，高考升学率成为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尺，尤其是录取清华北大的人数，今年临川一中录取清华北大人数是23人，这在历年算少的。教育产业化在全国是失败的，但在江西抚州却有成功之处——组建临川教育集团。不过，“一校成名百校衰”，抚州全市各区县初高中拔尖学生很多都跑到临川教育集团读书，甚至全国各地都有学生慕名投奔临川教育集团。与此同时，抚州区县教育却因为少了优质生源，高考自然黯然无色，并因此形成“马太效应”。
不过，教育最让人痛心的还是几十年来因为教育投入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造成大量的教育资源浪费，令人痛心万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基本上每个行政村都建了一橦非常不错的小学教学楼，各级政府和村集体因此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现在90%都荒废了。而与此同时，城镇中小学校却人满为患，教学资源严重不足。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城乡教育资源投入的错位？原因之一是我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城市化背景下农村教育发展趋势缺乏足够的认识；原因之二是受某些政治正确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论理、政策背景、公共舆论等，像农民平等受教育权、城乡教育均等化、振兴乡村教育等。因为这些原因，本应逐渐减少乃至停掉边远农村地区教育硬件建设的投入，转而大幅增加城镇教育硬件建设的投入，但事实却与此相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领导思想僵化，仍然按照过去的发展思路，把大量宝贵的财政资金源源不断配置到农村学校，建设了大量的“空心小校”。君不见，在农村一橦橦三四层漂亮的教学楼拔地而起，但教学楼内却只有三五个学生，有的空无一人，而镇上和县城的中小学却普遍是大额班，一个班七八十个学生。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教育投入政策竟然一直沿续至今。一位在教育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过去对农村学校建设项目管理没有现在这么严，动不动就追责，因此县里领导会考虑实际情况，把城镇周边农村小学建设项目调剂到城镇，或把几个项目的资金集中起来，建几橦高质量的中小学教学楼，如早年抚州某县采取这种方式建起了县优质高中，干成了一件大事。这位朋友说，现在不敢了，地方领导害怕追责，明知在农村建教学楼没有用，也要把它建起来，然后放在那里闲置。
8、转发《广东实施乡村振兴：以“三清三拆”促“四变四”》评语：
9、转发《文创点亮乡村：朱家林上柿子红》评语：
10、转发《贺雪峰：乡村振兴与农村集体经济》评语：
贺雪峰老师的构想很好，不过这个构想在江西早有大量鲜活的实例，所以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关键的问题是基层的这些探索，严格来说是不符合中央政策规定和政策精神的，所以地方领导通常不敢旗帜鲜明地支持，尤其是一旦有人告状或上级检查组不认可就立马叫停。
11、转发《发展集体经济的调查与思考-----基于山东东村的调查》评语：
近数年来，社会各界对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呼声再起，但在深谙国情农情的有识之士看来，就总体而言，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当前形势下还看不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出路和希望在哪里。就连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全国经济总量第一的广东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也没有良策，该省目前的农村集体经济主要是“地租经济”，广东现在也不主张村集体直接投资办企业。这篇拙文是本人2016年所写，今年山东省微山县欢城镇传来消息，文中介绍的东村投资数千万元的“东大农业园”已全部拆除返耕，因此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这也印证了本人在拙文中的分析判断，各地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应当引以为戒。
12、转发《重磅！2019年土地管理法修改通过》评语：
修改土管法很有必要，但修法的实际效果尚待观察，我估计在某些方面有可能会出现政策制定者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与政策制定的初衷南辕北辙。修法和前几年开展的土地确权工作遵循的是同一个逻辑，那就是强化土地农民私有、强化农民对土地的处置权、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而强化了农民个体利益相应地就弱化了集体公共利益。
更实际的问题是，在农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产业升级等很多工作都涉及土地流转、土地调整和土地征用等，而农民对土地收益和处置权广大之后，势必加大乡村组织开展这些工作的成本和难度，使乡村工作越来越难做。因为“农户土地权利越大，反对的力量就越强，公共决策就越无法达成和执行。”“农户土地权利越大，集体行动越难，生产生活基础条件就越无法改善。”至于修法中对于宅基地有偿退出等规定，可以说法律远落后于实践，农户宅基地从来就是自愿有偿退出，也从来没有人强迫退出，或者说宅基地从来就是农民“私有”。这些问题我在拙文《土地确权，中国农村的新痛！》和《把握“土改”正确方向，正视“确权”实际效果》做了详细分析，这些拙文都在党刊上发表过，有兴趣的网民可查找阅读。
13、转发《村两委越来越机关化》评语：
回望建国70年，当前村两委机关化、行政化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每个村都要准备若干厚厚的本子，专用做各种会议的笔记，还有各种台帐、表格，所有工作检查最终都要归结到这些本子上，这个村的工作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得到上级的认可、村干部待遇升迁……一切都靠这些本子（乡里也如此）。有基层的同志告诉我说，现在的村干部已很难胜任工作了，因为很多台帐表格等设计得很复杂，有些还要上网操作。好在现在多数地方都配备了第一书记，这个任务就非他们莫属了。村两委机关化、行政化的推手无疑就是政府本身。最近山东省正在推行“村党组织书记专业化管理”便是一例。农村工作特点和方式完全不同于政府机关，村干部的岗位在田间地头、在群众炕头。村两委机关化、行政化必然会影响干群关系和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这个在某些地方或是常态和宿命，有些做产业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完成扶贫政治任务，因此检查验收过关了，这些产业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之后的事就让它自生自灭吧。前年我在河南省兰考县考察，当地知情人说，该县成立了七八家贷款公司，专为扶贫项目提供贷款。一些地方为了完成精准扶贫的政治任务，不惜代价、不顾客观规律大上项目已经或终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有多少？没有会做这样的研究和统计，媒体也鲜有这方面的报道，更不可能有这方面的公开讨论……
