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数千年养马历史，且有丰富的骑兵历史，现在却不能产出一款像样的本土良种马，即便是知名度较高的蒙古马，也很难像国外的高头大马一样驰骋赛马场，或者在骑乘、挽车领域展示身手。为什么呢？
中国有数千年养马历史，为何始终没有好马，甚至历史上曾出现无马可用的历史。
“比我们的驴还小”
中国马不受待见，并非自当代开始。近代乃至古代的西方人，见识过中国马后都没有好评。
特别是现代中国马匹的代表蒙古马，虽然历史上帮助过北方草原游牧民南下抢劫，但在近代专业军事人员眼中，其品质很成问题，用作军马都不太可靠。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国将领就曾抱怨中国马“比我们的驴还小”。法军也因未自行准备马匹，到了中国后连拉运物资和大炮的挽马都找不到，最后不得不紧急从日本采购1100匹马，才勉强解决运力问题。
1860年进军北京的英军士兵，中为锡克骑兵。得益于长期的通商交流，英军对中国马匹的质量就有清醒的认识，骑用马和挽马都从印度直接船运到香港，共为两个非正规的印度锡克骑兵队配备了包括阿拉伯马在内的优秀战马800匹。
更让法国军队震惊的，是僧格林沁的精锐蒙古马队，其坐骑在他们的眼中“与设得兰群岛一带的马种非常相似”。
20世纪末蒙古马各项身体指标。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法国炮兵部队要求军马体高1.4米左右，蒙古马很难达标。
法国人的观察相当准确，近年来兴起的家马遗传研究，证实了包括设得兰马、冰岛马、峡湾马等在内的北欧诸马种，都与蒙古马有较为紧密的亲缘关系。据分析，最初可能是瑞典商人从俄罗斯进口了蒙古马，继而传播到北欧各地。
设得兰马是享誉世界的玩赏小马，出产于苏格兰设得兰岛，成年体高一般不超过120cm
冰岛马，与蒙古马存在较为紧密的亲缘关系，并且同样享有坚韧、吃苦耐劳和易于饲养的美誉。
而矮墩墩的北欧马，早在17世纪就遭到过欧洲人的嘲笑。
过于低矮的体型，意味着薄弱的冲击力和迟缓的奔跑速度。无论是充当强调负重和冲击力的重骑兵用马，还是追求快速灵活的轻骑兵用马，北欧马都力不从心。
即使是铁木真子孙们骑着蒙古马横扫欧亚大陆的时代，欧洲的高头大马也会让蒙古人目瞪口呆。
公元1342年，罗马教皇曾赠送元顺帝佛郎国（法国）异马一匹，《元史》记载该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近两米）”，硕大得不合情理，让元顺帝兴奋异常，不但命群臣作诗，赞颂其为天马，还吩咐朝臣周郎画了一幅《贡马图》。
不过，蒙古马水准低下倒没有难住草原上的游牧骑兵，草原蒙古马数量巨大，将士出征动辄人均三、五匹马，足以抵消质量上的不足。
元顺帝收到法国巨马，正是在朱元璋等人起事前不久。当时的中原官僚被迫作诗之余，可能也会觉得惊讶：佛郎国人凭什么能养出这么大的马？
挑剔孕育良马
法国马比蒙古马大，并非偶然情况。所谓高头大马都是人工育种的结果，但相比蒙古人这样的游牧民，定居农民对马匹的性能更挑剔，因此选育工作也更有成效。
欧洲中世纪的马种大型化，为近代进一步的马种培育奠定了基础
到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军队的马匹质量已较希腊罗马时代有了极大的飞跃，驮着重装骑士的高头大马，体型不但超过了草原马，甚至还高过素称优良的中东阿拉伯马一头。
蒙古马最被人吹捧的耐力也并不特别过硬。1903年，在北京至天津间曾举行过120km长途骑乘耐力赛，38匹蒙古马参赛，冠军的总耗时为7小时32分钟，这一成绩至今仍被很多国内马迷津津乐道。实际上，当代国际马协举办的赛程长达160km马术耐力赛，优秀赛马的成绩通常也是6至7个小时，且赛场很少见到蒙古马。
