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拉贾斯坦邦乡村里的一座小屋内，一位34岁的寡妇，正人事不醒地躺在硬石地板上的一张毡子上，她呼吸微弱，因艾滋病而奄奄一息。
她名叫莫希妮·芭伊。直到最近，她还在自己的村庄昆左里的一家妇女卫生诊所内工作；这儿离最近的城市也有30英里。村子四周环绕着干旱的小山，该地区也因地势崎岖不平，成为印度电影制片人青睐的外景地。村民从一小片一小片的土地中刨食，种植和收割小麦也仍然全靠人力。
芭伊11岁的儿子紧张地在房子里进进出出，芭伊的妯娌跪坐在她枕头旁，眼泪汪汪地扇着一片硬纸板，借此来抵挡逼人的热浪和驱赶恼人的蚊子。芭伊没有任何艾滋药物。她将自己可怜巴巴的一点积蓄，抛掷在当地的巫师身上，而巫师向芭伊的邻居们透露了她感染5年的秘密。
还会更糟
在陷入昏迷状态5天之后，芭伊走了。
她在印度的艾滋死者名录上又添上了一笔。艾滋在印度已经悄无声息地传播了十年以上，世界卫生官员们相信，这里的疫情将出现下一个恐怖的转变。
当艾滋1990年代在非洲爆炸式蔓延时，它也正在拥有10亿人口的印度闷烧。尽管目前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口还不到1%，但印度已有近500万人感染，仅次于南非的530万。
印度的艾滋病人目前大多为男性——全国性数据显示男女患者比例为3：1，但许多卫生专家担心这将出现变化。在非洲，遭受艾滋病折磨的妇女多得不成比例，如果印度的艾滋蔓延也出现类似轨迹，像莫希妮这样的妇女将面临最大威胁。
聚焦印度
第15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已于11日在泰国首都曼谷召开，全世界将聚焦于艾滋对亚洲的威胁。在许多卫生专家看来，亚洲艾滋病的未来发展轨迹，将从印度这一典型例子中显示出来。
印度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非洲？或者它会像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那样，积极主动地从事艾滋预防与治疗，从而控制住疫情？
“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疟疾基金”执行总裁理查德·费奇姆认为，印度处于亚洲这一全球人口最多地区的中心地带，是全球的贸易中心，因此，印度是抗击艾滋的“决定性战场”。“如果印度能成功，艾滋病蔓延就能被扼制住，”他说，“如果它一旦失败，艾滋病将蔓延至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成为21世纪最严重的问题。”
脆弱的乡村
在整个印度的595个地区中，至少有50个已播下异性传播艾滋病毒的种子。如同非洲一样，妓女中出现了很高的感染率，这些妓女大多数是为城市兴旺的性交易所吸引的乡村穷人。在印度和非洲卡车司机活动的公路网络周围，感染率也令人忧心忡忡。两者都拥有大量的男性劳工，他们从其揽工的城市，将艾滋病毒携带回妻子子女生活的乡村。
印度有四分之三的人居住在乡村，那里的文盲率相当高，而现代卫生设施最多也只不过是搭了个框架。印度妇女的不平等地位也和非洲一样。无论在工作场所还是卧室里，已婚印度妇女都处于顺从的地位，比单身的女子危险更大。
索德希说，印度的人口控制提倡母亲在20岁时就绝育，这可能也将提高感染艾滋病的危险。“妇女们与丈夫商量使用避孕套的仅有的一点点权利，现在也被卷走了。”
印度政府的“全国艾滋病控制组织”已经作出保守的估计：到2010年，艾滋病毒感染者将达到900万，将有190万人死亡。但局外的各组织描绘出一幅更恐怖的图景。华盛顿智库“国家情报委员会”向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提出，到2010年，印度感染者将飙升至2500万。
民间抗争
由于印度的公共卫生投入只有微不足道的11美分，推行全印度最有效地预防艾滋病活动的重任，落到了私人医生、社会工作者和慈善组织的头上。
