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的封建传统观念里，只有男孩才能开门立户，传宗接代，要是一对已婚夫妇没有生下男孩，就连盖个好房，做个好生意，都是村民们茶余饭后的闲谈。没有生男孩的妇女不能给新娘做嫁装被褥，也不能做喜娘，否则会让别人沾上“晦气”，而且夫妻俩在人面前抬不起头，说不起话。
在一九九四年，农村的新婚夫妇，第一胎是女儿的情况下，必须带环，间隔五年后方可取环生二胎并结扎。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带环不取，不能再生二胎。
这些鹰犬就像土匪一样实施他们的权力。他们抓不到孕妇的话，就把家里的家畜牵走，把粮食运走，把门再用封条给封住，就好像这家人犯了滔天大罪。计划生育逼得太紧，再加上人们的封建意识，导致在生育方面不如意的家庭承担了双重压力，有些人甚至上吊、跳崖……
插画师：苏丹
当年还出了一件怪事：另一个村的一个男同志，天生肚子大，他头上搁了个白毛巾，要去镇上赶集，结果被计生委的人盯上了，被当做孕妇抓去流产。那男子一急之下，把裤子脱下来，才证明他是男的，这才被放走了。
还有一家，姑嫂在同一屋睡觉，乡政府的人发觉要结扎的嫂子在家，跳墙进屋，嫂子急忙藏了起来。来人没看清是谁，就把屋里剩下的人强行抓去结扎，结果结扎的是刚过门、还没生育的小姑子。这下惹恼了小姑子的老公一家，他们把乡政府告上法院，最后乡政府给小姑家赔了钱，还给小姑做了手术。
那时候每个村里计划生育内的家庭，在乡政府都有名单，而且政府之间都是联网的，躲计划生育的妇女一旦被发现，随时会被抓到乡政府等待处罚。能躲着平安生出孩子的家庭，是很幸运的。
就在这个计划生育的紧张时期，我家大女儿一岁多，我又怀上了二胎两个多月，也成了被政府彻查要流产的对象。幸好婆婆的远房亲戚是我们乡的乡长，有了这层关系的保护，我才免去了流产的痛苦。但我又怕被别人知道，所以还是躲到亲戚家几个月，直到生孩子的那一天，才回家生下了二胎，结果又是个女儿。
这就像晴天霹雳一般，一家人又陷入了痛苦之中。公婆一家決定在月子里把孩子送给别人。我心如刀割，抱着白白胖胖的女儿，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出了月子，我就抱着孩子躲进了娘家。孩子三个月后，我带孩子跟着老公逃到了内蒙僻静的乡村。半年多后，我又怀上了三胎，又随着老公来到我们省的一个县城里，租房住下了。
当时老公生病，我怀孕了，还带着孩子，生活很是艰苦。公公也为我俩的事被关进乡政府几天，政府要求公公提供我们躲藏的地址，好把我们抓来结扎。婆婆只好把自家储备过年吃的大肥猪请人宰了，又借钱买了几袋优质大米，送给乡长和卫生院的手术大夫。乡长答应保留下我腹中的孩子，只切一根输卵管，保留一根输卵管，让我过几年再想办法生个男孩，不要逃避在外面受罪了。
乡长的这番话，让受尽折磨的公婆信在了骨头上，并打话让我老公回家带路。当晚政府的一帮人把我连夜拉回了家，第二天去了卫生院。
上了手术台后，我才知道上了乡长的当：腹中的孩子是保留下了，但同时我也被全结扎了。
为了躲开政策的风口浪尖，我再次躲到外面，直到生孩子的那天才回到了家，生下后发现又是个女儿，这次全家人又陷入失望和悲痛中。公婆一家和我娘家两个哥哥都劝我把孩子送人，再等着生个男孩。我当时拒绝了他们的恳求，我用坚定的语气说：“都全结扎了，为何要送走一个无辜的孩子呢？”被蒙在鼓里的亲人们还口口声说：“乡长是大人物，他还会骗你吗？”
最后，我去医院做了B超，证明了全结扎的事实，才打消了他们要送走孩子的念头。
乡长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利用乡亲们对他的信任，滥用自己的权力，让人看清了他那种卑劣的手段和渺小的人格。更让人丧气的是，过年的猪肉掉进了狼嘴里，使我们一家大小过了个贫困的年。
事已至此，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了三个女儿的身上，把她们一个个供上了学，在学习方面，我和老公又是给孩子做辅导，又是买课外书和练习册。如果孩子在学期末获得奖状，我在家里还按等级给她们奖励金，即使没得奖状也会给予“鼓励奖”，就这样调动了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让她们个个成了班级里的佼佼者。
后来，孩子们都考进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因为生活的压力，我和老公被迫各居异地，长年打工来供孩子上学。我时刻都鼓励着她们好好学习，考上个好大学，争取走出贫穷而落后的小山区，去寻找幸福的生活。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大姑娘从兰州舞蹈学院毕业，现在工作了。二姑娘在天水师范学的机械专业，三姑娘在大连外国语学院上日语系，都快毕业了。
孩子学业的成功，也为家族增了光、添了彩，孩子们的成就也贴进了我们村的“光荣榜”。我上次回家，平日里喜欢说闲话的人那岐视的眼光和讽刺的话语，如今都变成了羨慕和称赞。这一切也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吧！在当今的社会里，哪个女儿不如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