作为老牌农耕社会的中国，华夏民族也和世界其他定居民族一样，早就开展了持续的家畜育种实践，并掌握了一些基本的马种培育与改良技术。
宋人李公麟绘《五马图》中的宋马好头赤（上）四尺六寸，收于关中，体高146cm，宋马凤头骢（下）五尺四寸，收于于阗国，体高167cm。
让中国马的体格彻底沉沦的，是中国各个朝代逐步加剧的养马业国营化。
国营的灭绝性威力
中国养马业起步很早，在周代就出现了按马的不同用途分类的思想，并单独列出“种马”，显然有人工选种优育的考虑。
汉代以后，杂交育种的例子更是史不绝书，汉武帝更是痴迷中亚马种，为了得到大宛天马（费尔干纳马）马种，不惜动员巨大的人力物力，发动军事远征。唐代开始，还注重马的谱系控制，以长期保持优良种马。
1981年陕西茂陵地区出土的西汉鎏金马，挺拔的体型，修长的身颈，高耸的尾骨，具有典型的大宛天马（热血马）特点。
北宋初年的词臣王禹偁讲过一个故事：魏王符彦卿善于培育良马，优良母种马生了公马之后，为了使种马的性能更为优异，便诱骗母子乱伦杂交，被二马察觉后，双双自杀而亡。且不论马为何能突然获得人类的伦理道德，这个故事反映出，宋人已掌握回交育种技术。
虽然育种技术不断沉淀，但宋代以来，中国马种却未见改良，反而有所退化，特别是在宋明之间，军马标准降低10cm以上，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
与西方由教会、村社、贵族等私人力量主导的养马育马事业不同，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大搞“马政”，将马视为战略稀缺物资，大办官营马场。
官营事业的威力有目共睹，汉武帝朝也曾对盐铁实施官营专卖，没过多久就大面积出现了农具退回石器时代、民众吃不起盐被迫舔食土壤的奇观。
不过，汉、唐两代，养马经济奉行的是以国有化为主导的、允许多种马匹产权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因此民间养马事业繁荣。
与官营马场占据大面积的草原不同，民间马业采用的是类似欧洲的农牧混合形式，并不需要广阔草滩。民间马匹的充足，使汉朝在多次用兵耗尽官马后，依然可以通过征调民马很快恢复骑兵战力。
马业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宋代，立国之初就强敌环饲的窘迫局面，迫使宋朝建立了完善的马政制度和巨额的财政投入，不仅大办国有马场，还严令民间马匹只能由官府收购，不得自由交易，民间养马业遭受重挫。
虽然在宋真宗时期，国有马匹的数目一度达到20万匹，但付出的代价也很高昂。当时一匹国有马的成本高达500贯，是西北边贸马价的20倍，财政压力巨大，结果宋辽一停战，马匹数量就锐减，甚至有的骑兵部队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配有马。
宋大驾卤薄图局部，貌似威严的具装骑兵依仗，掩饰不住北宋骑兵军力的虚弱。
为扭转困境，在神宗朝出任宰相的王安石决定实行“保马法”，大力推动国有民营。但这一政策到实际执行起来却变成把国家的马作为任务强制摊派给老百姓代养，有幸领到这个任务的百姓常常举家逃亡。
明清两代，中国只能依靠蒙古草原提供马种，以填补国营化灾难留下的养马业空白。当然，这一时期并非所有地区民间都不养马——匪盗横行的黄淮地区是唯一能逃脱官营马匹管理的地区。
近现代中国马种改良的艰辛道路，先从长个开始
当然，现代的中国马特别是蒙古马虽然品质不佳，但也无灭绝之忧——由于马肉的色泽和口感与驴肉非常相似，普通食客难以分辨，蒙古马和其他中国马早已大量进入驴肉火烧市场，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