沙纳德·伊因加尔和基尔提·伊因加尔医生在医学院时就结识了，而且在职业生涯初期就坚信：通过在被忽略的乡村地区设立乡村妇女诊所，他们能为改变现状带来一些希望。他们在拉贾斯坦的乌代浦尔城定居下来。在这座有着30万人口的旅游城市的四周，分布着一个巨大的农业乡村网络。
1997年，他们将第一家诊所开到了昆左里，那儿位于两小时车程外的阿纳瓦里大山中。
在那儿的村庄里，高瘦的波希尔部族妇女，披着传统鲜艳的蓝绿黄粉色纱丽，赤脚行走在公路旁。她们的穿戴看上去似乎是去参加聚会，但也许是在照顾山羊或者在麦地里劳作。在这里，生活的重担都落在了妇女肩上，她们头顶沉重的水罐、米袋和一捆捆柴火，常常得跋涉好几英里。
而另一方面，拉贾斯坦邦有约40%的年轻男子，在十多岁就离开村上去城市务工。沙纳德和基尔提启动了一项计划，来增强这些年轻劳工的抗艾滋病意识，减少他们将病毒带回家的风险。
19岁的凯拉什·默赫库亚就是这样一位年轻人。4月的一个炙热的上午，他光着膀子上了长途汽车和火车前往孟买，他将为那里的一家日本钢笔厂工作一年。他的这一职位，是由沙纳德和基尔提的“健康研究与训练行动”计划安排的，该计划在职业培训中糅合了性教育和艾滋病预防教育。“我学会了如何开设银行账户存钱，学会了计划生育，”默赫库亚说，“我明白了艾滋病是如何演变的，如果有人得了艾滋病该怎么办。”他承认说，他村上“只有几个男孩”像他这样清楚这种疾病的危害。
柔弱的女人
拉贾斯坦邦乡村里的年轻女子似乎总是画地为牢。她们通常在一种类似于家中软禁的状态中长大，在别人为她们在十岁出头就安排下婚姻大事之前，没有人陪伴是不得离开家中的。到19岁时，村里有一半的女孩已经至少怀过一次孕。许多人在15岁前就做了母亲。
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女子很容易感染艾滋病。由于无力与丈夫商量采用安全性行为，数以百万计的印度妇女将自己的健康，寄望于他们丈夫的忠诚。
这种信赖有可能放错了地方。这个传统的社会连谈一谈性也要皱眉头，但在昆左里的沙纳德和基尔提的生殖卫生诊所里，20%的妇女性传播疾病检查呈阳性。
这些发现让这里的医生们心神不宁。“我认为这里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比人们所相信的要高得多，”基尔提说，“但由于没有进行艾滋病检测，我们无法知道确切的数据。”
乌代浦尔现在已可进行艾滋病检测，价格约7美元，这价格的确不算高，但没有几个人去做血液检查。对于这一贫穷郊区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每天的收入通常只有1.15美元。“去做检测很贵，而且还得赶路。人们没有多少信心。”基尔提说。由于没有治疗的希望，人们也没有接受艾滋病检测的动力。在这种生活条件下，艾滋病检测呈阳性无非就是一纸死刑宣判书。
无奈的医生
一个月前健康恶化后，芭伊去过乌代浦尔两次。她在一家私人医院里呆了5天，每天花掉约7美元，这耗掉了她月薪的大部分。她也去过公立医院，但当时还没病到被接纳的程度，也没有资格申请获得由慈善机构捐赠的数量有限的药物。
尽管向10万名印度人免费提供艾滋病药物的一项计划已经开始启动，但芭伊并没有多少希望。为艾滋病流行率据信很低的北部所有各邦提供免费药物的惟一一家中心位于遥不可及的首都新德里，那里有200名病人，只有他们才能获得足够的药物。
芭伊将自己150美金（她3个来月的薪水）的积蓄，奉献给了当地的一名巫师。在这一识字率还只有38%的乡村地区，卫生诊所的护士们都锲而不舍，试图说服病人避开传统的巫师和未经训练的行医者。那些因声称自己在西孟加拉邦受训而被当地人称之为“孟加拉医生”的江湖游医，常常靠注射维生素和其他药物，来治疗像出血和疟疾这样的普遍疾病。
乌代浦尔“塔果尔医院”照顾艾滋病人的皮肤病专家阿西特·米塔尔说，他的诊所很少能得到艾滋药物，也缺乏设备来进行艾滋病血液检测。他担心一场隐蔽的疫情正开始在拉贾斯坦邦冒头。他说：“可能会出现许许多多的莫希妮·芭伊。”
芭伊的致命病情来得很突然，她的去世对沙纳德和基尔提的打击很大。“这很是让我们反思了一阵子，让我们对它（卫生研究与培训行动）并没有带来改变而感到焦虑，”基尔提说，“而且她还是死于艾滋病的普遍传播方式——从民工丈夫传给住在村里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