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李遵礼
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周燕（刊载于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主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23年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版）
被告范某某辩称：被告没有对原告的生育权进行侵害，没有隐瞒绝育手术史，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结婚之前，被告已与原告说过自己做过绝育手术，原告不但知情而且还表示愿意接受，原告所述不是事实。
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某(男)与范某某(女)在外务工时相识相恋并于2008年2月20日自愿登记结婚。张某某系初婚，范某某系再婚，范某某与前夫育有一女跟随张某某与范某某共同生活，婚后二人一直未生育共同的子女。婚后张某某要求范某某通过手术恢复生育能力，但遭到范某某拒绝。张某某庭审中称，当时考虑到二人夫妻感情尚好，并且范某某承诺会与其白头偕老，张某某便接受了范某某拒绝生育一事，并表示愿意将范某某与前夫之女视为己出进行抚养，现该女儿已成年。后来，范某某因夫妻二人发生矛盾，于2019年10月诉请离婚，后自愿撤回了起诉。2021年4月，范某某再次诉请离婚被法院判决驳回。现张某某认为，范某某多次起诉离婚，背弃了当年白头偕老的承诺，拒绝生育导致自己年岁已高，至今未育有自己的子女，给其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故于2021年7月诉至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要求范某某支付精神抚慰金15万元。
(一)生育权的基本内涵
《礼记·昏义》有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者也。”在我国古代社会，婚姻之本质在于生育，生育之目的在于延续家族血脉，具有强烈的宗法观念。在“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传统观念之下，生育成为家族成员的主要义务之一，特别对于女性来说更是如此，生育中的家族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人们权利意识逐渐增强，生育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经历从自然生育到生育义务，再到生育权利的转变。
(二)生育权的民法性质
对于生育权的法律性质存在身份权说和人格权说两种不同的观点。身份权观点将生育权限定于合法配偶之间，强调夫妻双方互为生育权的权利义务主体，认为生育权基于夫妻特定身份关系产生，具有特定身份属性，是配偶权的一种。身份权观点否定了同居者、未婚先育、丧失配偶等人生育的权利，也没有考虑到捐精冻卵、试管婴儿等生殖辅助技术环境下的生育情形。人格权观点修正了身份权观点的不足，认为生育权属于民事主体固有的人格权利，并不局限于结婚夫妻。人格权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而身份权是由一定的身份关系所派生出的权利，身份是权利产生的基础。生育是自然界赋予每一个独立自然人的天然能力，生育权也是自然人生而享有的权利并非后天赋予，也不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目前，各国法律均承认非婚生育，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权利，生育权更符合人格权的权利属性。尽管生育权的行使要受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控与限制，且权利的行使大多数与婚姻关系紧密联系，但这并不能改变生育权本身的人格权性质。基于生育权尚未成为一项具体人格权，因此可纳入一般人格权进行民法保护。
(三)我国生育权利的法律保护
1992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标志着我国对女性生育权的首次立法确认，生育权的权利属性得到彰显。该条文对男性是否享有生育权没有作出规定，实际上，这是基于男女不平等的封建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妇女长期被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出于对弱势地位妇女特殊保护的需要，法律专门明确了妇女享有生育或不生育的权利，但并未否定男性的生育权。
到了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标志着我国在立法上正式宣告了享有生育权的主体是全体公民，男性也享有生育权，并不因性别而存在差异。虽然我国上述生育权的立法表达，伴随着国家人口政策的宏观调控，但这并不影响生育权在法律层面应受保护的立法现实。
二、生育权冲突及其常见类型
怀孕后常见类型表现为：女方未经男方同意擅自终止妊娠、女方要求终止妊娠而男方进行阻碍强制女方生育、男方不愿生育而女方坚持或隐瞒生育、男方采取强制或欺骗手段对女方终止妊娠。
三、生育权冲突时的行使原则与行使规则
(一)行使原则
