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有朋友的朋友辗转问过来：他的女儿遭老师性骚扰，媒体能不能报道？
孩子所在的是上海老牌重点中学，一位物理教师对班里的女学生性骚扰长达一年，各种小动作不断，摸大腿，拍臀部：课堂上辅导作业时，大手就压过来，用大拇指揉啊揉的，同时一张大脸就贴过来；做实验时，找个机会就拍拍女生的臀部；甚至去办公室里问功课，老师还把手放到腿上前后抚摸了十来分钟……
后来一问，发现全班很多女孩都有这种经历，不是自家孩子的“敏感”，搞得女孩们上物理课时，就提心吊胆的。之后，他们也向学校投诉老师的“小动作”，但是学校的态度并不算积极，表示：查了一个月的教室监控后并没有发现问题，而且学校的教导主任还表示，学校物理老师较缺乏，不能换老师！
这时家长和学生就很尴尬了，直接报警，就可能造成与学校对立，对孩子学业造成更大的影响。毕竟孩子已经是初三毕业班，很多家庭选择了隐忍，但还是有几位家长决定较个真，就包括前述的那位朋友的朋友，选择联系媒体曝光。
此事后来被多家媒报道之后，在网上掀起一次波澜，教育部门做了回应，警察也在着手做调查，至今还是没有公布结论。不过，我对这事能否查得水落石出还是存疑的。
毕竟，这个老师的性骚扰行为属于“揩油”层面，如果是强奸、强制猥亵行为，那么还有明确的客观证据：有DNA、有血迹、有外伤等可以鉴定，而目前的指控主要就是依赖学生的陈述，如果老师死不认错，要让教育局、公安机关锁定实锤的证据，还是挺难的，毕竟警察抓人要适用“无罪推定”原则。
其实，从“自由心证”的角度来说，一个班的女孩子都提出这种控诉，是足以说服我的：这个老师有问题。只不过这个性骚扰太“普通”，“普通”到很难在法律层面固定证据。但是，利用老师身份搞这种抠抠摸摸的咸猪手，更恶心，它使一个班的女孩子长期处于恐慌和自我责难中。
我其实挺佩服那几位勇敢站出来大声说不的家长，他们在为自己家的女儿讨公道，也是在为全社会讨一个公道。只不过这条道路真的不容易。对于学校来说，一边是学生拿不出来实锤的指控，一边是学校“顶梁柱”的老师，拿着“升学压力”的大帽子压一压，就多半大事化小了。现实有时真的很残酷的。
我又想起另一桩事。
2012年6月，上海某中学多名1997届毕业男生，实名指控了一桩十多年前的性侵丑闻——该校物理名师张大同曾对多名男生实施性侵害。事件一直闹到2013年6月，官方才宣布这位原副校长因有违师德的行为被解聘。但当时他已经退休，之后是啥事儿都没有，继续打着“名师”招牌在外培训赚钱。
因为彼时《刑法》还没有修订，“猥亵儿童罪”的犯罪对象必须是14岁以下儿童，猥亵14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并不是犯罪，所以，张大同这么多年的龌龊勾当，都不是犯罪！
我和这个群体是同龄人，当时也参加过物理竞赛，隐约还记得听过张大同的培训讲座，所以，听到“张大同”的名字和性侵放在一起时，还是非常有“代入感”的。这也几乎是一个身边故事了。
哪怕是在大城市，哪怕在名校，禽兽老师也并非没有，但是法网却并不结实。像张大同这样因为法律漏洞逃过刑罚，还腆着脸以“名师”的身份继续站在讲台上，还可能继续侵害其他未成年人（甚至据说，丑闻曝光之后，还有家长把自家的小男孩送给张大同辅导，为的就是奥赛成绩）。
对于几乎是公认的禽兽教师，社会和法律却奈何不得！难道不该早早剥夺这些人为人师表的机会吗？明知道他是“狼”，为什么还要把羊往他的嘴里送？
“女童保护”2017年统计的378起性侵儿童案例中，熟人作案209起，占比59.89%。熟人中细分比例如上图。
制度
中国目前正在计划对性侵犯者实施教师职业禁入制度。
这是第一次国家级司法机关明确提出推动“性侵者教师职业禁入”。之前这项工作主要由地方在试点推进。2010年，浙江省慈溪市检察院联合其他机关制定出台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2017年8月，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启动了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限制从业机制；去年，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对4名涉嫌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进行集中宣判，公开了4人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照片、年龄、性别和案由，并被禁止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