15、转发《农民种田要向村集体交租？确权不确地引发“民告官”！》评语：
“确权不确地”扩大化不合土地确权的政策要求，但合农情合民意，体现了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也符合《村组法》有关村民自治的规定。事实上，广东省这些年根据本省实际，突破政策条条框框的限制，支持基层开展土地整合，取得了很多的效果。江西省抚州市一些区县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有益探索，有兴趣的网友可看看我2015年写的《赋予农民承包土地的自决权――从江西省抚州市土地确权实践看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但这不是主流，因为政策不支持，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除非得到上面的认可和支持，否则是不想和不敢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蒲坚因为他的“土地信托实验”而红极一时。不过，当代中国“风水轮轮流转，各领风骚三五”，没几年蒲坚和他的“土地信托实验”便在网上销声匿迹了。这并不奇怪，因为“土地信托实验”这种泊来品不适合中国，到了中国就变味了，变成了借所谓的资本运作，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戏，这注定是玩不下去的。于是，“蒲氏忽悠”便只有内销转出口了。这似乎印证了本人早年在拙文《创新还是翻新？---评中信信托等机构的“土地信托实验”》中的分析和预判。此拙文为2015年所写，原载经济日报《市县领导参阅》。拙文对中信信托首单――安徽宿州市埔桥区土地信托项目进行了剖析，我没有去那里调研，仅以网上资料进行研究，拙文得到多位安徽大学教授的肯定，应当是撕开这个项目神秘面纱的第一人，现在四五年过去了，不知那个项目怎么样了，但失败是铁定的。
17、转发《吕新雨：塘约村、蒲韩社区和郝堂村的三个案例分析研究》评语：塘约村的“画皮”我已在《<塘约道路>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一文中剥下，贵州省也早已不把塘约村当作典型，尽管《塘约道路》曾得到了前高层某领导的肯定，这位领导称塘约村是“新时期大寨”。王宏甲先生所作的《塘约道路》注定只是昙花一现，在中国三农史上不会留下什么。因为它违背了历史发展的逻辑，书中表达的东西恐怕只是作者个人对集体化时代留恋之情的一种投射。塘约村“画皮”已剥，看看其他村的“画皮”什么时候也要剥一剥。
18、转发《林毅夫：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看起来逻辑清晰，用起来却屡屡失败》评语：
19、转发《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存在严重错误》评语：
一些地方为了政治或旅游目的随意拼凑历史、抄袭模仿、粗制滥造等现象比较严重，这些地方的领导缺乏最基本的严肃认真、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不过，由小岗村掀起的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中国农村改革，其历史正当性是不容抹杀的。我算是过来人，十多岁就参加了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以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认为分田单干是那个年代唯一正确是必然的选择，中国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正是从这里发轫！
20、转发《他们是“农民工二代”》评语：
和群众同坐一条板凳不难，难的是当“政治正确”与群众利益、群众期待不一致甚至发生矛盾的时候如何取舍？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干部尤其是中下层干部，毫无疑问会倾向于选择前者，这是现实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人民日报》本身不也是这样吗？
22、转发《解读：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评语：
这是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批官僚主义表现，全面深刻到位。众所周知，现在一些地方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很严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因此我常想，一个建党近百年执政70年的大党，为什么始终解决不好官僚主义问题？在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今天，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甚至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需要全党同志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23、转发《大跃进时期的吹牛图片，很珍贵！》评语：
24、转发《政府不包办，难度小一半！》评语：
无论是过去的新农村建设还是今天乡村振兴，政府包办现象是不容回避的一个事实。有人说：政府扶持等于乡村振兴，没有政府扶持就没有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官家自娱自乐的游戏，跟农民没有多大关系；乡村振兴是一场盛宴，当然是官员和学者以及参与其中的各类服务实体的盛宴。这样的观点显然过于偏激，但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25、转发《广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问题与政策建议》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