生育权冲突时权利行使遵循平等原则、协商原则、倾斜女性原则。平等原则方面，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在法律上明确了男性也享有生育权。男性与女性对生育权利是平等的，不因为性别而减损权利。女性生育权不受男性繁衍后代、子嗣绵延等传统思想影响权利自主，男性生育权不因妊娠分娩依托于女性而影响权利自主。协商原则方面，生育权的实现需要男女双方协作配合完成，因此，生育权行使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协商一致，使得男女生育权利处于一种平衡稳定状态。任何一方不得通过家庭暴力、精神压制、财产克扣等方式，迫使对方生育或不生育，而应充分沟通，平等协商。倾斜女性原则方面，个人的生育选择对他人福利产生的负面影响越多，他的道德权利就越弱。婴儿妊娠分娩以及哺乳直接由女性身体承受，直接关涉女性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诸多权利，承担着全部的不便、痛苦和风险。平等公正的实质要求是“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对于生育权利实现的客观不同情况，应当向女性倾斜。因此，生育权利行使要向女性倾斜。
(二)行使规则：“分阶段优先”规则
生育权的行使由夫妻协商决定，当协商不成时，有必要建立一套权利行使规则，针对不同阶段的价值侧重，明确何种权益应当优先被保护和尊重。生育权行使采取“分阶段优先”规则，具体如下：
1.怀孕前，男女任何一方不生育自由被优先尊重保护。这是生育权的平等原则所要求的，在女性尚未怀孕之前，无论男女，一方主张生育而另一方拒绝时，不生育的自由被优先尊重保护，以防止为实现生育目的男女双方相互人身强制。任何一方不愿生育，另一方都不得违背其意愿自由而强制行使生育权，否则将构成对不愿生育一方权利的侵犯。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98起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典型案例》第85号案例中，便对男方张某某的生育选择权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张某某拥有“不能被迫成为父亲”的基本权利，女方王某某在张某某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利用原有胚胎进行生育，侵犯了张某某的生育选择权。
四、侵犯生育权的司法救济路径
(一)婚内民事权利救济
当前，我国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并未明确侵犯生育权的婚内责任承担。《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二十三条仅规定，不予支持男方以女方中止妊娠为由提起的损害赔偿，并且规定因生育权纠纷导致感情破裂的，可准予离婚。对于侵犯生育权但感情尚未破裂双方不想离婚的，是否一定要迫使双方离婚才能换取救济填补被侵犯的生育权呢？并非如此。离婚是一项重大的人生抉择，涉及方方面面的考虑，应当慎之又慎，并且“感情确已破裂”是离婚的唯一要件，并不与其他利益挂钩。当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侵犯另一方生育权时，被侵犯方作为普通的民事主体可以适用《民法典》总则编以及侵权责任编中关于非财产类民事责任的规定，要求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及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这种婚内权利救济路径，既可以有效规制侵犯生育权利的行为，也可以抚慰受害方精神损害，还可以促进婚姻家庭稳定和平衡。
(二)离婚损害赔偿路径
五、本案的参考与启示
(一)“分阶段优先”规则在人工辅助生育场景中的适用
人工辅助生育包括人工授精生育(将精子移入女性体内，分为配偶间和非配偶间人工授精)、体外受精(将精子和卵细胞在体外培养后植入女性体外，即试管婴儿)、无性生殖(克隆)。人工授精与自然生育并无区别，生育权利的行使都应遵循前述“分阶段优先”规则。无性克隆尚未得到允许，因此参考“分阶段优先”规则时，主要是在试管胚胎技术情形下，以何种标准划分“优先阶段”？是以精子和卵细胞结合时划分，还是以体外培养胚胎植入母体时划分？应当以体外培养胚胎植入母体划分“优先阶段”。体外培养胚胎植入母体前，对于是否进行人工生育、体外培养胚胎是否植入母体、何时植入母体等，均应平等协商，且优先保护男女任何一方不继续推进辅助生育的意愿。当体外培养胚胎一旦植入母体，则优先保护女性生育自由，女性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继续妊娠、分娩的权利。
(二)婚前故意隐瞒绝育手术史或不能生育的疾病的司法处理
根据“分阶段优先”规则，在怀孕前双方都享有不生育的自由，因此，婚前故意隐瞒绝育手术史或不能生育疾病，并不构成对生育权的侵犯，对方不能以此为由请求损害赔偿。但是，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婚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同时，《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因重婚、实施家庭暴力或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不能生育疾病应当属于第一千零五十三条“重大疾病”范畴。故意隐瞒绝育手术史或不能生育的疾病，应当属于第一千零九十一条“重大过错”，撤销婚姻也应当属于第一千零九十一条“导致离婚”情形。因此，相对方有权请求撤销婚姻，并同时请求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