这些公开披露和职业禁止制度也引发不小的争议。
首先，职业禁止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了“从业禁止”规定，作为“非刑罚处罚措施”，但那是针对“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的，并不能完全覆盖所有性侵者。之前地方试点，明显扩大了禁业的适用范围。
第二个问题更有争议性，对学校老师、幼儿园看护、保安实施这种职业禁入，其实是在公开这人的性侵犯罪记录，有人认为这侵犯这些人的隐私权，不利于他们回归社会。他们已经坐过牢了，不能对他们搞“一事两罚”。
争论
其实，讨论这个问题真不必端着，不必对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有多么大的期待。
所以，我们不能自作多情地强调“天下没有改造不好的罪犯”，很多人在受罚后没有继续犯罪，有时只是因为他不再能获得再犯的环境——社区禁止、职业禁入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不让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人再有机会接触孩子，这个方案更保险，而且并不是歧视——社会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其次，美国的《梅根法案》，在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上实测有效。
1994年7月，美国新泽西州一名年仅7岁的小女孩梅根·康卡（MeganKanka）受心怀不轨的邻居邀请去他家看其养的宠物，结果被强奸并杀害。原来，此人系恋童癖，之前已经有两次性暴力侵害犯罪记录。梅根的父母认为，如果他们对此人的犯罪前科等资料有所知晓，一定能事先采取恰当的措施保护好孩子。
在事件发生三个月后，即1994年10月，《犯罪登记与社区公告法》（TheRegistrationandCommunityNotificationLaws；RCNL）就由新泽西州立法机关制定并出台，这便是最初的“梅根法案”（Megan’sLaw）。
根据该法案规定，确定有罪的性犯罪者必须向执法机关进行登记。
之后，法案进一步扩张到通过公众网站、报纸、宣传手册或其他的形式，把性犯罪者的姓名、照片、住址、监禁日期和犯罪事实等告知社区的居民。
此外，美国还提出了对有性侵儿童犯罪前科人员的住处进行限制，要求他们不能住在儿童集中的区域，比如学校、儿童日托中心等。甚至，有的州还对罪犯实施了“民事关禁”，将刑满释放的罪犯交由社会机构继续对其实行监管，其实质是将危险的性暴力侵害犯罪者与社会尽量隔离。
不仅是美国，英国于1997年、爱尔兰于2001年、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于2000年、加拿大于2004年（安大略省于2001年）、南非于2007年，都建立了性犯罪登记制度。
基于外国《梅根法案》的执行经验以及性侵犯罪的“成瘾性”结论，中国司法试点也需要及时铺开，尽早取得经验，拿捏到合适的政策尺度，进而上升为国家立法。要知道，很多国家甚至引进了化学阉割技术，来对性侵犯罪实施更严厉的二次防范手段，中国还只在搞针对性侵者的教师职业禁入，已经很“斯文”了。
保护未成年人是需要制度防火墙的，老师对学生“揩油”，只要有一次实锤被治安处罚，就要钉在社区里、公布在数据库里，让犯罪者彻底丢掉教师的职业，甚至身败名裂。在这种震慑下，相信有基本理性的人都会考虑一下冲动的后果。
这个问题上，不能太圣母。
编注：据维基资料，化学阉割，又称化学去势，是一种药物控制法，注射药物，以减少男性荷尔蒙，抑制性冲动。与移除切除睾丸或卵巢的手术阉割不同，化学阉割不会真正阉割该人，也不会使其绝育。
化学阉割被部分国家采用来处遇性侵犯，以降低性冲动的方式，试图达到降低性犯罪再犯的效果；但有一些关于人权方面和可能的副作用上的争议。目前在德国、美国、意大利、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共和国部分地区、阿根廷西部曼多萨省、波兰、韩国，对强奸犯实施这种药物控制法。
参考文献：
刘军：《性犯罪记录之社区公告制度评析——以美国“梅根法”为线索》，《法学论坛》2014年2期
姚建龙、刘昊：《“梅根法案”的中国实践：争议与法理——以慈溪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